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已死：别以为往天上放了几个炮仗，就是多么大的荣光；举国体制的成功，不过是不惜成本和代价，只图一个面子。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古人比你牛逼多了，比如官窑瓷，你现在都造不出来。深圳老崔：乔治 ? 郝伯特说，我宁愿骑着一直驮着我走的驴，也不愿意骑随时会扔下我的马。所以，我情愿生活在爱民如子但可能很落后的国家。「當你們看著我，聆聽我演說時，請不要忘記那個已被重複多次的真理：一个良心犯對我們來說都是太多。」（ As you look at me and listen to me, please remember the often repeated truth that one prisoner of conscience is one too many. ）—— 昂山素季於今日發表的諾貝爾獲獎演說@稗官野记：中央台一套：我们幸福，你们羡慕；二套：我们爱讲冷笑话；三套：看载歌载舞，想民生民主；四套：日韩折腾，港澳顺从；五套：大球看世界，小球看中国；六套：电影免费看，每天都抗战；中央七套：部队威武，农民不苦；八套：国产无好片，只播新泰韩；戏曲频道：你必须听京剧，因为你已别无选择。卫星发射成功有感：@吴祚来：赛先生的科学都发展到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了,德先生的民主呢,还在清末时代,立宪总是搞不成.@syzrkl ：【空手套白狼的行家里手】 中国央行总资产全球第一， 去年印制全球近半钞票。 中国的广义货币(M2)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146%。 2006年到2010年间，央行的资产扩张2.4倍。（新京报）简评： 一个非生产部门，狂印钞票，敛财速度超过GDP增速6倍。任何执政者这样掠夺民财都是历史上所罕见的。@青稞酒A：如把三公消费减一半，咱早就全民医保了。如把公车减一半，咱早就全民小康了。如把严审减一半，咱早就成文化强国了。如把特权、双轨减一半，咱早就和谐盛世了。如把你们的财产减一半，咱早就赶美超日了。如把你们的无耻减一半，咱早就大国崛起了。如公务员能减一半，咱就什么都有了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茅于轼朱坤岭：请你去趟超市买袋盐，规格一般都是500克一包，价格大致是1.5元—1.8元。贵不贵？可能你觉得不贵。好吧，请你按照这个规格换算成一吨食盐零售价是多少？哈，很多文盲都算出来了，是3000多元一吨，现在我告诉你食盐的生产成本大致是300元/吨，不知道你做何感想。——这就是政 府直接管理商品的效率！王瑞1008：特色就是遮羞布，国情就是保命符。别说你神九发射成功了，即使你登月了我也一点儿不激动，因为我知道，你登得上月球，却登不上自己的岛@毕胜：为啥神九舱内的摄像头不搞个高清的呢 【最右】@乌衣巷一剑穿心:包月的流量不够@南都全娱乐：今天上午，在上海电影节的论坛上，一贯直言直语的冯小刚在聊到如何向世界输出中国故事时又“放炮”：“我们经常认为自己很重要，但的确不重要。你是个充满造假的民族，假奶粉、假足球、假票房、盗版！不是我们是否需要讲故事给世界听，而是世界是否有兴趣听我们讲故事。”（南都记者 陆欣）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使自己心里没有个人得失，只有整个革命的利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说这段话的人叫，柯庆施。大家更熟悉的是他的另一句话：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说完这话七个月后，他就高升为上海市长。@刘苏里 ： 高人指点：有司早有废除一对夫妻只许生一个孩子政策之议，但屡遭强力狙击。原因无它，利益使然。原来超生一个，罚款1-5万元不等，城乡均2.5万上下。国人每年新婚者800-900万对，城乡超生年均200-300万个孩子，多少钱？500-750亿。“废除？钱你出？”默然。心里一句：“叉你老M！”@李承鹏(大眼)：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全咎于政府，政府也不想食品有问题。校车安全问题不能全咎于政府，政府也不想学生死去。空气污染不能全咎于政府，政府也想有片蓝蓝的天。物价飞涨、强行人流、社保空缺等问题都不能全咎于政府。政府唯一问题——49年让人民相信：人民从此当家做主了。而愚蠢的人民，竟把客气话当真咧。@说书者一枚：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随口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房子，我老了来住一住。于是第二年，滴水洞别墅动工，别墅下还有可防原子弹的防空洞，耗资达1亿人民币，建成后毛只在这”茅房子“住了11天——在那个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时代，1亿元人民币可以购买大约5亿斤大米！@韩寒：操。我就操了，但我既不操你也不操你全家，我操这世道，这世道觉得文绉绉的诬陷没问题，这世道让那些不说粗话但最缺德的人能做道德评判家，这世道让那些话不脏但心眼脏手段脏的人当道，这世道能任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世道觉得公众人物或随便谁说个操字就不应该，那就操翻这世道。@作家陈岚：今天遇孙志刚父亲孙禄松先生。家中依然保持着孙志刚房间旧况。因论儿子的死，恶法「收容法」被废。南都报道过孙之死。程益中喻华峰等入狱。人所不熟知的：@贺卫方 以「收容法」违宪，向人大上书，恶法得废。他后被新疆石河子支教两年雷颐：20日黑龙江省气象局办公室副主任马绪清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正式回应网友质疑.气候资源属于国有的依据是什么？马绪清说，《宪法》第9条规定，自然资源属国家所有。气候资源属于自然资源，当然应归全民所有。@假装在纽约：绳命是回晃的，人生是井猜的，梯子是要横放的，风和太阳是国家的，牛奶是含汞的，舌尖上的中国是有毒的，养老金是亏空的，退休是要延迟的，13刀是自杀的，看黄片是要拘留的，批评环球时报是要道歉的，胎儿不管几个月都是要打下来的，那个让你感动得死去活来的捡国旗的人，他的名字微博上是发不出来的。 笑蜀：非法怀孕非法生育，它们的潜台词是，人的主宰不是上帝是政府，客观反映政权高于人权、政权决定人权。这才是中国全部问题的症结。没什么主权人权之争，主权人权井水河水本不冲突。冲突的只是政权与人权。需要一场人权观上的革命，首先搞清楚，人权跟政权到底什么关系！ @戆夫子8：当一个人出来讲理的时候，他说一个人不能代表人民；当一部分人出来讲理的时候时候，他说你们是一小撮，是别有用心；当一大部分人出来讲理的时候，他就定性为西方阴谋和境外敌对势力操控的群体性事件；总之你只需要听话不能讲理，讲理就是莫须有的“敌对势力”。你点鼠标转个帖，一不小心就转世了！ 【不喜欢日本，但需要知道差距】日本面积为中国的1/25，一个日本人生产值相当于33个国人，日本文盲率为零，小学，初中教育100%，大学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48%。日本有12位诺奖获得者，中国教育整体相当于日本1920年水平。中国森林覆盖率12%，日本67%，中国居然大量出口木材到日本。（转）王瑞1008：印钞票再多也不怕乱，印选票就怕乱，这是什么逻辑？
多年前，差不多七、八年前吧，我记不清了。一堆有钱的个人和机构（此处略）打算做一个文革口述历史的项目，需要一个项目经理，朋友推荐了我。月薪8k，远低于我当时的收入。当时我对文革没啥了解，也不懂啥叫口述历史。但是我这个人就爱跳槽，对一项工作保持长久的兴趣，并不比让卡萨诺瓦维持同样时长的排他性性关系容易。我的某位前上司说：“你就像条狗，哪怕碗里有块排骨还没啃两口，别人扔根骨头你也会去追”。所以，文革，不了解；口述历史，不了解。OK，我有兴趣……就是这么的“好色”。 为此，我去拜访并结识了中央党校的王XX教授，他家里的资料那叫个多，各种书、各种照片、各种红卫兵油印小报，他还告诉我一个网址，是哈佛大学的文革历史博物馆网站。我第一次知道了北京的中学生打死了校长妻子之后，逼着他抱着尸体在阳台上跳舞（该校长抱着跳了几下，从楼上一跃而下自杀了）；崇文区的红卫兵逼一个信佛的老太太表态“是毛主席好还是菩萨好”，老太太坚持说两个都好，于是红卫兵们用她自家的壶和灶，烧了开水一壶一壶地浇她的胸口，烫熟而死；我还知道了重庆的大规模武斗、西藏的喇嘛被强迫当众性交、甘肃的回民被迫吃猪肉，以及广西造反派用一根长铁丝把“地富反坏右”的女人们串成糖葫芦——阴道穿入，肛门穿出——拉到树林里去活埋。还是在广西，一个中学的学生们打死了一个女老师，逼着校长把尸体拖到河边洗干净，然后再把校长也打死，在操场上把两个人吃掉了，有些学生选择了煮，有些选择了烧烤。吃剩的部份，未装满一个学校常见的扫地用的簸箕。多年后，两种烹调办法都试过的当事人回忆说：“还是烤的好吃些”…… 今天，他仍然躺在纪念馆里，他的大幅照片还挂在天安门城楼。那些苦难和罪孽，被“拨乱反正”、“三七开”、“向前看”轻轻地遮盖。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切因朦胧而变得不真切甚至有了些诗意。80后、90后、00后……年轻的人们如割了又长的韭菜，在公园跳忠字舞、谴责南京大屠杀……簇拥着伟大的党，从胜利走向更加辉煌的胜利。 今天，文革又一次成为饭后茶余的谈资。人们热衷于谈论它与七千人大会的关系、毛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搞掉刘的、林彪和江青的关系、周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等等等等。