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4日，清明节，一大早，七十岁的徐盛家带着大儿媳妇回大连庄河市吴炉镇光华村丁屯的徐家祖坟扫墓。
从大连到这里要花两三个小时。上午十点，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片山坳之中的墓地上，几炷香还没烧完。扫完墓后徐盛家和丁屯的一位村民寒暄几句，直接回了大连——两次路过老宅，一行人没有作片刻停留。
进入丁屯只有一条路，正是徐明捐款修的，老宅就在路边必经之地，一间孤零零的草屋。
41年前，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出生在这个三十多平米的草屋里，7年后，其父徐盛家掌管大队的乡镇企业大连大河水产品公司，一家人搬出了这个山村，迁到庄河县城。
1988年，徐明走出庄河，自费赴沈阳航空工业学院上学。离开丁屯时，即使村里最大胆的人都猜想不到，这个地道庄稼人家庭出身的17岁少年，会在短短十年后，创建驰名全国的“实德帝国”，跻身各大富豪榜。
但如今，这位刚刚度过41岁生日的富豪正被卷入漩涡之中。3月31日，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率先披露，3月15日晚徐明“因涉嫌经济案件被相关部门控制”。同样被调查的还有大连实德集团总裁陈春国，两人的手机持续关机。
自3月中旬，多家银行突然对大连实德的贷款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大连银监局一位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该局对实德的银行贷款较为忧虑，多数贷款没有抵押物，仅靠授信支持。
一位大连民营企业家4月6日向记者透露，实德一周来都在“疯狂对外结账，怕资产被冻结”。3月底，徐明的胞兄、大连实德副董事长徐斌组成了董事会领导小组，代行董事长职权。据《新世纪周刊》报道，目前实德已进入破产程序的前期准备阶段。
没有人知道徐明如今身在何处。一位接近徐斌的民营企业家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实德集团已向大连市委市政府提交过书面报告，“就是想问问，徐明现在在哪”。
一位短暂跟随过徐明的前实德高管李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实德是一个在权贵资本间游走的怪胎，“出问题是早晚的事”。
从庄河冷库业务员到福布斯富豪
一心要出人头地的徐明抛下一句话——“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回归城市”
很多年以后，张武才知道，自己认识的那个“徐胖子”，为何消失一年后摇身一变为暴发户。
张武是徐明在庄河一中的高中校友。当徐明1990年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大专毕业后，他及几个哥们曾经和徐明一起“厮混过两年”。
在张武的印象里，徐明胆子很小。当时在学校里男生不外乎三件事情，喝酒、打架和泡妞。在喝酒、打架上，徐明“最怂”，就算自己惹的事情，也要靠哥们摆平。在泡妞上，徐明不遗余力。
徐明的前妻是庄河一中一位“会谈钢琴、特别有文艺范儿”的学妹，其父母是庄河市一家国营商店批发公司的职工，徐明追了她整整五年。两人1993年结婚，几年后离婚并断绝来往。其后徐明的婚姻状况不明，外界曾经盛传徐的妻子很有背景，但他的朋友们均否认了此说法。
那些年，自费读大学不包分配，徐明只好自己到大连找工作。庄河三禾冷库驻大连办事处业务员，是徐明的第一份工作。这是一家出口对虾到日本的庄河县属企业，徐明的工作是对接日本客户。精明的徐明干了不到一年，就攒了五六万块钱。
但很快，徐明把这份工作辞了，自己成立了一家对虾贸易公司，在大连渤海大酒店里租了一间套房作为办公室。发迹后徐明曾对媒体称，自己第一桶金来自以熟虾代替生虾搞对虾出口生意，但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当时徐明的对虾贸易公司半年内没做成一单生意，只好灰心丧气地放弃。
闲下来没事的时候，张武和徐明等人经常去大连市公安局后面的大众舞厅跳舞。大众舞厅上午门票1.5元，下午2.5元，晚上3元，中间不清场。为了节省，徐明等人往往一大早9点开门就进去，一瓶汽水、一支麻花、几盘瓜子，“一块五能玩一天”。那是1991年，徐明的屁股兜里别着花3万多元买的“大哥大”，昏暗的舞厅里，“大哥大”的红色信号灯一闪一闪的，使徐明成为舞池里最扎眼的“大款”。
那时候的徐明是大连最早拥有手机的一批人，他喜欢数字“3”，带有5个“3”的手机号码多年不变。
张武回忆说，一帮哥们厮混了一年多。有一天徐明突然说要回庄河，当时的哥们都劝他：“来大连多不容易，就呆着呗。”一心要出人头地的徐明抛下一句话——“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回归城市”。
回到庄河的徐明办了一个厂子，招了十几个人，给一家韩国客户加工无线电路板。一个冬天他挣了十来万块钱，并花了两万多买了一辆东风130卡车。“他每次都有很大的跨越，从水产品到电路，他就觉得，你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张武说。
