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5月27日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1版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此后的几年里,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根据已解密的档案推断,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日期应该在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之间。
据廖承志在1981年回忆,1933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来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们二人在场时,宋庆龄明确告诉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惊奇地望着她:“最高方面?”宋只说了两个字:“国际。”随后又补充道:“共产国际。”廖承志听后十分吃惊。宋庆龄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宋说:“好,只有10分钟。”她打开手里的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上了火,走出了房间。廖承志飞快地写出了名单。10分钟后,宋庆龄回来,她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了出来,将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了进去,放回皮包,然后匆匆离开。廖承志回忆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难看出,宋庆龄这时已经是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最高方面”来接头索取情报的人了。由此可以说,在1933年5月以前,宋庆龄已经成为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共产党员。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关于孙宋庆龄(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以上可以看出宋庆龄确实是加入了共产党,加入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
宋庆龄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他的叛变使中共包括上海的地下党损失巨大,差点造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灭顶之灾”。而且,在上海还有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共产国际。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
佐尔格用3万美元的重金收买国民党官员后,仅从牛兰那里拿到了一张用俄文写的报平安的字条。在30年代初期,3万美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看来谍王佐尔格只有这么大的本事了。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又想到用扣押在苏联的蒋介石爱子蒋经国交换牛兰,命令下达给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此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实行“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都去了江西,帮不上共产国际。那么,谁有条件去找蒋介石呢?宋庆龄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在牛兰被捕的两个月后,宋庆龄恰巧经苏联回国安葬母亲。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政治代表找到了宋庆龄。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愿意加入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的请求。这名代表向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在季米特洛夫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对革命工作充满兴趣,富有经验。早在1914年,她就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开始从事秘密工作。她一生都有保密的习惯,比如从不写日记,不留文字档案。在给别人的信件中,如果有政治上的看法,她一定要求对方烧毁。和孙中山结婚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她的名牌坤包里,除了放有口红、香烟盒外,还经常放有一支装满子弹的美制手枪。
据此推断,正是在1931年,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在这一年年末突击发展了宋庆龄,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
1931年12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蒋介石的日记更像第二天要见报、吹嘘自己大义灭亲的声明。
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但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营救牛兰”的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之时,牛兰夫妇趁乱逃跑。其间,牛兰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庆龄功不可没。
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身
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去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中共派来了李云同志。
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据李云回忆,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1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
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有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魏在中国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帮助下,魏璐诗的墓地建在了宋庆龄陵园,位于宋庆龄墓地东20米处。
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为了躲避日军战火,带着秘书李云由上海到了香港。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我父亲在世时,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没有提到你?”父亲向我解释说:“我是秘密到陕北参加红军的。一旦斯诺的书公开出版,就会影响我在上海的中国朋友的安全。”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说的“上海的中国朋友”就是宋庆龄。父亲当时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在我父亲的诊所开会,还曾让父亲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后来,她又把我父亲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军民治病。
来源:《纵横》
2011年8月3日星期三
2011年8月2日星期二
(1266)[转帖]一些段子(96)
某记者返单位上班，编辑问：你为什么不交稿？答：我昨晚稿件全打印好，因为雷击所致，5篇稿子烧没了，九张烧掉一半，剩下的都埋了。编辑怒：为什么埋起来？答：为了更好的扑灭稿子的火。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编辑惊：那你怎么没被劈死？答：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李开云)
唐昊《不会愤怒的人，将会悲伤》：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对那些侵害到我们的安全、生命、以及尊严的人或集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苛责乃至痛骂——— 至少骂声他们听得懂，回应得也更快些。因为我们终究会在付出更多的代价后明白这个真理：一个不会愤怒的民族，将注定承受更多的悲伤!
@沈大飛：【范徐麗泰：人大現不宜調查7.23事故】港區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已致函人大祕書長李建國，反映部分港人要求人大成立委員會、主動調查溫州動車事故的意見。但她認為，由於國務院已有調查小組，現時人大不宜再調查，以免重複，她會要求國務院公開報告，由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跟進。【什麽叫滑頭？】
@南方都市报：“我去过60多个国家，深深懂得规划先行对于城市发展的至关重要。”四川省宜宾市副市长徐进接受采访时说。有网友跟帖“去过60多个国家，这钱都是谁出啊？”“有雄厚的‘三公’资金，这不算什么。”被质疑后，宜宾新闻网删除了“去过60国”内容。
因为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的捐款收支备受关注。东莞红十字会目前也公布了部分捐赠款项，但负责人很无奈，他说，并没有经费邀请技术人员升级官网、完善信息公开系统，同时也没钱请会计事务所对自身进行审计……
火车可以翻，汽车可以翻，就是网墙没法翻；脱衣能出名，犯贱能出名，就是有冤不能鸣；杀童有续集，跳楼有续集，就是防范不积极；食品里含毒，药品里含毒，就是没人能监督；煤矿可以塌，学校可以塌，就是没法去管“他”；房价不停涨，油价不停涨，就是收入不见涨。
昨晚上在火车站，见一非洲黑美人买火车票，看来这丫头英语汉语都不行。只见她比划：“呜轰隆轰隆轰隆...NO!,呜，轰、隆、轰、隆...YES!.”售票员立即明白，不要动车而要慢车。（@爱粉吾）
一车生死两茫茫，恨不及，告爹娘。万里神州，无处话凄凉。欢行忽被雷霆灭，家数口，赴黄粱。人丧魂留铲车忙，脸半张，泪成霜。漫说奇迹，黑白任豺狼。料得年年肠断处，高桥下，铁轨旁
君坐动车头，我坐动车尾，昨日动车撞动车，同做动车鬼。贪腐几时休，独裁何时已。官无道德禽兽多，和谐你妈个腿。（蒋方舟）
@季业：199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百年老站新站长》，赞美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其中有这样一句“职工们说：刘志祥是用他一身正气为人、两袖清风处事的人格魅力感染我们，激励我们的。”2005年，刘志祥因买凶杀害举报人、贪贿4000万被判死缓。2011年2月，其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双规。
@钱钢-香港大学：大饥荒的1961年5月，刘少奇说：“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他对《人民日报》的“大跃进”宣传给了4字评语——”祸国殃民”（据@摘星手010 ：《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7.23劫后，人民日报是否也应对高铁宣传有所反省呢？
@阿里爱爱：看过在温州第三医院的采访才知道，原来伤者和死者家属在温州的吃住都要自己掏钱，政府只是安排了定点，钱要家属自己付。即使有的是政府代垫，钱最终要从赔偿金中扣除。要知道温州酒店的价格一晚要200多，一些家庭本就不宽裕，在温州处境举步维艰。
@红嘴乌鸦：听铁路内部人士解释。每次事故之后，铁道部均急于通车而疏于救援，是因为铁路内部考核事故严重程度，是以事故阻断交通时间长短来定的，而且以晚上六点为一个时间节点。这正是此次动车追尾事故为何非得赶在次日十八点前通车的原因。换句话说，在铁道部多年形成的事故处理价值观里，根本就没有人命的位置
@胡泳：中国人进入集体神经质时代：30号北京开往沈阳北d1动车断电100分钟，一片漆黑，空气稀薄，乘客被采访称最后一节车厢的拿起行李往车头跑；有乘客给接车同事发短信，说谁能通知一下后车，赶紧停车；有网友报告，接下来一个礼拜北京飞沈阳的机票全是全价；另有火车乘客说，现在上车就找安全锤。
@司马南：德国没有出过铁路事故吗？美国没有出过铁路事故吗？印度没有出过铁路事故吗？.......出了事故，恤民为德，就事论事，科学分析，改进工作，世界各国概无例外。岂能动辄任由阴谋者肆无忌惮诋毁国格国威国造？岂能任由好事者起哄架秧子谣言满天？岂能任由邪恶势力矛头向上舆论围剿趁机改变政治制度基石？
@染香：▲ 7月22日凌晨京珠高速大巴着火死了41名乘客，掌握话语权的民主精英们无人问津，为何却对23日动车追尾齐声发力？…… 染香告诉你背后隐藏的战略意图：1. 摧毁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力，让中国人陷入窝里斗。2. 为谋求中国铁路私有化创造舆论环境。3. 让中国高铁出口泡汤，在国际竞争中败给西方企业。
@司马南:染香这女子看问题入木三分
自北京地铁自动扶梯事故发生后，各地质监部门开展了电梯安全监督检查。截至7月底，各地发现隐患电梯占检查电梯总数5.14%，平均每20台电梯中就有1台电梯存在隐患。全国平均每年发生电梯事故约40起、死亡人数为30人左右。
31日，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后引发网友质疑，对玉树县仲达乡寄宿学校和卫生院的援助，日本红会官网公示分别是1544万元和696万元，但中红会公示分别为1182万元和535万元，“缩水”23%。http://t.cn/aYjvIv
@夏骏：有网友感慨：“ 中国社会各阶层好像完全是断裂的，看微博感觉明天就要起义了，去菜场兜一圈又发现一百年也不会革命”。
“人多恰恰说明没有被忘记的过去，”任志强常常提起过去，也常常提起毛泽东、邓小平，他说他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一代，更是忠诚于共产党理想的信徒，“我到现在还相信共产主义呢，这是毛泽东画的最好的一块大饼，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南风窗）
很多人把统治者个人奋斗的成功，当成利国利民的功绩。我很想告诉你们，刘邦造反当皇帝，是他想当皇帝，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即便建立了强大的汉朝，他的功绩，真的跟普通百姓没一毛钱关系。对于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都一样，只要能让我过日子，爱国爱民族都在其次，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百年香港。（@易天）
@吴娈：建军节，一学逻辑的哥们问我：“咱们军费谁出的？”我：“纳税人的吧。”他：“不是党费吗？”我：“扯淡，100年党费加起来也没有1年军费零头。”他：“那为什么党指挥枪？”我：“……”谁教教我怎么才能说服他？
中超北京国安VS广州恒大，赛前奏国歌仪式后，工体看台上近万名观众自发集体将双手指向天空，为7.23动车事故中遇难的同胞默哀。8月1日这一夜，整个工体配得上人们的称赞！
@王磊__Alex：牙叔~不知道您是否拍到了这组画面~在全场唱完国歌之后几乎6.7.8.三个看台（再远我就看不见了）的大部分球迷全部双手指向天空~以此来哀悼在7.23动车事故中无辜去世的人们~我想问一下，难道这就是某些媒体眼中的足球流氓么？或许我们是流氓~但我们有人性！有良知！
“铁道部官员与狗不得入内”━━━深圳知名餐馆 醉翁亭 贴出的告示，引发众多市民抗议。普遍的看法是：这样的告示深深伤害了狗的感情。
唐昊《不会愤怒的人，将会悲伤》：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对那些侵害到我们的安全、生命、以及尊严的人或集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苛责乃至痛骂——— 至少骂声他们听得懂，回应得也更快些。因为我们终究会在付出更多的代价后明白这个真理：一个不会愤怒的民族，将注定承受更多的悲伤!
@沈大飛：【范徐麗泰：人大現不宜調查7.23事故】港區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已致函人大祕書長李建國，反映部分港人要求人大成立委員會、主動調查溫州動車事故的意見。但她認為，由於國務院已有調查小組，現時人大不宜再調查，以免重複，她會要求國務院公開報告，由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跟進。【什麽叫滑頭？】
@南方都市报：“我去过60多个国家，深深懂得规划先行对于城市发展的至关重要。”四川省宜宾市副市长徐进接受采访时说。有网友跟帖“去过60多个国家，这钱都是谁出啊？”“有雄厚的‘三公’资金，这不算什么。”被质疑后，宜宾新闻网删除了“去过60国”内容。
因为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的捐款收支备受关注。东莞红十字会目前也公布了部分捐赠款项，但负责人很无奈，他说，并没有经费邀请技术人员升级官网、完善信息公开系统，同时也没钱请会计事务所对自身进行审计……
火车可以翻，汽车可以翻，就是网墙没法翻；脱衣能出名，犯贱能出名，就是有冤不能鸣；杀童有续集，跳楼有续集，就是防范不积极；食品里含毒，药品里含毒，就是没人能监督；煤矿可以塌，学校可以塌，就是没法去管“他”；房价不停涨，油价不停涨，就是收入不见涨。
昨晚上在火车站，见一非洲黑美人买火车票，看来这丫头英语汉语都不行。只见她比划：“呜轰隆轰隆轰隆...NO!,呜，轰、隆、轰、隆...YES!.”售票员立即明白，不要动车而要慢车。（@爱粉吾）
一车生死两茫茫，恨不及，告爹娘。万里神州，无处话凄凉。欢行忽被雷霆灭，家数口，赴黄粱。人丧魂留铲车忙，脸半张，泪成霜。漫说奇迹，黑白任豺狼。料得年年肠断处，高桥下，铁轨旁
君坐动车头，我坐动车尾，昨日动车撞动车，同做动车鬼。贪腐几时休，独裁何时已。官无道德禽兽多，和谐你妈个腿。（蒋方舟）
@季业：199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百年老站新站长》，赞美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其中有这样一句“职工们说：刘志祥是用他一身正气为人、两袖清风处事的人格魅力感染我们，激励我们的。”2005年，刘志祥因买凶杀害举报人、贪贿4000万被判死缓。2011年2月，其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双规。
@钱钢-香港大学：大饥荒的1961年5月，刘少奇说：“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他对《人民日报》的“大跃进”宣传给了4字评语——”祸国殃民”（据@摘星手010 ：《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7.23劫后，人民日报是否也应对高铁宣传有所反省呢？