升斗小民们兴致盎然地拿起红蓝铅笔，在“娘娘宫里喂猪的食槽怕都是汉白玉的吧”的想像中，描摹着、争论着。 时间过去了不到50年，那个抱着妻子尸体跳舞的中学校长、那个信佛的老太太，那些被吃掉的、那些被铁丝穿透阴道和肛门拉去活埋的女人们，仅仅作为冰冷而不确切的数字，出现在注脚里，没有名字。 这段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令人发指的罪孽，就这样被淡忘了。虽然关于它的记忆，不仅属于整个民族，更属于一个个家庭，以及亲戚、同事和朋友。十年间，最好的中国人都被杀掉了，能苟活下来的，都是二流甚至三流，他们身上有污渍，所以，与当局“向前看”的号召一拍即合。这是知识阶层与当权者最大的一次默契，也是最主动的一次阉割。是的，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干净点，他们挥刀割掉了自己的阳具。从此，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分成了两类：死掉的、活着但主动净了身的。正因为此，我悲观地认为，在50年代甚至60年代生人死绝之前，我们这个民族没有救赎的希望。但是，关于那段记忆，仍然需要这些亲历者去讲述。真的等他们死光了，那些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的遭遇，也就无法复原了。残酷正在于此！ 我对毛粉完全没有耐心，我不把他们当人看。我儿子是个小左左，天天夸共产党，大国崛起什么的。我送他去上海读大学，分别时我对他说：“你是成年人了，好好享受自由思考的乐趣吧。但是，对毛的评价、对文革的评价，关乎最起码的人性。如果我的儿子成了毛粉，我会痛苦至死。”虽然我没耐心，但是我心里知道，对这个国家和民族、对年轻人最好的帮助，就是讲述这段历史，让每一个受难者都能留下名字。 扯得有点远了。关于这个文革的口述史项目，我最终还是没有去。问题不是出在薪资上，而是对工作性质的理解上。当时我的想法是，成立一个资料组，按政治、经济、文化等六个维度分别搜集资料，锁定受访者，蒯大富啊、阿庆嫂扮演者之类，然后按地域设立多个访谈组，每个小组由一个访问者和一名摄像组成。在资料组提供联系方式和背景素材之后完成访谈。 这个方式，是得到资方认可的。分歧在于：我坚持把弄回来的资料进行后期制作，对外传播。而资方说他们只要一个“买菜”的人，煎炒烹炸之类的后期及传播，以待来者。我认为单单是买菜太不构成对我智力的挑战了，于是便拒绝了。现在想想，资方显然是对的。我现在深为自己当初的虚荣和骄傲而后悔。 对于坚持言说文革的人，比如@费明微博我心里持有12分的敬重。这样的人，是我们国家的珍宝啊！还有@高氏兄弟，他俩甚至执拗地认为，我替徐春柳助选区人大代表是为当局合法性基础添砖加瓦，应该集中发力于“降妖先除魔”，一天不把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来的，一天不要谈这个民族的救赎。虽然在关于参选人大代表的事情上我不同意高氏兄弟的看法，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们“降妖须除魔”主张的认可。 @林治波引发59~61年饿死多少人的大讨论之后，我终于欣喜地发现，@少说多做多行动等网友着眼于一个个具象的个体的苦难，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热衷于踩着一大堆血肉模糊的尸块构建宏大叙事了。我坚信，让每一个死难者都有名字，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死去的、苟活的——得到救赎的惟一途径。所以，我把曾经对文革口述史的不成功的参与过程告诉你们。希望能对你们有些帮助。 口述大饥荒这个项目，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网站，以便于资料的分类、搜集、整理和持续传播；其次，我们在做之前，需要成立一个边界清楚的组织——一个宗旨和目标明确的约束下的参与者，并在参与者中以票选的方式先成立理事会。说白了，就是要以一个ngo的框架去运作它，虽然我反对要对这个NGO进行认证注册，我讨厌任何从现政权获取合法性正当性的行为。如果有这样一个纯民间的项目，我愿意尽己所能加入进来，帮助设计网站和筹款。我不想再错过了。 我们不幸身处所多玛，但更不幸的却是，我们以义人自诩。
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为俄罗斯11年级（高中二）学生写的历史教科书中，用大量历史事实指控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最近，内地有网页摘要介绍这套由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首先，列宁是依靠德国供给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进行秘密策动组织，成功发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列宁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充当了德国对俄国战争的秘密代理人。为避免“卖国贼”的谴责，列宁干脆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因此，俄罗斯教授潘佐夫认为不能因此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二十世纪俄国史》强烈谴责泯灭人性的“红色恐怖”大屠杀。列宁称“契卡（秘密警察）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当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因苏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档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是实际的三分之一。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全国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二十世纪俄国史》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认为农民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产量。1964年4月，苏联当局突然关闭了英国《泰晤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站，将该报记者驱逐出境，罪名是这家报纸“污蔑了对每一个苏维埃人来说是崇高和神圣的东西”，“它的肮脏的手指玷污了我们对苏维埃政权之父的记忆”。苏联的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得人们莫名其妙，纷纷打听《泰晤士报》触犯了甚么大忌。事情的经过是：1964年4月，《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谈列宁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和列宁关系密切的名叫印涅萨·阿曼德的女人。其实这个故事一年前就由《斯拉夫研究》披露，后来英国的《交流》又加以转载，苏联并没有有对这两家杂志大动干戈。而当《泰晤士报》提到这个故事并说明出自《斯拉夫研究》时，苏联方面终于隐忍不住，把这家世界大报的记者扫地出门。但此举实际上适得其反，等于是大加张扬了一件本来没有多少人关心的事。印涅萨·阿曼德出生于法国巴黎，后来被在俄国的姑妈领养，在俄国长大。她聪明美貌，会说五国语言，弹得一手好钢琴。青年时代她思想激进，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小说《怎么办?》影响。后来她嫁了人，生了四个孩子，但对职业革命生涯的向往使她和丈夫最终分手，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1910年阿曼德和列宁在巴黎相遇。列宁青年时期也是个车尔尼雪夫斯基迷，所以他借用了车氏的书名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文章的题目，而这个共同点成了他们之间最初的媒介。在此之前，阿曼德早就读过列宁那篇《怎么办》，对这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十分倾心。而列宁也早就听说了这个美貌能干的女人。阿曼德身上既有法国贵族女性的高雅和教养，又有俄国女革命家的热情、干练和牺牲精神，难怪列宁要为之着迷。在列宁和阿曼德相遇后，他们一起在巴黎、波兰的克拉可夫和德国的波恩之间辗转流亡，彼此住得很近，有时就在一幢房子里。他们常常一起散步，阿曼德既为列宁弹钢琴，也为他做饭和缝补衣服。1912年列宁还派遣阿曼德回俄国从事秘密工作，但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就被逮捕，后来由她当时还没有正式离婚的丈夫保出，回到了列宁的身边。列宁对这女人十分信任，1914年7月甚至派她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在第二国际执委会会议，使得布尔什维克的其它领导人颇为不满。列宁夫人对丈夫和阿曼德之间的关系完全知晓，她比列宁年长两岁，而且没有子嗣。