张武再次见到徐明，已经是1993年了。当时张和朋友合作炒期货，中午休市后，一帮人在大连高尔基路一家茶馆打麻将，徐明突然出现了。
没聊几句，徐明突然指着对面的高尔基公寓（后来的实德大厦）说，这楼我前几天买下来了，6000万。
张武说，“徐明你上哪弄6000万去？”
又过了三四个月。张武和朋友在外面打台球，突然朋友接到徐明的传呼，说在不夜城挖土石方——不夜城即后来的大连市中心胜利广场。
“当时我心想，不夜城那个坑老大了，徐明在那里挖土石方？！吹吧。”到不夜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张武看到23岁的徐明戴着黄色头盔，在工地上拿着图纸正指手画脚。张武当时还猜想这是徐明的哥哥徐斌包下的工程，徐明只是来帮忙。
直到胜利广场盖完，真挂上了实德集团的牌子，张武才相信了徐明已今非昔比的事实。
事后看来，张武的这位早年胆小而沉默寡言的哥们实际早有“鸿鹄之志”，比如年纪轻轻的他一度每天西装革履，打发胶梳大背头，在家对着镜子苦练口才。二十多岁他就能用蹩脚的庄河普通话在正式场合口若悬河。
徐明对金钱和财富极度渴望。发迹前，他就沉迷于扑克三打一的赌搏。2002年，徐明因饮酒过度而突发肝硬化，生命垂危，身边的人四处搜罗熊胆，因为传言新鲜的熊胆能救肝。当听说香港动物园有只熊快死了，一位实德老臣立即飞过去等着那只熊咽气，把热腾腾的熊胆取出来即刻飞回北京。
后来，当徐明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他就下决心要挣更多的钱。“他说，有钱就直接杀一头熊。”张武说。当年，徐明以24亿元资产位列“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第12名。
消失的1992年，实德起点之谜
消失的1992年里，徐明通过中间人士牵线搭桥，获得了一笔商业贷款，并由此赚取了第一桶金。
徐明的大变化，发生在1992-1993年之间，从此他再也不是舞厅里的小混混和村子里的小老板。
1992年10月，22岁的徐明成为庄河外经贸委旗下的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的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后来成为大连实德集团副总裁的隋信敏，当时也从庄河市计委调到这家公司担任业务科长的二把手职位。这家公司即是大连实德集团的前身。
也就是这家有着政府背景的小型贸易公司，成为徐明打造“商业帝国”的起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政府给予合资企业诸多优惠，于是徐明决定去澳门做一个合资架构的澳门实德公司。在澳门，签完合同后他和另外三名股东喝完酒回酒店睡觉的途中，车翻了。三个股东当场死亡，徐明活了下来，只断了几根肋骨。假合资变成了真独资。
此后，徐明在1992年10月27日，注册了一家中外合资的大连实德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由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和港商周一鸣的香港恒和机械工程公司共同出资80万美元。其中中方以44万美元现金占55%的股权，外方以36万美元从日本、美国购买的37台二手机械设备占45%股权。
在大连实德机械公司里，时任庄河外经贸委主任的杨兴普任董事长，徐明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周一鸣和隋信敏任副总经理。工商资料显示，这家合资公司的股本和投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全系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的贷款。
知情人士透露，随后徐明从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贷得了一笔过亿的贷款，从而接下胜利广场的土石方工程，赚取了第一桶金。
这段时间徐明为什么会发生大变化，外界不得而知。张武后来听人说，徐明消失的1992年里去了北京，结交了一些有背景的“二代”，并由此结识了几位银行行长，为日后获得商业贷款埋下了伏笔。
随后徐明进入了塑钢行业。据媒体公开报道，当时大连市对完全不同于铝合金的新材料塑钢表示出极大兴趣，徐明公开表示要响应号召，生产塑钢建材。
1994年8月，徐明再次借助庄河外贸的政府背景，与一家名为德国亚洲进出口公司的外商合资，成立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中方出资675万美元现金占75%股份，其股本和流动资金仍是来自农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的贷款。
当时徐明一口气引入了12条塑钢挤出生产线，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吨。大连市建委的一位领导在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开工典礼上问徐明：“这么做是不是风险太大了？”但事实证明，徐明选择的这条道路不但让其拥有了真正的实业，而且迅速做大了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塑钢生产商之一。
