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在一首叫《边界》的诗里说道：
在黎明我仿佛听见了一阵繁忙的
喃喃之声，那是远去的人群；
他们曾经热爱我，又遗忘我；
这几句话写在大约80年前，但它如同是给互联网时代写下的脚注。有人说诗歌是永恒的，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在互联网上，我每天都能看到“繁忙的喃喃之声”。这些喃喃之声，表达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与愤怒。——当然，还有遗忘。被人遗忘的一具具网络化石，安静地躺在数码流之下。我想如果它们能开口的话，也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们曾经热爱我，又遗忘我。”
7.23撞车事件距今天不到两个礼拜。在新浪微博上，它已经退出了热点话题榜。人们曾愤怒地追问一件事：到底是谁下的停止搜救的命令？现在还没有答案，追问的热情已趋消退。至于7.23之前的郭美美事件，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我是没搞明白。但是现在也成了网上的陈年往事。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三年前的胶济铁路撞车，70死416伤，伤亡超过7.23事件，现在有几个人还记得它？两年前的唐福珍自焚案，一年前的叶忠诚自焚案，如此惨烈，现在又有几个人还提到它？
网上有人说：“开房局长救了王功权，郭美美救了局长，动车又救了郭美美”。他们在搞接力棒，我们在看连环画，这就是网络现实。大家对热点的关注是有期限的，老话题总是被新话题取代。我看过一份《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特征与统计分析》，里面对网络热点做了一次统计。它的结论是：平均每个网络热点议题存活时间是16.8天，然后就是慢慢地遗忘。小时候大家都听过狗熊掰玉米的故事。网络就是一个巨大的玉米地，我们则是那个愉快的狗熊，胳膊下面夹着两个玉米，身后一片狼藉。
据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如果在鱼缸里放一个会放电的球。它每次碰到球就电它一下。那么它也最多会躲避这个球7秒。7秒过后，它又会在鱼缸里乐呵呵地游泳，直到自己被电得遍体鳞伤，再也游不动为止。它是水缸里的鱼。而我们是网络里的人。我们进化到了16.8天。我们压倒性地战胜了鱼。但我不知道这事应该庆祝，还是应该伤感。
我并没有指责的意思。因为我们本性就是如此。一副再优美的画，你能站在面前心满意足地欣赏一年么？一个再正义的人，能对着一件事热情高涨地愤怒一年么？一般人的小宇宙强大不到这个地步。愤怒是一种力量。但要正确运用这种力量，还需要别的东西。
在这里，我想停下来讲一件美国往事。它的腐败往事。
现在，我们认为美国官员是相对廉洁的。但在100多年前，美国政坛腐败得惊人。坦慕尼大厅是纽约市民主党权力中心，也是一个腐败的老窝。它的老大是特威德。他手下的贪污集团统治纽约长达十年。从市长到司库到法官，全是这个集团的人。他们把纽约居民当肥猪一样宰。承包商做任何投标，都要向他们交付10%的回扣。很快，这个百分比不断攀升——15%、50%、60%，在有些合同中，竟高达85％。他们主持修建纽约法院大楼的时候，买台温度计就花了7500美元，买扫帚花了41190美元。五位死人被他们邀请出来领工资。到来最后，整个大楼成本是英国议会大楼的四倍！这样奋不顾身的贪污取得了丰硕成果。据历史学家估计，这个集团总共贪污了约5000万——2亿美元。这可是150年前的美元！
许多纽约市民对此感到愤怒，但却想不出什么办法赶走特威德。但是在1871年，事情出现了转机。《纽约时报》编辑乔治·琼斯掌握了特威德集团贪污受贿的材料，都是有真实证据的影印件。特威德向他出价500万美元购买这些影印件。琼斯拒绝了。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这些影印件。这引发了一次愤怒的狂潮。特威德始终保持沉默，希望把这件事拖过去。如果怒潮一直保持无序状态，他确实可能逃脱。但转折点很快到来了。70位市民领袖自发组成委员会调查特威德集团的活动。这标志着无序怒潮转化为正式行动。现在特威德已在劫难逃。紧接着开始启动司法流程。大陪审团以120条罪状指控特威德，他于1871年12月16日被逮捕，并被判处12年监禁。特威德集团随之土崩瓦解。
从纽约人的愤怒到特威德集团的崩溃，中间有两个最关键的因素。一个是乔治·琼斯。他的背后则是《纽约时报》。它具有公信力，又有能力做深入调查。这都是互联网所缺乏的。乔治·琼斯把民间模糊的愤怒转变为一个结结实实的重拳。但是特威德依旧可能躲过这记重拳。纽约人的愤怒同样可能变成遗忘。这就需要第二个关键因素：70位市民领袖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愤怒通过正式渠道转变成为行动。这个行动又自动转变为司法程序。
