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在新疆，特别喜欢看抓破鞋。因为相比于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搞破鞋的貌似长得好看些，也不像其他坏人被抓斗时尽说些很艰深的事情，破鞋说的通俗易懂。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河水从天山化解而下，清凉蜿蜒，两岸稀拉长着些胡杨，破鞋们就从电影院出发，脖子上挂着破鞋，成双成对沿着河岸被游行，边走边交待怎么搞上的破鞋、如何接头、如何亲嘴……剩下的就不许讲了，但仅仅这样，已让我觉得很是有趣。那时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奸夫淫妇，在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因为搞对象就该在屋子里搞，野外搞，当然就是搞破鞋。有个姓安的小伙总是被抓，因为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还要吹着萨克斯风。虽然当时在新疆，用萨克斯风进行汇报演出不算搞破鞋，可在野外对着女人吹萨克斯风就是十足的搞破鞋。跟其他人不一样，交待到最后，姓安的常被工宣队的要求来一段萨克斯风，他会面带微笑，吹上一段，很好听。让我从小就觉得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我只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给领导汇报演出时吹萨克斯风不算搞破鞋，搞对象时吹萨克斯风就算搞破鞋。这个问题，我听那个姓安的小伙也问过，工宣队大概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萨克斯风是外国乐器，要是吹锁呐问题就小些（注：当时还没上演红高梁），总之领导听什么都没问题，因为领导更有社会主义道德。前段时间，国家广电总局决定限制各卫视娱乐节目，我觉得“限娱”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只限制19：30-22：00的娱乐节目，不限制19：00-19：30的那档娱乐节目。那是一档看的人没当真、念的人没当真、写的人没当真、下命令的人更不当真，可大家集体假装很当真的样子且一当真就是几十年……的王牌娱乐节目。可现在的状况跟小时候很相像，工宣队与广电总局的逻辑也很一样：屋子里就是搞对象，野外就是搞破鞋；给领导汇报演出时吹萨克斯风不算搞破鞋，给对象吹萨克斯风就算搞破鞋……地面频道的不算娱乐，上了星就是娱乐，19：00-19：30不算娱乐，19：30-22：00就是低俗娱乐。所以我国的事情一点没变，表面看在限娱，实际上还是在抓破鞋。我常幻想，多年之后，天安门广场矗立起一座娱乐博物馆，盛况空前地记录着以下的抓破鞋：禁《流星花园》，限穿越剧，限网络音乐，限谍战剧，禁同性恋题材，声讨郭德纲，禁《蜗居》……这个国家太多的破鞋。我不解为什么要怕人民搞破鞋，其实让他们搞破鞋，就没精力搞破坏。竟听说八成群众纷纷支持限娱，表示“是该提升一下道德了”，哪天我一定要会会该名永远叫“八成”的群众，问他是不是“八戒”表亲。又听说文化部为避免暴力提升道德，决定推出“绿色游戏”，我好奇绿色游戏里的悟空是否不可拿金箍棒，只可拿祥云火炬……大家知道最近我国又很爱谈道德了，因为佛山两岁女孩被反复辗压十八路人却漠然置之，让长期在19：00-19：30里群HI的礼仪之邦很难堪。总得找出原因，却不能说是官德倒退让民德倒退，所以找来找去，终于在司机、路人、家长之外找到娱乐这个大破鞋。抓娱乐这大破鞋符合这里一惯的政治逻辑。早年的《海瑞罢官》掀起文革，前两年中国音协声讨过低俗音乐，有个老同志痛心疾首：我很担心自己的孙子孙女，他们现在十多岁，很容易灵魂就受到网络低俗音乐的污染，很担心等他们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时这些恶劣影响还在。可并没见有谁受低俗音乐污染，因为这么轻易就污染，它就不是音乐，是原子弹。把道德下降归罪于娱乐，这可太娱乐了；说娱乐败坏了道德，这本身就不道德。港台的娱乐就低俗，可没有七十码、地沟油和见死不救，人家买东西好好排队，保钓却也冲到最前头。至于领导说的高雅艺术以提升道德，我对这个可真是很怀疑。我还记得《辛德勒名单》有个情节：屠城的那个晚上，犹太人纷纷躲藏在楼梯间、墙体夹层。纳粹军就用听诊器去听墙体里有没有呼吸声。有个犹太人不小心碰到了钢琴，士兵们发疯般冲上楼去一通扫射，从而掀开了第二次屠杀的序幕。可在机关枪声、惨叫声中，长夜里忽然响起一阵悦耳的钢琴声，很优秀的琴声，流畅而激昂，有一种巴赫式的宗教宁静。两个士兵被琴声吸引，竟在门边讨论，一个说：是巴赫。另一个说：不，是莫扎特……我一直以为这是视死如归的犹太艺术家临终的演奏，可画面摇起，一个表情肃穆的纳粹军官，一个高雅艺术的爱好者。纳粹军队可谓二战时期音乐素养最高的一支军队，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曾强力在军队推行高雅艺术。希特勒本人是瓦格纳的粉丝，德国空军轰炸伦敦前大多要听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克拉麦杀人时甚至要听舒曼的梦幻曲……可见高雅艺术提升道德是个伪概念，艺术欣赏力跟杀不杀人并没关系。否则以后监狱里不安狱警，安装一水儿的高保真黑胶唱机，罪犯也不越狱了。大街上要碰到绑匪，直接播出《众神的黄昏》，一听感动得化了：哈里路亚，不能杀人了，去唱诗班吧。当然要提升道德，可不要用抓破鞋的方法去提升道德，也可以抓破鞋，可不要一边抓破鞋一边自己在搞最大一只破鞋。希特勒、戈培尔当初就用抓破鞋手段摒弃一切低俗艺术，甚至一度禁止电台播放爵士乐，因为爵士乐来自美国，这多么低俗。后来虽然允许在舞厅里演奏爵士乐，但已是只能用小提琴和大提琴演奏“洁本”了。想像一下，用小提琴和大提琴演奏的爵士乐，就跟中国小脚老太太跳芭蕾一样古怪了，可希特勒认为，这样的艺术改造才能让帝国的意志更统一、更强大、更能忘记痛苦。所以现在还呼吁“人民有低俗的权利”的朋友就很不上道了，此时我真切地政治敏感到这次祖国真是要推动限娱——道德——文化的一体化强国工程。表面上是在限娱乐，其实在抓破鞋，表面在提升道德，其实在统一思想，又不好意思给没头脑的刁民明说，绕了好大一个圈子，你看，我们很早就不方便谈政治了，后来也不好谈历史了，谈地理其实也是敏感瓷，现在连风月都开始不许谈了，所以只好谈谈道德。限娱乐是为了抓破鞋、抓破鞋为了促道德、促道德必然结果是，建成一个正确的文化体系……是该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时候了，像美国那么没道德的国家都能成文化大国，有道德的我们更是前程远大。虽然我们没有一个好大学，没有一部好电影，没有一个好作家，没有一个好博物馆，没有一档好电视节目，没有一个真实历史……但必须指出，我们有论语心得，有建党伟业，有孔子学院，有大爱无疆，有19：00-19：30，还有西门庆故居。虽然我们报刊杂志不太说真话，但印刷品数量是全球第一。