财富轨迹：足球、金融与地产
徐明的实德帝国逐渐形成横跨诸多产业的神秘多元谱系，其财富轨迹主要分布于大连、北京与重庆
真正让徐明在全国曝得大名的，是实德接手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
1999年12月24日，28岁的徐明以1.2亿元代价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手中收购了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转让合同书显示，大连实德集团只付出5000万元现金，其余的7000万“通过实德集团指定的承贷单位承担万达集团在建设银行大连分行的贷款来支付”。
多位采访对象认为，徐明进入足球圈，与大连市有意打“足球名片”的背景有关，“徐明不懂球，也不看球。”张武说，徐明只是把足球当成企业运转的棋子。
但后来，随着地方政府对足球支持的减弱，徐明对足球的投入亦大幅减少，成绩随即一落千丈。“以前主场比赛经常有副书记、副市长赛前看望球队，徐明就拼命把成绩做上去。但后来领导不重视足球了，连体育局长都不去看球了，徐明对足球的热情也骤然降温。”大连实德俱乐部一位中层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
大连实德俱乐部总经理林乐丰也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徐明这些年基本上不怎么管俱乐部，“在公司都很少见到他，他不坐班，基本上都在北京和国外。”
如果说足球是徐明的一个跳板，那么进军金融业则使他获得了撬动多个产业的杠杆。
2000年，实德首次进入金融业，出资1.8亿元购得生命人寿保险公司13.25%的股份。接下来的几年中，实德相继参股或控股太平洋保险、景顺长城基金司、太平洋金融学院和大连市商业银行等。
实德投资金融不仅获得了巨额利润——据媒体报道，仅入股太平洋保险，实德便获利超40亿元，而且得以撬动巨额资金进行资产运作，它曾先后用直接或间接持股、资产置换等方式，控制多家上市公司。
“徐明玩金融，就是把资金链错落关系搞乱，东墙西墙不断拆借，非常不透明。”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获得资本杠杆之后，徐明将大连实德行政总裁角色交给了部下陈春国，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了投资领域，逐渐形成一个横跨化建、房地产、保险人寿、商业银行、医疗体系等诸多产业的多元谱系。
2002年，徐明第一次进军房地产。他回到老家庄河，拍下了一大片地，一边拆迁一边盖住宅。
然而就在房地产开发得火热之时，徐明因肝硬化病危，庄河的政府领导去看望他，触景生情，他当时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庄河地产项目实德无偿交给政府，算是为家乡做贡献；二是，今后再也不做房地产。
但徐明违背了第二个诺言。2010年，实德的房地产板块“天实安德”浮出水面，在大连、重庆、北京成立项目公司，天实安德地产董事长为隋信敏，总裁是兼任香港天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华北区总裁的夏谦。
有大连开发商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天实安德”是香港老牌地产公司天安中国与实德的合资企业，实德在其中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利用自身资源拿地。
2011年初，天实安德启动了长兴岛、金石滩、普湾和北京等地的项目开发建设。有消息称，除长兴岛朗庭山项目之外，其他项目均处于停滞或放缓阶段，融资并未成功。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天实安德在大连东港还有一块土地，大连一位房地产经理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2011年年底天实安德曾通过猎头找到他，希望其出任东港项目副总经理。东港是夏季达沃斯的举办地，“能在此拿地的开发商背景都非同一般。”该人士说。
天实安德在北京的地产项目位于亦庄，项目公司为天实和华置业（北京）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宋增彬。
宋增彬是大连人，曾任大连市建委主任、大连市副市长。54岁提前退休后任天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00028.HK）董事会副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主导和实德的房地产合作。
实德进入地产的另一个平台，是与哈尔滨企业人和商业（01387.HK）的合作。2009年10月，双方成立盛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各占50%的股份。盛和集团在北京、哈尔滨、大连、沈阳、重庆分别设有投资公司，总裁是来自实德集团的副总裁贾月湘。