@阿里爱爱：看过在温州第三医院的采访才知道，原来伤者和死者家属在温州的吃住都要自己掏钱，政府只是安排了定点，钱要家属自己付。即使有的是政府代垫，钱最终要从赔偿金中扣除。要知道温州酒店的价格一晚要200多，一些家庭本就不宽裕，在温州处境举步维艰。
@红嘴乌鸦：听铁路内部人士解释。每次事故之后，铁道部均急于通车而疏于救援，是因为铁路内部考核事故严重程度，是以事故阻断交通时间长短来定的，而且以晚上六点为一个时间节点。这正是此次动车追尾事故为何非得赶在次日十八点前通车的原因。换句话说，在铁道部多年形成的事故处理价值观里，根本就没有人命的位置
@胡泳：中国人进入集体神经质时代：30号北京开往沈阳北d1动车断电100分钟，一片漆黑，空气稀薄，乘客被采访称最后一节车厢的拿起行李往车头跑；有乘客给接车同事发短信，说谁能通知一下后车，赶紧停车；有网友报告，接下来一个礼拜北京飞沈阳的机票全是全价；另有火车乘客说，现在上车就找安全锤。
@司马南：德国没有出过铁路事故吗？美国没有出过铁路事故吗？印度没有出过铁路事故吗？.......出了事故，恤民为德，就事论事，科学分析，改进工作，世界各国概无例外。岂能动辄任由阴谋者肆无忌惮诋毁国格国威国造？岂能任由好事者起哄架秧子谣言满天？岂能任由邪恶势力矛头向上舆论围剿趁机改变政治制度基石？
@染香：▲ 7月22日凌晨京珠高速大巴着火死了41名乘客，掌握话语权的民主精英们无人问津，为何却对23日动车追尾齐声发力？…… 染香告诉你背后隐藏的战略意图：1. 摧毁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力，让中国人陷入窝里斗。2. 为谋求中国铁路私有化创造舆论环境。3. 让中国高铁出口泡汤，在国际竞争中败给西方企业。
@司马南:染香这女子看问题入木三分
自北京地铁自动扶梯事故发生后，各地质监部门开展了电梯安全监督检查。截至7月底，各地发现隐患电梯占检查电梯总数5.14%，平均每20台电梯中就有1台电梯存在隐患。全国平均每年发生电梯事故约40起、死亡人数为30人左右。
31日，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后引发网友质疑，对玉树县仲达乡寄宿学校和卫生院的援助，日本红会官网公示分别是1544万元和696万元，但中红会公示分别为1182万元和535万元，“缩水”23%。http://t.cn/aYjvIv
@夏骏：有网友感慨：“ 中国社会各阶层好像完全是断裂的，看微博感觉明天就要起义了，去菜场兜一圈又发现一百年也不会革命”。
“人多恰恰说明没有被忘记的过去，”任志强常常提起过去，也常常提起毛泽东、邓小平，他说他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一代，更是忠诚于共产党理想的信徒，“我到现在还相信共产主义呢，这是毛泽东画的最好的一块大饼，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南风窗）
很多人把统治者个人奋斗的成功，当成利国利民的功绩。我很想告诉你们，刘邦造反当皇帝，是他想当皇帝，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即便建立了强大的汉朝，他的功绩，真的跟普通百姓没一毛钱关系。对于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都一样，只要能让我过日子，爱国爱民族都在其次，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百年香港。（@易天）
@吴娈：建军节，一学逻辑的哥们问我：“咱们军费谁出的？”我：“纳税人的吧。”他：“不是党费吗？”我：“扯淡，100年党费加起来也没有1年军费零头。”他：“那为什么党指挥枪？”我：“……”谁教教我怎么才能说服他？
中超北京国安VS广州恒大，赛前奏国歌仪式后，工体看台上近万名观众自发集体将双手指向天空，为7.23动车事故中遇难的同胞默哀。8月1日这一夜，整个工体配得上人们的称赞！
@王磊__Alex：牙叔~不知道您是否拍到了这组画面~在全场唱完国歌之后几乎6.7.8.三个看台（再远我就看不见了）的大部分球迷全部双手指向天空~以此来哀悼在7.23动车事故中无辜去世的人们~我想问一下，难道这就是某些媒体眼中的足球流氓么？或许我们是流氓~但我们有人性！有良知！
“铁道部官员与狗不得入内”━━━深圳知名餐馆 醉翁亭 贴出的告示，引发众多市民抗议。普遍的看法是：这样的告示深深伤害了狗的感情。
(1265)[转帖]肺石清风:陆东福与王勇平孰更诚实？
我和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并没有什么交往，只是在温州发生了动车追尾后，近几天网络出现了对他暴风骤雨般的批评、指责、谩骂，才吸引了我对他的关注。
听到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的传言，我又再次回顾了王勇平那段有争议的发言。当有记者问到“为什么要掩埋车体，是不是要掩埋证据”时，王勇平表现出了发言人少有的坦诚，几乎是推心置腹回答道：“车体为什么被掩埋？其实我今天下飞机的时候，接机的同志说，在网上已经看到有这样的消息。在此之前，因为我在机上还没有掌握到。我问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愚蠢的问题呢？这么一个举世都知道的事故难道能掩埋的了吗？他告诉我不是在掩理，事实上这个事故是掩埋不了的，我们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向社会传递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掩埋，后来他们作这样的解释，因为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不很不方便，所以，他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王勇平对记者提问的回答是真诚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无奈。对车体掩埋一事，他也表示出了不理解，认为这是愚蠢的做法，并对知情人员进行了质问。显然王勇平并没有相信有关人员荒唐的解释，也觉得为抢救而掩埋车体之说难以让人信服。但是，王勇平由于特定角色的限制，也不便揭露这种谎言。只得在最后说一句：“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其实，这是王勇平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了对荒唐解释的质疑，出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考虑到当时的情形，能直接戳穿已经在他下飞机前就已经设计好了的谎言吗？显然是不能。
但是，社会各界没有考虑到王勇平是被人暗地操纵、控制的情况，在急于了解真相的冲动下，忽略了是谁让王勇平成为众矢之的，将所有的不满发泄于王勇平一人。我觉得这对王勇平是一种不公平，从王勇平后来的行为也可以看出，他本人也觉得很委屈。实情相告，却受到难以承受的谴责，实在是想不通。所以他不得不鸣，他在自己的微博再次暗示：“我想对一些愚昧人士说句真心话，不要试图跟政府斗、跟国家斗、跟共产党斗，最后的结果无非只会引火焚身，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懂吗？”想一想，如果不是被逼迫到了极点，一个久经官场磨练的政府官员能说出这样的话吗？由此可见，一个老实人已经被逼到什么程度了？！（看看报纸的天窗就会明白许多）
据我个人对王勇平语言特点的分析，王勇平应当是一个不善于说谎话，做事讲究完美，为人实在、善良，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不然，做为一个有着丰富社会阅历、工作经验的发言人，也不会向记者解释原因，不会向记者发出暗示，说出“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样的话来。”
我们再来看看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是否存在为了尽快抢通线路，而没有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的现象？如何解释没有生命迹象了，又搜救出了小伊伊？”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了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感到深深伤害了在事故救援第一线2000多名铁路职工，3000多名地方的公安、驻军、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群众的感情，他们为事故救援救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难道社会需要的是这种巫师占卜式的回答吗？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存在问题，随处可见的谎言、欺骗，对民意的蹂躏、强奸，利益的获取多寡以对法律的蔑视、践踏程度成正比。。。。。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将这些问题迁怒于无决策权的提线木偶，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不为那些心存一丝善良、人性的人留下生存的空间，这个世界岂不是全由阴险、歹毒者来把持？以后还会有人说出真话吗？在看过原教育部发言人对王勇平的斥责后，在看过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的答记者问后，我更加感到王勇平是我们这个时代合格的新闻发言人。
再者，即便是王勇平真得有一万个不是，也不应当连带他的亲人。看到他被人肉，看到网上披露出了他家人的隐私，让人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王勇平毕竟还没有被举报，他还拥有自己的个人隐私权，在中国，声讨一个人或者是被害一个人时，总是会不择手段地挖掘他人隐私，是中国的传统，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在进入现代社会后表现的更甚。社会文明需要基础，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将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相区别，不懂得尊重并保护个体的权益，只是想通过隐私吸引社会的兴奋点，通过挖掘他人隐私来达到转移视线或是其它目的，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吗？
如果王勇平被停职为真，那他也只是一枚不幸的卒子。我想，在铁道部烹了王勇平后，我们应当继续拷问铁道部：温家宝总理所要求的你们做到了吗？还应当关注一下总调度长安路生山东出事后不但没被法律制裁，反而临危受命上海铁路局局长呢？关注一下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的谎言！这个竟然敢面对全世界撒谎的傻子。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8011174731.html
听到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的传言，我又再次回顾了王勇平那段有争议的发言。当有记者问到“为什么要掩埋车体，是不是要掩埋证据”时，王勇平表现出了发言人少有的坦诚，几乎是推心置腹回答道：“车体为什么被掩埋？其实我今天下飞机的时候，接机的同志说，在网上已经看到有这样的消息。在此之前，因为我在机上还没有掌握到。我问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愚蠢的问题呢？这么一个举世都知道的事故难道能掩埋的了吗？他告诉我不是在掩理，事实上这个事故是掩埋不了的，我们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向社会传递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掩埋，后来他们作这样的解释，因为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不很不方便，所以，他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王勇平对记者提问的回答是真诚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无奈。对车体掩埋一事，他也表示出了不理解，认为这是愚蠢的做法，并对知情人员进行了质问。显然王勇平并没有相信有关人员荒唐的解释，也觉得为抢救而掩埋车体之说难以让人信服。但是，王勇平由于特定角色的限制，也不便揭露这种谎言。只得在最后说一句：“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其实，这是王勇平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了对荒唐解释的质疑，出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考虑到当时的情形，能直接戳穿已经在他下飞机前就已经设计好了的谎言吗？显然是不能。
但是，社会各界没有考虑到王勇平是被人暗地操纵、控制的情况，在急于了解真相的冲动下，忽略了是谁让王勇平成为众矢之的，将所有的不满发泄于王勇平一人。我觉得这对王勇平是一种不公平，从王勇平后来的行为也可以看出，他本人也觉得很委屈。实情相告，却受到难以承受的谴责，实在是想不通。所以他不得不鸣，他在自己的微博再次暗示：“我想对一些愚昧人士说句真心话，不要试图跟政府斗、跟国家斗、跟共产党斗，最后的结果无非只会引火焚身，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懂吗？”想一想，如果不是被逼迫到了极点，一个久经官场磨练的政府官员能说出这样的话吗？由此可见，一个老实人已经被逼到什么程度了？！（看看报纸的天窗就会明白许多）
据我个人对王勇平语言特点的分析，王勇平应当是一个不善于说谎话，做事讲究完美，为人实在、善良，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不然，做为一个有着丰富社会阅历、工作经验的发言人，也不会向记者解释原因，不会向记者发出暗示，说出“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样的话来。”
我们再来看看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是否存在为了尽快抢通线路，而没有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的现象？如何解释没有生命迹象了，又搜救出了小伊伊？”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了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感到深深伤害了在事故救援第一线2000多名铁路职工，3000多名地方的公安、驻军、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群众的感情，他们为事故救援救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难道社会需要的是这种巫师占卜式的回答吗？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存在问题，随处可见的谎言、欺骗，对民意的蹂躏、强奸，利益的获取多寡以对法律的蔑视、践踏程度成正比。。。。。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将这些问题迁怒于无决策权的提线木偶，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不为那些心存一丝善良、人性的人留下生存的空间，这个世界岂不是全由阴险、歹毒者来把持？以后还会有人说出真话吗？在看过原教育部发言人对王勇平的斥责后，在看过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的答记者问后，我更加感到王勇平是我们这个时代合格的新闻发言人。
再者，即便是王勇平真得有一万个不是，也不应当连带他的亲人。看到他被人肉，看到网上披露出了他家人的隐私，让人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王勇平毕竟还没有被举报，他还拥有自己的个人隐私权，在中国，声讨一个人或者是被害一个人时，总是会不择手段地挖掘他人隐私，是中国的传统，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在进入现代社会后表现的更甚。社会文明需要基础，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将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相区别，不懂得尊重并保护个体的权益，只是想通过隐私吸引社会的兴奋点，通过挖掘他人隐私来达到转移视线或是其它目的，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吗？
如果王勇平被停职为真，那他也只是一枚不幸的卒子。我想，在铁道部烹了王勇平后，我们应当继续拷问铁道部：温家宝总理所要求的你们做到了吗？还应当关注一下总调度长安路生山东出事后不但没被法律制裁，反而临危受命上海铁路局局长呢？关注一下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的谎言！这个竟然敢面对全世界撒谎的傻子。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8011174731.html
(1264)[转帖]匪夷所思的追尾与难以理解的救援
记者 周凯莉 于达维 王晓庆
撞车
被撞的D3115次车13至16号车厢脱轨，其中16号车厢后半截受到严重挤压；D301的1至3号车厢坠落到15米高的铁路桥之下， 4号车厢斜挂在了铁路桥与桥下的泥塘之间
D3115列车，16号车厢，27、28座——这两张火车票，是山东人王海茹和她的丈夫曹卫东劫后余生的“纪念”。
7月23日19时50分左右，由杭州开往福州南的D3115，到达温州南站的前一站永嘉站。第一次乘坐动车的王海茹，特意看了看手表。按照正常的时刻表，D3115到达永嘉站的时间应为19时47分。永嘉站与温州南站相距18公里，这趟车尚需运行9分钟左右。
D3115列车长蒋晓梅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趟车晚点大概5分钟。她回忆，列车从温岭站开出后遭遇雷阵雨天气，不得不减速行驶。到达永嘉站后，又临时停车20多分钟。她听到司机在对讲机中告诉随车机械师，由于天气原因前面没有信号，没有办法通行。
7号车厢一位乘客告诉记者，这趟列车在永嘉站停留几分钟后，又有一趟列车驶过。她无意中看了看车号：D301。
永嘉是一个小站，D301原本不应在这里停靠，按计划，它应在19时14分从温岭站出发，以平均时速200公里以上直接开往温州南站，19时42分到站。列车已经晚点，现在因为信号故障，不得不陷入新的等待。
D301列车4号车厢最后一个包间里，坐着王薇和她的妈妈、儿子，以及两个同事。车厢由软卧改造而成，每个包厢里有6个座位。他们两点多在南京上的车，当时列车已经晚了近半个小时。
20时15分左右，D3115从永嘉站驶出。很多乘客意识到，列车行驶速度“似乎不正常”。16号车厢21座的乘客吕德民和10号车厢的乘客鲍永远均表示，列车提速两三分钟后，渐渐减速。
列车长蒋晓梅说，20时22分左右，D3115在路上慢慢停了下来，“大概停了五六分钟后重新启动滑行”。重新启动后，这趟车的时速仅20公里。
没有人意识到灾难临近。16号车厢里，王海茹嘲笑丈夫曹卫东“头发太乱”；吕德民和身边一位名叫陈道弟的老人闲聊。老人带着妻子温爱萍、大女儿陈熙、三周岁的外甥周仁特，以及七个月身孕的小女儿陈碧从绍兴站上车，前往温州。
