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中国过好日子?
无论精英或草根，当今中国人须自问，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文/肖锋
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2年后，中国道德面临崩盘，中国站在社会伦理的转折点上。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关键词必定是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QQ和 360大战以恢复兼容收场。没有兼容精神的互联网不是好互联网，同样，一个不包容和兼容的社会也绝没有好下场。
GDP不再是一块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丹麦等北欧四国进前5位，中国大陆位列第125名。该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5至2009年)，调查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评出各自生活满意程度，从“生活如意”到“处身逆境”及“饱受折磨”。
是否“处身逆境”或“饱受折磨”，各自表述，但“纠结”肯定是中国人当前的普遍心态。中国有夸耀于世的GDP，尤其在今年荣升全球老二之后，然而与其他新兴国家比，中国的GDP并不直接带来幸福。靠低福利，靠高污染、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孙得来的GDP，只会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温家宝语)。
目前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急、最没耐心的人。有国家高速发展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生活压力大所致。
中国有2000多万精神病患者，潜在症候群多达1亿以上。社会神经绷得太紧导致悲剧频生。富士康连环跳，校园惨案频发，世博盛景和亚运激情并不能冲淡 2010年整个社会的焦虑。
今日黄历吉凶：运气好，宜出行。送给全国小朋友们：“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今天安全地回来啦……”这是郑渊洁的戏仿，更是社会的隐痛。如果一个社会流行劫杀儿童，无论它办什么盛事都难称“盛世”。
经济学家陈志武的命题挥之不去：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才是富士康连环跳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千千万万人只能做GDP机器的螺丝钉，一天工作12 小时收入却少得可怜?
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之后，有谁计算过中国人付出了多少制度成本?
温家宝曾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19世纪是耻辱时期，20世纪是恢复时期，21世纪将成为展现我国风采的时期。”国民的风采比国家的风采重要得多。没有国民的安康，岂有国家的安定?以人为本，以国民为本，而不是以国家面子为本。
一个个体深感失败的国家难称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近年来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冲淡。
在民众感慨物价飞涨之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称，中国不存在通胀，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网友们“闻之胆战心惊”。
政府有关机构公布的CPI难与现实生活相符。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中国特色的通胀正蚕食民众的钱袋和幸福感。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称，要用高房价控制北京人口：“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新浪调查结果显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同意。所谓既得利益者，就是先上车的人不想再让别人上车。
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这些空房如何而来?每一套空房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吗?房价正消磨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志气，他们不再有所谓人生理想。
中国的中产正沦为伪中产。他们从“敏感中产”被逼为“愤怒中产”，而“平和”本应该是这个阶层的普遍描述。他们在网上的言辞正日趋激烈或无助感。
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两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中国移动净利1458亿元，中国石油净利 1033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中国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对剥夺感：“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只是努力挣点钱，养家糊口，我们真是不容易啊。”挫败感令他们选择移民。
一些垄断集团不过是打着国企的名义行私利之实。这些年，“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 (Entrepreneur-ship)正在流失。只有企业家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探寻机会和创新，打破现状，寻求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希望。
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4 倍;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 小时的收入是德国1/37，是美国的 1/27;三公消费2009年达9000个亿(以上为2000年数据)。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仍是土地财政。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最排场的建筑不是法院、检察院就是公安局。但堂皇的大楼不等于堂皇的工作，并不能阻止冤案频发和弱势群体上访。
时过32年后，我们不得不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精英联盟是如何产生的，寡头通吃是如何发生的?权贵阶层的大言不惭是如何说出口的?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纳什均衡：所有参与者利益得到权衡之后，总能找到综合结果最优方案。而这些年的情况是，只有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其他阶层均有不同程度被剥夺感。
一个两极对峙的社会难称和谐社会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权贵者专横跋扈，草根者百般恶搞，这似乎是当下社会的对拧局面。社会学家孙立平管这叫“社会溃败”。社会溃败可以是表面光鲜却内心腐烂。
“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你可以骂言者脑残，但他却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话。一位县委书记向学者于建嵘大喊：“发展就要强拆，不然你们吃什么?”
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上升到了90，000起，近年来都保持高发态势。
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课题组称，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持刀讨薪、聚众下跪式的“闹事”，反腐则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而新思路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即人人有说话渠道。
中国式解决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抗拆不成就上访，上访不成就自焚。提价不成就施压，施压不成就闹油荒。无论钉子户还是中石化，都选择了“把事情搞大”。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讨价还价的平台，离中国人尚远。
八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称，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我们理解老先生的悲观，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你能看到太多文革式的手法。和谐社会，岂可轻言?
