联合早报6月28日登载了法国巴黎宋鲁郑学者的文章《为什么感谢<建党伟业>》，文章主题思想我总结了一下几点：一，中共的当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二，中共的统治下的中国，经济腾飞，民生和谐，有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三，国家主权大于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权，只要能保持强盛大国地位，普世价值靠边站。人们都说出了国，才知道国家强大的重要性，可能是宋先生在巴黎呆的久了，一边呼吸着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一边对专制、独裁的顶礼膜拜，才得出以上普世价值相违背的结论。
宋先生错误之一是认为自由必然导致国家分裂。在《为什么感谢<建党伟业>》中提到：“至少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要自由就不能要稳定，自由的代价是国不国、家不家，也就是国破家亡”。从中国的历史看貌似如此，可是不要忘记了，中国自夏殷商时代以来从来都没有产生过自由民主的政体。因此可以认为专制只能维持一时的国家强盛，并不能维持永久的国家统一。在这中国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可以得到证实。从版图上看，中国面积最大的王朝是元朝，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铁蹄踏片亚欧大陆，建立起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盛世王朝，但其仅仅存在了162年（公元1206年～1368）年，秦朝、清朝莫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表面上维持着国家的统一，但分裂的危机依然暗流涌动，近几年的藏独、疆独、蒙独、台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发出独立的声音，更危险的是，分裂的因素并没有因为国家的表面上的强盛而消失，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从世界历史看，表面民主、实质独裁的苏联——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机器上，囊括了15个加盟共和国，版图面积高达224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2.8亿（1989年数据），但其也仅仅存在了69年，终于在1991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分裂成了15个国家，就连作者也不否认它曾经的强大。反观另外一些民主政体如美国，其1776年建国时只有13个州，后来不断吸收合并周边国家，今天国土面积已超过962万平方公里。今天依然源源不断的吸收各国移民，相信其超强地位在50年内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取代的，其即使被取代，也不是中国，因为中国的富豪和裸官都排队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门口等待移民。再从我们所“仇恨”和“鄙视”国家——日本来看，其国家版图也从1868明治维新时期的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扩展到今天的冲绳等地方，其海洋面积更是大的无法想象。所以有理由认为，从历史长期发展来看，实行自由民主政体的国家，不断落实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国家实力具有内在增殖性。国家命运始终主宰在人民大众手中，而不受官僚阶层的垄断和左右，因此更能维护政权的持久和国家的稳定。而专制和独裁的国家，由于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为了维持现状，统治者不断采用军队、警察等专制工具压制异见者，最终国家会危机四伏，群雄并起，国家陷入分裂，利比亚就是明证。
宋先生的错误之二是认为中国的土壤决定必然要实行威权政体，民主自由政体不适合中国。其在文中提到：无论采取什么制度，要想有效和成功，必须以中国文化为依归。凡是和中国文化和传统异质的制度，失败是必然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千姿百态，从古至今虽然有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占据文化之主流，但也不乏民主、自由思想的闪光点。孟子在2000年前就明确表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朝大学者黄宗羲更是倡导民治、反对封建专制，主张立公法、废私法，人权平等。而且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华文化近代也吸收了包括西欧各国的思想精髓。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早已深入人心，在我国的台湾、香港亦出现了民主、自由良性运转的典范。况且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地方自治取得了很大成效，“城头变换大王旗”也只是出现在中央政权。即使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其政权管制也只是达到县一级。那么辛亥革命后的近半个世纪为什么民主政体在中央一级没有在我国得到持续良久的运转呢？在笔者看来其原因是复杂的，并不能仅仅用文化单一因素来剖析。首先是经济拖了政治的后腿。辛亥革命一夜之间使中国建立了民主政体，但经济上还是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占主导，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兴起，但还不成气候，因此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人们很难产生民主的诉求，民主自由思想也仅仅在社会精英阶层普及，普罗大众思想还停留在帝王时代；其次是帝国列强的入侵屡次打乱中国的既定民主进程。在国民党上台以前，吴佩孚、张作霖为代表的军阀混战，实质上是代理人战争，背后都有美、日、英、法的鬼魅身影。蒋介石好不容易统一中国，正要实施宪政之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致使民主进程中断。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去完善。如果以民国38年的民主实验失败来论证民主政体不适合中国，未免有失偏薄。
宋先生的错误之三是认为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国家主权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现代化”两大历史使命，就可以拒绝民主、自由。清政府在1860年代开启的洋务运动之风潮，其现代化程度不亚于当时的日本明治时代，但为什么还有后来的辛亥革命呢？试问蒋介石父子在台湾干的好不好？为什么要台湾人民还要争自由、争人权？人并不仅仅因为肚子填饱了、腰包鼓起来了就要对当政者感恩戴德，还要尊严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国的现状是两极分化严重，阶级固化，百姓利益屡遭倾轧，言论堵塞，既得利益集团坐大坐实，普通百姓“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虽然民主有高低之分，但现在实施民主的条件已经成熟，如果当政者还久拖不决、错失机遇的话，中国30年来改革的的成果有毁之一炬的风险。因此，民主、自由可以渐进式进行，但如果进展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人民的需要、进一步退三步的话，革命也许就呼之欲来。
2011年7月8日星期五
(986)[转帖]常山夜话:如果我来答商洛公务员面试考题
考题一：如果你是局长，你的绩效奖金是下属的三倍，员工不满，媒体关注，你怎么办？
考题二：领导把你的调查报告数据改了，上级机关调查，领导让你做深刻检查，你怎么办？
这是今年6月22日，商洛市的公务员的面试考题，由于其问题非常犀利，让人不知道怎么下手。
考题内容非常具有时效性，那到底应该怎样回答呢？下面，我们可以以三种假设来回答它。
一、如果我爸是李刚，我将这样回答：
问题一：三倍咋了？这我还嫌少呢！员工不满？我KAO，TMD要造反咋的？立马给老子滚蛋！
问题二：他凭什么改我的数据、他搞过调查吗？让我做检查，老子TMD猪八戒摔扒子----不伺候（猴）！
二、如果我是穷二代出身，我将这样回答：
问题一：关于绩效工资，当初是按照上级文件执行的，没有考虑到广大员工的感受。我将深刻接受员工的批评，将多发的绩效工资退回财务，分给同事们。
问题二：当我发现自己的这一失误后，一夜都没睡着觉。我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对不起所有关心我成长的同志们。这一失误，对于我来说，即是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请领导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如果我是外交部发言人：
问题一：对于您所提出的问题，目前我还没收到正式的官方汇报。但据我所知，在我们单位，98%的员工都是举双手拥护这次绩效工资改革方案的。为此，我提醒记者朋友们，要珍惜目前来之不易的和谐发展时机，不要受别有用心人的蛊惑。
问题二：这只是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没什么实质性的差异。借此机会，我要告诉大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今年我市GDP比上一年度又提高了2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6d34e701017h1w.html
考题二：领导把你的调查报告数据改了，上级机关调查，领导让你做深刻检查，你怎么办？
这是今年6月22日，商洛市的公务员的面试考题，由于其问题非常犀利，让人不知道怎么下手。
考题内容非常具有时效性，那到底应该怎样回答呢？下面，我们可以以三种假设来回答它。
一、如果我爸是李刚，我将这样回答：
问题一：三倍咋了？这我还嫌少呢！员工不满？我KAO，TMD要造反咋的？立马给老子滚蛋！
问题二：他凭什么改我的数据、他搞过调查吗？让我做检查，老子TMD猪八戒摔扒子----不伺候（猴）！
二、如果我是穷二代出身，我将这样回答：
问题一：关于绩效工资，当初是按照上级文件执行的，没有考虑到广大员工的感受。我将深刻接受员工的批评，将多发的绩效工资退回财务，分给同事们。
问题二：当我发现自己的这一失误后，一夜都没睡着觉。我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对不起所有关心我成长的同志们。这一失误，对于我来说，即是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请领导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如果我是外交部发言人：
问题一：对于您所提出的问题，目前我还没收到正式的官方汇报。但据我所知，在我们单位，98%的员工都是举双手拥护这次绩效工资改革方案的。为此，我提醒记者朋友们，要珍惜目前来之不易的和谐发展时机，不要受别有用心人的蛊惑。
问题二：这只是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没什么实质性的差异。借此机会，我要告诉大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今年我市GDP比上一年度又提高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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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转帖]李吉诃德:郭美美是冠军
一个姿色一般、智力一般，财富了得的女子，几条微博就把大半个中国的目光招引过来，这样的影响力大概只有李娜可比。李娜是法网冠军，从某一点来看，郭美美也是“法网”冠军——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中国一个最需要法制与透明，却又最为神秘隐暗的机构整个翻起，像过了一场龙卷风，不仅花花草草，就连地基也摇动起来。
郭美美并非寻常女子，虽略输文采，却不逊风骚，更识弯弓擒大雕。简简单单几张照片，几条微博便奠定了她的地位。也许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红十字富豪榜”将有她的一席之地。自然还要过了眼下这关。
