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份机舱座位都被空闲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几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而有60余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成长……”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所以在1948年底蒋蒋介石“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实施时，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几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而有60余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他们要“等待光明”，“迎接新的社会”。但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只摘录部份留在大陆知识份子的结局。——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蓋，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解放”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在一次批判大会上， 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19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王荣璸，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1975年9月15日，漫画大师丰子恺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蒐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韩国，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1952年回国，1955年支援大西北。19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19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相信任何承诺和宣传，任何人都可能因此丢掉性命。这些留在大陆的杰出知识份子的悲惨命运，就是明证。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149266.html
2005年6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在旧金山的共和俱乐部发表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谢谢，谢谢大家。回家的感觉真好。罗斯（Rose），谢谢你热忱的介绍。谢谢你邀请我来到这里同湾区的众多朋友和同事们交流。我并且要感谢俱乐部的主席，我的好朋友葛洛丽雅·达菲（Gloria Duffy），葛洛丽雅致力于国际事务几近二十年。葛洛丽雅，谢谢你对共和俱乐部（Commonwealth Club）的卓越领导。重回加州的感觉实在美妙。加州让我魂牵梦萦的不仅是气候、美酒和佳肴，更在于她的风土和人民。来到旧金山我感到特别高兴，这座城市令我回想起自己在斯坦福的学院生活。（赖斯1993年至1999年曾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译者注。）旧金山还是国际政治史上的一座重要城市。60年前，世界各国在这里缔结了联合国宪章，人类历史的全新纪元由此展开。20年前，在旧金山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又帮助终结了那个旧时代。当时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z）也是在共和俱乐部提出了瓦解苏联的战略，这就是后来里根主义的雏形。里根主义简单而卓有成效。舒尔茨国务卿说，民主浪潮正席卷全球，美利坚将不遗余力地保障并推进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此后仅四年，柏林墙坍塌了，黎明的曙光乍现。苏联的崩溃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对一些人来讲，这意味着俄罗斯和东欧获得了解放；但另一方面，脆弱而稳定的国际关系由此结束。先是巴尔干的种族清洗，随后是中非的战乱和屠戮，接着邪恶的宗教狂热分子在阿富汗攫取了政权并展开血腥的屠戮。紧跟着是发生在那个温暖九月早上的袭击事件。整个世界都蒙上了恐怖阴影。也是在这一天，美利坚意识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同世界其它区域的民主成败息息相关。如诸位所见，当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都源于国家内部而非来自国际争端。为应对这史无前例的挑战，布什总统为合众国设定了新的前行的方向。总统说，“世界的和平取决于世界自由事业的进展程度”。行政当局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措施，这些工作燃点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罗纳德·里根年代就伴随我们的高贵理想。我们的政策既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又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我们认为，民主和自由是妥善解决多元社会争端、使人们和平相处而免予战争和压迫的唯一途径。当前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创造合适的外部环境以鼓励培育各国内部的民主改革。（掌声）女士们、先生们，为世界自由事业开辟前进的道路，美利坚义不容辞。我们正在走向成功，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紫色革命、郁金香革命、雪松革命，众多富有活力的民主改革纷呈乍现，在促进世界民主进程上我们所获的成就让世人惊赞。（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紫色革命、郁金香革命和雪松革命分指格鲁吉亚、乌克兰、伊拉克、吉尔吉斯、黎巴嫩发生的民主化政权更迭。译者注。）现在构建民主的巴勒斯坦国也……（听众席上的抗议声打断了讲话）停止屠杀！制止自杀！美军撤出伊拉克！（赖斯继续演讲）先生们、女士们，人们能够表述自己的想法，这是件好事情。巴格达人民现在也享有这种权利。（掌声）是的，女士们，先生们，不仅是在巴格达（Baghdad）、在喀布尔（Kabul），马上在贝鲁特（Beirut），人们都能够自由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巴格达、喀布尔、贝鲁特分别为伊拉克、阿富汗和黎巴嫩的首府。译者注）民主真是一项美妙的制度。