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

(1230)[转帖]潘采夫:当中产成了愤怒的小鸟

去年的时候,一位我尊敬的兄长向我描绘蓝图:“当高铁全部铺好以后,这个速度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从北京出发,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在6个小时内到达。整个国家成了一个棋盘,这对中国的改变会有多大?”这两天再看他,脸上的表情已经让我不忍提起这个话题。

酝酿这篇稿子的时候,一个朋友在MSN上问我:“请教:各种失望无助怎么办?”

这两个朋友,都被各种调查机构归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他们被“723”动车追尾事故深深地震撼了。

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举国震惊,但中产阶层表现出更多的是义愤,他们会给自己孩子买更好的奶粉,去趟香港也不是什么难事。“地沟油”等各种有毒食品出来的时候,他们隐隐有担忧之色,但更好的餐厅可以规避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还可以理性地探讨问题,在各类愤青言论中,中产阶层扮演者温和理性的角色,他们既对出身的那个阶层抱有同情,也对政局持有尽量的理解,这个阶层实际上是社会的一道减压阀。

7月22日,41人殒命京珠高速的大客车,我看到各类声音只是惊呼了一下,公路上的车祸太多了。但当7月23日,动车追尾脱轨,我看到一个人群的表情写着失望和恐惧。

动车,是中国速度的象征,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旗帜,是西方生活方式的复制,整个中产阶层,没有人能逃得了动车。但这只是浅表的原因,更深的,是一个人群对动车背后的问题所产生的恐惧与迷惘。

中产阶层在中国是干什么的?他们都买了房子,对房价的飞涨嘲讽居多愤怒偏少,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开车跋涉千里送去私下募捐的帐篷,他们不相信红十字会,他们在社区竞选业主委员会,他们在社区论坛组织小区维权,开着私家车淡定地上路表达诉求。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这个世界会慢慢变好,重要的是耐心。但两列动车,和他们的理性建设性之梦追了尾。

媒体人石扉客讲他的故事,他年逾七旬的父母,7月11日坐高铁去沪,那天火车没出任何问题。但一想起前后数天,京沪线上的火车都是故障连连,一直到这次温州又酿出追尾灾难,他就不寒而栗。这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触手可及,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这次动车灾难对中产阶级是一次空前的震撼,他们本来是这个国家的稳定器。中国的中产阶层并不强大,他们还没有形成庞大而稳定的阶层,只是表现出了少年时期的中产价值观。这个阶层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推动中国逐渐进步,同时保持理性,使它缓慢但有效地转型,改变一个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当他们发现自己命运危如累卵,这个阶层表现出了沮丧、无助、愤懑和缺少安全感。由于表达能力突出,善于使用传播工具,这种情绪具有强大的传染性和破坏力。

近日也巧,接触了各种人,有生活艰难的农民,有城市贫民,有遭到地方政府伤害的老板,还有正在迷惘的中产,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阶层,内心都有对一切不确定的恐惧。

这样集体爆发的中产阶级之怒,去年有胶州路大火,中产阶层最发达的上海第一次展示了他们的实力,那次事件的进程,在悲伤的气氛中展示了中产阶层的理性的力量,所有民众以及政府都被这种理性震撼,也让我看到了一种崭新的新势力的出现。但这次动车,让我目睹了中产阶层的另一面。

朋友谢勇说,这次车难,最直接后果是触发了中产之怒。

我以为,这才是“723”动车事故中最严重的“次生灾害”。


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pancaifu/detail_2011_07/29/8040213_0.shtml

(1229)[转帖]铁道部为何急于恢复通车?

为什么在一线救援官兵认为还有一线可能发现生还者的情况下,铁道部却一直在强调力争18时恢复通车?这可以从铁道部第一时间启动的应急预案里找到答案。在预案里,明确写着“尽快恢复运输。分秒必争,快速抢通线路,尽快恢复通车和运输秩序”。

自从预案和规则被制定出来,这是继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事故之后第二次被启用,到目前为止,救援、调查、处理的轨迹完全一致。接下来,还会继续重复吗?

铁道部的应急预案

7月24日,事故发生第二天上午,铁道部的官方网站上醒目刊出:《杭深铁路今日18时前力争恢复通车》。

这篇文章写道:“铁路部门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在尽量避免对桥梁、路基等设备设施造成损坏的前提下,继续组织救援。”———这句话后来受到诸多质疑,认为这是在设置前提,与救人第一可能存在矛盾。

文章还提到“从目前救援的进展以及现场情况看,铁路部门力争在今天18时前恢复线路的通车条件。”而实际上,在17时许,救援人员还从车厢里救出了“小伊伊”,以至于当晚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记者发布会上被问到通车时间时,说最后19点基本恢复通车条件,而小伊伊被救出则是“一个奇迹”。

