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6)[转帖]施文:汉奸是怎样炼成的

九•一八，抗战纪念日。笔者写了一篇文章《抗日，让孩子们走开！》，贴在博客中国、一五一十部落等网站上。大概说了几句对于仇日愤青不恭敬的话吧，文章引起一些网友的争议。有争议是好事，可以让我们大家在思想认识上都有所提高，不断进步。

有网友在评论中留言说，“博主是以敲边鼓的方式为日本侵略辩护吧？”意思很明显，是指责笔者有“亲日”倾向，甚至有“汉奸”的嫌疑。那些更激烈的反对言论这里就不引用了。对此，笔者最直接的回应就是：反对仇日，并不意味着支持日本侵略，更不等同于汉奸、卖国贼。爱国，就一定要仇日、一定要反美么？爱中国和爱人类一定不能统一起来么？为什么一定要将热爱自己的祖国同仇恨异国他乡捆绑在一起呢？

扪心自问，笔者自云有一颗爱国之心，是一个爱国之人。爱国是一种很自然、很朴素的情感，爱国就是爱自己，就是爱自己的扩大。因为，我认同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民族，我属于这一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前不久笔者观看由英国BBC环球公司和中国央视联合摄制的《野性中国》（BBC Wild China ，又名美丽中国、锦绣中华），深深地为她的神奇、美丽和坚韧所震撼，所折服，所感动。一部记录片，竟然让笔者心胸澎湃，眼眶潮红。不由想起一句艾青先生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感动之余，笔者也不得不承认，BBC摄制的片子，比我们中国自己人制作的要好很多。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力争将国外先进的东西学过来，这当然并不是不爱国；相反，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所要做的。问一问那些老少愤青，盲目的仇日和反美能为中国的进步带来什么呢？

人可以是天生的爱国者，但没有谁生下来就是汉奸。我们知道当年投日的汉奸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即便是逃过肉体上的惩罚，也一定会一辈子背负骂名，在精神上蒙受耻辱。然而整个抗日战争，中国产生了多少汉奸？据不完全记载，当时投靠日本作战的伪军前后加起来共有300多万，几乎超过日本投降时在华军队数量（120万人）的两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投敌叛国？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将其根本原因归之于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等等所必然造成的老百姓对于国家认同的趋弱。笔者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投敌做汉奸不过是这一本性在当时特殊情况之下的自然表现而已。（当然我们要强调“大多数人”几个字，因为例外总是有的。就是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也是一样。在任何地方，都会出现“舍生取义”的人，但数量绝不会多。）也就是说，当时部分中国人从日寇那里得到的，比之同胞所给予的要多；或者换个说法，对于部分同胞，日寇比之某些中国人自己，更能善待他们。

这么说当然是有根据的。我们不妨参考刘震云的纪实小说《温故一九四二》。1942年，河南大旱，夏粮、秋粮几乎绝收。老百姓只能吃糠咽菜，甚至靠树皮、柴火充饥。就是在这样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收的赋税和军粮仍然不变。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或者故意不相信）河南有灾，严令当地的征实不能缓免。报道灾荒的《大公报》也被停刊三天。农民手中最后一点救命的粮食被政府搜刮去了，要么在家中等着饿死，要么就拖家带口去逃荒。当时灾民的惨状，用卖儿鬻女、易子而食都不足以形容。直到美国《时代》报刊记者白修德亲见蒋介石，政府才开始着手救灾。但是，即便下令救灾，又有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大发国难不义之财，广大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3年祸不单行，大旱之后，又遇蝗灾，庄稼被一片片地啃光，灾民也一批批地死去。后来统计，共有三百多万人被饿死，占当时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

这时候日本人来了。作家刘震云写道：“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不是编造的小说，而是真实的历史，有心人不妨去认真考证。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是谁首先抛弃了自己的同胞，将他们推向了敌人一方，推向了鬼子的怀抱？是什么让部分国人把侵略中国的“鬼子”变成了他们的救命“太君”？前文说过，人大都是趋利避害的，你我恐怕皆无例外。因此，我们今天没有资格指责那些濒临饿死、只求活命的人。更何况，天赋人权，最基本的就是人的生存权。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至少，占领河南的日军救活了一些饥饿中的人，一些中国人。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可偏偏有些中国人，为了“中国”二字，竟然无视或漠视属于所有人（包括被武装起来抗日的儿童）的基本生存权利。

还有另外一种“汉奸”我们不得不提到。这种“汉奸”是一定要加引号的，因为他们有汉奸之名，无汉奸之实。还是举例来说吧，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罪名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叛徒”和“工贼”且不论，这“内奸”之名是怎么来的呢？据史料记载，1927年4月3日，驻汉口日本水兵屠杀中国民众，刘少奇代表工会参与交涉，提出“先不要打日本人”，以利于谈判斗争，这件事后来被江青、康生一伙人诬陷为“为日寇保镖”；同年6月，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中共为保存实力，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刘少奇曾代表工会去执行此事，这也被歪曲为“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当然，这些都只是被人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其实不仅仅是刘少奇，王实味也一样，延安整风时被定罪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后来被处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实味冤案最终得以平反，他根本不是什么“托派奸细”（托派，托洛茨基派的简称，是苏联共产党内部与斯大林有分歧的少数派）。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为什么明明是自己的同志，却要被污蔑为“汉奸”、“内奸”？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上屡屡发生？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强加罪名、排除异己的绝好手段，更是为了满足一种深层次的心理需要：将原本属于自身内部的问题转移到外，以维持某党某人不容置疑的伟大、光明和正确。君不见，人们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那自然是由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缘故；出现问题了，总要归咎于封建社会的余毒或者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拥护我党的烈士、英雄可以被追认为党员，可以火线入党；而党员一旦犯罪，首先是要被开除党籍的。因此，出现问题的、与党的权力中心未能保持一致的同志，总要被当作“外人”被清除掉。不幸的是，党内分歧和权力斗争总会存在，所以为了保持某党绝对的统一和权威，“内奸”、“叛徒”就源源不断地被制造了出来。在今天，在这“后文革”、“后极权”的时代，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某些向往毛时代的左派，以及动不动就污人以“汉奸”的愤青，恐怕还分享着与上述江青、康生之流一样极端的思维模式或思想偏见。

文章结尾，笔者却猛然发现，自己原来写错了题目。汉奸是怎样“炼”成的？不！我们应该说，汉奸是怎样“造”成的！大多数汉奸（前面说过，例外总是有的），都是“被汉奸”，是被自己的同胞、被某个集团制造出来的。

施文，201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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