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就以邮票为例吧，它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它能够一心一意粘在一个东西上，一直到它达到目的地为止。”1910年9月，19岁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新生注册的廊道里读到首任校长Andrew White的欢迎信，校长引美国作家Josh Billings的这句话来勉励六百多名新人，其中包括19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庚款留美学生。 赴美邮轮上，同届被录取的赵元任记下了胡适当年的样貌：“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时就说要把辫子拿掉；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大清国男子的辫子，包含了子民的政治意味和与传统相联的文化意味。胡适的那条辫子，很快在美国剪掉了，寄回老家保存。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是胡适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从安徽绩溪上庄到上海求学、谋事6年，做通了古文、接触了新学、浸淫着报纸政论、经历过学潮、代过低班英文课、教过华童公学国文、当过《竞业旬报》编辑，笔下流露旧文人腔调：列位看官、兄弟、在下、一塌刮辣子、坍台……还有过一段靠典当度日、跟留日革命党人厮混的荒唐生活——有人根据他留下的《藏晖室札记》作了统计：59天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喝花洒/打茶围10次。最后一次满身污泥穿了一只皮鞋在巡捕房醒来，过审之后才明白自己醉酒殴打了巡捕。 胡适回家照着镜子，觉得不堪，觉得对不起守寡的母亲，又感“天生我才必有用”，于是痛改前非，闭门读书两个月，赴京赶考庚款留美官费。那是第二届招考，录取70名，胡适名列第55。 如果不是这个机会，胡适终其一生恐怕只是上海滩挣扎谋生一文人。他的部分禀性此时已经成形，比如国家概念初具，凡事必谈爱国；名誉心重，好为人师，兼有修身进德的焦虑；对嗜好沉溺极深；对金钱不太在意——他生来不是个省吃俭用的人，其慷慨和对金钱的流水态度，延续终生。然而，校长寄语中可粘附一生的东西，从登上开往旧金山邮轮的那一刻起，才刚刚向他展开。 在美国究竟学到什么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5年是他一生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奠定了他在文学、哲学、政治学上的基本素养，但也是他一生中最不为人知的阶段。美国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上穷碧落下黄泉”，查阅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存档、校报和同期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亲赴北京、台北手抄那些尚未出版的资料，甚至遍读胡适当年读过的哲学著作，为我们厘清了“胡适在美国究竟学到些什么”——近百年来，多少人质疑胡适的西学根柢，尤其是那张迟到10年的博士文凭。 初进康大时，胡适学农，“想作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他自况并告友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但他出国的行囊里，还装有一千三百卷线装古籍。经历了数青蛙头的生物学课、区分三十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过洗马、剪树、接种、捉虫，3个学期后，胡适终于认清自己的兴趣，转向哲学、文学，“旁及政治”。 康大5年，胡适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拜在杜威门下的两年，只修4门，江勇振因此认为，胡适西方哲学的基本训练是在康大完成的。此外，他选修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出社会活动家气质。他1914年结识韦莲司，在给她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花费大量时间到处演讲，错过哲学教授布置的任务，也没能申请到在哲学研究院第二年的奖学金。 1958年12月，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胡适台湾南港新居做客6日，亲睹往来鸿儒白丁。某晚稍闲，何问：“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2/3都用在会客，对不对?”胡适沉思片刻，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其实早在求学时代，他就已面临做学问和社会活动在时间上的分配，1915年7月5日的日记里说：当天下午，他本想静心读书，刚翻过20页，吕君来访，Mr.C来访，Mr.T又来访，于是半天过去。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在致母亲的家书中提到，这也是他转学原因之一。 胡适到66岁还总说不知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江勇振根据他求学时代的时间安排和行踪，列出他真正的喜好：文学和政治，哲学倒在其次。回国后的1922年，面对鲁迅相劝“多在文学上努力”，胡适坦白：“对文学没有野心，只有偶尔一发的冲动”。他这一生着力最多的，不言自明。江勇振指出，从康大转到哥大，胡适在学业上最大的成就，不是从此成为一个杜威式的实验主义者，而是汇通了中西考证学，奠定了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石。 对政治的恒久兴趣 胡适回国后的许多重要主张和某些“开风气之先”，都可在这一时期寻到源头。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上溯康大布尔教授开的“容忍史”课；“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很可能受教于韦莲司父亲（康大古生物学教授）的智性言论；开创了胡适体新诗的《关不住了》，其实是受维多利亚时期英诗及其遗风影响；借用西方“文艺复兴”概念，是1917年6月19日在归国的火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再生时代》（Renaissance）产生的“灵感”……而对于中国时局和前途的种种看法，得益于同“世界大熔炉”里的师友尤其是红颜知己韦莲司的思想碰撞。 胡适对政治产生“恒久的兴趣”，也始于这一时期。去国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课堂上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恰逢美国大选年，观察、比照、寄望是自觉自然的），亲历了两届总统大选（起先是老罗斯福的支持者，佩戴进步党公鹿徽章在校内走动；没有投票权，但主持过一场由53名学生参加的模拟投票），在第五大道上站立3小时看四万多市民为争取妇女参政权游行，还目睹了老师杜威积极参与的身影……耳濡目染及其天性，令他投身其中，认定积极参政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这“责任”，他践行到老。 他希望自己对政治是超然的，早早定下了“在野”的立场。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他说：“我在野反而会比从政更有影响力。”