（掌声）毫无疑问，战后的阿富汗、暴力充斥的伊拉克以及其它一些新生的民主国家现在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但今天下午，我将主要讲述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这三个重要区域推进民主事业的状况。在拉美民主化方面，合众国奉行的是以经济诱导促进政治改革的策略。从长远而言，拉丁美洲民主转型的成功取决于这一区域对新思想和新移民，尤其是对新贸易的开放接纳程度。自由贸易将使所有人受益。行政当局目前的一项优先任务就是敦促国会核准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掌声）数十年来，我们的拉美政策摇摆不定。但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会彻底改写这一态势。协定将激发民主、加强安全并提升各国的繁荣程度。借助这一协定，我们并能够明白表述自己对那些珍视自由原则的拉美国家的支持。目前，中美洲人民正在走出历史的迷乱并努力构建繁荣的未来。他们信奉民主原则和市场机制。我们应采用更有效的经济诱因去激发他们进行更深入的政治改革。为吸引贸易和投资，民主国家将协力创造繁荣的政治环境、透明负责的政府以及完善的法制。民主改革将消除贫困并促进人民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与此同时，自由贸易则提供人们多样化的生活选择机会。当公民们的自由企业精神被唤醒，自由贸易将成为创造财富和推进社会进步的源泉。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也将使合众国受益。我们将在不断拓展的全球经济中更具竞争力。尤其重要的是，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也将促进中美洲地区的稳定，我们将获得更加安全、自由和健康的外部环境。为促进各国的民主进程，我们设立了世纪挑战账户 (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MCA)。相对于数十年来，我们见效甚微的数十亿美元的无偿付出，世纪挑战帐户是一项革命性的措施。该账户将向那些公正治国、投资于民生并提倡经济自由的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赠款。洪都拉斯（Honduras）和尼加拉瓜（Nicaragua）已符合账户援助条件，目前我们正致力达成付款协议。世纪挑战帐户还被用于提升非洲的自由程度。如同拉美一样，非洲的内部改革同样需要外部世界的鼓励。目前共有八个非洲国家达到世纪挑战帐户的赠款条件。上月，我们特别从帐户内拨付了1亿1千万美元给马达加斯加以鼓励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和平、繁荣、民主的新非洲为美国所乐见。过去四年，我们将官方的对非洲援助款项提升到原先的三倍。即便如此，我们也意识到这些援助仍是有限的。正如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Museveni）所言，“援助本身并不能促进社会变革。只有国际贸易能够培育经济增长并最终促成转型”。布什总统赞赏这番言论并试图通过非洲成长和机会法（The African 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来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成长。根据该法，那些致力于民主化建设和市场改革的非洲国家将获得优惠的贸易地位。我们看到，开放的环境不仅为非洲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了这些国家构建公民社会的进程。目前有37个国家被纳入非洲成长和机会法的援助范围。去年美国从上述国家的贸易进口额达到260亿美元，较上一年度有90%的提升。（掌声）更多的就业、更大的稳定和更迅捷的增长对非洲民众意义重大。不仅如此，非洲成长和机会法传递着一个明白无误的讯息：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走向成功的关键。如同在非洲和拉美一样，美利坚也致力于在亚洲推进民主。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就承担起职责，捍卫这一区域的自由、安全并保障其发展。当世界注目于冷战时代的重大变迁时，亚洲地区的数十亿人民也在我们的帮助下不屈不挠地、坚定地构建着自己国家的民主未来。有人将当今的亚洲同20世纪初黯淡的欧洲作比。他们认为，如同当年的欧洲一样，亚洲也正处于经济和政治转型期。他们认为，亚洲的转型不会促进和平，相反，这一进程会点燃历史的积怨并刺激民族主义情绪。我不赞同这种悲观的看法。我认为，欧洲的过去并不能预言亚洲的未来。相反，真正决定亚洲未来的只有两个字：开放。上世纪初欧洲的动荡从某些角度而言源于专制的传统，诸如德国皇帝、俄国沙皇、哈布斯堡家族和奥斯曼帝国等，是这些封闭政权构建了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然而在今天的亚洲，民主已成为普遍的现实。当然中国是一个极大的例外。但我们相信——我们坚信——中国不会永远成为例外。当中国的经济持续走向开放时，它的领导人环顾四周就可以得出确定的结论：政治开放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的崛起或将改变亚洲的未来，但亚洲的民主进程同时也塑造着中国的发展。我们有理由乐观。女士们、先生们，民主原则不能由外部世界强加，美利坚确信这点。事实上，我们反对民主输出，因为我们了解，民主不同于专制，不需要强加于人。（掌声）走遍世界各地，无论你所处如何偏远，但只要你试着问人们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希望畅所欲言地表述自己的心声、你是否想要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你是否期望自主地教育自己的孩子，你是否想免于在夜晚被秘密警察拘捕的恐惧”——人们的答案都是明白无误的。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成群结队的阿富汗人民涌向投票站，尽管他们脚下是泥泞的17世纪的道路。我们也亲见伊拉克民众不顾恐怖分子“投票者死”的威胁去行使自己神圣的选举权利。先生们、女士们。民主——一种对自由的信仰、对自由的渴望——如同呼吸一样是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掌声）民主之路充满艰辛曲折，但世上又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的呢？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我们自由国家的伟大创始者曾说过，人人生而自由，这是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杰斐逊本人却是位蓄奴主义者，这显然同他对于自由的信仰相悖。尽管如此，美利坚的缔造者们确实构建了一系列良好的机制来保障自由。200年来，借助于这些机制，我们历经风雨，并向建设一个更完善联邦的道路上迈进。（掌声）如果拥有选择的权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会拒绝独裁，选择民主。诚然，民主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民主制度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民主确是尊重人性和自由的机制。而自由则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合众国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确认了这一理念。200年来，我们一直秉承着该信念前行。60年前在旧金山，我们协助起草了联合国宪章，为现代自由事业打下了基石。20年前，国务卿舒尔茨宣布美利坚将会帮助世上所有寻求自由的人们。今天，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人类自由的不懈追求将引导美利坚进入新的世纪。捍卫自由，这不仅是我们国家引以为豪的理念，更是时代的召唤。执着于我们的理想，我们终将获得成功。谢谢大家。（掌声）
