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转帖]颜昌海: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之间的悲剧

中共史料显示，在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之间曾多次发生激烈冲突，但都以毛泽东的完胜而告终。不同的是，毛泽东将彭德怀打倒了，被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有生之年不得翻身并被毛泽东的红卫兵迫害丧命；而周恩来却始终是不倒翁，并且至今受到颂扬。
现说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历史上的激烈冲突，重要的就有10次之多。
1．宁都会议。宁都会议前，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取代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最初这一职务就是周恩来担任的，但由于周恩来不在江西，而由毛泽东代理。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任弼时、项英等免去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接替。同一个月，周恩来任命自己派系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周恩来派的另一成员陈毅，之前是江西军区总指挥，1933年兼任西方军总指挥。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先被朱德和周恩来取代，后又被博古和李德接替。
2．遵义会议。1934年，长征开始后，红一方面军主要由林彪和彭德怀的部队组成，两人是毛泽东在军队中的支柱。周恩来派的刘伯承仍为参谋长，陈毅则被留在了江西。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军队的实际指挥者，周恩来保留名义上的指挥权。经过毛儿盖时，周恩来重病，昏迷不醒，毛泽东自行宣布接替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
3．长江局。1938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和王明在武汉主持长江局，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与蒋合作。后来，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作了检讨，“一直考虑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
4．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任新四军军长。自从在欧洲结识周恩来之后，陈毅一直都是周恩来派的重要成员，于是毛泽东又派了刘少奇任政委，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是毛泽东培养的接班人，邓子恢是毛泽东在江西的嫡系。刘少奇后又兼任华中局书记，不仅是陈毅的上级，也取代了周恩来的南方局的地位。1942年，刘少奇回延安，饶漱石接替任政委，华中局书记，直到1949年后任华东局书记。
5．整风运动。1942年，整风运动，周恩来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周恩来检讨，“我连续犯了罪过”，“中心关键在于反毛泽东”，“宁都篡军为最高峰”。为此，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专程向延安发信，表示不应当使周恩来孤立于党，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才表示其与周恩来关系非常好，并无矛盾。
6．高饶事件。先是1952年的“五马进京”，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五人到中央任职，分别为副总理等职务。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是1949年后，形势发生转变，国务院的权力大增，因此毛泽东让五人分周恩来的权，二是为下一步倒周恩来作准备，可以说是先守后攻。
7．反冒进。在之前的失败后，毛泽东意识到，要倒周恩来，先要翦除周恩来在军中的羽翼。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各级军官都做过他的学生，俨然是新的“校长”，因此展开对他的批判。《李作鹏回忆录》提到，彭德怀先前说，苏联是军事强国，不学苏联学谁？后来为了批判刘伯承，又说军事上学习苏联是教条主义。
8．文革。文革时期，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了刘少奇。1967年，江青让红卫兵包围了周恩来的住处，先不急着冲进去，观察各界的反应。如果没人来救周恩来，就冲进去，象揪斗刘少奇那样揪斗周恩来。后来估计是陈毅，带人把周恩来救了出来。周恩来对斯诺说，“我的一个朋友，把我救了出来”。
9．七·二〇事件。1967年七·二〇事件之后，周恩来让陈再道跟他回北京，保他没事。表面上是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实际是鼓励了那些反对毛泽东在军队中的文革派。《吴法宪回忆录》记载，陈再道被围着批判，周恩来说了一句，“你这是背叛毛主席”，陈再道以为周恩来的意思是不再保他了，吓得晕倒。其实周恩来信守承诺保护了陈再道。当时，正是毛泽东在军队中文革的关键时期，毛泽东想让江青插手军队事务，但遭到联合抵制。毛泽东到武汉，正是为了解决陈再道，从此推动军队文革。这一计划被周恩来破坏，后来江青没能介入军队。
10．右倾投降主义。9.13事件后，周恩来去见毛泽东说，“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此时，毛泽东在军队的两大支柱林彪、彭德怀，在行政方面的两大支柱刘少奇、高岗，都损失殆尽了。再看周恩来派，周恩来培养的接班人陈云并没有被打倒，只是坐了冷板凳；贺龙、陈毅不在，刘伯承、粟裕虽被批判，但还有复出的机会，聂荣臻也只是靠边站。周派明显强过毛派，周恩来的意思是说，他无意趁9.13件夺权，希望毛泽东和解。但毛泽东并不理会，后来周恩来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明白，事情还没有完”。毛泽东先反击“右倾回潮”，又批林彪批孔批“周公”。……
邱会作在1949年后曾任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邱会作回忆录》中有一句话：“周恩来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彪副主席、江青的关系”；此话可以被视为打开文革史、中共党史迷宫的一把十分重要的钥匙，也是解周恩来不倒之谜的关键。
