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6)[转帖]李吉诃德:岁末年初折子戏

岁末年初折子戏
　　
一、孔骂
　　
　　孔子骂人，止于“小人”、“小器”、“朽木”之类，总算文雅。而什么东西一旦传到了73代不免就要变异，神形粗陋，“妈的”与“狗”。
　　
　　指人为狗，在中国是较为通俗的一种骂法。我没有考证她的来路，大约不外乡间泼妇、市井痞人之类。自然文人也骂，最强的当属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个个定语累加，简直就是一根根钉子——尽管回头来看他的指骂未免苛刻，也有失公允。鲁迅之后的文化人渐渐骂的少了，或许是多了教养的缘故，或许是以为既有鲁迅在先，再骂总不免缺少创新与力道。当然孔庆东等毫不在意，他一路且“妈”且“狗”，兴趣盎然地将自己划在了“叫兽”一栏。
　　
　　“三妈”之后，孔庆东辩解说“从来没有”指骂记者，是骂“汉奸”。谁是“汉奸”呢？没了下文。这次骂“狗”，孔庆东又说“从来没有”，而是“哪里都有一部分人是狗，北京也有一部分是狗，哪里都有好人坏人”的意思。
　　
　　诚然这是一个“真理”，也是一道脱身的手法。如同括约肌的收缩，将原本的“义愤填膺”、“一腔正气”吞了回去，沤成了一股酸臭的浊气。
　　
　　孔说香港全靠内地游客维持生存，否则“都得饿死，变成臭港”；说因为港人素质低下，才需要法治；说凡用法治维护起来的秩序就是“贱，欠抽”；说不会说普通话者就是“王八蛋”……，这种文化上的歧视与粗暴出于孔庆东并不意外，孙到了73代的份儿上，不论对内人外人，总该有些轻蔑与暴跳的资本了。
　　
　　香港文化缺少大陆文化中固有的圆滑与痞性——今后或许会有？——，所以他们对孔庆东就显得格外认真起来。有人操着蹩脚的普通话艰难地讲着道理，有人则愤而抗议，要求“道歉”等等，简直就是迂腐执拗，就是“轴，欠扁”。
　　
　　或许这就是两地文化的差别。其实对孔庆东者流完全不必以常理规矩相待，因为这正是他傍靠北大所以“常胜”的法宝。你当他是教授，他就拿无赖相示人；你当他是无赖，他就拿“优秀教师”的证牌炫耀。所以对孔庆东等止于笑骂即可，万不可认真，“认真你就输了”。
　　
　　究其根本，孔庆东的粗陋也并非出于什么邪门歪道——他还没有那样的真功底，那是聂元梓蒯大富们的本领——，不过是自我展示与炒作而已。当装神不灵，做人不屑，于是只好走了另类，如同他刻意的造型——围脖中山装，大眼瞪小眼，就是要以丑区别于他人，使自己“跃然而出”。有明眼人观察到，孔庆东的整个脸型暗藏一种不对称的骨盆般的美感，所以他的形象较为醒目，言语也很喷薄，正配他现在的声名。
　　
　　都说北大“兼容并包”，自然会有不同的物类，不同的声音。当年可包辜鸿铭，今年何以不包孔庆东？这是我反对将孔庆东逐出北大的理由。自然辜孔二人实在没有可比之处——辜鸿铭学贯东西，其骂鞭辟入里，智盖八面，反倒受被骂者的尊重，以至崇拜。至于孔庆东的骂法，来来去去，也未见超出吠叫的范围。
　　
　　也不在孔庆东，在蔡元培。
　　
　　二、司马夹头
　　
　　放在一般人，脑袋被电梯夹了，总是一种悲剧，轻伤轻悲，重伤重悲，惟在司马南就成了喜剧，或者所谓“报应”。人心的毒辣可见一斑。
　　
　　当说一个人愚钝，就说他的脑袋被门夹了。司马南在中国是“聪明人”，在美国大概就是“天才”，只好用这样的方式剪除他的威胁——这是美国人的阴招儿。
　　
　　司马南赴美之前还在发表言论，称美国为世界公敌，就像巨大的肿瘤，世界各地人民都在质疑美国……。随后他就作为“世界各地人民”的代表，以“开会”“探亲”的名义亲赴美国了。
　　
　　一个对美国怀揣切齿之恨的人，竟不惜将家人送去“敌邦”，自己也是但有机会便勇敢前往，义无反顾，以至于冲动到将脑袋塞进人家电梯门里的程度。按照“五毛左党”的解释，这就是深入虎穴，打入敌人心脏，从内部瓦解敌人啊。