对一个挑剔的IBer来说，随便喝口水都可能会命丧黄泉。如果智子想除掉Sheldon，只须让他喝两口天朝的自来水并告之产地，就足以令他恐慌而死。本文并不打算研究我国的自来水质，因为全身上下流淌着蓝血的IBer是绝不喝自来水的，甭管它煮沸了没有。既然要IB，本文也不打算讨论任何国产水品牌，因为我们坚信唯有进口水，才可以浇灌出动人心魄的B气。让我们来追忆一下二十年前那批IBer。当旁人还在大堂里喝速溶咖啡时，他们就已经优雅地点依云和沛绿雅（后来改叫巴黎水）了，然后在目瞪口呆的服务生面前表达莫大的委屈：你们怎么可以连Evian和Perrier都没有？今日IBer再想玩这招就是自取其辱。因为在某些酒店的行政酒廊与客房里，麦当娜最爱的挪威产VOSS已成标准配置。有些挪威朋友表示他们来到天朝才第一次喝VOSS（人家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而在广州最顶级的酒楼空中一号里，IBer们早已吃上用这种一瓶100来块的水熬的燕窝了。对IBer来说，品水是和品酒一样高贵的嗜好。能够说道出不同水的口感与风格，才配得起一个高级IBer的格调。古时茶圣只知用“甘腴清冷，具备诸美”来赞美天下第一的谷帘泉，今日的IBer需要更直白的消费指引：“钙使水有甜味，镁使水具有一定的硬度及金属感，钠则给人清冽的口感。S.Pellegrino带有独特的小气泡和淡淡的矿物芬芳，Acqua Panna口感适中，清爽绵软、持久且不带苦味，冰镇后的VOSS口感清纯。”到了最讲究的餐厅，无论喝不喝酒，至少都得来一瓶有B格的水吧。磨刀霍霍的服务生为你精心准备了一份佐餐指南：“S.Pellegrino最适合搭配红酒；托斯卡纳的Acqua Panna更适合橡木桶白酒陈酿；如果你想调酒，建议试试捷克的Mattoni，它还有个Pininfarina设计的瓶子喔；如果你是意大利菜拥趸，必须尝尝Ferrarelle天然苏打水；随便？那就来一瓶奥巴马总统最钟爱的Fiji……”学会与酒菜搭配，只是中级IBer喝水的必修课。要想进一步成为高级Iber，还需向那些热爱中医的生活家学习。他们会建议想瘦身纤体的女性每天喝法国Contrex（矿翠，国内叫康婷）或捷克Aquila，因为相信这两种水可以护肾。他们还会建议孕妇喝Fromin萨奇玛利亚水，至于小宝宝喝的奶粉，必须用天使水冲泡才合格。这些高B格的舶来水，通常都配有一只由大师精心捉刀获奖连连的瓶子，比如Pininfarina为Mattoni，又如Rose Lovegrove为Ty Nant，Evian每年推出的限量版也是设计界的盛事。然而专家也指出，瓶装水很容易被污染。早在2007年三季度，通过上海、深圳口岸入关的某名牌矿泉水就有13批次被检测出菌落总数超标。但对一个挑剔的IBer来说，勇于为格调献身，不是更值得夸耀的光荣么。http://huazong.blog.caixin.com/archives/31683
“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内容是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也就是反对中国古代文化、西方文化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文化。目的是清除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割断中国人和传统文化的联系，把“炎黄子孙”变成“马列儿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专政，就得先搞“革命”排除异已；“文化领域的专政”也不例外。1966年5月16日，他发出了“文化革命”的通知，由于“封、资、修”有些深奥、不利于推广，1966年8月下达《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旧”替代了“封、资、修”，明确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四旧是文革的重要目标。按照部署，从1966年6月开始，全国所有的大学和中学停课搞“文化革命”，让学生们外出串联，可以白住白吃白坐车。年轻人阅历少、胆子大，最容易被欺骗而作恶行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以串联学生为主的红卫兵，鼓励他们武斗。当天，红卫兵把北京一零一中学教师陈宝坤围殴至死。从第二天开始，红卫兵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8月22日，中央人民电台播报了红卫兵在北京的“伟大功勋”。次日，人民日报对此发表了社论《好得很！》，全国各大均以头版头条报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 8月31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又分七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用“个人崇拜”迷惑、鼓动学生投身文革。随即红卫兵成为文革先锋，文革之风迅速刮遍全国。随着不断开会、下达鼓动文革的文件，越来越多的民众被带动，参与了这场运动。青年们头脑发热，以为“世界是他们的”，在文革中铸成大错。毛泽东达到目地后，1968年底，就把他们扔到山沟里“上山下乡”，连死活都没人管了。“文化革命”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成为中华文化旷古未闻之浩劫，对文化的摧毁在人类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佛教、道教和儒教是存在于中华大地的传统文化，而藏传佛教和回教则在边疆地区流传甚广。中国人的很多道德观念和做人的准则都来源于这些文化，比如来自佛家的善恶有报、儒家的尊老爱幼等都深入民心。文革中对传统信仰的破除，导致人们无从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了。现在如果有人信神，在中国多半会被视为异类。毛泽东一掌权，就开始在全国拆庙庵、赶僧尼。如浙江建德县，“1949年有寺55座，庵51座。……建国初期，寺庵大部份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继还俗。”1966年的“文化革命”，给尚存的佛道胜地带来了灭顶之灾。