郭美美由炫富而起，到“介入调查”，之后的结局不得而知。我想她的命运取决于是被当做贞德还是贞子，做人还是做鬼。我想她最终还是要被当做替罪羊。当一个人与一个机构合作一盘“很大很大的棋”，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丢卒保车”。
作为“卒子”，郭美美实在过于招摇了。炫耀本是人的天性，这一点与动物没有太大区别。在动物多是炫耀自己的皮毛尾巴之类，人则丰富了许多，除了动物的皮毛还有其他，比如头衔容貌财富等等。以积极的角度来看，没有炫耀，人便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与创造力。比如那些奢侈的包鞋车房之类，本来就是要炫的，否则便不如回到“免裆裤子大水管儿（一种自攒的自行车）”时代。况且那时也有炫的渴望，比如一块上海牌手表，差不多一年到头都要挽着袖子，说“天气真热，我看看几点了”。
炫富不是坏事，只要你炫得生动，富得正当。中国人的不喜欢看人炫富并非一概仇富，而是炫耀者残智与物品的堆积，还有便是仇不公之富。中国的社会偏偏太多这样的不公之富，所以炫着炫着也就炫出了马脚，不知多少“炫家”就这样死掉了。
炫富没有上限，却有底线，就是不能拿公共财富或不义之财当做私人炫耀的资本。这种钱就叫“见光死”。
中国有钱人的不幸在于总是会被同一个问题追逐：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以往还好，即便追问也大多没有答案。一是因为他们做得隐秘，比如许多葛朗台书记都喜欢将现钞打包藏在床屉马桶阳台，就这样守着一堆废纸过活，直到终了“贫困”的一生；二是因为权力的护持，所谓官官相护，即便他们手脚不净也会被相互揩去；三是信息传播远不如今天的便利迅捷，挖掘的深度也远不能与“人肉”相比。之前的人民要想从《人民日报》上去找贪官，约等于到“天上人间”去找贞女。如今不同了，网络的时代，郭美美在那里噘了噘嘴巴，眨了眨睫毛，整个中国就掀起了一场风暴，为“蝴蝶效应”做了最新的注脚。
其实就人性与社会而言，掩盖财富是件令人痛苦纠结的事情。钞票不能参与流通，富贵不能挂在身上，大约就像“失足妇女”不能接客一样。所以财富一定会招摇起来，炫耀起来，否则再多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也不必什么“财产公开制度”，挖挖微博也就够了。
郭美美20岁上坐拥如此财富一定不是单靠“失足”挣来的，即使是“天上人间”的头牌也做不到这点。至于什么“母女共侍”更是网民的“羡慕嫉妒恨”使然。我不信如今社会还有那样简陋单一的“手工艺者”和“家庭作坊”。郭美美一定是有其他的本领——比如生意与经营——，她的“总经理”头衔并非浪得虚名，或竟是什么“杜撰”出来的。
如今社会相对宽容，只要正当所得，买卖也好，卖身也罢，相比非正当所得更能得到理解。因为所谓“失足妇女”是靠自己身上的“红字”生存，而非傍着什么“红十字”。两种符号的意义完全不同。
郭美美的幸运在于投身了一个最赚钱的行业，就是她所谓的“红十字商会”。尽管“红十字会”不断地“声明”、“发布”，试图剥离，但解释远远不够，而且解释与掩饰往往就是一层窗纸的两面，经不起那么轻轻一捅。
在中国，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机构，信誉与信用早已纷纷坠落，残花一般。这是事实。至于是落在茅厕还是花囿全看她们各自的运气，总之全在地上。郭美美这次不是保洁，她是葬花来的。
拿红十字会与郭美美比较，不知怎的我更相信郭美美一些。因为一个沉湎于炫耀的女人基本上是愚蠢的，而当她愚蠢的时候，基本上会讲实话。至于之后的删博认错等等无非是迫于压力，改口而已。用假话掩盖实话，再用假话掩盖假话，她的经过大体如此。
另一个证明是：红十字会的“通报”中所谓“良好声誉”、“积极贡献”的话音未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非法运作10余年的消息便被公布出来。还有“红基会”（红十字基金会）的房地产开发与销售，还有青海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尼玛因“经济问题”在调查期间突然死亡……，这些都指向了红十字会的根底。相信之后还会更多。
公益善款与一般的钱不同，红十字会不该是经营机构，而是善款的管理者与守护者。这些钱正是人心的脂膏，是要救人，不能拿来喂狗。而现实往往相反，她既是经营者，又是养犬者，抑或本身就是一个狗窝。
现在是“尼玛”，接着就是“戈壁”。中国的事情看多了你也就释然了。不要认真，认真你就错了。
有的人就很认真，叫喊什么“一日不公开，一日不捐款”，“打死也不捐钱”，“我再捐款給红十字会，我就是郭美美生的！”等等。何必赌咒，何必自贱呢？平静对待，合理排遣，今后悄悄不捐也就是了。即便某天“公开”也不要捐，因为后面你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尼玛” 、“戈壁”的！
再者，何谓“公开”呢？假如日后调查显示郭美美的身份只是“红艺人十字绣商业机构总经理”，简称“红十字商业总经理”，你又如何？
中国人活得扭曲艰难，并不在于必须时刻调动本性中的贪婪与算计，而在于需要时刻抑制本性中的悲悯与良心。大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们活得如此纠结：不施舍捐助于心不忍，却又总要疑心对方是有组织的乞丐，或者刚刚偷了井盖的团伙；要么就是担心自己的一份爱心就此变成狗粮，变成了一些人手上的名表与名烟，身上的包包与套套。
古人云“勿因善小而不为”，但接着还有一句，就是“勿因恶小而为之”。既然恶字当道，善也只好灰头土脸，无所作为。作为中国人，好好纳税便已是仁至义尽了——自然这点也难——，捐助？还是省省吧。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6301160070.html
郭美美并非寻常女子，虽略输文采，却不逊风骚，更识弯弓擒大雕。简简单单几张照片，几条微博便奠定了她的地位。也许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红十字富豪榜”将有她的一席之地。自然还要过了眼下这关。
郭美美由炫富而起，到“介入调查”，之后的结局不得而知。我想她的命运取决于是被当做贞德还是贞子，做人还是做鬼。我想她最终还是要被当做替罪羊。当一个人与一个机构合作一盘“很大很大的棋”，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丢卒保车”。
作为“卒子”，郭美美实在过于招摇了。炫耀本是人的天性，这一点与动物没有太大区别。在动物多是炫耀自己的皮毛尾巴之类，人则丰富了许多，除了动物的皮毛还有其他，比如头衔容貌财富等等。以积极的角度来看，没有炫耀，人便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与创造力。比如那些奢侈的包鞋车房之类，本来就是要炫的，否则便不如回到“免裆裤子大水管儿（一种自攒的自行车）”时代。况且那时也有炫的渴望，比如一块上海牌手表，差不多一年到头都要挽着袖子，说“天气真热，我看看几点了”。
炫富不是坏事，只要你炫得生动，富得正当。中国人的不喜欢看人炫富并非一概仇富，而是炫耀者残智与物品的堆积，还有便是仇不公之富。中国的社会偏偏太多这样的不公之富，所以炫着炫着也就炫出了马脚，不知多少“炫家”就这样死掉了。
炫富没有上限，却有底线，就是不能拿公共财富或不义之财当做私人炫耀的资本。这种钱就叫“见光死”。
中国有钱人的不幸在于总是会被同一个问题追逐：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以往还好，即便追问也大多没有答案。一是因为他们做得隐秘，比如许多葛朗台书记都喜欢将现钞打包藏在床屉马桶阳台，就这样守着一堆废纸过活，直到终了“贫困”的一生；二是因为权力的护持，所谓官官相护，即便他们手脚不净也会被相互揩去；三是信息传播远不如今天的便利迅捷，挖掘的深度也远不能与“人肉”相比。之前的人民要想从《人民日报》上去找贪官，约等于到“天上人间”去找贞女。如今不同了，网络的时代，郭美美在那里噘了噘嘴巴，眨了眨睫毛，整个中国就掀起了一场风暴，为“蝴蝶效应”做了最新的注脚。
其实就人性与社会而言，掩盖财富是件令人痛苦纠结的事情。钞票不能参与流通，富贵不能挂在身上，大约就像“失足妇女”不能接客一样。所以财富一定会招摇起来，炫耀起来，否则再多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也不必什么“财产公开制度”，挖挖微博也就够了。
郭美美20岁上坐拥如此财富一定不是单靠“失足”挣来的，即使是“天上人间”的头牌也做不到这点。至于什么“母女共侍”更是网民的“羡慕嫉妒恨”使然。我不信如今社会还有那样简陋单一的“手工艺者”和“家庭作坊”。郭美美一定是有其他的本领——比如生意与经营——，她的“总经理”头衔并非浪得虚名，或竟是什么“杜撰”出来的。
如今社会相对宽容，只要正当所得，买卖也好，卖身也罢，相比非正当所得更能得到理解。因为所谓“失足妇女”是靠自己身上的“红字”生存，而非傍着什么“红十字”。两种符号的意义完全不同。
郭美美的幸运在于投身了一个最赚钱的行业，就是她所谓的“红十字商会”。尽管“红十字会”不断地“声明”、“发布”，试图剥离，但解释远远不够，而且解释与掩饰往往就是一层窗纸的两面，经不起那么轻轻一捅。
在中国，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机构，信誉与信用早已纷纷坠落，残花一般。这是事实。至于是落在茅厕还是花囿全看她们各自的运气，总之全在地上。郭美美这次不是保洁，她是葬花来的。
拿红十字会与郭美美比较，不知怎的我更相信郭美美一些。因为一个沉湎于炫耀的女人基本上是愚蠢的，而当她愚蠢的时候，基本上会讲实话。至于之后的删博认错等等无非是迫于压力，改口而已。用假话掩盖实话，再用假话掩盖假话，她的经过大体如此。
另一个证明是：红十字会的“通报”中所谓“良好声誉”、“积极贡献”的话音未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非法运作10余年的消息便被公布出来。还有“红基会”（红十字基金会）的房地产开发与销售，还有青海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尼玛因“经济问题”在调查期间突然死亡……，这些都指向了红十字会的根底。相信之后还会更多。
公益善款与一般的钱不同，红十字会不该是经营机构，而是善款的管理者与守护者。这些钱正是人心的脂膏，是要救人，不能拿来喂狗。而现实往往相反，她既是经营者，又是养犬者，抑或本身就是一个狗窝。
现在是“尼玛”，接着就是“戈壁”。中国的事情看多了你也就释然了。不要认真，认真你就错了。
有的人就很认真，叫喊什么“一日不公开，一日不捐款”，“打死也不捐钱”，“我再捐款給红十字会，我就是郭美美生的！”等等。何必赌咒，何必自贱呢？平静对待，合理排遣，今后悄悄不捐也就是了。即便某天“公开”也不要捐，因为后面你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尼玛” 、“戈壁”的！
再者，何谓“公开”呢？假如日后调查显示郭美美的身份只是“红艺人十字绣商业机构总经理”，简称“红十字商业总经理”，你又如何？
中国人活得扭曲艰难，并不在于必须时刻调动本性中的贪婪与算计，而在于需要时刻抑制本性中的悲悯与良心。大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们活得如此纠结：不施舍捐助于心不忍，却又总要疑心对方是有组织的乞丐，或者刚刚偷了井盖的团伙；要么就是担心自己的一份爱心就此变成狗粮，变成了一些人手上的名表与名烟，身上的包包与套套。
古人云“勿因善小而不为”，但接着还有一句，就是“勿因恶小而为之”。既然恶字当道，善也只好灰头土脸，无所作为。作为中国人，好好纳税便已是仁至义尽了——自然这点也难——，捐助？还是省省吧。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6301160070.html
(984)[转帖]王馨语:5毛有话说之与时具进
／／5毛党上岗必修教材／／
从58年前渣子洞的黑牢诗篇，挺进报到“为了你5123”微博，从潜伏的地下工作者到曝光的卫生局长，从“没有理想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到“没有身体的互相拥有是不完美的“，从“小心敌人耳目”到“你看得到我的文字吗”，从以雷锋为榜样的人民公仆到关注苍井空的处长 ...... 究竟他妈的出了啥问题啊！
昨日您哭着这样问我。
其实，我的心情与您的胃一样沉重，但是，我要让您开怀，转悲为喜。
这是一个大话题，一本书都不见得能说清楚，我却要用短短几千字给你讲明白，所以，如果我有武断的地方，麻烦您义无返顾地接受，否则这活没法干。
首先，您要明白，审查者总要比被审查者慢一拍，永远都是如此，所以一旦您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您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那就是您永远掌握不了先手。这是竞争的法则，弱者为了生存，不得不使用各种办法保存实力，司机壮大。抓人和躲人时的心态不同，明刀和暗箭的技术手段相异，越优秀的猎人失手的次数越多，警察永远只能是破案而不能预防案件发生。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指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身份地位具有先决作用，当初“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的时候，当权者对它恨之入骨，因为它那个时候有今天“天涯”的破坏力，等到它变成“日人民报”的时候，它必然武功尽失，首先发生变化的就是内容，作为官方报纸，它目标大，内容单一，反应迟缓，目的明确，丧失了作为“野报纸”的生存意识，即便是没有外力，身份地位的改变就能让它自断经脉。所以，我们首先要接受的就是，身份地位改变了，我们未上战场就已先输一阵。接受了这一点，我们才好往下说。