为什么铁道部那么急于恢复通车?其实,在预案里,一切早有规定和准备。

通车时间很重要

铁道部所有预案中,最不想启用的就是《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和《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规则》(以下简称救援规则)、《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以下简称调查规则)。

应急预案2006年1月22日由国务院颁布实施,基本原则是:(1)坚持以人为本。最大程度地减少行车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尽快恢复运输。分秒必争,快速抢通线路,尽快恢复通车和运输秩序。(3)实行分工负责。(4)坚持预防为主。

30人以上死亡的特别重大事故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启动Ⅰ级应急响应还有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是“行车中断,经抢修在48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48小时不通车是与死亡30人同等量级事故。

从此次事故实际执行来看,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负责救人,铁路部门主抓通车。

事故救援和调查所依据的另一个文件是《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该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事故救援完毕后,现场指挥部应当组织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清理,进一步确认无伤亡人员遗留,清理现场,确认具备开通条件后,尽快恢复正常行车。

但是,不管是预案还是条例,都没有对保证搜救时间做出规定,特别是业内公认的救人黄金72小时,没有得到任何体现。按照这些预案、条例,铁路部门只要认为已经没有伤亡者,就可以全力恢复通车。

2008年4月的胶济铁路特大事故,造成72人死亡,事故发生后22小时就恢复了通车。

2010年5月23日,K 859次列车在江西境内沪昆铁路余江至东乡间脱轨,造成19人死亡,仅仅19个小时后就恢复通车!

有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K 859次的救援和线路抢修同样采取了挖坑后将车厢埋入的方式。

铁路事故铁路管

救援条例是2007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当时,国务院法制办和铁道部负责人明确提出铁路事故铁路管,但是,30人以上死亡的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期限为60日,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此次事故7月23日发生,所以国务院调查组宣布两个月后的9月中旬争取公布结果。

但实际上,此次事故处理中将车头挖坑埋入已经涉嫌违反《救援规则》: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并及时移交事故调查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不得伪造、隐匿或者毁灭相关证据。”

□采写:王星

■他山之玉

德国高铁事故7天后通车

在德国,高速铁路同样有一套应急预案系统,是由血的教训铸就的。

德国高铁1998年6月3日发生过一场特大铁路事故,一列高铁列车行驶到艾雪德的一座路桥时冲出轨道,撞上路桥,造成101人死亡,88人受伤。

据《时代周报》报道,事故发生6分钟后,1000余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随后,数台起重机和军用坦克亦到达现场,协助救援。

这被认为得益于德国高铁成熟的应急预案。据新华社报道,德国铁路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了7个紧急情况区,每一个区都设有一名紧急状况经理,必须在事故发生后30分钟内赶到现场,向消防救援人员提供专业咨询。铁路公司还在重要的铁路干线汉诺威-维尔茨堡以及曼海姆-斯图加特上还配备有6辆专业救援机车。

据英国B B C相关报道记录,艾雪德大救援持续了两天两夜,总理中断国外访问亲赴现场。与此同时,6月4日,尽管全国因铁路服务中断而陷入混乱,德铁仍然宣布停止运营全部60辆与事故车辆型号相同的高速城际列车,并对之进行彻底安全性能检测。次日,仅10辆列车被准予以远低于常速的速度运营。

据《时代周报》报道,在事故现场,6月5日,救援暂告一段落,调查程序启动。然而,次日早上,搜救重新铺开。据救援指挥部发言人解释,调查过程中,他们在一处车厢残骸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据此,他们判断,可能还有幸存者未被发现,于是,搜救又持续了一天,其间,他们总共挖掘到4具尸体。

6月10日,悲剧发生后的第7天,调查取证工作基本结束,这条从慕尼黑通往汉堡的高速线路得以重新通车,但某些地段必须限速于70千米/小时以下。

由于调查认定,列车车轮外钢圈因疲乏爆裂是引发事故的主因,于是,随后的3周内,德国列车上所有类似设计的车轮被更换。而且,根据救援人员反映,高铁上所安装的防爆玻璃对救援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德铁因此启用新式车窗。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艾雪德事故发生后,受损的列车车体一直妥善保存,在之后5年的调查和审判期间,供相关机构研究、取证。

■资料

各国铁路应急预案

德国:

德国铁路公司的应急管理预案,目的是减轻事故后果,尽快恢复运营。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了多个紧急情况区,每个区都有一名紧急状况经理处于随时待命状态,最迟在事故发生后30分钟赶到现场。

根据预案,德国铁路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设有7个险情控制中心,在汉诺威-维尔茨堡以及曼海姆-斯图加特等重要铁路干线上还配备6辆专业救援机车。此外,公司支持在沿线各州各社区消防队开展铁路抢险救援培训。

法国:

法国T G V高速列车30年来未出现过人员死亡事故,其安全性与铁路系统完善的监测报警系统分不开。铁路沿线不设置任何单独的行车信号,而是采用自动安全信号系统,司机可通过轨道传导的低频电流探测前方道路状况。驾驶室和控制中心之间有一套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系统,保障列车的高速和安全。