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千尊琉璃浮雕佛像，使之部份损毁；但红卫兵的作为更甚于八国联军：万寿山顶幸存未毁而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位于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相传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在“破四旧”中，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砸了辽代的泥塑十八罗汉和稀世之宝玉马，焚烧了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1966年9月，山西大学的学生到五台山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走后，当地党组织将289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湖南衡山县长得知红卫兵要去南岳衡山“破四旧”，抢先赶到并跪在山下，哀求青年们不要破坏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迹，但没人听他的。衡山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的雕塑品，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尊恰在部队施工范围内，被苫布遮盖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毁，那位县长被活活气死；唐代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前，曾嘱咐浙江湖州一个寺院主持铸一尊铁观音，宋天圣三年，铁观音铸成，900多年来它不蚀、不锈、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验出它含有钛、锰、铬等元素，堪称不锈钢，而建造时间远在西方不锈钢诞生之前。红卫兵用铁锤敲、石块砸、大火烧、钢锯锯这尊铁观音，都未成功。后来“批孔”时，一个青年发现铁观音的双手是另铸成后装上去的，将双手搞下送到废品收购站，换了几块钱。宋朝末年，蒙古人打到四川，宋人在合川县嘉陵江、涪江、渠江会合处建了钓鱼城，作为全川防御中心。钓鱼城千佛岩上两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文革中全部被毁。高近七十米的四川乐山大佛，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后乌尤寺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红卫兵一一去砸，堪称雕塑精品的五百罗汉全变成了无头佛。四川甚邡县建于唐代的龙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来古柏参天。1951年，古柏悉数被砍去做枕木。及至“破四旧”，“寺内神像全被捣毁，门前大狮子被掀入溪涧中，所藏经书全部收缴，殿内器具无存，寺宅为之一空。”甚邡县慧剑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文革中这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北魏时期修建的天台寺，位于山西代县远离县城的山沟里。“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珍贵的塑像和壁画一扫而空。山西绛县华山脚下，建于唐代的太阴寺内的壁画，“其绘画艺术之高超可与永乐宫壁画相媲美，可惜毁于十年内乱。”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有唐宣宗御题寺额“密印禅寺”。1934年重修时以“鎏金佛像砖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块嵌诸四壁。”“破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湖北新洲县建于唐朝初年占地百亩的报恩寺被毁。陕西省镇巴县建于宋代的篙坪寺，经历代屡次修建，保存至今，毁于1966年。惟寺内的大钟重达六吨，红卫兵欲破不成，方得幸存，是中国现有最大的古钟之一。位于陕西干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园前六十一尊双手合十的石像的头颅均被敲坏。山东济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面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坏。福建省南平市的明翠阁始建于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东南亚各国，一边募缘，一边博览各国寺庙建筑，归来后将该阁修得独具一格。时隔仅二十年，这座名阁就被毁殆尽了。后在八十年代重修。福建德化县的千年古刹灵鹫岩寺，十六世纪重修后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旧”中被毁，八十年代海外华人捐款重修。哈尔滨市最大的佛寺极乐寺，全部铜制、木制、泥塑佛像，还有汉白玉石狮子和古文物铁鼎，通通被毁。“红卫兵捣毁塔身罗汉浮雕八尊，塔内壁画二十四幅，佛像七尊。”哈尔滨尼古拉大教堂的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部毁之一旦。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并着《道德经》的楼观台。楼观台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和道观。文革中楼观台等古迹被毁坏，道士们全都被迫离开。山东崂山是道家圣地。崂山上的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中“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孔子传授的“仁、义、礼、智、信”，被中国历代明君所推崇。提出“均田地”等主张的清朝“农民起义家”洪秀全见到孔子牌位就砸，毛泽东坐了天下，文革前孔庙已属被破之列。江西崇义县孔庙由明代儒学家王阳明倡导修建，占地长40丈、宽29丈。后人在庙东侧修建了王文成公祠。因王阳明平定过福建、江西的农民暴乱，被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认为是“反动派”，孔庙和王文成公祠在1964年就被平毁。及至文革，1966年11月12日，“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随后，北京学生谭厚兰带领红卫兵们捣毁了孔子家乡山东曲阜占地327亩的孔庙、24亩的孔府和300余亩的孔林（孔氏墓园），将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球一般地踢来踢去，对孔子后人曝尸批判。他们在孔庙、孔府和孔林“共毁坏文物6千余件，烧毁古书2700百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安徽霍邱县孔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像、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艺术品。房饰、浮雕在文革中统统被砸毁。