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市政府不与民意沟通，不顾市民屡次和平上书，仍坚持上马日本王子造纸项目，导致市民万人上街抗议，冲突中扯下市长衬衣并冲进市府办公楼……为避免事态扩大，经上级领导同意启东宣布停建该项目。这在网上引起一片感动和致敬，有些特别喜欢感动的人甚至把这定义为“文明”，“看，都没出动装甲车、震爆弹，衬衣还被扒下来了，感动、进步”。还有人严厉谴责暴民，呼吁严惩。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卡梅伦正灰头土脸率九大内阁沿平民车道前往奥运开幕式，因为没事儿就喜欢上街的英国暴民强烈反对使用专用道。如首相强行上道，尾灯怕是都被撞掉。我觉得一些人把文明的定义搞错了。如果没出动装甲车、震爆弹就是文明，这文明就太低端了。那么富有受虐倾向，你兵工厂还是集中营长大的？我认为动不动就要感动，属于感动过频症也就是尿频症。大雨滂沱来个领导挽了裤脚假装捞人你要感动，连降三次油价你要感动，某次城管没打人你要感动，吃碗泡面你也要感动……可那不正是他们应该做的吗？纳税人交那么多钱养活机构，不过是一次购买服务的行为，有什么可以感动。问：你会为给自动售货机吐出一罐饮料感动？公民，有点出息好不好。文人，把逻辑理清楚才能写出更优质的文章。要知，那正是他们该做的。更多的是他们不该做的：他们不该某几个人就定下几百万人的利益，不该用60亿购买公车却用很少的钱淘污，不该花几个亿出国考察环保却不想核究项目地平民的安全隐患。要知道，附近地面出现了多少癌症村、血铅孩子，有谁看见过公开报道、下令严惩。这次他们惘顾民意强行上马，被上诉无门的群众情急扒了衬衣你就无与伦比感动，为什么你不为被拖走却没拿家里菜刀的民众感动？这叫选择性感动，这叫跪着的文明。等分清什么是官员该做的，什么是官员不该做的，你再来跟我谈感动和文明。再说一遍，政府机构跟自动售货机别无二致，跟我们有天然的购买契约，一部你总是塞了钱进去却不吐饮料出来售货机，你踢它两脚，会为它不还手没还嘴“操你妈”而感动？1990年的新年致辞里，哈维尔说：人民，把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这本是你的，你的，你的。连那件衬衣也是你出的钱帮他买的、买的、买的。懂了之后，你再来说感动。那么巨大一个项目被捂着盖子定下来，扒掉衬衣是要真相；无数次和平上书也不被理睬，某几个人关屋里一拍脑门就定下来，冲进办公楼也事出有因。多少利益链条深藏其间，多少孩子会深受牵连，你却来谴责暴民，问：有人冲进你家里放臭屁，你会不会抽他？再问：多少暴力式决策导致了市民行为的暴力？例子自己举。我不会为启东市长孙建华感动，不会向他没调动装甲车而致敬，我只认为他保持了原本就该保持的克制，这种克制，基于他上任说那句“为人民服务”时就顺带表达过的承诺，只是这份承诺被有些人刻意屏蔽，忘记，洗脑——可是今天我要提出来，他现在做的只是他本应做的，而之前几个月他做了不该做的，为不该做的付出该做的代价，多正常。不该做的是：未经民众普遍讨论程序就让王子造纸上马。我不知道这么大的项目在法理上是否需要人大通过，如需，他们通过了吗；如不需，那我就无话可说……我也劝民众要冷静，我从不鼓动民众上街，我特别反感让未成年人上街的号召，可这是意识到他们在强大的机器下伤不起，因为很快要立秋了……知否，前段时间那个很有名的所在已开始调查有谁向外界透露了信息，有没有谁承头参与了组织。我要告诉那些感动的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冷暖自知，如果孤立地看待文明，选择性忘记民众上街前的背景和云量投诉无门，就是自我洗脑阉割掉知识份子的良心和恻隐，就是在装外宾。外宾，你不知文明的信访办是没用的？外宾，你不知和平散步是不被批准，如批准地点也是在一百里外的郊区？外宾，你不知市长没还手不是因为心疼民众而是因为要开斯巴达会了？至于李开复以台湾领头人施明德下令民众不能冲进阿扁官邸以示不能以目的美化过程。我要说，在连成立个读书会都可能是非法的地方，你根本混淆了时空条件，红衫军有政治诉求，而启东没有，无人领头，没有策划，一切跟政治事件无关，他们不过是普通市民，因民意无处渲泄而出现涌动。 李开复先生在大陆多年，您是同胞，不是外宾。我有限度肯定市长不还手且还笑了，但一个写作者并不能说这是进步，因为写作者天职就是随时为公权力纠错。他不笑，难道你还习惯他倒竖双眉指挥武力追打？你盼望着如沐春风，可仍留恋肃杀秋风，在牌局的博弈，你到底拎不拎得清东南西北风。要说进步，也是从大连到石方到北京到启东的民众在进步，是民意觉醒倒逼了官员，让他们不至于在单行线上越走越远。且在荒谬的路标下，这一切也不确定。还有人问：难道那个姑娘跳上办公桌还拿水桶淋湿文件是对的吗？你这不是助长暴力吗？脑子里到底长的是蹄花还是脑花，我有说过她是对的吗？我要说，当一个成年人走上街头时就该想到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违法，该抓就抓，如她意识到违法还要做，我只能表示遗憾。顺便和其他网友一起夸下她身材不错。可是你不能只见暴力行为不见暴力决策，暴力式决策才导致了后来的一切，可有谁追究违章上马的项目，有谁追究官员的贪腐，在大恶与小恶之间，我必须首先追问大恶，因大恶孕育一切的小恶。为一件民众帮他购买的衬衣感动，向一次违反程序的项目停建致敬，得活得多么孙子脑子里得装多少孙子兵法才发生这种化学反应，你向不再走双黄线的官车致敬，你为把嫖宿幼女改为强奸而感动，你为某个官员公示财产而大呼文明……这不是应该的吗，而这些事，其实尚未发生，似乎也不会很快发生，我们做的一切，不过希望它迟早将发生。此时肯定有大尾巴狼出来说：不要过激，不能将军，就先拱卒。我明确地表示对这句话是个病句，拱卒当然对，但要是把卒往后面拱，那是违反下棋的规则。启东的事情，究其实质是各地方政府没钱了——开始大肆上马各种污染项目——大连、石方等地民众抗争——启东民众进一步的跟进且先拿出非常理性平和的宣传海报无果，才上街。跟政治无关，跟暴动无关，扒了衬衣不过是街头冲突一个附带产品。上次是扔了矿泉水瓶，这次是扒了衬衣，并非什么好事，可也犯不着说这是文革，文革是实现领袖意图，而这是表达民众诉求，一个自上而下，一个自下而上，把方向搞清楚好不。所以，我索要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让一切落到非得民众上街的地步？记得杨恒均先生介绍克林顿回忆录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克林顿有一天竞选演讲后去到另一个城市，途中经过一个小镇，见几十个人打着标语，不过几十个人，只是一个小镇，克林顿太累了，不准备停车，可是当他经过那群人时瞄了一眼，赶紧叫手下停车，他走下去……因为那些标语上写着：你给我们八分钟的倾听，我们给你八年任期。所以核心问题：不是扒了衬衣，而是大连、石方、启东，你们有没有给出这八分钟。如果你深爱这个国家，就知道没耐心给出八分钟，就得等八个小时、八年，这才是暴力管涌的原因。可此时一些人，没来由地唱起了“感动、进步”，多么纯真的一帮唱诗班孩子啊，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这个项目永久停建，本该是我们的，我们只是拿回来了，而且还付了代价。下一步，可有知识份子关心当地民众之后的命运，那个犯了错的女孩有没可能被过度判刑。你心，可安？