虽然我们出版审查是严了一点，但实在不行，还可以出手抄本。虽然我们有个别无德贪官，但贪污几千万的十大品牌市长李启红“还是有很多好的品质，骨子里无比热爱党”。虽然我们的舆论监督遇到些问题，可监督舆论从来不是问题，你看前面我那篇文章，虽然只有一个标点符号，却能有三十多万点击率，这才叫传媒大国、文化强国，这才叫软实力，名副其实。最后一个故事，是文章写到这里时发现Richard Overy介绍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苏联视爵士乐为一种文化颠覆，跳爵士舞，也作为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是低俗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实在诱惑太大了，官方不得不让步，成立国营爵士乐团，但只允许演奏旋律柔和的舞厅曲目，或是改编自俄罗斯民歌的音乐。一九四五年以降，爵士乐因为冷战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更是罪加一等。到了一九四九年，苏联萨克斯风的生产与销售皆为非法”。让我们最后一次谈谈风月吧，原来老大哥早就抓获了一只叫萨克斯风的破鞋。一只叫萨克斯风的破鞋，一个叫李启红的道德，一档19：00-19：30的王牌娱乐，一个只剩下标点的文化。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2dvfq.html) - 一只叫萨克斯风的破鞋_李承鹏_新浪博客
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礼仪。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据说曲阜孔庙曾派专人赴韩国学习中国早已失传的“文庙祭礼乐”。要看民国时的中国，就去台湾。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在大陆却无法看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大陆的文化，只是一个“四不象”。 对于西方文明，中国大陆只是吸收了浅层次的、表面的物质文明，而不是精神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陆早已革了它的命，“弃之如敝屣”。这造就了一个结果：今天中国虽然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各种超级工程震惊外邦，而在精神上却日益走向病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人们的普遍感受。文革对中国传统的打击的确是毁灭性的。很多人都清楚的记得，文革时期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朋友告发朋友，邻居告发邻居，夫妻相互告发的悲惨情景。 60多年来，台湾与大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1949年，两岸分治。国学在大陆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变成需要破除的对象，继承了孔孟之道的人，也都变成应该被扫荡的“牛鬼蛇神”。台湾则刚好相反。国民党一败退到台湾，就开始清除日本殖民主义的影响，致力于全面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却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全力推动文化复兴。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台湾。 台湾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经典。1949年以来。台湾学校一直延续“国文”的称谓，使用沿用几千年的繁体字。在小学阶段，台湾学校注重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古文训练，以国文、历史和传统文化课程为主。在高中阶段，文科的必修课程有三种：《高中国文》、《国学概要》、《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前两种是语文基础知识，以及经史子集的基本介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则完全是“四书”内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已在2008年被中国大陆引进出版，更名为《国学基本教材》。2010年9月7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又通过了新的“国文科新课程”纲要，进一步加强了民族文化经典内容所占的比重：高中三年文言文所占比重由原来的40%、45%、50%提升至45%-65%，篇数酌定30篇，文章皆出自《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老子》、《诗经》、《春秋左氏传》、《礼记》等经典，另外增补“国学常识”为选修课。 台湾的经典文化也造就了一批学术巨匠。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人是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几乎都出自台湾。杜维明为徐复观、牟宗三的弟子，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余英时为迁居台湾的钱穆弟子；成中英和刘述先都毕业于台湾大学。台湾培养的国学巨子不止于此，还有：在大陆有广泛影响的方东美的弟子傅佩荣，在两岸推行“读经运动”的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著名老庄研究专家陈鼓应……。台湾的经典文化还孕育出了不少优秀的艺术作品。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可以在《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些细腻凄婉的曲词里感受到古代诗词之美。喜欢看电视剧的人可以在《新白娘子传奇》里发现古典夫妇情谊与宋代儒学、佛学精神的完美融合。喜欢舞蹈的人可以在林怀民那里领悟到民族舞蹈的现代魅力。 台湾保持着传统的伦理秩序。台湾的家庭关系很传统。台湾的媳妇是小媳妇，伺候孩子、洗衣做饭是分内的职责，要是婆婆不高兴、一瞪眼，媳妇还要赔不是；老人是台湾家庭里的爷，儿女如果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到台湾旅游的大陆人总会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台湾比中国更像礼仪之邦。