鱼就是这样躲过了电击。愤怒也就是这样战胜了遗忘。
如果遗忘战胜了——如果遗忘总是战胜了，那么失败的就是愤怒。愤怒的失败将是社会的失败。留在鱼缸里的，将是一条条遍体鳞伤的七秒之鱼。留在网上的，将是一道道愤怒烧尽后的黑色灰烬。
我想起了一首歌。我既然用一首诗开头，将让我用一首歌来结尾。它的名字叫《时代的晚上》，作者崔健。
你的小手冰凉 像你的眼神一样
我感到你身上也有力量却没有使出的地方
你会相信我吗 你会依靠我吗
你是否能够控制得住我如果我疯了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0e9f380100wf5f.html
2011年8月7日星期日
(1306)[转帖]一些段子(99)
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柴静）
美国**统计，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分，孙辈有美国公民身分者达到91%或以上。可以说，他们在身分上早已经是美国人了。“——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管理者是由一群美国人的爹妈组成的，他们可能为这个国家的未来负责吗？”
已判无期的原河南省周口市市长张海钦的雷语还有：“ 一亿人的话，不顶一个官的话。在中国除了官是人，老百姓都不是人。人大**里贪官多，名人多，富人多，开发商多，矿主多。你见过有老百姓在人大**的吗？30年了，你见过人民选举过人大**和官员吗？”.
@李广平：中国最好的报纸，依然是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我以前很是疑惑：为什么北京有更优越的文化资源，有更多的媒体资源，有无数的高端人力资源，为什么这报纸居然就办不过南方呢？现在我明白了：什么破理由都别说，就是缺乏良知与勇气！人命比不上升官；别国的悲剧就是比自己的悲剧更加悲剧。悲哉中国！
【灾难渎职发生后，2984名全国“民意代表”哪里去了？】“民意代表”在世界上通称“议员”，在特色中国则叫“人大代表”。~~
无愧于心 钱江晚报向世人宣告：宁愿留白，也不献媚，中国终于有留白版的报纸。评----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青雷：一个社会，总有一些”底线行业“，例如：教师、医生和记者。一个国家，只要还有一个为了孩子扎根执教的教师，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一个国家，只要还有一个拒绝红包救死扶伤的医生，这个国家就还有生命；一个国家，只要还有一个不畏强权针砭时弊的记者，这个国家就还有灵魂。看了大家的回帖，我感觉，中国，很有！
@风之子：公款吃喝你们有效率，公布三公消费你们没效率；乱开药你们有效率，治病救人你们没效率；乱收税费你们有效率，提高保障你们没效率；假公济私你们有效率，勤政为民你们没效率；打砸商贩你们有效率，解决就业你们没效率；毁尸灭迹你们有效率，公开真相你们没效率。 有人性的没效率，没人性的有效率！
聂圣哲:【央视及其主子的滑稽表演】央视从开始时对微博的不屑，到质疑其消息的真实性，这可以说是中国传媒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其实是一个年老色衰，力不从心老婊子，对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的嫉妒。这样一个惯于说谎的老骗子，居然开始讨论起谎言和真相的问题，这和一个老妓女大谈贞操又有何差别？！
对现在的官员，你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结果真相往往会让你吃惊到你的最大恶意揣测还远远不够，他们的恶行比你的最大恶意揣测还要恶得多，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只有你想不到的恶事，没有他们干不出的恶事。这次**处理动车事故的方式民众无论用多大的恶意去猜测都将证明根本不如真相更恶毒。
@阿里爱爱：刚刚，**资讯频道午间资讯总共用了20分钟报道7·23列车脱轨事件，其中12分钟是在歌颂武警消防，歌颂医院，歌颂抢险救助安排多么及时多么合理，其中7分钟是在描述中央是多么重视，领导是多么亲力亲为视察安抚。只有1分钟实在讲述列车相撞和脱轨的情况。而去挖掘这起事件的原因和纠其责任，0分钟 // 所以这就是他从TV变成AV的原因！