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你所站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若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据我有限的了解，这是崔卫平老师说过的。非常美、非常好，但被一些人利用得很滥。因为现实是：我所站的地方，正到处上马化工项目，我刚想发光，就被一个巨大布袋蒙头罩上……我不为一件衬衣感动，我只为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我们与自动售货机的关系而感动。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2e4uq.html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在现实生活中就没了； 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就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结石婴儿，那些校车事故、动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那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为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监狱里的囚犯，以及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他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事件大多指向一个原因，那就是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也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这些年，我经常来香港，每次来我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重点是看那些时事政治观察家对大陆未来的预测和分析。在我看来，这些预测和分析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居民长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今天，也必然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这些人格中的第一种我称之为“麻木人格”。民众被剥夺了大多数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点也常认为是政府恩赐的，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底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很少人会去思考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是否合理。人要是被抢了，就饿了；被人打了，就忍着；自己的房屋被推倒，那就看着；老婆被捉去流产，那就哭着。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打酱油，闭着嘴做俯卧撑，连死都是闭着嘴死，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我们知道，如果你单独面对的是一个流氓，你惹不起还能躲。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对自己的麻木也往往是对他人的残忍和刻薄，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的同情心指数非常低。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十八位路人无一肯施予援手。其实这十八个人不仅只代表他们这十八个人，更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度不善良的群体。他们可以怒斥身边的乞丐，也可以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于自己的亲人的困难也极少给予同情。有人挨打他就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不幸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甚至在有人他要自杀的时候，这种人首先想到的是，“哦，他在炒作，他要出名”。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画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说“嘿，该是我的就是我的”，没争过来什么，他就扮演先知，说“早知没什么用，你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说“活该，让你折腾。”我们知道，大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写过一本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叫《1984》。在《1984》中，男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和女主角茱利亚曾经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草地上，等他们把该做的都做了之后，温斯顿对茱利亚说，“你跟男人的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茱莉亚说，“完全明白”，温斯顿接着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他妈的一切美德，我希望每个人都腐败透顶”，茱莉亚回答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我们可以把这个看做是中国大陆人格的晚期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人们会对一切美好的事物表示怀疑，甚至痛恨。他们会对一切的善意言行都不再相信，甚至表示极大地怀疑和仇恨。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就不再麻木，相反，变得极为愤怒， 而且还会极为暴戾，一点点小事都会引起他的万丈怒火，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而更为残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比他更弱小和不幸的群体。