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3)[转帖]颜昌海:文革后期的毛泽东与邓小平

毛泽东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他打的天下会长久。死前他只有一次对为他管事的华国锋等人说了几句关于未来的话。未来在他脑子里是“动荡”，是“血雨腥风”，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遗言——尽管足足有一年，他知道死期已近，有充裕的时间预备遗嘱。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在中南海内一所其貌不扬的房子里度过。房子是专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只有代号，叫“二○二”。1976年7月底，北京被近邻唐山市的一场7.8级特大地震所震撼，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把他匆匆抬进那里。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数十万，官方说24万，非官方估计是60万。若中国当局接受国际援助的话，伤亡本可以大为减轻，但毛泽东政权对外国援助一概拒绝。千百万人睡在露天，“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却号召人民“在废墟上批邓”。
1976年9月2日，江青要出北京，来征求毛泽东的许可。毛泽东先说不同意，后来她又要求，毛泽东便答应了。三天后，毛泽东突然丧失神志，江青得到通知立即返京。这时毛泽东床边有以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昼夜值班，回来后的江青也参加，但站在毛泽东的床后，因为毛泽东一清醒看见她，就显得烦躁反感。毛泽东的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9月8日，毛泽东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泽东身边17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泽东要什么，原来是毛泽东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泽东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泽东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着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泽东最后的读物。不久，毛泽东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泽东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著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的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停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领导人都自称是毛泽东的继承者，竭力维持着毛泽东的神话。真实的毛泽东，依然鲜为人知。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中共领导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他在毛泽东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航向。
邓小平是四川人，比毛泽东小11岁。1920年16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动工俭学，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5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意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里喝咖啡。同在法国的中国人形容他是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同人开玩笑。”数十年的共产党生涯把他演变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个好处是他喜欢开短会，中共夺取大陆后他负责大西南，开的第一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只花了9分钟，与一次开会讲了9个钟头话的周恩来迥然相异。有人说，周恩来的风格是举轻若重，邓小平是举重若轻。邓小平处事果断，不少复杂的政务是在桥牌桌上解决的。
邓小平从法国被驱逐出境，到了苏联。“长征”时他是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后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管辖两个野战军。这两个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对他简短而信任地说：“交给你指挥了。”从1950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
对毛泽东的政策，邓小平卖力地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泽东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进时，邓小平转而反对毛泽东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泽东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曾一度考虑过要邓小平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邓小平不赞成毛泽东搞文革，不为所动。毛泽东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小平被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泽东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根据他仇恨的程度。毛泽东说：“邓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毛泽东欣赏邓小平的能力，留着邓小平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1968年5月，邓小平的大儿子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60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废，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小平和妻子一年以后才得到消息。几天几夜，邓小平的妻子不住地哭，后来对邓小平的继母说，她觉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1969年10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青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小平跟瘫痪的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从上山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能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小平心里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1971年6月，瘫痪的朴方终于获准送来江西，当邓小平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于言表。江西的夏天湿热难耐，怕儿子长褥疮，邓小平和妻子每天数次帮他翻身，替他擦澡。这是件很劳累的活，因为朴方个子大，小名“胖子”。
邓小平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链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结果是，在毛泽东死后，他摒弃了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改变了中国。
机会终于来了：“9.13”。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小平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小平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对这一消息，毛泽东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小平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泽东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泽东也没有召邓小平人京。毛泽东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恩来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37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泽东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但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恩来。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泽东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1927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泽东放心。
1973年初，周恩来的病势恶化。毛泽东不起用邓小平不行了。他把邓小平接来北京，先让邓小平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小平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这年年底，周恩来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泽东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小平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小平政治局委员的身分。邓小平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泽东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分量又不够重。给邓小平这样的权力对毛泽东来说是场赌博。但毛泽东的赌注押对了。毛泽东活着时，邓小平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泽东死了，邓小平也不准公开批毛泽东。
毛泽东把邓小平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小平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代表着毛泽东的政策。
邓小平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小平、叶剑英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恩来为了奉迎毛泽东，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泽东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泽东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周恩来没有伸手救她，死后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似乎孙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小平对周恩来帮毛泽东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泽东死后他讲，周恩来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1973年春回京后，邓小平于4月9日去看望病中的周恩来。他们有近7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恩来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恩来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泽东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小平表态：他要跟邓小平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小平便了解了周恩来，再看到周恩来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恩来。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这是一个转折点，毛泽东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小平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剑英配合默契。毛泽东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泽东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
邓小平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泽东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泽东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泽东。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保留。随着毛泽东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泽东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泽东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9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