@樊登：如果这次动车事故都没能在中国引起丝毫改变，公民的力量将被全面进一步低估。每个人都希望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轻松、愉快、幽默、调侃，但不要那么快。上百条人命和全社会的愤怒如果都不能动摇一个高官的位子，不能改变一个腐烂的部门，中国还有何廉耻与尊严可言？建议公民们每天转发一条动车帖！
钱文忠 ：有一家媒体约我谈7-23事件，我正好那天不在大陆。我说：只要答应我两个条件，1，我对自己的言论负全部责任，但是这次和以往不同，一个字也不能剪；2，你们保证播出。我就调整一切日程赶到。电话那头说：我们就算不打这份工，也要做这个节目！媒体觉醒了！谢谢
陈丹青：望各网友见证，本人于2011年7月29日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国籍，不再关心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不看所有关于这个国家的资讯等一切资讯，不上网，不用手机电脑等一切电子产品。最后一点：不再踏上这片土地。老天爷，我是真的绝望了。若怪我无情，亦无悔。-----陈丹青
zhangyu0306 @那个纯真的年代二世：39个遇难人员名单已对外公布，出了潘一恒以外，没有出现一个列车乘务员、乘警的名字，难道这六节车厢里，连个乘务员都没有吗？如果真没有，那动车组的服务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可如果真有，那绝对要让他们开班授课教授逃生了！请教他们是如何不顾旅客安危逃出来的！这是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 //@超级低俗屠夫一世:神奇的让人无语。
草根屁民 这个国家最让我心悸的，不是国家机器任意妄为地作恶，而是占据主流力量的普通人纷纷告诉你：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他们可能是你的同学，同事，朋友，亲人，爱人。只要自己不被伤害，他们可以容忍任何人被伤害。
胡适日记 “中国特色”是本朝最伟大的发明，他可以解释一切丑恶，并让一切不公成为理所当然。
@钱钢-香港大学：新华社几天前N问铁道部是真的，新华社今天为虎作伥也是真的；昨天媒体的集体抗命是真的，今天管束收紧也是真的；我们真的没那么强大，而他们真的心虚胆弱草木皆兵；我们不为毫厘的突破而雀跃，看到“天还是那个天”也无须气馁；劫难中已显现公民、媒体和体制内有良知者携手的力量，真的，不必绝望！ 评--团结就是力量！！！！
沒有選票，不要去相信任何口號。
沒有監督，不要去相信任何承諾。
沒有問責，不要去相信任何宣傳。
沒有人權，不要去相信任何為民。
沒有民權，不要去相信任何官員。
沒有自由，不要去相信任何政權。
沒有民富，不要去相信任何強大。
沒有民智，不要去相信任何崛起。
沒有民主，不要去相信任何未來。
七爷他爹 出轨的不是动车，而是体制；埋葬的不是车厢，而是真相；焚化的不是尸体，而是民心；掩饰的不是过错，而是罪行！当人们面对这个国度的腐败极致和腐败机制的时候是多么的无助，无奈，我们必须唤醒民智，让百姓更加团结；让民众更加清醒，更懂得独立思考，要团结起来一起来维护我们的权益！！
经典微博语录 【相信微博的力量】微博让红十字会丢尽脸面；微博让铁道部低下强硬的头颅；微博让国人的命从17万跃升到91万（五倍多）；微博让许多无助、痛苦、不平、冤枉得到了呼吁呐喊、、、微博让张狂变得羞涩、虚假有些脸红、陈旧找不到北、邪恶开始软弱。微博让中国人眼前明亮起来——因为我们看到了希望！
山青水秀 清香独韵 ①中国不一定是和邻国土地争端最多的国家，但肯定是和本国公民土地争端最多的国家。②有人说，最具中国特色的亚运会点火方式是……一个拆，迁，户拿着汽油瓶子浇身上，然后点燃自己，跳进火炬，仪式结束后，来群推土机，直接把圣火台给拆了。（转）
凤凰是个小鸟 我们轰轰烈烈地搞了好几年的先进性教育。广大档员为了响应档得号召，深入裙中，于是开展了浩浩荡荡的性先进实践运动。开房的有，车上的有，微博的有。U盘得有。视频的有。照片的有。集阴毛的有。集内裤的有：：：更要甚至者。不惜弹尽粮绝。舒服而死的也有。
李敖点评商红会事件主角郭美美——年轻姑娘炫富，无非是两种情况：“要么是日她的人牛逼，要么是日她妈的人牛逼”！舍此无它。李敖说对了，日他妈的人不是一般的牛逼 。
@大鹏看天下说：“近年来，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争相加入外籍。在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受重伤的意大利籍温州男孩潘约翰刚脱离生命危险，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潘约翰父母拒绝接受铁道部的赔偿条款，已返回意大利，准备聘请律师起诉铁道部。”点评：虽然目前是郭美美的天下，但铁道部的事情还没有完.