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他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 然而，他又做不到真正的超然。蒋介石请他做驻美大使，他推辞了一次就接受。可任命书迟迟不来，他就问政府中人：不是让我做大使吗，怎么任命书还不来？结果人家告诉他，委员长还等着你推辞第二次呢。那是斯文尚未扫地的时代，官场规则是推辞两次才接受任命。这一方面说明他不懂官场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政治的“心热”——尽管出使前也为当了“过河卒子”而自嘲——学者罗志田说，那个时代的人，假如给机会，可能都愿意干政治。 在他留学时期，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不断传来的消息，比如鲁汶因不降而受屠，布鲁塞尔因求降而独存，令他的政治立场不断衍变：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到不抵抗主义、仲裁主义，最后又返回到以爱国为前提的世界大同。他用英文写给外国人看的，几乎全是在替这个古老的国家和不争气的政府挣面子；1954年他与吴国桢在美国打笔仗，甚至写下很可以令自己蒙尘的“台湾是多么自由”，都是他那颗爱国心“内外有别”的表现。 他对西方文明的“体贴”和“适之”在那一辈留学生中是个异数，他的眼光也比同时期大多数留洋者开阔长远。因为看得远，想以教育树人先行，然后再行政治改良，所以回国之初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热心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自然而然汇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队列，最先向旧文学发难。 与同时代多数青年一样，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至深（胡适之这名字就来自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带给中国知识人的一大认知症候是：新的比旧的好，西洋的比传统的好，自晚清一路而来的巨变和挫折都被归结为新旧的不能两立。所以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超越前人的反传统程度，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比辛亥革命斩绝君统更为深刻的社会观念之变。胡适虽是其中与传统决裂得较温和的一位，却无法改变时代的洪流。 所以，当新文化运动经“五四”发酵转而变为政治运动时，他认为是“一种干扰”（唐德刚认为这两个运动有必然的因果）。他的文艺复兴理想，和血脉贲张的“新青年”、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一味趋“左”的主流，终难匹配。 “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另一层 “五四”是大规模输入“主义”的时代。胡适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当时其实是中道，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兑，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左翼保守主义。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问题与主义”的笔战，多少可以看出当时“新词”的滥觞。鲁迅曾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道：“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 实际上，胡适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拒绝了空谈，还表现出他对当时知识界流行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式“根本解决”或“根本改造”的反思与洞见。因此也成为1950年代初大陆清算胡适思想的一条：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 “根本解决”，从此稳定而富强，是大多数国人的梦想。然而，“根本解决”之中暗藏何种破坏性因素，多半为趋新者所不察。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共产党人主张采用苏俄的急进式方法来整体解决中国问题，李大钊的思路即是：马列主义为严峻现实提供根本解决之道，其高度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能把大多数人动员和组织起来。所以，当时的星星之火，携着“主义”燎原。 胡适则“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屠杀的根苗……”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十年间，我们的确目睹了各种“盲动残忍的劣根性”，各种“相屠杀的根苗”，沿着“反右”、“文革”一路延伸。 社会残酷是有前因的。“五四”催生出一代不宽容、心态褊急、好以常识抬扛的“新青年”，而胡适主张的容忍和自由始终没能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于是之后几代人，收获“报应”。 1990年代初，当“黑猫白猫”论渐为国人接纳，唐德刚忍不住要幽它一默：“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不就是“黑猫白猫”嘛，如若不然，哪来（当时）1400万个体户？这种避开“主义”纠缠而注重实践的清醒，恰与“胡学之正宗”一脉相承。 “肤浅”的自由主义，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有一句饱受学界诟病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80年代初，林毓生先生在评点这一方法论时，说胡适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肤浅、含混与庸俗。他说：“任何问题经过胡适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自此，若不说“胡适肤浅”，仿佛自己就“肤浅”了。 江勇振就此论出处展开追索：沿着胡适在康奈尔的哲学老师克雷登，一路上溯到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老师赫歇尔和惠维尔。赫歇尔说建构假设有3个方法，其一是：“先立下一个大胆的假设，把它定成一个特殊的定律，然后通过检视其结果与对比事实来求证。”所以，它实在不是胡适的发明。 而且，它也并非出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主题先行，再用“发现的事实”（人工选择及处理的事实）来证明它、赋予它意义，这一方法从杜威的哲学看，犯了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也就是把思考和事实划为二元对立的谬误。打个比方，山上岩石里有铁矿石，这是“粗犷的素材”，但在人类把它们提炼成铁或钢之前，它们的存在和其他岩石一样，对人类不具有任何意义；炼铁炼钢的技术如同人的思考（其中包含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主题先导），在这条脉络之下，被人类赋予的意义才会诞生。 