精英与草根和解的可能
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如果失去制约，必然导向恶。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逆之则必遭报应。天道是提倡物种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竞争方有新生，垄断必致退化和消亡。
权力集中，人心失衡，多数人怀有强烈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就会油然而生，戾气油然而生。让无助者得助，让无力者有力，靠微博引发的微革命聚起变革狂潮尚需时日。
精英与草根有和解的可能吗?答案或许是：靠双方的克制和良心发现。
4月某一天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伍皓在人民大学演讲时，遭网友撒五毛纸币抗议。伍皓现场未作反应，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要让体制内外“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这位在“躲猫猫事件”中出名的官员，一直站在舆论潮头，毁誉参半。但伍皓“扔钱门”提供了某种可能，某种希望，没有非要“把事情搞大”。
民主法制是一种解决，打官司是一种解决。而另一种中国式解决方案，就是谈判或协商。有人会说，让既得利益者让利是与虎谋皮。仇富与仇贫都是斗争思维的变种。即是说，他们拥有同一个导师。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乡土社会的解决之道，乡里人情的破坏，是中国之乱的根源。比如，中国的居委会重调解，李泽厚先生称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架，各找各的律师去，而中国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中国讲亲子之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亲。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建议，把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只留下伦理。而当下中国是个缺伦理也缺价值观的社会。
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建立在社会公正、政治昌明的基础上。否则和谐社会就成了和稀泥社会。民主法制为本，中国伦理为用。
向现代社会转型，打破“两暴怪圈”
有一种简单比喻，中国历史上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新暴君诞生”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吴敬琏在《财经》上称，中国的希望在新兴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稳定力量，讲改良，不推翻。使中国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而现实情况与老先生的愿望相违，中国中产正在塌陷，中产正由“敏感阶层”转化到“愤怒阶层”。社会学家李强呼吁国家不应再剥夺中产者，只有到2040年一个现代型民主社会方可达到成熟，而目前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当然，中产自身不乏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有些人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权贵的大锅中分一小杯羹。吴老提醒说，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的改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知识分子是变革的喇叭手。权贵最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的免疫细胞。如同白血球帮助身体抵抗传染病和外来细菌。
当然，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是权力精英。然后是“男三号”中国企业家。慈善将使整个民族转运。胡润百富榜表明，中国拥有 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多人，其中200多位富豪个人资产达到100亿元——据前民政部王振耀司长估算，中国只需2000亿就能基本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联想掌舵人柳传志在2006年说，让社会空气湿润一些吧。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让仇富者停止相互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慈善。“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这是亚马逊总裁贝索斯的祖父对他的教诲，可拿来共勉。
中国需要外压，以对抗内耗。中国人在没有外敌的时候能否团结?毕竟，中国人内耗，有着悠久的内耗历史。
当今中国人须自问，无论精英或草根，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无论你如何苦练成功学，如何大喝心灵鸡汤，都不能让焦躁不安的心灵安分。无论你是好日子是坏日子，社会整体心态不调过来，会有一天来个总清算。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非常调整时期，一个盛与衰的节点上。拉长历史视角看，历史进程进入弯道，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速度，需要克制与调整。
“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在这美好的世界里，让我们善待他人。”这是今年114岁人瑞布罗伊宁对世人的告诫，拿来与同胞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共勉。
来源:新周刊
时寒冰：权贵们以通货膨胀掠夺民众财富
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合写的《经济学》(第12版)，在第十二章《通货膨胀：定义与成本》的开头，引用了这样一段话：“据说列宁公开说过，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是使货币贬值。通过一种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能够秘密地和不被察觉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量财富——J·M·凯恩斯。”凯恩斯显然非常认同列宁的这一观点，因为他本人就认为：再没有比通过摧毁一国的货币来摧毁一个社会的基础更容易的事情了。
那么，列宁的说法在表达一种什么意思呢？
列宁在其著作中有了这样的表述：“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开始的这一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
列宁认为，通货膨胀是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只要资产阶级当权者拼命印发钞票，掠夺民众，民众就会与无产阶级一道，推翻腐朽、堕落、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
其实，通货膨胀的掠夺性，并不因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什么大的区别。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对民众悄悄加税，将民众用血汗换取的财富悄悄转移走。经济学界对通货膨胀的解释通常有两种：
