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读到我向来很钦佩的，既博学多才（可参见谈宋朝那本书），又时常对现实发声（“乱弹”系列）的何仁勇先生一篇新作———《陈独秀为何不去延安？》。据之前拜读何兄精彩文章的印象，这好像是他打算出版的新书《民国一百问》（印象而已，不知是否准确？）的其中一篇。在此之前，作者已经陆续谈到了清末的慈禧与沈荩，孙中山与美国国籍，日本与中国留学生，民初的梁启超，租界，“苏报案”等林林总总，有趣有味的话题或典故。而我们将要谈到的这篇，则把目光拉到了我党第一任“党魁”陈独秀身上。联想到刚过去的九十大庆，以及那位生死未知的第N代党魁———如果从陈算起的话，谁又能数得清是第几代呢？———则无论有意无意，此文的出现，实在是天工之巧了。
(关于第N代，就如我同蔚林兄感叹的：近两日大家都在等待一个消息的确认，就像在1997年春，邓发丧之前的两年里，媒体都在301外等待邓的去世消息的确认一样。十几亿人的国家，似乎祸福与未来都系于这一两个人的死与不死之上。而且从毛开始，前后几十年，都无多大变化。仔细想一想，实在是又可笑，又可怕！)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开篇就回顾道：“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孤独地走出国民党位于老虎桥的江苏第一监狱，完成了他一生在各种监狱“五进五出”的最后一“出”。58岁的陈独秀该何去何从呢？”要谈陈的何去何从，先得知道他何所来。这就要从二十年代末谈起了。
我们都知道，陈独秀在被国民党判刑关押之前，早已被我党抛弃。而其中直接原因，便是1929年11月，因为东北所谓的“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尽管提出了这样苦口婆心，且深有远见的警告，陈却被当时的海归派们视为“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评陈独秀的信件》）。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事实上“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在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的当年12月，陈独秀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批评中国共产党“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并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宣传他的“托派”观点。其具体主张包括：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无可否认的是，作为海外留学生和城市高级知识分子，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理解和对权力斗争阴谋的把握上，他们远远比不上堪为城乡边缘知识分子代表的毛）。在看到革命带来的暴风雪般的自相残杀，冷酷血腥之后，陈独秀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
在“告别革命”，自立门户之后，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并在该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就像托洛茨基之于在1927年后逐渐掌握大权的斯大林，作为政治权斗的失败者结果只能被彻底的边缘化，甚至远走高飞去另一个半球的拉丁美洲一样， 一年多后，在当时国民党向一党专政的法西斯主义转变的白色恐怖下，陈非但在政治上被中共抛弃，本人亦不能在国民政府治下幸免。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当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而何兄文章谈到的，正是在陈独秀出狱后到他于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之间，这最后四年多里的所思所为。
在何文看来，“摆在陈独秀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投奔国民党。”而“第二条路是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在介绍了陈独秀对把他关进监狱近五年的国民党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严词拒绝”的态度后，作者把重点放到了陈与中共的微妙关系上面。并且如此表述道：
“从内心讲，陈独秀是想去延安的。甚至为了能去延安，这位生性倔强的知识分子，不惜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妥协。在这之前，陈独秀坚决反对与国民党任何形式的合作；而从老虎桥监狱出来之后，陈独秀专程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那么当时已经由毛掌握大权的延安，正在一步一步，一个一个开始翻旧帐，搞高层权力清洗的毛，又是如何对待这位归来的“前同志”的呢？何兄对此有进一步的介绍：
“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来延安的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应该说，陈独秀非常高兴中共中央的表态，但对公开声明承认错误的条件表示难以接受，“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大家知道，陈独秀是个倔脾气，他说不写“书面检讨”，那就一定不写。事情就在这时僵住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从苏联刚刚回到延安的王明和康生，分别在《解放》杂志、《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把陈独秀称为“匪徒分子”“日寇侦探”，给他戴上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的帽子。有评论称，王明、康生等党内实力派选择这种敏感时刻攻击陈独秀，实质上是借此抵制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从而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他们与陈独秀未必有什么过不去的个人恩怨。但陈独秀回到延安的道路，基本上已经堵死了。”