　　
　　我们知道中国最坚定的“反美志士”大多具有这样的革命情怀与牺牲精神，老婆孩子身家性命纷纷成为他们投身反美事业所付出的代价，惨烈而崇高。
　　
　　但也有乐观些的解释，就如“盗泉”的典故，孔圣不喝“盗泉”，志士也不喝“盗泉”，因为名声太臭。后来改成“倒泉”就不同了，可以立碑为证。而后再改成“道泉”呢？简直成了圣水。这就是中国式的变通，他们的老婆孩子——也包括他们自己——并非人们所斥的“亲美”，他们分明是在亲近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民族自治区”啊。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反美先锋”司马南不仅脑袋被夹，还被指皮包公司、偷税漏税等，成为他流年不利的证据。凡商业投机者未必政治投机，而政治投机者必然商业投机，这几乎成了不必验证的规律。幸好司马南们都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就是“虽千万耻，吾往矣”的气概。
　　
　　然而人终究还是懂得廉耻的物种，当有一天扪心自问，或多或少也会为自己曾经的愚与诈赧颜。至于眼下，还是养伤要紧。
　　
　　三、剽窃的通解：不谋而合
　　
　　春晚小品《面试》被指剽窃是后来的事，之前，据作者董太锋介绍：“这个小品从一开始就深受评审喜爱，可以说是拿着‘免死金牌’顺利过关。小品笑点很多，包袱也并非摘自网络，而完全是取材于生活中的原创。”
　　
　　眼独的观众直播未完便指证《面试》涉嫌抄袭日本搞笑组合UNJASH的作品《打工面试》，无论是剧情结构还是包袱笑点几乎雷同。于是小品之外又有了新的小品——
　　
　　主演郭冬临回应：去问央视；
　　
　　央视表面沉静，私下追问编剧；
　　
　　编剧王承友表示：自己只负责剧本改编，是否抄袭该问原作者；
　　
　　原作者姜力琳回应：《面试》属于原创，所谓与日本小品相似，只能说是“不谋而合”。
　　
　　在中国，剽窃与否认剽窃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也为今后的剽窃者树立了样板。
　　
　　但这还只是剽窃的初级阶段。我想日后某天，姜力琳们或许会出面指控日本组合UNJASH剽窃《面试》，证据是他们从中国编剧这里窃取了“穿越术”。
　　
　　四、人造战事
　　
　　韩麦战、韩方战、悬重赏、晒手稿、打官司……，由旧年到新年，一直发酵，现在还在打嗝。尽管彼此兴致盎然，但在大家却早已入了审美疲劳。
　　
　　在一块浮躁肮脏之地偏要标榜“洁癖”，并且“癖”到“一字一句”，仿佛不容“PM2.5以上”的程度。这不是对尊严的维护，而是对真实的亵渎。
　　
　　韩寒“躺在地窖里中枪”并非不可思议，反而显得合理。走路中枪多是冷枪，躺着中枪多是流弹，而躺在地窖显然就是“定点目标”。韩寒中枪的原因在于人与作品的真实性，也是中国当代文化诚实的突出问题。
　　
　　每个人都可能并可以受到质疑，不仅韩寒，就是巅峰上的毛泽东也是一样。不容质疑的东西只是在想象里存在。毛泽东对待质疑的做法是诱杀、屠戮与囚禁，但即便如此也不能灭绝对他的质疑。
　　
　　韩寒手上没有政权，却也做到了文人的极致。前有悬赏，后有起诉，数额口气大得吓人。这种动作本来就有封口的企图，但谈何容易。方舟子不依不饶，麦田归去来兮，现在就连60岁下岗女工赵幼兵也裹挟进来，将这场“人造战事”又调了一挡。
　　
　　我不算是好奇的看客，只想说说人间的常识。在我看来，韩寒正无需将自己当做圣洁者，圣洁到一字一行的地步。他只要证明成年后的写作出于自己，而非代笔、枪手、团队所为即可。我以为这就是彻底的胜利了。
　　