吉林市孔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文革后历时5年方修复。藏传佛教和回教都是对神的信仰，“文化专政”是容不下的。1958年，就捕杀了青海“为民族、保宗教”的藏民，“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扫光”，两万多藏民冤死狱中，约占当时全国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1959年，又在各藏区大肆拆寺院、斗喇嘛、毁佛像、烧经书。文革期间，“文化专政”对西藏的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1966年8月，“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六十八万部（件）……”。8月下旬，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中央民族学院召开万人大会斗班禅，会中强迫他吃屎。西藏觉拉寺有藏王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如今松赞干布成了“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儿，是“牛鬼蛇神”。于是那对有1200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新疆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上千佛洞内的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20世纪初俄、英、德国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珍藏在博物馆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存心让壁画成为废物：将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用黄泥水把壁画涂死。1966年8月，宁夏自治区奉命大拆清真寺，海原县仅4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67座、庙宇17座。回族不吃猪肉的传统被指为“四旧”，为了迫使回民养成吃猪肉的习惯，青海省命令回民和清真寺养猪，还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清真寺也有交购指标。“文化专政”还大肆毁坏中华文明古迹。湖南武冈县有个9百年前砖砌的斜塔，该塔七级呈八面角锥状，各级檐下均画有精细的飞禽走兽、亭台楼阁、树木花草，不仅比意大利比萨斜塔更古老，塔身倾斜度也大于比萨斜塔。文革中被一百公斤烈性炸药轰倒了。被《县志》形容为“高耸插天”的江西崇义县文峰塔被拆毁。山东莱阳县高约25米的文笔峰塔被拆除。安徽褒禅山上的大小二塔被炸毁。河南省延津县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庄严。殿阁式屋顶，脊上蹲兽造型生动。梁柱板壁，浮雕花纹通体皆画，或为飞天仙女、诵经立僧、演奏乐伎，或为闹梅喜鹊、报晓晨鸡、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称为花牌坊。这个被公认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的牌坊，1966年“毁于红卫兵之手。”上海宝山县城内，宋抗金大将韩世忠驻节之参将署门前的“江南重镇坊”，在“破四旧”声中被拆除。浙江省临海县的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毁。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们，把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亭台楼阁上的人物画全部用白漆覆盖。“文化专政”使得全国的狮子都遭了殃。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这里的关帝庙修葺保存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母狮身上还有五只幼狮，是一件艺术珍品。“破四旧”中，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被砸成了碎石块，扔进了臭水坑。大连星海公园一对汉白玉狮子被砸得腿断身残。沈阳辽宁省博物馆门前的一对彩陶狮子被砸烂。湖南宁乡县乡间，桥头多有石狮子为饰物；那些石狮子在“破四旧”中绝大部份被毁。江西安远县宗祠，门前多立石狮，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狮，门楼镶嵌石雕门额，都被红卫兵肆意毁坏。马克思的传人不是“龙的传人”，因此龙成了“四旧”。河南安阳县明代的九龙壁被砸成了一堵颓壁。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有一眼“龙井”，写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学生砸毁。龙是“四旧”，凤亦受累。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的栏杆因有凤凰浮雕而被毁。浙江建德县把商标上有龙、凤图案的商品一概没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烧。戏装道具中多有龙凤，各地方剧团的戏装道具均在被“破”之列，焚烧戏装之风刮遍全国。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把龙袍戏衣、凤冠、玉带、朝靴等戏装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庙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了个一干二净。湖南宁乡县花鼓戏剧团的戏装道具，绝大部份被毁。1966年10月，毛泽东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到北京向毛泽东告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放火烧掉……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注滋口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资产阶级用品倒在河里……”“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换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泽东选集……”。“文化专政”甚至还使文人遗迹蒙难。东晋书圣王羲之曾作《兰亭集序》，1600年间去浙江绍兴瞻仰兰亭的人从未间断。因王羲之做过右军将军名列“帝王将相”，文革中墓地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毁坏。明代文学家、画家兼书法家徐文长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400年来完好如初，1955年屋主将它捐给国家；徐氏一生除做过浙闽总督的幕僚、为荡平倭寇出谋划策外，不曾当过官，也被指为“反动封建文人”，青藤书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栏被砸碎。