看起来，作者为陈独秀设计的“两条路”，第一条他不愿意走，而第二条他又想走而走不通，于是乎，就出现了下面这一幕：
“1938年3月17日，陈独秀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质疑中共中央欢迎自己到延安的诚意，表示“百思不得其故”。虽然在徐特立等中间人士的斡旋下，双方没有扩大事态，但陈独秀与共产党的关系算是彻底破裂了。陈独秀没有去成延安，他离开南京后，先后在武汉和重庆居住过。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晚年的陈独秀可以用“凄凉”两个字形容。他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仅靠微博而且不固定的稿费过日子，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在江津时，连房子都是朋友接济的。”
从前面对何兄文章的引用看来，似乎二十世纪的陈独秀先生，竟然和两千五百年前周游列国的孔夫子同病相怜起来，盖因他们二人，皆颇有“累累若丧家之犬”之形貌。孔子我们姑且不论，那么陈独秀是否如何兄所道，真的就只有那么“两条路”可走？是否他真的还想回到中共去，重新得到那些后辈的原谅和接纳？却又不然。
可以说，上面这些看法，大概都是以中共党史为依据的。我们随便查一查资料，都可以找到许多雷同的东西。究其实，无非是企图用当事人的个人性格或一些交往上的小节，及外部的，偶然性的东西来掩饰晚年陈独秀与我党之间已经产生的根本裂痕，以便继续将陈钉死在由胜利者毛所定调的那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耻辱柱上，来维持其党其人永远正确，光荣，神圣的道统和政统。
其实，即便是在很多的体制内学者那里，也是承认陈独秀这个显著的后期转变的。比如刘放先生发表于1986年的《陈独秀生平思想的四个转变》一文，对此就有相当客观的描述。只不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今天，体制内学界在如何评价陈独秀的政治立场和观点选择上，依然是不敢越雷池半步罢了。有时候看到国内的学术文章，材料赅博，逻辑自洽，结论早已呼之欲出，可是就是无法捅破那层政治正确的窗户纸，实在让我感到又惋惜，又可气！所以我有点奇怪：难道近年来对晚年陈独秀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深刻转变的那些研究成果，何兄都没有看到吗？随着新一代学人在党史研究上的竭力突破，后出的研究，普遍认为陈出狱后既反国民政府，又反延安，其目的是为了建立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政府"。而无产阶级的"第二次革命"，对不起，只有等到将来了。正因为陈对当时毛所主导的中共“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根本方针不以为然，于是他才被我党看做一个背叛了党和革命的野心家。如此政治化的结论先行之下，却根本否定了他在晚年终于向民主自由靠拢的，那番见微知著的非凡见识，以及拳拳忧国爱民之心。
作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失败者，陈独秀亲眼看到了自己引进来的有苏联特色的共产主义在中国造成了恐怖后果，如洪水猛兽吞噬人命和人心，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中共暴力革命和政权的本质，所以他才要在出狱后对其深怀戒备，宁愿敬而远之。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也对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取类似态度。但无疑，陈对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功绩是充分承认的，不像我党，至今还在那里自欺欺人。甚至为了党庆，还有意识的在内部下发文件，将昨天的抗日战争爆发74周年纪念有意忽略和漠视掉。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国内官方媒体，没有一家是对此有哪怕零星的报道，回顾与纪念的。恐怕正是因为国民政府领导了八年抗战，并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获得抗战的胜利这个事实，已经越来越无法掩饰，已经让我党越来越无法自圆其说，即便他们再想要像过去那样扭曲历史，也要顾及对岸的感受和抗议，担心影响到其对台“统战”的大计。所以干脆来个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以至要劳动对岸的马先生，专门在近日来呼吁大陆政权能出面来承认那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同样的道理，其实历史上的陈独秀，根本没有像党史中描写的那样，与毛的党中央搞得那么温情脉脉，就像老情人想复合而机会错过，以至无限遗憾。在我看来，他对中共的主动接触，恐怕更多是希望对方不要来搞其用得得心应手的暗杀的那一套，或是用党的宣传机器搞人身诬蔑。就像当年周对顾顺章一家满门，老小数十口人下黑手，或是在江西，福建和延安一直延续的肃反整风内斗一样。陈独秀的这种有限接触，更多是出于对他自己人身安全的利害考虑，而不表示他对毛与中共的赞同。所以他才要在抗战中明确批评中共"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甚至认为如果国内都依照毛的游击战，那么即便占据了一些非战略地区，也无法阻挡中国亡国的惨痛结局。这些政治，军事和理论上的批评，都是站在民族国家的大义上的，是历史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对此，在晚年陈独秀的书信集和个人行事中，有非常明白的表示。只不过在我党的党史里，历史，历史中的人物，事件，理论......这一切都得服从于其自身统治利益的需要，都得成为任其打扮的小姑娘。而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领导核心的政治需要，随时可以翻云覆雨，信口雌黄。所以对于陈独秀在晚年的转变，对中共的批判，就干脆的对此视而不见或是任意的扭曲黑白是非了。