其一：政府通过向银行透支而增发纸币，造成纸币贬值，物价上涨，使公众用同额货币收入所能购得的商品和劳务比以前减少。对于央行不独立的国家，这种做法变得更加简单，直接命令印钞就行了。通货膨胀加剧贫富分化，使穷人更穷，因为富人拥有的资产价格升值可以帮其规避部分通货膨胀风险。比如，自1970年以来，美国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入增长了60%，而其他人群的收入却下降了10%以上。
其二，纳税人应缴纳的税收取决于他们的货币收入，而他们适用税率的等级是按货币收入水平确定的。在通货膨胀背景下，人们的名义货币收入增加，导致纳税人应纳税所得自动地划入较高的所得级距，形成档次爬升，从而按较高适用税率纳税。
正因为这一原因。在明确通货膨胀对税率的影响这一问题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达成了一项持续了30年共识，即：对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的那部分人征税是不公平的，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对税收指数的影响，并写入条款。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在征税时，都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以免加重民众的负担(当然，美国政府及美联储，也都会想法抑制通货膨胀。比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严重通货膨胀持续时，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注解1】实施激进的抑制政策制止住了通胀)。
但是，2009年，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保健法案中包含有一个规定部分撤消通货膨胀对税收指数影响的条款，这意味着，即使人们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仍需支付更高水平的税收。《华尔街日报》当年11月6日发表的专栏文章，愤怒地写道：“……这其中包含着政治家在没有经过法律允许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每年从普通劳动者处获取更多利益采取的卑劣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为政府带来了税收的横财。”
值得一提的是，南希-佩洛西保健法案中包含的，只是一个规定部分撤消通货膨胀对税收指数影响的条款，尽管如此，依然引起了极大的愤慨。
对比之下，美国人其实还是很幸运的。
毕竟，西方发达国家政务公开、信息透明，政客们不敢隐瞒真相，经济学家不敢乱忽悠，媒体讲真话，民众能够迅速知道真相并影响自己的议员，通过议员修正政府的错误决策。而另外一些国家的民众，则没有那么幸运，数字可以造假，政客们可以把谎话说得让自己感动得掉泪，经济学家与媒体携手忽悠，骗子与无赖、流氓齐飞，真假与黑白、善恶一色。弄到最后，连真相是什么都不清楚了。
但是，真相往往是通过常识可以感知的。比如，去菜市场买菜的大妈，她们知道菜价比去年涨了多少，比上个月涨了多少，她们能够感知到货币是升值了是贬值了。这些实实在在的感受，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靠谱得多。有人曾经写信给我，问：既然通货膨胀稀释、掠夺民众财富，权贵们就不怕吗？这样的问题其实不必回答：看看权贵的家属移民的情况趋势就一目了然了。
列宁的看法其实是缺少远见的，因为，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悄悄走起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路线，马恩列等前辈描述的美好前景，在资本主义国家次第实现，而他们曾经给予美好描述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次第解体。
比如，养老金革命在美国的展开，彼得·F·德鲁克在《养老金革命》一书中写道：
现代经济史上的另一个极端例子是南斯拉夫……资本的编制、供应和分配依然由国家完全垄断，工人们并没有发言权。与日本的工人阶级不同，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管理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并不能控制生产资料，而且生产资料的运转也不代表他们的利益。相反，国家攫取了巨额的“资本成本”，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剩余价值”融入了“国家资本主义基金”，而没有变成“工资基金”。在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时，工人们可以得到奖金。但如果企业效益不佳，他们就会失业，而且，由于企业没有为他们缴纳养老保险，所以他们的生活将无法得到保障。
只有在美国，通过养老基金——作为工资收入的一部分——的形式，员工们才同时获得并拥有了相应的企业利润。也只有在美国，通过养老基金的形式，员工们才成为资本的合法主人和合法供应者，同时也成为资本市场上的控制力量。根据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南斯拉夫的工人虽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但是它所实行的却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从经济结构上看，只有美国实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套用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以说：作为“所有价值的来源”，“劳动”得到了“生产过程的全部成果”。换句话说，虽然美国并没有进行有意识的努力，但是它已经在没有进行国有化改革的前提下使本国的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化”。尽管美国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其他人也这样认为，但是，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在该书的导读中，詹文明也写道：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最为传统也是最为严格的定义，那么，美国算得上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无论对于南斯拉夫，还是前苏联而言，他们都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权贵资本主义路线的国家，在国家解体后，原来的官员摇身变成资本家，而民众一无所有。也正因为这样，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比资本主义国家要严重得多。以苏联为例，1旧卢布最早兑换1美元，到最后，需要40000旧卢布兑换1美元！美国以几亿美元的代价，轻松买下了数百亿、千亿美元计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资产。权力缺少制约之下，权贵们以通货膨胀掠夺民众财富的欲望必然会强烈到可怕的地步，最后，将国民的幸福彻底葬送，给他们带来难以忘却的深刻的痛苦。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任何经济体，以扩大货币发行的方式掠夺民众财富，无论玩得多么高明，最终都必须会造成严重恶果，而避免这一悲剧的必走路径，就是民主、央行独立，使得民众在货币投放方面有一定的发言权，央行不能肆意投放货币。
当然，作为执政者，也应该以史为鉴，真正地走民富路线，只有民富的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国强，否则，一切都是虚幻的、徒劳的。
为这个苦难的民族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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