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作比方，我说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只能去打王胡，又打不过王胡，就只有去打小弟，小弟也打不过，就只能去打吴妈，连吴妈也打不过，就只能去打幼儿园的孩子。其实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的屠童案就是一个明证。我讲的第二种人格，可以称之为“事实接受障碍”，因为长期的蒙蔽，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人们不愿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驳。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腐败没有平等的年代。所以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馆，有各地的游客排着队络绎不绝地排着队去瞻仰膜拜他的遗体。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公共汽车、出租车、私家车中，有不少司机会把毛泽东的照片像神像一样挂在车前，祈求他的保佑与庇护。在两个月之前，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辩论的发起者是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的社长林治波，他认为在中国1959年到1962年的那场大饥荒压根就没发生过。而就是这个恶意的编造，这场辩论持续了大概半个多月，最保守的估计，有几万人参与了这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你可以很惊讶于其中的观点和分歧，有那么多人就认为大饥荒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只是一小撮坏人别有用心地编造；还有些人会认为饥荒确实发生过，但是是在极短的时间和极小的范围之内，绝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有人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有人会问，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见报纸和电视报道过，有人会问，既然中国曾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实行计划生育，另外有一些人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有人会实际证明，我的家乡虽然也很贫穷，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还被饿死的。这些质问的固然是很荒谬，但是最荒谬的还是最后一个问题，有人问，既然他们没饭吃，为什么还不吃肉。第三种人格可以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没有那么多时代，只有两个时代，就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终于皇帝，忠于朝廷，而现在的奴隶大多认为自己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但是很少提到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作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为被他们视为天敌。他们往往会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情都必须是跟爱国这两个字发生关系才有意义：他们学习是为了国家，他们工作是为了国家，他们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他们保护视力也是为了国家，甚至连衣食住行跟性爱也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常常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有许多人都随时准备捐躯。在最近发生的钓鱼岛事件或黄岩岛事件的领土争端中，你会发现有那么多人会说“如果要去死的话，我愿意去死”。其实事情还没那么严重，在正常的国家，民主自由和人权斗士不错的词，但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样的奴仆人格，如果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得乖张暴戾，成为所谓的“暴徒人格”。在这些暴徒看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任何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人，那就是耻辱，相反，如果一个中国男人找了一个外国女人而如果是外国妓女那就是最好，他们就认为这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只一次听这些爱国愤青们描述他们的理想，说“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满腔怒火全部发泄到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这些人会公开鼓吹战争，会经常叫囔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就“是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会要打你”。甚至有人会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送原子弹，然后运到日本引爆。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内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几个字“原子弹炸东京”，看看会出来多少结果，同上述的话语和表现中，你们很容易就听到残忍的意味。在本质意义上，现在的这群爱国愤青跟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是一个团体，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同样的盲目，也同样的愤怒，有着残忍的面孔和志向，而且极不稳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倾向都应该被视为危险的事物，但是在中国大陆，政府长期纵容和玩弄他们的愤怒，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有几个合法的反外游行大都以这群人为主体，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如果条件时机成熟，这团火焰足以摧毁一切。