此外,车内还设有旅客报警系统、防范司机打瞌睡的监视器、火灾报警系统、道路灾情报警系统等。

日本:

日本新干线的安全水准得益于多重保障措施。新干线已普及自动列车控制装置,能根据列车与前面列车的间距以及铁路线状况,自动限制列车速度、保持车距。新干线在防脱轨方面也有独到的技术,在可能因地震等发生脱轨的地区以及列车脱轨可能带来重大损失的道岔附近区域,铁轨的内侧都安装防脱轨装置,一旦发生可导致脱轨的情况,车轮就会被这种装置控制住。新干线车厢的转向架中央还设置防逃逸装置,万一出现脱轨,车厢也不会大幅度脱离线路。



来源:南方都市报

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8/01/801c14f07f972422/Blog/319/6b58b1.html?t=1311907940

(1228)[转帖]香港:争民主还是搞经济?

张铁志

李敖先生上周日在香港书展的演讲是他首次在香港开讲,虽然次日新闻报导没有同日林青霞的演讲火,但仍引起热烈关注。

这个名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的演讲基本以谈香港发展为主,但也论及大陆与台湾的政治。李敖的主要论点之一是,他原本希望香港在九七回归后会留下一个英国式民主,但现在香港政治开始乱了。他认为香港不应该去争民主,尤其是台湾式的民主,而应该先把经济搞起来。

这话乍听起来,也许不少人会同意。然而,现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恶果促发的。香港现在是先进经济体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方,严重的地产霸权也让市民深为不满,而政治体制内的功能界别又在制度上确保了那些不公平的社会经济政策。

这几年香港人追求民主、呼吁废除功能界别,就是为了矫正过去经济发展主义的偏差,希望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最具体的例子就是80后青年们的反高铁、保卫菜园村运动。更不要说,民主和自我治理本身也是重要价值。所以,不是香港人不想搞经济,而是认识到除经济发展外,还要追求许多重要的基本价值。讽刺的是,就在李敖演讲的同一天,浙江温州发生了严重的动车车祸,大陆民众也开始呼吁中国的发展要慢下来。

李敖还认为,香港民主发展的问题是离台北越来越近,而离伦敦越来越远。问题是,这两者除了其所说的台湾立委比较不文明外,到底有什么重大差别?台湾政客的素质不佳当然是民主的一个瑕疵,但这可能是台湾民主实践诸多问题中比较次要的问题,其他问题包括金权政治严重、公民参与不足等等。如果只是看到香港议会开始有一些脱序行为,就说这是台式民主,这实在是肤浅的评论。而且,不论台湾民主和英国民主有什么制度上的差异(如宪政体制),起码他们有民主的基本要素:有基本的公民权,有各种渠道表达政治意见,并且可以决定政治领袖。而这正是许多香港和大陆人追求的目标。

再进一步,香港在回归后没有走向英国式民主,到底是因为什么?谁在阻碍他们发展民主?为什么民主派议员要在议会中丢东西?为什么年轻人要上街包围立法会?问题当然在于香港政府背后更高的权力。尤其当香港特首不是对香港民意负责时,他们自然会有权力的傲慢,于是会让议员与民众不满。

在李敖演讲的最后,其实已经把他的底线说出来了。他建议大家不要做跳河的屈原、不要做气死的殷海光,要快快乐乐的活过你的敌人,要跟政府和好,拥抱他,劝他、推他、掐他,希望他改善,给我们温暖。我们尊重李敖的选择,也尊重各种体制内外改革者的努力,但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今年于两岸出版《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链接:http://cn.wsj.com/gb/20110729/ZTZ075542.asp



喷嚏到新浪微博

(1227)[转帖]铁道部否认曾宣布“车内无生命迹象”

昨日,铁道部通过官网发布消息《“7·23”事故救援中根本没有宣布“车厢内无生命迹象,救援结束”》,对小伊伊被救出后外界的强烈质疑首次作出回应。

铁道部称,近日,一些媒体报道“7·23”事故救援中,“铁路官员24日曾宣布,车厢内无生命迹象,救援结束,但现场又搜救出生还者”。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

铁道部在该通稿中称,事故发生后,地方公安、消防、武警和铁路等各方人员一道,积极开展了全面的搜救工作。前方指挥部要求所有救援者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必须争分夺秒,绝不放弃,直到最后一刻。事实上,现场指挥部没有任何人宣布停止救援。正是现场抢险人员争分夺秒、一刻不停地施救,才为后来救出小女孩伊伊争取了宝贵时间。

事故现场的列车车厢被撞挤压严重,加之周边环境复杂,音频探测仪无法穿透列车铁皮。又由于事故车厢空间很狭小,视频探测仪也施展不开。可以说,生命探测仪在当时事故现场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虽然,救援人员对每一个车厢都仔细进行了探测,但现场对生命的搜救并没有完全依赖于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正因此,在生命探测仪探测“车厢内无生命迹象”的情况下,救援人员仍然继续坚持搜救,最后方搜救出小伊伊。

不过南都记者检索,并没有发现媒体曾报道“铁路官员24日曾宣布‘车内无生生命迹象’”,相关的报道均未曾提及“铁路官员”。

一位24日凌晨即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介绍说,救援本来就是由消防、武警在负责,而一位消防部门高级官员确实在凌晨3点多表示已无生命体征、搜救基本结束。

四问铁道部

央视多次确认搜救结束怎么解释?