首先，游客会被台湾的地名吸引。如台北市区从北往南排列着几条主干道，路名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出自“四书五经”的路名（“四维”出自《管子》：“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在宋代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代则指孙中山等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只有到了台湾，大陆游客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中华民族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在商店里买东西，服务人员为你提供了服务，不待你说声感谢，人家会主动说声谢谢。在公交站台排队等车，车上到站的人没有下完之前，绝不会有人上车。上了车，车上有深蓝色的“博爱座”，那是给老弱病残孕准备的，年轻人总是宁愿站着也不占用。在餐厅用餐，人们总是非常自觉地保持餐桌和周围的清洁，桌上和地面几乎看不到用餐后的残留物和纸屑。曾有大陆人这样回忆自己在台湾购物的经历：“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台湾人亲切善良，质朴，有礼貌。有的人会以为传统的道德不能适应民主制度。两者真的存在矛盾吗？有一位台湾作家曾讲到台湾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情节：电视机前，一对父子面对两位总统候选人为谁应当选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一到饭桌前，就“有酒食，先生馔”，立即恢复了传统的礼让孝悌。 台湾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应该归功于其传统教育。台湾道德教育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固有道德”。当年国民党为台湾各级学校立下了“礼、义、廉、耻”的共同校训，今天台湾的中小学教育更加重视修身养德。“小学开设《生活与伦理》课程，重点加强对小学生‘社交礼仪、生活起居、孝亲敬长、善友乐群、待人接物、爱国’等方面的教育。国民中学（初中）开设《国民与道德》课程，重点强化对初中生‘修己善群、立身处世、互助合作、济人利物、民族意识、民主法制、国家尊严’等方面的教育，意在‘弘扬中华优良文化’。高级中学则开设‘公民’课程，在‘学养、知能与价值观念、健全品格、弘扬优良文化、培养法制精神、建设和乐社会’等方面作为教育的重点”。可以说，“礼仪廉耻、温良恭俭让”已经成为台湾人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东西。 台湾继承了传统的宗教。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释道。佛教和道教也已经在大陆败落，可是在台湾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台湾寺庙特别多，香火鼎盛。与大陆相比，其一大特点就是进庙不需要买门票，这使寺庙真正发挥了承载民众信仰的功能。目前台湾信仰佛教的人口为550万，占台湾总人口的24%，掺杂佛教信仰的人口占全岛总人口的比例则高达80%。佛教在台湾主要有四大宗派：星云法师创立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创立的法鼓山、证严法师创立的慈济功德会、惟觉和尚创立的中台禅寺。台湾佛教的弘法手段非常现代化，他们不仅采用讲经、讲座、共修等传统的方式；还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书籍和音像制品。他们大多创办有自己的网站，甚至自己的电视台。目前台湾共有五家佛教界的电视台，如佛光山的佛光卫视，慈济的大爱电视台等。它们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传播佛法，或传播与佛教有关的内容，民众可以方便地听闻佛法。台湾很多佛教宗派都办有佛学院或研究所，目的是培养僧众、研习佛法或服务社会，如星云法师创办佛光大学、晓云法师创办华梵大学、中国佛教会办玄奘大学、星云法师创寿山佛学院、如学法师创办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证严法师则创办了慈济医学院。台湾很多佛教宗派都开办慈善事业。例如证严法师创办了“慈济基金会”。这是一个专门的慈善团体，自1966年创建以来，会员已达461万之多，从慈善、医疗、文化、教育四个方面为社会提供帮助。台湾也有很多人信仰道教。有的人每天早、晚都要到庙里去焚香参拜。台湾的道教小庙遍布乡村，大的城镇还有不少规模宏伟的道教宫观，例如台北市就有道教宫观七十五座，其中霞海城隍庙、指南宫、行天宫等规模较大，前来参拜的善男信女也非常多。台湾人的信仰体系是混杂的。很多道观里供奉的是三教神佛，还包括地方神。实际上，道观里供奉最多的就是妈祖和关公。 两岸同为炎黄子孙，对民族的忠诚却显示出天壤之别。民国给大陆留下了2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信守“仁义礼智信”的民族精英。经历了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之后，这批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消灭，从此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炎、黄二帝被中华民族奉为始祖，他们同样难逃厄运。文革期间，“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黄帝陵号称“天下第一陵”，亦被永久性的毁灭。1966年11月，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谭厚兰掘开曲阜孔子陵墓，孔子遗骸和遗物惨遭游街示众，并被焚毁。有资料统计说，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毁坏石碑千余块，捣毁文物六千余件，焚毁书籍十万余册，砍伐古代松柏五千余株，盗掘陵墓二千余座。到底是谁背弃了自己的父母之邦？ 不久前，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显然，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表示，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惨遭荼毒60年之后，终于有了一点恢复的迹象。大陆说，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么，大陆不应该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吗？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6772