美国**统计，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分，孙辈有美国公民身分者达到91%或以上。可以说，他们在身分上早已经是美国人了。“——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管理者是由一群美国人的爹妈组成的，他们可能为这个国家的未来负责吗？”
已判无期的原河南省周口市市长张海钦的雷语还有：“ 一亿人的话，不顶一个官的话。在中国除了官是人，老百姓都不是人。人大**里贪官多，名人多，富人多，开发商多，矿主多。你见过有老百姓在人大**的吗？30年了，你见过人民选举过人大**和官员吗？”.
@李广平：中国最好的报纸，依然是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我以前很是疑惑：为什么北京有更优越的文化资源，有更多的媒体资源，有无数的高端人力资源，为什么这报纸居然就办不过南方呢？现在我明白了：什么破理由都别说，就是缺乏良知与勇气！人命比不上升官；别国的悲剧就是比自己的悲剧更加悲剧。悲哉中国！
【灾难渎职发生后，2984名全国“民意代表”哪里去了？】“民意代表”在世界上通称“议员”，在特色中国则叫“人大代表”。~~
无愧于心 钱江晚报向世人宣告：宁愿留白，也不献媚，中国终于有留白版的报纸。评----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青雷：一个社会，总有一些”底线行业“，例如：教师、医生和记者。一个国家，只要还有一个为了孩子扎根执教的教师，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一个国家，只要还有一个拒绝红包救死扶伤的医生，这个国家就还有生命；一个国家，只要还有一个不畏强权针砭时弊的记者，这个国家就还有灵魂。看了大家的回帖，我感觉，中国，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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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在的官员，你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结果真相往往会让你吃惊到你的最大恶意揣测还远远不够，他们的恶行比你的最大恶意揣测还要恶得多，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只有你想不到的恶事，没有他们干不出的恶事。这次**处理动车事故的方式民众无论用多大的恶意去猜测都将证明根本不如真相更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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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望各网友见证，本人于2011年7月29日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国籍，不再关心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不看所有关于这个国家的资讯等一切资讯，不上网，不用手机电脑等一切电子产品。最后一点：不再踏上这片土地。老天爷，我是真的绝望了。若怪我无情，亦无悔。-----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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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屁民 这个国家最让我心悸的，不是国家机器任意妄为地作恶，而是占据主流力量的普通人纷纷告诉你：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他们可能是你的同学，同事，朋友，亲人，爱人。只要自己不被伤害，他们可以容忍任何人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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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民權，不要去相信任何官員。
沒有自由，不要去相信任何政權。
沒有民富，不要去相信任何強大。
沒有民智，不要去相信任何崛起。
沒有民主，不要去相信任何未來。
七爷他爹 出轨的不是动车，而是体制；埋葬的不是车厢，而是真相；焚化的不是尸体，而是民心；掩饰的不是过错，而是罪行！当人们面对这个国度的腐败极致和腐败机制的时候是多么的无助，无奈，我们必须唤醒民智，让百姓更加团结；让民众更加清醒，更懂得独立思考，要团结起来一起来维护我们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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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青水秀 清香独韵 ①中国不一定是和邻国土地争端最多的国家，但肯定是和本国公民土地争端最多的国家。②有人说，最具中国特色的亚运会点火方式是……一个拆，迁，户拿着汽油瓶子浇身上，然后点燃自己，跳进火炬，仪式结束后，来群推土机，直接把圣火台给拆了。（转）
凤凰是个小鸟 我们轰轰烈烈地搞了好几年的先进性教育。广大档员为了响应档得号召，深入裙中，于是开展了浩浩荡荡的性先进实践运动。开房的有，车上的有，微博的有。U盘得有。视频的有。照片的有。集阴毛的有。集内裤的有：：：更要甚至者。不惜弹尽粮绝。舒服而死的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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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看天下说：“近年来，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争相加入外籍。在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受重伤的意大利籍温州男孩潘约翰刚脱离生命危险，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潘约翰父母拒绝接受铁道部的赔偿条款，已返回意大利，准备聘请律师起诉铁道部。”点评：虽然目前是郭美美的天下，但铁道部的事情还没有完.