然而这个女人也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她知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应该怎么办。她几次向列宁提出自己退出以成全他们，但列宁命令她:“不行，你必须留在这里。”她忠诚地执行了丈夫的命令，不但留了下来，而且始终没有对阿曼德表现出半点醋意。列宁于是得以安享他的齐人之福。列宁对阿曼德也从未放松过思想教育。有一次阿曼德在信中提到了“爱的自由”，对“自由”二字深恶痛绝的列宁立刻回信批判这个“资产阶级的要求”，他在信中竟然质问起阿曼德来:你的“爱的自由”难道包括婚外通奸的自由吗？可笑的是，列宁给他的情人的这封信后来竟然成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妇女问题”的重要文件。阿曼德死于1920年。据苏俄女革命家柯伦泰回忆，在参加她的葬礼时，伤心过度的列宁看上去几乎要昏厥。尽管苏俄高层对阿曼德和列宁之间的真正关系心知肚明，但他们却把这段私情视为国家机密，一直掩盖了大半个世纪。最近还读到一份材料，讲的是当初末代沙皇是如何对待列宁以及列宁是如何对待那位沙皇的。相信所有善良的人在了解历史真相后，对于“列宁与末代沙皇谁更残暴？”这个问题会有一个共同的答案。1897年2月，列宁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三年。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就向当局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理由是儿子的身体不好。后来她又要求在路经莫斯科时停留一个星期。她甚至写信给东西伯利亚的总督，要求将儿子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某个小镇，那里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同时，列宁本人也向政府提出了这些要求。列宁不但没与沙皇沾亲带故，其弟还是阴谋刺杀沙皇的未遂犯。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家属，本人也是“现反”，但他的这些要求都被一一满足了。列宁被流放后，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沙皇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８个卢布的津贴。列宁写信描绘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是：“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花在散步上”，“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常晒日光浴。他甚至把自己的流放地和家人在瑞士的度假胜地斯匹兹相媲美。在这里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就是在流放地结的婚，婚礼还是在一个教堂里举行的。十月革命成功后，末代沙皇的位置与当年的列宁掉换了，被苏维埃政府同样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但他的命运却完全不同了。1918年7月17日，秘密警察“契卡”头目按布尔什维克中央指示，带领十几名抢手把沙皇一家骗到地下室，满门处决。遇害者有沙皇夫妇、四位女儿，一位儿子、一名御医、三名待从。被杀死的四位公主分别是：22岁的长女奥莉佳，20岁的塔吉雅娜，19岁的玛丽亚，17岁的阿娜斯塔茜雅。遇害最小的王子阿列西斯才14岁。据参与者、曾任驻波兰大使的沃依柯夫等人回忆说：枪决后进行了毁尸，历时三天，尸体被毁容，用斧和锯肢解、洒上硫酸、扔到了废矿井里。据史料介绍：沙皇政权在1826至1905年的八十年间处决的政治犯共有894名，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的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以后斯大林统治下三十多年间，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性死亡者更是不计其数。过去人们以为共产主义革命跟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德国思想家有关系，与大封建大资产阶级势不两立，但鲜为人知的是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德皇威廉二世曾给予列宁很大帮助。2007年12月出版的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文章披露，俄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与德皇串联，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没有威廉二世出钱出枪，扩大革命喉舌《真理报》，列宁的武装政变绝无成功的可能。文章说，列宁想要颠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则要取得在东线的胜利。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明镜》周刊文章用大量证据证明，德意志帝国跟布尔什维克首脑共同密谋反对沙皇尼古拉二世，柏林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及其他革命力量，以此为结束沙皇专制贡献了力量。德国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为列宁支出了2600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这些共谋者书写了世界的历史：没有威廉二世对列宁的帮助，就没有90多年前的十月革命。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维持执政最关键的第一年（1917－1918年），很可能也就没有苏联的出现、没有共产主义的崛起。一切都开端于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尽管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堂兄弟，但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前者属于中欧奥匈及德意志帝国；后者则参加了因为担心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而形成的协约国，其成员包括法兰西共和国、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独裁的俄国。战争使得战略家们不仅在战壕内寻找战胜敌人的办法，而且要在敌人内部瓦解他们。当时的德国财政部门提供数亿马克，用来煽动摩洛哥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殖民地的人民起来反抗巴黎和伦敦。落后的沙俄帝国也成为德国“从内部瓦解”的对象。在超过一百个民族和种族的沙皇帝国里，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梦想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威廉二世有所谓的桔皮战略：将热带水果的皮从果肉上分离下来，受德国资助的新兴国家自然要寻求德国的监护——这就是迈向世界权力道路上的一步。当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二月革命中最终垮台之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管了政权，俄国出现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存的局面，革命的走向还是一个大问题，身在瑞士的列宁渴望着尽快返回祖国来引导革命。当时，列宁返回俄国的路线只有两条，一是通过德国，经瑞典、芬兰回国。但德国当时是俄国的交战国，祖国的仇敌会给他回国的机会吗？二是取道法国，然后渡海到英国，再返回俄国，但英法是俄国的协约国，俄国根本没有打算让这位革命者再回来闹革命，英国则无论如何不会借道给他这样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通过1917年二月革命上台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顾俄国人民要求退出战争的呼声，继续严令缺弹少粮的俄军向武装到牙齿的德军进攻，结果导致一连串灾难性的失败，数十万计的俄军士兵战死。面对这样一个“不死不降不走”的俄国临时政府，德国转而希望与坚持共产主义和欧洲革命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联系，以便促使俄国退出战争。德国陆军参谋长鲁登道夫建议德皇允许列宁取道德国返回俄国。与此同时，正在中立国瑞士流亡的列宁也发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据监视列宁的瑞士特工记载：“1916年12月28日，列宁提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走出苏黎世的住所，我们跟随他乘火车于上午10时来到首都伯尔尼。