第四种我称之为“委屈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在这里，法律常常形同虚设，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界限。几乎每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言行。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其实不仅仅适用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以一家小店的惨淡经营当中，有许多部门和机构都会对它发生直接的作用，工商、税务、消防、治安、卫生防疫，任何一种权利都有可能让它关门，任何一次代办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的驱使之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利益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转移财产，甚至是拼命地挥霍，感觉像是我老家的一句谚语，“被大火烧掉的明天”。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本来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我们在这中国内地坐飞机，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在飞机上，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景象，飞机还没有停稳，立即就有人站起来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抓在手中。开车走在路上，只要前方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其他车辆不顾死活地挤到前面去。只要在排队，就总是有人走捷径，钻孔当，破坏规则。这种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之间很少会有彼此信任、彻底敞开心怀的情况，按常常的情况是，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是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在很多时候都是个神话，更多的情况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甚至是一人有难，谁都不管。以上种种人格其中有个人素质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性教育，党性教育以及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最重要的属性，人。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一直活到死都不明白。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 在几十年前，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这中间有无数的灾难，也有无数的痛苦，糟蹋了无数人的青春，甚至是毁了无数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还有无数人在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辩护，在给那些吃苦的人辩护，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小说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见到这样的景象，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与损害做辩护，找理由，甚至他们会为自己所受到的损害而欢呼和鼓掌。在大陆前几年流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讲得就是知青生活，这首歌曾经传唱一时，很多人都会唱。在中国大陆，“牺牲”也常常被作为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牺牲的本意其实并不那么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是在号召人们牺牲。公厕木桶的漏水了，怎么办？把自己它捞起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里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去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谬。我没有找最近的图片，这是一张过去的图片，现在是和平年代呀，你号召别人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未停止，它的遗毒也从未真正地肃清，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也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耳边，它就在我们身边。在这里，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学习。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三妈“文体，所以，诸位不如效仿，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最后一句话说出来。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代中国大陆政府几乎没有停止要求人们去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落马、东窗事发之前，都曾经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也就越厉害。其实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往往就是他的掠夺。