工商资料显示，重庆盛和外方股东是高登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额8000万美元，其中外方出资5000万美元作为其注册资本。
不过，受累于地产调控，盛和集团正四处兜售旗下的土地。在重庆两江新区的北碚蔡家，盛和集团2010年2月以重庆和生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拿下三块总建筑面积近50万平米的地块，总地价约4.5亿元。2011年底，大连实德开始为这三块土地寻找买家。重庆隆鑫地产新闻发言人徐思光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时实德欲作价10亿多元将这三块地打包卖给隆鑫。
除了足球与地产，在实德的商业帝国中，原本还有一块规划是石化项目。
2004年，大连市开始规划双岛湾石化项目，徐明向大连市政府提出建设双岛湾大型石化项目，预计投资达416亿元人民币。2004年9月，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大连实德集团公司获得成品油国际贸易经营权牌照。
但2009年7月，该项目规划被否，徐明的化工梦也成了幻影。
实德落幕
退还外经贸委注册时的出资后，徐明取得了实德的绝大部分股权。虽然已经是一家完全的民营企业，但实德一直身披浓厚的政府色彩。
在构建自己的商业帝国的过程中，早年徐明以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充分利用这家公司的政府信用和市场资源，为自己“孵”出了大连实德机械工程公司、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和大连实德集团公司三大核心企业。
1998年10月，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因“未进行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1999年，杨兴普突然去世，这两件事使得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完全掌握在了徐明的手中。
“徐明对杨兴普的排挤，让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心情抑郁。”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
工商资料显示，杨兴普在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和大连实德机械工程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在没有股权转让发生的情况下，分别在1999年8月和2004年4月被徐明接替。2005年11月，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将其名下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50.3%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大连实德集团公司。
1999年，向庄河市外经贸委等原数退还当初注册时的出资后，大连实德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徐明、隋信敏、徐斌和陈春国四人，其中徐明绝对控股。由此，大连实德完全变成了一家民营企业。
不久，私有化之后的实德突然大手笔增加注册资本。2001年初，当时注册资本仅有1.2亿元的实德集团突然获得一笔近40亿元的注资，成为徐明财富传奇的最大转折点，但这笔资金来自何方，至今是谜。
虽然已是一家完全的民营企业，但大连实德依然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实德高管层中包括69岁的党委书记、原辽宁省省长助理杨宝善和60岁的副董事长阮鑫光这两位前政府官员，82岁的前大连市市长魏富海亦曾担任过实德集团顾问。
知情人士透露，徐明还与一家神秘律所——昂道律师事务所联系密切。
昂道与一家名为Horas顾问投资公司的公司在大连和北京共用办公室。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Horas公司的主席程怡君称，他们公司目前的主要股东是大连实德集团。
北京昂道律所所在的汇园公寓是一座古旧的公寓楼，不时有住户牵着宠物进出。4月13日，K座9-318的门口还悬挂昂道律师事务所的牌匾，但大门紧闭。南方周末记者反复敲门后，一位中年男性小心翼翼地开门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实德前高管李文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这家没有官方网站的律师事务所参与操作了众多辽宁国企改制过程，服务对象不乏东北大型国企，包括金杯汽车、大连友谊、大连易世达、大连天宝股份、长春百货大楼集团、东北制药、大连机场集团等。