下车后他直接住进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旅馆，半个小时后，他走出旅馆坐上一辆开往边境小城福索祖尔斯方向的有轨电车。下车后，他边走边环顾四周，随后走进德国驻当地的领事馆大楼，此时是上午12时30分。直到第二天下午16时，列宁才走出领事馆。大约4个小时后，他坐上了返回苏黎世的火车。”事后获悉，列宁此次福索祖尔斯之行，是与德国驻瑞士伯尔尼特使冯•罗姆贝格伯爵会谈，协商了两套护送俄国革命党人回国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是从瑞士乘坐专列前往德国，再经过德军占领下的波兰或经中立国瑞典进入俄国。鉴于俄国临时政府向瑞士提出过引渡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要求，一旦瑞士不同意列宁等人出境的话，就采取第二套方案，由德军总参谋部提供秘密车厢，借国际货运专列将布尔什维克党人运出瑞士，或者在德瑞界湖博登湖上准备好渡轮，将列宁等人接走。鲁登道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从军事角度来看，把列宁放回俄国是一个明智之举。……不管俄国如何不是德国的对手，只要它不退出战争，我们就不能摆脱失败的阴影。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帮助宣扬赤色革命的俄国激进分子，其实就是帮助德国。”1917年3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正式批准了由德国外交部与总参谋部共同制订的“托尔计划”，并在计划上批示：“以列宁为首的40余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德国有利用价值，接受他们的申请。”俄国革命党人被分为两组，分批取道德国返回祖国。1917年4月9日，以列宁及其家人为首的第一批革命党人从苏黎世登上了德国专列。专列开出后不允许任何人上车，也不允许任何人下车，窗户被用黑色亚麻布制作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车上乘务员也尽量保持沉默。幸运的是，瑞士政府并未进行任何阻拦，行程十分顺利。4月12日清晨，列宁一行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列宁在那里参加了俄国移民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举行的联席会议，成立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国外政治局，间接领导俄国国内工兵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做斗争。不久，列宁等人回到彼得格勒，受到工人和士兵们空前热烈的欢迎，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还开来带探照灯的装甲车，负责列宁的警卫工作。苏联历史学家在描述当时的场景时写道：“在欢呼的人群当中，水兵指挥官马克西莫夫邀请列宁讲几句话，列宁登上了装甲车，发表了著名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演说……”1917年4月17日，德国在斯德哥尔摩的情报机构头目向柏林总部发出电报说：“列宁幸运的进入了俄国。他已完全按照所愿行使。”列宁回国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境内的活动立刻活跃起来。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对其恨之入骨，除了采取镇压外，还利用一切手段诋毁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名誉，而列宁经德占区回国一事正好被用来炒作。1917年7月4日，曾与列宁一起在国外工作的社会革命党人班克拉托夫在媒体上指责列宁与德国“达成某种秘密协议”，并宣称列宁、加米涅夫、科兹洛夫斯基都是“德国派往俄国的间谍”。这些人“要在德国的资金资助下推翻临时政府的统治”。另外，彼得格勒法院还引用俄军准尉伊尔莫列科“自首”后交代的材料。伊尔莫列科宣称，他是受德军总参谋部直接指派负责与布尔什维克联系的。伊尔莫列科还公开指责列宁是一名德国间谍，他曾奉命与列宁进行过接触。1917年7月，俄国法院下达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幸好警察出动时列宁并没有在家。列宁十分气愤，打算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但由于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在党内同志的劝说下，列宁放弃了这一打算，转而前往芬兰，躲避临时政府的追捕。临时政府在煽动舆论时牢牢抓住“列宁是经德国返回俄国”这一事实，一时间，列宁成为众矢之的。他每天都能收到海外侨民和俄国文化界发来的谴责信，一些人在信中将列宁称为“叛徒”和“被德皇收买的人”。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意大利钢琴家布佐尼也加入了声讨列宁的行列。罗兰认为，列宁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与德国合作，列宁的行为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由于临时政府的煽动，当时俄国内局势变得对布尔什维克相当不利。列宁在芬兰公布了一系列材料证明自己的清白。列宁指出，那个伊尔莫列科准尉的证词没有任何可信的成分，一向以严谨高效著称的德国总参谋部是不会找一个随时可能叛变的准尉来与他这样的人物联系的。列宁的自我辩护很有效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后来连列宁的政敌也拒绝相信伊尔莫列科的证词。不久，列宁成功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很快，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就跟德意志帝国缔结了和平，和平带给德国在东线的安宁，让德国对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威廉二世曾经梦想过，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同盟关系或者友好结盟关系，就像二十多年之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勾结一样。尽管这个同盟的两方信誓旦旦，但是从来没有忘记想要把对方送上绞刑架。受德国皇帝支持的列宁帮助德国的同志们去进行反对帝制的革命，而威廉二世则不仅支持布尔什维克，同时又去支持他们的反对派。1918年11月4日基尔德的水兵起义导致德皇政府中断了与俄国新政权的外交关系，双方相互利用的阴谋关系告一段落。在中国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今天我们才知道十月革命到底是怎样的一场革命。根据俄国学者的证实，进攻冬宫的浩大场面，都是后来的艺术化编造，实际是一支不到两千人的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全市的战略据点，部分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阿芙乐尔巡洋舰当时并没有实弹炮击，而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政府武装十分微弱，主张民主自由的临时政府没有任何抗拒就被赤卫队逮捕了。十月革命不是人民的自发革命，而是布尔什维克武装队伍向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夺权”。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曾是列宁的导师。可是十月政变使他看出了列宁残忍的一面。临终前他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结果很多内容都得到了历史的证实。苏联解体后，这份遗嘱重见天日，1999年在俄国《独立报》发表，2000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第二期翻译出版了这份历史文献。按照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说法，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列宁不惜同德国皇家政权的情报机构合作，领取他们的大量资助，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有钱有枪，而且扩大《真理报》这样的舆论工具，影响了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其他党派没有这样的资助，没有财力和武装，没有发行量巨大的报纸，根本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影响。