　　人生应该划分开来，比如一个人十四岁，受父辈的帮助指点以至代劳未尝不是一件人之常情、事之常理。中国的父母待孩子尤其如此，要一个十四岁的初中生独立创作，这话并不诚实，尤其是类似写作之类，即便父母不是专家，也总会关心，何况韩寒父亲正是写作的行家。就连小仲马那样的天才加勤奋也还需要大仲马的帮助提携，况且他们的关系远不及韩家父子。
　　
　　倘说音乐、绘画里有少年天才，我以为是正常的，因为那是需要纯天分的事情。写作则难，不仅需要单纯的技能与感觉，还要有许多的社会意识渗入其中。比如韩寒的《求医》，文笔暂放一边，单是对医院及医生的老道观察，便很难想象是出于一双十四岁少年之眼。自然韩寒可以自证天生慧眼，我们也可以这样相信，总之也没有什么“视力表”可查。
　　
　　韩寒的终极证据就是千页手稿，其实那些完整以至完美的手稿并不能证明写作；相反，因为太过工整，恰恰证明了誊写。这也是一个常识。在那个时代，那样的写作方式，该是一稿二稿三稿……直至定稿才是一部作品的正常流程。可以证明创作的只是初稿与改稿，再大的作家也只好如此。比如我们所见鲁迅、傅雷、老舍等人的手稿，多是圈圈点点、摸爬滚打的样子，仿佛依稀使人感受着思索与情感的筋脉。韩寒即便天才，有“一字成行”的本领，但一时可以，十页可以，千页如此，韩寒自己信么？
　　
　　记得曾经读过仲马父子的一篇故事——我也不知真假，说说而已——，叫《真实的高度》。大仲马提示小仲马在投稿时随付短信“我是大仲马之子”，便可消除退稿，获得成功。小仲马拒绝了捷径，直到写出《茶花女》也未属过真名，唯恐被人误解他依仗父亲——他只想拥有“真实的高度”。
　　
　　大仲马说小仲马才是他“最好的作品”，若生在中国，他大概就要写出一部《儿子小仲马》来，说“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叫小仲马”之类。但他没写。他怕是不会为小仲马写一个字、一句话的，因为至今也没有谁出来质疑过。
　　
　　韩寒赌誓他的作品无一行有人代笔，方舟子则赌誓要“打破神话”。其实双方都有些过奖了自己——韩寒是把自己说成了完人，而方舟子至多算是打破了一面“西洋镜”而已。中国这几十年，除了经济财富，大概不会再有其他什么“神话”，尤其是在文化的地盘。
　　
　　五、张氏十三钗
　　
　　仿佛这回再没人说金球奖与奥斯卡的评委存在什么“民族偏见”与“文化歧视”了，因为《金陵十三钗》分明是把一个美国混混儿抬举成了救世主，若他们再行“歧视”就会落到“自己人”身上。再者，他们真若“歧视”，眼下首当其冲的也该是伊朗，然而《一次别离》分明获了大奖，这就封住了一些老调的嘴巴。
　　
　　广告说《十三钗》涵盖了许多的“大”，诸如大投资、大制作、大导演、大明星、大题材……。当“大”淤积一起的结果反而成了小。
　　
　　战争固然不会特意回避混混儿或妓女这样的“边缘人物”。在当时的环境，混混儿可以摇身而成救主，妓女也可以变作天使，但那该是一种人性的变异，而非变态。
　　
　　中国观众早已安全渡过了一见妓女题材便会两眼放光的时代，美国人大约更是如此，所以一群操着标准英语的中国妓女不会使他们感动。没有灵魂，旗袍自己扭得再美也是枉然。何况那些更适合《花样年华》，张艺谋再扭也扭不过王家卫。
　　
　　《金陵十三钗》这类电影总不免会使人心里透出《辛德勒的名单》。一切因战争与人性成为经典的影片与《金陵十三钗》最大的区别就是诚实，那些可以直视而不是浑浊无物、飘飘闪闪的眼睛。
　　
　　“妓女亡国”与“妓女救国”仿佛成了中国秀才们的心结。这样的东西自古便有，绵绵不绝，从李师师到陈圆圆，从梁红玉到小凤仙，仿佛大多的名妓都与国家兴亡有关。再过若干年，大概当代的名妓也会有人立传了。
　　
　　若许多年后，有人来拍“天上人间生死恋”，我想结果大致如此——他就是那时的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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