就哲学而言，胡适并不是杜威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人，在他头脑中日益深固的是实证主义（但他自己浑然不觉），他一生的口头禅就是：“拿证据来。” 至于胡适就自由主义表现出的“学理含混”的一面，学者邵建分析说，从林毓生——追随哈耶克研究自由主义谱系的学者角度看，胡适当然肤浅；他实在是没拿自由主义当学问来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稳健的自由主义者。 1917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经顾颉刚介绍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哲学系赶走（北大才子有此传统）。傅斯年听了几次课后评价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余英时对1947-1948年间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尤为看重，因为当时最“时髦”的思潮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胡适坚定地认为“那民主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全世界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潮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这言论在当时是最犯众怒的，但他仍到处宣讲，千言万语，不过是“民主政治，只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同意”、“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最基本权利是自由”。 “他什么都没有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适之说不要过生日 生日偏偏到了 我们一班爱起哄的 又来跟你闹了 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 我们有点要叫你老前辈了都 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 觉得你真是有点对了都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就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啰啰嗦嗦写上了一大片 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保存的一片手写白话诗，写诗的是“同学少年”赵元任，代表当时中研院同人顾颉刚、傅斯年、李济、毛子水、陈寅恪等，为1930年的胡适祝寿。 周质平找到1941年12月15日美国《生活》杂志上一篇名为《胡适大使》的文章，作者Ernest Hauser对中华民国的成立提出一个新颖的看法：“孙中山是民主中国的创建者，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赋予这个新生的中国以学术上和语文上的新意义。” 周质平以为这一论断颇有见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但在胡适出现之前，这“民国”并无多少新内容——1912年，在中国住了近三十年的英国人布兰德在美巡回演说，到处宣扬这个所谓的“民国”不过是 “新瓶装旧酒”而已。 “试想将白话文、批判旧传统、整理国故、小说考证、问题与主义及科玄之争，乃至丧礼改革、妇女解放等等以胡适为中心的改革运动从民国抽离，至少文化上的民国只是一个空壳子。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如果不能继之以新文化运动，民国将少了许多新意和光彩。孙中山和胡适，一主政治，一主文化，前后呼应，相辅相成。” 1922年8月15日，《努力》周报的一位读者致信胡适：“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西，都先要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整理国故”变成“风潮”之际，陈西滢也曾挖苦“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可见胡适在当时的影响。 回国十多年里，胡适忙于“开山”，在问学上表现出哲学家伯林所谓的“狐狸”式的东张西望。他涉猎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和红学，多有“抛砖引玉”之作，还有36个博士头衔。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颇受赞誉，因他率先引入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先秦哲学。但终其一生，他也没能写出下卷，被讥为“善著上卷书”或“胡一半”。 胡适一生发过好几次宏愿要把他的哲学史/思想史写完，但他一时对整理《诗经》产生兴趣，一时因替王国维作跋而有意重写《两汉博士制度考》，半年后转为《水经注》吸引，旋即又动念作《东原年谱》……排除兴趣太多、分心太多，江勇振发现，如果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非“下死功夫”而不得，那么，他的一半之憾实在是“予不得已也！”。 然而，学术上的心有旁骛并不影响他在知识上的诚实。何炳棣记下一次二人交往中“最重要的谈话”——1960年8月18日，趁着“太太出去打麻将二十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趁着谈兴正浓，胡适严肃地坦白：“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象的还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何炳棣亦坦白：“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学术上的不能登峰造极并未削弱、可能反而成全了他的影响力。余英时在谈及这一点时说： “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他的开风气之功隐藏在‘五四’遗产之中，至今对知识人产生着影响。”“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在留学之初就立志日后成为国人的导师，罗志田因此说，胡适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 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邵建一言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曾对国民党寄予厚望 从晚清到民国，从辛亥到“五四”，胡适关切、思索的政题太多，须打量的政治人物也太多：从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到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他与他们，是由远及近，由观望、仰慕、臧否，到结识、交往、言浅言深的关系。 对于清王朝覆灭后的中国，他向往的是一个政治清明、上轨道的现代政府，最好，是美国式的。但那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弄不清民主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1906年4月10日的日记里，胡适记下了国人以为选举就是“我想选谁就选谁”而无须候选人的。