铁道部的这个通稿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媒体记者和网民的强烈质疑。

首先,如果没有人说过停止救援,那么央视的报道怎么解释?

7月24日凌晨4时,央视新闻频道报道,在事故发生到凌晨4时那8个小时里总共进行了6次人员搜救,“到现在为止,整个人员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了。并且这里已经再也没有人员体征的状况。”

凌晨5时,央视再次发出现场画面报道,确认“截至凌晨四点钟,整个搜救行动已经结束了。”

6点47分,央视又一次连线,主持人两次换方式提问同一个问题:是否已经确定没有生命存在?记者回答“现在可以确定”———“在凌晨4点钟,这里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的现象。在没有生命体征之后,他们才开始决定要清理现场,采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么多的挖掘机,这么多的重型机械。”

7点30分,央视另一位记者报道:“从我从桥上下来那一刻开始,我就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车上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如果救援没停,为何不见证据?

央视的报道基本确认了24日凌晨4点后不再救援的事实,而网友“孤峰骆驼”从凌晨5点14分第一张照片到上午11点5分最后一张照片,用大量精确到分钟的照片记录了当天上午的现场情况。

在这些照片里,记者未能看到救援场面,看到的是7点45分,车头被丢入大坑;看到的是9点54分,竖在桥边的车厢轰然倒地;看到的是多台挖掘机把地面上的车厢翻到旁边……

如果如铁道部所说,救援一刻未停,那么为什么在网友的图片全记录里、在央视和浙江卫视等视频报道里、在现场记者们的眼里,都未能看到救援、搜救在继续进行呢?其他媒体报道怎么也是不见救援?

铁道部的否认引发了很多现场采访记者的质疑。南方电视台一位凌晨3点就到达现场的记者表示,4点后救援确实就结束了,虽然没听到铁道部的官员这么说,但现场已经没有在搜救。

新快报记者说,“我也可作证,有采访有录音,凌晨三点半左右,救援的一名官员回答我救援进行到什么阶段时说:救援基本结束。”

南方都市报记者赵炎雄说,当天下午三四点钟进行桥上救援前,只有过一次搜救行动,就是在一位高级官员中午抵达前,所有人开始行动,官员离开后,大家又解散了。

南方电视台的一段报道视频显示,24日上午10时左右,参与救援的武警支队指导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人员搜救这一块已经结束了,已经不存在需要人员救助的问题了,现在主要是清理现场。”

杨峰为什么坐等11个小时?

铁道部称,前方指挥部要求一刻不停救援,这样才救出了小伊伊,而遇难者家属周德服接受凤凰卫视《冷暖人生》采访时说,自己24日凌晨1点多来到16号车厢附近,因为没有专业救援工具,无法搜寻,而现场的人员没有提供帮助,“他就是不动,就说这节车厢的人都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了,就说没有人了。”

同时,据《新民周刊》报道,24日凌晨3点多桥上武警已经停止了搜救,杨峰被告知用生命探测仪搜寻过,车厢里已没有生命迹象。武警尝试过切割16号车厢,但是没有成功。从24日凌晨4时开始,杨峰只能坐等大型设备抵达,一等就是11个小时,下午3时许,救援人员开始从第16节车厢寻找遗体,最后在5点多发现了最后一名幸存者项炜伊。

救援重心转变与铁道部长有关?

据央视24日凌晨报道,“3点40分,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到达这里,听取了当地消防、武警官兵现场情况的描述,做了最新布置———就是要以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将现场清理完毕,尽快完成通车。”

据在场的其他记者证实,盛光祖确实做了这样的表态,当时有官员向其汇报工作,也是明确提出现场已无生命体征。

一位现场记者表示,盛光祖凌晨3点多到现场,4点多离开,这时现场工作重心已经转变,救援车辆、人员开始大批离开,此后不久重型机械等开始进场。

24日上午,铁道部宣布“18时前力争恢复通车”,温州特警支队队长接受《都市快报》采访时表示收到指令要把车厢吊下去,他抗命坚持在原地搜救,最后在多具遗体被搬出后,发现了小伊伊———这时距离通车时限不到一个小时。最终,铁道部未能达到18时通车,而变19时恢复通车条件。