自从《脱节的国度》不见了以后，一直都未写东西。因为我着实是一个写的不勤奋的人，每次写完，隔日不见，真的扫兴，而且国家部门繁多，就算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觉得没问题，所有配备了帕萨特以上公务车的部门也都可以一个电话把你文章删了。其中最仁慈的反而是某地方的公安部门，08年有一天我写了一篇文章，事隔一年多，他们删除了这篇文章。难怪大家都说公安出警慢。的确。删文章的地方太多了，就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了。从事了这个工作大概十三年，我发现文化工作者在地位上真是一个特别下三滥特别窝囊废的工种。这个工种所出产的作品由于受到诸多的限制，所以肯定没有那么奇特的经历更加精彩。我来说一些小故事。在中国的出版行业，其实是没有官方的审查的。大家都应该觉得很奇怪，因为这违背了常识。但是可以告诉大家，出版行业的确没有审查。这是因为中国每年要出几十万本书，实在审查不过来。而且我相信管那些读书人的同志大部分都不爱读书，所以图书审查其实一直由出版社独立完成。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是百花齐放了。当然不是。比较专业的说，这叫事后审查制。事后审查制其实要比事前审查制更加紧，杀伤力和副作用更大。这点用过事后避孕药的朋友肯定深有感触。只有拥有书号才能出版，只有出版社才能发书号，只有官方才能有出版社，所以从源头上，自由的出版其实是不可能的。而由于大量的国有出版社能力不济，很多民营文化公司开始运营图书出版。出版的方式就是合作出版或者从出版社那里购买一些书号。但这依然不能改变出版现状，因为出版社依然是终审方。而一本书如果不让出版，在以往理由是反革命，后来反革命这个词不太出现了，因为反革命既然是不好的，那岂不成了鼓励革命。而官方认为，革命工作已经完成，所以既不能反革命，也不能革命，群众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呆着。于是现在不能出版的理由就是格调不高。我第一本书《三重门》就是因为格调不高，迟迟不能出版。格调不高是致命的，因为文笔太差可以改，逻辑不清可以理，唯独格调不高让人头疼，你也不知道怎么能让自己的格调提高一点。你问他什么是格调，他也不知道。一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了，格调其实就是割掉的意思，格调不高就是割掉的不够高，你以为象征性的把脚底板的老茧磨磨平就能从事文化行业了么，你要割掉的够高。凡是保留腰以下部分的，从事文化行业明显还是会显得雄性气息太浓厚。我是一直饱受审查之苦的。但在格调稍微高了一点以后，我还是侥幸可以出版图书，并且因为图书的畅销，有的时候还稍微可以在小问题和出版方争取格调稍微降低一点。每次写作前，我都要进行一次自我审查。也许很多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的朋友会觉得我们这样做特别怂，不够MAN。比如当年《独唱团》出版前遇到很多的困难，一些朋友看不下去了，说你太娘们了，这要是我，不要书号了，直接拿到印刷厂去，印个几十万本，这就开卖了。我欣赏这位朋友的没有格调，但他们不知道印刷厂只有收到了出版社开具的委托印刷单以后才能开机印刷，否则你非但印不了一本，人家就报警了。其次就算你爹开了一个印刷厂，你印刷出了几十万本，你没有书号，没有一家书店和报刊亭是会进你的货的。连卖盗版的都不敢帮你卖。也许这位朋友会说，那我就放到网上去，在淘宝卖。那我告诉你，在淘宝销售图书，首先你得拥有资质，其次你不能随手拍一个封面就上架了，你必须输入书号，当系统把你输入的书号和书名对应起来，你才能上架。所以一直到今天，所有的文化人都在进行着痛苦的自我审查。那我们能否指望出版社突然格调降低呢，这当然也不可能，一旦出版社有格调降低的迹象，由于都是国有单位，官方再指派一个社长过去就是。而那些格调降低的同志就可以去妇联残联养养老。事后审查制最恐怖一环在于惩罚，就是我不管你，但你要是出版了什么幺蛾子，我罚死你。轻则撤职撤社，重则投进大牢，所以你看着办吧。至于我本人，虽然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自我审查和阉割，但有的时候难免也会出现阉割的形状不符合认证的情况。这个和每个出版社的紧张程度有关系。比如我最新的小说就被枪毙了，因为新小说里的主人公姓胡，虽然我才写了五千字，但是出版社认为这必然是有政治隐喻的。当我明白了要避讳的时候再改姓已经晚了。但避讳要记住勿忘前朝，我还有一篇小说中，因为出现了“江河湖海”四个字，被更直接的枪毙了。如果说之前我犯了错误的话，那这一个就是两倍的错误。连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明知道若不起，怎么连躲都没躲利索呢我不知道一个文化人提笔就哆嗦的国家怎么能建设成文化强国，一个因为要避讳常委所以在谷歌上搜索不到李白的国家怎么能建设成文化强国。我不知道该怎么一个文化体制改革法，反正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韩正老师别再升官了，要不然我就搜不到我了。
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眼看着身边一个个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被毛泽东或者打入冷宫，或者打倒，甚至迫害至死，不禁有唇亡齿寒之感。他不想步刘少奇、林彪等人的后尘被毛泽东打倒，因此费了极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节”，乃至在身患绝症、弥留人世之际还念念不忘。1975年6月16日，动了三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40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周恩来从来没有写出这样一份总结，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有利的。否则，即使以当今中国政治价值观念来判断，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持晚节”的所作所为也很难和他“人民好总理”的形像相一致。一直以来，周恩来就同文革派关系十分密切。1966年，毛泽东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文革中发迹，后来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从文革66年开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员。