一家公司，如果号召他的员工无私奉献，其潜台词就是，你多吃点苦，多干点活，我少给你一点钱；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号，召它的人民去无私奉献，其实无异于赤裸裸地公开掠夺。有人会问，难道一个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的是，一个社会固然需要那种甘于付出，见义勇为的行为， 但同时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限定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怎么奉献，无自由也不奉献。在报纸上、电视上，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有人住上了早就该住上的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就该领到的救济金、抚恤金，于是就眼含热泪说“感谢政府”。我们没有理由去批评说这些话的人，我们只应该去谴责那些坦然无愧去接受这些感谢的话的人。你的纳税人活得这样艰难，你的纳税人活得连饭都吃不上，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感谢？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的光荣的永不犯错的组织，他的权力应该是我们分给他的，他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就相当于我们的保安员或者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我们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师那样含着热泪感谢他们吗？那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我不是要歧视清洁工，但还是想说，如果有一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去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地去爱他，你就应该这么说，“我可以骂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应该这么说，“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马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 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饿，而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饿。我们知道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荷包里掏出来的，所以要时刻查他们的账。如果清洁工买一把扫把要花几万块，那就应该说他是贪污，如果清洁工，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用你的钱，那就应该说他是腐败，如果有清洁工， 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几万块一瓶的茅台，抽几百元的香烟，那其实我们每个纳税人都应该这样去想，换做是你会不会更好？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有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要依靠民间力量，而只有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什么也管不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事实上，是政府什么都不再管的功劳，或者说是他放弃管制的功劳。三十年代的历史证明，凡是放松管制的领域，都表现出勃勃的生机。比如说家电行业，放弃了对家电的管制之后，在几年之内，中国的家电行业就能跟世界其他品牌相抗衡，而且几乎还取得了优势。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多都一派死气沉沉。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的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剧这么难看？因为电视剧管制；为什么当代中国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文化审查。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当代中国的足球，尤其是男足这么臭？原因很简单，因为有一个足协。世界上的政府，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听取批评意见， 即使不情愿，也会强迫自己做出谦虚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只喜欢歌功颂德，甚至有时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也不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之下，负面新闻往往都会被屏蔽、遮掩。事实上，我觉得负面新闻本身就有问题，把那些坏事说出来，这本身就并不是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更加警惕更加小心，而不是争相效仿。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得更多。看三十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学到什么有用知识，而“小悦悦事件”，就可以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因为的。在这里，我要说，真正的爱国者，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困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与红火，也要爱国家的创伤和疤痕，要爱那些苦难的日子、悲惨的日子，以及苦难和悲惨的日子。刚才提到的乔治•奥威尔，还曾经参加过1938年的西班牙战争。他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早上，他端着枪，在自己的阵营里，从敌方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小便，奥威尔本来可以一枪将他射杀，但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放弃了。