2000年，因为一次并购，李文加盟大连实德。有一天，李文到徐明办公室汇报工作，中间徐接到一个电话，李文听出电话那头是大连市某位副区长。这通电话打了半个小时，李文听出那位副区长是想通过徐明，和上级领导搭上线寻求晋升机会，而徐明满口答应。
9个月后，李文辞职了，他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他预感徐明会出事，“和某些领导利益捆绑太深了”。
（应受访者要求，张武、李文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74355
公知”这两个字越来越臭，还株连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公知”被污名化应该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记得以前，很多杂志还会评选年度公知，我也曾入选过，但不知何时，大家就开始用“公知”两字骂人了，明明两方都是公知，观点之争到一半，一方忽然大喊，你们是公知，另一方就不辩自败了，比“对方开着宝马扬长而去”还要有效。后来大家又聪明了，一上来先全部变成草根，但很快又发现草根和草根之间的争论就像屁民与屁民之间的互掐一样，两败俱伤且无人关心。很快，又冒出来一个词，叫意见领袖，但没过多久，网络上意见领袖又泛滥了，每次公众事件，看着意见领袖自动排成一个连，还不如去看易建联。终于，大杀器出现了，“公民”两字隆重登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平民化变种，这个词又安全又不容易被污名，但最近也有人说，什么公民，也是图“功名”，都是大尾巴狼。于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群体应该叫什么了。
“公知”的臭掉和“公知”自己也有一定的关系，知识分子的确有一堆的臭毛病，有的迂腐，有的圆滑，有的好色，有的没谱，有的投机，有的唠叨，有的粗鲁，有的装逼，有的故作高深，有的哗众取宠，有的拉帮结派，有的爱作姿态，有的人品不端，有的言行不一，有的危言耸听，有的党同伐异。加上公知一直在发言，自身缺点也会被一再放大，所以最终开始惹人厌烦。不过回头想想，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不都是这样么，比如你老说演艺圈的男女关系实在太乱了，但回头一看自己的办公室，可能也好不到哪去。故事一定是这样发展的，一开始有公知和意见领袖大声说话，很多人觉得舒服，把自己的心声给说出来。后来大家又觉得，怎么都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当然，这也不完全怨公知，主要责任在于政府老是车轱辘错来回犯。后来有人突然喊了一嗓子，公知得了名，赚了钱，自己其实也好不到哪去，他原来是在消费政治，消费情绪。臭公知。
我身边就有朋友不喜欢看文人出身的公知在那里批判社会，他觉得表演居多，而且一直在NG，就是永远不关机。相比之下，他更爱看成功的商界人士说话，他关注了李开复王冉潘石屹等人，每天转发，觉得他们几个文笔不输那些文人，而且更了解现实社会中的可行性操作，语气也更舒服。最重要的是人家已经富裕了，无需表演。后来在一个饭桌上，另外一个朋友阴谋论道，不一定，人有了钱就要好名声，我觉得他们动机不纯，是另外一种消费，也是臭公知的另外一种。我那朋友虽然争辩几句，但第二天微博只转了条冷笑话精选，好几天才缓过来。
我还有一个朋友喜欢姚晨，觉得演艺圈里关心现实的明星不多，而且她也常仗义执言。但也有朋友就不屑一顾，说这也许是一个策划好的路线，要和其他明星区分开来，说到底就是功利，也是臭公知的一个变种。
我还有一个朋友喜欢XXX，觉得XXX很厉害。结果也有朋友反驳说，XXX也是在表演一种姿态，越被迫害，他地位就越高，收入就越多。这境界比臭公知要高一点，但其实也是在消费政治，归根结底还是臭公知的2.0版本。
当然，也有说到我自己的。我初中写文章就喜欢批评这个批判那个，当时没什么概念，纯粹是因为启蒙读物都是民国作家的，于是下意识觉得写文章就该批判。另外有个酷爱写作的同学，大家启蒙读物和性格都不一样，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关心现实，另一些人关心星座，而他们都很好。虽然我第一本书就挺畅销，但真正获得浮名也是因为这几年写的这么些杂文。我还会因为依然能发表文章且活的不错常被怀疑成五毛和倒钩，乃是臭公知3.0版本。
最终一轮听下来，我发现一种心态，只要不是当街被迫害死的，或者生活还算不赖的，就会有各种诛心揣测。激进一点，就成姿态，保守一点，便成五毛，总之就是消费政治，消费公共事件，而且一旦观点不同，两派公知就容易互挖老底，留给观众原来全是王八蛋的印象。加上群众的笔力也越来越强，“公知”终于从一个颁奖赞美的用词变成了一个搬弄是非的用词。
既然这样，我也终于明白了，不管我否定或者肯定，甚至给自己找另外一个独特的词汇替代，其实我就是一个臭公知。有人说，无所谓这样的一个群体叫什么名字，公知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意见领袖也好，公民也好，你只要一个人发声就行了，名声是你的，管这些名词臭或者香呢。但我觉得不妥，就算一只闲云野鹤，你总不希望自顾自飞了半天，突然之间，你的种群被人污名了，人家指着你，说，看，一只闲云野鸭。当然，这其中和这帮野鹤掐架的时候互相指责对方是野鸭也有很大的关系，加上围观的野鸡，管事的野猪都对这种名称的变化是喜闻乐见的。我觉得，“知识分子”以及“公知”这两个词，无论在任何年代，都应该是一个褒义词，都该去珍惜。所以本文标题中的“臭公知”三字也是罪过。相反，意见领袖不算是个褒义词。带“领袖”两字的，最终都很可能走向铲除异己的方向，而“分子”只是物质组成的一种基本单位而已。