只不过他不是文革中间的新贵。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间的嫡系。中央文革碰头会谁主持呀？周恩来主持。所有这些决议都是他批准出来的。周恩来当然是文革派。”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大力推崇江青。例如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对同志“能热情认真地帮助”，对敌人“敢于把他们端出来”。他还在大会上两次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1969年中共九大时，周恩来亲自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来甚至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毛泽东挡了下来。周恩来对文革中的另一个风头人物林彪也不遗余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为此，周恩来曾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周恩来对林彪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全体大会上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他还公开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历史，把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基层军官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汪东兴在林彪家里面抄出很多周恩来送给林彪的，包括他们一起拍的好多照片、送给林彪的东西。陈光，就是邱会作的儿子，写的那个庐山会议讲到，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五大金刚，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中间和周恩来合作。这是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即便是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还一直想要保住林彪。他好几次让林彪做一个检查什么的。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则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支持，而且亲自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组，起草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在其它一些机构，包括在一些省级领导机构，周恩来则是有选择性地打‘走资派’，把自己的亲信保下来。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近万字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说法，证明毛泽东打倒老官员的行动有理。周恩来不惜以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反面教材，说‘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原因是‘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结果，周的讲话传出去之后，瞿秋白的坟墓立刻被砸毁，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破坏坟墓的高潮。”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大批官员的事迹常常被人称颂。这其中包含着周恩来待人温和，与人为善的一面。与当时江青等人相比较，周恩来应该算是一个好人。但是，周恩来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便会积极保护。比如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但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但在毛泽东转变态度之后，周恩来会及时转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杨成武讲话，反而落井下石。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周恩来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位首要人物的态度也能说明这一点。对于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毛泽东意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周恩来当然在路线上是比较同情刘少奇的。但是到了文革发动的时候，他选边站。他比刘更早地知道毛的意图。周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人。他后来选择站在毛这一边。”周恩来作为“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不惜和江青一道陷害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提到要“保持晚节”，吹捧江青。他写道：“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指江青)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江青随后在上边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国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歉意。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也承认，周恩来“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据说，邓小平在1980年3月20日也表示：“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但是被送往江西的邓小平却有着不同的命运。