不妨先回顾一下我们登上神坛以前的岁月，即我们强大的时候。任何一个政治团体，不管是战争还是竞选，其成功的决定因素都是人，是人数，人的质量，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都少见的成功。从最初的几个人到只用20几年就改天换地，国内国外所向无敌，这其中有什么主要因素呢？我总结为三点：抽象性，流亡和监狱，原始媒介手段与新技术的结合。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缺少抽象的东西，只有具体的柴米油盐，因此中国社会长期都是一个静力笼罩下的社会，仅有的几个抽象概念全都不顶用，如神鬼迷信只能改变个人行为，远处宫殿里的皇帝不如跟前县太爷威力大，古代圣贤的教诲只涉及数量很少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能让中国人抱团的抽象，就连宗教也因为中国的定居社会而显得无力。在这方面，马克思老先生功劳很大，一下子就给咱们弄来了好多个抽象，全部都能让人抱团，如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如共产主义，剥削，剩余价值，人民等等。有人说共产主义像个世俗宗教，这算不上是中伤，当人们喊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朝着（遥远未来还看不着边的）共产主义前进”的时候，您很难不会联想起耶稣说的让上帝的选民准备好进入上帝的天国。不要小看词汇，对于常跟抽象词汇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抽象的字眼威力不大，但是对于遍布全中国文盲半文盲的农民来说，这些词汇足以媲美弥勒佛在孙悟空手上写的“follow me“。
可是抽象是有条件的，还记得那句话吗，“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虚是抽象的先决条件，凡事如果能眼见，即便它不是真的，至少无法成为抽象。不过人类本身就是抽象的动物，他并不满足于眼见，而是往往要把眼见的东西转变为抽象的语言，所以当时的中国文盲和农民，就算获得再具体，也是抽象的，任何人只要随便说出一个词，比如“猫”，那都是抽象的，除非他当时指着一只猫，听者也看见了这只猫，即便如此，如果仔细琢磨，那还是抽象的。所以，抽象只能建立在语言和文字之上，假如我们认为艺术与抽象有着很大的联系的话，那么在艺术的殿堂里，电影电视导演和演员最多只能站到门口。在鲁迅的笔下，闻一多的嘴里，“人民受剥削” 五个字立刻就能获得巨大的威力，但是在舞台上，电视上，您最多只能看到白毛女在受剥削。回想一下老版的三国演义吧，那原本场面最大的赤壁之战是怎么拍的，百万曹军在哪里？着火的那个夜晚，央视导演说场面巨大，可是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场面巨大就是沿江烧毁一大片木头架子，再用飞机高空拍摄，跟人有关的画面，从诸葛亮逃跑，周瑜点将，黄盖落水，诸葛亮布置围堵，然后就到了华容道的曹操，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军就是几十个人，总之，赤壁之战的人的场面远不如诸葛亮火烧博望坡。如何用一张照片，一个镜头拍出“人民”，拍不出，只能拍一个或几个人，如何拍出无产阶级，也拍不出，只能拍一个穷人。我们现在说的是红色影片现在是否讨人厌的问题，而是它是否能完成我们的既定目的的问题，从抽象性上讲，我可以告诉您，它只能招人骂，不是已经有人心怀叵测地将它与黄色影片相比较了吗。这是时代决定的，当电视成为最主要的媒介的时候，我们的抽象性就活不下去了。您问我，“抽象性表演不出来，可是我们可以在电视上用语言甚至文字来重复说这些抽象性的词啊，那不就行了？”不行，我们的问题正是在这里，我们霸占着电视，报纸，广播等所有渠道，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一个社会的心态是由该社会当时的主导媒体决定的，在电视主宰的社会里，不是抽象的东西能不能传递出去的问题，而是所有电视观众都讨厌抽象的问题，他们要的是记者给他们带来真实的画面，是画面，以至于画面是否有假他们都不在乎，只要是画面就行，一个男人静音看足球比赛的时候，他是连黄建翔的声音都容忍不了的。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形势是，在电视主导的社会里，抽象的东西传递不出去，传递出去了也不招人待见。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监狱和流亡。假如我们把我们过去的事业总结为用一个或几个抽象的概念去联合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文盲的话，那么我们自然需要在概念和受众之间有“中间人”，今天，信息和受众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由媒体扮演，当时则不可能，只能靠人力，就像这两千年来带着上帝的“好消息”到全球传播的传教士一样的人。当然，不光是我们，我们的对手也有这种组织的需要，也需要中间人，所以他们办学校，搞广播报纸，但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对抽象的东西有谨慎防备的人，相反，我们的中间人们都是在监狱里在流放或流亡的生活中培养出来的，他们多数人原本也都是文盲，监狱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学习时间，流亡生活让他们跟母语产生了良好的距离，他们是带着抽象的概念学习的文化，尤其是文字，以至于抽象成了他们的本能。所以，我们的团队中凡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或从海外回来的人大多都是十分坚定的信仰者，象对待圣经一样对待主义，当然，这也是我们早期失败的原因，因为共产国际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圣旨。历史是戏剧性的，这样一批坚定的信仰者的领袖却从来没有坐过监狱，没有出过国，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他才能把“圣经”做配合中国国情的修改，从来不买上方的帐，否则我们不知道还会花多少年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寻找那根本不存在的工人阶级。监狱和流亡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那都是强迫人去建立人的网络的地方，以口头为主，书写为辅，这种人的网络一旦建立起来就是秘密的，稳定的，今天的中国人还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在国内一个人遇到各种事就能找各种人，在国外的华人也常常抱团，只不过，我们当时的中间人们建立的人网是以信仰为基础，这种人网是强大的，当我们的领袖带领我们放弃寻找工人阶级而去联合农民阶级的时候，这些小网瞬间就变成了能组织全中国农民的大网，以至于战无不胜。
夺权之后，我们立即获得的就是自由，自由是宝贵的，可那是对个人来讲，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集体，自由是致命的，我们不可能发展全中国人都进入我们的内部，那么组织全国人的任务依然依靠中间人，但是从此后，这些人都由学校培养，可学校是给人对抽象的抵抗力的地方，学校给我们培养的中间人的信仰是不坚定的，他们的信仰只是需要，很快这些人就出了问题。因此我们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赶紧建立起工业和工人阶级，让过去建立在信仰上的人网建立在机构上，让信念的组织性变为组织组织性，可第三产业一朝兴起，连组织性人网也不见了，变成了今天的信息性人网－－这可不是我们擅长的东西，咱那局长就是例子。我们的领袖对这一切都心知肚明，而且极不满意，为了重新找回信仰性人网，老人家把工人学生送到农村改造，可大势已去，过去了的是追不回来的，除非把全国人送进监狱，否则自由和主人的地位无法改变，我们毕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地位的变化。如果说趴着的中国人会交头接耳，那么站起来的中国人就只会东张西望了。
再来说原始媒介手段与新技术的结合，即我们的中间人如何去组织团结那些农民和文盲。既然是农民，那就意味着穷，分散，没有收音机，只能做传销式的动员，既然是文盲，那就很难使用文字做远程传播，所以我们当时建的是这样的网络：从中央到中间人使用文字（后来还有电报），从中间人的群众用口头，全都是最原始的媒介，也正是这些最原始的媒介最适合当时的国情，我们的对手在大城市里搞教育以图组织大量的人是可笑的。这两种原始的媒介给我们的组织带来的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中央的文字变成进入群众耳朵的口语需要做大量删减，让人好懂好记好传播，所以，在民间，我们的文件变成了口号，标语；然后，由于我们的网络起始处建立在文字上，所以我们的组织和信仰总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尽管我们信仰的是一个未来的社会，这一点我们同基督教相似，有一个远景目标，但是总是追溯过去的经典文字。这两个特点是我们当时成功的要素，口语提供效率，文字提供纪律，但是也是我们身份地位转变后的弱点，因为只要一个人获得了一定文化，他就不会再满足于口号标语，只要一个人获得了自由，他就绝不肯总是向后看。在使用原始媒介的同时，我们还不断地学习新技术，如对内的电报，对外的报纸和广播，想想，我们有多少高级领导人物曾做过油印？在这里，身份和地位依然是决定性的，当渠道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技术的使用上做努力，等我们取胜掌握了渠道之后，由于我们可以随意传播我们的东西，也就不再有人提高使用水平了，这是可惜的。所以，电视一出现，我们尽管掌握着渠道，却不知道怎么用，总是用的蹩脚，招人非议，等到互联网出现，连渠道我们都控制不住的时候，就更惨了。
我参照今天来总结一下。可以说我们原来制胜的三个法宝都出现了危机。一，抽象传播不出去，传播出去也不受欢迎，电视主导的社会没有信仰，除非是金钱。没有抽象，就没有神圣性，说苏联解体于电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对抗阿拉伯国家的时候总是在军队出发前就先建立想对方传播的电视，广播，网络。我们眼前就有一个例子，那就是香港电影光环的消失。香港演员踊跃到内地来演出，直接摧毁了香港电影。当初我们看盗版香港电影的时候，香港明星是偶像，是神圣的，现在他们本人来了，却成了普通人，尽管人们还喜欢他们，但是已是世俗的喜欢了。香港电影的根本是香港演员，如果这些人的神圣性消失，香港电影在任何方面都无法再同内地对抗，一种文化将就此消失，您看，曾经是赌神是大亨的发哥到了内地就广泛地遭人糟蹋，演的全是贱人物，原因是他走的太近了，抽象全无。当然，对演员个人来说，尤其是钱途，这种影响是小的，他们可能也无所谓，但是对于香港电影这个抽象概念来说就是致命的，如果我们把明星这个字眼换成“首长”，您就明白我们自己的问题了。二，我们的网络从原来的信仰性网络变成了今天的信息性网络，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自己人都没有了信仰，在组织性网络中，我们自己人的信仰多少还能保证，但是今天不行了。一旦有可能性，您看，我们原来优秀的中间人今天都过起了多重生活，其中包括中间人生活，贪婪生活，包二奶找小蜜生活，以及互联网上的虚拟生活，更可气的是这帮人到了网上甚至连隐藏身份都不懂，说什么“你看得见我的文字吗？”或者以处长身份带着大大的V字在微博上泡妞。所以说，监狱是我们的摇篮，自由是我们的墓地。三，长期对媒介渠道的统治让我们对技术完全陌生，至今为止，我们的官员还都无法应对电视，要知道，一旦你掌握了渠道，你就会荒于练习，能力是练出来的，这时候如果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受我们控制的渠道，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像互联网。今天，我们的人还都只会用那最原始的两个媒介，文字和口头，结果他们一上了电视或者在会场面对众人的时候，不是喊口号讲官话就是读事先写好的文件，连出国的人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口语让我们习惯于这样的传销，文字让我们总是往后看。看看国外的政客，哪个不是电视广播的行家，就像当时我们的油印专家一样，可是我们跟人家比，差的太远了。要知道，在电视上，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是自由恋爱的关系，要靠魅力，幽默，而我们的人还继续在电视上玩从一而终，如何不出事？互联网一出现，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只能把最老土最招人烦的东西用上，如过滤关键词，删除，或者养枪手这样的传统审查机制。就说我效力的那个党，也就是5毛党，为什么这些人一说话立刻就被人识破身份，是因为这些人蠢的连网络语言都不会用，还在念文件，喊口号，玩抽象，谈信仰，向后看呐。