列宁说过，沙俄帝国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其实沙皇政府对于革命者还是相对仁慈的。列宁被逮捕以后，没有酷刑伺候，而是判处流放。所谓流放，仅仅是送往西伯利亚地区，并没有苦役和监禁，仍有相对自由。根据旅美学者程映红教授的介绍，列宁的母亲写信给沙皇当局要求照顾列宁的健康，列宁获准到西伯利亚的北国江南地区苏申斯克，那里气候温和，饮食无虞。列宁每天游泳、打猎、钓鱼，主要是散步，并且每月享受八卢布的政府津贴。他参加了一位流放同志的婚礼后，觉得应该借此机会跟他的女友克鲁普斯卡娅完婚。于是接来母亲和未婚妻，到教堂举行了婚礼。还雇用了一名当地女孩为他们一家煮牛奶做饭，新夫人则教女孩认字。这样悠闲的流放生活简直是后来被克格勃逮捕关押的囚犯们不可想象的天堂之梦。列宁也曾被关押在监狱里。有一年，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了，关在一间狭小的单人牢房里。这房间黑乎乎的，只有一个窗户透进一点微弱的光。在这样的环境里，列宁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他让家人送来了许多书。他一边读书，一边秘密地写了不少传单和小册子，指导监狱外的革命斗争。列宁在监狱里写这些秘密文件，要是被看守发现了，就得延长期限。列宁想了个巧妙的办法，他把面包捏成“墨水瓶”，装上牛奶，在书上空白的地方写字。牛奶干了，只要在火上一烤，字就会显出来。列宁写的时候非常小心，一听见门响，他就把“墨水瓶”放进嘴里大嚼起来。看守一天要来检查好几次，但从来没有发现这个秘密。有一天，列宁在写给同志的信里很风趣地说：今天真不走运，一连吃了“六个墨水瓶”。列宁坐牢没有从事过苦役劳动，还能读书，指导狱外的革命活动。他还有笔能写字，写革命传单和小册子。列宁的行为如果被发现，仅仅可能被延长关押，而不是吊打、反铐、小号站笼等酷刑。最令人们惊叹的是，列宁有足够的面包和牛奶，当作墨水瓶和墨水。而在沙俄监狱里受优待的列宁却和斯大林创建了古拉格劳改营，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劳改营中从事繁重的苦役，大量的人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据此写了令人看后心惊肉跳的《古拉格群岛》。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普列汉诺夫回忆，过去曾经跟列宁一起谈论过法国革命，列宁认为“雅各宾共和国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斩首机砍掉的脑袋太少了”，当时以为不过是他的玩笑话。后来夺权后，列宁真的大开杀戒，契卡（肃反委员会）杀人不眨眼。电影《列宁在1918》中，高尔基忍不住向列宁谏言，列宁发表了一番议论，为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作辩解，他说，在生死搏斗的时刻，谁能说明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历史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给出了答案，正是那些砸向无辜而善良人们的不必要的拳头，捣毁了自己的根基，苏联在倒塌前没有人再相信谎言以及为掩盖谎言而制造的更多的谎言。即使拥有氢弹、导弹和最先进的飞机、坦克，依然没有保住苏共的政权，貌似超级强大的苏联，不幸被普列汉诺夫的预言说中，“像纸牌搭成的小房子那样坍塌。”更为可悲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干部站出来为党抗争。当一个政权需要用欺骗来对待自己的人民，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历史，那么你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它，错了，不论它标榜自己多么正确。就像人类历史上血腥的杀戮一样，所有那些毫无人性的暴行实行者都有着冠冕堂皇的借口，都会扯起“爱国”，“解放全人类”和“主义”之类的大旗。但人民自有终能拨开历史迷雾的慧眼，俄罗斯人民终于抛弃了那个骗人的主义，恢复了历史本来的面目和被迫害的人们的尊严。1998年7月17日，叶利钦于圣彼得堡沙皇葬礼上对世人讲演道：“亲爱的公民们：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杀害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家族的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这个极端残酷的犯罪，我们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现在必须说出真相。叶卡捷林堡的屠杀，已成为我们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现在我们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为前人的过失赎罪，为无耻的犯罪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因为不能为这样的犯罪辩护，再不能为政治目的与愚蠢的暴行开脱，人们再不能自我欺骗。……..我们必须终结这个世纪，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伴随这个终结的是不分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忏悔，这是我们的历史机会。在这二十一世纪的前夜，必须为我们的后代著想。让我们悼念死于暴行和仇恨的无辜牺牲者，愿他们的灵魂安息。”继斯大林之后，列宁也被“请出”水晶棺的日子大概不远了。当初，索尔仁尼琴曾说过要把“主义”留给中国，而土地“一寸也不给”。现在，据说俄罗斯有人提出要把列宁的尸骸送给还坚持“主义”的中国，可不知道那些坚持“绝不”的决策者们有没有人会以接受这件“礼物”为荣呢？！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358222.html
“要理解方舟子，需要看他长期以来的对手”。好斗的性格或许天然有之，但如今“一个也不饶恕”的立场与广受道德质疑的战斗逻辑，却是在“千锤百炼”中形成。与方舟子有关的论战渐成攻讦，言语羞辱与文革式指摘蔓延，且演变成现实世界中的人身威胁，没有什么比这样分裂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回头省视方舟子如何炼成、怎样参与到网络辩论方法的塑造之中，或是检讨当下互联网风格的路径之一。45岁的方舟子可能是中国最富辨识度的公众人物。他身材高瘦，脸骨棱角分明；说话口音浓郁，听者时常颇感费力。但是如果把他说的话整理成文字，很多时候会发现他的表达比一般人要严谨明晰得多。这个最富辨识度的人同时又是最难以被定义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容易引发立场截然对立的反应。2012年1月11日中午，方舟子出现在北京电视台的一档辩论节目里，主题就蕴含着非此即彼的态度：“是否支持方舟子的打假”。辩论现场的气氛一开始就剑拔弩张，当话题转入“转基因”时，混乱达到了最高点，大批来自“乌有之乡”网站的观众高举反对牌，挥舞着手臂，大骂：“汉奸！卖国贼！骗子！”还有人将手中的牌子砸向场内。方舟子也怒不可遏，猛拍桌子，呵斥这帮台下的观众“滚出去”。几名脾气火爆的观众跃跃欲试，打算冲上主席台。方舟子的朋友司马南大喝一声“我可是练家子”，总算镇住了场面。司马南是“乌有之乡”这个政论网站的明星，但是在“科学”问题上却坚定地站在方舟子一边。台上台下壁垒森严的这一幕是方舟子处境的生动写照。在互联网上，“挺方”和“倒方”的攻防战像时钟转动的指针一样全天候行进，即使全世界的时钟都停掉，对垒大概也不会停止。方舟子不分时间、地点和范围地招来对手，对手们除了在反对方舟子这一点上可以达成一致，自己随时也会吵起来，有时候他们是朋友的敌人、敌人的朋友，有时候也可能是朋友的朋友甚至敌人的敌人。方舟子的好斗很容易让人们想起他一心效仿的鲁迅。林语堂评价鲁迅的一段话如今可以拿来描述常年居住在网络上的那个方舟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一个人如何能在一部分人中受到狂热追捧，同时在另一部分人中臭名昭著？他是支持者眼中的正义守护者，还是反对者眼中的偏执狂？凤凰周刊执行主编黄章晋自认是方舟子的支持者和理解者，他评价说：“要理解方舟子，需要看他长期以来的对手”。而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方舟子有着自学生时代开始的漫长的论战经历，在被大众知晓之前他已有过无数的对手。好斗的性格或许天然有之，但如今“一个也不饶恕”的立场与广受道德质疑的战斗逻辑和方法，却是在“千锤百炼”中形成。“立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批倒批臭，绝不能心慈手软”围绕方舟子的骂战早在他还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名学生时就已经开始。1994年，网友李宏宽曾在ACT论坛发了个帖子，开篇第一句就是：“方舟子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话放在18年后的今天看越来越像一个准确的预告。对互联网来说，1994年遥远如同上古时期。那时候全世界的互联网还没延伸出实验室，万维网尚未普及，网友之间沟通采用的是新闻组的方式。