(1305)[转帖]颜昌海:“新中国”为何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
近来常见中国经济超英赶法形势大好之类的帖子，又见嘲笑印度贫穷落后、盲目自大的说法。倒是有网友提到：统计数据再好，咱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咋也没见变好呢？！中国去年GDP表面看比印度高了点，但冷静分析一下，却是：1，中国是世界血汗工厂，民族工业集中在低端的劳动密集产业自相杀价，特点是高能耗高材耗高污染低效率低利润，典型的高国民产值`低国民收入。同时高技术产业基本被外资控制，利润多被外商拿走（尽管这部份也计入中国GDP）。印度是世界办公室，主要靠软件、金融、法律服务业发展，同时本国制造业中外资比例低，也就是说虽然产值低些但利润主要留在国内。2，印度是民主政体，法律比较完善，政府税收和开支比较规范。到过印度的人都知道，印度各地政府大楼多很破旧，公务员很少有坐豪华车的。同时印度建立了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体系，公立学校和医院收费很低，连广大农村也基本覆盖到。中国企业和农民头上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较多，各地最好的建筑是政府机关，同时公款消费占了总消费额的很大一部份，更不用说纳税人的钱款还要填满无数官员的海外帐户，还要大搞种种面子工程，所剩能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国民福利的开支不多。3，印度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竞争充份，很难垄断；拿电信业来说，全国有80多家运营商，竞争激烈，电信费用便宜。而中国关乎民生比如电信石油铁路烟草等等行业多为国有垄断企业，收费高，这实际上是国家对普通百姓另增的一种隐形税收。
人们可以拿中国的GDP减去日益涨价的进口能源原料和技术转让费用；再减去各种乱摊派乱收费；再减去高额的教育、医疗、通讯、交通等费用差价；最后就可以得出中国与印度GDP实际水平，到底谁高谁低的结论。
日前，中国著名思想启蒙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写了篇《中国是如何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文章，告诉人们：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1912—1942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
但是，1949年后的中国却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新中国”之所以沦为一穷二白的国家，首先是“新中国”摒弃西方主流国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1945年，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西方主流国家断交，投入苏联的怀抱。中国由此沦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战略前沿。
其次，“新中国”清除外资企业。民国时期，中国有大量的工厂和外资企业。1949年以后，外资企业被逐步赶出中国。先是没收战败的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在华财产，对其它国家的在华企业则加以监督和利用，“让它们暂时存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管制、清查和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资产，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也因此陷入瘫痪，它们或者被自动转让以抵偿在华债务，或者由人民政府作价收购或征用。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全部转归国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对于一般的外资外企，“新中国”政策是：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到了1954年，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全部被政府接管。
第三，“新中国”消灭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家。1949年上半年，中央要求立即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企业。1951年1月，中央政府发现私营企业中隐藏着官僚资本股金，于是专门出台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彻底清查处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1953年9月后的三年，“新中国”通过和平赎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完成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赎买”，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的企业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可见“改造”，实际上就是公然消灭、掠夺、抢劫的代名词。
第四，“新中国”消灭乡村士绅阶层。民国时期，政权的力量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民间主要依靠自治。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府，都主要从城市为政府筹措经费，没有从农村大量征税。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农村发动了 “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量食。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可是“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有专家保守估计，土改中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主及其子女都都成为被整肃、迫害的对象。
第五，“新中国”消灭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回来的，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但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1949年后，“新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迫害，掀起了一连串的运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1955年“批判胡风思想”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些敢于给朝廷提意见、说真话的知识份子在运动中彻底被打倒。“反右”运动中，有40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到1978年，全国只有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345万右派神秘消失。
信力建指出，中国不是向来就“一穷二白”的。摒弃西方主流国家，中国陷入国际孤立；消灭外资和民族企业，民族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不聊生；土地改革运动，传统的社会道德趋于崩溃；迫害和消灭知识分子，中国失去了民族的脊梁和社会良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改革和开放如同一阵春风，重新给中华大地带来生机。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对于意识形态改革的忽视，当权者一边在经济上打右灯，在政治上却向左转，一边却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使得当今中国除了利益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观。乃至现在的“新中国”，既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
小区香港，对于内地而言，除了政治体制不同外，公民的各项权利也不同。透过香港这面镜子，中国人也能看到“新中国”的真面目，引起每一个中国人反思：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