事后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你见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抠着扳机？”这就是奥威尔很有名的反问，这也是我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们负有职责， 但是还是能偶尔想起奥威尔这个反问，我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也会有所要求，但是还是请你珍惜，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正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良心、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嫉恨于你。你所做的不过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抱在自己的怀中。在江苏扬州监狱曾经有过一处真实的惨剧。有一个狱卒无辜地殴打某一个犯人，犯人们觉得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这位犯人却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他偷偷对这个狱卒说，你平时管理我，教育我，我都可以当你是在工作，我都可以当你是为了国家，但现在你无缘无故地打我，这就不是什么工作，而是你和我之间的私事，我现在不敢还手，但是你记住，总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大约两三年之后，这个犯人出狱了， 又过了几天，那个狱警的孩子，被吊死在这个监狱的门口。我也同样痛恨这样的暴戾，但是这样来说，每位体制中人，为体制工作的人，都应该在其中吸取教训。如果仇恨是一把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一个猛兽横行的世界， 即使你权倾一时，也不会拥有绝对的长久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被拦截的就是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些被拦截的上访者中， 不仅有贫民，也有官员，也有警察， 也有法官还有很高级的官员，有的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之始？”答曰：“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曰：如秋水长天。在我想来，所谓的“善之始“，就是指的有尺有格的现代公民；而慈悲和清凉，指的就是我们的慈悲和良知。常常有人会问，良心多少钱一斤？良知有什么用？我要说这些东西，真的没什么用，但它却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也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在很多时候都会显得不够精明。但越是狂热的年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尊严和体面。我们活在一个腾图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该如秋水长天，但长期放在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而且还是极为脆弱。在中国大陆，我们去邮寄易碎物品的时候，服务人员会在外面印一个红色的红杯子印记。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这样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他如此珍贵，却有如此脆弱，应该时时拂拭，勿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秋水般净。（本文根据慕容雪村在第23届香港书展上的讲座整理而成）
清晨时分，城始建成。却见一只白色的鹿口衔鲜花疾奔而来，将花放在新新的城墙上，四蹄奋展，化作一朵祥云升空而去……人们说，呀，是个吉兆，就叫这城为“鹿城”吧。多年过去，城而为郡、郡而为府、府而为州。又因四季温暖，就是温州。电台一直热烈说着温州的来历，这城自建以来光荣的大事，和叶适、谢灵运这些显赫名字。历久弥新的样子。忽然又放起这城的市歌，《会飞的家乡》。可并不见任何关于周年祭奠的消息，爱派也搜索不到。如此之近，那件事仿佛从未发生过。问及司机，他才突然想起：哦，真是7月23号了，一年前我还开车去到桥下面，好大的雷电……可他记忆的版本可能出了些问题，一会儿说死了两百人，一会儿说只有一百多人，也想不起救了小伊伊那个邵姓特警。我告诉他，官方数据是四十。他笑了笑，忽然就开始讲述这座城最近流行的两件事是：跑路、跳楼。前段时间有个城建局长从楼上跳下来，死了……就下起了大雨，跟遥远的北京一样。大雨是秘密的好兄弟。我们穿过一片老旧小巷时，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个叫“双屿”的名字对中国的重大意义。这个狭窄而拥挤的典型南方小镇，前店后厂，货如堆山，一张张勤奋的脸，并不关心有任何来客的到来。后来才知这是名鞋之都的基地，几乎所有温州制造的皮鞋皮具从双屿镇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巷区尽头，杂草丛生，抬头就见一条高架桥剑一般从巨大的隧洞里延伸而出：一年前，后面那列动车刚冲出下岙山隧洞，就惊讶地发现前面桥面还停着另一列车，司机做出一生中最后一次刹车动作……然后，雷雨之夜，无数人在恐惧中等待，有的获救，有的在剧痛中慢慢去到另一个时空的端口。我从未想过那件事发生在皮鞋基地的咫尺之遥，我无法把工坊的热烈和坟场的死寂古怪地联系在一起。我也没想到当站在那座伟岸的桥下，竟缺少了一部份想像中的哀恸。下岙依旧，大桥如新，一切就像用腻子抹过，跟祖国所有城乡结合部的景象别无二致。只是第168和第169桥墩中间两块补上的白水泥，像最诚实的史者刻下的疤，在提醒。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记忆，我们未知来历，不知去处，活着唯一的理由，只是记忆。可记忆居然那么难以触及。一眼望去，首辅发表承诺站过的那块空地，已被铺上坚实的水泥。那个掩埋过车头的曾长过一些莲花的泥塘，如今也被碎石填平。生命和莲花，一切都被压在地下，无声无息。一切未发生过。没有纪念碑，一根桩子也没有立起。德国为了纪念艾雪德列车出轨事故，立下一块断墙般的纪念碑，记着每个遇难者的名字，又种下一片樱花林。日本在高铁遇难之地的草坡，植下很大很大的一个汉字，“命”……可中国不喜欢立记住伤痛的碑，有过的碑只是为记住丰功伟绩的碑。那个被掩埋的火车头，后来被拖到温州货运站，在一堵围墙后面，由保安守着，不让轻易接近。因为生怕触碰到记忆。那些事无需再说。一年后的这天，云低雨细，未知魂安，很少的人聚集在桥下，很少的人中大部份不明身份，剩下的是记者。