1992年夏天，中国留学生魏亚桂创立了第一个中文新闻组，名为ACT，这个网络荒原中罕见的中文绿洲迅速吸引了大批的北美中国留学生。ACT所构建出来的虚拟中文社区成了留学生消解孤独的最好去处，甚至最早的中文网恋也是那时从ACT开始。台湾网友王排当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念博士，他回忆起那段生活十分感慨：“至今许多人依然会认为ACT是他们年轻岁月中一段重要痕迹。”当时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就读的方舟子亦在其中，刚开始方舟子贴出的《大明小史》系列的帖子给王排极深的印象，尤其在知道方舟子的专业是分子生物之后就更加佩服。方舟子的博闻早在中科大的时候就得到同学的公认。生物系1985年入学的同级同学、如今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任教的邹晖回忆，当年很多同学宿舍的桌子放着水壶、脸盆，而方舟子的桌子下面随时塞满的全是书。另一位校友对方舟子印象不深，除了一口听不大懂的普通话，唯一的记忆便是有一次两人在校园里偶然碰到，方舟子怀抱着一本《史记》。1980年代的校园里，诗人是最受尊敬的身份，方舟子曾经是中科大荒原诗歌社的社长。他在诗歌里热衷于使用“预言”、“先知”、“宣告”、“启示”之类的词汇，在一本诗集的后记里他似在剖析心迹：“我们的时代不能没有反叛的先知，来宣告一个世界的幻灭和兆示另一个世界的来临……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日子是应该有启示录般的吟颂出现的……因此我只能自封为先知了。”在另一首发表在1988年的《诗歌报》的诗里，方舟子写道：“所有的时刻一起涌来/不死的人在秘密的奇迹中诞生/你们不能不顶礼膜拜/以最初的仪式/迎接最后的先知。”这是一个困惑于时代，又痴迷于自我世界的文学青年。一位诗友在文章里这样描述方舟子：“你离尼采最近，离植物细胞最近，离GRE最近，离黑白世界最近，但离人群最远。”一直到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就读之后，诗歌依然是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当时该校的中国留学生中的几位诗友聚会还曾围绕顾城展开了朦胧诗的讨论，方舟子在一篇答诗友的文章里为朦胧诗申辩，少见的用到了“宽容”一词：“不要嘲笑他们。我们，当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时，也往往缺少一点宽容和理解的心。”在ACT时代，方舟子一边继续贴一些情辞动人的文章和诗歌，但也开始显露他“离人群最远”的另一面。在贴了一段时间的明史和诗歌之后，他开始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和网友们的论战之中。他和网友辩论鲁迅和周作人的优劣，争论胡适和鲁迅谁更有影响力，针对留学生大量信教的情况对基督教展开了批评。网友解滨当年已经从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大学毕业，但却是ACT上长期的潜水员。在他的观察里，方舟子在这一阶段就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网上的“战斗”中。当时的中文输入法并不完善，输入法麻烦到一分钟只能打3个字，很多人费了吃奶的劲码了几百个字，方舟子上千字的回复却很快就贴出来了。很多人并没有那样的精力和体力投入到网络中，不得不放弃争论。另一个细节更能看出方舟子的投入。“别人说的话会被他拷到软盘上，一旦赖账，他就拿出来示众。如果有人骂他，他回复的时候会把骂他的内容也贴上去，省得围观的群众反复跑来跑去地看发生了什么。这么做虽然没有技术难度，但是一般人不会这么较真。”解滨说，“当时很多人就说他拿网络当生命，他会十分介意别人不关心的事，然而从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很多讨论没有任何意义。”但真正让ACT网友从吃惊变成愤怒的是方舟子“永远正确”的辩论风格。有一次方舟子在帖子里说律诗中不可有重复，网友陈嚎当即举了个杜工部的诗作为反例。方舟子马上解释他说的是一般情况，像杜甫这样炉火纯青的大家，当然不在一般规律之内。“这成为方舟子日后诡辩的标准模式。你指出他的错误，他马上偷换概念，自圆其说。”网友sanba回忆说。还有一次王排纠正他说李敖并不是胡适的学生，方舟子的回应方式是不断地在王排的帖子里寻找另外的错误。“更有甚者，把一些议论无中生有地塞到你的嘴巴里。”方舟子很快成为ACT网友聚会的话题中心——“三句话不离方舟子”，人们开始在席上讲他的笑话，模仿他的方式说话：“看，我又赢了！看，我又打了一条落水狗！”王排开始注意到这个另一面方舟子奇怪的情结：“他似乎很喜欢把人家‘斗倒’的那种征服感，不管是他真的‘胜利’，或只是别人口头讲不过他，甚至包括人家不想理他，他都一定要在字面上把对方讲到非常不堪，一无是处后才罢休。”网友李长铎在ACT贴了一些关于太极与太阳系关系的认识，遭到方舟子一顿痛批。在说明科学道理之余，方在一篇帖子中提出主张：“我们与太极科学院的骗子们的矛盾则属于敌我矛盾，对他们要作深入的揭发和彻底的批判，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批倒批臭，绝不能心慈手软”。这一幕与后来新语丝网站上和现在新浪微博上屡屡出现的情形极为相似，李长铎的帖子并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方舟子语言的戾气也超过对事实的实质讨论。这往往成为方舟子参与的讨论的唯一方向——对事实与道理的辨析最终滑向斗争的泥潭。阵地——新语丝的“宫廷政变”在ACT老网友的记忆里，ACT从一开始留学生异乡谈心的客栈，变成了方舟子战群雄的擂台。方舟子在一首诗中曾经有这样的句子：“独向群狼战不停”，如果借用来形容当时的状况并不相差很远。ACT论战最高潮的一幕是在一位名叫不光和尚的网友发了一个脏词遍布的帖子之后。方舟子发了一份法律警告向不光和尚所在学校的网管告状，要求封禁此人账号，否则就要状告校方。如今在网上被人用来攻击方舟子的侮辱性外号其实多源于这个时期，ACT上的一帮网友如同有默契一般再也不跟方正儿八经的论辩，而是对方从身体特征到性格特点进行攻击，不光和尚满是脏话的帖子达到了攻击的最高点。在生活中文静木讷的方舟子少有地放出了狠话：“我就是要造出一桩新闻来……反正在网上能玩的花样都玩完了，翻来覆去也不过几句话。咱也到网下玩玩，看看谁比谁狠。”网友sanba能够理解方当时与日后的愤怒，他认为方舟子后来在互联网上表现出来的好斗与ACT上这一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自认是抱着非常崇高的目的上ACT的，结果被一帮人往最难听的地方骂，铁打的也受不了。”无论如何，方舟子在ACT的经历练就了一身网上掐架的功夫，他将掐架和太极拳进行了比较，总结出三点法则：“第一，舍己就人，后发制人。第二，听力懂劲。第三，借力打力。”ACT的繁荣只维持了短短几年，后来Windows95系统的出现使得互联网进入火爆的BBS时代。另一面的方舟子依然在勤勉地吐丝结网。1994年2月，他和几位网友发起的《新语丝》创刊。发刊词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相信，这张网伸到汉字的发源地，让亲人们听到我们的心声的日子不会太远。我们今天所努力编织的，也许不过是未来一张恢恢天网的小小起点。”新语丝很快也成了海外非常热门的中文网站之一。18年后回望，《新语丝》正是方舟子未来的起点。即使是那些最激烈批评方舟子的人也会承认他异乎常人的精力。有着同样海外学习经历、现在台湾中部高校执教的王排说：“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他在中文网路成就非凡，包括在早期互联网发表文章、编辑电子报，换了别人就很难办到。而在国外念学位功课绝不轻松，他依然完成了博士学业。”一位方舟子曾经的支持者，现在的反对者，在描述支持者眼中的方舟子时，引用了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一句话：“一个人应该有能力换尿布、策划侵略、杀猪、给轮船掌舵、设计建筑物、写十四行诗、平衡收支、造墙、接骨、安慰临终之人、写菜单、发布命令、合作、独立工作、解方程、分析新问题、施肥、写电脑程序、做可口的饭菜、有效地战斗、英勇地死去。”在很多铁杆粉丝看来，方舟子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全能型的人物。他的打假战绩辉煌，学科领域从生物一直横跨到文学。方舟子的理性支持者黄章晋评价：“在互联网上，视野如此之广博，没有人能超过方舟子。”ACT时期的激烈论战中，方舟子大力维护进化论，驳斥了很多伪科学，包括当时有美国小报鼓吹“登月阴谋论”赢得很多人相信，方舟子必欲根除他人谬见。“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方舟子已经开始针对一个个特定题目去‘打’，可能就是他日后‘打假’的发轫。”王排说。但最开始的新语丝与打假尚无关系。竹人，本名张峥，如今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他曾经是新语丝创建团队的一员。在他的理解里，“新语丝”一直有两个，一开始的那个新语丝由方舟子、竹人、蠢侠、呆子、古平、散宜生等人共同发起，操作形式是每期轮流有责编，全面负责稿件选取，其他编辑可以供稿、提意见，但没有决断权，是相当民主的做法。“舟子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事务性的工作，比如确定每期的责编，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新语丝》的运作不会那么顺畅。