来源:南方都市报

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f/fe/ffeed84c7cb1ae7b/Blog/f22/8e4400.html

(1226)[转帖]戴建业:倪萍,十三亿中国人并非都像你儿子那样喜欢吃方便面

如果说倪萍“从不投反对票”的言论使人大吃一惊,那么她关于“自由”的宏论一定要使你笑得喷饭。由于她阐述“自由”的这条微博太过精彩,不全引出来未免损失太大——

  “@倪萍:自由是什么?我在儿子身上试过。今年六一是他最后一个儿童节,我说今天早6点到晚12点你想干嘛都行,包括不上学。自由的结果是几盒方便面下肚,游戏机玩到23:59,桌上一堆饮料瓶…儿子问:‘暑假能申请自由吗?’‘不能!’‘自由归谁管?’‘我!’‘为什么?’‘我是你妈!’多没力量的理由,但没办法。”

  关于什么是“自由”,不知多少中西哲人为此抓破脑壳,为此绞尽脑汁,不知为此出了多少专著,写了多少论文,现在总算就此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而且这些共识还没有得到我们政府——也就是倪萍的“父母”——的认可。这么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的“国脸”倪萍,只在她儿子身上“试过”一次,就给整出了“自由”的真谛。十九世纪英国那位哲学家、逻辑学家,写过一本《论自由》的大胡子密尔,要是有幸看到倪萍女士这条微博,一定要到教堂去虔诚地祷告:“上帝呀,你救救我吧,我花那么大精力,用那么多心血,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去分析自由的本质,最后仍然还是漏洞百出,人家倪萍只在她儿子身上轻轻一试,就活生生地把自由弄得一清二楚,既通俗易懂,又言简意赅。儿子谁家没有哇,我怎么就想不出用儿子来‘试一试自由’这样的妙招呢?倪萍太有才了!”

  我们现在来领教一下倪萍关于自由的明断:(一),她心目中的“自由”就是“妈妈”给予“儿子”的“恩赐”:“今年六一是他最后一个儿童节,我说今天早6点到晚12点你想干嘛都行,包括不上学”;(二),“自由”的本质就是由于她是央视的“万人迷”女主持,她的这些言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可能既很大又很坏,的任性和胡来;(三),“自由”的后果非常可怕:“自由的结果是几盒方便面下肚,游戏机玩到23:59,桌上一堆饮料瓶……”;(四),“儿子”的“自由”理所当然地归“妈妈”管:“‘自由归谁管?’‘我!’‘为什么?’‘我是你妈!’”(五),所以妈妈随时都可以收回赐予的“自由”:“儿子问:‘暑假能申请自由吗?’‘不能!’”

  这就是倪萍告诉我们有关“自由是什么”的全部答案,她在一百来字的母子对话中就轻易地颠覆了人类哲人几千年关于自由的主导思想:(一),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既没有谁可以给予,也没有谁可以剥夺;(二),自由不是“想干嘛都行”的胡来,而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自己的意志活动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或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三),自由是与自律紧密相连的,一个能够充分享受自由的人,一定也是一个能够高度自律的人;(四),自由不仅不那么可怕,而且是一个人思想创造、艺术创造、学术创造的前提,是一个社会创造的动力和保证。一个最具有创造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高度自由的社会,一个最具有创造活力的人,一定是一个在现实中或精神上高度自由的人;(五),一个被别人控制和管理的“自由”,就绝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不妨还是像倪萍那样以她儿子为例,六一儿童节那天她恩准儿子“想干嘛都行”,根本不是倪萍所理解的“自由”。“想干嘛都行”的这一天,有点像一个几天没有吃饭饿鬼,突然被允许可以猛吃一顿一样,她儿子一定要玩游戏机玩到发疯,饿鬼也一定要吃到撑破肚子,因为他们都知道,过了这个村就没有哪个店,今朝有酒今朝醉,必须报复性地玩,报复性地吃。她儿子六一这一天,甚至还比不上监狱每天一刻钟的放风,因为囚犯每天一刻钟的放风时间是可以预期的,而她儿子“想干嘛都行”的放任,随时都有可能被妈妈收回,因而具有很大随意性。果不其然,第二天儿子的放任就被妈妈取消了。由于长期被控制,她儿子不可培养出自己健康的爱好,也不可能具有良好的个人兴趣。又由于他长期被强制学这学那,长期被强制的儿子,怎么可能学会自制?怎么可能养成自律?于是就出现了倪萍所说那种打游戏机的放纵。她儿子之所以一整天狂打游戏机,是他一直没有处在一种自由状态,但倪萍却因此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自由非常可怕,小孩一旦有了自由,就会天天吃方便面,就会天天玩游戏机;同理,成人一旦有了自由,就会天天谈恋爱,天天男盗女娼……