王海茹清楚地记得，那个三岁的小男孩穿着一双黑色的沙滩凉鞋，淘气地在后座跑来跑去。16号车厢的乘客不算太多， 1至16号座位在车尾。在王海茹拍摄的一个视频里，可以清晰地听到一个小女孩在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后来，她才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事故20小时后获救的“奇迹”——项炜伊。小玮伊随父亲项余岸、母亲施李虹从杭州游玩回家，坐在车尾靠近包厢门的座位。
另一辆列车D301，也在20时24分从永嘉站开出，最高时速可能接近200公里。3号车厢的付小姐回忆，“当时的速度很正常”。
D301如果以200公里的速度开行，只须几分钟就能抵达温州南站。就这样，20︰15分开出的D3115走走停停，20︰24分开出的D301高速行进，现在都已接近终点。
很快，两辆列车的乘务员相继广播，提醒旅客“温州南站就要到了”。D301车2号车厢的陈爱听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走到2号、3号车的连接处。“车开起来只有3到5分钟，就撞车了。”他回忆说。
灾难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的。由于雷击，温州双屿镇双岙村从19时多开始停电，全村一片漆黑。20时27分左右，在自家二楼大窗户前乘凉的村民谢丽看到一列火车出现在铁轨上，“几乎没怎么动”。她觉得很奇怪，大概过了三四分钟，她看到这列火车的背后，车灯照射过来，“又有一列火车开过来了”。
“咣啷啷”，一声巨响后，D301以约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在下岙路段的铁路桥撞上了缓缓而行的D3115。
D301列车长沈冰倩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大概在20时31分，D301采取紧急制动刹车，列车强烈震动，车内停电，用电台无法再联系上司机潘一恒。
谢丽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后面那列火车的前几节车厢撞到前面那列，掀到半空里，再重重地落下来。”那一瞬间，很多村民都看到了金黄色的火花，还有浓重的黑烟。
王海茹听到撞击的巨大响声，车厢剧烈震动，车厢断电，漆黑一片，只听到行李架和行李“咣咣”坠落。她的身体从座位上止不住地下滑，乘客惨叫声响成一片。曹卫东一只手死死抓住前方的椅背，一只手拉住王海茹，将妻子的头紧紧护在胸前。
D301列车3号车厢的付小姐回忆，当时听到列车紧急制动的声音，整个身体都往前倾，车厢里“全都黑了”。她拼命抓住小桌板，“怎么抓都抓不住”，车厢一直在翻滚，她在包厢里从这头甩到那头，一边尖叫一边随着车厢往下掉。一声重重的坠地声后，3号车厢出轨，摔落到高架桥上。
事后看到，被撞的D3115次车13至16号车厢脱轨，其中，16号车厢就像一个被揉烂的铁皮盒子，车厢后半截受到严重挤压；D301的1至3号车厢坠落到15米高的铁路桥下，4号车厢斜挂在了铁路桥与桥下的泥塘之间。
救援
“为什么不救了！里面还有人！”杨峰大吼。一位武警回答，“用过生命探测仪了，里面没有生命迹象，都是尸体”
铁路桥上，王海茹和丈夫曹卫东用坠落的行李架拼命砸16号车厢的窗玻璃，但“死也砸不开”。所幸的是，曹卫东看到右侧的窗户玻璃碎了一大半，他拉着王海茹，从窗户里爬了出去。
21座的吕德民使尽力气，拆掉座位，从车厢底部一个半径不足30厘米的黑洞，跳到铁轨上。之后，他又伸手，将旁座的陈道弟老人从黑洞里拽了出来。
窗外正在下雨，曹卫东和王海茹夫妻俩哭喊着往前跑，大概跑了10节车厢的样子，到达一个修路工的小木屋。曹卫东让修路工拨通110，他浑身颤抖，甚至说不完一句完整的话，一直哭喊：“出事了，撞火车了”。
王海茹回忆，当时16号车厢跑出来五个人，曹卫东和吕德民一直在试图救人。一位中年妇女声嘶力竭地哭喊：“我的女儿还在里面！主啊，救救我的女儿吧！”
10号车厢的鲍永远跑了出来。然后，这位温州瑞安市文联的工作人员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救人。他往后跑时，曾在12号车厢附近遇到一个穿制服、个子不高，30多岁的中年人，他就是D3115的司机。司机拿着电话，一直在喊：“出事了，怎么办！怎么办！”鲍永远和他一起跑到车后，看到15、 16号车厢之间已经断开，中间有一具鲜血淋漓的尸体。鲍永远点燃一支“中华”，塞在已瘫坐在地上的司机嘴里，发现司机浑身都在颤抖，嘴唇抽搐。
王海茹也见到了这位D3115司机。根据她的回忆，司机瘫坐在铁轨上，一边痛哭，一边冲电话吼：“当时我说能过去的，他（音）非让我停！”
在D301车上，4号车厢的王薇死死抓住能扶住的东西。车厢在旋转，她的两名同事压在她的妈妈和儿子身上。等他们清醒过来，发现车厢侧翻，大家都挤贴在火车玻璃上，玻璃特别厚，根本砸不开。车厢门变形，也无法打开。车里面很闷，他们感觉呼吸困难。过了十分钟左右，下岱村的村民砸开了过道一侧的窗户，打开包厢门，王薇一行获救了。2号和3号车厢连接处等待下车的陈爱听，也被村民拉出来送到医院。
而D301司机潘一恒的遗体，也很快被发现。他浑身鲜血，闸板穿透了前胸。
百米外的双岙村主要经营鞋类加工，村民和外来打工者加起来有几千人，其中有几百人参加了救援，“来晚了都挤不进去”。鼎力峰鞋材厂的阮长宵赶到现场时，发现“有一节车头插在地里，车头整体已经歪曲，另一侧则接着地面”。他和村民开始帮着乘客从车身中间的缝里爬出来。
有人在泥塘里发现一名乘客，浑身都是泥浆，撞车时从断裂的两节车厢里直接“飞”入泥塘，但伤势不是很严重。4号车厢很多未受伤的乘客则在村民帮助下，沿着铁栏杆爬了下来。
警察和消防人员接警后几分钟就到场的官方说法，受到村民们的质疑。一位村民表示，大概20时50多分钟，消防车到了。没过多久，警车也到了。第一批参加救援的一位警员说，他们到达的时间是21时8分左右。救援起初在桥下展开，D3115的一些乘客反映说，救援人员在两个多小时后才发现桥上也需要救援。
尽管当时这里的村民几乎全部动员，“来晚的几乎挤不进去”，但是在官方的宣传材料中，却只是提到村民组成了几十人的民间救援队。
一位姓蒋的村民说，救援队到了之后，“百姓们就不能参加救援了”。另外，救护车快半个小时才到达现场。有一个女人的脊椎撞伤，浑身是血，好不容易搬到救护车上，“却没有座位了”。村民找了一辆四轮车，两个人托着她的头，一路送到医院。
32岁的杨峰在24日凌晨1点多赶到现场。他是D3115次16号车厢乘客陈碧的丈夫。23日21时多获知消息后，穿着睡衣的他和堂弟一起开车从绍兴赶来。下车后，他们穿过一片草坡，趟过一条河，再横穿一块麦田，浑身泥泞地进入现场。刚开始，他们在铁路桥下的四节车厢内辨认，后来，两人爬到铁路桥上的铁轨，找到第16号车厢。
杨峰回忆，他爬进16号车厢里，看到断手、断脚，被压着的尸体，以及遍地血迹。凌晨3点多，救援人员对这节车厢进行切割，“但没切开，就停止施救了”。
“为什么不救了！里面还有人！”杨峰大吼。一位武警官兵回答，“用过生命探测仪了，里面没有生命迹象，都是尸体”。
24日凌晨5时左右，财新《新世纪》记者通过一片泥泞的垃圾场，靠近事故现场。看到两位女士正在恳请救援人员，而一个爬出来的男人说：“有一块铁板压在我弟弟身上，叫了两三个小时都没有人救。”
获救的乘客迅速送往附近的医院。1000多名未受伤的乘客则被暂时安置在温州市第23中学和双屿客运中心。
5时30分左右，天开始亮了。头戴中铁22局安全帽的一批队员到达现场。领队的商姓队长说，他们带来了挖掘机、装载机和吊机，任务主要是处理现场。
掩埋
D301的车头被挖掘机翻倒，推进一旁的大坑，至少车体的一些碎片已经被掩埋
两岁零八个月的项炜伊，是动车追尾事故的最后一名幸存者。
这个童花头、单眼皮、被称为伊伊的小女孩，在事故发生20个小时后，终于被救援队员从16号车厢车门的空隙里救出。
鹿城消防大队勤奋路中队指导员姜建序说：“找到伊伊之前，在16号车厢，我们找到了12个人，都没有呼吸。”
24日17时多，压在车厢门口的项炜伊被发现“手指仍在动”，还有生命体征。那一天，温州特警支队支队长邵曳戎原本接到指令，要将16号车厢从桥上吊下来。但他说，他坚持先在桥上搜救，从而保住项炜伊的生命。这个故事后来被广为传颂。
小玮伊之后，再没有幸存者。24日17时至18时15分，短短一个多小时，救援人员又在16号车厢找到八名遇难者的尸体。其中，有小玮伊的父母，还有杨峰的亲人。
在项炜伊获救之前，救援工作一度陷入停滞。尽早恢复通车，已成为现场指挥者的优先选项。
24日这一天，很多现场目击者发现，挖掘机作业，挖出一个大坑，D301的车头被翻倒，推进坑中。一些车体碎片被掩埋。有现场目击者用视频和照片记录下了这些情景。
7月24日中午，财新《新世纪》记者在事故处理现场看到， D301的车头被挖掘机翻到在旁边挖出的一个大坑中，随后陆续运来十几辆卡车的砂石，在事故现场铺出道路。14时过后，两辆大吊车进场，在砂石铺出的路面上放置脚垫以防下陷。16时，准备就绪的两辆大吊车首先将损毁严重的D3115列车15节车厢吊下。
7月24日当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车体为何被掩埋，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称，“他们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上海铁路局一位路段技术负责人称，“车厢对事故调查没有帮助，现在是废铁一堆，清理掉它，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流程。”中铁三局一位人士则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因为300吨吊车要进场，将桥上拉不走的车厢吊下来，得腾出场地。
这些动作几乎全程被媒体和公众微博直播，舆论质疑“掩埋车头、销毁证据” 。
其后，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研究决定，将遗留在现场的事故车辆移送至温州西站，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新华社记者7月27日发表署名报道称，至26日深夜，事故现场清理完毕，“之前埋下的D301次动车车头也被挖出运走”；该记者看到，“这些残骸裹满泥土，许多已成碎片，现场施工人员用挖掘机将它们掘起，再装入十多辆翻斗车运走”。
现场解除封锁后，一些附近村民听闻车厢碎片可以卖钱，纷纷回到事故现场“挖宝”。
7月28日，铁道部再度回应，称掩埋车头销毁证据一说不属实。
但新华社等媒体批露，铁道部此前在处理列车脱轨事故时确有掩埋车体的前科。
在事故发生的桥下，大坑犹在，已变成一个水坑，工作人员在水塘边修起围栏，隔日又拆掉。
“奇迹”
在殡仪馆，每位事故遇难者都被编号。在这里，冷冰冰的编号意味着与亲人永别
一些遇难者家属质疑，如果救援工作未中断，或许可以多救出几位乘客。“我丈母娘肢体就是完好的，如果凌晨的时候坚持救，说不定还有希望。”杨峰说。
陈碧的遗体在殡仪馆被发现，已经面目全非。“凭着对她的感觉，就是一只手，哪怕她是一段焦木，我也能感受到她的气息，我也能认出来”，杨峰说，何况妻子手上还有一枚卡地亚的订婚戒指。
在殡仪馆，事故遇难者都被编号。陈碧的姐姐陈熙，她们的母亲温爱萍，以及陈熙的儿子周仁特也不例外。在这里，冷冰冰的编号意味着与亲人永别。
截至发稿，官方称此次事故共造成40人死亡。杨峰则坚称还要加上一个生命，因为死去的妻子腹中还有一个七个月的孩子。
25日晚，自发的悼念活动在温州市世纪广场进行，人们点燃蜡烛，放飞祈福灯。
项炜伊父亲项余岸的学生自发唱起歌曲，纪念遇难的老师。
28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看望了项炜伊。此前，该院副院长唐疾飞曾经表示，小玮伊是挤压综合症引起的肌肉坏死，左小腿功能今后可能受到影响。
事故次日晚上，举行的那场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曾追问“为什么在你们救援结束后，在拆解车体的时候，还能发现一个活着的小孩子”。王勇平称：“这是生命的奇迹。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7·23”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
陈伟 男 42岁 福建籍
黄雨淳 女 11岁 福建福州人
陆海天 男 20岁 安徽无为人 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工程学院09级
朱平 女 20岁 浙江鹿城人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二班
金显眼 男 34岁 浙江平阳人
曹尔新 男 籍贯福建 美籍华人
卓煌 男 38岁 福州人
金扬钟 男 8岁 平阳人
毛菲菲 女 25岁 浙江平阳人 与丈夫苏孝图一起遇难，遇难前怀有身孕
苏孝图 男 28岁 浙江平阳人 与妻子毛菲菲一起遇难
温爱萍 女 51岁 浙江平阳人
陈碧 女 28岁 浙江平阳人 怀有身孕，温爱萍的女儿
陈熙 女 29岁 浙江平阳人 温爱萍的女儿，陈碧的姐姐
周仁特 男 陈熙的儿子
张秀燕 女 32岁 福建连江人
陈跃 女 31岁 金建飞的妻子
金建飞 男 32岁 浙江瑞安人 与妻子陈跃一起遇难
金文博 男 4岁 金建飞和陈跃的孩子
徐配配 女 23岁 河南上蔡人
郝乃刚 男 58岁 天津北辰人
陈云英 男 46岁 福建晋安人
李建忠 男 42岁 浙江鹿城人
LIGUORI ASSUNTA，女，意大利人；
胡维鹏 男 33岁 福建福州人
项余岸 男 30岁 浙江鹿城人 温州任岩松中学语文老师，最后获救小女孩项炜伊的父亲
施李虹 女 29岁 浙江瓯海人 项余岸的妻子，最后获救小女孩项炜伊的母亲
江正通 男 42岁 浙江温岭人
林骁 男 40岁 福建福州人
陈怡洁 女 10岁 杭州下城人
林焱 男 27岁 福建福州
穆立楠 女 22岁 北京顺义
陈鸿鹏 男 14岁 福建长乐，与叔叔陈财发一起遇难
陈财发 男 38岁 福建长乐，身材魁梧，深蓝色衣服
郑杭征 男 34岁 福建连江
陈治平 男 59岁 浙江鹿城
吕红艳 女 39岁 湖南长沙
曾国钧 男 45岁 浙江瑞安
CHEN ZENGRONG（陈曾容） 女 美籍华人，福建；
赵立松 男 39岁 福建福州市
潘一恒 男 38岁 福建福州 D301次动车组的福州机务段动车司机
（截至2011年7月29日18时统计）
来源：财新《新世纪》
撞车
被撞的D3115次车13至16号车厢脱轨，其中16号车厢后半截受到严重挤压；D301的1至3号车厢坠落到15米高的铁路桥之下， 4号车厢斜挂在了铁路桥与桥下的泥塘之间
D3115列车，16号车厢，27、28座——这两张火车票，是山东人王海茹和她的丈夫曹卫东劫后余生的“纪念”。
7月23日19时50分左右，由杭州开往福州南的D3115，到达温州南站的前一站永嘉站。第一次乘坐动车的王海茹，特意看了看手表。按照正常的时刻表，D3115到达永嘉站的时间应为19时47分。永嘉站与温州南站相距18公里，这趟车尚需运行9分钟左右。
D3115列车长蒋晓梅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趟车晚点大概5分钟。她回忆，列车从温岭站开出后遭遇雷阵雨天气，不得不减速行驶。到达永嘉站后，又临时停车20多分钟。她听到司机在对讲机中告诉随车机械师，由于天气原因前面没有信号，没有办法通行。
7号车厢一位乘客告诉记者，这趟列车在永嘉站停留几分钟后，又有一趟列车驶过。她无意中看了看车号：D301。
永嘉是一个小站，D301原本不应在这里停靠，按计划，它应在19时14分从温岭站出发，以平均时速200公里以上直接开往温州南站，19时42分到站。列车已经晚点，现在因为信号故障，不得不陷入新的等待。
D301列车4号车厢最后一个包间里，坐着王薇和她的妈妈、儿子，以及两个同事。车厢由软卧改造而成，每个包厢里有6个座位。他们两点多在南京上的车，当时列车已经晚了近半个小时。
20时15分左右，D3115从永嘉站驶出。很多乘客意识到，列车行驶速度“似乎不正常”。16号车厢21座的乘客吕德民和10号车厢的乘客鲍永远均表示，列车提速两三分钟后，渐渐减速。
列车长蒋晓梅说，20时22分左右，D3115在路上慢慢停了下来，“大概停了五六分钟后重新启动滑行”。重新启动后，这趟车的时速仅20公里。
没有人意识到灾难临近。16号车厢里，王海茹嘲笑丈夫曹卫东“头发太乱”；吕德民和身边一位名叫陈道弟的老人闲聊。老人带着妻子温爱萍、大女儿陈熙、三周岁的外甥周仁特，以及七个月身孕的小女儿陈碧从绍兴站上车，前往温州。
王海茹清楚地记得，那个三岁的小男孩穿着一双黑色的沙滩凉鞋，淘气地在后座跑来跑去。16号车厢的乘客不算太多， 1至16号座位在车尾。在王海茹拍摄的一个视频里，可以清晰地听到一个小女孩在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后来，她才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事故20小时后获救的“奇迹”——项炜伊。小玮伊随父亲项余岸、母亲施李虹从杭州游玩回家，坐在车尾靠近包厢门的座位。
另一辆列车D301，也在20时24分从永嘉站开出，最高时速可能接近200公里。3号车厢的付小姐回忆，“当时的速度很正常”。
D301如果以200公里的速度开行，只须几分钟就能抵达温州南站。就这样，20︰15分开出的D3115走走停停，20︰24分开出的D301高速行进，现在都已接近终点。
很快，两辆列车的乘务员相继广播，提醒旅客“温州南站就要到了”。D301车2号车厢的陈爱听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走到2号、3号车的连接处。“车开起来只有3到5分钟，就撞车了。”他回忆说。
灾难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的。由于雷击，温州双屿镇双岙村从19时多开始停电，全村一片漆黑。20时27分左右，在自家二楼大窗户前乘凉的村民谢丽看到一列火车出现在铁轨上，“几乎没怎么动”。她觉得很奇怪，大概过了三四分钟，她看到这列火车的背后，车灯照射过来，“又有一列火车开过来了”。
“咣啷啷”，一声巨响后，D301以约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在下岙路段的铁路桥撞上了缓缓而行的D3115。
D301列车长沈冰倩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大概在20时31分，D301采取紧急制动刹车，列车强烈震动，车内停电，用电台无法再联系上司机潘一恒。
谢丽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后面那列火车的前几节车厢撞到前面那列，掀到半空里，再重重地落下来。”那一瞬间，很多村民都看到了金黄色的火花，还有浓重的黑烟。
王海茹听到撞击的巨大响声，车厢剧烈震动，车厢断电，漆黑一片，只听到行李架和行李“咣咣”坠落。她的身体从座位上止不住地下滑，乘客惨叫声响成一片。曹卫东一只手死死抓住前方的椅背，一只手拉住王海茹，将妻子的头紧紧护在胸前。
D301列车3号车厢的付小姐回忆，当时听到列车紧急制动的声音，整个身体都往前倾，车厢里“全都黑了”。她拼命抓住小桌板，“怎么抓都抓不住”，车厢一直在翻滚，她在包厢里从这头甩到那头，一边尖叫一边随着车厢往下掉。一声重重的坠地声后，3号车厢出轨，摔落到高架桥上。
事后看到，被撞的D3115次车13至16号车厢脱轨，其中，16号车厢就像一个被揉烂的铁皮盒子，车厢后半截受到严重挤压；D301的1至3号车厢坠落到15米高的铁路桥下，4号车厢斜挂在了铁路桥与桥下的泥塘之间。
救援
“为什么不救了！里面还有人！”杨峰大吼。一位武警回答，“用过生命探测仪了，里面没有生命迹象，都是尸体”
铁路桥上，王海茹和丈夫曹卫东用坠落的行李架拼命砸16号车厢的窗玻璃，但“死也砸不开”。所幸的是，曹卫东看到右侧的窗户玻璃碎了一大半，他拉着王海茹，从窗户里爬了出去。
21座的吕德民使尽力气，拆掉座位，从车厢底部一个半径不足30厘米的黑洞，跳到铁轨上。之后，他又伸手，将旁座的陈道弟老人从黑洞里拽了出来。
窗外正在下雨，曹卫东和王海茹夫妻俩哭喊着往前跑，大概跑了10节车厢的样子，到达一个修路工的小木屋。曹卫东让修路工拨通110，他浑身颤抖，甚至说不完一句完整的话，一直哭喊：“出事了，撞火车了”。
王海茹回忆，当时16号车厢跑出来五个人，曹卫东和吕德民一直在试图救人。一位中年妇女声嘶力竭地哭喊：“我的女儿还在里面！主啊，救救我的女儿吧！”
10号车厢的鲍永远跑了出来。然后，这位温州瑞安市文联的工作人员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救人。他往后跑时，曾在12号车厢附近遇到一个穿制服、个子不高，30多岁的中年人，他就是D3115的司机。司机拿着电话，一直在喊：“出事了，怎么办！怎么办！”鲍永远和他一起跑到车后，看到15、 16号车厢之间已经断开，中间有一具鲜血淋漓的尸体。鲍永远点燃一支“中华”，塞在已瘫坐在地上的司机嘴里，发现司机浑身都在颤抖，嘴唇抽搐。