是的，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我是消费这些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大家也自然可以消费我，甚至都不用给小费。当公权力和政治能被每个人安全的消费的时候，岂不更好，大家都关心这个现世，都批判社会的不公，毒胶囊出来的时候谴责，贪官进去的时候庆祝，哪怕是故作姿态，甚至骗粉骗妞骗赞美，那又如何。面对政府，公权，政治，你不消费它，他很可能就消灭你。
最后，面对各种不同的不公，没人能够替你代消。一切还是得你亲自出马。从有了互联网开始，随着每个人的参与，曾经说出大家心里话的著名公知们，被不停抛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抛弃一些人的名字不代表必须抛弃一个向善的名词。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天就食品安全写了一条公知范儿的微博，被转发了一千多次，他非常高兴，觉得那些公知也不过如此，他也可以。这就是社会变化的过程。但在这过程里，并不该鼓动大家都唾弃公知，而是鼓励大家都成为公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e4qq.html
生于红色家庭、当过18年兵的王健林，在短短24年间建起了万达商业帝国。从为政府分忧解难，到政府上门求援，王健林对官员追求政绩心理的准确掌握，使万达的商业综合体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拿地到开发我们能实现在十八个月内开一个万达广场。对于五年一届急于出政绩的地方政府来说，万达模式是再受欢迎不过的了。”
“万达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这种，我就坚决不去，反正请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这个。”
57岁的王健林斜倚在椅背上，脖子上挂着万达的胸卡。在这个矗立于天安门东8公里、北京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的万达广场B座顶层，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拥有一间两个巨大套房组成、坐北朝南的办公室。
王健林早年有过18年的行伍生涯和2年的公务员履历，现在则是中国不动产领域的“教父”。在最新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他以255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排名第15位。
自从四年前他将总部从大连迁至北京，几乎每天都有地方官员造访，他们渴望在这里见到王，并“带回”一两个万达广场。
王健林也热衷于出席“体制内”的各种会议。3月21日，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他受到领导的接见；次日，作为少数几位嘉宾之一，王健林又被邀请座谈党建工作经验；4月10日，他作为“中华慈善奖”获奖代表赴中南海接受领导接见。
在房地产行业，王健林走了与大多数同行们不一样的路——不是简单地卖住宅，而是致力于商业地产。但3月中旬以来，王健林被调查传闻一出，几乎摧毁了王健林着力塑造的万达形象，这家公司早年的崛起及近年来的快速扩张更为引人猜疑。
2012年4月9日下午，王健林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回应坊间的诸多传闻。他自辩说，“没有任何人到万达做任何调查。我跟大连现在被调查的企业家，没有关系。”
红色家庭，军人出身
1954年10月24日，王健林出生于四川省都江堰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王健林的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最高官至西藏自治区副主席。
14岁的时候，王健林初中毕业。从电影《林海雪原》中获得的激情，促使他奔赴军营，成为内蒙古边疆扎鲁特旗边防部队的一名战士。
王健林当年的战友于学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虽然是干部子弟，但王健林在部队并没有得到什么优待。当时边防部队条件极其艰苦，长年住在帐篷里，每天以玉米粥充饥，从部队出发去最近的集市也有五百多公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健林由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军官，并入党。