另一个有杰出贡献的是散宜生，印象中做了所有的校对，那是很重的体力活。”竹人说。但是在最初的这个新语丝平台上，一次“事故”让方舟子和朋友们像在ACT上又一次闹翻。1997年，一次内部业务讨论不一致，编辑部投票的结果方舟子处于少数一方。方舟子怀疑一家商业机构欲借此事吞并新语丝，投票结束两天后，在其他编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自行向纽约州政府注册登记新语丝，建社理事为他与另外两人。原来的新语丝编辑团队愤然退出，另外成立了一个互联网刊物。事后方舟子将此事件称为“‘集体反叛’风波”，在一篇针对离开的编辑团队的文章中，方舟子写道：“各位的所作所为，有点要推翻方舟子的反动统治的味道，才能跟宫廷阴谋扯上关系，或者曰：‘反叛’。”后来在接手后的新语丝上，方舟子把竹人的住址、电话、传真等隐私都在网上曝光。这段往事当年曾经是小众的中文互联网圈里人人好奇的事件，但如今在量产着各类爆炸信息的汪洋之中，它早已经是一桩陈年往事，连一颗水滴也算不上。时隔15年之后，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了竹人，他在邮件中对往事已经谈兴不高，他的提议是：“回头看不如往前看，我们年纪已经大了，火气早就已经消了。”离开的编辑团队后来成立了新的刊物《国风》，而新语丝的氛围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知名网友北京厨子还记得有一次“拍砖”事件，当时来自中国大陆四通论坛的几个网友，闲极无聊，一定要去给方舟子网上“拍砖”。“在我们那个时代，拍是表达亲切感情的一种方式。多少网友就是拍砖中拍成了莫逆之交。”但一众“老流氓”失望而归。方舟子的应对是迅速地封掉几个网友的IP，义正词严地批评了以某某、某某、某某为首的流氓无赖集团，一干人等只能四散逃离。“我们互称流氓的时候是开玩笑，而方舟子是认真的。”网络撕裂者——“少侠下山，劲风扑面”时间走向2000年，借助商业化浪潮，互联网已经从孤岛越来越成长为一个社会。就在这一年，方舟子初试打假，在国内崭露头角。他联络了生物学者和国内媒体，揭露了“基因皇后”陈晓宁的骗局，首战告捷。几个月后，他又把矛头对准“珍奥核酸”，当时的《南方周末》在头版进行了长篇调查报道。两次轰动全国的学术打假开始令他成为众多知识界人士关注的焦点。江晓原在方舟子第二年出版的书的序言热情洋溢地称赞方舟子：“就像武侠小说中经典的一幕：远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侠’，艺成下山，突然崛起，敢作敢当，不管不顾，连续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战，几处场子，被他踢翻；几个好局，被他搅散。而且内力深长，刀法明快，几番大战，都不落下风，一两年间，名动江湖。设局高手，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来也’。”在ACT上练就的火眼金睛和铁齿铜牙一般人很难招架。在这张四通八达、枝蔓延展的网上，执著地以网为生的并不只是方舟子一人。中文互联网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人物，他的名字叫朱海军。这是一个完全生活在互联网上的人。他几乎不眠不休地泡网，如果他饿到完全受不了，他也会先发帖倾诉完饥饿感才下楼吃饭。他孜孜不倦地在网络上宣扬一些荒谬且惊人的言论，比如他宣称人类直立行走的驱动力来源于面对面性交，这一论断后来被戏称为“朱海力”。毫无意外地，方舟子跟朱海军展开了论战。很长一段时间里，方舟子的对手有的来头甚大，有的只是像朱海军这类孜孜不倦的吹牛者。他们通常既没有基本的科学知识素养，也没有严谨的姿态。常人也会去拍砖朱海军，但大部分时间是一笑而过，而方舟子却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驳得他体无完肤。然而当这位论敌猝死在电脑前面，消息传来，方舟子的第一个举动是发表了一份声明，他怀疑“死亡”事件纯属伪造，然后他说：“朱海军的突然去世，使他失去了反省、改正的机会……”在方舟子的“掐架”生涯中，有过无数次不讲情面的时刻，每一次都会在互联网上留下尖锐的撕裂声，但这个声明在当时无疑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一位名叫“铁皮鼓”的资深网友写了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里面表达了一类观点：“一个人的死，其实只是极私人的事情……人活着的时候怎么都行，跃马横枪，本来就是人生一大乐事，你骂他无知也罢，说他以穷骄人也好，他还有回击的可能。而一个人死了，情形却应该有所不同。”但是另一方面，方舟子对伪科学表现出来的决绝得到更多坚定的支持者。“中国大家都和和气气的，这样就没有动力了。最后大家都没有是非观了。”他以前生物系的同学，后来也到了美国的邹辉说。2002年，方舟子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做演讲，演讲正式开始之前，方舟子对台下的学生们说，“因为我们都是受过理工科训练的人，有更多共同的话语，不会像那些文史哲专业的人因为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而难以沟通。”许多人对方舟子深刻的印象就在这一时期建立。老网虫北京厨子在去美国工作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方舟子居然还在网上，而且打假还打出了成就，“从这个时候起，我对方舟子的看法，从原来的不屌，慢慢地有了一些尊敬。毕竟都是过来人，知道坚守，是个多么辛苦的差事。”当时的新语丝网站每天都蹲着大批记者，客观上媒体和方舟子之间形成了一种攻守同盟。没有人意识到其中隐藏着的巨大风险，当方舟子打某人的“假”，在很多媒体那里就预设了这位美国归来的铁面无私的博士就是对的。中科院的那次讲座之后，黄章晋写了一篇热情的文章，题为《一个纯净的斗士》，文中对方舟子进行了褒扬：“中国的进步不可能建立在一系列明显的变化上，它靠的是方舟子这样毫无顾忌的批评者的努力，从一点一滴的影响开始促其缓慢地发生变化。中国学术界的腐败，靠内部产生强烈的批判声音是不可能的，方舟子的专业和其在海外的独特身份，天然具备了这个最需要英雄的时候成为英雄的资格。”但是就像朱海军之死带来的撕裂，在方舟子归国打假高歌猛进之际，来自朋友的指控也越来越多，新语丝式的分裂一次又一次出现。陆续与方舟子绝裂的包括当初热情地把他介绍到国内科普圈的江晓原等人。方舟子与国内很多媒体闹翻也在这段时间。王洪波曾经是《中华读书报》“科技视野”栏目的编辑，是方舟子热情的支持者，最多的时候一期里面四个版有三个版在刊登方舟子的文章。后来方舟子批评钱理群新语文读本引起了一系列攻辩。在正反辩论文章登载几番之后，方舟子停止了与这个栏目的合作，理由很简单：他的一篇脱离事实辩论却措词激烈攻击性高涨的文章被拒绝发表。方式论战——“智障”、“无耻”、“造谣”和“欺诈”2009年，南方周末记者曾经与方舟子有过一次邮件往来。当时正值“反坝派”和“挺坝派”人士之间一场名誉权官司正在进行之时。其中“挺坝派”的水利专家在网上对另外一方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用语火爆直接，比如前者称后者是：“数理化打死也学不会，靠死记硬背考上文科大学的‘残废’。”此前的2005年怒江建坝之争几乎又是公共领域的一个撕裂事件。当时方舟子认为太多的伪环保分子和媒体主导了公共舆论，大批记者被他贴上“造谣”和“欺诈”的标签放到新语丝网站上示众。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方舟子与众多此前有过亲密合作的媒体决裂，无论是报道有事实问题，还是与他的意见相左，都极有可能被贴上“造谣”类标签。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干脆建立了“不良媒体”名单，这份名单越来越长，读者可以在名单中找到众多的著名媒体与媒体人。2009年的那次邮件采访中，方舟子对挺坝派的文风进行了辩护，他认为“智障”、“无知无耻”、“脑子不好使”、“活宝”这类用语在网络上极为常见，“经常阅读网文的人不应该会对此觉得惊讶”。方舟子的回信让人想起他早年在ACT上遭受的谩骂。方舟子的支持者通常都会持同样的观点。比如黄章晋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道德批判是种万能而可疑的武器。不能否认道德批判在今天的社会批判上仍有其积极意义，但把它用在对科学和经济学的批判上，逻辑上就变得荒谬而可笑……之所以对方舟子的批判更多地集中在其道德、性格上，因为从纯粹的技术手段上要完成对方舟子的批驳是令人绝望的。”很多时候，黄章晋的这种论断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轻易地偏信了打假案例中打假的那一方，而没有在技术上进行深究。2006年发生在四川大学的魏于全事件，就曾经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传媒圈中报道此事的大部分人基于方舟子以往的打假信誉站在了质疑的一边。这个案例至今被视为方舟子打假的成功案例悬挂在新语丝网站上，然而它引发的质疑是广泛的。美国的《自然》杂志以《示众》（Named and Shamed）为标题来叙述方舟子的这次打假，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科学有着被一把双刃剑切割的危险：一方面是猖獗的科学不端行为，另一方面是基于虚假指控的迫害。”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华裔科学家傅新元牵头的120位华人科学家一同替魏于全联署喊冤。