您听我说这些的时候，眉头紧缩，是的，我说的都是令人丧气的东西，但是经过几次接触，您应该知道我这个生意人的品质，如果我不能给您解决办法，我是不会贪您这报酬的。我说前面这些令人悲观的话是让您明白这来龙去脉，以便对前景能有个更准确的把握，免得犯错。
那么，首先您要明白，时代在发展（尤其是技术），过去的东西已经过去，您无法将绝大数中国人再变回文盲，赶回农村，也不能取缔电视，互联网，顺应时代是必要的，不顺应也不行，在这个方面，我们始终晚一拍，因为我们习惯于向后看，抗战胜利后我们不肯放军队，后来证明我们是对的，建国后我们不肯放经济，后来证明我们是错的（起码在经济上是如此，别的方面不好说），开放之后我们不肯放政治，现在对错还未知，但是下面的人早已不满意了。我是自己人，自然不会帮着他们捣乱的人说话，而且我也知道您不想放。那么怎么办？针对我们历史的三个法宝，我有如下建议：
抽象问题。这个问题我已多次说了，我们的统治应当是消失的统治，是看不见统治者的统治。一个领袖带着一帮人，那就是集体，有神圣性的时候还好，如果抽象和神圣性消失，那么这个集体就会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哪怕是集体中的某个人有了问题，人们也会觉得是这个集体有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这个集体消失在茫茫人海中，那么我们损失掉的抽象还能复活，就像今天的西方，区分党派的抽象已经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变成了政策，有的时候一个党派的政策完全违反它既定的意识形态，可是这完全不要紧，意识形态动作迟缓，政策则多变，现在也只有用多变的政策去拢多变的人，而实际上，政党躲在政策之后，明眼人能发现，乱七八糟的政策也能反应意识形态，控制人心，只不过变成了两厢情愿的控制与被控制。
从信仰性网络变成信息性网络是没有回头路的，变了就是变了，今天我们制造不出来信仰，这已无法改变，但是信息性网络对我们来说也并非全是坏处，他不只是让我们无法制造信仰，而且是让任何信仰都不可能，不管是夸我们还是骂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信息，是消费品，没有人当真，过去就拉倒。我们要做的不是什么扭转败局，而是顺应变化，但只保证一条，那就是既然我们的信仰不能成立，那么就让任何信仰都不能滋长，这样即便我们力量会弱一些，但是反对我们的力量会更弱。
关于媒介，我不会提像我们内部某些教授提的那种主意，什么培养我们成员的媒体能力，网络能力，还教什么微博，这是废话，跟拿工资不办事没有区别。这个问题，全世界各国早给我们做了实例，那就是放手媒介给市场，我们没有占着渠道的，如互联网就将渠道放给市场，占着渠道的如电视，就把内容放给市场。实际上这些事早有眉目了，您回想一下，报纸内容放手给市场后，报纸上充满了广告，图书业放手给市场后，内容就开始平民化，简易化，娱乐化，不是50个历史之谜，就是100个求职窍门，不是水煮的三国，就是大清乱炖，我们珍贵的文盲没有了，但是我们的教育系统还具有一点制造脑残的能力，只要人们只能看懂这些也只爱看这些，那么市场真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战友。再说电视，红色影片总是挨骂，可是您知道电视上最红的影片是什么吗？就是那些根本不红的影片，所有，因为他们没思想，没内容，没逻辑，要啥没啥，可能只有几张好看的脸，好看的背景，可是只要人们爱看脸和爱整景，何必弄什么红色影片挨骂呢？互联网更是如此，我们不去管它，虽然人们不会主动变成红色，但是他们也绝对不会变成白色，绿色，蓝色，因为黄色和游戏就能替我们安定一大半人。您说，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控制技术和控制人是相辅相成的，控制技术方便我们更好地控制人，可是我们现在只能控制技术的占有权，已没有最好的技术使用能力了，控制人能让我们高效地控制技术，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懂技术，索性把技术和人都交给市场，让人的本性和经济的特质无限放大，我觉得，即便不能说高枕无忧，随便留一只眼值班也就够了。
现在我来回答您最开始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没错，我也希望多一点蔡梦慰，少一点谢志强，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重温旧梦，眼前的事只能照眼前的情势办。今天，我们说要消失掉，要隐身，那么就不能让人拿个人的问题来攻击我们的集体，这是必须领会的精神。前次我说外逃贪官形成了一个代表邪恶的阶层，而且人处国外，可以做我们的掩护，那么内部呢，上面您问题中提到的事情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那就是，我们完全也可以在内部在独立出一个阶层，叫做非严肃阶层，您提到的事是好事，今天组成社会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观众，他们需要的是看点，是谈资，我们不妨就给他们这些话柄，又有何妨？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能接受人坏，不能接受人蠢，但是对外，我们宁愿让人觉得我们蠢，也不要让人觉得我们坏。隐身的集体，留下一部分人在外面组成非严肃阶层，以供娱乐，没有人会去里面揪我们，当然，前提是那个隐身是成功彻底的，让人看不出我们跟那非严肃阶层有什么联系。至于谁留在外面，还是交给市场，对于这些留在外面的人，我们切不可惩罚，驱赶，要知道我们内部的人多么的木讷，能出几个搞笑有趣的人物是不容易的。
从英雄人物的教育作用到愚蠢官员的娱乐效果，这是与时具进的发展。网民议论，记者调查，人肉搜索，都随他们去，一点危险都没有，不信您回想一下，美美一出现，谁还关心志强？观众的兴趣就像男人的感情，每一眨眼都是新欢。一首我在微博上看到的打油诗很能说明问题：
谢家菊长爱佳丽，
彻骨粉嫩若子怡，
微波皇亭会美人，
长舟天目试云雨。
乘波杵杖摇官柱，
藏经东渡闻花埠，
策马扬鞭响美铃，
红茶插绘遮不住。
您看见了吗？菊长＝局长，微波＝微博，杵杖＝处长，摇官柱＝要关注，藏经东渡＝东瀛苍井空，闻花埠＝文化部，红茶插绘＝红十字会。至于谢家，乘波，您知道是谁；皇亭，长舟，天目，您知道是哪。您看见了吗？他们这些人就图个看个精彩，说个爽快，其实，无害，无害。
是的，我知道，您更怀念黑牢诗篇：
《禁锢的世界》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
箩筛般大的一块天；
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
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
一把将军锁，
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空气呵，
日光呵，
水呵……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被当作牲畜，
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长着脚呀，
眼前却没有路。
在风门边，
送走了迷惘的黄昏，
又守候着金色的黎明。
墙外的山顶黄了，又绿了，
多少岁月呵！
在盼望中一刻一刻的挨过。
墙，这么样高！
枪和刺刀构成密密的网。
可以把天上的飞鸟捉光么？
即使剪了翅膀，
鹰，曾在哪一瞬忘记过飞翔？
连一只麻雀的影子，
从牛肋巴窗前掠过，
都禁不住要激起一阵心的跳跃。
生活被嵌在框子里，
今天便是无数个昨天的翻版。
灾难的预感呀，
像一朵白云时刻的罩在头项。
夜深了，
人已打着鼾声，
神经的末梢却在尖着耳朵放哨；
被呓语惊醒的眼前，
还留着一连串恶梦的幻影。
从什么年代起，
监牢呵，便成了反抗者的栈房！
在风雨的黑夜里，
旅客被逼宿在这一家黑店。
当昏黄的灯光
从签子门缝中投射进来，
映成光和影相间的图案；
英雄的故事呵，
人与兽争的故事呵……
便在脸的圆圈里传叙。
每一个人，
每一段事迹，
都如神话里的一般美丽，
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章节。
——自由呵，
——苦难呵……
是谁在用生命的指尖
弹奏着这两组颤音的琴弦？
鸡鸣早看天呀！
一曲终了，该是天晓的时光。
没错，是好，我也怀念，这黑牢诗篇第一章的内容和诗本身的留存完整地记录了我们当年成功的轨迹，但是，时代变了，要想在今天还能继续享用胜利果实，我们就只能放下这后者，去思考那首打油诗。
唉，看透一切是令人痛苦的，我只能想着那5毛钱每字的报酬来安慰自己啦。
哦，对了，happy birthday!!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13500bfc5f8ace5
从58年前渣子洞的黑牢诗篇，挺进报到“为了你5123”微博，从潜伏的地下工作者到曝光的卫生局长，从“没有理想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到“没有身体的互相拥有是不完美的“，从“小心敌人耳目”到“你看得到我的文字吗”，从以雷锋为榜样的人民公仆到关注苍井空的处长 ...... 究竟他妈的出了啥问题啊！
昨日您哭着这样问我。
其实，我的心情与您的胃一样沉重，但是，我要让您开怀，转悲为喜。
这是一个大话题，一本书都不见得能说清楚，我却要用短短几千字给你讲明白，所以，如果我有武断的地方，麻烦您义无返顾地接受，否则这活没法干。
首先，您要明白，审查者总要比被审查者慢一拍，永远都是如此，所以一旦您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您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那就是您永远掌握不了先手。这是竞争的法则，弱者为了生存，不得不使用各种办法保存实力，司机壮大。抓人和躲人时的心态不同，明刀和暗箭的技术手段相异，越优秀的猎人失手的次数越多，警察永远只能是破案而不能预防案件发生。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指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身份地位具有先决作用，当初“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的时候，当权者对它恨之入骨，因为它那个时候有今天“天涯”的破坏力，等到它变成“日人民报”的时候，它必然武功尽失，首先发生变化的就是内容，作为官方报纸，它目标大，内容单一，反应迟缓，目的明确，丧失了作为“野报纸”的生存意识，即便是没有外力，身份地位的改变就能让它自断经脉。所以，我们首先要接受的就是，身份地位改变了，我们未上战场就已先输一阵。接受了这一点，我们才好往下说。
不妨先回顾一下我们登上神坛以前的岁月，即我们强大的时候。任何一个政治团体，不管是战争还是竞选，其成功的决定因素都是人，是人数，人的质量，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都少见的成功。从最初的几个人到只用20几年就改天换地，国内国外所向无敌，这其中有什么主要因素呢？我总结为三点：抽象性，流亡和监狱，原始媒介手段与新技术的结合。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缺少抽象的东西，只有具体的柴米油盐，因此中国社会长期都是一个静力笼罩下的社会，仅有的几个抽象概念全都不顶用，如神鬼迷信只能改变个人行为，远处宫殿里的皇帝不如跟前县太爷威力大，古代圣贤的教诲只涉及数量很少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能让中国人抱团的抽象，就连宗教也因为中国的定居社会而显得无力。在这方面，马克思老先生功劳很大，一下子就给咱们弄来了好多个抽象，全部都能让人抱团，如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如共产主义，剥削，剩余价值，人民等等。有人说共产主义像个世俗宗教，这算不上是中伤，当人们喊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朝着（遥远未来还看不着边的）共产主义前进”的时候，您很难不会联想起耶稣说的让上帝的选民准备好进入上帝的天国。不要小看词汇，对于常跟抽象词汇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抽象的字眼威力不大，但是对于遍布全中国文盲半文盲的农民来说，这些词汇足以媲美弥勒佛在孙悟空手上写的“follow me“。
