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4)[转帖]李吉诃德:“不厚先生”与“乌有之乡”为什么不能再造文革

近来颇有些人忧天，随着“重庆方面”与“乌有之乡”暗地联合的事情被披露出来，他们惊诧以为文革并不遥远，国灾或会重现。我只想说：杞人之虑。
　　
　　作为文革与一切愚行妄为最坚定的反对者，我并非无视“不厚先生”与“乌有之乡”的能量。但我想也正因为他们有了一些能量，于是自命不凡，急攻冒进，反而做不成什么“荣登”历史耻辱柱的业绩。他们休想成功，在于文革这根“历史的耻辱柱”并非人人可登——仿佛人人网的样子——，它需要绝对的实力与运气。
　　
　　我的信心依旧来自于常识。我算是经过了文革，也经过了其他的人，所以那些东西骗不了我。文革是个浩大的工程，与它作为浩劫的规模相当，绝不是几家开发商包工头施工队装修工可以完成的。文革的产生需要一些必要条件：比如产生的基础，比如由谁设计，由谁指挥，由谁施工，由谁检验……。这些条件现在一个没有。
　　
　　我分开来谈。
　　
　　一、再造文革的社会基础何在？
　　
　　文革的产生是自上而下，以点带面，层层深入的过程。表面的原因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之类；而真实的动机，于上旨在清除异己，确保权柄在握；于中在于实现个人野心与私利，所谓“中坚分子”多是以兴风作浪而存在，以整人害人为快事者；在下则只有响应盲从，贫穷、狂热与愚忠令他们坚信所谓“最高指示”的绝对。基于这样的上令下行，上行下效，上下结合，文革才得以形成，也将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精神病院”，除去少数“医生护士”，最多还是“病人”。许多经历文革者都为当年的“症状”感到莫名与耻辱，原因即在于此。
　　
　　现今的情况完全不同，上没有折腾的想法，中没有折腾的机会，下没有折腾的兴致。眼下的社会同样有病，却不在精神方面，至多“物质狂”而已，所以发动文革的可能性几近为0。
　　
　　或许朝鲜尼泊尔可行——或若重庆不属中国也有可能——，一因为小，二因为封闭，三因为多少还有些人物与基础。中国则难。同理，中国太大，中国开放，相比中国的整体意志，“文革派”实在太弱太水，哪有可能将国家带回过去——怕是连他们自己的家也带不回去。
　　
　　“文革派”似乎有一点指望，就是现在迷惘与逆反的青年。
　　
　　现在的青年没有经历过文革之苦，这也不是什么野外生存、拓展训练可以得到的。年轻人总是好奇，或有冲动，但不能因此便来一场文革过瘾。我知道有一个替代品不错，就是前往朝鲜一段时间，不仅过过那里的物质生活，也过过他们的精神生活。经过了“主体思想”的“洗礼”，若觉得很对口味回来再搞文革不迟——如果还能回来的话——，否则只好认可“冲动是魔鬼”了。
　　
　　大道理也不必说，有一点就够了：你们知道的“不厚先生”以及孔庆东司马南等都是赞美与鼓吹文革的人物，但他们何以将妻儿送去英美，而不送去与文革最貌似的朝鲜及伟大的金将军门下？何以他们更愿委身中国开设“主体思想”课，也不愿去朝鲜亲身领教三太阳？你们尽可以不理解他们的选择，但请相信他们的智商。
　　
　　二、谁来发动与领导新文革？
　　
　　文革的发动与领导者是毛泽东，尽管对他及文革的评价不同，但这点似无异议。毛泽东一生斗争成癖，先斗对手，后斗天地，再斗战友。当对手败了，天地服了——有遍地铁渣，亩产N万为证——，他只好意犹未尽，对手下下手。
　　
　　毛泽东精于权术，手腕毒辣，自是一代强人。放眼当今中国，能有毛泽东的资格与“斗术”者，慢说泽东，大概连“毛”也没有一根。所谓“人物”至多毛泽东的模仿秀而已，或身居一隅，搞搞歌舞，弄弄颜色；或藏身网站，做做报告，口淫意淫。正所谓“不厚先生，略疏厚道；张孔于左，稍逊风骚；一代地瓜，司马平邦，只识弹弓射家雀”，由这些“风流人物”发动文革，怕是连文革也会羞愧。
　　
　　三、谁来鼓噪与煽动新文革？
　　
　　文革不仅需要领导者，也需要“理论家”与吹鼓手。所谓“革命的理论先于革命的实践”，若文革启动，至少要使大家了解它的意义与目的。文革有《炮打司令部》，有“两报一刊”，有“最高指示”，当下中国的“文革派”有什么？有乌有之乡？红歌红舞？有喂鸽子，当自己是梁朝伟？有“三妈”及“狗”，当自己是社会人？
　　
　　孔庆东司马南等也算是些半吊子的“理论家”，因为不论如何，他们确实“吊”着也“理论”着。还有那个时常潜水的张宏良，一阵蛋疼就跑去乌有之乡千人大会做起了什么“政治报告”。他们与文革“理论家”姚文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姚文元驰骋文坛政坛十数年，不论文采还是手段，都是孔司马张者流难以企及的，包括卑鄙。
　　
　　据说有两样东西制约了中国球员：一个是左脚，一个是右脚。同样也有两样东西制约了中国的“文革派”：一个是左脑，一个是右脑。
　　
　　我确实浅陋，当初全国的作家聚拢重庆，“不厚先生”特意豪房大餐招待，指望作家们弄出“几个一”来，可至今依旧是0。还有后来的全国知名网站主管，大约目的也在于此。我只想他们不够意思，不近人情。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收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中国的古例，不想他们果真老道，仿佛早就看透了什么。倒是孔张司马南及平邦这些“人物”主动近身，力举“重庆模式”。羹自然是分到了一杯，“蛋糕”也吃了不少，但终归还要吐出，而这一吐怕就伤了肝胆，多少年缓不过来。
　　
　　文革是一场旷世忽悠，用了最神圣的口号与表情。当今“文革派”的忽悠仿佛只与赵本山相仿，除了受众量天壤之别，两者的相同就是都使大家发笑。我怕此生再无缘聆听张宏良的“政治报告”，结果显然，不是我笑死，就是被周遭的乌有乡党打死。总之是死，所以还是活着好些，我实在不愿招惹他们。但他们若非要将世道带回文革，将我们带回人间地狱，我也只好有一把枪，发一颗弹，有一把刀，见一次口。必要时可以徒手KO，怕他们的身骨也不是什么对手。因为我是为了活命，他们是为人卖命。
　　
　　自然，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好。那就不妨做一个“民调”，看看究竟有多少人赞成文革，渴望文革。
　　
　　四、追随他们的“人民群众”在哪儿？
　　
　　中国的“文革派”嘴上总是挂着“大多数人民群众”，我看了很久，发现除了乌有之乡那班“意识胡同”里的“地痞流氓”，真的不见其他。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前提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利用最多数人的崇拜与热情。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达成私欲。这是他的高明。但乌有之乡其实并不是“乡”，乌有乡党也不是什么“人民群众”。那里只是一个冠名为“乡”的收容站，收容着各色社会闲散、文痞混子、政客烂人，文革遗物，以及时时准备泛起的人渣。
　　
　　重庆太小，乌有之乡太“村儿”，算不得什么力量，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还是先把再造文革的念头放放才好。文革不是唱唱歌曲，吃吃火锅的事儿，若那样简单，岂不谁都可以搞五毛钱的——还可以美其名曰“五毛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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