王海茹也见到了这位D3115司机。根据她的回忆，司机瘫坐在铁轨上，一边痛哭，一边冲电话吼：“当时我说能过去的，他（音）非让我停！”
在D301车上，4号车厢的王薇死死抓住能扶住的东西。车厢在旋转，她的两名同事压在她的妈妈和儿子身上。等他们清醒过来，发现车厢侧翻，大家都挤贴在火车玻璃上，玻璃特别厚，根本砸不开。车厢门变形，也无法打开。车里面很闷，他们感觉呼吸困难。过了十分钟左右，下岱村的村民砸开了过道一侧的窗户，打开包厢门，王薇一行获救了。2号和3号车厢连接处等待下车的陈爱听，也被村民拉出来送到医院。
而D301司机潘一恒的遗体，也很快被发现。他浑身鲜血，闸板穿透了前胸。
百米外的双岙村主要经营鞋类加工，村民和外来打工者加起来有几千人，其中有几百人参加了救援，“来晚了都挤不进去”。鼎力峰鞋材厂的阮长宵赶到现场时，发现“有一节车头插在地里，车头整体已经歪曲，另一侧则接着地面”。他和村民开始帮着乘客从车身中间的缝里爬出来。
有人在泥塘里发现一名乘客，浑身都是泥浆，撞车时从断裂的两节车厢里直接“飞”入泥塘，但伤势不是很严重。4号车厢很多未受伤的乘客则在村民帮助下，沿着铁栏杆爬了下来。
警察和消防人员接警后几分钟就到场的官方说法，受到村民们的质疑。一位村民表示，大概20时50多分钟，消防车到了。没过多久，警车也到了。第一批参加救援的一位警员说，他们到达的时间是21时8分左右。救援起初在桥下展开，D3115的一些乘客反映说，救援人员在两个多小时后才发现桥上也需要救援。
尽管当时这里的村民几乎全部动员，“来晚的几乎挤不进去”，但是在官方的宣传材料中，却只是提到村民组成了几十人的民间救援队。
一位姓蒋的村民说，救援队到了之后，“百姓们就不能参加救援了”。另外，救护车快半个小时才到达现场。有一个女人的脊椎撞伤，浑身是血，好不容易搬到救护车上，“却没有座位了”。村民找了一辆四轮车，两个人托着她的头，一路送到医院。
32岁的杨峰在24日凌晨1点多赶到现场。他是D3115次16号车厢乘客陈碧的丈夫。23日21时多获知消息后，穿着睡衣的他和堂弟一起开车从绍兴赶来。下车后，他们穿过一片草坡，趟过一条河，再横穿一块麦田，浑身泥泞地进入现场。刚开始，他们在铁路桥下的四节车厢内辨认，后来，两人爬到铁路桥上的铁轨，找到第16号车厢。
杨峰回忆，他爬进16号车厢里，看到断手、断脚，被压着的尸体，以及遍地血迹。凌晨3点多，救援人员对这节车厢进行切割，“但没切开，就停止施救了”。
“为什么不救了！里面还有人！”杨峰大吼。一位武警官兵回答，“用过生命探测仪了，里面没有生命迹象，都是尸体”。
24日凌晨5时左右，财新《新世纪》记者通过一片泥泞的垃圾场，靠近事故现场。看到两位女士正在恳请救援人员，而一个爬出来的男人说：“有一块铁板压在我弟弟身上，叫了两三个小时都没有人救。”
获救的乘客迅速送往附近的医院。1000多名未受伤的乘客则被暂时安置在温州市第23中学和双屿客运中心。
5时30分左右，天开始亮了。头戴中铁22局安全帽的一批队员到达现场。领队的商姓队长说，他们带来了挖掘机、装载机和吊机，任务主要是处理现场。
掩埋
D301的车头被挖掘机翻倒，推进一旁的大坑，至少车体的一些碎片已经被掩埋
两岁零八个月的项炜伊，是动车追尾事故的最后一名幸存者。
这个童花头、单眼皮、被称为伊伊的小女孩，在事故发生20个小时后，终于被救援队员从16号车厢车门的空隙里救出。
鹿城消防大队勤奋路中队指导员姜建序说：“找到伊伊之前，在16号车厢，我们找到了12个人，都没有呼吸。”
24日17时多，压在车厢门口的项炜伊被发现“手指仍在动”，还有生命体征。那一天，温州特警支队支队长邵曳戎原本接到指令，要将16号车厢从桥上吊下来。但他说，他坚持先在桥上搜救，从而保住项炜伊的生命。这个故事后来被广为传颂。
小玮伊之后，再没有幸存者。24日17时至18时15分，短短一个多小时，救援人员又在16号车厢找到八名遇难者的尸体。其中，有小玮伊的父母，还有杨峰的亲人。
在项炜伊获救之前，救援工作一度陷入停滞。尽早恢复通车，已成为现场指挥者的优先选项。
24日这一天，很多现场目击者发现，挖掘机作业，挖出一个大坑，D301的车头被翻倒，推进坑中。一些车体碎片被掩埋。有现场目击者用视频和照片记录下了这些情景。
7月24日中午，财新《新世纪》记者在事故处理现场看到， D301的车头被挖掘机翻到在旁边挖出的一个大坑中，随后陆续运来十几辆卡车的砂石，在事故现场铺出道路。14时过后，两辆大吊车进场，在砂石铺出的路面上放置脚垫以防下陷。16时，准备就绪的两辆大吊车首先将损毁严重的D3115列车15节车厢吊下。
7月24日当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车体为何被掩埋，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称，“他们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上海铁路局一位路段技术负责人称，“车厢对事故调查没有帮助，现在是废铁一堆，清理掉它，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流程。”中铁三局一位人士则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因为300吨吊车要进场，将桥上拉不走的车厢吊下来，得腾出场地。
这些动作几乎全程被媒体和公众微博直播，舆论质疑“掩埋车头、销毁证据” 。
其后，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研究决定，将遗留在现场的事故车辆移送至温州西站，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新华社记者7月27日发表署名报道称，至26日深夜，事故现场清理完毕，“之前埋下的D301次动车车头也被挖出运走”；该记者看到，“这些残骸裹满泥土，许多已成碎片，现场施工人员用挖掘机将它们掘起，再装入十多辆翻斗车运走”。
现场解除封锁后，一些附近村民听闻车厢碎片可以卖钱，纷纷回到事故现场“挖宝”。
7月28日，铁道部再度回应，称掩埋车头销毁证据一说不属实。
但新华社等媒体批露，铁道部此前在处理列车脱轨事故时确有掩埋车体的前科。
在事故发生的桥下，大坑犹在，已变成一个水坑，工作人员在水塘边修起围栏，隔日又拆掉。
“奇迹”
在殡仪馆，每位事故遇难者都被编号。在这里，冷冰冰的编号意味着与亲人永别
一些遇难者家属质疑，如果救援工作未中断，或许可以多救出几位乘客。“我丈母娘肢体就是完好的，如果凌晨的时候坚持救，说不定还有希望。”杨峰说。
陈碧的遗体在殡仪馆被发现，已经面目全非。“凭着对她的感觉，就是一只手，哪怕她是一段焦木，我也能感受到她的气息，我也能认出来”，杨峰说，何况妻子手上还有一枚卡地亚的订婚戒指。
在殡仪馆，事故遇难者都被编号。陈碧的姐姐陈熙，她们的母亲温爱萍，以及陈熙的儿子周仁特也不例外。在这里，冷冰冰的编号意味着与亲人永别。
截至发稿，官方称此次事故共造成40人死亡。杨峰则坚称还要加上一个生命，因为死去的妻子腹中还有一个七个月的孩子。
25日晚，自发的悼念活动在温州市世纪广场进行，人们点燃蜡烛，放飞祈福灯。
项炜伊父亲项余岸的学生自发唱起歌曲，纪念遇难的老师。
28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看望了项炜伊。此前，该院副院长唐疾飞曾经表示，小玮伊是挤压综合症引起的肌肉坏死，左小腿功能今后可能受到影响。
事故次日晚上，举行的那场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曾追问“为什么在你们救援结束后，在拆解车体的时候，还能发现一个活着的小孩子”。王勇平称：“这是生命的奇迹。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7·23”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
陈伟 男 42岁 福建籍
黄雨淳 女 11岁 福建福州人
陆海天 男 20岁 安徽无为人 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工程学院09级
朱平 女 20岁 浙江鹿城人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二班
金显眼 男 34岁 浙江平阳人
曹尔新 男 籍贯福建 美籍华人
卓煌 男 38岁 福州人
金扬钟 男 8岁 平阳人
毛菲菲 女 25岁 浙江平阳人 与丈夫苏孝图一起遇难，遇难前怀有身孕
苏孝图 男 28岁 浙江平阳人 与妻子毛菲菲一起遇难
温爱萍 女 51岁 浙江平阳人
陈碧 女 28岁 浙江平阳人 怀有身孕，温爱萍的女儿
陈熙 女 29岁 浙江平阳人 温爱萍的女儿，陈碧的姐姐
周仁特 男 陈熙的儿子
张秀燕 女 32岁 福建连江人
陈跃 女 31岁 金建飞的妻子
金建飞 男 32岁 浙江瑞安人 与妻子陈跃一起遇难
金文博 男 4岁 金建飞和陈跃的孩子
徐配配 女 23岁 河南上蔡人
郝乃刚 男 58岁 天津北辰人
陈云英 男 46岁 福建晋安人
李建忠 男 42岁 浙江鹿城人
LIGUORI ASSUNTA，女，意大利人；
胡维鹏 男 33岁 福建福州人
项余岸 男 30岁 浙江鹿城人 温州任岩松中学语文老师，最后获救小女孩项炜伊的父亲
施李虹 女 29岁 浙江瓯海人 项余岸的妻子，最后获救小女孩项炜伊的母亲
江正通 男 42岁 浙江温岭人
林骁 男 40岁 福建福州人
陈怡洁 女 10岁 杭州下城人
林焱 男 27岁 福建福州
穆立楠 女 22岁 北京顺义
陈鸿鹏 男 14岁 福建长乐，与叔叔陈财发一起遇难
陈财发 男 38岁 福建长乐，身材魁梧，深蓝色衣服
郑杭征 男 34岁 福建连江
陈治平 男 59岁 浙江鹿城
吕红艳 女 39岁 湖南长沙
曾国钧 男 45岁 浙江瑞安
CHEN ZENGRONG（陈曾容） 女 美籍华人，福建；
赵立松 男 39岁 福建福州市
潘一恒 男 38岁 福建福州 D301次动车组的福州机务段动车司机
（截至2011年7月29日18时统计）
来源：财新《新世纪》
(1263)[转帖]陈丹青:我们今天丧失了价值观吗？
到了1980年代，我相信，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致富。1990年代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我相信，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新世纪呢，“和谐社会”。现在，新的意识形态激情，新的价值追求，没有了，或者说，很稀薄，很暧昧。
大家好。很抱歉：我的意思可能会让大家失望的。我不觉得经济复兴与文化复兴是因果关系，是逻辑关系。我们会举很多盛世文明的例子，譬如唐宋，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但还有更多的例子不是这样的。魏晋的文艺好得不得了，可是魏晋是乱世。明末、清末，文化烂熟，文艺非常好，可是朝廷完蛋了。近代，譬如二十世纪的“五四”时期，还有1930年代，那种文化教育的状况，也都很好。可那是乱世，一塌糊涂的乱世。
我们讲复兴，其实，中国已经“复兴”了。中国目前的富强，是强到别人不敢惹我们，不敢动中国：从前的列强今天巴结我们，和我们做生意。最近据说列强混不下去了，要中国帮一把，不是听说世界经济要靠中国拯救吗?至于文化会不会复兴，再说吧。
每个时代价值观都不同
今天论坛的文件有两句话：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该追问：什么是中华文明的特质?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前一个问题太大了，我答不出，后一个问题，我有兴趣试着说说看。
其实，我们一直被告知许多核心价值，譬如我们这一代的核心价值，太熟悉了：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等等等等。现在呢，这些词大家都不大讲了。
到了1980年代，我相信，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致富。1990年代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我相信，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新世纪呢，“和谐社会”。可是以上都是政府话语，我所听到的社会舆论，则痛感我们今天丧失了价值观。真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核心价值观。不但有，而且非常明确，非常坚硬。大的不去说了，哪怕小小的文艺圈、美术圈，我都能触到这一鲜明的核心价值观。什么价值观?不是艺术，不是文化，甚至不是钱，而是：怎样做官。这是最最真实的一件事，牵动所有人。我的交际圈子很小，绝大部分都是画画的老朋友、老同学，回国后，我发现他们脸上的核心表情，是议论哪位同学从处长做到局长，从局长做到司长，或者，下一任的院长或主任是谁?底下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子?毫无疑问，在所有圈子里，文艺界、大学、单位，我发现，真正兴奋的话题，严重的话题，是谁将做官，以及，自己与这位官员将发生什么关系，得到什么好处，或者坏处——这就是核心价值观。
我出国前是美术圈一个浑小子。新世纪回来了，过去比较聪明像样的老同学，几乎全部在做官。最低做到科处级，最高做到司级甚至副部级，都做得很像样，当然，对外的身份还是艺术家。现在我的好几位晚辈、学生，也开始当官。八年前我和一位70后女生聊天，我说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她说，陈老师，不瞒你说，我想做官。另一位70后男生临别给我敬酒，说：陈老师，五年后你再来，我，某某，绝对以美协主席身份迎接你!他一边慷慨激昂说，一边热泪流下来……我真的想不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中国人，无论是哪个阶层、哪种身份的中国人，非常清楚“官”意味着什么，官，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一切，从深处，也就是核心部位，决定一切。
许多人反驳我：不，现在大家只想挣钱。钱是一切，钱才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价值观。我觉得不对。我从一个只想挣钱的国家回来，那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赚钱，在美国，一切都是生意，美国的国家形态，根本就是一个大公司。所以当大家跟我说中国现在除了钱，不想别的，我就赶紧想美国人，仔细想下去，美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人人想赚钱，但不是我们这么想法。不是的。
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国企老总，其实都是大官。我在清华教书时，很多孩子，又性感，又漂亮，18岁就入党了。我还注意到好几次社会调查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毕业后不是去私营企业，而是想当公务员。
很抱歉：我说着说着就离题了。
民族主义价值观正在形成
我一直批评中国的文艺，得罪我的同行。但平心静气想一想，跟我出国前比，文艺大大进步了，所谓文化事业、文化空间，比三十年前好多了。可今天大家还是无法摆脱这个困扰，就是：中国的文艺不行，拿不出去，大家对此有焦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丧失了核心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文艺，失去了大的意识形态。国外不去比了，老祖宗的艺术也不去比了，只说“文革”与“文革”前，我们的艺术多少还有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动力：革命啊，无产阶级啊……现在，新的意识形态激情，新的价值追求，没有了，或者说，很稀薄，很暧昧。
什么是我们的新意识形态?刚才好几位发言都提到了——“发展是硬道理”。很好。但“发展”是价值观吗?是意识形态激情吗?发展只是政策，不是价值观。
最后岔开一句，今天，真正强大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很简单：民族主义。这一价值观正在有效凝聚这个国家，尤其是凝聚年轻人的意识形态——你能说，民族主义不是强大的文化吗?你能说，无比精致的官场游戏不是文化吗?我看不能。
但我非常希望我说错了。就这样。谢谢
大家好。很抱歉：我的意思可能会让大家失望的。我不觉得经济复兴与文化复兴是因果关系，是逻辑关系。我们会举很多盛世文明的例子，譬如唐宋，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但还有更多的例子不是这样的。魏晋的文艺好得不得了，可是魏晋是乱世。明末、清末，文化烂熟，文艺非常好，可是朝廷完蛋了。近代，譬如二十世纪的“五四”时期，还有1930年代，那种文化教育的状况，也都很好。可那是乱世，一塌糊涂的乱世。
我们讲复兴，其实，中国已经“复兴”了。中国目前的富强，是强到别人不敢惹我们，不敢动中国：从前的列强今天巴结我们，和我们做生意。最近据说列强混不下去了，要中国帮一把，不是听说世界经济要靠中国拯救吗?至于文化会不会复兴，再说吧。
每个时代价值观都不同
今天论坛的文件有两句话：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该追问：什么是中华文明的特质?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前一个问题太大了，我答不出，后一个问题，我有兴趣试着说说看。
其实，我们一直被告知许多核心价值，譬如我们这一代的核心价值，太熟悉了：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等等等等。现在呢，这些词大家都不大讲了。
到了1980年代，我相信，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致富。1990年代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我相信，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新世纪呢，“和谐社会”。可是以上都是政府话语，我所听到的社会舆论，则痛感我们今天丧失了价值观。真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核心价值观。不但有，而且非常明确，非常坚硬。大的不去说了，哪怕小小的文艺圈、美术圈，我都能触到这一鲜明的核心价值观。什么价值观?不是艺术，不是文化，甚至不是钱，而是：怎样做官。这是最最真实的一件事，牵动所有人。我的交际圈子很小，绝大部分都是画画的老朋友、老同学，回国后，我发现他们脸上的核心表情，是议论哪位同学从处长做到局长，从局长做到司长，或者，下一任的院长或主任是谁?底下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子?毫无疑问，在所有圈子里，文艺界、大学、单位，我发现，真正兴奋的话题，严重的话题，是谁将做官，以及，自己与这位官员将发生什么关系，得到什么好处，或者坏处——这就是核心价值观。
我出国前是美术圈一个浑小子。新世纪回来了，过去比较聪明像样的老同学，几乎全部在做官。最低做到科处级，最高做到司级甚至副部级，都做得很像样，当然，对外的身份还是艺术家。现在我的好几位晚辈、学生，也开始当官。八年前我和一位70后女生聊天，我说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她说，陈老师，不瞒你说，我想做官。另一位70后男生临别给我敬酒，说：陈老师，五年后你再来，我，某某，绝对以美协主席身份迎接你!他一边慷慨激昂说，一边热泪流下来……我真的想不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中国人，无论是哪个阶层、哪种身份的中国人，非常清楚“官”意味着什么，官，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一切，从深处，也就是核心部位，决定一切。
许多人反驳我：不，现在大家只想挣钱。钱是一切，钱才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价值观。我觉得不对。我从一个只想挣钱的国家回来，那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赚钱，在美国，一切都是生意，美国的国家形态，根本就是一个大公司。所以当大家跟我说中国现在除了钱，不想别的，我就赶紧想美国人，仔细想下去，美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人人想赚钱，但不是我们这么想法。不是的。