可是抽象是有条件的，还记得那句话吗，“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虚是抽象的先决条件，凡事如果能眼见，即便它不是真的，至少无法成为抽象。不过人类本身就是抽象的动物，他并不满足于眼见，而是往往要把眼见的东西转变为抽象的语言，所以当时的中国文盲和农民，就算获得再具体，也是抽象的，任何人只要随便说出一个词，比如“猫”，那都是抽象的，除非他当时指着一只猫，听者也看见了这只猫，即便如此，如果仔细琢磨，那还是抽象的。所以，抽象只能建立在语言和文字之上，假如我们认为艺术与抽象有着很大的联系的话，那么在艺术的殿堂里，电影电视导演和演员最多只能站到门口。在鲁迅的笔下，闻一多的嘴里，“人民受剥削” 五个字立刻就能获得巨大的威力，但是在舞台上，电视上，您最多只能看到白毛女在受剥削。回想一下老版的三国演义吧，那原本场面最大的赤壁之战是怎么拍的，百万曹军在哪里？着火的那个夜晚，央视导演说场面巨大，可是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场面巨大就是沿江烧毁一大片木头架子，再用飞机高空拍摄，跟人有关的画面，从诸葛亮逃跑，周瑜点将，黄盖落水，诸葛亮布置围堵，然后就到了华容道的曹操，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军就是几十个人，总之，赤壁之战的人的场面远不如诸葛亮火烧博望坡。如何用一张照片，一个镜头拍出“人民”，拍不出，只能拍一个或几个人，如何拍出无产阶级，也拍不出，只能拍一个穷人。我们现在说的是红色影片现在是否讨人厌的问题，而是它是否能完成我们的既定目的的问题，从抽象性上讲，我可以告诉您，它只能招人骂，不是已经有人心怀叵测地将它与黄色影片相比较了吗。这是时代决定的，当电视成为最主要的媒介的时候，我们的抽象性就活不下去了。您问我，“抽象性表演不出来，可是我们可以在电视上用语言甚至文字来重复说这些抽象性的词啊，那不就行了？”不行，我们的问题正是在这里，我们霸占着电视，报纸，广播等所有渠道，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一个社会的心态是由该社会当时的主导媒体决定的，在电视主宰的社会里，不是抽象的东西能不能传递出去的问题，而是所有电视观众都讨厌抽象的问题，他们要的是记者给他们带来真实的画面，是画面，以至于画面是否有假他们都不在乎，只要是画面就行，一个男人静音看足球比赛的时候，他是连黄建翔的声音都容忍不了的。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形势是，在电视主导的社会里，抽象的东西传递不出去，传递出去了也不招人待见。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监狱和流亡。假如我们把我们过去的事业总结为用一个或几个抽象的概念去联合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文盲的话，那么我们自然需要在概念和受众之间有“中间人”，今天，信息和受众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由媒体扮演，当时则不可能，只能靠人力，就像这两千年来带着上帝的“好消息”到全球传播的传教士一样的人。当然，不光是我们，我们的对手也有这种组织的需要，也需要中间人，所以他们办学校，搞广播报纸，但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对抽象的东西有谨慎防备的人，相反，我们的中间人们都是在监狱里在流放或流亡的生活中培养出来的，他们多数人原本也都是文盲，监狱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学习时间，流亡生活让他们跟母语产生了良好的距离，他们是带着抽象的概念学习的文化，尤其是文字，以至于抽象成了他们的本能。所以，我们的团队中凡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或从海外回来的人大多都是十分坚定的信仰者，象对待圣经一样对待主义，当然，这也是我们早期失败的原因，因为共产国际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圣旨。历史是戏剧性的，这样一批坚定的信仰者的领袖却从来没有坐过监狱，没有出过国，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他才能把“圣经”做配合中国国情的修改，从来不买上方的帐，否则我们不知道还会花多少年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寻找那根本不存在的工人阶级。监狱和流亡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那都是强迫人去建立人的网络的地方，以口头为主，书写为辅，这种人的网络一旦建立起来就是秘密的，稳定的，今天的中国人还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在国内一个人遇到各种事就能找各种人，在国外的华人也常常抱团，只不过，我们当时的中间人们建立的人网是以信仰为基础，这种人网是强大的，当我们的领袖带领我们放弃寻找工人阶级而去联合农民阶级的时候，这些小网瞬间就变成了能组织全中国农民的大网，以至于战无不胜。
夺权之后，我们立即获得的就是自由，自由是宝贵的，可那是对个人来讲，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集体，自由是致命的，我们不可能发展全中国人都进入我们的内部，那么组织全国人的任务依然依靠中间人，但是从此后，这些人都由学校培养，可学校是给人对抽象的抵抗力的地方，学校给我们培养的中间人的信仰是不坚定的，他们的信仰只是需要，很快这些人就出了问题。因此我们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赶紧建立起工业和工人阶级，让过去建立在信仰上的人网建立在机构上，让信念的组织性变为组织组织性，可第三产业一朝兴起，连组织性人网也不见了，变成了今天的信息性人网－－这可不是我们擅长的东西，咱那局长就是例子。我们的领袖对这一切都心知肚明，而且极不满意，为了重新找回信仰性人网，老人家把工人学生送到农村改造，可大势已去，过去了的是追不回来的，除非把全国人送进监狱，否则自由和主人的地位无法改变，我们毕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地位的变化。如果说趴着的中国人会交头接耳，那么站起来的中国人就只会东张西望了。
再来说原始媒介手段与新技术的结合，即我们的中间人如何去组织团结那些农民和文盲。既然是农民，那就意味着穷，分散，没有收音机，只能做传销式的动员，既然是文盲，那就很难使用文字做远程传播，所以我们当时建的是这样的网络：从中央到中间人使用文字（后来还有电报），从中间人的群众用口头，全都是最原始的媒介，也正是这些最原始的媒介最适合当时的国情，我们的对手在大城市里搞教育以图组织大量的人是可笑的。这两种原始的媒介给我们的组织带来的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中央的文字变成进入群众耳朵的口语需要做大量删减，让人好懂好记好传播，所以，在民间，我们的文件变成了口号，标语；然后，由于我们的网络起始处建立在文字上，所以我们的组织和信仰总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尽管我们信仰的是一个未来的社会，这一点我们同基督教相似，有一个远景目标，但是总是追溯过去的经典文字。这两个特点是我们当时成功的要素，口语提供效率，文字提供纪律，但是也是我们身份地位转变后的弱点，因为只要一个人获得了一定文化，他就不会再满足于口号标语，只要一个人获得了自由，他就绝不肯总是向后看。在使用原始媒介的同时，我们还不断地学习新技术，如对内的电报，对外的报纸和广播，想想，我们有多少高级领导人物曾做过油印？在这里，身份和地位依然是决定性的，当渠道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技术的使用上做努力，等我们取胜掌握了渠道之后，由于我们可以随意传播我们的东西，也就不再有人提高使用水平了，这是可惜的。所以，电视一出现，我们尽管掌握着渠道，却不知道怎么用，总是用的蹩脚，招人非议，等到互联网出现，连渠道我们都控制不住的时候，就更惨了。
我参照今天来总结一下。可以说我们原来制胜的三个法宝都出现了危机。一，抽象传播不出去，传播出去也不受欢迎，电视主导的社会没有信仰，除非是金钱。没有抽象，就没有神圣性，说苏联解体于电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对抗阿拉伯国家的时候总是在军队出发前就先建立想对方传播的电视，广播，网络。我们眼前就有一个例子，那就是香港电影光环的消失。香港演员踊跃到内地来演出，直接摧毁了香港电影。当初我们看盗版香港电影的时候，香港明星是偶像，是神圣的，现在他们本人来了，却成了普通人，尽管人们还喜欢他们，但是已是世俗的喜欢了。香港电影的根本是香港演员，如果这些人的神圣性消失，香港电影在任何方面都无法再同内地对抗，一种文化将就此消失，您看，曾经是赌神是大亨的发哥到了内地就广泛地遭人糟蹋，演的全是贱人物，原因是他走的太近了，抽象全无。当然，对演员个人来说，尤其是钱途，这种影响是小的，他们可能也无所谓，但是对于香港电影这个抽象概念来说就是致命的，如果我们把明星这个字眼换成“首长”，您就明白我们自己的问题了。二，我们的网络从原来的信仰性网络变成了今天的信息性网络，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自己人都没有了信仰，在组织性网络中，我们自己人的信仰多少还能保证，但是今天不行了。一旦有可能性，您看，我们原来优秀的中间人今天都过起了多重生活，其中包括中间人生活，贪婪生活，包二奶找小蜜生活，以及互联网上的虚拟生活，更可气的是这帮人到了网上甚至连隐藏身份都不懂，说什么“你看得见我的文字吗？”或者以处长身份带着大大的V字在微博上泡妞。所以说，监狱是我们的摇篮，自由是我们的墓地。三，长期对媒介渠道的统治让我们对技术完全陌生，至今为止，我们的官员还都无法应对电视，要知道，一旦你掌握了渠道，你就会荒于练习，能力是练出来的，这时候如果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受我们控制的渠道，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像互联网。今天，我们的人还都只会用那最原始的两个媒介，文字和口头，结果他们一上了电视或者在会场面对众人的时候，不是喊口号讲官话就是读事先写好的文件，连出国的人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口语让我们习惯于这样的传销，文字让我们总是往后看。看看国外的政客，哪个不是电视广播的行家，就像当时我们的油印专家一样，可是我们跟人家比，差的太远了。要知道，在电视上，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是自由恋爱的关系，要靠魅力，幽默，而我们的人还继续在电视上玩从一而终，如何不出事？互联网一出现，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只能把最老土最招人烦的东西用上，如过滤关键词，删除，或者养枪手这样的传统审查机制。就说我效力的那个党，也就是5毛党，为什么这些人一说话立刻就被人识破身份，是因为这些人蠢的连网络语言都不会用，还在念文件，喊口号，玩抽象，谈信仰，向后看呐。
您听我说这些的时候，眉头紧缩，是的，我说的都是令人丧气的东西，但是经过几次接触，您应该知道我这个生意人的品质，如果我不能给您解决办法，我是不会贪您这报酬的。我说前面这些令人悲观的话是让您明白这来龙去脉，以便对前景能有个更准确的把握，免得犯错。
那么，首先您要明白，时代在发展（尤其是技术），过去的东西已经过去，您无法将绝大数中国人再变回文盲，赶回农村，也不能取缔电视，互联网，顺应时代是必要的，不顺应也不行，在这个方面，我们始终晚一拍，因为我们习惯于向后看，抗战胜利后我们不肯放军队，后来证明我们是对的，建国后我们不肯放经济，后来证明我们是错的（起码在经济上是如此，别的方面不好说），开放之后我们不肯放政治，现在对错还未知，但是下面的人早已不满意了。我是自己人，自然不会帮着他们捣乱的人说话，而且我也知道您不想放。那么怎么办？针对我们历史的三个法宝，我有如下建议：
抽象问题。这个问题我已多次说了，我们的统治应当是消失的统治，是看不见统治者的统治。一个领袖带着一帮人，那就是集体，有神圣性的时候还好，如果抽象和神圣性消失，那么这个集体就会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哪怕是集体中的某个人有了问题，人们也会觉得是这个集体有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这个集体消失在茫茫人海中，那么我们损失掉的抽象还能复活，就像今天的西方，区分党派的抽象已经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变成了政策，有的时候一个党派的政策完全违反它既定的意识形态，可是这完全不要紧，意识形态动作迟缓，政策则多变，现在也只有用多变的政策去拢多变的人，而实际上，政党躲在政策之后，明眼人能发现，乱七八糟的政策也能反应意识形态，控制人心，只不过变成了两厢情愿的控制与被控制。
从信仰性网络变成信息性网络是没有回头路的，变了就是变了，今天我们制造不出来信仰，这已无法改变，但是信息性网络对我们来说也并非全是坏处，他不只是让我们无法制造信仰，而且是让任何信仰都不可能，不管是夸我们还是骂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信息，是消费品，没有人当真，过去就拉倒。我们要做的不是什么扭转败局，而是顺应变化，但只保证一条，那就是既然我们的信仰不能成立，那么就让任何信仰都不能滋长，这样即便我们力量会弱一些，但是反对我们的力量会更弱。