为毛泽东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复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泽东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泽东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恩来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泽东是照常的恭顺。周恩来的盟友邓小平，叶剑英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泽东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泽东的病情，她反说周恩来要逼毛泽东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泽东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泽东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泽东半信半疑。为保证把毛泽东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贴身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泽东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盲，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做周恩来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12月，周恩来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毛泽东没有办法管束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泽东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泽东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点一点蹭。12月2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泽东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意志力极强的毛泽东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27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泽东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泽东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在这样的状况下，毛泽东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泽东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小平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泽东。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那天，周恩来以严肃的神情对毛泽东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泽东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一向俯首帖耳的周恩来，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泽东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泽东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时邓小平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泽东指示，四人帮在1975年3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4月，毛泽东回北京后，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泽东被迫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5月3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泽东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动，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泽东是破天荒。毛泽东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反复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泽东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出的请求。那段时间，毛泽东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当时，人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泽东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恩来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
听毛泽东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联盟委以重任。1975年6月，军队对毛泽东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6周恩来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泽东”的话，成为毛泽东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泽东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泽东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泽东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30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著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周恩来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泽东。周恩来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泽东。
7月23日，毛泽东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泽东十分高兴。眼睛复明使毛泽东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泽东影射周恩来。周恩来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9月20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恩来，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复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恩来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小平见到毛泽东，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泽东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邓小平有了权后干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上议事日程。文革中，谁提生活水准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定量之下。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1965到1975年的11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4%。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40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泽东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1975年9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30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然而，当邓小平设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时，毛泽东的“四人帮”却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小平干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芜的文化领域有了点生机。这时上演了几部剧情片。尽管它们无一不是歌颂共产党的，江青仍然对它们横加攻击，用漂亮女演员也成为罪名。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泽东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里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泽东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泽东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泽东独家欣赏。
因为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时同江青发生争执，有时拍桌子骂她，成了除她丈夫外这样对待她的第一人。邓小平也当面对毛泽东谴责江青，并鼓励电影导演和其他文化人给毛泽东写信告她的状。邓小平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泽东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毛泽东不能让邓小平得逞。1975年11月，他要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小平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邓小平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130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泽东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小平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泽东死了再说。但是邓小平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泽东让步。邓小平看到的是毛泽东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泽东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1976年1月8日，78岁的周恩来去世。邓小平的主要盟友一死，毛泽东马上行动，把邓小平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小平”。对叶剑英，毛泽东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泽东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泽东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毛泽东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泽东的奔腾怒火。头一年，邓小平在台上时，“谣言满天飞”，把周恩来塑造成一个为老百姓呕心沥血，跟“四人帮”斗争，受“四人帮”迫害的悲剧英雄。人们对他的死表现了真诚的悲伤。媒体受命低调宣传，大家更加愤慨。当周恩来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八宝山公墓火化时，北京一百多万人自发肃立几十里长街两侧为周恩来送行，形成了毛泽东政权下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
4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毛泽东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泽东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恩来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泽东害怕邓小平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小平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但毛泽东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小平，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小平。这并不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小平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剑英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剑英对毛泽东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在叶剑英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剑英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剑英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泽东，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
毛泽东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6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毛泽东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小平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0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邓小平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6月10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毛泽东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复：“可以同意”。邓小平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7月6日以90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泽东怕他的死也像周恩来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小平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泽东才在7月19日放邓小平回家。邓小平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小平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小平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泽东奈何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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