1978年，王健林被部队推荐到大连陆军学院读书。毕业后，王健林被军校的领导看中，破格留校任用，并被提升至团级干部；1986年，“百万大裁军”的大背景下，王健林转业任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1988年，西岗区房管处下属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房地产公司，因总经理的经济问题负债几百万，濒临破产。西岗区政府为了拯救这个“烂摊子”，面向全区公开招贤——34岁的王健林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当年年底，王健林成为了大连市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西岗开发”）总经理。工商资料显示，成立于1987年的西岗开发即大连万达集团的前身，当时还是西岗区区属国有企业，其1989年营业收入为1285.8万元，净利润291.2万元。
据万达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多年以后，王健林有一次在公司内部提起自己的军旅生涯时笑言：“如果不转业，现在最多混个将军，那有什么意思？”
但18年的军旅生活，给王健林的一生都打上了深刻烙印。直到今天，王健林的作风依然是雷厉风行。他每天早上7点就到公司，参加任何活动从不迟到一分钟。
老板的这种军人风格，也直接影响到了万达集团。万达从高管到基层，男员工必须穿深色西装打领带，女员工必须穿职业套装，必须化淡妆。公司要求是8点半上班，但因为老板从来都是7点来公司，因此员工基本上都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岗。据万达集团企业文化部总经理刘明胜称，因为老板的准时，就连万达上千人参加的“万达年会”也无一人迟到，整齐划一地按时开场。
搔着政府的“痒痒肉”
创业之初，当时开发房地产首先要有计划指标，拿到指标后才能申请用地，而大连能拿到计划指标的只有三家国有房地产公司，万达没有计划指标，只能花钱向国企买指标。王健林辗转拿到大连南山住宅项目，并开发成功。南山住宅所挣的200万元成为王健林的第一桶金。此后，他又迅速抓住大连旧城改造的机会，崛起为大连首屈一指的地产开发商。
“包括后来砸钱玩足球，都为王健林在当时的市领导那里，争得了一个很高的印象分。”大连一位开发商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满足主政官员的政绩诉求，搔着政府的“痒痒肉”，是王健林过去二十多年里开疆辟土的利器。
而早在1992年，处于事业起步期的万达集团，在并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就替政府做了众多公众建筑。1990年，企业刚刚成立两年，王健林就捐赠100万元建设了大连西岗区幼儿园；1993年捐资2000万元兴建了大连市西岗区体育馆；1994年，万达又出资5亿元建设了大连大学。
在没有“招拍挂”制度的1990年代，政府当然会投桃报李，给予王健林不少土地实惠。然而，更大的绿灯在于西岗开发的改制上。1991年，国家体改委和大连市体改委准备在大连市选择3家企业，作为东北地区首批股份制试点单位，西岗开发成为首批试点单位。
工商资料显示，1992年8月，大连市股份制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在西岗开发的基础上，成立大连万达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8000万，40%的股份为企业内部职工认购，另外60%的股份分别是向中国工商银行大连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渤海饭店集团和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募集而来。
这其中，大连渤海饭店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为汤闯，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健林，都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1997年6月，大连万达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增至1.2亿，其中大连万达房地产总公司以7000万出资占58.33%股份，中国工商银行大连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1500万出资占有17.5%的股份，企业内部职工认购股份减至20%，其他股东分别为大连渤海饭店集团公司、大连煤气公司、大连电业局供用电技术服务公司等国企。
资料显示，大连万达房地产总公司也成立于1997年6月，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其对万达集团的7000万出资来自西岗计划经济委员会。