据新浪网消息：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20余名。另外还披露了相关几个方面信息：一是公务宴请没有酒水，严格执行五菜一汤，盛在快餐盒里，而且香港的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表格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二是所有公车车号公开，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道歉。三是“公家”竟然占特首的便宜。从已披露的特首公务开支账单来看，2008年，他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正好顺路办点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四是特首公款消费特别节俭，2011年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港府过去3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在内地网络引起热烈关注。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也随即广泛流传——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而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为32.5万港元。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香港特区公务员队伍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香港公务员队伍达到了十分精简的程度。全香港总共有约700万人，公务员17万人，约点2.42%。而纵观内地，13亿多人，公务员到底有多少，目前看不到任何公开的权威数据，网上透露说，吃财政饭的人员竟然达到1亿！基本上每10人就要供养一人（中国公务员队伍十分庞杂，不仅有政府公务员，还有事业编制人员，更有数量惊人的党务人员和政法人员以及民主党派）。
二是香港17万公务员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作为中国的特区，世界级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在内地，不说经济发达地区，就是中西部一些特贫县，恐怕都远超过这个数，书记、县（市、区）长及副职以及人大、政协正副职甚至各个局的正职，都配有专车，公务车连年增加，而香港却是连年减少。内地公车改革改了16年不但没有效果，而且是越改越多，公车消费一年比一年增加。
三是香港公务接待竟然没有酒水，而且是五菜一汤，尤其要打报告，严格接待人数。公务接待没有酒水，这在内地恐怕难以想象，高档烟酒在国内接待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导致高档烟酒的销量越来越好，有些单位竟然一次性购买上百万的茅台和五粮液；接待人数更是没有严格限制，随意性很大，接待标准连文件都没有。内地公款消费之所以越来越大，早已成为人之共愤。
四是香港公务员公私分明。特首外出有私人活动，竟然不得报销，而且期间参加公务活动，还要占特首的便宜，私人宴请坐地铁，自己掏腰包，用公车顺路载小孩上学，顺路买菜曝光不说，还要道歉。反观内地各级领导，私人活动、私人外出若不用公款报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五是香港每年都要公布公务员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尤其是特首。香港有勇气公开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包括特首，而且成为一种制度，每年都公开。而国内，公款消费什么时候主动公开过？今年国务院三令五申之后才有一些部门回应了一个数据，但数据背后却是“国家机密”。一个至少相当于内地省委书记职务的特首，一年公款消费才32.5万港元，内地不要说省委书记、省长，就说一个县长一年的公款消费，也远不止32.5万元。……
“新中国”，如今已经62年！为什么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这种差距说明了什么？难道仅仅只因为印度、香港是资本主义，中国大陆是“特色社会主义”吗？！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793232.html
近来常见中国经济超英赶法形势大好之类的帖子，又见嘲笑印度贫穷落后、盲目自大的说法。倒是有网友提到：统计数据再好，咱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咋也没见变好呢？！中国去年GDP表面看比印度高了点，但冷静分析一下，却是：1，中国是世界血汗工厂，民族工业集中在低端的劳动密集产业自相杀价，特点是高能耗高材耗高污染低效率低利润，典型的高国民产值`低国民收入。同时高技术产业基本被外资控制，利润多被外商拿走（尽管这部份也计入中国GDP）。印度是世界办公室，主要靠软件、金融、法律服务业发展，同时本国制造业中外资比例低，也就是说虽然产值低些但利润主要留在国内。2，印度是民主政体，法律比较完善，政府税收和开支比较规范。到过印度的人都知道，印度各地政府大楼多很破旧，公务员很少有坐豪华车的。同时印度建立了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体系，公立学校和医院收费很低，连广大农村也基本覆盖到。中国企业和农民头上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较多，各地最好的建筑是政府机关，同时公款消费占了总消费额的很大一部份，更不用说纳税人的钱款还要填满无数官员的海外帐户，还要大搞种种面子工程，所剩能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国民福利的开支不多。3，印度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竞争充份，很难垄断；拿电信业来说，全国有80多家运营商，竞争激烈，电信费用便宜。而中国关乎民生比如电信石油铁路烟草等等行业多为国有垄断企业，收费高，这实际上是国家对普通百姓另增的一种隐形税收。
人们可以拿中国的GDP减去日益涨价的进口能源原料和技术转让费用；再减去各种乱摊派乱收费；再减去高额的教育、医疗、通讯、交通等费用差价；最后就可以得出中国与印度GDP实际水平，到底谁高谁低的结论。
日前，中国著名思想启蒙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写了篇《中国是如何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文章，告诉人们：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1912—1942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
但是，1949年后的中国却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新中国”之所以沦为一穷二白的国家，首先是“新中国”摒弃西方主流国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1945年，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西方主流国家断交，投入苏联的怀抱。中国由此沦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战略前沿。
其次，“新中国”清除外资企业。民国时期，中国有大量的工厂和外资企业。1949年以后，外资企业被逐步赶出中国。先是没收战败的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在华财产，对其它国家的在华企业则加以监督和利用，“让它们暂时存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管制、清查和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资产，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也因此陷入瘫痪，它们或者被自动转让以抵偿在华债务，或者由人民政府作价收购或征用。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全部转归国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对于一般的外资外企，“新中国”政策是：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到了1954年，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全部被政府接管。
第三，“新中国”消灭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家。1949年上半年，中央要求立即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企业。1951年1月，中央政府发现私营企业中隐藏着官僚资本股金，于是专门出台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彻底清查处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1953年9月后的三年，“新中国”通过和平赎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完成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赎买”，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的企业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可见“改造”，实际上就是公然消灭、掠夺、抢劫的代名词。