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国企老总，其实都是大官。我在清华教书时，很多孩子，又性感，又漂亮，18岁就入党了。我还注意到好几次社会调查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毕业后不是去私营企业，而是想当公务员。
很抱歉：我说着说着就离题了。
民族主义价值观正在形成
我一直批评中国的文艺，得罪我的同行。但平心静气想一想，跟我出国前比，文艺大大进步了，所谓文化事业、文化空间，比三十年前好多了。可今天大家还是无法摆脱这个困扰，就是：中国的文艺不行，拿不出去，大家对此有焦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丧失了核心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文艺，失去了大的意识形态。国外不去比了，老祖宗的艺术也不去比了，只说“文革”与“文革”前，我们的艺术多少还有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动力：革命啊，无产阶级啊……现在，新的意识形态激情，新的价值追求，没有了，或者说，很稀薄，很暧昧。
什么是我们的新意识形态?刚才好几位发言都提到了——“发展是硬道理”。很好。但“发展”是价值观吗?是意识形态激情吗?发展只是政策，不是价值观。
最后岔开一句，今天，真正强大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很简单：民族主义。这一价值观正在有效凝聚这个国家，尤其是凝聚年轻人的意识形态——你能说，民族主义不是强大的文化吗?你能说，无比精致的官场游戏不是文化吗?我看不能。
但我非常希望我说错了。就这样。谢谢
(1262)[转帖]胡榴明:辛亥革命之阳夏保卫战
阳夏之战的起因
阳夏之战，也称阳夏保卫战，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系列战事之一，而且是其中进行时间最长、牵涉的地区最多，动员的民众力量最大的一场战事。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推翻清廷封建王朝的武装起义，史称辛亥起义，随即在武昌阅马场红楼（湖北省谘议局大楼）建立湖北革命军政府，督请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向全国发布电报文告，一天之内，中国大地风雷震动，全国十四省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王室统治，建立革命政权，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图002）
起义最初，战事发生在武昌城：湖北新军工程八营发难（武昌紫阳湖畔，现湖北省总工会院内）、攻克楚望台军械库(武昌梅亭山，起义门外200米)，攻占武昌城中和门（今起义门，首义南路顶端）、攻占湖广总督府（10月10日当晚被毁，故址在武昌都司湖畔今武汉音乐学院校内）、占领蛇山奥略楼（已毁，故址在蛇山黄鹄矶今武汉长江一桥桥头堡桥基处），武昌全城光复。
随后几天，战火烧过长江，迅速蔓延至汉口然后是汉阳，革命军和清政府武装在这两大城镇市区及市郊的多处地点展开长达四十一天的战斗。“阳”：汉阳；“夏”：汉口古称夏口。“阳夏之战”因此得名。
湖广总督府被革命军攻陷之前，湖广总督瑞澂带着家人和亲兵从墙洞爬出府邸，逃到停泊在长江江边的楚瑜号军舰，下令起锚转舵到对岸汉口，紧贴着长江北岸江堤的英国军舰尾巴上停泊，派人上岸到英租界宝顺路（今汉口天津路）英国驻汉口领事馆（今天津路10号楼），给英驻汉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送信，请他向北京英国公使馆（今北京东长安街14号公安部大院内）告之事变的发生，请求英政府的支持，希望驻汉口长江边的英国海军舰队参战，炮轰武昌起义军，挽回清王朝统治在湖北武昌的败局。
葛福当即电告北京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朱尔典指示英国在华海军“给以他（瑞徵）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几天之内，长江上聚集十六艘外国军舰。但是，聚集归聚集，不允许英国军舰开火，除非自身受到来自对方的武力威胁——这就是英公使电文中“力所能及”的意思：我能做到仅是如此，其他的，我“力不能及”。（图003）
尽管西方各国当时非常不喜欢革命发生，但是为了从长计议，选择了暂时性的观望姿态，具体策略是：旧政权我会保护，新政权我暂不出手，等到事态明朗，我好站出来说话——一切都是为了本国利益，这是国际外交基本法则，不能指责谁对谁错。
就这样，从10月10日武昌举义开始，到第二年的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武昌起义政权和占据汉口的清军一直隔江对峙。
西方各国海军“按兵不动”（当时汉口江边停泊英舰8艘、美舰3艘、德舰5艘，俄舰1艘后2艘、日舰1艘），瑞澂只能寄望于清王室，请求清廷火速派兵南下，强调此次武昌举事与前数次例如长沙、广州革命党人的举事有质的区别，训练有素军备充足的湖北新军成为辛亥革命中坚力量，武装起义在三镇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梁柱摧折，大厦倾倒，时间延误，将不止是湖北武昌一省一市的事变了。
接到瑞澂发来的十万火急的求教电报，满清王室执政者心如火焚面如死灰，慌忙寻求应对之策。
一个庞大的帝国，即便是腐朽之极，也不等于它衰弱得不堪一击，枪杆子从来都掌握在统治者手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清王权靠什么支撑近三百年？
10月12日，清廷下达命令，陆军大臣廕昌率领北洋军两个军，从北向南乘火车沿京汉线风驰电掣而来，海军统制（总司令）萨镇冰率领“楚有号”“海容号”等15艘军舰，从上海出发，溯长江破浪而上直驱汉口。陆军和海军两路夹攻，清朝廷调遣了最强悍的兵力来对付湖北的革命党人，试图扼杀武昌起义于襁褓之中。（图001）
10月10日当晚，被革命军攻占之后，曾经在湖北省督府与革命军顽抗的湖北提督张彪，随总督瑞澂乘军舰逃往汉口。收到北京清王室的电文指示，10月13日，张彪带领部分清兵占据汉口刘家庙车站，准备和南下的北洋军会合，保住汉口，反攻武昌。
消息飞快传到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军政府（红楼，今辛亥革命纪念馆，当时湖北省谘议局），都督黎元洪下令革命军渡江到汉口，前往刘家庙阻击清军集结反攻。这是阳夏保卫战的开始，第一场战斗发生地点就在汉口刘家庙车站，刘家庙因此载入中国近代史史册。
刘家庙之战
刘家庙车站，即今天的江岸车站，当年京汉铁路进入汉口城区的第一个车站，顺铁路线往东北走，经三道桥到黄陂滠口车站。
刘家庙本来是一个地名，今汉口黄埔路到丹水池一大片地区，据说清代这一带曾经有过一座庙，名刘家庙，后来庙毁，留下这个地名。1898年，京汉铁路铺到汉口，在刘家庙地片建站，名江岸火车站，但民间坚称刘家庙车站，1953年定名江岸车站，至今。
当年（1911年）汉口市区建有三个车站，从北向南数：刘家庙车站、大智门车站、玉带门车站。
阳夏之战为什么从刘家庙开始？因为这里是清政府南下援军乘火车到达武汉三镇的第一站。
湖北提督张彪，张之洞亲手培养的湖北新军主帅，清廷忠臣，一员悍将，作战风格凶狠强悍，湖北新军尽人皆知，湖广总督府保卫战吃了败仗，让他恼羞成怒，来到汉口刘家庙，三天之内（10月13日到10月15日），会合了从湖南和河南两省赶来的清军援军，包括炮兵、步兵、骑兵一共两千人，跃跃欲试，准备和革命军决战。
此时，海军总司令（统制）萨镇冰率领清水师舰队溯长江而上到汉口，立刻投入对刘家庙战事的支援。
革命军这边的力量是，渡江到汉口的湖北新军部分官兵，湖北军政府征蓦汉口市民参军。
10月17日，廕昌在河南信阳指挥清军入湖北作战。
10月17日，黎元洪正式担当起湖北军政府都督的职责，下达命令坚决阻挡南下清军的攻势，为保卫武昌起义胜利成果起到了他能起到的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黎元洪功不可没，没有他，没有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没有武昌起义的中坚人物吴兆麟、蒋翔武、刘公、孙武、熊秉坤、蔡济民、李翊东、詹大悲等人，也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身为一个湖北人，怎么能不遵重历史，漠视或贬低湖北籍先辈黎元洪等伟人的功绩？
因为英租界（今汉口江汉路至合作路一片）江面成为战争前沿，湖广总督瑞澂将楚瑜号移往下游德租界（今汉口一元路至六合路一片），停靠在德国军舰朝岸一侧。17日这天，德舰朝武昌增援汉口的革命军轮渡开火，这是辛亥革命史唯一一次外国海军公开介入的记录。
10月18日，革命军向刘家庙踞守清军先后发起两次进攻，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双方拼死相持，由于萨镇冰指挥的清军舰从江上炮轰支持，增添张彪等步兵军团的强大火力，革命军受创严重，一度沿铁路线退到大智门车站，退入汉口市区。
10月19日，天还未亮，革命军从刘氏花园（刘歆生别墅，毁于清末，遗址在今京汉大道与江汉路交会点即循礼门以北地片），从西商跑马场（遗址及残存老建筑在汉口解放公园、武汉话剧院及解放军通讯兵学校内），从大智门火车站，向东推进，再次向刘家庙发起攻击。前来参战的有京汉铁路江岸机务段的工人，铁路沿线棚户区的贫苦市民等。清军被击溃，躲进铁路沿线棚户区，革命军及当地市民火烧棚屋，清军慌乱溃逃。此时，长江江边，清军舰艇暂时停火，炮弹供给不上来，乘此间隙，革命军一鼓作气攻占刘家庙，清军退到三道桥，至滠口待命。
汉口市民欢欣鼓舞，放鞭敲锣击鼓，欢呼革命军打败清军。汉口市民踊跃参军，由旁观者变成战斗者，由市民变成革命者，具体原因今后专文讨论，这里以一句话来分析概括：腐朽的专制王朝不得人心，摧枯拉朽平民有责。
1910年10月，汉口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款支持的是商人，送茶送饭的是平民，直接参与战斗的以无业游民为多数——底层无产者是城邦暴动的骨干力量，只有他们才能“敢死”，有产有业的百姓敢吗？
湖广总督瑞澂从江面看到清军的溃退，感觉大势已去，下令楚瑜号军舰起驳驶往上海。
10月 19夜，湖北军政府决定乘胜前进，向滠口发起攻击，任命黎元洪旧部属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
北方清军援兵不断向湖北集结，人员、武器和装备，湖北革命军无法与之相比。
革命成功，不在于当时振臂一呼，而在于，面对旧体制全力反扑，新生政权能否坚持下去？
严酷的现实考验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被迫从旧政府变更到新政府的一班清廷官吏，三百年皇权思想深入人心，三百年满清奴才做得驯服，对他们来，举义造反，杀头的大罪，诛灭九族，怎能要求惶惶不可终日的他们和立志改换中国的革命党人同心同德？
时代局限，张景良临阵叛变，完全可以理解,失误应该由黎元洪等新政权领导人来承担，虽然于他们而言，也是无可奈何。武昌起义，举事仓促，湖北革命党人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如何应付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军事指挥人才缺乏，战事准备不足，文人造反天真幼稚，所以，才会由袁世凯出来收拾乱局。
刘家庙战斗进入第二阶段，10月20日，张景良过江来到汉口前沿阵地，不作任何战斗布署，四处看了一番，人就不见影子了。当天，湖北军政府听说汉口前线总指挥失踪，直接下达进攻命令。
10月21日清晨，革命军兵分几路进攻滠口，作战部队以湖北新军正规军队为主，此时汉口民军还未参入到阳夏战役中来，即使有，也是少数。
三道桥：刘家庙到滠口的必经之道，大片湖泊沼泽上建筑三道铁桥铺设京汉铁路铁轨，所以得名。
集结得越来越多的清兵武装在三道桥顽强阻击，压制革命军数次冲锋，大片湖泊泥沼，湖北军政府从江南派来的援军根本无法立足。进攻滠口失败，革命军伤亡很大，向后退却，在三道桥和刘家庙之间修筑工事，防止清军入城。
战事进入胶作状态，清兵大批南下，踞伏祁家湾和滠口（两地都属黄陂），另在孝感设司令部，等待信阳廕昌下达进攻汉口的命令。
湖北军政府领导黎元洪，原本武行出身，革命前湖北新军高级将领，凭直觉就能猜到前路凶险大战在即，派出步兵军官张廷辅、熊秉坤，炮兵军官蔡德懋，敢死队长方兴、马荣，率领部队过江支援，沿着汉口城市圈，沿汉口东北郊外的张公堤（东起堤角西至舵落口）加强巡防守卫。
大智门之战
就在刘家庙战斗的进退攻守的之间，交战阵营的双方各自发生一些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大事。
北洋军统帅走马换将，因和清廷执政者意见不合赌气离开北京的袁世凯，取代陆军大臣廕昌，行使对北洋军的指挥权。
廕昌出身满族贵族之家，德国军事学校受训，后来任清廷驻德国公使，中西文化教育良好，属风流倜傥贵公子之流，不能真正统兵打仗，况且他也别想调遣得顺趟北洋军，因为本不是他的军队。北洋军第二军统领冯国璋，受袁世凯指示到汉口而按兵不动，使坐镇信阳的廕昌对湖北战局无力控制。
此时此刻，西方各国公使喧哗京城，软硬兼施，胁迫清廷允许退隐归乡的袁世凯复返政坛，寄希望于他出山收拾天下颠覆的危局。
一代枭雄袁世凯，出生官宦之家，文武兼修，年轻时弃文从武，从基层军官做起，依靠能力及关系升任驻朝鲜总理大臣，1895年归国受西式军事训练，1898年变法维新失败后放弃帝党依附后党，官运亨通直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主军机处，和西方各国使臣关系密切，当时被西方国认为是“挽救中国政局之第一人”。
10月27日，袁世凯端起架子走马上任来到信阳，以钦差大臣身份换掉徒劳无功的廕昌，统领北洋军及湖北清军以及长江清兵水师，全盘掌控兵权。当即下令整编“旧部”北洋军，任命原第二军统领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官。廕昌并未返回北京，以普通军官身份参加清军部队南下湖北作战。
整编停当，袁世凯踌躇满志，调令北洋军水陆两路大军，气势汹汹扑向汉口。
10月26日，清军分水陆两路向刘家庙发起反攻，声势猛烈非同往常，是否与袁世凯即将出山有关？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就在袁世凯正式上任的前一天，阳夏保卫战进入危局。海军统制萨镇冰亲自把舵，引导四搜巡洋舰乘夜由阳逻驶入滠河（汉口东北郊长江支流），从谌家矶（今汉口江岸区东北角）帅伦造纸厂（属清财政部1912年停产）重炮轰击埋伏在三道桥一带的革命军。清军步兵则从滠口沿铁路强火力正面进攻，另一支清军从岱家山（今汉口中环线岱家山科技创业园一带）、姑嫂树（汉口东北片今汉口三环线东段）向刘家庙、三道桥侧面进攻，革命军伤亡惨重，情况万分危急。当时，缺乏有威望前线指挥，受创部队陷入混乱，但其中敢于献身的革命军人为多数，坚持战斗不下火线，但是也在考虑是否向刘家庙撤退？守住刘家庙，也是一个阵地堡垒。
没有料想的事发生了，失踪数日的张景良突然如鬼影一般出现在刘家庙，乘着前线吃紧此地空虚的当口，指示跟随叛军放火烧毁刘家庙车站内的军火弹药及装备。前方将士回头，远远看见后方大火黑烟冲天，以为刘家庙车站已经被清军占领，绝望之下退出三道桥前沿阵地，不敢沿铁路返回刘家庙，在汉口东城圈往北绕一个弯，从西商跑马场侧边进入汉口市内，以大智门车站为第二道防御堡垒。
大智门：汉口北城圈八大城堡之一，1906年京汉铁路修通，城堡拆毁改建火车站，即大智门火车站。
大智门车站曾经是京汉铁路线南段最大的一座车站，法国工程师设计，1906年4月4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受慈禧派遣，专程从北京赶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一道，在这里举行了铁路通车剪彩仪式。目前是武汉市优秀文物保护建筑之一，具体地址在汉口车站路的起始端。阳夏之战曾经在大智车站内以及车站周边（主要是铁轨沿线）展开，所以，这里也是辛亥革命重要遗址之一。（图004）
没有人指挥的革命军溃退到大智门，安定之下渐渐才获得准确战报：刘家庙并没有被清军占领，兵行诡道，自己这方出了奸细，白白放弃汉口军民流血牺牲占住的营垒。
几天后，张景良被革命军就地处决，他与清军的勾结内幕至今还是个谜。
湖北新军标统谢元凯站出来对众位兵士说：“我们被人算计了，现在多说也没用了，战机失误，失不再来，没有总指挥，我们自己指挥自己，不怕死的兄弟跟我来，杀回去，夺回刘家庙！”
众人奋勇响应，当下组织起一支军队，谢元凯担任指挥，从大智门火车站出发沿铁路线向东直奔刘家庙车站，与刚刚赶到这里的清兵展开近距离战斗，长枪和大刀，近身肉博，血肉横飞，近乎拼命的攻击令清军士兵胆怯，不想也不敢与之硬抗，逃出车站站房，向三道桥方向退去。刘家庙再次被革命军占领。
1911年10月和11月，汉口战事瞬息万变，每一天，每一小时，胜败输赢，进攻退守，都在转换，每一个阶段的胜利都不敢指望保持长久，胜战只是战斗的间隙，血雨腥风的鏖战还在后头。
袁世凯介入湖北战局，分兵两路而行：一面摇控冯国璋由汉口东北郊向汉口市区沿铁路推进，一面亲自率领北洋军自河南信阳入境湖北，直奔孝感（位于汉口以北，东面与黄陂紧邻），准备从蔡甸（汉阳以西的城镇）进入汉阳，东西夹击，攻占汉阳和汉口，然后威慑武昌。
收复三镇，镇压武昌起义，并不是袁世凯的最终目标，更大的谋画还在后头，对湖北革命军的武力打击，只是他获取更高权力至关重要的一着棋。
10月27日，对袁世凯绝对效忠的冯国璋，指挥北洋军从滠口经三道桥强攻刘家庙，守在这里的革命军人数本来不多，经历之前数场战斗已经体力衰竭，武器装备更不能和装备精良的北洋军相比，刘家庙再次失守，革命军退到大智门。
10月28日，清军强攻大智门，炮火掀天，步兵突进。
谢元凯和马荣率领部下前后两次冲出车站，逼近清军，近距离肉博，迫使敌方前锋部队胆怯后退，但，这也只是片刻间的喘息，少数人的慷慨献身阻不住大部队的军事行动，近代战争不再是中世纪骑士时代。
国民党高官徐源泉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大智门战斗：1911年10月（28日或27日），汉口战况于革命军极为不利，清廷军队倾巢南下，以图挽回颓势。湖北军政府决定招募新兵，扩充起义军力量。黎元洪派人到客栈向外省返乡的军校学生发出邀请。当晚，徐源泉作为代表列席武昌都督府（即红楼）召开的军政会议，慷慨发言愿为革命效力。会后，号召学生军三百余人，自任为队长，连夜渡江到汉口，于大智门火车站与清军展开激烈交战。
数天以来，汉口民众自发组成武装，称为“民军”，一支特殊的之前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战斗团体，随着阳夏之战的持续，逐渐形成为革命军中坚力量——市民参战，与朝廷公开为敌，这样的故事，中外历史时有发生。但是，我认为，不能把阳夏之战中的参战人员统称为“民军”，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湖北新军正规军人，另外还有一部分军校学生，如上述。
大智门争夺战前后三天，清军采取扇面攻势，从刘家庙沿铁路线向西，向大智门车站进攻；从姑嫂树、岱家山、西商跑马场（汉口解放公园一带）往西南行动，向汉口市区中心进兵。冯国璋命令炮兵避开租界，大炮向华人居住区猛轰，革命军及市民死伤惨重，大智门车站被炸成废墟（1913年原样重建，保存至今）。
汉口街市巷战
10月28日，清军占领大智门，革命军退到循礼门再退到歆生路（今江汉路中山大道以北，江汉路步行街与京汉大道相交一段），借街边商店民居为屏障，和清军开始街巷争夺战，
循礼门，清代汉口北部八大城堡之一，1916年修筑循礼门车站，2010年拆毁。京汉铁路从这里经过到玉带门车站调头，歆生路在这里和京汉线十字相交，从歆生路南去是汉口闹市区，跨过后城马路（即中山大道），向南是长江江边商业区，向西是六渡桥华人居住区也是商业区。所以，当年的循礼门是重要的军事据点，汉口城圈的北门户。
但是，革命军（包括民军，下同）已经没有群体参战的实力了，自大智门之后，汉口保卫战，革命军没有总指挥，将近三千官兵阵亡，渡江到汉口的湖北新军正规军人所剩不多，湖南援军撤走，剩下的汉口守军队伍溃散，装备丢失，来不及整编，武昌政府派来炮队增援，但也是杯水车薪，北洋军的兵力实在是太强了。
两军交战，第一是实力，第二是指挥，兵无将不行，将无令不行，凭热血精神人自为战，牺牲自然很惨烈。（图005）
10月28日，黄兴由香港经上海乘船来武昌。