事实上，在1937年8月出狱后，陈独秀明确表态，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他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可以说，陈独秀出狱之后的晚年生涯，实在是光辉坦荡。虽然生活上困顿无比，但人格上，思想上却是一反其大半生的激烈决绝，完全的不惑而成熟了。到他六十二岁于贫病交加之下，溘然长逝的时候，已经真正达到了“知天命”的境界。他并非无路可走，更谈不到主动乞求中共收留他这个“败军之将”，在他的晚年世界里，已经站在超越党派和政治立场，而从全局性来观照中国日后道路的层次。
陈独秀的《最后的政治意见》，其实和瞿秋白于被杀之前写下的《多余的话》，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瞿秋白以其诗人气质，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还是较为偏重于情思上的敏感，人性上的复苏；而陈独秀既然有更长的时间思考，更多的时间验证，则偏于理性上的批驳，相对于《多余的话》，其文也就更显得透彻有力（以此之故，虽然同样是脱出门墙，瞿陈二人日后在党史上的地位和定性，却是判然二分了）。为此，陈独秀曾多次表示，《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也就是说，早在他出狱之前，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已经就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在理论上开始有所反思了。既然如此，他又怎么可能如何兄或我党党史所认定的，在出狱后却还对完全照搬斯大林模式和顺从苏联的遥控指挥的我党再抱有任何幻想呢？
这种过来人的甘苦之谈，必定是在内心的反省之后，充满了痛悟和睿智的。若是再参照他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他魂牵梦绕，须臾不能忘之的，主要是下面三个问题：一，民主与独裁（或专政）；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这三个问题，其实内在牵连，紧密相关，其中最关键的是他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既是如此，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对这三个和我们今天依然有密切关涉的问题，其间的大致认识和基本立场。
一：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这话说明争取民主是一个长过程，而且也带有阶级性。可以看到依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他又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指责这个北方强邻在花言巧语的面具下隐藏着的居心叵测，狼子野心，这对当时尚且跟在共产国际和苏联老大哥的指挥棒下，唯唯诺诺，亦步亦趋的延安，以及尚在“韬光养晦，待时而动”的毛来说（日后却变成了“掏光养肥，待时而恫”，连老斯死后的苏联也不放在眼里了），当然都是无法接受的。而在当时的中国托派内部，这种先见之明也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表示同意。在这方面，陈独秀倒是和曾在三十年代初，在《独立评论》上跟“清华三教头”打笔战的胡适不约而同。可是日后的历史，不幸都证明了其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其中一例，便是今日研究蒋介石与国民党败退台湾之祸端，或曰蒋个人政治生涯里最大的失策，即在不应与苏联签定了《友好和约》，以至东北易势，也埋下日后短短一两年里大溃败的伏笔）。
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在这里，陈独秀事实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旗帜下了。这是与当时的托派观点相距甚远的。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这一点和托洛茨基就有很大不同。托氏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的胜利必然带来革命的胜利。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托洛茨基在上述书中还曾经说过：“如果战争不能带来革命，我们就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补充说法，可以说明国际形势和革命形势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须视各方的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不能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而是有几种可能性，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对巴黎公社的爆发，以及随后的昙花一现，也是出于马克思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陈独秀对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计来说，也是相当错误的，他过高估计了德意日，过低估计了英美法，曾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攻击，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不过就他对战后“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这一判断来看，无疑是对的，因为中国不正是在战后短短几年里，就在美苏的势力范围划分下，在血淋淋的内战之后，任由一个新的共产极权上台了吗？