第四，“新中国”消灭乡村士绅阶层。民国时期，政权的力量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民间主要依靠自治。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府，都主要从城市为政府筹措经费，没有从农村大量征税。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农村发动了 “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量食。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可是“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有专家保守估计，土改中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主及其子女都都成为被整肃、迫害的对象。
第五，“新中国”消灭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回来的，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但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1949年后，“新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迫害，掀起了一连串的运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1955年“批判胡风思想”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些敢于给朝廷提意见、说真话的知识份子在运动中彻底被打倒。“反右”运动中，有40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到1978年，全国只有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345万右派神秘消失。
信力建指出，中国不是向来就“一穷二白”的。摒弃西方主流国家，中国陷入国际孤立；消灭外资和民族企业，民族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不聊生；土地改革运动，传统的社会道德趋于崩溃；迫害和消灭知识分子，中国失去了民族的脊梁和社会良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改革和开放如同一阵春风，重新给中华大地带来生机。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对于意识形态改革的忽视，当权者一边在经济上打右灯，在政治上却向左转，一边却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使得当今中国除了利益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观。乃至现在的“新中国”，既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
小区香港，对于内地而言，除了政治体制不同外，公民的各项权利也不同。透过香港这面镜子，中国人也能看到“新中国”的真面目，引起每一个中国人反思：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
据新浪网消息：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20余名。另外还披露了相关几个方面信息：一是公务宴请没有酒水，严格执行五菜一汤，盛在快餐盒里，而且香港的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表格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二是所有公车车号公开，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道歉。三是“公家”竟然占特首的便宜。从已披露的特首公务开支账单来看，2008年，他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正好顺路办点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四是特首公款消费特别节俭，2011年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港府过去3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在内地网络引起热烈关注。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也随即广泛流传——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而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为32.5万港元。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香港特区公务员队伍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香港公务员队伍达到了十分精简的程度。全香港总共有约700万人，公务员17万人，约点2.42%。而纵观内地，13亿多人，公务员到底有多少，目前看不到任何公开的权威数据，网上透露说，吃财政饭的人员竟然达到1亿！基本上每10人就要供养一人（中国公务员队伍十分庞杂，不仅有政府公务员，还有事业编制人员，更有数量惊人的党务人员和政法人员以及民主党派）。
二是香港17万公务员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作为中国的特区，世界级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在内地，不说经济发达地区，就是中西部一些特贫县，恐怕都远超过这个数，书记、县（市、区）长及副职以及人大、政协正副职甚至各个局的正职，都配有专车，公务车连年增加，而香港却是连年减少。内地公车改革改了16年不但没有效果，而且是越改越多，公车消费一年比一年增加。
三是香港公务接待竟然没有酒水，而且是五菜一汤，尤其要打报告，严格接待人数。公务接待没有酒水，这在内地恐怕难以想象，高档烟酒在国内接待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导致高档烟酒的销量越来越好，有些单位竟然一次性购买上百万的茅台和五粮液；接待人数更是没有严格限制，随意性很大，接待标准连文件都没有。内地公款消费之所以越来越大，早已成为人之共愤。
四是香港公务员公私分明。特首外出有私人活动，竟然不得报销，而且期间参加公务活动，还要占特首的便宜，私人宴请坐地铁，自己掏腰包，用公车顺路载小孩上学，顺路买菜曝光不说，还要道歉。反观内地各级领导，私人活动、私人外出若不用公款报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五是香港每年都要公布公务员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尤其是特首。香港有勇气公开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包括特首，而且成为一种制度，每年都公开。而国内，公款消费什么时候主动公开过？今年国务院三令五申之后才有一些部门回应了一个数据，但数据背后却是“国家机密”。一个至少相当于内地省委书记职务的特首，一年公款消费才32.5万港元，内地不要说省委书记、省长，就说一个县长一年的公款消费，也远不止32.5万元。……
“新中国”，如今已经62年！为什么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这种差距说明了什么？难道仅仅只因为印度、香港是资本主义，中国大陆是“特色社会主义”吗？！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793232.html
人们可以拿中国的GDP减去日益涨价的进口能源原料和技术转让费用；再减去各种乱摊派乱收费；再减去高额的教育、医疗、通讯、交通等费用差价；最后就可以得出中国与印度GDP实际水平，到底谁高谁低的结论。
日前，中国著名思想启蒙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写了篇《中国是如何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文章，告诉人们：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1912—1942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