况且，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的公民理念偏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却忽视了公德心、热心公共事务的面向。而1920年代胡适在创办《努力》时期推崇的“好政府”、“好人政治”，说到底，是英美式的精英政治，是远离一般民众的“书生政治”。所以罗志田说：“胡适总想把美国‘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但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 胡适自始至终反对袁世凯，对孙中山则有褒有贬。北伐革命时，他对国民党寄予厚望，此后从批评孙中山（“上帝尚可批评，何况孙中山”）一路批评到蒋介石（“生平不曾梦见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子”），当然他自有分寸和言说技巧。但如学者邵建所言：从打拼的革命党到坐庄的执政党，一直到蒋介石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他一生对这个政党/政权的寄情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 学者钱永祥说，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当权者往往有较高的善意期待。所以，与其说胡适寄情国民党，不如说他寄情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1930年代，当胡适的自由主义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生动摇，在《独立评论》上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后再建立民主不迟时，胡适早已走出莫斯科之行前后对“专制”思想的摇摆，一步也不肯退让，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稳定的现代国家。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 蒋介石日记中的“诤友”或“狂人” 胡适一生中的数张剪影再度定格—— 18岁在上海“学作新民”的胡适，有着宽大的额头和窄小的下巴，长衫领子撑起细瘦的颈，目光清润腼腆。 1930-1940年代的胡适博士，中小型身材，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脸上常带“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1940年代中后期，张爱玲在报纸上看到战后回国的胡适大使，“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1950年代初寓居纽约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端正，鬓白，谈笑风生。 1960年代初在台湾的胡院长，清癯，疲惫，但还在笑。 余英时交叉对比3份史料发现：1950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次长Dean Rusk曾约谈胡适，想说服他出面领导反共亲美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这也是中情局的意图。但胡适对此毫无兴趣。 1950年代初的美国政府对胡适背后那个“自由中国”的态度远比抗战时期冷淡。胡适时常遭遇政治冷脸，又无意在学界立足（也很难立足，有跟美国教授“抢饭吃”的嫌隙），日常生活陷入困窘。杨金荣研究胡适在美这段将近九年的生活发现：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5200美元，是他这一时期“惟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此后，年老体弱的胡适基本上靠有限的储蓄和养老金维持生计。他在1952年4月曾详细计算过每月开支，细分到房租、夫人、工人、洗衣、电气煤气、电话、报纸文具、圆桌俱乐部、食料、零用各项，共550美元。以此推算，每年约需6600美元。另外胡适常犯心脏病，医疗费也是很大的负担。杨金荣认为，经济困窘是胡适决定1958年返台定居的主要原因。 陈红民检索台北“蒋中正档案”函电发现，这一时期蒋介石曾雪中送炭：1951年至1955年，蒋介石共通过在美国的官员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直到这位官员回台中止。但整个1950年代，也是蒋介石与自由主义分子越走越远，直至深恶痛绝的时期。表现在日记中，是对胡适由“诤友”、“金石之言”、“甚感动”到痛斥其人“狂妄荒谬”、“无耻”、“自私”的转变。 胡适是《自由中国》名义上的发行人，虽与实际操作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政治目的不同，但其主张和言论越来越多地触到蒋介石孜孜建立的威权政府的痛处。他主张以宪政民主治国，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而代之以民选，他建议国民党内部自行分化出两三个党而实现所谓“多党制”——这“毁党救国”之议在蒋介石看来简直跟共产党的心思如出一辙。 原是国民党高官的雷震直接付诸行动。他接连在《自由中国》上“七论反对党”，到决意组建“中国民主党”时，降临的是10年牢狱之灾，且未经司法程序，直接交付军法。这件事对胡适的刺激非常大，是他晚年与蒋介石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它已触及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然而彼时的胡适，除了一谏再谏，要求统治者“施恩开仁”外，实在无可奈何。他自己，也在舆论抨击和内疚不安中，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尾声。 早在1920年，胡适就知道自己“心脏的活门不大灵活，出血不止可能就会送命”，但他乐于“一径向前”，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晚年有人问他到处演讲、上午下午都要讲，是否辛苦，他说，把这些讲话当作好玩的事，就不辛苦了。 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在中研院迎接新院士的酒会上讲完话，送客时跌倒，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瞻仰胡适遗容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下“盖棺”之论：“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这与蒋介石那副著名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相参照。 （附记：胡适留下两百多万字日记，《胡适全集》有44卷2000万字，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内仅胡适影像档案须用5-6个5000G硬盘才能下载完，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内所藏日记、信件、藏书等亦非皓首不能穷尽。资料浩瀚，若非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用功，我们无法得到今天这般清晰的胡适生平及思想。在此鸣谢本文参考的唐德刚、周质平、余英时、林毓生、耿云志、江勇振、罗志田、邵建、陈仪深、陈红民等学者的著述，尤其是江勇振6大卷胡适最新传记《舍我其谁：胡适》已出版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感谢黄克武、程巢父先生对本刊采访提供的指点和帮助。也感谢台湾商界人士陈宏正对胡适研究的慷慨资助，许多受访学者都提到，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成果。）来源：南方人物周刊链接：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721.html
