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9)[转帖]张天潘:精英精神没落下的“京城四少”

近期一个有关“京城四少”的新闻，再一次吸引了公众的视线。坊间流传的“京城四少”之一王烁，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公诉至法院。事因去年12月17日晚在王府井，王烁开着京A88(中央警卫局内勤车牌)的车和另一位“京城四少”王珂发生摩擦，将王珂驾驶的军A0(解放军总参谋部车牌)的奥迪A 6撞至起火，并用“枪”指着王珂。

所谓“京城四少”，指汪小菲、汪雨、王烁、王珂这四个与娱乐圈有着莫大关联的商界新贵。其中汪小菲是“俏江南”集团老板张兰的独子，妻子是大S徐熙媛；汪雨，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子，赵薇前男友；王烁，其父是澳籍华人富商王志才，周迅前男友，继母是演员王艳；王珂，神秘富商，女星刘涛丈夫。当然，我们并无兴趣关注所谓的“京城四少”那些迷乱的绯闻与传说，也无力追问案件发生时所呈现的那些未解的重重谜团，我们只是想借助这样一个社会影响恶劣的事件，跳出娱乐的视角管中窥豹，来探讨他们所能代表的一个群体所蕴含的社会议题。


财富、声望和权力进行媾和

如果不是这个社会案件的发生，人们对“京城四少”的想象，顶多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罢了。但从现在套军车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关键词上，已然被外界充分乃至无限地解读了。而且各种细节掩饰不住其中的吊诡，诸如案件是去年发生的，具体的情节为何如今才出来？这些枪支弹药，从何而来，为何敢随车携带？双方车辆皆挂的“军方车牌”是从何而来，为何能横行无阻？各种的疑问随之而来。

而正是这些将又注定会是无解的问题之下，公众自然而然地只能发挥自己想象力，然后感叹社会的荒诞与神奇。从这个事件中的“二少”以及早先的“星二代”李双江之子等，可以发现，财富与声望等都早已完成了与权力媾和的过程，实现终极进化，成为权力罩护的一分子或权力本身。具体体现在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中，牌照为晋O 00888的奥迪违章36次，依然可以随意横行，且至今无任何音讯；“二少”冲突发生前，王烁还砸过一辆没有来头的宝马X 6，安然无恙。这不能说他们就可以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却似乎可以自由地行走于广阔的灰色地带之中。

这些“二代”与“少”的新精英群体，从社会定位与成就上来看，他们并不是因为自身的能力与努力， 获得当下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与地位，最多只能算是“榭寄生”，仰仗着其父辈的资源，坐享其成，拥有了正规权势之外的“隐权力”，成为权力与金钱之下的权势派生物。而从富二代和官二代种种张狂和恶行上，我们再往前追溯，这些新精英群体的所作所为，烙印着其父辈的某些特征，继承了父辈对秩序的蔑视，对规则的不屑一顾。由此，新精英群体凭借着其与生俱来的先赋条件，直接传承与享用其父辈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养成了“恃财傲物”或“恃权傲物”的生存逻辑：有钱有权，可以搞定一切，所以无所畏惧。很多时候事件的最后结局又验证了的确是如此，这愈加促成了权势者的有恃无恐。然后，一个特殊的怪圈似乎形成了，作恶而且可以规避惩罚成为了这些人自认为的身份象征，他们从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与对他人的蔑视中，得到了社会价值上的自我认同。

正是如此，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才认为，对中国来说，威胁最大的不是社会动荡的问题，而是社会溃败……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尽管“溃败”之说被一些人认为有些危言耸听，但太多的事实，在论证着他的观察。现在大家探讨食品安全问题时，已经充分展开了对“互伤链”、“互害社会”等的辨析，这些观察正是社会溃败的极好例子。人人自危，充满怨恨，却又人人渴望权势，成为人上人，俨然有了一个丛林社会的弱肉强食的态势。因此，我们经常看见，稍微能够获得一定社会地位与财富的人，哪怕有时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干部或其亲朋好友，都总是会不加掩饰地显示出其张狂。

显然，中国新权势阶层如果不能成为被社会认同的精英阶层，继续肆意地发泄着其惊人的社会破坏力，这个阶层的危害是让人害怕的，而且会让社会对立与价值断裂，愈加难以愈合。当然，在这个权力脱缰以至于成为社会重大祸害力量之时，遏制这些“二代”背后的权力，才能有效地缓和他们施向社会的巨大破坏力。但还有一点无疑也是很重要，即这个新精英群体亟须进行自我救赎。


精英对社会责任承担的缺位

在今年年初，曾列胡润女富豪榜首位的东莞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在两会期间的媒体访谈中认为，不要对“富二代”有歧视，公众对他们要给予鼓励，给他们支持，“毕竟，他们都很年轻。社会不要总给他们一些歧视或偏见。我觉得，这对他们不好”。

但大量的案例摆在面前，在普通民众心间，富人形象已经被刻板化，“富二代”问题每一次风吹草动都能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而且很多时候，哪怕是极个别的“富二代”的个别行为，都会被以点带面地扩大化，给这整个群体添上一层黑压压的阴影

不过事实上，对于“富二代”的偏见或者这个偏见背后的“仇富”，并不是真的对富人的仇视，社会的情绪，愤怒的不都在于仇富，而是在于对社会责任承担的缺位，甚至依仗着权势有恃无恐横行霸道。因此，“仇富”的社会情绪蔓延，富人精英群体自身也必须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们见到太多有关群体割裂的报道，这些事件在结果上，都会加剧富人为富不仁、或者一些民众对于富裕群体的原罪设想。所以，解决当下社会中这种具有危险性的仇富心态，富人群体无疑要从自身做起，来改善公众对于这个群体的印象。

按当前“富二代”的各种表现与生活环境来说，他们缺的不是鼓励、支持、保护(与常人比起来，这些都已经有太多太多了)，而是必备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具备优越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富人以及“富二代”，应该有一种具有公民意识(守法、有道德、责任意识)的现代国民。“官二代”、“星二代”等新精英群体，同样如此。

在“京城四少”事件之后，微博上有关“民国四少PK京城四少”的段子风行，认为：这些“四少”有负其名头，反观民国四少，更配得上“四少”范儿：张伯驹是中国第一大收藏家，张学良两次直奉大战成名，溥仪族兄溥侗系中国戏曲史上奇才，袁世凯次子袁克文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文物鉴赏等无所不精。还有人比较了旧版与新版“京城四少”之间的巨大差异：旧版“京城四少”是指上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理论和体制改革领域，颇有建树的四位青年经济学家：樊纲、魏杰、刘伟、钟朋荣。这无疑能较好地显示出新精英群体身上精英精神没落的征兆，品质、修为、学识、责任，让位于美色、豪车、享乐、特权、作恶。

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公众和社会对于精英的责任期望总是高于普通民众的。因此，如果社会精英只沉溺于私人的绚丽生活，满足于自我的极乐追求，贪图享受，而摒弃了他们应该承担的社会使命，那么公众对于他们的失望与抱怨，也就情有可原。所以，作为新精英群体的“二代”们，应该用更多的正面行为，去挽回自己的形象，卸下来自社会的偏见，而不能再寄生于父辈的荫蔽之下，到处展示各种奢靡的生活，仗势欺人，成为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凶猛动物。


2011年09月25日 《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 张天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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