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在陈独秀看来，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奉行的是弱肉强食，“胜者全有，败者不能身免”的丛林规则。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总而言之，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深恶痛绝。陈独秀在这里说的，后来都由苏联短短七十四年的，一度表面辉煌然后一朝轰然崩溃的历史所一一印证。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前苏联的许多史料档案的解封，更是让我们有更精细，更客观的把握。
1939年11月，陈独秀写了《告少年》一诗，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后批中作了解释，说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疠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见他对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胡作非为，粗暴插手中国政局的斯大林反而把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栽在他一人身上。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即那二十八个二十几岁的布尔什维克），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的身上。
这就使陈独秀得出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独裁……”。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为此，他对产生斯大林这个独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他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会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如此类推说：历史上没有这个毛，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毛？却又未必，至少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另一个毛能比历史上的那个更可怕，造成更严峻的后果。所以说在历史人物与制度，文化等外部环境之间，实在很难作截然的划分，以定其主次或轻重。其它国家或时代则毋论，就现代中国来说，毛的丰功伟绩，是绝对史无前例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毛**，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本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至于在毛之后，是否也将“后无来者”？揆诸吾国当下，则非我们所能断言的了。
陈独秀在分析评述斯大林这个与毛互相辉映的，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的产生时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了。从这点出发，他进一步把掌权后的斯大林独裁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因此他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我们今天来看，过去如一团迷雾般的历史的确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被廓清。列宁时代确实推行过一党专政、党外无党，（至于党内有派列宁时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则为党内有派，据理力争），而列宁首倡的共产军事体制，余粮征集制，更是日后诸多政策的雏形。
事实上，即便是列宁本人，在他临终前也已经看到了其中弊病。他提出三个补救的办法：增加党中央委员会人数，以便实行集体领导，搞有限度的党内高层民主；工会应对政府独立；在党和政府之外，设置一个独立的工农监察委员会，以便更有效的监督当局和领导者个人的官僚主义。而与此相对的是，托洛茨基则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行多党制（可参见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