关于媒介，我不会提像我们内部某些教授提的那种主意，什么培养我们成员的媒体能力，网络能力，还教什么微博，这是废话，跟拿工资不办事没有区别。这个问题，全世界各国早给我们做了实例，那就是放手媒介给市场，我们没有占着渠道的，如互联网就将渠道放给市场，占着渠道的如电视，就把内容放给市场。实际上这些事早有眉目了，您回想一下，报纸内容放手给市场后，报纸上充满了广告，图书业放手给市场后，内容就开始平民化，简易化，娱乐化，不是50个历史之谜，就是100个求职窍门，不是水煮的三国，就是大清乱炖，我们珍贵的文盲没有了，但是我们的教育系统还具有一点制造脑残的能力，只要人们只能看懂这些也只爱看这些，那么市场真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战友。再说电视，红色影片总是挨骂，可是您知道电视上最红的影片是什么吗？就是那些根本不红的影片，所有，因为他们没思想，没内容，没逻辑，要啥没啥，可能只有几张好看的脸，好看的背景，可是只要人们爱看脸和爱整景，何必弄什么红色影片挨骂呢？互联网更是如此，我们不去管它，虽然人们不会主动变成红色，但是他们也绝对不会变成白色，绿色，蓝色，因为黄色和游戏就能替我们安定一大半人。您说，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控制技术和控制人是相辅相成的，控制技术方便我们更好地控制人，可是我们现在只能控制技术的占有权，已没有最好的技术使用能力了，控制人能让我们高效地控制技术，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懂技术，索性把技术和人都交给市场，让人的本性和经济的特质无限放大，我觉得，即便不能说高枕无忧，随便留一只眼值班也就够了。
现在我来回答您最开始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没错，我也希望多一点蔡梦慰，少一点谢志强，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重温旧梦，眼前的事只能照眼前的情势办。今天，我们说要消失掉，要隐身，那么就不能让人拿个人的问题来攻击我们的集体，这是必须领会的精神。前次我说外逃贪官形成了一个代表邪恶的阶层，而且人处国外，可以做我们的掩护，那么内部呢，上面您问题中提到的事情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那就是，我们完全也可以在内部在独立出一个阶层，叫做非严肃阶层，您提到的事是好事，今天组成社会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观众，他们需要的是看点，是谈资，我们不妨就给他们这些话柄，又有何妨？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能接受人坏，不能接受人蠢，但是对外，我们宁愿让人觉得我们蠢，也不要让人觉得我们坏。隐身的集体，留下一部分人在外面组成非严肃阶层，以供娱乐，没有人会去里面揪我们，当然，前提是那个隐身是成功彻底的，让人看不出我们跟那非严肃阶层有什么联系。至于谁留在外面，还是交给市场，对于这些留在外面的人，我们切不可惩罚，驱赶，要知道我们内部的人多么的木讷，能出几个搞笑有趣的人物是不容易的。
从英雄人物的教育作用到愚蠢官员的娱乐效果，这是与时具进的发展。网民议论，记者调查，人肉搜索，都随他们去，一点危险都没有，不信您回想一下，美美一出现，谁还关心志强？观众的兴趣就像男人的感情，每一眨眼都是新欢。一首我在微博上看到的打油诗很能说明问题：
谢家菊长爱佳丽，
彻骨粉嫩若子怡，
微波皇亭会美人，
长舟天目试云雨。
乘波杵杖摇官柱，
藏经东渡闻花埠，
策马扬鞭响美铃，
红茶插绘遮不住。
您看见了吗？菊长＝局长，微波＝微博，杵杖＝处长，摇官柱＝要关注，藏经东渡＝东瀛苍井空，闻花埠＝文化部，红茶插绘＝红十字会。至于谢家，乘波，您知道是谁；皇亭，长舟，天目，您知道是哪。您看见了吗？他们这些人就图个看个精彩，说个爽快，其实，无害，无害。
是的，我知道，您更怀念黑牢诗篇：
《禁锢的世界》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
箩筛般大的一块天；
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
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
一把将军锁，
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空气呵，
日光呵，
水呵……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被当作牲畜，
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长着脚呀，
眼前却没有路。
在风门边，
送走了迷惘的黄昏，
又守候着金色的黎明。
墙外的山顶黄了，又绿了，
多少岁月呵！
在盼望中一刻一刻的挨过。
墙，这么样高！
枪和刺刀构成密密的网。
可以把天上的飞鸟捉光么？
即使剪了翅膀，
鹰，曾在哪一瞬忘记过飞翔？
连一只麻雀的影子，
从牛肋巴窗前掠过，
都禁不住要激起一阵心的跳跃。
生活被嵌在框子里，
今天便是无数个昨天的翻版。
灾难的预感呀，
像一朵白云时刻的罩在头项。
夜深了，
人已打着鼾声，
神经的末梢却在尖着耳朵放哨；
被呓语惊醒的眼前，
还留着一连串恶梦的幻影。
从什么年代起，
监牢呵，便成了反抗者的栈房！
在风雨的黑夜里，
旅客被逼宿在这一家黑店。
当昏黄的灯光
从签子门缝中投射进来，
映成光和影相间的图案；
英雄的故事呵，
人与兽争的故事呵……
便在脸的圆圈里传叙。
每一个人，
每一段事迹，
都如神话里的一般美丽，
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章节。
——自由呵，
——苦难呵……
是谁在用生命的指尖
弹奏着这两组颤音的琴弦？
鸡鸣早看天呀！
一曲终了，该是天晓的时光。
没错，是好，我也怀念，这黑牢诗篇第一章的内容和诗本身的留存完整地记录了我们当年成功的轨迹，但是，时代变了，要想在今天还能继续享用胜利果实，我们就只能放下这后者，去思考那首打油诗。
唉，看透一切是令人痛苦的，我只能想着那5毛钱每字的报酬来安慰自己啦。
哦，对了，happy birthday!!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13500bfc5f8ace5
(983)[转帖]韩寒:没希望工程
中国的慈善机构由于是政府所控制，所以难免充满了政府的习气，垄断，集权，不透明，无监督，最后一定会导致腐败滋生，非议不断。然后他们学习政府，召开一个居高临下充满优越感的发布会，将责任全部推卸，就算事态失控也并不可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最后一道防线，那就是舆论消灭权。当然，这个权力他们并没有，但是他们的兄弟部门拥有，他们相信在危难时刻，这种舆论消灭权一定会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听筒及时发出，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比较著名的一次慈善机构行使舆论消灭权是在2002年，《南方周末》头版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任挪用亿元善款进行投资，最终导致亏损。结果这份报纸几十万份被收回销毁，仅存几千在人间。写这篇文章的新闻人方进玉遭到处理，提供线索的杨女士在2006年患癌症去世，审计报告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此前希望工程还有假信丑闻，上海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公司捐助希望工程17名学生，他们收到了所有学生的感谢信，结果经查证，仅有3名学生收到了善款，其余均为假信，他们踏访了那片土地，发现感谢信中的一些学生其实已经失学。后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去做过深度报告，有一家未收到善款的失学的兰姓孩子家中母亲双腿瘫痪，家中孩子全部失学，由于当时中央还征收农业税，而残疾人可以免除农业税，孩子的母亲交不起五十元办理残疾证，所以爬到了当地政府门口要求减免，官员说，你没有残疾证，所以你不是残疾人。后来走访的学生虽然补收到了希望工程善款，但日期其实已经被涂改。
虽然在假信风波中，有相当责任是地方的共青团和教委，因为是官方慈善机构的性质，所以善款会先到当地共青团，再到教委，再到学校，再到个人，但毫无疑问这是整套系统出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臭名昭著，但官方一样不允许非官方的慈善机构或者NGO的产生呢？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官方担心管理混乱，因为NGO再混乱也混乱不过他们自己。而是由于官方机构做的实在太差，所以他们明白很多NGO的诞生势必会很快树立威信，吸引大量年轻人和各界人士，而NGO往往都与慈善有关，加上独立，透明，又有资金和会员的支持，又获得人心，等于是建党伟业，假以时日，势必会政权构成一定的威胁，就算没有威胁，被监督和对比着也是浑身不舒服，就好比金正日一定不喜欢金城武天天站在他边上。所以官方牢牢控制着慈善机构，管理媒体，审计和司法的又都是自己人，这便是中国所谓慈善机构的问题来源。
但是很明显，红十字会的后台没有希望工程硬，在新浪微薄搜索红十字，会出现很多内容，正面负面都有，但是搜索红十字会或者其娘家青基会，马上会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你所搜索的内容不予显示”，而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其丑闻，很多也被屏蔽。在丑闻出现以后，红十字会的各种领导虽然智商不济，但还硬撑召开了发布会，说了一堆不着边的傻话，而且新闻媒体也没有遭到报复。希望工程面对自己的丑闻则不会进行任何的回应，直接封杀媒体，销毁报纸，处理记者。红十字会表示，争取马上开通查询系统，可以让捐款者知道每一笔善款的去处。而希望工程则无法审计。面对一个这样霸道而神秘的慈善工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用最坏的心去揣测他。
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曾经被要求为希望工程捐献，而且年复一年。如果你问我，我们还要为希望工程捐款么，我问你，如果美国人用TWITTER搜索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慈善工程，结果搜索不到任何信息，那他们会为这个慈善机构捐款么？我连搜都搜不到你，捐毛啊。人类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不愿公布审计报告并压迫传媒践踏新闻自由的机构捐款，无论它救助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或者获得了任何的成就。
如果我们以最好的心去揣测，那么希望工程也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当年邓小平推出希望工程，财政尚不富裕，需要民间慈善。但如今，公款吃喝一年数千亿，维稳一年数千亿，讨好各种生僻国家一家数百亿，而中国有失学儿童三百万，承担他们教育仅仅需要一年十亿。假设现在的中国没有一所小学，要给中国的五十万个村里每一个村都盖一个小学，包括华西村之流也给盖上，需要的全部资金也仅仅等于我们的全体行政人员一个季度不要进行公款消费。所以我觉得希望工程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向民间征集善款，教育本来是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支出部分。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说到医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这两个数据说明了什么我就不说了。到了今天，基础教育应该是政府承担的义务而且有政府足够能力承担。老百姓无需去掏不明不白并不容质疑的捐款。如果政府对教育的支出到达的GDP的国际合理百分比以上还是不能解决教育问题，那才是民间慈善应该帮助和顶上的时候。但这些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慈善，我自己抄袭自己一下，引用去年一篇文章的结尾来给这篇文章结尾：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如果诸恶一直在作，甚至越做越过，乃至是非颠倒，这一切都不影响后面的那句，众善奉行。
只有众善够重，诸恶才能被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185jh.html