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在一篇给方舟子提建议的文章中同样提出：“对于四川大学的魏于全，可能有人有微词。但他的Nature Medicine（《自然医学》）论文，是否有问题，就是很严肃的事情。”上个月，撰写《示众》的记者David Cyranoski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邮件中说：“如果这个事件被处理得好，它可能就只是一场学术争论。但现实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中国缺乏有效的调查手段；举报者宁愿在网上发起指控也不通过官方渠道；魏于全不愿公开数据；大学对此事的无所谓态度，这都导致现在这个结果的出现。”他说：“结局是不可能在学术范畴内解决这个问题。无法公开讨论就会存在一种威胁，人们会把指控学术不端作为打击竞争者的手段，就像197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那样。”David Cyranoski曾经找过饶毅，饶毅专门请了研究免疫的专家全文通读论文，而专家说从论文本身不能发现造假。“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匿名批他就不妥。有其他比较确凿证据的事情才可以。”饶毅在文章中说。在新语丝网站上至今依然可以找到关于这起打假事件的材料，方舟子翻译了《自然》杂志的文章，但标题变成了《中国流行指控学术造假，有人担心文革式迫害》。原文中有这么两句话：“网站上学术造假的指控让人联想到1970年代批斗政敌的大字报。”“在所有这三起案例中，一个有众多读者的中文网站新语丝对加强公众舆论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网站在揭露中国科学造假方面享有声誉。”但是在方舟子转载到新语丝的版本中，前一句消失了。David Cyranoski认为“很难指责事件中的任何一个人”，困难在于并无合理的公共制度解决问题。如果说在这一起事件中，方舟子的越界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在“孙海峰事件”中，“离人群最远”的另一个方舟子则完全放纵了自己和粉丝们的攻击。2011年4月，孙海峰发微博称“我下载几篇相关论文验证过，（方舟子之妻刘菊花论文）确有大量抄袭”。随后方舟子开始在网络上征集孙海峰的论文，宣布要打他的假，5月，方舟子宣布：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孙海峰2007年发表的论文《略论传统美学中的“自然”观念》与某学院方波、季红丽老师2004年发表的《由“自然”之道和“虚静”说看〈文心雕龙〉中的道家存在》论文大量雷同。事实却是方波、季红丽参考网络资料时没有注明，事后当事人在与孙海峰的电话中已经表示了歉意。类似这样的事件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公众基于信任把打假的公共权力让渡给方舟子，方舟子怎么能够用它去“镇压”反对者？他怎么可以先宣布要打某个人的假，然后再去找材料？他又怎么能像十几年前在ACT上掐架那样对可能出错的事实视而不见？封闭与分裂——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方玄昌在2004年报道揭露王振国时与方舟子结识，后来两人还共同经历了肖传国的袭击。作为一个资深的科学报道编辑，他认为方舟子在十几年间参与调查而揭露的案例，尚无明显的错案。相反，他对方舟子面临的很多指责感到不解：“方舟子健康的性格，显然与其在美国的求学经历、接受科学训练的过程有关。可惜，在中国这片极不健康的土壤、一个病态社会中，一个具有真正健康性格及心智的人，反而会被一些人看成是病人。方舟子如同一个身处精神病院的健康人。”按照方舟子身边朋友的说法，生活中方舟子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方玄昌说：“他生活简朴，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写作和看书上，平时花费很少，他也极不看重钱财。在我们受袭击之后，有一个南方来的支持者要捐助给他个人一百万，他当场拒绝。”另一位在场的见证者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这样的细节。但是，很明显的，人们如果希望“打假”的讨论有意义，应该把它视为一个公共功能的话题，而不仅仅是个人道德的评判。不论方舟子的攻击者还是支持者都经常把二者混同。罗永浩曾经是方忠实的支持者，几年前他还曾在报纸上公开支持过方舟子，两人惺惺相惜，一个称对方是“科学斗士”，另一个则恭维对方是“维权斗士”。但是在2012年的对掐中，罗永浩提出了一项严厉的指控：“由这样一个有人格缺陷的人负责打假，实际上是极为危险的。人们却以‘中国需要方舟子’为由来原谅他。”在曾经的粉丝北京厨子看来，方舟子好斗的性格已经把公众让渡的打假权力引向歧途，他有一个过于严厉的指控：“他亲自葬送了这份迄今为止只有他一个人从事的行业。这个世界上，不可以被收买的人少了一个，多了一个随时可能出手的无赖。这真是一个悲剧性的笑话。”在深圳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一位姓孙的网友，他在新浪微博上的名字叫“批判性思维启蒙”，他曾经给方舟子的基金捐过款，很长时间里他都是方舟子的铁杆支持者，但是如今方舟子在微博上展现的打假方式令他心生反感。“如果打的假都是错的，人家并不会相信他的判断，如果有的对有的错，结果恰恰更加可怕。”孙先生说。“可是很多人会有跟我一样的困惑：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些偏执的事不一样是很有价值吗？”南方周末记者问。“我们现在讨论的恰恰首先是他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故意构陷侮辱抹黑他人、煽动仇恨的人，不配打假的自我标榜。”黄章晋是罗永浩和方舟子共同的朋友，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永浩砸冰箱和方舟子打假，都是因为公共机构失效，人们投诉无门，只能自己挽起袖子来干。不同的仅仅是你有可能从理论到实践说服罗永浩，而在方舟子那里，如果你想维持朋友关系，最好是闭嘴。基甸是ACT时代的老网友，跟方舟子在宗教问题上有过争论。2010年他在新浪开了微博，看见方舟子打假唐骏、禹晋永、李一，经常说一些赞赏的话。后来方舟子在微博上发了一些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帖子，基甸又一次表示了反对，再后来他想留评论的时候，发现已经被拉黑了。“苦笑之余，我也试图理解他——想在他的地盘上留评论的人太多了，可以想象有很多可能是谩骂攻击、胡搅蛮缠的，他一定不胜其烦。我虽然不骂人、不纠缠，但理解他不愿意对话的心理。”“他经历过的攻击不是你我可以想像的，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也是一种心理保护。”黄章晋说。南方周末记者试图通过方舟子的朋友表达采访的意愿，方舟子的回应是：他们怎么写我已经无所谓了。发稿前南方周末记者又通过邮件、微博联系他，最终没有任何回应。“如果你聊的人足够多，你会看到对方舟子持两种对立看法的人都有，到最后，对立的两面很可能是贴合的。”作家李海鹏有一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也曾在微博上评论方舟子：“遇事该骂还骂他，不过等他死了，我要去他的葬礼送束花，表示敬意。”5月份的一天，南方周末记者在深圳大学采访孙海峰。当他讨论起和方舟子一年来的缠斗，就像是在讨论某一种不幸罹患的疾病。在微博上，孙海峰决定用方舟子的方法对方舟子发起反击。他给方舟子取了外号，经常在语言上羞辱对方，最近几天又在展示如何通过控制来歪曲信息。“为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呢？”那次南方周末记者问他。“扫厕所难免一身臭。”孙海峰答。1990年的时候，美国律师戈德温对公共讨论中盛行的给对手扣“纳粹”帽子厌烦透顶，他提出了一项法则：当一场对立的公共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一定会把对方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他觉得纳粹类的戾气已经形成了公共讨论文化的某种基因，他希望讨论的参与者能用力地想想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meme）的带菌传递者。互联网学者胡泳自年初“方韩之争”起就持续地关注网络上的辩论，他在一篇文章中向读者们介绍了“戈德温法则”，并类比地提出了在中国的“文革法则”。如今论坛上、微博上“挺方”和“反方”的攻讦已经触目惊心，从言语上的羞辱，“文革”手法的互相指摘，已经逐渐演变成现实世界中的约架和人身威胁，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一位拒绝接受正式采访的人士开玩笑地说：“现在你想打听人们对方舟子的看法，比在宴会上打听纽约人的政治立场还要难。在立场已经站好的人群里，这样的讨论通常不是弥合，而是分裂。”来源：南方周末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77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