@历史的谎言：央视有两个大晚会，一个是你有钱有势就可以上，一个是你有钱有势就可以不上。前一个是春晩，后一个是消晩。@延庆果园园主：自干五与真五毛的区分标准！一贯挺薄的人群中，凡是今天以不同形式宣布收声，闭嘴，不再谈论，拥护党中央的，基本为真五毛；凡是继续喋喋不休，为薄喊冤的，基本为自干五！前者脑子明白点，后者人格高尚点！@北京人在迈阿密：＜经济学家＞太损啦。。。＂薄的继任张先生需致力于稳定私企信心。好消息是他持有经济学学位。坏消息是，学位来自于平壤的金日成大学赵晓：还有人拼命拿美国的国防授权法为73条狡辩。可是，美国总统民选，中国有吗?美国议员直选，中国有吗?美国官员财产透明，中国有吗?美国司法独立，中国有吗?美国公民有枪，中国有吗?让一个饿肚子的中国人节食，因为美国人也在节食；做坏事拿美国挡箭，拒作好事时拿国情挡箭，这便是选择性接轨的强盗逻辑！@慕容雪村：薄熙来免职，其“重庆模式”是主要原因，但报告上不会这么写，写的肯定还是什么经济问题、生活作风，这是这个国家的悲哀之一。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无视法制、无视市场规律的表演艺术家不会获得那么大的权力，解除其权力也不会这么难，想想两年前，不仅重庆唱红，全中国都在唱红，这才是需要反思的。熙来攘往，薄情怎抵德满江，莫慌张，胡说温情，习已为常，强颜欢笑即为相，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那，江湖尚在，死国耀邦。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财政资金就像是一块豆腐，政府先斩后奏，人大也只好认账。外国人觉得中国每年处理10万多名干部太多，我说因为官员多，大象身上洗下来的泥巴总比小猪多。国外遇经济困难，第一件事就是减少官员。我们减过谁？谁敢减啊？”@十年砍柴：何谓作法自毙作茧自缚：秦城监狱建得非常坚固，但是整个设计很折磨押犯身心。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是工程负责人之一。“文革”开始，他就作为彭真的死党被关进去了。他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后来，他的长官、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关到秦城。妙评：看央视直播，刑诉法毫无悬念地表决通过后，大会结束，国歌响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起来！??国歌真应景。（来自RT 肖勇 FE）@徐静波微博：一位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会上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都骗温总理。温总理，不知道，还在那里做报告＂@叶匡政: 温总理，也知道，所以在那里做报告。@笑蜀:：1，今天参观二二八纪念馆，朋友说事因贪腐而起，但为掩盖贪腐，且情治部门为用民众鲜血染红自己顶子，故意谎报军情夸大为民变，为调兵镇压提供口实。我听了马上说：这路数，咱太熟悉了2朋友又说，二二八镇压之前，有司派人多渠道卧底，煽动民众血拼，其最激进者多为密探。此路数，美丽岛等关键事件皆有重演。朋友预计，威权时代台湾线人至少百万之众。一些民进党领袖也可能线人出身。台湾后来放弃清算，与此相关。线人总数难核实，但极端到匪夷所思者往往可疑，此说一定成立。@黄健翔 ：文革老照片。有人以为文革就是可以“民斗官、等贵贱，均贫富、铲腐败”，实在是太弱智了。文革是“人整人，等践踏、均赤贫、孕腐败”。历史就在那里，稍微认真一些，什么都能找到。@鳳凰網事：【凤凰历史故事】60年代初，空军飞行员按规定可配发一块手表。可部队将应发给刘承司的手表发给了丢失手表的大队长。刘很不满，买来一小闹钟，飞行时就套在脖子上以示抗议。领导发现后便令其停飞写检查。后刘承司深刻检讨要求复飞，于是62年3月3日刘驾米格-15歼击机一路飞到了台湾。所谓进步，就是从群众演员不配合开始——我累了，不演了@刘毅：最新版百年孤独开篇：多年以后，前人大代表奥雷连诺上校面对秘密行刑队的枪口的时候，他想起那个给刑诉修正案投赞成票的下午???【吴邦国：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称，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就是要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特色。就是要发挥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优势，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西藏监察长：西藏历史上首次向所有村都派驻工作队】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监察厅厅长维色在代表团媒体开放日接受对话表示：2万1千多名干部进驻全西藏5451个村，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所有的村都派驻工作队。自治区地方财政收入的25%以上用于这项活动，每年安排14.8个亿专门开展活动。三月京都，高官入朝，大款压道。望长城内外，军警密布，大街小巷，明岗暗哨。网络骂贴，怨声载道，欲与中央逞英豪。回头望，看人大代表，分外妖娆。两会如此高调，引无数媒体紧盯梢。昔王公贵族，略显清高，青楼名妓，稍逊风骚。露背旗袍，香奈儿包、爱马仕，腰间缠绕。真可笑，问谁是代表，我没投票！（@幸子卿卿）@艺术刘广云 ： 加拿大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及其夫人编撰的《凤凰传奇：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将还原一个真实的白求恩。其中谈到，白求恩生活相当放荡，酗酒、抽烟，沉溺女色，他大概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是“一个纯粹的人” ，在加拿大他因是共产党人被关在国门之外。事实是，到中国找共产党是他的唯一条出路。贪官落马屡见不鲜，但大家只看到了贪官，而忽略了那匹马！我想没有一个骑手愿意落马的吧？骑手落马的原因：不是马儿太烈，就是骑术太差。好马是不会掀翻主人的！我以为：从某种意义而言，贪官实际上是体 制的受害者。在贪官落马这个问题上，＂马＂要负主要责任！---周立波好朋友不想要太多，两个就够了：一个肯借给你钱，一个肯参加你的葬礼。——朱德庸【求证】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其中看病自己花钱的20个，学校上政治課2个，屏 蔽网络的4个，教育产业化的1个，计划生育的1个，外国人与外国人爹妈当 政的国家1个。梁启超：“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羽戈 ：……这就像强盗进村行劫，你苦苦哀求，不要抢我家的公牛；他说，那好，我把这头母羊拉走了。假如你在事后窃喜：我赚了，丢了一头羊，却保住一头牛。那么恭喜你，你成了强盗逻辑的最佳拍档。——《不喝茅台就喝拉菲的强盗逻辑》http://t.cn/zOVt3Bj真的邪 教 敢于面对凄惨的百姓 敢于面对正义的指责 敢于同人类做不屈的斗争