比较著名的一次慈善机构行使舆论消灭权是在2002年，《南方周末》头版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任挪用亿元善款进行投资，最终导致亏损。结果这份报纸几十万份被收回销毁，仅存几千在人间。写这篇文章的新闻人方进玉遭到处理，提供线索的杨女士在2006年患癌症去世，审计报告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此前希望工程还有假信丑闻，上海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公司捐助希望工程17名学生，他们收到了所有学生的感谢信，结果经查证，仅有3名学生收到了善款，其余均为假信，他们踏访了那片土地，发现感谢信中的一些学生其实已经失学。后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去做过深度报告，有一家未收到善款的失学的兰姓孩子家中母亲双腿瘫痪，家中孩子全部失学，由于当时中央还征收农业税，而残疾人可以免除农业税，孩子的母亲交不起五十元办理残疾证，所以爬到了当地政府门口要求减免，官员说，你没有残疾证，所以你不是残疾人。后来走访的学生虽然补收到了希望工程善款，但日期其实已经被涂改。
虽然在假信风波中，有相当责任是地方的共青团和教委，因为是官方慈善机构的性质，所以善款会先到当地共青团，再到教委，再到学校，再到个人，但毫无疑问这是整套系统出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臭名昭著，但官方一样不允许非官方的慈善机构或者NGO的产生呢？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官方担心管理混乱，因为NGO再混乱也混乱不过他们自己。而是由于官方机构做的实在太差，所以他们明白很多NGO的诞生势必会很快树立威信，吸引大量年轻人和各界人士，而NGO往往都与慈善有关，加上独立，透明，又有资金和会员的支持，又获得人心，等于是建党伟业，假以时日，势必会政权构成一定的威胁，就算没有威胁，被监督和对比着也是浑身不舒服，就好比金正日一定不喜欢金城武天天站在他边上。所以官方牢牢控制着慈善机构，管理媒体，审计和司法的又都是自己人，这便是中国所谓慈善机构的问题来源。
但是很明显，红十字会的后台没有希望工程硬，在新浪微薄搜索红十字，会出现很多内容，正面负面都有，但是搜索红十字会或者其娘家青基会，马上会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你所搜索的内容不予显示”，而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其丑闻，很多也被屏蔽。在丑闻出现以后，红十字会的各种领导虽然智商不济，但还硬撑召开了发布会，说了一堆不着边的傻话，而且新闻媒体也没有遭到报复。希望工程面对自己的丑闻则不会进行任何的回应，直接封杀媒体，销毁报纸，处理记者。红十字会表示，争取马上开通查询系统，可以让捐款者知道每一笔善款的去处。而希望工程则无法审计。面对一个这样霸道而神秘的慈善工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用最坏的心去揣测他。
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曾经被要求为希望工程捐献，而且年复一年。如果你问我，我们还要为希望工程捐款么，我问你，如果美国人用TWITTER搜索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慈善工程，结果搜索不到任何信息，那他们会为这个慈善机构捐款么？我连搜都搜不到你，捐毛啊。人类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不愿公布审计报告并压迫传媒践踏新闻自由的机构捐款，无论它救助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或者获得了任何的成就。
如果我们以最好的心去揣测，那么希望工程也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当年邓小平推出希望工程，财政尚不富裕，需要民间慈善。但如今，公款吃喝一年数千亿，维稳一年数千亿，讨好各种生僻国家一家数百亿，而中国有失学儿童三百万，承担他们教育仅仅需要一年十亿。假设现在的中国没有一所小学，要给中国的五十万个村里每一个村都盖一个小学，包括华西村之流也给盖上，需要的全部资金也仅仅等于我们的全体行政人员一个季度不要进行公款消费。所以我觉得希望工程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向民间征集善款，教育本来是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支出部分。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说到医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这两个数据说明了什么我就不说了。到了今天，基础教育应该是政府承担的义务而且有政府足够能力承担。老百姓无需去掏不明不白并不容质疑的捐款。如果政府对教育的支出到达的GDP的国际合理百分比以上还是不能解决教育问题，那才是民间慈善应该帮助和顶上的时候。但这些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慈善，我自己抄袭自己一下，引用去年一篇文章的结尾来给这篇文章结尾：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如果诸恶一直在作，甚至越做越过，乃至是非颠倒，这一切都不影响后面的那句，众善奉行。
只有众善够重，诸恶才能被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185jh.html
(982)[转帖]别拉警报:对轰十字炫富女事件的思考
郭美美网上炫富被关注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年的艳照门，是我国难得一见的重大舆情。在我国网络里掀起罕见的轰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紧跟报道与评述，财经媒体更是跟踪进展，甚至一向严肃的政论专栏，都在拿看法出主意。 这原本是两个无法相提并论的可能，导致这种可能的根本原因就是郭美美在网上自爆身份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事件的原由不是她如何富有与轻飘， 而是她爆出了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但又无法证实，还没有人公开承认的职业与行业。由于广大网民的推波助澜，才真正使其成为一个公众事件。我想，不管最终证实郭美美的职业与富有是否与中国红十字会有关，在客观上郭美美都起到了炮轰中国红十字会的效果。我的看法是，谈论郭美美事件时，不可以没有中国红十字会的问题，由此称“郭美美事件”太偏面，应称为“轰十字炫富女事件”。
中国红十字会到底是个什么会？
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承载着人类人道主义悲天悯人的无量情怀，不分敌我的用慈善去化解人类成员的苦难与悲哀。国际红十字会是委员会制，中国是其成员之一。中国红十字会是个典型的中国官方机构。工作为救助难民、帮扶穷苦和救护伤兵、病人，赈济灾民。这样一个机构全面向国人展示是在512的汶川大地震。当年我受一位朋友的委托去成都接洽一笔阿拉伯人捐助的相关救济物资与现金的具体投放事宜。人家有自己的志愿者，有大致的投放对象。在投放过程中志愿者反馈信息说，严重不受重视，出现一些不应有的技术问题，令捐赠者们很不满意。因此我去中国红十字会理论，去的时候我就想好了，要耍横？豁出治安拘留，也得大闹一场。结果态度太好，解释得很“圆满”，气得我不行。昨天看了李承鹏的博文《红十字会A股上市》，真是出气！曾经委托我的那位朋友还说呐，把这篇博文翻译出来，送给那些曾经的捐赠者们，解除误解，让他们理解。
郭美美为什么能引发“轰十字事件”
也是昨天，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接受了媒体采访，他的看法是“这是公众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的一次集中发泄。公众的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很冤屈。” 红十字会到底冤屈吗？ 我不能仅以一次的个人体会去下这个判断。
说句心里话，轰十字炫富女事件的发现、发酵以及后来的暴发过程，完全是个借口。是广大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某些政府官员的协同努力。也许最终公安机关侦查的结果，郭美美的财富与红十字会相关指导的商业机构没有关系，但这个事件发展到目前的状态，极有可能引暴一次中国的反贪腐小浪潮。
如果这个小浪潮真的能来临，什么“商红会”“红博会”经过侦查机关的缜密调查，定会全面展示在社会公众面前。 到那时，一个250式的炫富女故事，就不会造成国家信用的破产。如果用欲盖弥彰的手法，试图蒙混过关，在目前的中国权力模式下，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我敢用人头担保，今后类似事件还会发生。民怨会更大。
仇富、贪腐与强力肃贪。
最近我看到条劲爆的消息“重庆政府推出实名举报贪官，一经查实，可得涉案金额的3%至5%的奖金”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在重庆谁举报了一个上亿的贪官，相当于中了一千四百多万分之一概率的“双色球”大奖，现在已经有人拿到了这份奖金。
这种举措注定会提高民众举报贪腐的积极性，也会收到明显效果。但如果只考虑“以党政利益的的平衡，去查贪肃腐，达到政治的清明”而不深入思考制度上的问题，绝不是长久之计。
在炫富女事件发展过程中，有人把其与“仇富”挂上了钩。这绝对是表错了情！在中国，社会底层的民众在看不到自己前途希望的时候，有些人仇富情绪是有的，但这次与其边都沾不上。
炫富是否触及民众的道德底线。
炫富是个人的素质问题，是个人文修养的话题。你可以鄙视他（她），但没有人能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谴责他（她）。人以类居，他玩他的，你玩你的。社会风气将会给出答案，谁更风流，更持久。
拥有财富，是人奋斗向上的动力之一，这是人性的体现。但在中国社会里一些人对于富有痴迷的程度不惜牺牲一切，意图一举搞定，这些不能不说是贪腐现象对社会文化产生的一些影响，一步步使人的本性歪曲。
郭美美的庸俗注定的传奇。
这是郭美美绝然想不到的！她也许想用微博告诉别人她的得意，或许是结交更多象她那样的朋友，亦或是她想达到什么目的与效果，这些都是公安机关的责任与义务了。在这个社会里，郭美美用她的庸俗注定的传奇，说明她也是个受害者，她不是受人们仇富的害，她只是成为了人们向中国社会问题宣泄的突破口，我们无法去感谢她，但她以个人之力承载着其中的某些代价。这是她的，也同样是这个社会的。因为，这个社会里有很多人们最初判断的“郭美美式人物”在默默地活着，比郭美美在网上向大家展示的那样，活得更自在和有安全感，因为这些人聪明，而郭美美很傻天真。
我们对郭美美抱有的怜悯，只能以《建党伟业》里小凤仙的真诚，拉链门里莱温斯基的坦诚与《潜伏》里翠萍的忠诚，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f531276db0c4612
中国红十字会到底是个什么会？
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承载着人类人道主义悲天悯人的无量情怀，不分敌我的用慈善去化解人类成员的苦难与悲哀。国际红十字会是委员会制，中国是其成员之一。中国红十字会是个典型的中国官方机构。工作为救助难民、帮扶穷苦和救护伤兵、病人，赈济灾民。这样一个机构全面向国人展示是在512的汶川大地震。当年我受一位朋友的委托去成都接洽一笔阿拉伯人捐助的相关救济物资与现金的具体投放事宜。人家有自己的志愿者，有大致的投放对象。在投放过程中志愿者反馈信息说，严重不受重视，出现一些不应有的技术问题，令捐赠者们很不满意。因此我去中国红十字会理论，去的时候我就想好了，要耍横？豁出治安拘留，也得大闹一场。结果态度太好，解释得很“圆满”，气得我不行。昨天看了李承鹏的博文《红十字会A股上市》，真是出气！曾经委托我的那位朋友还说呐，把这篇博文翻译出来，送给那些曾经的捐赠者们，解除误解，让他们理解。
郭美美为什么能引发“轰十字事件”
也是昨天，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接受了媒体采访，他的看法是“这是公众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的一次集中发泄。公众的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很冤屈。” 红十字会到底冤屈吗？ 我不能仅以一次的个人体会去下这个判断。
说句心里话，轰十字炫富女事件的发现、发酵以及后来的暴发过程，完全是个借口。是广大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某些政府官员的协同努力。也许最终公安机关侦查的结果，郭美美的财富与红十字会相关指导的商业机构没有关系，但这个事件发展到目前的状态，极有可能引暴一次中国的反贪腐小浪潮。
