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温家宝说，“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以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第四，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进一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温家宝说，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借鉴。
几个月之后，我们听到的有关“中国模式”的声音，却迥异于总理言犹在耳的铮铮肺腑之言。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位前政协副主席的长篇大论，言，“中国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中国的成功发展模式。把中国的和平崛起、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称为‘中国模式’，是一种科学概括，不存在谦虚不谦虚的问题。在一个占有全世界1/5人口的大国，这种探索和实践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新。这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讲，都是一件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大事。文章还列举了“‘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以及“中国制度显示作用的突出表现”。
这样的大相径庭唱对台戏，非常令人惊诧。莫非是来自高层的声音，几个月之前和几个月之后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升”?是先前的声音讲错了、需要更正?还是后面的声音更具“中国模式”之“中国特色”?抑或，总理的声音对一些人而言“不中听”?
若去除肯定或者否定“中国模式”中的意识形态、“组织形态”、“个人形态”色彩，两种说法本身，其实还是有高下之分的，现简述之。
首先，不承认“中国模式”是一种难得的清醒之态，是一种负责任的、自信的、理性的、建设性的、年轻而充满朝气、把目光投向辽远、投向未来的声音。而后者则显得有几分急于盖棺定论、论功行赏的促狭、老气横秋以及武断专横——一定要在某个时段之前、某个生命时间段之前，把“中国模式”写进什么，进而写进历史、烙进人心。以往不是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但是，别忘了，历史是民众书写的，是要经过时间浪淘沙的。历史不是权力以及权力发出的声音书写的;一切开足马力的鼓噪，不过是徒增笑料耳。
其次，两者的异同，颇有些类似高奏凯歌、歌功颂德与居安思危、常怀忧患之别。常言道，言为心声;有理不在声高;人心是杆秤。就让我们循着这样的言语轨迹一一简述之。
这些年，中国在探索中的确走出了一个路数。但是，别忘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高耗、浪费、污染、低效为代价的——计划时代、最贫穷时代，那些资源都躺在那里，随时可以获取。恰如十三陵，负责任的官员绝对不允许发掘，那是有道理的。只因为，那是子子孙孙以为生继的命根子。而今，贪婪的官商结合，毁灭了一切、攫取了一切，造成环境恶化、土地恶化、海洋污染、水污染等等。这样的发展，是以不顾及食品安全、大面积的、事实上的食品投毒以及监管的极度失控为代价的。可以说，这样的发展，是延续计划时代剪刀差——无限度扩大当今时代的贫富分化为代价的。这样的发展，是以造就了既得利益团体、既得利益家族为代价的。这样的发展，是伴随着腐败、道德滑坡、管理失控以及社会极度紧张、对立、敌视、仇视为代价的。若这样的“模式”被固化、被讴歌、被歌功颂德、被世代传唱，与其说是现世苟且的悲哀，莫如说是未来永远的悲剧。真不知这背后，是出于公心、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体民众的考量，还是出于私欲、为团体、为个人的目的。
还有，若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匡衡、定夺，无疑，温家宝总理的概述，更具时代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唯物的阳光、客观的眼光、辩证的眼光、一分为二的眼光，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真意。而动辄气势汹汹地舍我其谁、唯我独尊、公私不分、一语定论，从理论上、逻辑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忤逆，都是对国家、民族、民众的凌驾，都是对历史、现实、未来的不负责任。危害多多，实不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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