就在刚才，就在决定13亿人未来能否确知今晚自己在哪里过夜的投票中，我只看到160支有灵魂的手，其它的是如林假肢。可是比起秘密拘押、技术侦听和异地监视居住这些恶法，我觉得更恶的是这个国家一直有条专门以供通过恶法的神秘管道。这一次它可以没收你的自由，下一次可以没收你的财产，再下次就没收你的思想。就是这样，昨天你还在争吵为什么房子只有70年使用权，现在，你连是否拥有今晚的使用权也未可知。昨天你还笑那些不忿墓地只有20年期限的朋友太远虑，今你必须近忧你的肉身会不会忽然变成一堆骨灰。有人说：这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恐怖份子和重大贿赂的，不做贼，就别心虚。可是当深圳办个大运会都能清理八万不稳定人群、禁止放飞孔明灯、长相行为可疑就会被带到派出所查指纹，你真那么确定，自己不会因为上街呼吁环保就被视作颠覆国家，不会因为只是不忿村干部占了你家地于是吹牛逼要跟他同归于尽，就变成恐怖份子，不会因为迫于潜规则咬牙送了红包也可能随着那官的倒台，就算成重大行贿。这里流行“假想敌”，办个末流的大运会就能想像出八万人在潜伏，八万人哪，三个集团军且是整编军……在一个为了创收，常常就把内部矛盾升格为敌我矛盾的地方，立法之后，连我都幻觉满大街都是间谍和叛军。有人说这些条款其实有很多限定语的，可是我研究了一下：——除非侦查需要，不得异地监视居住。但是，何为侦查需要并不是被侦查的你说了算，而是侦查人员说了算；除非案情重大，不得使用特殊手段。但何为案情重大也不由你说了算，而由办案人员说了算；除非无法通知，必须通知家人。但能不能及时通知，不归手机信号、邮递员说了算，而归廷骑校尉说了算。所以没有限定语，只有语气词，以生活的经验你我轻易就符合着“侦查需要”以及“无法通知”，等查无实证六个月后你被放出来，国家赔偿是没有的，连个道歉也是没有的。更别在意“保障人权”这一条。这里确实保障人权了，但你算不算人不归人本身说了算，而归有能力剥夺你做人资格的人说了算。有人说：为了侦查国家安全隐患，过去一直存在越界行为，现在限定了除非侦查需要才可实施越界行为，这是一种进步。这是一种很缺蛋的说法，我忍不住举个例子：医生看病也是为了侦查隐患，有个色狼医生一直利用看病的时候搞你女人，院方后来就严肃规定，除非治疗需要，不可以搞你女人。然后，他就从非法搞你女人变成合法搞你女人了。此时，你会不会夸医生和医院从上半身到下半身都进步。律师夏霖说：24小时还是6个月通知家人不是最重要，通知了家人也不会知道你在哪里，最重要是异地监视居住。我也觉得，你放着大把的审讯室和看守所不用，干嘛非要另搞个外地场所，哪怕在看守所里喝开开、做梦死也有个对质，在法外之域搞个异地监视居所，很难不让我想起当年放着好端端的刑部和大理寺不用，于是搞了行迹诡异的东厂、锦衣卫。至于白公馆本来是个公馆，但后来做什么用的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了……其实中国人大多是很爱国也很需要由这个政府罩着的，可这里总是“假想敌”管理模式，总觉得大街是影影绰绰全是敌人，总要从树立更多敌人才能获安全感，个把群众冲击一下菜市场管理处有人都会联想到边疆不稳，抗议砍棵树都怀疑这是动摇执政基础。还立法，你真不能为了让过去饱受诟病的“人治”看上去堂皇些，就请了一个叫“法治”的桥洞装修队施工，这里要的是法制，不是法治。常识是大家都懂的：你可以侦听我，不可以用帮助我有正确思想的理由侦听我；你可以秘密拘押我，不可以用外地旅游的名义拘押我；你可以掠夺我，不可以用没收非法财产的借口掠夺我；你甚至可以强奸我，但不可以拿着刑法修正案高声朗诵着，强奸我。就在刚才，温家宝总理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重庆市委市政府，温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就可能走文革回头路，温总理甚至欢迎喜欢在网上批评政府的人去中南海提意见，这让一帮人很感动。开始我也很感动，后来地理常识提醒我不要轻易去中南海，去了，纵有72变，难逃73难。我还是在网上提，以下就是我的意见：刑73、83本身就是文革遗产，不管左中右，无论平民还是高官，当年刘主席都被73了，谁人能够幸免。当刑73、刑83即出，并不是谁离异地的某个监狱更近，而是整个这里可能变成一个很大的监狱在向我们生活的街区延展。刑73、83条款并不是打击罪犯的草案，它即出，我们就已集体被扔进墙里面，它，其实是高墙里面的宣言。 然后民心一沉，股市应声而落。 73、83条款并不是打击罪犯的草案，它即出，我们就已集体被扔进墙里面，它，其实是高墙里面的宣言。
这是朱维铮先生整整52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地点是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5301室，题目是《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复旦各个院系有200多位学生聆听了这堂课。在历史系副主任邓志峰和姜鹏博士的陪护下，先生提前到达教学楼，走进教室时，他仍不让人搀扶，而是用了拐杖走上讲台。授课时，先生的声音微弱，但他仍坚持讲完了这将近两小时的课程。“就到这里！”先生讲完这最后四个字，起身退场，他仍坚持着不让学生搀扶，缓缓走进休息室。就在先生退场时，闻讯赶来旁听并录制上海电视台《大师》节目组的所有编导都落下了眼泪。其实了解先生病情的人多少已明白，这很可能是朱先生与大学课堂最后的道别。 十天后，朱维铮先生住进了医院，他再也没能走出来。 我要求你们各位要学点历史，懂得一点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的区别：第一个要区别的是，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族类的概念；第二，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空间概念；第三，历史上的中国后来变成了一个文化概念，这个文化概念和统治中心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到了明清六百年，中国和首都文化联系在一起。 希望你们了解这一点。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我们在讲历史上的中国，应当要弄清楚，当时自称中国的人很复杂，有一些自称中国的人是把我们统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些重要的民族都排斥在外了。比如说满洲人，它把满洲作为第一就是把满蒙汉八旗作为第一等人，被征服的汉族、被征服的其他民族都是二三等人。这是歧视。比如说朝廷里面，满汉分野极其鲜明。 到了雍正以后，大学士变成一个空名，军机大臣才是真正的执政。但是之前的大学士、之后的军机大臣，只有到了比较晚的时候才有汉人，前面一定是满人就是满洲人而且一定是满洲的皇室。过去我们不承认有满汉歧视，不承认有满汉分野。其实过去我们称道最不讲满汉分野的康熙，在私下里讲到汉人的时候，称“那些蛮子”。他自己的头脑里面，满汉分野非常清楚。 后来满汉分野不那么清楚了，把分野变成了一个承认不承认我的统治的问题，慈禧太后就是这样。慈禧太后是什么人？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满人的后代？也不清楚。她是满洲八旗里汉军旗人的后代吗？也不清楚。但这个老太婆是很厉害的，谁得罪了她，她就宰了谁。请你们看一看我的一本小书《重读近代史》，那是写给你们各位没有耐心看长文章的人看的。 当时英国的《金融时报》要我开一个专栏，给我规定，谈中国历史，两千字一篇。我没有办法，只好每个礼拜给他们写两千字，讲一点在我看起来中国历史上比较需要知道的事情。《重读近代史》有一部分就是在这份报纸上发表的，另外有一部分是写好了没有发表或者后来补写的，中间有一类就是讲慈禧太后。 我后来就特别讲慈禧的改革是怎么一回事，我把慈禧的改革看作当年南宋的理学家们，讲他们在理学上和皇室的关系。我当年把程朱学派的理学家称作王安石的“遗嘱执行人”，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反王安石，但是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他们用的概念、理论都是王安石提出来的。慈禧也一样，她绞杀了戊戌维新，扶植了义和团，招来了八国联军的侵略。