听说湖北武昌举事成功，海外革命党人一个个心潮翻滚，恨不得插翅飞回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况且，他们自认为是革命起义的倡导者和发起者，如今眼看中国革命行将成功，怎能没有我等的亲身参与？这一天的来临，是海外热血志士多年梦寐以求。
黄兴，湖南人，孙中山组建同盟会重要领导者之一，武装起义的狂热推行者，从1907年到1909年，在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先后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均遭失败，1909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负伤后逃往香港。这次归国，期望与湖北革命者合作，彻底推翻腐朽清王朝，建立理想中华共和国。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但，书生意气并不等于他的统军作战的能力。纵观中国今古历史，文人出身的军事实战家原本就不太多。
黄兴在武昌码头下船，来到湖北省谘议局大楼。正愁没有得力军事指挥人才的黎元洪大喜过往，当即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全权指挥阳夏之战。
汉口战役，袁世凯授令冯国璋全权指挥。
北洋军从东面和北面向汉口市中心压过来，除了一支武装沿歆生路尾随溃退革命武装追击之外，另有一支大部队合围汉口北郊，从姑嫂树向西，经华商跑马场（今同济医科大学校园内），然后向南，以玉带门车站为堡垒，向汉口旧城区向长江和汉水交汇区呈片状推进，企图堵死汉口军民的最后的逃生之路。
玉带门（今汉口硚口路至崇仁路之间），和大智门、偱礼门一样，也是清末汉口北郊八大城堡之一。1898年，京汉铁路在南端玉带门和北端芦沟桥同时动工修建，1906年，玉带门车站（今不存）和大智门车站同年建成，是京汉铁路南段终端站，周边为汉口茶叶集散市场。
循礼门失陷，一部分革命军沿铁路退到玉带门车站，希望守住汉口北城圈最后一个堡垒，但是，和前几个车站一样，铁路畅通，清军从东而西来得更快，而且另有大批清军从万松园（今汉口万松园路）和华商跑马场（今汉口航空路同济医大）方向整装而来，从今天汉口体育馆直插玉带门，革命军残部向南溃退，躲避到从花楼街到满春街一片的居民区。（图007）
冯国璋率兵占领汉口三大车站（刘家庙、大智门、玉带门，1911年循礼门还未建站），将汉口出入口控制在手里，既可防止其它省市对湖北军政府的支援，也可以将北洋军直接运送到汉口城市中心区——由玉带门车站往南即汉水，这里将会成为北洋军攻打汉阳的军事基地——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冯国璋，不光是好勇斗狠，还有作战谋略。
10月29日，清军攻陷循礼门，革命军向南退却，退往汉口华埠商住区。清军跨过铁轨，沿街追击，搜寻每一幢房屋和每一条巷道。
当天，黄兴赶往汉口六渡桥满春茶园（汉口满春街位于六渡桥商圈以西，连通中山大道和汉水），指挥汉口军民与北洋军的街市巷战。
巷战自循礼门京汉铁路以南的歆生路开始，革命军躲进街巷，暗中朝清军开火，尤其是汉口民军，人头熟，地段熟，穿街过巷，和穷追不舍的清军在老汉口城区环绕迂回，从歆生路退到后城马路（中山大道），从后城马路退进花楼街（汉口佳丽广场背后，街道纵横交错，连通中山大道和沿江大道，穿越汉口旧城区），黄陂街（今武汉关附近）、王家巷（沿江大道王家巷码头）、四官殿（沿江大道四官殿码头）朝龙王庙（沿江大道龙王庙公园）方向撤退。（图006）
敌众我寡，革命军且战且退，向汉水和长江交汇处转移，一条┙形的撤退路线，从汉口北边的循礼门到汉口西南角的龙王庙，一条舍死求生的路，被逼无奈的逃亡，循礼门陷落之后，革命军溃散不堪衰弱不堪了，没有汉口民军的指引，革命军根本不可能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穿越整片城区赶到汉江江畔。
汉口老城像一座深藏莫测的巨大的迷宫，走得进去不见得走得出来，街巷曲折，纵横交错，辨不清东南西北，老汉口没有东南西北，房屋密集，层叠重复，看不见前后首尾，革命军退进街巷，如游鱼入水，被汉口市民保护起来了。（图008）
古代四大商埠之一，近代开埠第一洋码头，张之洞近代工业实验基地——新思想、新观念领中国之先的汉口人，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捍卫者。
据说黄兴在满春茶园，组织溃退革命军600人结集反攻，曾经一度到达玉带门，但是在清军强大火力下退回六渡桥和硚口。
交战双方实力悬殊，无论是谁，此时此刻都难以扭转汉口的战大局，如此，黄兴的任命更显悲壮。
汉口之战，虽败犹荣，民心所向，世人皆知。
10月31日，清军炮轰后城马路以南至河街（沿江大道上段）的大片街市，冯国璋指挥部下从循礼门、玉带门一路横扫过来，跨过后城马路走到花楼街和六渡桥就傻了眼，平原上长大的北方人，密如蛛网的汉口街巷让他五心烦躁脑袋发晕，新式军训也没有教授这样麻烦的课题——烧就一个字！而且振振有词：防止“匪党”窝藏于街市；汉口民匪一家没有分别；烧光一片，看这些犯上作乱的“匪徒”能往哪里躲？
汉口五国租界以外，沿长江往上，沿江一片（今沿江大道上段），晚清以来的华人商埠聚集区，街市繁华，民居拥挤，中国内陆黄金码头，茶叶、棉花、桐油、药材、生漆等八大商帮，东西南北的商人，都在这长江沿岸设立商埠转口买卖——清军一把火，从四官殿（今沿江大道四宫殿码头至民权路口一片）到龙王庙，大火三日不绝，商埠民居化为焦土。（图009）
11月1日，清军占领汉口，革命军从龙王庙渡船过汉江，南岸嘴上岸，占领龟山和汉阳铁厂（今琴台大道南侧）。
汉口保卫战，谢元凯、徐少斌、孟发臣、方兴、马荣、赵承武、蔡德懋、熊世藩、王家麟等革命军军官前赴后继奋战到生命最后一刻，舍生赴死，为什么？精神还是使命？我不懂。感怀先烈的同时，更让我感到“革命”两个字的残酷。（图010）
这些天，清海军统领萨镇兵常常拿望远镜站在舰首朝长江北岸看，汉口之战历历在目，革命军人奋勇拼死，汉口市民奋起护卫，硝烟战火，死人流血……回身对身边的军官说：“民心向背，清廷保不住了。”
汉阳保卫战
11月3日，黎元洪代表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举行拜将仪式（遗址在今阅马场拜将台）。黄兴临危受命，率领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田桐赶往汉阳，在古琴台（今汉阳琴台风景区）设立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来转移到昭忠祠（汉阳老城北门外，具体不详），在归元寺设粮台（粮秣装备供应储存处），接手指挥阳夏之战。（图013）
黄兴登台领受将印的这一天，袁世凯从河南信阳来到了湖北孝感，距离汉阳城已经很近了。
双方临阵换将，决定阳夏之战最终的胜败，情势再明白不过，文人出身的留日革命者黄兴，哪里是武官出身的清廷政治家袁世凯的对手？这不是革命与反革命这样幼稚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人控制大事态的能力与魄力的问题，辛亥革命期间的袁世凯，才是一个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的人，他的目标很明确，一切都在按照他预定的方向在走。
战时总司令黄兴布置汉阳和武昌的防务，在蛇山、龟山设炮兵守卫，在南岸嘴至三眼桥的汉江沿岸设兵防守。（011）
阳夏之战早已由进攻争夺战转为后撤防守战，眼下黄兴身负的重任是，以汉阳为前沿阵地拖住敌方的兵力，保住武昌城，保证湖北军政府的安全，保住武昌起义的成果，因为，此时此刻，整个中国都在看着湖北，看着武汉三镇，假如武昌城被清军攻下，辛亥革命将前功尽弃，不仅是湖北，中国将陷入一片血海，一切将付诸东流，也许清廷覆灭或迟或早，但是，再来一次革命，又得要多少人流血？想都不敢想……
黄兴深感压力。
11月上旬，全国十八个省宣布光复，宣布脱离清廷成立独立政府，形势对湖北军政府有利，湖南革命党人也腾出力量，派遣军队跨省赶来武汉。汉阳前沿渐渐聚集起湘鄂联军一万余人，黄兴感到眼前一片光明，下令反攻汉口。
11月16日，驻扎汉阳的革命军绕过清军在南岸嘴设下的重装布防，从琴断口（今江汉二桥汉阳桥头东侧琴断口街）搭浮桥渡过汉江，埋伏在汉水北岸（宗关水厂一带）。（图015）
当年汉口西城郊，荒野平土，大片沼泽，人烟稀少，所以黄兴率部渡河没有被北洋军发现。
11月17日，黄兴亲自率领反攻部队向汉口城区发起攻击，由西至东，沿着今天解放大道古田片向东行进，攻占博学书院（今武汉市第四中学）和既济水火公司水厂（今汉口宗关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江汉二桥汉口桥头）。（图014）
先头部队直逼玉带门。
敌方闻讯惊惶非常，这样无所顾忌的反戈一击是他们所没料到的，完全不合军事常规思维，于是，北洋军援军大批涌向玉带门，迎着革命军的来势分两侧堵截，依然是炮兵掩护步兵，轻重武器一齐射击。
革命军北翼受重创后撤，南翼军队见敌方火力如此强大，不愿拿鸡蛋往石头上碰，顺势跟着后退。黄兴大叫：“不许后退，大家向前冲！”兵退如山倒，纷纷跑向汉水，黄兴调令不动，只得放弃汉口撤回汉阳，伤亡六百人，影响到汉阳守军的斗志。
后来史家评价阳夏之战，批评黄兴没有军事头脑，冒险出兵，不顾大局，汉口反攻失败是注定的事。
为什么黄兴轻率反攻？猜测他有他的想法：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清廷倒台也许就在即日，进驻汉口，收编北洋军成为革命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宜早不宜迟，他的认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北洋军另一支队伍，由孝感到新沟（古镇，位于汉水与汉北河汇合处，今属武汉市东西湖区），渡过汉水占据蔡甸，11月20日，从蔡甸进逼三眼桥，黄兴调动军队西向迎敌，11月21日，双方在三眼桥展开激战。
汉阳三眼桥：位于蔡甸到汉阳王家湾之间的汉蔡高速公路上，隋唐时汉阳通往京城的驿道，曾经有一座桥，桥下有三孔，所以得名，后来桥毁留下这个地名，今新建钢筋水泥桥，也名三眼桥。当年三眼桥战斗，两方杀得难分难解，革命军斗志凶猛，清军受挫，被迫停止前进，革命军占领三眼桥以东高地——仙女山、米粮山（美娘山）、锅底山、汤家山、磨子山、扁担山——阻挡清军入城之路。
就在这一天，冯国璋指挥汉口清军从舵落口（汉水北岸，今汉口硚口区工农路）渡河，冲破米粮山防线，与蔡甸方向赶来的清军配合，攻打米粮山，对革命军形成夹角之势。
汉阳三眼桥到王家湾之间一带属岗垄地貌，小山丘陵密布，如盆圈一般围合着龟山脚下的汉阳古城。突破这一圈山岭，从扁担山到月湖古琴台，滩开一片平野湖泊，从西而至，坦坦荡荡没有遮蔽，汉阳古城便无险可守。
黄兴虽然不算是军事大家，但这起码的军事知识他还是很懂的，下令汉阳守军死守三眼桥以及以东的仙女山，阻挡袁世凯军队入城通路，但是，军队不听调令。
11月23日，11月24日，米粮山、仙女山失守，革命军退守锅底山和扁担山。
11月25日，两路清军在扁担山一带会合，合力进攻汉阳守城革命军，大炮声震撼山峦水泊，锅底山和扁担山失守，清军从王家湾、十里铺长驱直入，近逼归元寺（中南名刹，清光绪建筑，今汉阳翠微横路20号）和汉阳铁厂（张之洞湖北工业基地之一，遗址在今汉阳区琴台大道旁边，与琴台风景区相对）。（图012）
山地争夺战伤亡巨大的革命军，再也无力在平原上组织防御，数路清军如飞蝗袭来，汉水不是长江，渡河过来是很容易的，清军分数路从汉口渡河，从琴断口、十里铺、五里墩、古琴台、南岸嘴沿河登岸，汉水堤防全线溃散，困守汉阳城的革命军只能是拼死搏击，战争进行到这一步，汉阳保卫战陷入绝境。（图011）
11月26日，湖南援军自行撤退过江经洞庭湖回湖南，湖北军队也纷纷乘船渡江到武昌。要么战死，要么逃亡，谁愿意被清军抓住？血淋淋的死，还得受尽刑罚屈辱，不战则退，只能如此，只有如此。
汉阳陷落，黄兴悲恸万分，大老远地跑来亲历阳夏之战战败，辜负了湖北人对他的期望，也辜负自己对革命的一片忠贞，一番雄心付诸东流，站在鹦鹉洲（今汉阳拦江大道以南鹦鹉大道以东的长江边），看大江滚滚东去，心痛欲裂，一心求死，被跟随在身边的田桐拉住，随后被黎元洪派人接到武昌。汉阳守军渡江撤到武昌，包括汉口撤往汉阳的汉口民军。
历时41天的阳夏之战结束，这是自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城以来，武汉三镇遭遇惨重的一次战争灾难，双方死亡人数超过5000人，其中，革命军阵亡将士4200人，汉口城区破坏得惨不忍睹，汉阳城郊弹痕累累，古琴台和晴川阁被清军重炮毁得残存无几，归元寺被革命军点火烧毁大部分古建筑及文物珍藏，这是革命的代价。
坚守武昌·南北议和
11月27日，清军进驻汉阳，占领龟山炮台，炮口对准蛇山头上的奥略楼。
袁世凯下令冯国璋再一次按兵不动。
这一天，湖北军政府在红楼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今后决策，黄兴说：“汉阳守不住，武昌也不一定能守住，我个人意见，不如大家随我顺江而下，放弃武昌，我们去南京如何？”
在场的湖北革命党人望着他，一个个眼中出血，先前的尊重化着愤怒，高声喊道：“头可断，武昌不可丢！”
众怒难犯，黄兴知道多说无用，当天下午和田桐从武昌草埠门（即武昌北门武胜门，武昌积玉桥得胜桥街口，毁于1927年）乘船去上海，后来去南京。
11月29日，黎元洪任命蒋翊武为战时总司令，湖北军政府决定：“坚守武昌，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图016）
北洋军和革命军，隔着大江南北对峙，战斗停了，炮声息了，硝烟渐渐散去，留下被战火焚毁的街市静静地躺在冬天的阳光下，表面上安静下来了的三镇的气氛却急坏了西方各国。
西方人考虑的是本国利益，清政府早已是他们手上洗顺了的一副牌，虽然已经腐朽，但是容易掌握。所以辛亥革命之初，几乎所有的西方各国在华势力都不支持起义力量，他们不清楚中国的局势下一步将会往什么地方发展？尽管起义者宣称承认之前西方各国在华权利，承认之前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所有条约。但是，革命，对于一个现存利益的拥有者，一个对所在国主权的侵入者，即使并非矛头所指，也会感觉惶惶不安，感觉到是一种巨大的潜在的威胁。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这么想：与其坐待，不如决策。于是英国在华公使朱尔典成为南北调停的一个中心人物。在那一段时间里，英总领事葛福秉承英公使的指令，在汉口与武昌之间、在清政府与临时军政府之间、在北洋军队首领袁世凯与起义军代表人物之间穿梭来去。
1911年10月至12月，英海军五艘军舰一直在长江江面游弋，虽高度战备，但只是作观望姿态。英国还有其他各国在武汉的军力都不愿轻举妄动，避免失策，他们绝不想轻易地失去长江中下游的权益。随着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地发展，他们对腐败得不堪一击的清政府的拯救宣告无望，于是便策动袁世凯代表清朝廷与武昌革命政府进行停战议和。
当北洋军一军统冯国璋在阳夏之战中耀武扬威的时候，北洋军二军军统段祺瑞跑到哪里去了？原来袁世凯早有安排：11月13日，段祺瑞被派往山西处理吴禄贞刺杀案，留冯国璋一人在汉口作恶。11月18日被袁世凯召回湖北，授湖广总督一职，为下一步南北议和埋下伏笔。12月4日，袁世凯换下被阳夏百姓及武昌军政府切齿痛恨的冯国璋，委任段祺瑞统辖北洋军一二军军权，驻司令部于孝感，一边以武力镇服三镇，一边配合英领事与湖北军政府展开停战和谈。
袁世凯知人善任，一武一文，军事上利用冯国璋，消减湖北地区革命党人的势力；外交上利用段祺瑞，督迫清廷退位谋求共和。有人说：袁世凯见武昌易守难攻，转而谋求南北议和。这是以自己简单淳朴之心，度袁世凯谋深似海之腹。接受清廷督请来湖北之前，他早已向摄政王载沣（醇亲王，清光绪载恬的胞弟，清宣统溥仪的父亲）开出六大条件：召开国会、重组内阁、宽容武昌革命党人，解除自戊戌变法以来对党群社团的禁止令、补足军饷等等，可以看出，他的谋略布署在先，既不会匍匐于清王室脚下，也不会投靠革命党人分一杯残羹，看人脸色行事的日子他已经受够了，他要借武昌起义撼动国内外的狂飙惊雷，造一个归属自己的改良主义中华帝国。
10月27日，袁世凯受命，先在信阳后到孝感，设司令部作督军状，但是心不并全在湖北，国家动乱，重新出山，需要他考虑的事太多了。
11月13日，袁世凯奉召进京，阳夏之战全权交给冯国璋。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其他手段决不能轻视。积极组织责任内阁，秘密与朱尔典会晤。两天后，英国政府表态：希望袁世凯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将会得到我们提供的一切支持。”
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结果。
不能苛求历史人物，辛亥革命，假如没有袁世凯会同西方国介入，后面的路很难走下去，战争持续，城市毁坏，更多的尸体和更多的血，遭受灾难的是民众，革命者的理想也许很美好，但是也应考虑到民众的基本生存权，抛头颅洒热血，任何时代也只能是少数人的事。
海军统领萨镇冰就是这样想的，接到学生黎元洪的劝请信，长叹一声，说：“不忍看同胞骨肉相残杀……”于是放弃舰队指挥职务，登太古洋行（英国轮船公司，旧址在汉口沿江大道140号今武汉航运工程局）轮船回上海。
11月14日，清海军舰队参谋长汤芗铭（湖北军政府要员汤化龙的胞弟）在九江宣布起义，支持湖北军政府，率海容、海琛、湖鹗3艘军舰返航汉口武昌江面，炮口调转对准清军。
11月26日至12月1日，汉口英国总领事葛福派最善汉语的英国人从汉口乘木船过江到武昌，湖北军政府也派特使过江来汉口英总领事馆，南北停战议和的策划在长江两岸紧锣密鼓地酝酿。
12月1日，湖北军政府代表蒋翊武和吴兆麟，北洋总理大臣袁世凯代表刘承恩和蔡廷干，在武昌宝通寺（古刹，位于武昌大东门外今武珞路路边）签定停战协议。
12月2日，南北停战开始。
12月9日，由英驻汉总领事葛福敦促签押，南北双方正式签订全面停战协议，各省代表齐聚汉口英租界，由英领事葛福安排在顺昌洋行（英商轮船公司，旧址在今汉口沿江大道门牌号不详），举行南北调停谈判。（图017）
12月28日，南北议和谈判在由汉口移到上海，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今上海江西路、河南路、汉口路、福州路之间）继续会谈，席间，英、美、法、日、德、俄六国驻上海总领事采取一致行动，督促南北双方“停止现行冲突”，尽快成立共和政府。（图018）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结束。
2010.6.11
阳夏之战，也称阳夏保卫战，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系列战事之一，而且是其中进行时间最长、牵涉的地区最多，动员的民众力量最大的一场战事。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推翻清廷封建王朝的武装起义，史称辛亥起义，随即在武昌阅马场红楼（湖北省谘议局大楼）建立湖北革命军政府，督请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向全国发布电报文告，一天之内，中国大地风雷震动，全国十四省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王室统治，建立革命政权，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图002）
起义最初，战事发生在武昌城：湖北新军工程八营发难（武昌紫阳湖畔，现湖北省总工会院内）、攻克楚望台军械库(武昌梅亭山，起义门外200米)，攻占武昌城中和门（今起义门，首义南路顶端）、攻占湖广总督府（10月10日当晚被毁，故址在武昌都司湖畔今武汉音乐学院校内）、占领蛇山奥略楼（已毁，故址在蛇山黄鹄矶今武汉长江一桥桥头堡桥基处），武昌全城光复。
随后几天，战火烧过长江，迅速蔓延至汉口然后是汉阳，革命军和清政府武装在这两大城镇市区及市郊的多处地点展开长达四十一天的战斗。“阳”：汉阳；“夏”：汉口古称夏口。“阳夏之战”因此得名。
湖广总督府被革命军攻陷之前，湖广总督瑞澂带着家人和亲兵从墙洞爬出府邸，逃到停泊在长江江边的楚瑜号军舰，下令起锚转舵到对岸汉口，紧贴着长江北岸江堤的英国军舰尾巴上停泊，派人上岸到英租界宝顺路（今汉口天津路）英国驻汉口领事馆（今天津路10号楼），给英驻汉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送信，请他向北京英国公使馆（今北京东长安街14号公安部大院内）告之事变的发生，请求英政府的支持，希望驻汉口长江边的英国海军舰队参战，炮轰武昌起义军，挽回清王朝统治在湖北武昌的败局。