如果这个小浪潮真的能来临，什么“商红会”“红博会”经过侦查机关的缜密调查，定会全面展示在社会公众面前。 到那时，一个250式的炫富女故事，就不会造成国家信用的破产。如果用欲盖弥彰的手法，试图蒙混过关，在目前的中国权力模式下，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我敢用人头担保，今后类似事件还会发生。民怨会更大。
仇富、贪腐与强力肃贪。
最近我看到条劲爆的消息“重庆政府推出实名举报贪官，一经查实，可得涉案金额的3%至5%的奖金”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在重庆谁举报了一个上亿的贪官，相当于中了一千四百多万分之一概率的“双色球”大奖，现在已经有人拿到了这份奖金。
这种举措注定会提高民众举报贪腐的积极性，也会收到明显效果。但如果只考虑“以党政利益的的平衡，去查贪肃腐，达到政治的清明”而不深入思考制度上的问题，绝不是长久之计。
在炫富女事件发展过程中，有人把其与“仇富”挂上了钩。这绝对是表错了情！在中国，社会底层的民众在看不到自己前途希望的时候，有些人仇富情绪是有的，但这次与其边都沾不上。
炫富是否触及民众的道德底线。
炫富是个人的素质问题，是个人文修养的话题。你可以鄙视他（她），但没有人能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谴责他（她）。人以类居，他玩他的，你玩你的。社会风气将会给出答案，谁更风流，更持久。
拥有财富，是人奋斗向上的动力之一，这是人性的体现。但在中国社会里一些人对于富有痴迷的程度不惜牺牲一切，意图一举搞定，这些不能不说是贪腐现象对社会文化产生的一些影响，一步步使人的本性歪曲。
郭美美的庸俗注定的传奇。
这是郭美美绝然想不到的！她也许想用微博告诉别人她的得意，或许是结交更多象她那样的朋友，亦或是她想达到什么目的与效果，这些都是公安机关的责任与义务了。在这个社会里，郭美美用她的庸俗注定的传奇，说明她也是个受害者，她不是受人们仇富的害，她只是成为了人们向中国社会问题宣泄的突破口，我们无法去感谢她，但她以个人之力承载着其中的某些代价。这是她的，也同样是这个社会的。因为，这个社会里有很多人们最初判断的“郭美美式人物”在默默地活着，比郭美美在网上向大家展示的那样，活得更自在和有安全感，因为这些人聪明，而郭美美很傻天真。
我们对郭美美抱有的怜悯，只能以《建党伟业》里小凤仙的真诚，拉链门里莱温斯基的坦诚与《潜伏》里翠萍的忠诚，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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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转帖]旅冰山:向党掏句心里话
套话1：“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承载着祖国和人民的希望，在鲜艳的党旗保护下成长。祖国，没有一片土地能使俺如此热血沸腾。党啊，没有一个团体能使俺如此真切感受到家的温暖。”饿代表河南郑州某央企的中层干部，在党的九十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党啊，俺们最最亲爱的娘亲啊，就让俺用最最真诚的话语，和发自肺腑最最真挚的情感，对您老人家掏些心里话吧。
套话:2：“从朝晖夕阴的南湖上，从烟雨楼台的画卷中，从烛光摇曳的扁舟里，你老人家悄然走来。没有坚船利炮的武装，没有富商巨贾的支持，你生是以自己不屈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无数舍生忘死的灵魂，将自己演绎得纷然多姿，将人民救赎于水深火热，使民族与历史永远长存。”您顶住国内外的压力乃至压迫，撑起共和国的一片天空，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全面复兴……
掏话1：俺们属于机加工装备制造业，过去，虽然也感觉到在央企里好混，到了年底就骗骗大啥逼，说今年共加工钢材N百万吨，赚钱不赚钱、亏损不亏损，数字实实在在摆在那里，说明大家上上下下都没闲着。现在，除了啥逼还在说加工N万吨（不顶人家一台机器），上面对这些数字爱听不听，只要把他们个人打发得劲，央企领导只用吹牛逼画蓝图，就能对尊敬的国资委各大人交差，所以说现在比过去好混多了。过去领导和群众拿钱一样多，现在拿钱是群众的N次方，党比俺们的亲娘还要亲。过去俺们确实有过怀疑，怀疑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现在请娘亲把心放到肚里去，俺们走遍世界才最终发现：哪里的月亮都没祖国的圆。
掏话2：历史经验再一次地证明：俺们应当相信党，万万不可相信群众。比如您给俺们的年薪，群众非说是他给俺的，这些刁民真不要脸，如果刁民们向您举报俺，您老人家一定要听俺的，千万记着不要听他们的。不管您承认不承认，说一句真心话，群众其实是咱们的敌人，如果不逼他们干活，他们这些人就会偷懒，所以，俺中层干部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想干就走人！瞧，他们个个马上就变乖了，现在他们活干得多，钱比过去也拿得多（多数人比较知足，少数嫌少，怪自己没本事），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其实比过去拿得少多了，还骂俺啥逼，其实他们才真啥逼，党，您的通货膨胀政策英明啊！
掏话3：过去俺们央企“办社会”，甩包袱时把中小学甩掉了，现在想一想真亏大了，那些地皮值多少钱啊！现在央企的中职学校想办，俺们就是不让它办好，想招生俺就不让招生，国家政策支持也白搭，那些鸟教师早晚撵回家，俺们把地皮和教育资源一出卖，党啊，您的腰包就鼓鼓囊囊了（什么是党？俺的顶头上司就是党），虽说企业依然是亏损，但是，俺们的年薪一分也不少。早知道这个好办法，就不让中小学白白划出去。老师们算个鸟，群众们算个吊，要民心有啥用，多少钱一斤？
掏话4：看看俺是咋摆治老师们的吧。虽然俺是他们的学生，可常言说得好，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老师。老师为央企发展做过贡献，这一点俺绝不否认，但是，当俺的利益和老师产生矛盾时，那就别怪俺不客气。俺先把老师的工资拿掉，让他们自己刨食吃，他们的工资就成了俺的年薪。接着，俺就借改制买断他们的工龄，其实一分钱也别想拿走，别看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在党妈妈眼里，还不如俺这些没文凭的生瓜蛋。然后，俺向老师们要资产回报，挣不来不客气，你们回家休息去吧，必须要干的活，就让几个老师上半班，拿半个月工资（三、五百元），干不完活就加班，加半天班10元，合一个小时2.5元，绝对是全中国最低的，这些人叫干啥就干啥，屁都不敢乱放一个，可见受了恐吓深入骨髓，那些想挑头捣鸡毛的，只要连续说他几句：“违法上访，大刑伺候。”这些没蛋子的货就认输了。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俺还让他们下岗，发给他们每月300元；办了50多年的中职学校，眼看就要关门大吉了，老师们干了几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是白干，永远也享受不到教师待遇，又为党妈节约了不少钱，俺们高兴还来不及呢，等把地皮和资源卖了，一大块肥肉就吃到嘴里了（有俺的股份）……
套话3：“给党说句心里话——建党华诞90载，科学发展定方向，乘风破浪勇向前，改革开放魅无限。欣望神州万里秀，和谐社会同携手，华夏儿女心连心，民生丰裕国昌盛。波澜壮阔90年历程，党妈给了国家真正的解放，给了人民尊严和幸福，党的90周年，从星星之火到中国红，党爸何等伟壮、何等昂扬！让我们坚信党的执政能力，让我们更相信共产主义的未来！”把蓝图……蓝图再一次描绘，让时代检阅让时光体会，俺不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俺们央企领导问心无愧！（郑州某央企书记兼总经理：郑纺机）
注：本文所有套话均引自网络，经编辑合成，绝无讽刺之意，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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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话:2：“从朝晖夕阴的南湖上，从烟雨楼台的画卷中，从烛光摇曳的扁舟里，你老人家悄然走来。没有坚船利炮的武装，没有富商巨贾的支持，你生是以自己不屈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无数舍生忘死的灵魂，将自己演绎得纷然多姿，将人民救赎于水深火热，使民族与历史永远长存。”您顶住国内外的压力乃至压迫，撑起共和国的一片天空，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全面复兴……
掏话1：俺们属于机加工装备制造业，过去，虽然也感觉到在央企里好混，到了年底就骗骗大啥逼，说今年共加工钢材N百万吨，赚钱不赚钱、亏损不亏损，数字实实在在摆在那里，说明大家上上下下都没闲着。现在，除了啥逼还在说加工N万吨（不顶人家一台机器），上面对这些数字爱听不听，只要把他们个人打发得劲，央企领导只用吹牛逼画蓝图，就能对尊敬的国资委各大人交差，所以说现在比过去好混多了。过去领导和群众拿钱一样多，现在拿钱是群众的N次方，党比俺们的亲娘还要亲。过去俺们确实有过怀疑，怀疑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现在请娘亲把心放到肚里去，俺们走遍世界才最终发现：哪里的月亮都没祖国的圆。
掏话2：历史经验再一次地证明：俺们应当相信党，万万不可相信群众。比如您给俺们的年薪，群众非说是他给俺的，这些刁民真不要脸，如果刁民们向您举报俺，您老人家一定要听俺的，千万记着不要听他们的。不管您承认不承认，说一句真心话，群众其实是咱们的敌人，如果不逼他们干活，他们这些人就会偷懒，所以，俺中层干部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想干就走人！瞧，他们个个马上就变乖了，现在他们活干得多，钱比过去也拿得多（多数人比较知足，少数嫌少，怪自己没本事），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其实比过去拿得少多了，还骂俺啥逼，其实他们才真啥逼，党，您的通货膨胀政策英明啊！
掏话3：过去俺们央企“办社会”，甩包袱时把中小学甩掉了，现在想一想真亏大了，那些地皮值多少钱啊！现在央企的中职学校想办，俺们就是不让它办好，想招生俺就不让招生，国家政策支持也白搭，那些鸟教师早晚撵回家，俺们把地皮和教育资源一出卖，党啊，您的腰包就鼓鼓囊囊了（什么是党？俺的顶头上司就是党），虽说企业依然是亏损，但是，俺们的年薪一分也不少。早知道这个好办法，就不让中小学白白划出去。老师们算个鸟，群众们算个吊，要民心有啥用，多少钱一斤？
掏话4：看看俺是咋摆治老师们的吧。虽然俺是他们的学生，可常言说得好，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老师。老师为央企发展做过贡献，这一点俺绝不否认，但是，当俺的利益和老师产生矛盾时，那就别怪俺不客气。俺先把老师的工资拿掉，让他们自己刨食吃，他们的工资就成了俺的年薪。接着，俺就借改制买断他们的工龄，其实一分钱也别想拿走，别看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在党妈妈眼里，还不如俺这些没文凭的生瓜蛋。然后，俺向老师们要资产回报，挣不来不客气，你们回家休息去吧，必须要干的活，就让几个老师上半班，拿半个月工资（三、五百元），干不完活就加班，加半天班10元，合一个小时2.5元，绝对是全中国最低的，这些人叫干啥就干啥，屁都不敢乱放一个，可见受了恐吓深入骨髓，那些想挑头捣鸡毛的，只要连续说他几句：“违法上访，大刑伺候。”这些没蛋子的货就认输了。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俺还让他们下岗，发给他们每月300元；办了50多年的中职学校，眼看就要关门大吉了，老师们干了几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是白干，永远也享受不到教师待遇，又为党妈节约了不少钱，俺们高兴还来不及呢，等把地皮和资源卖了，一大块肥肉就吃到嘴里了（有俺的股份）……
套话3：“给党说句心里话——建党华诞90载，科学发展定方向，乘风破浪勇向前，改革开放魅无限。欣望神州万里秀，和谐社会同携手，华夏儿女心连心，民生丰裕国昌盛。波澜壮阔90年历程，党妈给了国家真正的解放，给了人民尊严和幸福，党的90周年，从星星之火到中国红，党爸何等伟壮、何等昂扬！让我们坚信党的执政能力，让我们更相信共产主义的未来！”把蓝图……蓝图再一次描绘，让时代检阅让时光体会，俺不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俺们央企领导问心无愧！（郑州某央企书记兼总经理：郑纺机）
注：本文所有套话均引自网络，经编辑合成，绝无讽刺之意，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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