这句话，是周恩来对于“中央政治”的概括。邱会作说：“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人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彪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在这里，周恩来创造了一个特殊词汇“中央政治”，并且对它进行了阐释：所谓“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与毛泽东的关系，与林彪的关系，与江青的关系。周恩来向黄吴李邱“讲了几次”，可见周恩来十分看重：周恩来是把这些看做自己为官的秘诀，因此传授给自己的下属和晚辈黄吴李邱。周恩来也确实依靠这一秘诀，得以在变幻莫测、腥风血雨的中共党内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邱会作刚刚听到周恩来这句话的感受是很不理解：“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9.13被打倒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邱会作说，“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连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了一些，但是发生了9.13事件，懂也没有用了。”从邱的上述话语可以看出，正像邱自己说的“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直到9.13事件以后，经过二三十年的炼狱，邱会作终于渐渐悟出了周恩来的超人智慧和有别于他人的政治眼光。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处理他与毛泽东、林彪和江青的关系的呢？
（１）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经历了两个关键的转折，一是延安整风，二是1956年的反“反冒进”。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为了把周恩来这个昔日上级的威风彻底摧垮，把周恩来当做仅次于王明的第二批判重点，当做“经验主义”的代表，狠狠批判，让周恩来彻底臣服自己。从此以后，周恩来就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一切服从于毛泽东。周恩来原来是毛泽东的上级，通过延安整风，不是降为毛泽东的战友、同事，而是变成向毛泽东下跪毛泽东的臣属，变成了毛泽东的“后勤部长”。从1956年开始到1958年，毛泽东开始心血来潮，指鹿为马，狠批周恩来，说他“离右派只差五十米，或五十步”，使得周恩来不得不主动提出辞职。从此，周恩来又进一步蜕变，从一般意义上的“臣属”，蜕变成了毛泽东的奴仆。凡是毛泽东的话，不论对或错，周恩来都言听计从，照办不误。许多时候，周恩来明明知道毛泽东是错误的，但也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办。发展到文革，周恩来便当然地成为了忠顺的帮凶。周恩来不但自己甘当毛泽东的忠实奴仆，还要使毛泽东的皇权达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先生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周恩来甘愿做毛泽东的工具，甚至在某些时候甚至和江青受审时所说的一样，“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
尽管如此，其最后结果依然不妙。周恩来得了癌症，毛泽东违背医疗规则，把医生的医案视为废纸，不准给周恩来做手术，把周恩来活活折磨死；毛泽东唯恐周恩来死得不快，在周恩来病入膏肓的时候，掀起了“批林彪批孔批周公”的热潮，把周恩来批得狼狈不堪；毛泽东还攥着“伍豪启事”的杀手锏，随时准备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毛泽东对周恩来从肉体上、从精神上、从历史上三箭齐发，简直残忍到了极点。在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周恩来给黄吴李邱做出了“无条件地臣服于毛泽东”的示范，但自己临死没有逃出毛泽东的蹂躏，
（２）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只发生了一次转折，就是1966年８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几十年，周恩来一直是林彪的上级，自此以后，林彪变成了周恩来的上级。但林彪虽然地位高出了周恩来，却始终对周恩来毕恭毕敬，把周恩来视为师长，并且要求黄吴李邱好好服从周恩来的领导，帮助周恩来分担和解决困难。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有关的叙述，读来催人泪下。文革以来，周恩来只有在林彪面前，才有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亲情和温暖。因此，周恩来深情地对邱会作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不能不指出，在最后，周恩来看清了毛泽东的意图后，就完全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参与毛泽东对林彪的最后围剿，致使林彪葬身异国荒沙，至今尸骨不存，令人扼腕痛惜到极点，令人心寒到极点。这，恐怕也是周恩来在得知林彪死讯后嚎啕大哭的原因之一。
（３）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也是最荒唐的。本来，江青与周恩来是不可比的，因为周恩来比江高出得太多。但是，由于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让江青当上了冲锋陷阵的“旗手”，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让江青成为了毛泽东的代言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江青就变成了周恩来的“上级”。更加上江青的野心，和她的霸道骄横、狐假虎威，江青常常把自己摆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位的位置。也由于周恩来自己性格上的特点，周恩来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甚至臣民，甚至奴仆。1968年３月23日晚的大会上，周恩来甚至喊出“江青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这是江青得到的最高级吹捧。