只不过，在列宁死后，特别是党内另一寡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国之后，由于共产体制的先天不足，由于其国内的专制文化的丰厚土壤，斯大林及其党徒最终以血腥手段，全盘篡夺了最高权力。在具体的法定程序和理论设计上，他先把国家权力归于无产阶级，然后是把无产阶级权力归于所谓的“先锋队”苏共，再将党内权力集中在党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权力集中在政治局，最后，政治局权力则完全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就这样，列宁时代曾用来装装门面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此不见了（其实并非列宁不愿意搞他一个人的独裁，而是当时党内开国功臣太多，且又各为派系，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就接班人的问题，先后谈到了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等人。另外，列宁在遇刺后在党内威信和个人精力都已经大不如从前，已经无法作有效的权力集中了）。再经过三十年代的大规模的国内和党内，军内清洗，国内大乱，类似我国人大政协的苏维埃会议早已名存而实亡。也在无意中埋下了德国侵略苏联早期惨败，国土大面积沦丧，无辜牺牲的战士和平民数量极其惊人的隐患。无论如何，从此以后，面积一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苏联就只有一个声音———斯大林的声音；就只有一个人的意志———斯大林的意志。
从我们上面谈到的，晚年陈独秀对民主与独裁，二战，斯大林主义及其共产体制这三个根本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来看，可以说他在七十多年前的翻然悔悟，真知灼见，至今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和现实意义。不幸的是，也正是因为他在当年所谈到的，揭露的那些假，丑，恶的东西在我国依然无处不在，甚至无孔不入，所以只要还是这么一个旧世界，那么陈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在其中起到的扛鼎之力，在马列主义的引进和“建党伟业”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和真实地位，就永远不可能得到澄清和承认。我们姑且不谈政治方面，即便就新文化运动来说，“扬胡抑陈”的一贯论调从当年一直延续至今，无疑也是很不公平的。
在文章最后，让我再来引用《陈独秀为何不去延安？》中最后一段话：“1939年，陈独秀在重庆宽仁医院养病时，周恩来刚好来到重庆，曾经专门去探望陈独秀，表示想把他接到延安去。陈独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其后，周恩来又到江津去看望陈独秀，再次请他回延安，并表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陈独秀依然拒绝了。周恩来留下的100块银元他也坚持退了回去。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看到这里，我想大概朋友们再不会以为陈独秀只是因为中共的污蔑和不能重新接纳他而感到委屈莫名，以至拒绝了周的施舍，或是“回延安”的邀请了吧？在这断然拒绝的背后，其实正是此君痛悟前非，自守清白在人间的伟大人格的象征啊。
正因为此种别具用心的扭曲和颠倒黑白是非，至今仍旧挥之不去，所以面对陈独秀这位中国现代史上异常复杂，多变，而又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要想恢复他的真实面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们这些后来者，还有太多重要而紧迫的工作要做。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为自己设置一条基本的底线：向亲手毁灭正义，践踏理想，吞噬良知与生命的凶手奢求“平反”，无异于在要求他们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取消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因为中国当代史上那血腥的一幕幕，其广度，深度和受害者人数都是人类社会中从未有过的，所以这永远是一场不可能的大梦。即便靠乞求得来的平反，也等于是与魔鬼在做交易，是一种危险的和解，其本身已经背离了公义的本质，到头来只能让自己往深渊里陷得更深。所谓的“智可及也，愚不可及也”，对此我实在已无话可说。
同理，我们也可以预见：在这个国家里，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的真正奠定，没有这个国家里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我反思，化悲愤为力量，那么关于这位中共前党魁和著名的“叛徒”，关于陈独秀的所有历史真相，就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翻案与昭雪———对那几十万已经早已经死去或逐渐老去的右派们，以及建国以来，前仆后继被打倒的无数“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们，身败名裂的反革命们，以及代替反革命罪的“泄露，SD，DF”三大恶法之下，死无葬身之地的良心犯们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平反，必须建立在对暴政和暴君的严厉审判的基础上。没有审判，何来公正？没有公正，更何谈宽恕？在此之前，任何对过去的遗忘，对现实的逃避，都是对我们自己的背叛。今天的人们若不为无辜的死者，为冤屈的生者及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并尽己所能的伸出双手，提供切实的援助，那么日后又有谁来为我们这一代人澄清真相，伸张正义？正如在后苏联时代的独联体国家那里，在对待列宁和斯大林的暧昧态度和历史评价上，从政府，学术界到民众等各方面都经历了从政治上根本就不敢，不能，到政治条件允许之后情感上的不舍，不愿，到最后的正视和批判的艰难历程。无疑，对所有脱胎于前苏联的共产体制，或是至今不能幸免于难的国家及其国民来说，这都是一个长期的，有时候甚至会产生撕裂之痛的递变过程，但这正是我们破茧重生，从专制走向民主，从黑暗过去迈向阳光未来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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