  联想到倪萍关于“政府是父母”的言论,再看看她关于“自由是什么”的结论,我真的是不寒而栗。在她眼中,政府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是政府的儿子,我们的自由既是政府赐予,又可以被政府收回。七一前的主流媒体不是说得十分明白吗?自由太多了一定要坏大事的,军阀混战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前车之鉴,这和倪萍所渲染的自由可怕论和自由恐怖论,真是一脉相承,若合符节。在此,我尊重推荐倪萍到中宣部工作,她对我党核心思想的领会,比任何人都要到位,她对我党核心思想的阐述,比任何人都要生动有趣。

  只是我想善意地提醒一下:倪萍,不要羞辱了中国人民,也不要羞辱了你自己,十三亿中国人并非都像你儿子那样喜欢玩游戏机,也并非都像你儿子那样喜欢吃方便面。

  谢谢!

(1225)[转帖]围墙里的猪:管你信不信,我们反正不信!

刚看到温州动车事故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为何我的小命能够活到现在,原因在与本人极少跨省旅游,仅有的一次也不过是到我党的红色圣地井冈山瞻仰了一下毛主席的淫容傻貌,来会做的都是时速于蜗牛有得拼的所谓火车,坐了十几个小时,但还是值得的,起码安全。

事故发生后,党和领导人第一时间对此事发表了严重关切,至于这样的关切到底有多严重,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仅仅是有关部门的同志向主席回报了此事,而主席仅仅是哦了一声,又或者仅仅是点头示意了一下,但出来的效果却是相当的严重。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同志屁股后跟着一大群等着升迁的同志来到现场,跟新闻联播里演得而一模一样。铁盗部盗贼头头盛光祖则来到发布会现场,欲开溜之时,现场有女记者冲其吐了口水,但口水终究洗不掉其内心的污秽。当然发布会现场最大的主角还算铁盗部的宣传人王勇平,其一句“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理应成为今年的最无耻言论,无耻之程度无异于一恶霸在街上看到一位漂亮的有妇之夫,便向其大喊:管你是谁的,反正被我看到了,就是我的。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故本人也以毒攻毒的送你一句:老子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们不信。

我到现在还搞不明白动车与高铁有什么区别,但最近听说京沪高铁又出现了故障,现实告诉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啥区别,它俩的爹妈都是铁盗部,且都遗传了它爹妈的臭脾气,这些都是可以确信的。而事故的原因,虽众说纷纭,但仍旧逃脱不了两个性质。一个是铁盗部自身意淫出来的原因,一个则是来自与民间的在铁盗部看来纯属谣言的原因。先说第一个,铁盗部的信不信由你反正他信的他信先生说,此次事故是雷击造成的。大跃进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你们说是天灾,桥梁坍塌你们说是水灾,这次又说是雷击,呜呼,大自然,它又何苦经常被你们请到你们自家开的法院里面成为你们的被告。证人却又被你们铁盗部草菅了人命,利用铲车直接将其埋入地下,为你们的“填埋车头有利于现场救援”之理论殉了葬,最后到底为救援带来了多少利,死亡数字告诉了我们,填埋车头没有在生还名单上增加数字,而只是在死亡名单上增加了几十个在你们看来仅仅只是数字的数字。据民间谣言,截止26日,温州动车事件死亡259人,伤183人,失踪154人。而官方此前一直宣称死亡数字是35——官方在重大事故中选定的幸运号码——且死亡数字不采用浮动机制。但最近消息称,温州57个工作组正一对一接待遇难者家属,做好安抚接待工作,稳定遇难者家属情绪。”57跟35,都差了一轮了,难不成还买一送一,但明明写的是一对一啊,看来,拆谎还需撒谎人。至于这次事件的检察官,也被铁盗部的盗贼们抢了去,法学家贺卫方呼吁要让第三方介入调查,我很不解,在中国,难道还有所谓的第三方吗,人大常委,它能保持其独立性吗,所谓的人大常委不也是曾经的高官吗,人大常委里面不也有所谓的党委吗,况且铁老大都已经自行介入了,还用你一个人大小弟代劳吗?