葛福当即电告北京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朱尔典指示英国在华海军“给以他（瑞徵）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几天之内，长江上聚集十六艘外国军舰。但是，聚集归聚集，不允许英国军舰开火，除非自身受到来自对方的武力威胁——这就是英公使电文中“力所能及”的意思：我能做到仅是如此，其他的，我“力不能及”。（图003）
尽管西方各国当时非常不喜欢革命发生，但是为了从长计议，选择了暂时性的观望姿态，具体策略是：旧政权我会保护，新政权我暂不出手，等到事态明朗，我好站出来说话——一切都是为了本国利益，这是国际外交基本法则，不能指责谁对谁错。
就这样，从10月10日武昌举义开始，到第二年的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武昌起义政权和占据汉口的清军一直隔江对峙。
西方各国海军“按兵不动”（当时汉口江边停泊英舰8艘、美舰3艘、德舰5艘，俄舰1艘后2艘、日舰1艘），瑞澂只能寄望于清王室，请求清廷火速派兵南下，强调此次武昌举事与前数次例如长沙、广州革命党人的举事有质的区别，训练有素军备充足的湖北新军成为辛亥革命中坚力量，武装起义在三镇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梁柱摧折，大厦倾倒，时间延误，将不止是湖北武昌一省一市的事变了。
接到瑞澂发来的十万火急的求教电报，满清王室执政者心如火焚面如死灰，慌忙寻求应对之策。
一个庞大的帝国，即便是腐朽之极，也不等于它衰弱得不堪一击，枪杆子从来都掌握在统治者手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清王权靠什么支撑近三百年？
10月12日，清廷下达命令，陆军大臣廕昌率领北洋军两个军，从北向南乘火车沿京汉线风驰电掣而来，海军统制（总司令）萨镇冰率领“楚有号”“海容号”等15艘军舰，从上海出发，溯长江破浪而上直驱汉口。陆军和海军两路夹攻，清朝廷调遣了最强悍的兵力来对付湖北的革命党人，试图扼杀武昌起义于襁褓之中。（图001）
10月10日当晚，被革命军攻占之后，曾经在湖北省督府与革命军顽抗的湖北提督张彪，随总督瑞澂乘军舰逃往汉口。收到北京清王室的电文指示，10月13日，张彪带领部分清兵占据汉口刘家庙车站，准备和南下的北洋军会合，保住汉口，反攻武昌。
消息飞快传到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军政府（红楼，今辛亥革命纪念馆，当时湖北省谘议局），都督黎元洪下令革命军渡江到汉口，前往刘家庙阻击清军集结反攻。这是阳夏保卫战的开始，第一场战斗发生地点就在汉口刘家庙车站，刘家庙因此载入中国近代史史册。
刘家庙之战
刘家庙车站，即今天的江岸车站，当年京汉铁路进入汉口城区的第一个车站，顺铁路线往东北走，经三道桥到黄陂滠口车站。
刘家庙本来是一个地名，今汉口黄埔路到丹水池一大片地区，据说清代这一带曾经有过一座庙，名刘家庙，后来庙毁，留下这个地名。1898年，京汉铁路铺到汉口，在刘家庙地片建站，名江岸火车站，但民间坚称刘家庙车站，1953年定名江岸车站，至今。
当年（1911年）汉口市区建有三个车站，从北向南数：刘家庙车站、大智门车站、玉带门车站。
阳夏之战为什么从刘家庙开始？因为这里是清政府南下援军乘火车到达武汉三镇的第一站。
湖北提督张彪，张之洞亲手培养的湖北新军主帅，清廷忠臣，一员悍将，作战风格凶狠强悍，湖北新军尽人皆知，湖广总督府保卫战吃了败仗，让他恼羞成怒，来到汉口刘家庙，三天之内（10月13日到10月15日），会合了从湖南和河南两省赶来的清军援军，包括炮兵、步兵、骑兵一共两千人，跃跃欲试，准备和革命军决战。
此时，海军总司令（统制）萨镇冰率领清水师舰队溯长江而上到汉口，立刻投入对刘家庙战事的支援。
革命军这边的力量是，渡江到汉口的湖北新军部分官兵，湖北军政府征蓦汉口市民参军。
10月17日，廕昌在河南信阳指挥清军入湖北作战。
10月17日，黎元洪正式担当起湖北军政府都督的职责，下达命令坚决阻挡南下清军的攻势，为保卫武昌起义胜利成果起到了他能起到的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黎元洪功不可没，没有他，没有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没有武昌起义的中坚人物吴兆麟、蒋翔武、刘公、孙武、熊秉坤、蔡济民、李翊东、詹大悲等人，也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身为一个湖北人，怎么能不遵重历史，漠视或贬低湖北籍先辈黎元洪等伟人的功绩？
因为英租界（今汉口江汉路至合作路一片）江面成为战争前沿，湖广总督瑞澂将楚瑜号移往下游德租界（今汉口一元路至六合路一片），停靠在德国军舰朝岸一侧。17日这天，德舰朝武昌增援汉口的革命军轮渡开火，这是辛亥革命史唯一一次外国海军公开介入的记录。
10月18日，革命军向刘家庙踞守清军先后发起两次进攻，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双方拼死相持，由于萨镇冰指挥的清军舰从江上炮轰支持，增添张彪等步兵军团的强大火力，革命军受创严重，一度沿铁路线退到大智门车站，退入汉口市区。
10月19日，天还未亮，革命军从刘氏花园（刘歆生别墅，毁于清末，遗址在今京汉大道与江汉路交会点即循礼门以北地片），从西商跑马场（遗址及残存老建筑在汉口解放公园、武汉话剧院及解放军通讯兵学校内），从大智门火车站，向东推进，再次向刘家庙发起攻击。前来参战的有京汉铁路江岸机务段的工人，铁路沿线棚户区的贫苦市民等。清军被击溃，躲进铁路沿线棚户区，革命军及当地市民火烧棚屋，清军慌乱溃逃。此时，长江江边，清军舰艇暂时停火，炮弹供给不上来，乘此间隙，革命军一鼓作气攻占刘家庙，清军退到三道桥，至滠口待命。
汉口市民欢欣鼓舞，放鞭敲锣击鼓，欢呼革命军打败清军。汉口市民踊跃参军，由旁观者变成战斗者，由市民变成革命者，具体原因今后专文讨论，这里以一句话来分析概括：腐朽的专制王朝不得人心，摧枯拉朽平民有责。
1910年10月，汉口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款支持的是商人，送茶送饭的是平民，直接参与战斗的以无业游民为多数——底层无产者是城邦暴动的骨干力量，只有他们才能“敢死”，有产有业的百姓敢吗？
湖广总督瑞澂从江面看到清军的溃退，感觉大势已去，下令楚瑜号军舰起驳驶往上海。
10月 19夜，湖北军政府决定乘胜前进，向滠口发起攻击，任命黎元洪旧部属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
北方清军援兵不断向湖北集结，人员、武器和装备，湖北革命军无法与之相比。
革命成功，不在于当时振臂一呼，而在于，面对旧体制全力反扑，新生政权能否坚持下去？
严酷的现实考验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被迫从旧政府变更到新政府的一班清廷官吏，三百年皇权思想深入人心，三百年满清奴才做得驯服，对他们来，举义造反，杀头的大罪，诛灭九族，怎能要求惶惶不可终日的他们和立志改换中国的革命党人同心同德？
时代局限，张景良临阵叛变，完全可以理解,失误应该由黎元洪等新政权领导人来承担，虽然于他们而言，也是无可奈何。武昌起义，举事仓促，湖北革命党人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如何应付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军事指挥人才缺乏，战事准备不足，文人造反天真幼稚，所以，才会由袁世凯出来收拾乱局。
刘家庙战斗进入第二阶段，10月20日，张景良过江来到汉口前沿阵地，不作任何战斗布署，四处看了一番，人就不见影子了。当天，湖北军政府听说汉口前线总指挥失踪，直接下达进攻命令。
10月21日清晨，革命军兵分几路进攻滠口，作战部队以湖北新军正规军队为主，此时汉口民军还未参入到阳夏战役中来，即使有，也是少数。
三道桥：刘家庙到滠口的必经之道，大片湖泊沼泽上建筑三道铁桥铺设京汉铁路铁轨，所以得名。
集结得越来越多的清兵武装在三道桥顽强阻击，压制革命军数次冲锋，大片湖泊泥沼，湖北军政府从江南派来的援军根本无法立足。进攻滠口失败，革命军伤亡很大，向后退却，在三道桥和刘家庙之间修筑工事，防止清军入城。
战事进入胶作状态，清兵大批南下，踞伏祁家湾和滠口（两地都属黄陂），另在孝感设司令部，等待信阳廕昌下达进攻汉口的命令。
湖北军政府领导黎元洪，原本武行出身，革命前湖北新军高级将领，凭直觉就能猜到前路凶险大战在即，派出步兵军官张廷辅、熊秉坤，炮兵军官蔡德懋，敢死队长方兴、马荣，率领部队过江支援，沿着汉口城市圈，沿汉口东北郊外的张公堤（东起堤角西至舵落口）加强巡防守卫。
大智门之战
就在刘家庙战斗的进退攻守的之间，交战阵营的双方各自发生一些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大事。
北洋军统帅走马换将，因和清廷执政者意见不合赌气离开北京的袁世凯，取代陆军大臣廕昌，行使对北洋军的指挥权。
廕昌出身满族贵族之家，德国军事学校受训，后来任清廷驻德国公使，中西文化教育良好，属风流倜傥贵公子之流，不能真正统兵打仗，况且他也别想调遣得顺趟北洋军，因为本不是他的军队。北洋军第二军统领冯国璋，受袁世凯指示到汉口而按兵不动，使坐镇信阳的廕昌对湖北战局无力控制。
此时此刻，西方各国公使喧哗京城，软硬兼施，胁迫清廷允许退隐归乡的袁世凯复返政坛，寄希望于他出山收拾天下颠覆的危局。
一代枭雄袁世凯，出生官宦之家，文武兼修，年轻时弃文从武，从基层军官做起，依靠能力及关系升任驻朝鲜总理大臣，1895年归国受西式军事训练，1898年变法维新失败后放弃帝党依附后党，官运亨通直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主军机处，和西方各国使臣关系密切，当时被西方国认为是“挽救中国政局之第一人”。
10月27日，袁世凯端起架子走马上任来到信阳，以钦差大臣身份换掉徒劳无功的廕昌，统领北洋军及湖北清军以及长江清兵水师，全盘掌控兵权。当即下令整编“旧部”北洋军，任命原第二军统领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官。廕昌并未返回北京，以普通军官身份参加清军部队南下湖北作战。
整编停当，袁世凯踌躇满志，调令北洋军水陆两路大军，气势汹汹扑向汉口。
10月26日，清军分水陆两路向刘家庙发起反攻，声势猛烈非同往常，是否与袁世凯即将出山有关？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就在袁世凯正式上任的前一天，阳夏保卫战进入危局。海军统制萨镇冰亲自把舵，引导四搜巡洋舰乘夜由阳逻驶入滠河（汉口东北郊长江支流），从谌家矶（今汉口江岸区东北角）帅伦造纸厂（属清财政部1912年停产）重炮轰击埋伏在三道桥一带的革命军。清军步兵则从滠口沿铁路强火力正面进攻，另一支清军从岱家山（今汉口中环线岱家山科技创业园一带）、姑嫂树（汉口东北片今汉口三环线东段）向刘家庙、三道桥侧面进攻，革命军伤亡惨重，情况万分危急。当时，缺乏有威望前线指挥，受创部队陷入混乱，但其中敢于献身的革命军人为多数，坚持战斗不下火线，但是也在考虑是否向刘家庙撤退？守住刘家庙，也是一个阵地堡垒。
没有料想的事发生了，失踪数日的张景良突然如鬼影一般出现在刘家庙，乘着前线吃紧此地空虚的当口，指示跟随叛军放火烧毁刘家庙车站内的军火弹药及装备。前方将士回头，远远看见后方大火黑烟冲天，以为刘家庙车站已经被清军占领，绝望之下退出三道桥前沿阵地，不敢沿铁路返回刘家庙，在汉口东城圈往北绕一个弯，从西商跑马场侧边进入汉口市内，以大智门车站为第二道防御堡垒。
大智门：汉口北城圈八大城堡之一，1906年京汉铁路修通，城堡拆毁改建火车站，即大智门火车站。
大智门车站曾经是京汉铁路线南段最大的一座车站，法国工程师设计，1906年4月4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受慈禧派遣，专程从北京赶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一道，在这里举行了铁路通车剪彩仪式。目前是武汉市优秀文物保护建筑之一，具体地址在汉口车站路的起始端。阳夏之战曾经在大智车站内以及车站周边（主要是铁轨沿线）展开，所以，这里也是辛亥革命重要遗址之一。（图004）
没有人指挥的革命军溃退到大智门，安定之下渐渐才获得准确战报：刘家庙并没有被清军占领，兵行诡道，自己这方出了奸细，白白放弃汉口军民流血牺牲占住的营垒。
几天后，张景良被革命军就地处决，他与清军的勾结内幕至今还是个谜。
湖北新军标统谢元凯站出来对众位兵士说：“我们被人算计了，现在多说也没用了，战机失误，失不再来，没有总指挥，我们自己指挥自己，不怕死的兄弟跟我来，杀回去，夺回刘家庙！”
众人奋勇响应，当下组织起一支军队，谢元凯担任指挥，从大智门火车站出发沿铁路线向东直奔刘家庙车站，与刚刚赶到这里的清兵展开近距离战斗，长枪和大刀，近身肉博，血肉横飞，近乎拼命的攻击令清军士兵胆怯，不想也不敢与之硬抗，逃出车站站房，向三道桥方向退去。刘家庙再次被革命军占领。
1911年10月和11月，汉口战事瞬息万变，每一天，每一小时，胜败输赢，进攻退守，都在转换，每一个阶段的胜利都不敢指望保持长久，胜战只是战斗的间隙，血雨腥风的鏖战还在后头。
袁世凯介入湖北战局，分兵两路而行：一面摇控冯国璋由汉口东北郊向汉口市区沿铁路推进，一面亲自率领北洋军自河南信阳入境湖北，直奔孝感（位于汉口以北，东面与黄陂紧邻），准备从蔡甸（汉阳以西的城镇）进入汉阳，东西夹击，攻占汉阳和汉口，然后威慑武昌。
收复三镇，镇压武昌起义，并不是袁世凯的最终目标，更大的谋画还在后头，对湖北革命军的武力打击，只是他获取更高权力至关重要的一着棋。
10月27日，对袁世凯绝对效忠的冯国璋，指挥北洋军从滠口经三道桥强攻刘家庙，守在这里的革命军人数本来不多，经历之前数场战斗已经体力衰竭，武器装备更不能和装备精良的北洋军相比，刘家庙再次失守，革命军退到大智门。
10月28日，清军强攻大智门，炮火掀天，步兵突进。
谢元凯和马荣率领部下前后两次冲出车站，逼近清军，近距离肉博，迫使敌方前锋部队胆怯后退，但，这也只是片刻间的喘息，少数人的慷慨献身阻不住大部队的军事行动，近代战争不再是中世纪骑士时代。
国民党高官徐源泉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大智门战斗：1911年10月（28日或27日），汉口战况于革命军极为不利，清廷军队倾巢南下，以图挽回颓势。湖北军政府决定招募新兵，扩充起义军力量。黎元洪派人到客栈向外省返乡的军校学生发出邀请。当晚，徐源泉作为代表列席武昌都督府（即红楼）召开的军政会议，慷慨发言愿为革命效力。会后，号召学生军三百余人，自任为队长，连夜渡江到汉口，于大智门火车站与清军展开激烈交战。
数天以来，汉口民众自发组成武装，称为“民军”，一支特殊的之前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战斗团体，随着阳夏之战的持续，逐渐形成为革命军中坚力量——市民参战，与朝廷公开为敌，这样的故事，中外历史时有发生。但是，我认为，不能把阳夏之战中的参战人员统称为“民军”，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湖北新军正规军人，另外还有一部分军校学生，如上述。
大智门争夺战前后三天，清军采取扇面攻势，从刘家庙沿铁路线向西，向大智门车站进攻；从姑嫂树、岱家山、西商跑马场（汉口解放公园一带）往西南行动，向汉口市区中心进兵。冯国璋命令炮兵避开租界，大炮向华人居住区猛轰，革命军及市民死伤惨重，大智门车站被炸成废墟（1913年原样重建，保存至今）。
汉口街市巷战
10月28日，清军占领大智门，革命军退到循礼门再退到歆生路（今江汉路中山大道以北，江汉路步行街与京汉大道相交一段），借街边商店民居为屏障，和清军开始街巷争夺战，
循礼门，清代汉口北部八大城堡之一，1916年修筑循礼门车站，2010年拆毁。京汉铁路从这里经过到玉带门车站调头，歆生路在这里和京汉线十字相交，从歆生路南去是汉口闹市区，跨过后城马路（即中山大道），向南是长江江边商业区，向西是六渡桥华人居住区也是商业区。所以，当年的循礼门是重要的军事据点，汉口城圈的北门户。
但是，革命军（包括民军，下同）已经没有群体参战的实力了，自大智门之后，汉口保卫战，革命军没有总指挥，将近三千官兵阵亡，渡江到汉口的湖北新军正规军人所剩不多，湖南援军撤走，剩下的汉口守军队伍溃散，装备丢失，来不及整编，武昌政府派来炮队增援，但也是杯水车薪，北洋军的兵力实在是太强了。
两军交战，第一是实力，第二是指挥，兵无将不行，将无令不行，凭热血精神人自为战，牺牲自然很惨烈。（图005）
10月28日，黄兴由香港经上海乘船来武昌。
听说湖北武昌举事成功，海外革命党人一个个心潮翻滚，恨不得插翅飞回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况且，他们自认为是革命起义的倡导者和发起者，如今眼看中国革命行将成功，怎能没有我等的亲身参与？这一天的来临，是海外热血志士多年梦寐以求。
黄兴，湖南人，孙中山组建同盟会重要领导者之一，武装起义的狂热推行者，从1907年到1909年，在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先后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均遭失败，1909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负伤后逃往香港。这次归国，期望与湖北革命者合作，彻底推翻腐朽清王朝，建立理想中华共和国。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但，书生意气并不等于他的统军作战的能力。纵观中国今古历史，文人出身的军事实战家原本就不太多。
黄兴在武昌码头下船，来到湖北省谘议局大楼。正愁没有得力军事指挥人才的黎元洪大喜过往，当即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全权指挥阳夏之战。
汉口战役，袁世凯授令冯国璋全权指挥。
北洋军从东面和北面向汉口市中心压过来，除了一支武装沿歆生路尾随溃退革命武装追击之外，另有一支大部队合围汉口北郊，从姑嫂树向西，经华商跑马场（今同济医科大学校园内），然后向南，以玉带门车站为堡垒，向汉口旧城区向长江和汉水交汇区呈片状推进，企图堵死汉口军民的最后的逃生之路。
玉带门（今汉口硚口路至崇仁路之间），和大智门、偱礼门一样，也是清末汉口北郊八大城堡之一。1898年，京汉铁路在南端玉带门和北端芦沟桥同时动工修建，1906年，玉带门车站（今不存）和大智门车站同年建成，是京汉铁路南段终端站，周边为汉口茶叶集散市场。
循礼门失陷，一部分革命军沿铁路退到玉带门车站，希望守住汉口北城圈最后一个堡垒，但是，和前几个车站一样，铁路畅通，清军从东而西来得更快，而且另有大批清军从万松园（今汉口万松园路）和华商跑马场（今汉口航空路同济医大）方向整装而来，从今天汉口体育馆直插玉带门，革命军残部向南溃退，躲避到从花楼街到满春街一片的居民区。（图007）
冯国璋率兵占领汉口三大车站（刘家庙、大智门、玉带门，1911年循礼门还未建站），将汉口出入口控制在手里，既可防止其它省市对湖北军政府的支援，也可以将北洋军直接运送到汉口城市中心区——由玉带门车站往南即汉水，这里将会成为北洋军攻打汉阳的军事基地——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冯国璋，不光是好勇斗狠，还有作战谋略。
10月29日，清军攻陷循礼门，革命军向南退却，退往汉口华埠商住区。清军跨过铁轨，沿街追击，搜寻每一幢房屋和每一条巷道。
当天，黄兴赶往汉口六渡桥满春茶园（汉口满春街位于六渡桥商圈以西，连通中山大道和汉水），指挥汉口军民与北洋军的街市巷战。
巷战自循礼门京汉铁路以南的歆生路开始，革命军躲进街巷，暗中朝清军开火，尤其是汉口民军，人头熟，地段熟，穿街过巷，和穷追不舍的清军在老汉口城区环绕迂回，从歆生路退到后城马路（中山大道），从后城马路退进花楼街（汉口佳丽广场背后，街道纵横交错，连通中山大道和沿江大道，穿越汉口旧城区），黄陂街（今武汉关附近）、王家巷（沿江大道王家巷码头）、四官殿（沿江大道四官殿码头）朝龙王庙（沿江大道龙王庙公园）方向撤退。（图006）
敌众我寡，革命军且战且退，向汉水和长江交汇处转移，一条┙形的撤退路线，从汉口北边的循礼门到汉口西南角的龙王庙，一条舍死求生的路，被逼无奈的逃亡，循礼门陷落之后，革命军溃散不堪衰弱不堪了，没有汉口民军的指引，革命军根本不可能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穿越整片城区赶到汉江江畔。
汉口老城像一座深藏莫测的巨大的迷宫，走得进去不见得走得出来，街巷曲折，纵横交错，辨不清东南西北，老汉口没有东南西北，房屋密集，层叠重复，看不见前后首尾，革命军退进街巷，如游鱼入水，被汉口市民保护起来了。（图008）
古代四大商埠之一，近代开埠第一洋码头，张之洞近代工业实验基地——新思想、新观念领中国之先的汉口人，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捍卫者。
据说黄兴在满春茶园，组织溃退革命军600人结集反攻，曾经一度到达玉带门，但是在清军强大火力下退回六渡桥和硚口。