到了以后，她为了要保存自己，求得八国联军的原谅，要求四万万中国人，每人出一两银子替她赎罪。 这就是后来的《辛丑和约》，赔款一直到1949年解放还没有赔完。因为连利息在里面，有九亿多两银子，所以长期用帝国主义控制着的中国海关收入做担保。慈禧这样的一个人，还有人赞美她，说你看她晚年要改革。我说她那是假改革，她用改革的名义来搅乱人家的思想，使自己逃脱舆论的指责，为自己继续镇压反对派制造理由。 好多时候，不是讲改革，就是一个改革家。讲改革，还得有另外的东西。 谁都知道，我们中国在慈禧时代，满清王朝的腐败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比如慈禧最信任的满洲的一个亲王奕劻，他就是一个公开的大贪污分子。谁要做官，没有几万两银子、几十万两银子送给他，你做不成。但就是这个人，慈禧不撤他。到以后慈禧死了，醇亲王作为摄政王当权的时候，他的政府还是要庆亲王奕劻当首相。不要讲别的例证，就这个例证人人都知道是最大的贪污分子、最大的腐败分子。但是就在义和团运动起来的时候，他开始当政。 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前后后多少年？义和团是1900年，辛亥革命是1911年，这11年里面，不要说报刊公开揭露他，当时有些正直的官员弹劾他，就是搞不掉。为什么？慈禧保他，因为慈禧需要他，没有他，慈禧贪污从哪里来？所以可以讲，是慈禧和满洲皇室自己把王朝给搞完了。现在还有人讲，当初那些人真不该革命，本来她要改革，革命了以后，她改革不成，革命坏了事。 这是一个叫李泽厚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告别革命》，他的一个理由，我说过了。我说你怎么告别革命？革命在哪里？你要解释。包括戊戌变法，本身也是一场革命，包括太平天国，也是革命，我们可以批评太平天国革命本身多么糟糕，但是为什么要革命？戊戌变法，我们可以评论它变不成，但是为什么要变法？到以后辛亥革命，我们可以讲辛亥革命失败了，或者最终失败了，或者实际上失败了。 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坚持搞革命？成就了谁？当然成就了一批新贵。可是革命以后，一个最大的变化我们结束了从秦始皇以来延续了两千年的帝国体制，建立了一个叫民国的共和体制。从那时起，谁要搞复辟帝制的话，谁就要失败。袁世凯，本来很多人都拥护他，后来他要复辟帝制，没几个月就完蛋了。张勋要复辟满洲的体制，把溥仪请出来再当皇帝。 1916年搞了丁酉政变，复辟清朝的帝制，更惨，延续了前后首尾12天就完了蛋。这就证明一点，在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谁要复辟帝制，那就会遭到全国的人包括非常温和的人的反对。章太炎在清朝末年就说过了，中国人个个都有皇帝思想。什么道理呢？当年所谓的农民造反有一句话流传得很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这句话的影响，我们至少可以从隋唐时代的农民起义里看出。那些所谓的农民造反，非失败不可，有这种思想就要失败。但是有一条，为什么要造反？还有一条，为什么一做皇帝人家就要造他的反？这就证明帝制在中国延续不下去，勉强延续到慈禧死了，慈禧死了才三年，她的帝国就完了蛋。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开始到以后，一直到现在，正好一百年。 今年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年，这一百年，中间出过皇帝吗？出过，有一个伪满洲国皇帝。但是其他人想当皇帝，只能用别的名称。这证明一条，辛亥革命还是要肯定的。 我讲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以夷制夷不行了。原先他们总结出三条，我们传统的政策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款”就是求和的意思。 这在当年已证明是失败的。以夷款夷通过这个夷狄去向那个夷狄求和。鸦片战争的时候，拼命地想拉美国向英国求和，也失败了。最后以夷制夷制不了，因为清朝人就是以夷制夷的能手，明朝人提出以夷制夷对付满洲，满洲人当权以后，把以夷制夷变成了以明制明，用明朝人来治理明朝人。征服了南方以后，只要南方人不反对我，我不妨碍你去尊孔。康熙的政策有他的一套，你只要服从我的统治，你的信仰和文化基本上都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我允许你存在。这是过去明朝做不到的，明朝人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学秦朝人。 我也承认长城是个奇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当年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我说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基本上就是统治的民族或者统治的家族自居为华夏，把其他的边疆族都叫做夷狄或者四夷或者诸夷。这种做法，影响到以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本来是夷夏之变，最主要是中国内部的问题。现在我说中国的范畴。我在第一节课已经讲了，我所讲的中国的范畴，就是指1911年还存在的中国的范畴。其实按照谭其骧先生的意见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应当以康熙时代大清帝国的统治范畴，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畴。当然这一条，据说当时牵涉到政治问题。谭先生去世前感到遗憾，他说我是搞历史的，结果我在画中国历史的地图上，不能够如实地反映历史，这是他很伤心的一条。 我们现在看历史上中国与世界，要了解历史上的所谓夷狄和诸夏的历史，要了解历史上夷夏之变的过程。到了近代以后，起了一个大变化，就是林则徐提出以夷制夷，他前面加了几个字“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夷人的长处，反过来对付他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发现，欧洲遥远的夷狄那么强大。派了几十条船，英国第一次鸦片战争，侵略的军队真正能打仗的才几千人，就打遍了中国的万里海疆。 所以不得不承认一条，人家比我们行，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到了后来，清朝就是不肯承认，说你技术比我好，所以要讲中体西用，我的那套体制、我的那套思维方式、我的那套意识形态都比你高明，叫中体。你的技术，我可以拿来用，就叫西用。李泽厚又改了一下，说我们要倒过来，变成西体中用。 现在看来，我们要认识中国、要认识世界，恐怕有几条要防止：第一，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其实这还不是中华民族主义者，而是大汉族主义者；第二，恐怕我们眼睛要向内，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眼睛要朝内，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历史上会“积弱”的东西；第三，恐怕我们在观念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今天我就讲了一点很简单的意见，简单的意见就是，我们现在的许多认知，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其实停留在孔夫子的时代。有的时候，连林则徐、连李鸿章他们的认知都没有达到。李鸿章至少还知道，光是中体西用不行，他也知道要学点西方的东西。 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狭隘的人物，把自己变成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人家一批评，我们就跟着跳起来。