我至今都很难想象,掩埋证据,且是里面一定还有人,即使没有人,也该有人的遗物,遗言的车头,竟会在一个标榜为属于人民的人民共和国里面,铁盗部不顾众人非议,甚至在温州市政府人员的强行阻扰下,掩埋了车头,而生命探测仪却丝毫探测不倒里面的生命迹象,如果坠落的不是普通动车的车厢,而是客机头等舱VIP车间,你说探测不倒生命迹象,那我是绝对相信的。此次事件也许能在明年美国发布的中国人权报告里面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彼时的人民共和国无须在厚颜无耻的有样学样的学人发布一个美国人权报告,你不嫌丢人,国人还嫌你不害臊。本人劝谏有关部门,再你想指责别人没穿衣服有伤风化的时候,请先看看你自己是否袒胸露乳了,别再老拿什么资本主义里的穷人生不如死的谎言来糊弄国人,这只会暴漏你的智商情商与道德水准。最简单的,洛克比空难的时候,飞机爆炸分解成400万片碎片,1000名调查人员花3年搜集了全部碎片并找到嫌疑人,你能吗?怎么,你嫌美国太远了,还嫌东西方文化有差距?好吧,我给你举一个东方国度,日本的例子,且时间还不远,好让你瞻仰瞻仰什么是人权。日本大地震后,自卫队员从福岛县小学瓦砾中找到56个书包,并一一清理后装入干净塑料袋等候家长认领,而废墟中找到的毕业证书,结婚照等遗物,被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宮城县閖上小学体育馆中。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合法,很简单,只要看它是如何对待国民的,如若是像此次事件一样,那还是请这个政权乖乖的把你所谓的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的人民二字摘下来,如若不行,还望你们乖乖的滚出这个国度。

事故的具体的我自然不便多说,还得交给时间来回答,至于最后的答案,我仅仅只希望在被告席的不再是是雷公电母。至于大体的原因,我是可以肯定的,我想大多数人也都可以肯定。比如京沪高铁一开始说是预期2012年通车,后来调整到2011年下半年,说是给国庆献礼;后来领导说又改了,说既然到了10月,干脆提前到六月,向建党90周年献礼。现在果然到6月了。大干快干式的发展注定了温州动车事件发生的必然。以上的这位领导看起来似乎居心叵测,难不成它想用京沪高铁来给党的90年忌日殉葬?

事件发生至今,铁盗部所做的仅仅是免职了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并进行调查。妄图以杀鸡给猴看来堵住民众的怨气,铁盗部,你信这样的策略奏效吗?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们不信!刚杀了鸡给猴看,想不到还真把民众当猴耍,免职了三个官员,却任命了当年胶济惨案中撞死70多人,伤了400多人而被免职的安路生。看来,民众的智商在你们的低智商的脑子里已经低到了水平线以下了。

而据最新的红头文件,下发各级五毛网评员:要防止网民借题发挥,借小小的事故攻击党和政府,破坏社会稳定,要多宣传美国、日本、欧洲的事故,说明死人的事在哪个国家都有,要多宣传党和政府的救灾力度,死者纵做鬼,也幸福,坟头看高铁,共欢呼。

五毛党,专制国家的土特产,总在一个政党的危难时刻,受命于危难之际,为我党制造了所谓的繁荣昌盛,而当繁荣昌盛的泡沫破裂的时候,五毛党也得跟着其一同破裂,泡沫的光环也终究会消失。可怜的中国,几千年来,专制的阴霾未能离你而去,可怜的国人,朝代更迭,最后仍旧躲不过天朝的统治。看看日历,此时已是21世纪。

呜呼,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到此为止吧,套用一句不知被谁说过的话,当人在面对一件让人无话可说的事件的时候,你总会觉得无法可说。

(1224)[转帖]吴澧:抓了赖昌星,还有更贪人

“远华”走私大案主犯赖昌星,潜逃加拿大十二年,终于在7月23日被加拿大政府遣返中国,在北京一下飞机即被红朝有关方面逮捕。国内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红朝方面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迫使怀有政治偏见的西方人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十二年来,加拿大的相关法律并没有什么变动,倒是中国的法律经历了一个趋向完备的过程。实事求是地讲,赖昌星的遣返,应是国内法制完备化的阶段成果。

据说,赖昌星潜逃之初,红朝方面曾希望与加拿大订个引渡协定甚至条约,一揽子解决问题,因为当时已有很多贪官逃到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律师就去研究红朝的法律。一看宪法上写着红朝是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些没受过革命教育的先生就愣住了。“专政”在英语里作 dictatorship,这词来自古罗马官职 Dictator(中文史书通常音译为“狄克推多”,或意译为“独裁官”)。古罗马共和国时代有着一定程度的民主。政府平时由两名执政官管理,重要决定必须经过元老院讨论,并允许民众旁听。在外敌入侵等紧急状况下,元老院会任命一、二名大权独揽的狄克推多,但任期只有六个月。狄克推多的特权里,最厉害的是法律豁免权——任期内所作所为,包括不经司法程序而杀人,事后不受法律追究。当年恺撒任狄克推多时,就曾经利用这一特权,宣布不同政见者为“人民公敌”,随意处死,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使自己成了罗马首富。

“专政”在西方语言里就意味着不讲法律(所以马克思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个短暂的过渡时期,长期实行是后来的创造性发展)。加拿大政府律师就问了:我们怎么能跟一个“不讲法律”的国家签订引渡协议呢,国会肯定通不过。法律条文上的“误解”,使得引渡谈判漫长而暂无实效。

红朝方面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与加拿大警方合作,确认赖昌星为国际通缉犯,让加拿大把他送回来。但这里有取证程序的麻烦。比如说,让妻子交代丈夫的罪行,在国内很普遍;但英美法系至今实行孔老夫子的遗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并不要求直系亲属作证。有人告诉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老夫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们在美剧和好莱坞电影中看到,证人在法庭作证,必须宣誓,保证自己说真话。中世纪的英国,法庭上作假证,查出後割舌头。时至今日,作假证仍然可判刑。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在电影电视里看到,嫌犯回答问题是不必宣誓的。法庭预设人性有弱点,难免说点假话为自己辩护。这种情况下,让嫌犯宣誓就是诱人入罪,他们认为不公正。以英美法系的背景,见到妻子揭发丈夫,他们总觉得很可疑,这女人是否受了逼供信?