交战双方实力悬殊，无论是谁，此时此刻都难以扭转汉口的战大局，如此，黄兴的任命更显悲壮。
汉口之战，虽败犹荣，民心所向，世人皆知。
10月31日，清军炮轰后城马路以南至河街（沿江大道上段）的大片街市，冯国璋指挥部下从循礼门、玉带门一路横扫过来，跨过后城马路走到花楼街和六渡桥就傻了眼，平原上长大的北方人，密如蛛网的汉口街巷让他五心烦躁脑袋发晕，新式军训也没有教授这样麻烦的课题——烧就一个字！而且振振有词：防止“匪党”窝藏于街市；汉口民匪一家没有分别；烧光一片，看这些犯上作乱的“匪徒”能往哪里躲？
汉口五国租界以外，沿长江往上，沿江一片（今沿江大道上段），晚清以来的华人商埠聚集区，街市繁华，民居拥挤，中国内陆黄金码头，茶叶、棉花、桐油、药材、生漆等八大商帮，东西南北的商人，都在这长江沿岸设立商埠转口买卖——清军一把火，从四官殿（今沿江大道四宫殿码头至民权路口一片）到龙王庙，大火三日不绝，商埠民居化为焦土。（图009）
11月1日，清军占领汉口，革命军从龙王庙渡船过汉江，南岸嘴上岸，占领龟山和汉阳铁厂（今琴台大道南侧）。
汉口保卫战，谢元凯、徐少斌、孟发臣、方兴、马荣、赵承武、蔡德懋、熊世藩、王家麟等革命军军官前赴后继奋战到生命最后一刻，舍生赴死，为什么？精神还是使命？我不懂。感怀先烈的同时，更让我感到“革命”两个字的残酷。（图010）
这些天，清海军统领萨镇兵常常拿望远镜站在舰首朝长江北岸看，汉口之战历历在目，革命军人奋勇拼死，汉口市民奋起护卫，硝烟战火，死人流血……回身对身边的军官说：“民心向背，清廷保不住了。”
汉阳保卫战
11月3日，黎元洪代表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举行拜将仪式（遗址在今阅马场拜将台）。黄兴临危受命，率领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田桐赶往汉阳，在古琴台（今汉阳琴台风景区）设立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来转移到昭忠祠（汉阳老城北门外，具体不详），在归元寺设粮台（粮秣装备供应储存处），接手指挥阳夏之战。（图013）
黄兴登台领受将印的这一天，袁世凯从河南信阳来到了湖北孝感，距离汉阳城已经很近了。
双方临阵换将，决定阳夏之战最终的胜败，情势再明白不过，文人出身的留日革命者黄兴，哪里是武官出身的清廷政治家袁世凯的对手？这不是革命与反革命这样幼稚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人控制大事态的能力与魄力的问题，辛亥革命期间的袁世凯，才是一个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的人，他的目标很明确，一切都在按照他预定的方向在走。
战时总司令黄兴布置汉阳和武昌的防务，在蛇山、龟山设炮兵守卫，在南岸嘴至三眼桥的汉江沿岸设兵防守。（011）
阳夏之战早已由进攻争夺战转为后撤防守战，眼下黄兴身负的重任是，以汉阳为前沿阵地拖住敌方的兵力，保住武昌城，保证湖北军政府的安全，保住武昌起义的成果，因为，此时此刻，整个中国都在看着湖北，看着武汉三镇，假如武昌城被清军攻下，辛亥革命将前功尽弃，不仅是湖北，中国将陷入一片血海，一切将付诸东流，也许清廷覆灭或迟或早，但是，再来一次革命，又得要多少人流血？想都不敢想……
黄兴深感压力。
11月上旬，全国十八个省宣布光复，宣布脱离清廷成立独立政府，形势对湖北军政府有利，湖南革命党人也腾出力量，派遣军队跨省赶来武汉。汉阳前沿渐渐聚集起湘鄂联军一万余人，黄兴感到眼前一片光明，下令反攻汉口。
11月16日，驻扎汉阳的革命军绕过清军在南岸嘴设下的重装布防，从琴断口（今江汉二桥汉阳桥头东侧琴断口街）搭浮桥渡过汉江，埋伏在汉水北岸（宗关水厂一带）。（图015）
当年汉口西城郊，荒野平土，大片沼泽，人烟稀少，所以黄兴率部渡河没有被北洋军发现。
11月17日，黄兴亲自率领反攻部队向汉口城区发起攻击，由西至东，沿着今天解放大道古田片向东行进，攻占博学书院（今武汉市第四中学）和既济水火公司水厂（今汉口宗关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江汉二桥汉口桥头）。（图014）
先头部队直逼玉带门。
敌方闻讯惊惶非常，这样无所顾忌的反戈一击是他们所没料到的，完全不合军事常规思维，于是，北洋军援军大批涌向玉带门，迎着革命军的来势分两侧堵截，依然是炮兵掩护步兵，轻重武器一齐射击。
革命军北翼受重创后撤，南翼军队见敌方火力如此强大，不愿拿鸡蛋往石头上碰，顺势跟着后退。黄兴大叫：“不许后退，大家向前冲！”兵退如山倒，纷纷跑向汉水，黄兴调令不动，只得放弃汉口撤回汉阳，伤亡六百人，影响到汉阳守军的斗志。
后来史家评价阳夏之战，批评黄兴没有军事头脑，冒险出兵，不顾大局，汉口反攻失败是注定的事。
为什么黄兴轻率反攻？猜测他有他的想法：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清廷倒台也许就在即日，进驻汉口，收编北洋军成为革命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宜早不宜迟，他的认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北洋军另一支队伍，由孝感到新沟（古镇，位于汉水与汉北河汇合处，今属武汉市东西湖区），渡过汉水占据蔡甸，11月20日，从蔡甸进逼三眼桥，黄兴调动军队西向迎敌，11月21日，双方在三眼桥展开激战。
汉阳三眼桥：位于蔡甸到汉阳王家湾之间的汉蔡高速公路上，隋唐时汉阳通往京城的驿道，曾经有一座桥，桥下有三孔，所以得名，后来桥毁留下这个地名，今新建钢筋水泥桥，也名三眼桥。当年三眼桥战斗，两方杀得难分难解，革命军斗志凶猛，清军受挫，被迫停止前进，革命军占领三眼桥以东高地——仙女山、米粮山（美娘山）、锅底山、汤家山、磨子山、扁担山——阻挡清军入城之路。
就在这一天，冯国璋指挥汉口清军从舵落口（汉水北岸，今汉口硚口区工农路）渡河，冲破米粮山防线，与蔡甸方向赶来的清军配合，攻打米粮山，对革命军形成夹角之势。
汉阳三眼桥到王家湾之间一带属岗垄地貌，小山丘陵密布，如盆圈一般围合着龟山脚下的汉阳古城。突破这一圈山岭，从扁担山到月湖古琴台，滩开一片平野湖泊，从西而至，坦坦荡荡没有遮蔽，汉阳古城便无险可守。
黄兴虽然不算是军事大家，但这起码的军事知识他还是很懂的，下令汉阳守军死守三眼桥以及以东的仙女山，阻挡袁世凯军队入城通路，但是，军队不听调令。
11月23日，11月24日，米粮山、仙女山失守，革命军退守锅底山和扁担山。
11月25日，两路清军在扁担山一带会合，合力进攻汉阳守城革命军，大炮声震撼山峦水泊，锅底山和扁担山失守，清军从王家湾、十里铺长驱直入，近逼归元寺（中南名刹，清光绪建筑，今汉阳翠微横路20号）和汉阳铁厂（张之洞湖北工业基地之一，遗址在今汉阳区琴台大道旁边，与琴台风景区相对）。（图012）
山地争夺战伤亡巨大的革命军，再也无力在平原上组织防御，数路清军如飞蝗袭来，汉水不是长江，渡河过来是很容易的，清军分数路从汉口渡河，从琴断口、十里铺、五里墩、古琴台、南岸嘴沿河登岸，汉水堤防全线溃散，困守汉阳城的革命军只能是拼死搏击，战争进行到这一步，汉阳保卫战陷入绝境。（图011）
11月26日，湖南援军自行撤退过江经洞庭湖回湖南，湖北军队也纷纷乘船渡江到武昌。要么战死，要么逃亡，谁愿意被清军抓住？血淋淋的死，还得受尽刑罚屈辱，不战则退，只能如此，只有如此。
汉阳陷落，黄兴悲恸万分，大老远地跑来亲历阳夏之战战败，辜负了湖北人对他的期望，也辜负自己对革命的一片忠贞，一番雄心付诸东流，站在鹦鹉洲（今汉阳拦江大道以南鹦鹉大道以东的长江边），看大江滚滚东去，心痛欲裂，一心求死，被跟随在身边的田桐拉住，随后被黎元洪派人接到武昌。汉阳守军渡江撤到武昌，包括汉口撤往汉阳的汉口民军。
历时41天的阳夏之战结束，这是自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城以来，武汉三镇遭遇惨重的一次战争灾难，双方死亡人数超过5000人，其中，革命军阵亡将士4200人，汉口城区破坏得惨不忍睹，汉阳城郊弹痕累累，古琴台和晴川阁被清军重炮毁得残存无几，归元寺被革命军点火烧毁大部分古建筑及文物珍藏，这是革命的代价。
坚守武昌·南北议和
11月27日，清军进驻汉阳，占领龟山炮台，炮口对准蛇山头上的奥略楼。
袁世凯下令冯国璋再一次按兵不动。
这一天，湖北军政府在红楼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今后决策，黄兴说：“汉阳守不住，武昌也不一定能守住，我个人意见，不如大家随我顺江而下，放弃武昌，我们去南京如何？”
在场的湖北革命党人望着他，一个个眼中出血，先前的尊重化着愤怒，高声喊道：“头可断，武昌不可丢！”
众怒难犯，黄兴知道多说无用，当天下午和田桐从武昌草埠门（即武昌北门武胜门，武昌积玉桥得胜桥街口，毁于1927年）乘船去上海，后来去南京。
11月29日，黎元洪任命蒋翊武为战时总司令，湖北军政府决定：“坚守武昌，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图016）
北洋军和革命军，隔着大江南北对峙，战斗停了，炮声息了，硝烟渐渐散去，留下被战火焚毁的街市静静地躺在冬天的阳光下，表面上安静下来了的三镇的气氛却急坏了西方各国。
西方人考虑的是本国利益，清政府早已是他们手上洗顺了的一副牌，虽然已经腐朽，但是容易掌握。所以辛亥革命之初，几乎所有的西方各国在华势力都不支持起义力量，他们不清楚中国的局势下一步将会往什么地方发展？尽管起义者宣称承认之前西方各国在华权利，承认之前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所有条约。但是，革命，对于一个现存利益的拥有者，一个对所在国主权的侵入者，即使并非矛头所指，也会感觉惶惶不安，感觉到是一种巨大的潜在的威胁。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这么想：与其坐待，不如决策。于是英国在华公使朱尔典成为南北调停的一个中心人物。在那一段时间里，英总领事葛福秉承英公使的指令，在汉口与武昌之间、在清政府与临时军政府之间、在北洋军队首领袁世凯与起义军代表人物之间穿梭来去。
1911年10月至12月，英海军五艘军舰一直在长江江面游弋，虽高度战备，但只是作观望姿态。英国还有其他各国在武汉的军力都不愿轻举妄动，避免失策，他们绝不想轻易地失去长江中下游的权益。随着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地发展，他们对腐败得不堪一击的清政府的拯救宣告无望，于是便策动袁世凯代表清朝廷与武昌革命政府进行停战议和。
当北洋军一军统冯国璋在阳夏之战中耀武扬威的时候，北洋军二军军统段祺瑞跑到哪里去了？原来袁世凯早有安排：11月13日，段祺瑞被派往山西处理吴禄贞刺杀案，留冯国璋一人在汉口作恶。11月18日被袁世凯召回湖北，授湖广总督一职，为下一步南北议和埋下伏笔。12月4日，袁世凯换下被阳夏百姓及武昌军政府切齿痛恨的冯国璋，委任段祺瑞统辖北洋军一二军军权，驻司令部于孝感，一边以武力镇服三镇，一边配合英领事与湖北军政府展开停战和谈。
袁世凯知人善任，一武一文，军事上利用冯国璋，消减湖北地区革命党人的势力；外交上利用段祺瑞，督迫清廷退位谋求共和。有人说：袁世凯见武昌易守难攻，转而谋求南北议和。这是以自己简单淳朴之心，度袁世凯谋深似海之腹。接受清廷督请来湖北之前，他早已向摄政王载沣（醇亲王，清光绪载恬的胞弟，清宣统溥仪的父亲）开出六大条件：召开国会、重组内阁、宽容武昌革命党人，解除自戊戌变法以来对党群社团的禁止令、补足军饷等等，可以看出，他的谋略布署在先，既不会匍匐于清王室脚下，也不会投靠革命党人分一杯残羹，看人脸色行事的日子他已经受够了，他要借武昌起义撼动国内外的狂飙惊雷，造一个归属自己的改良主义中华帝国。
10月27日，袁世凯受命，先在信阳后到孝感，设司令部作督军状，但是心不并全在湖北，国家动乱，重新出山，需要他考虑的事太多了。
11月13日，袁世凯奉召进京，阳夏之战全权交给冯国璋。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其他手段决不能轻视。积极组织责任内阁，秘密与朱尔典会晤。两天后，英国政府表态：希望袁世凯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将会得到我们提供的一切支持。”
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结果。
不能苛求历史人物，辛亥革命，假如没有袁世凯会同西方国介入，后面的路很难走下去，战争持续，城市毁坏，更多的尸体和更多的血，遭受灾难的是民众，革命者的理想也许很美好，但是也应考虑到民众的基本生存权，抛头颅洒热血，任何时代也只能是少数人的事。
海军统领萨镇冰就是这样想的，接到学生黎元洪的劝请信，长叹一声，说：“不忍看同胞骨肉相残杀……”于是放弃舰队指挥职务，登太古洋行（英国轮船公司，旧址在汉口沿江大道140号今武汉航运工程局）轮船回上海。
11月14日，清海军舰队参谋长汤芗铭（湖北军政府要员汤化龙的胞弟）在九江宣布起义，支持湖北军政府，率海容、海琛、湖鹗3艘军舰返航汉口武昌江面，炮口调转对准清军。
11月26日至12月1日，汉口英国总领事葛福派最善汉语的英国人从汉口乘木船过江到武昌，湖北军政府也派特使过江来汉口英总领事馆，南北停战议和的策划在长江两岸紧锣密鼓地酝酿。
12月1日，湖北军政府代表蒋翊武和吴兆麟，北洋总理大臣袁世凯代表刘承恩和蔡廷干，在武昌宝通寺（古刹，位于武昌大东门外今武珞路路边）签定停战协议。
12月2日，南北停战开始。
12月9日，由英驻汉总领事葛福敦促签押，南北双方正式签订全面停战协议，各省代表齐聚汉口英租界，由英领事葛福安排在顺昌洋行（英商轮船公司，旧址在今汉口沿江大道门牌号不详），举行南北调停谈判。（图017）
12月28日，南北议和谈判在由汉口移到上海，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今上海江西路、河南路、汉口路、福州路之间）继续会谈，席间，英、美、法、日、德、俄六国驻上海总领事采取一致行动，督促南北双方“停止现行冲突”，尽快成立共和政府。（图018）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结束。
2010.6.11
2011年8月1日星期一
(1261)[转帖]德日高铁接触网的防雷经验与我国工程师没被采纳的防雷建议
近日，笔者正在写作有关“7·23事故”的制度分析文章，偶然查看前两天发在《财新网》的博文《没有安装避雷线是动车追尾事故的终极原因？》，见到一条评论，说：“典型的外行说胡话，你去看看国外的接触网吧”。于是，一咬牙，决定暂时放下“7·23事故”制度分析的写作，先看看国外的接触网。
结果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文献资料显示，欧洲中部地区每100公里接触网在1年时间内可能遭受1次雷击。基于这一很低的雷击数据，德国铁路接触网一般只在他们认为雷电较多的地段使用避雷器。出于经济与防护效益比较，他们在其它雷电较少的区段，一般都不考虑设置防雷装置。这就是人们在欧洲的电气化铁路中很少见到接触网避雷装置的原因。
日本的地理条件和气象条件与德国完全不同，因而对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的防雷保护也不同。日本根据雷击频度及线路重要程度，将防雷等级划分为A、B、C三级区域。A级区雷害严重且线路重要，全线接触网都架设避雷线，同时在牵引变电所出口、接触网隔离开关、电缆接头或连接处、架空避雷线地线终端等重要部位设置避雷器。B级区雷害较重且线路重要，对部分特别地段的接触网架设避雷线，同时在相同的重要部位设置避雷器。对于C级区，一般只在牵引变电所出口、接触网隔离开关、电缆接头或连接处等重要部位设置避雷器。（范海江、罗健：《铁路客运专线接触网防雷研究》，《铁道工程学报》，2008年8月第8期）
我国高铁接触网没有吸取与我国有类似地理和气象条件的日本经验，反而机械地学习欧洲中部的德国人，在雷电多发地区也不使用避雷线。这显然大有问题。
2008年，某“铁道勘察设计院”的两位年轻工程师，对电气化铁路“广深线”接触网提出了架设避雷线和增加避雷器的防雷建议。
根据他们的计算，在我国平原地区每100公里接触网，每年遭受雷击而引起跳闸（断电）的次数约为15次。这比德国的雷击概率大14倍。
他们从运营部门统计数据得知，广深线双线139公里区段，仅2000年就发生雷击跳闸（断电）事故45次，其中广深线平湖牵引变电所的雷击跳闸事故数占其事故跳闸总数的57.7%。
据此他们认为，接触网上安装避雷器的保护作用有限，且维护工作量和维修费用都很大，它只能作为接触网系统防雷技术措施的一种补充。
他们建议，（1）在“广深线”全线架设避雷线。（2）增加接地数量和降低接地电阻（接地电阻越小，越容易将雷电引入大地）。（3）适当增设避雷器。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加强我国客运专线接触网系统的防雷措施，在强雷区段设置避雷线，在重要部位采用氧化锌避雷器，并切实作好避雷线和避雷器的接地装置。（范海江、罗健：《铁路客运专线接触网防雷研究》，《铁道工程学报》，2008年8月第8期）（据有关专家介绍，高铁接触网许多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都不达标，即地下钢铁网所用钢铁太少，接地电阻太大）
遗憾的是，两位年轻工程师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我国雷电多发地区（比如“7·23”事故发生地）的接触网，并没有架设避雷线。这是我国高铁接触网频频遭遇雷击的主要原因，也是“7·23雷击—追尾事故”的终极原因。
http://lishangyong.blog.caixin.cn/archives/22992
结果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文献资料显示，欧洲中部地区每100公里接触网在1年时间内可能遭受1次雷击。基于这一很低的雷击数据，德国铁路接触网一般只在他们认为雷电较多的地段使用避雷器。出于经济与防护效益比较，他们在其它雷电较少的区段，一般都不考虑设置防雷装置。这就是人们在欧洲的电气化铁路中很少见到接触网避雷装置的原因。
日本的地理条件和气象条件与德国完全不同，因而对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的防雷保护也不同。日本根据雷击频度及线路重要程度，将防雷等级划分为A、B、C三级区域。A级区雷害严重且线路重要，全线接触网都架设避雷线，同时在牵引变电所出口、接触网隔离开关、电缆接头或连接处、架空避雷线地线终端等重要部位设置避雷器。B级区雷害较重且线路重要，对部分特别地段的接触网架设避雷线，同时在相同的重要部位设置避雷器。对于C级区，一般只在牵引变电所出口、接触网隔离开关、电缆接头或连接处等重要部位设置避雷器。（范海江、罗健：《铁路客运专线接触网防雷研究》，《铁道工程学报》，2008年8月第8期）
我国高铁接触网没有吸取与我国有类似地理和气象条件的日本经验，反而机械地学习欧洲中部的德国人，在雷电多发地区也不使用避雷线。这显然大有问题。
2008年，某“铁道勘察设计院”的两位年轻工程师，对电气化铁路“广深线”接触网提出了架设避雷线和增加避雷器的防雷建议。
根据他们的计算，在我国平原地区每100公里接触网，每年遭受雷击而引起跳闸（断电）的次数约为15次。这比德国的雷击概率大14倍。
他们从运营部门统计数据得知，广深线双线139公里区段，仅2000年就发生雷击跳闸（断电）事故45次，其中广深线平湖牵引变电所的雷击跳闸事故数占其事故跳闸总数的57.7%。
据此他们认为，接触网上安装避雷器的保护作用有限，且维护工作量和维修费用都很大，它只能作为接触网系统防雷技术措施的一种补充。
他们建议，（1）在“广深线”全线架设避雷线。（2）增加接地数量和降低接地电阻（接地电阻越小，越容易将雷电引入大地）。（3）适当增设避雷器。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加强我国客运专线接触网系统的防雷措施，在强雷区段设置避雷线，在重要部位采用氧化锌避雷器，并切实作好避雷线和避雷器的接地装置。（范海江、罗健：《铁路客运专线接触网防雷研究》，《铁道工程学报》，2008年8月第8期）（据有关专家介绍，高铁接触网许多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都不达标，即地下钢铁网所用钢铁太少，接地电阻太大）
遗憾的是，两位年轻工程师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我国雷电多发地区（比如“7·23”事故发生地）的接触网，并没有架设避雷线。这是我国高铁接触网频频遭遇雷击的主要原因，也是“7·23雷击—追尾事故”的终极原因。
http://lishangyong.blog.caixin.cn/archives/22992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