和小山一起在第168、169号桥墩下的那个小土堆献上一束白花，点了一支烟插在土里。因为固执地断定，即将进站那一刻，肯定有旅途里百无聊奈的人，正盼着抵达目的地后第一件事，饱饱地抽支烟。然后我们就必须被离开了，因为……一路大雨，也不断接到关于北京大雨的电话。其实，北京也不会在广渠门桥立下纪念碑。多好的一个方法，人们天天开车经过这里，开始还遥遥指一下，这里曾经有一个男子困在里面……再往后，新闻迭出不穷，人们渐渐地就淡忘了，人们只能去关心堵车，听着股市信息……在这个坐校车可能倾覆，搭渡船可能找不到尸体，购物会找不到商场出路地地方，太多类似的伤痛，人们只有用新的疤去弥补旧的疤，是最好的应激保护。可是很想说，一个国家强大在于敢不敢于去记忆。对于国家，记忆是一种实力，对于个人，记忆是一种权利。记忆是：1980年，温州颁发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1984年，温州由26个农民自愿入股创办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瓯海登山鞋厂；1992年，建设全国第一条股份制铁路金温铁路。温州是中国改革缩影，动车也是。一座会飞的城市，一列会飞的动车。所以，7.23动车事故选择温州作为终点，永远的终点，偶然中竟有一丝命运的诡异。那辆动车像一个饱含深意的动感符合，太快了，以至于没到达终点。这座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会飞的城，现在正在跑路和跳楼的轨迹中，艰难运行。我们被迫离开，可一直打听桥下的消息，晚上得知悲伤的消息：20：30分的祭奠活动，场面冷清，与之前想像的很不一样，遇难司机的家属因种种原因没有来到，之前说好的一个伤者亲戚，也不见踪迹。只有少量记者和志愿者坚持点燃了心形的蜡烛，旁边却站着不少的黑衣人。灯火忽明忽暗，一个志愿者拉开一个横幅，上写“723，奠，一周年纪念”。可人们一走，横幅就不见了。也许明年，场面会更冷清。这个强大的国家，没有纪念碑，没有名字，只有黑超特警删除记忆的那支闪光笔。雨还在下，最新的“韦森特”台风边缘刮了来，又离去。这个叫双屿的小镇，不为所动。它头顶那些呼啸而过的车，源源不断把各种名鞋皮具打火机发往世界各地。这个城、这个国正竭力证明，一切皆有可能，又试图让人相信，一切尽未发生。心死为忘，言己为记，中国且进且退，且忘且记，就是触不到的记忆，这个国家如此强大，可一场大雨就让最大的城被淹，一场雷电就可以让最快的车脱轨。忽然觉得，中国人能否活着，得靠运气。触不到的记忆——是为7.23一周年祭。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2e4sj.html) - 触不到的记忆_李承鹏_新浪博客
北京突降61年不遇特大暴雨时，我正在千里之外写一篇中央部委去年花60亿购买运行公车的文章。很遗憾，帝都如泽，却只见北京的私家车上街打救被困者，不见那60亿上演英雄事迹。就在新一轮打击微博造谣时，微博却开始救人，信息准确、有条不紊、专业分工。人们自发约定凡救助车打起双闪，整座城市闪耀的灯，是一颗颗跳动的心。这时候“素质论”是一种很扯的论，从汶川、玉树、动车直至昨天的61年不遇，对比前几年美国新奥尔良飓风事件的骚乱，中国民众的素质并不低。可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人总在灾难来临时才显示高素质？平时挤个公交都要恶语相向，排队买张春运的车票都要大打出手，这时却依稀有泰坦尼克沉没前的绅士风范。我的哥们去广渠门桥参加救援时，车一到，人们不约而同地喊“让女人和小孩先上车”。中国民众平时的素质是被某种力量压制低的。当一个国家只热衷购买公车而不是打造公交车，当铁道部只管大干快上而不做好公共服务，出于自保也必须素质低。可人性就在那里，人性就像夜明珠，平时平淡无奇像块石头，关键时刻却会显示光辉。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趴在水里疏通下水道的大爷，那些站在揭了井盖的排水沟前的环卫工人，那些拎着矿泉水和面包冲进雨夜寻找被困者的哥们，那些平时接个串线电话都要疑神疑鬼，此时却大胆在微博公开自己门牌号和手机号码提供吃住以及热水澡的市民……我并不想用“我们都是中国人”这种煽情观点，我更想说，这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在成长。就是，你参与社会自治和管理，会有强烈的存在感和安全感。这就是文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都是公民。我欣赏赵楚先生写的北京新市民精神，而我认为暴雨前后并不是两个北京，它一直是一个北京，只是因为有种力量人为制造人群的割裂。大约两年前，北京对外地人限购时爆发过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一场口水大战，北京人说“外地人滚出首都去”，外地人说“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真正的北京人在周口店”。渐渐地，大家明白在这个国家，没有钱，人人都是外地人，真正的本地人住在中南海。当现代文明透进窗棂，当整个城市变成一片海，外地人/本地人就是个很伪的概念。昨晚，我的哥们杨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开着他的悍马通宵帮人回家；昨晚，五岳散人提供场地接济被困者；昨晚，很多的本地人发微博呼吁关注那些住在地下室的北漂和外地来的上访者；昨天，一个叫李方洪的派出所所长为转移群众因公殉职……曾经的人群割裂，开始复合得那么合情合理，因为这是人性。可是割裂仍在，就在普通市民打开自家的房门，私家车主冒着发动机被淹的危险一个个搭救路人……政府管办的公交车却按时下班，高速收费站仍按部就班向救助的车辆收费，平时见个小贩就追得狼奔豕突的城管不见踪影。政府完全没意识到这时正是做秀的好时机，哪怕给被困者就近在快捷连锁店开个钟点房。他们想不到，就像当初想不到给这座城上粉补妆安戴美瞳之余，还得修好下水道。他们只知道开足正面宣传的水笼头，不知道民意是最重要的下水道……这几乎是个图腾，只有上善若水，没有从善如流，不是城市不足，而是成事不足，一根下水道就割裂了我和你。2008北京奥运刘欢唱的《我和你》，确实同一个世界，却不是同一个梦想。干部只会出国考察，不见上街视察，坐拥60亿的新车，却不见开出来搭救路人。最新听到的笑话，这座城市的管理者说从前天就开始组织十万大军进行预案防治了。十万大军防治，竟有十个逝去的生命，这表明我们按宏大叙事模式修建的城市有多脆弱。和以前一样，此事必沿着大爱无疆、歌功颂德、灾难让我们更有凝聚力的路子发展下去。如果我没猜错，又会出现“一场大雨冲刷出人间真情”这样的标题。我反感这样的标题，不是一场大雨冲刷出真情，而是一场大雨冲刷出真相，真相是：一个连下水道都修不好的城市，永远进入不了上行道，当整个国家都修不好下水道，就该知道民意为什么天天在内涝。好吧，就写到这里，现在去机场，飞南方。我不发一言，不置一文，只点一支纪念的烛。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2e4qh.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