而且红朝提供的证据,往往有“从重从快”催促下的浮夸习气。新花社2001年7月25日厦门报道(新花社记者秦杰、翟伟,《人民日报》记者吴兢)《厦门特大走私案查处始末》说:“为把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办案部门……确保每一件案件都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接着,来证据了:“在调查中,办案人员经过反复比对,掌握了两组大相径庭的数据:1996年至1998年,厦门海关监管申报进口成品油270余万吨;而从厦门外轮代理公司和外运公司查到的数据却是成品油进境申报600余万吨。这两组数据表明:3年时间里,有近400万吨的成品油未向海关报关就入境了,其走私案值高达110亿元。”——看看必定是抄自案卷的成品油数字,这是办“铁案”的算术吗?

由于取证手段的不同,这第二个办法也行不通。

好在赖昌星毕竟是红朝出去的,他的出境程序,红朝方面有解释的全权。于是就有了第三个办法。内地说他的香港通行证不是合法颁发,香港方面因此吊销了赖昌星的居民身分。香港回归前是英联邦成员,加拿大也是,联邦成员的居民可以免签证相互走动。赖昌星凭着这一优惠进入加拿大。如果他的香港居民身分是“假”的,那么他去加拿大就是“非法入境”,加拿大政府可以将遣返中国。这就是7月23日赖昌星终于被遣返的法律依据。

不过赖昌星还是挺能“赖”的,遭加拿大认定“非法入境”后,他申请“难民”身分,声称回红朝将受到不公正审讯和迫害,官司又打了七、八年。为了让他回国,红朝方面先是保证不判死刑;接着又保证无死刑、无虐待、公开审讯。但加拿大方面仍然有虽未判死刑、却在服刑期间“躲猫猫”的疑虑。最近,红朝又保证赖昌星入狱后,加拿大官员可以探视,虽然他并没有加拿大国籍。这一“治外法权”式的让步,才使加拿大移民法庭终于相信赖昌星回国会受到公正审讯,作出了否决难民申请的决定。

国内舆论认为赖昌星的遣返表明外逃贪官的末日到了,这大概过于乐观了。外逃仍然是贪官的最佳“生命保险”。最近被处死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和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如果出逃北美,即使抓回来,至少能保命。贪官们探得风声不妙时,仍然会千方百计地逃出去。

贪官逃出去后,抓回来仍然不容易。政治上国外仍然有看法。这次加拿大移民法庭否决赖昌星难民申请的主要理由,是他不属于不同正见者等红朝镇府主要迫害对象。这显然不是红朝爱听的话。

刑事程序上,国外也可能有看法。特别是如果经济罪名被滥用,人人都知道是因批评腐败贪污而触犯官员的不同正见者,遭到“偷税漏税”的诬陷,你让别人如何相信红朝经济案件的真实性?

而且赖昌星案有他的特殊性。特殊之一,赖昌星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不会讲英语。如果赖昌星有本事将自己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与加拿大律师的法律知识结合起来,他很可能在法庭上再次逃过去。因为没文化,他只能靠钱雇律师。当钱用完后,律师不肯再为他花时间——庭讯时律师都懒得出庭,居然在德国通过视频辩护,而且没有提出任何新论据,只是老调重弹——赖昌星就完了。

特殊之二,赖昌星是“非法入境”;而且他的妻子也是没文化的,因不习惯国外生活,早几年已经带着孩子回国。如果像一些“裸官”那样,老婆孩子是合法移民,住了几年后甚至成了加拿大或美国的公民,打移民官司时就有家庭团聚的人道考虑,不遭遣返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抓回外逃贪官的真正保证,是国内的法制建设。比如,尽快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在赖昌星出逃前一年签署,但人大至今未审批。这不但便于抓回外逃贪官,或许还能使他们中间的一些很多人不至于成为太贪的官。赖昌星本来只是在村里开个工厂。两个党的干部问他要钱,拒绝后将他的姐姐打伤住院,还要查他的税。赖昌星在法庭上赢了税务案子,但党的干部继续追查。赖昌星逃到厦门,从此开始他的江湖之旅。从此他接受教训,不管做什么生意,先把党的干部上下打点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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