有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周恩来对邓小平有没有不满？”宋说：“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不满，文革初期是显而易见的了。周恩来发表了大量骂刘少奇的言论，大量骂邓小平的言论。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周恩来便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亲自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借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实际上，文革后期大批老官员被“解放”，最早也是因为毛泽东提议的。毛有一次问道：“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周恩来顺势“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高级官员。正如周恩来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说：“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绝对支持，周恩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来签字批准逮捕孙维世。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八年。周恩来还在1968年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周恩来在文革初期还曾经鼓励红卫兵的“打、砸、抢”。1966年8月，北京市红卫兵到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里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拿起菜刀反抗，结果当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警察逮捕了刘文秀。红卫兵准备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且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刘文秀。周恩来得知消息以后没有同意，而是下令法院在李文波死后还判处他死刑，而且判处根本没有动手的刘文秀死刑，把她枪毙了。周恩来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红卫兵，实际上是利用司法机构为红卫兵凶手脱罪，“合法地”滥杀无辜，后果是，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随即急剧增加。在1920年代国共第一次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曾经远远高于毛泽东。即使是中共所说的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是在周恩来的全力推荐下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而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是组长，毛泽东和王稼祥是组员，周仍然是毛的上司。但周恩来此后逐渐将毛泽东推到前边，自己则甘当副手。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才开始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共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命运的转折点，那么周恩来就是推动毛泽东命运转折的主要推手。毛泽东自己也曾经说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据说，1930年代初期，斯大林曾经有意让周恩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做一把手。杨尚昆曾经回忆说：“记得解放战争后期，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不能做一把手，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而周恩来眼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路线。他辅佐毛泽东几十年，没有说过毛泽东一个“不”字，也没有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说过一个“不”字。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叶剑英曾经和他进行过最后一次谈话。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退出。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人们无从得知。不过叶剑英后来曾经说，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周恩来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叶剑英说，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据《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记述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直到距离离开人世只有几天的1976年1月2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还让工作人员给他读毛泽东新发表的两首诗，而且脸上露出了最后一次微笑，轻轻地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到底是周恩来的内心感触，还是为了“保持晚节”而做的表演，无从得知。不过，以周恩来对毛泽东斗争哲学和斗争手段的深刻了解，如果上述表现是发自内心的，说明他对毛的愚忠到了何种程度。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24936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