宋代文豪欧阳修，在安徽滁县的醉翁亭写了名篇《醉翁亭记》，由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红卫兵认定欧、苏都是“封建文人”，不仅将碑砸倒，还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山东人挖了《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墓。掘开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烟筒、一迭书外，只发现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场。文革中，全国共有约1千万户人家被抄。其中北京市有11万4千多户；上海市“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在僻远的云南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就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抄家落实到了农村公社，江苏江宁县禄口公社有308户被抄。每家的藏书、字画、工艺品都被销毁殆尽。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喜欢藏书，他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1966年，一个中学征用他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近万册藏书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北京知名学者梁漱溟文革后回忆：“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红学家俞平伯自1950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搜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红楼梦》的研究资料。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接着，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几书架的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烧成了灰。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字画，文革中被付之一炬。国画家几乎都是“牛鬼蛇神”。红卫兵将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的画室砸得一塌糊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70多方齐白石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能活着进“牛棚”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都做了屈死鬼。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其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被中国政府作为国宝赠送印尼总统苏加诺；他花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各地古版画，文革中被烧了个一干二净。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全部被砸毁。他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焚书烧画，县城也不例外。在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5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国境边陲也没能幸免。在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与老挝为邻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大展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把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藏族英雄格萨尔降妖伏魔、统一岭国的事迹，以艺人说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文革中，《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被斗争、禁止说唱，手抄本被没收销毁。岭国寺里，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部被毁。文革前，青海省文联已经把藏文的《格萨尔王传》编译了八百万字，但尚未出版。文革中这些成了青海文联“文艺黑线”的罪证，三十四本译好的文稿全部被送进造纸厂。江格尔是蒙古族人的英雄，《江格尔传》在蒙古族人中以说唱的形式流传了几千年。文革中《江格尔传》中被抄尽，说唱艺人“江格尔齐”无一不被斗争，有的甚至被拔了牙，无法再唱！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传。文革中，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被划为“砸烂单位”。1972年，民研会“十七年中经广大群众搜集的大量民间文学原稿，大都被送进造纸厂，幸存者很少。” 贵州文联“已编印的贵州二十多个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间文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家族宗谱也是“四旧”。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余册古书中，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京剧演员梅兰芳的祖先定居北京已四代，1956年他到江苏泰州演出并寻根。根据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谱中对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记载，梅兰芳寻根成功，拜了祖坟。文革时梅兰芳已去世五年，仍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本梅氏家谱也被红卫兵烧成了灰。河南修武县有个年近七旬的老兽医李荫香，从医五十年，救治牲畜无数，有“活马王爷”之称。文革中他积几十年心血总结、创制的验方及亲手抄录的药书都被付之一炬。李老气得当场晕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辞世。