此后的十年间，通过多次极为复杂繁琐的转让，在2007年1月，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结构变为：由王健林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万尚置业有限公司占股49.25%，尹海（大连万达集团副总裁）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万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控股30%，大连一方集团占有6.5%股份，北京合兴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为大连一方董事长孙合喜）占股14.25%。国有股和内部员工认购股此时均已退出。
商业综合体“芝麻开门”
在1990年代，让王健林声名鹊起的招牌莫过于大连万达足球队，中国足球专业联赛的“八冠王”，后无来者。
2000年，王健林在声望的顶点退出足球圈，同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决定淡出住宅地产，转向商业地产开发。
故事的开头后来已经成为业内公开的桥段。在经历第一代单体盒子以及第二代盒子组合的试错后，2006年，宁波万达广场开业，王健林的第三代综合体——“盒子+街区+高层”综合体一下子开启了宝藏之门。
随后的几年里，万达广场以每年十几家的速度迅速在全国批量诞生。以万达广场的就业、税收和形象效应低价获取核心地段的紧缺土地资源，以万达广场周边住宅销售支持商业地产运营，是王健林实现“资金平衡”与“快速扩张”的主要筹码。
“一座万达广场，一个城市中心”的口号开始在全国叫响。商业综合体变成了品牌，地方政府引进万达也构成实在的政绩体现——万达在随后几年里确立了议价权。
对此，王健林也并不避讳。王健林称万达每年做二三十个项目，百分百来自政府“邀请”。每年来万达北京总部上门邀请的城市超过一百个，他一方面抱怨过多应酬挤占了私人时间，一方面为万达对地方城市的议价权而得意：“但我们还没有这么多能力，只能筛选其中最多30%的项目进行开发，现在稍微贵一点儿的地方我就放一放，放一放他着急了，可能第二年把价钱降下来了又请我去。”
显然，地方政府视王健林为解决就业、提升城市形象的骑士。王健林也称万达是一个跟政府关系比较良好的企业，核心原因来自万达的商业模式，“凭借着万达的执行力，从拿地到开发我们能实现在十八个月内开一个万达广场。对于五年一届急于出政绩的地方政府来说，万达模式是再受欢迎不过的了。”
2009年两会期间，宁夏的领导到万达集团总部会见王健林，亲自邀请万达去银川做个万达广场。宁夏当时还没有进入王健林的战略布局中，“但是人家亲自来访问，邀请我去做一个项目。我就去做一个，开业以后效果很好。银川市的领导又来邀请我们做第二个，我当时想银川才70万人，有必要开两个吗？但是人家就在我们这连呆两天，我一看这不答应不行，就又去做了一个万达广场。”
“万达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这种，我就坚决不去，反正请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这个。”王健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被麦格理忽悠错过上市
依托城市综合体的这一商业创新及团队的超强执行力，万达攻城。王健林甚至对记者声称要在中国开1000家万达广场，然而令他感到头疼的，是IPO之路。
“也怪我，2006年本来就有机会在香港红筹上市，当时找了JP摩根、摩根士丹利等，框架都搭好了，被麦格理一忽悠，说我别做IPO了，做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多好，于是错过了最好的机会。”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时REITs的形式是万达与麦格理合资成立一家基金公司，万达以物业出资，麦格理以资金出资，这样，万达就拿到了自己进一步扩张所需要的资金，又同时享有物业收租的回报。
更重要的是，基金公司也可以上市，又不受增发的限制，另外，因为基金股东的分散性，万达不必担心自己失去对项目的管理和控制权。
“当时麦格理这么一说，我想这个似乎很好。”王健林于是跟着麦格理去澳大利亚学习REITs管理，还考了一个REITs经理人证书。等他考完证书并成立了全国第一支针对商业地产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2006年7月，国家外管局、商务部、发改委几部委联合发文《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严格限制境外公司收购内地物业。
等万达那时候再去改IPO，香港红筹上市之路也被监管部门封死了。不得已，王健林在2007年回头来做内地A股IPO，但没想到刚做完架构，2008年又来了金融危机，万达上市之路再次搁浅。
“2010年事实上我是有机会上市的，当时有两个上市公司净壳卖给我，我当时没想去要，光想着不缺钱，就自己上市吧。结果没想到一等等到宏观调控来了，眨眼2012年了。”王健林说。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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