孟子老早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但我希望你们各位还是要思考，多思考一点中国自身的问题。 当然我们要比较，但是这个比较不要有那么多的偏见。我并不崇拜美国，我去了美国好多趟，我老是批评他们，我尤其不佩服他们的汉学、他们的中国学。并不是我比他们高明，而是我认为他们比我太不高明。我也去过欧洲很多趟，我也以为它有它的长处，我们没有学它的长处，我们整天在讲它的短处。而你们各位光看网上的宣传，自己把自己的头脑变得非常狭隘。 我还是赞成鲁迅的话，“批评必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人家是好的，你要承认，人家不好的，你可以批评，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不好的地方，你要承认。比如说我们的观念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和历史上的夷夏之变的认知来比较一下，我们有多少跳出当年非常狭隘的观念？ 这个学期的课就到这里，有一点，我们每一位教师在讲的时候，都开了一点参考书，希望你们看。我想将来你们每个人做作业，都根据参考书自己选一个题目，做一个作业。就到这里！ （《大师》栏目整理；王维江校阅。本文为节选，有删节。）来源：东方早报
昨天在新浪博客看到了一篇文章，出自南方日报一个已经退休的记者，这篇文章的题目很醒目，“塑造一名英雄，冤死一位小民”，副标题是广东省军区女英雄邱玲真相披露，一时间，这篇博文引起了不小的激荡，浏览量不断上涨，虽然最后这位记者删除了这篇文章，但是披露的真相还是久久的弥漫在我的脑海中。文章披露了97年发生在广东韶关一起“见义勇为”事件的前后内幕，按这位记者的描述，这个见义勇为、勇斗歹徒的英雄叫做邱玲，是省军区通信站有线电连女话务班长，记者调查的情况是这样的：12月13日下午，邱玲乘车回老家。车到某一路段的时候，邱玲恰好看到一名男子将一位男乘客裤袋割破。她立即站起来，告知了男乘客小偷的行为，因而使得小偷没有得逞并叫了司机停车。邱玲 则要司机赶紧把车开到派出所！但司机怕惹事，仍然把车停下。小偷下车时对邱玲不断谩骂，邱玲也马上指责他，争吵中小偷向邱玲左脸打了一拳，因小偷手上夹了一块刀片，把邱玲脸上刮破鲜血直流，车上的乘客都很愤慨，被偷的乘客跟小偷对骂起来。这时有几名当地的人围了上来，把被偷的乘客拉下车，在路边厮打起来。邱玲和乘客下车扭住小偷，其他几个人看势头不对都跑了。后来，民警也来了，把小偷带走。邱玲当天向部队汇报了情况，部队领导让她在家好好养伤这是这位记者从现场了解的情况，随后向报社反映情况，原本一起普通的事件时隔十多天后因为中央军委的重视引得多家媒体重磅报道，理由是“全军没有一个女英雄，要将邱玲塑造为典型”，而后媒体报道这起事件也存在严重的失实，与记者调查的情况大相径庭，更让人恼怒的是事后对小偷的处理，令谁都始料未及的是，这名小偷被判了死刑。事件发生的时候是1997年，当时的我仅仅5岁，未曾看过这起见义勇为的报道，但时至今日，听到这起事件的真相，一阵不寒而栗袭来。在百度百科上搜到了邱玲的资料：邱玲，女，广东汕头人。高中学历，现役军人、副营。1997年，曾任广东省军区通信站有线电连话务班班长。邱玲在韶关市郊的中巴车上，面对多名车匪路霸的行凶抢劫，勇敢的与歹徒搏斗，被评选为“首届全国见义勇为十大英雄”，1998年获得“第2届中国青年五四奖”标兵等荣誉，荣记一等功。受到江泽民、胡锦涛、谢非、李长春、黄华华以及广州军区首长等党政军领导的接见。简单的介绍中，我注意到了几个词，“广东汕头人”，“荣记一等功”，“受到国家以及重要领导人借鉴”，说到汕头人，因为我就是汕头人，也许当年的我年龄还太小，即使铺天盖地的报道也没有铭记于心，算是对不起党和国家人民；荣记一等功，一起普通的见义勇为事件竟因为领导重视就可以获得常人费尽努力得到的一等功；受到江泽民、胡锦涛、谢非、李长春、黄华华以及广州军区首长等党政军领导的接见，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想来连邱玲都意想不到，只是有个疑问，当年的江泽民、胡锦涛、谢非、李长春、黄华华以及广州军区首长等党政军领导是否了解事件的真相，倘若了解，是否也对小偷被判死刑有所耳闻·······我无异于翻出多年前的事件，因为那毕竟离我的生活太远，但是这或多或少体现了体制内固有的积弊，只要领导重视，只要领导一句话，下面的就得跟着办，这其中，造就多少悲剧，我们无从得知。文章还披露了在小偷被宣判死刑后，几个记者到法院政研室询问为何这个案子被判死刑，有何法律依据？给出的回答是，这是上头指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法律依据倒是有，因为刑法有一条：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故意伤害他人致重伤者，最高可判死刑。记者再问，邱玲受重伤了吗？他们说，经过医疗部门鉴定，邱玲左耳听力大幅下降，基本失聪，达到重伤标准。但记者了解的真相却是邱玲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已基本康复，就是左脸颊和嘴角上有两道窄小的疤痕。但回部队后，为了塑造英雄“勇斗歹徒身负重伤”，又住进了部队医院，接受社会各界慰问和鲜花。没过多久，这名小偷就被枪毙了。结果让人唏嘘，产生的阵阵寒意在这个稍息暖和的回南天有些悲凉，我不是个苛求真相的一个人，同样也可能注定将来做不好一个记者，内心会有对真相的渴求，对谎言的痛恨，但倘若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或许选择上级领导的旨意，听从领导安排，甚至也可能跟新华社的记者一样，大肆渲染这起事件，因而，我没有资格批判这些歪曲事实报道的记者，跟无资格去批判为何当年不替小偷说一句话的记者们，因为在那个普遍常识稍显发芽的年代，质疑以及披露真相只会让真实的声音越来越弱，但是倘若这起事件发生在现在，各路媒体是否能突破重重阻碍，向公众揭露真相，为小偷说一句，或许会有，但我在想，我会不会跟真相站在一起，指出它的无中生有。感慨这个记者揭露真相的勇气以及不愿同流合污的担当，体制内的记者有几个可以做到这样的，他们不比常人，愿意为真相发声，容我赞扬一句，他们是这个改革社会的推动轮。我的最终梦想是成为这些推动轮之一，哪怕粉身碎骨，但是在走向这条路之前，我可能需要经历当真相和饭碗摆在我面前的时候的艰难选择。这起事件让我想起了这个3月公众对雷锋的还原，新华社的一篇通稿号召大家学雷锋，但是网上热传的真实的雷锋概住了这样的声音，还原一个真实的雷锋，在这样一个时代成为主旋律，我相信这是很多人欣喜看到的，而这才刚刚开始，我很欣喜的成为这个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当我在看网上关于雷锋的视频时，我的一个室友突然发出一声惊奇，“原来还真的有雷锋”，一问，他说他以为雷锋是国家为了塑造形象而编造出来的。我一阵惊愕，这是两个极端，十几年前的我们队雷锋的顶礼膜拜到如今的全盘否决，虽然这不是想看到的，但是反映出了官方只要一公布什么消息，民众就往相反的境地去想，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还是让人汗颜啊！15年这个被判死刑的小偷叫做钟旺兴，没有人能够记住他，因为对他的描述并不光彩，但是这个叫做钟旺兴的小偷，当年仅仅20岁，是千千万万和他一样遭受法律不公的缩影，真相和谎言就在一步间，谢谢这个记者在15年后让我们从谎言中看到了真相，也鞭策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倘若要做个记者，时刻追求真相，摒弃谎言！来自我的最新博文：http://oyk506.blog.163.com/blog/static/17881836720122304531430/同步更新到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cc42b80100yr7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