黄永胜对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黄永胜的儿子问黄永胜：‘你对周总理怎么评价？’‘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他做了一个在墙上抹泥的动作。”；“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着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５３９--５４０）周恩来的上述表现，给黄永胜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堂堂中共权力最顶峰的人物、一国总理周恩来沦为江青的管家甚至奴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周恩来凭借着他的威望和地位，居然将一个中央政治局拖着跑，让政治局也变成和他一样的奴婢。被周恩来拖着的还不是个别的、某一位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的正式会议！周恩来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变成了对江青“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吴法宪也回忆道：“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煞费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我们来到江青的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吴法宪回忆录》，页７３２－７３３）
还有周恩来为江青试水杯的水温热不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江青如此放肆，疯狂，嚣张，一方面得自于毛泽东的娇宠和纵容，一方面也得自于周恩来的恭顺、驯服和奴性。
如果没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书，善良的人们就是有天大的想象力，也想不出中共最高级的领导核心会是这么不成样子！周恩来想要黄吴李邱学着他的样子对待江青，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几员武将不吃江青那一套，一是因为江青的那一套都是胡作非为，胡搅蛮缠，无法无天，而且也不顾起码的礼仪；二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只是江青，和毛泽东是两回事。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没有入门，他们盲目迷信毛泽东，盲目听信汪东兴的鬼话，以为江青的行为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所为，所以，他们这样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但何谓政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而中国的政治却被周恩来浓缩概括为处理好与毛泽东、林彪、江青三个人的关系。周恩来不认为“中央政治”应当是一种完备的制度，一种先进的体制，一种严密的规则，一种人人都要承担的义务和具有的权利，却认为只是几个人的关系。这实在是周恩来一大悲剧。
和周恩来不同的是，毛泽东在军队的两大支柱林彪、彭德怀，在行政方面的两大支柱刘少奇、高岗都被毛泽东整倒整死了，而他们从来没当过毛泽东的上司。
他们被整到整死的缘由各异，尤其以彭德怀值得大书特书。毛泽东整倒整死彭德怀，除了人尽皆知的反对大跃进“我为民鼓与呼”外，还有四大历史原因——
一、彭德怀拒绝当毛泽东的亲信。1935年10月，到了陕北的毛泽东写诗赞扬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笼络能征惯战的彭德怀的一种手段。谦虚的彭德怀并不领情，还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就退回给了毛泽东。彭德怀委婉而明确拒绝成为毛泽东的亲信，这是得罪毛泽东的事情。
二、彭德怀组织、指挥百团大战。毛泽东要靠日本鬼子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步伐自己才能不断扩大地盘，彭德怀1940年组织的百团大战狠狠地打击了日本鬼子，无疑就成了毛泽东的仇人。
三、彭德怀阻挠毛泽东岸英尸骨运回国内。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不但没有保护好毛泽东的宝贝儿子毛泽东岸英的性命，而且阻拦毛泽东岸英的尸骨运回国内。睚眦必报的毛泽东，必然要收拾彭德怀。
四、彭德怀独力支持建设青藏公路。1954年12月15日下午2时，一队近百台十轮卡车满载着粮食从青藏公路开到了拉萨。对于绝大多数拉萨人而言，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看见汽车。1954年12月25日。上午10时40分，在拉萨河大桥，西藏工委领导张国华将军为康藏公路（西康至西藏）通车剪彩。11时15分，在布达拉宫西侧，张国华为青藏公路（青海至西藏）通车剪彩。为什么后通车好多天的康藏公路先剪彩？因为康藏公路是国家重点工程，投资巨大，声势浩大，名声早传到国外去了；11万筑路官兵和民工，苦修5五年才成。而青藏公路没有得到国家的一分钱投资，是国防部长彭德怀从国防军费里借钱给慕生忠，由慕生忠率领西藏运输总队的一千多人为主要力量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修出来的。在高寒永冻的唐古拉山上，慕生忠还曾经遭受过简直是釜底抽薪的打击，在彭德怀的支持下才挺了过来。康藏公路如同皇帝的大儿子，青藏公路如同大臣的私生子，地位的尊卑贵贱不言自明。
虽然青藏公路比后修通的康藏公路晚35分钟才剪彩，青藏公路还是让康藏公路（1955年9月此路改称川藏公路）黯然失色。两路通车以后，优劣判然，尽管看毛泽东脸色行事的有关部门歧视青藏公路也是枉然。1955年秋，康藏公路连续塌方，西藏参加国庆观礼的车队只能走青藏公路，1956年春陈毅率领中央代表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也只能选择青藏公路。这样两次具有重大政治色彩的行动依赖青藏公路获得成功，青藏公路在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引起反响。没有什么比车流的正常通过和载运吨位更能说明一条公路的价值的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毛泽东不得不做了进藏交通以青藏公路为主的批示。
但彭德怀私自鼎力支持修建青藏公路的行为虽然于国有功，于民有利，却是毛泽东所忌讳、恼怒的。因为青藏公路不仅抢了康藏公路的风头，而且简单地表明了什么是事倍功半，什么是事半功倍。认真比较两条进藏公路的投入产出比，说相差百倍也完全说得过去。
假如彭德怀是毛泽东的忠实奴才，看毛泽东脸色行事的人，他就会等康藏公路通车以后，再献计给毛泽东，由毛泽东再发动修青藏公路。那么不但不显出康藏公路的不足，而且显出毛泽东的伟大。彭德怀自作主张，敢想敢干，冒着众多非议、巨大风险，借国防军费给人成功修通了青藏公路，把毛泽东晾在那里当反面教员，这是毛泽东不容许再次出现的。所以，当彭德怀反对大跃进而“我为民鼓与呼”的时候，毛泽东就立即采取措施打击彭德怀，不惜给他按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将彭德怀打出毛统区政治舞台，最后还将他整死。
当然，历史是公正的。如今，历史也给予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各自的地位；尤其是彭德怀，在中国大陆不仅民间而且在官方，都是最无争议、最敬仰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