日本同行推崇中国科学史专家胡道静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1966年春，胡道静的新作《梦溪笔谈补证》已写成四十多万字。未及出版，文革中书稿就被烧成了灰烬。做过红军总政宣传部长的潘汉年，从1955年开始，他共经历了16年的牢狱生涯；文革之初，潘汉年已经写了几十万字的自传，审讯者说那是“变天帐”，把他的文稿全部烧光。曾在国民政府任驻苏联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尚未出版的《使苏日记》的文稿被抄走。上面记录了当年国民政府与斯大林、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事，文稿就此消失。文革中，福建省文联“花了三年多时间采集的可连续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时的一式两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唱段，全部被毁。”……“文化专政”中，清除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改名字席卷全国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元老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他佩戴了红卫兵袖章。毛听到她的名字后说道：“要武嘛！”她遂改名为宋要武，改名字比赛立即席卷全国。江青给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叫“一撮毛”的土匪，江青从“毛”字联想到毛泽东，给“一撮毛”改名为“野狼嚎”。上海有个人以前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似在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全厂日批夜斗他，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叫“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敬仰毛泽东”。“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 绸布，还有乾隆题字的饭馆“都一处”，店名都属“封”；“亨得利”眼镜店是“资”。红兵们把这些门匾全部卸下、送进柴火堆。余元芳在上海开了著名的“波纬”服装店，周恩来在那里裁制过七套西服。“波”意为宁波，不忘老家；“纬”表示行业，因服装由纵线和横线缝制而成。红卫兵认为店名是“资”，改成“红都”；抄了店、将余元芳押送回老家。“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学说，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文革中被改成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北京苏州着着小学张贴《紧急通知》：“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着着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杀而死。长辫子有古人遗风。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全部强行剪掉。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人士回国访回，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外交部长陈毅接见他们时，反而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宁夏自治区副主席黄治中一尺余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因被认为是“四旧”，只得忍痛割爱。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在市面销声匿迹。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都被扔进了垃圾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了天津“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型’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196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号召外交部全体人员“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驻外使馆也进行了“破四旧”，出席宴会时，外交人员不准穿西装、旗袍，坐进口小汽车。驻埃及大使馆“大使官邸院子里有二十多尊一人多高的白水泥塑造的希腊女神像”，一夜之间被使馆人员砸碎，“开罗报纸还就此发表了几条消息。”少数民族服饰也是“四旧”。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被列为‘四旧’没收。“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毛泽东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文才回忆：1966年上半年，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诧异室内室外都见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周恩来回家后，立即将两间花房的花送到了植物园。朱德养植了一些兰花。一天，他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举国都在“破四旧”，他没有办法保住兰花，便将剩下的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每座楼前原本都有个花圃。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南区的一个楼，花圃得已保留；而北区的花草就被革了命。长春很多人养植君子兰，文革中被命令拔掉、毁成泥。少数人悄悄将君子兰藏于下水道、废品库、动物园的老虎圈中，才没有绝种。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种的名贵兰草，文革中全部被毁。不仅观赏花木遭劫，种树也有罪。杭州望江山疗养院，到处是浓密的树荫。院长因此被指为不爱革命的“种树院长”、关押批斗致死。……如今，文革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难以恢复的，已经使中国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文明倒退。尽管官媒为此进行了辩解，但这样全方位、系统的破坏罪行，是无法因狡辩而推卸责任的。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16148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