但是，1949年后的中国却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新中国”之所以沦为一穷二白的国家，首先是“新中国”摒弃西方主流国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1945年，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西方主流国家断交，投入苏联的怀抱。中国由此沦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战略前沿。
其次，“新中国”清除外资企业。民国时期，中国有大量的工厂和外资企业。1949年以后，外资企业被逐步赶出中国。先是没收战败的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在华财产，对其它国家的在华企业则加以监督和利用，“让它们暂时存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管制、清查和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资产，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也因此陷入瘫痪，它们或者被自动转让以抵偿在华债务，或者由人民政府作价收购或征用。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全部转归国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对于一般的外资外企，“新中国”政策是：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到了1954年，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全部被政府接管。
第三，“新中国”消灭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家。1949年上半年，中央要求立即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企业。1951年1月，中央政府发现私营企业中隐藏着官僚资本股金，于是专门出台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彻底清查处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1953年9月后的三年，“新中国”通过和平赎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完成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赎买”，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的企业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可见“改造”，实际上就是公然消灭、掠夺、抢劫的代名词。
第四，“新中国”消灭乡村士绅阶层。民国时期，政权的力量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民间主要依靠自治。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府，都主要从城市为政府筹措经费，没有从农村大量征税。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农村发动了 “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量食。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可是“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有专家保守估计，土改中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主及其子女都都成为被整肃、迫害的对象。
第五，“新中国”消灭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回来的，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但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1949年后，“新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迫害，掀起了一连串的运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1955年“批判胡风思想”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些敢于给朝廷提意见、说真话的知识份子在运动中彻底被打倒。“反右”运动中，有40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到1978年，全国只有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345万右派神秘消失。
信力建指出，中国不是向来就“一穷二白”的。摒弃西方主流国家，中国陷入国际孤立；消灭外资和民族企业，民族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不聊生；土地改革运动，传统的社会道德趋于崩溃；迫害和消灭知识分子，中国失去了民族的脊梁和社会良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改革和开放如同一阵春风，重新给中华大地带来生机。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对于意识形态改革的忽视，当权者一边在经济上打右灯，在政治上却向左转，一边却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使得当今中国除了利益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观。乃至现在的“新中国”，既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
小区香港，对于内地而言，除了政治体制不同外，公民的各项权利也不同。透过香港这面镜子，中国人也能看到“新中国”的真面目，引起每一个中国人反思：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
据新浪网消息：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20余名。另外还披露了相关几个方面信息：一是公务宴请没有酒水，严格执行五菜一汤，盛在快餐盒里，而且香港的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表格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二是所有公车车号公开，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道歉。三是“公家”竟然占特首的便宜。从已披露的特首公务开支账单来看，2008年，他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正好顺路办点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四是特首公款消费特别节俭，2011年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港府过去3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在内地网络引起热烈关注。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也随即广泛流传——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而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为32.5万港元。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香港特区公务员队伍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香港公务员队伍达到了十分精简的程度。全香港总共有约700万人，公务员17万人，约点2.42%。而纵观内地，13亿多人，公务员到底有多少，目前看不到任何公开的权威数据，网上透露说，吃财政饭的人员竟然达到1亿！基本上每10人就要供养一人（中国公务员队伍十分庞杂，不仅有政府公务员，还有事业编制人员，更有数量惊人的党务人员和政法人员以及民主党派）。
二是香港17万公务员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作为中国的特区，世界级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在内地，不说经济发达地区，就是中西部一些特贫县，恐怕都远超过这个数，书记、县（市、区）长及副职以及人大、政协正副职甚至各个局的正职，都配有专车，公务车连年增加，而香港却是连年减少。内地公车改革改了16年不但没有效果，而且是越改越多，公车消费一年比一年增加。
三是香港公务接待竟然没有酒水，而且是五菜一汤，尤其要打报告，严格接待人数。公务接待没有酒水，这在内地恐怕难以想象，高档烟酒在国内接待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导致高档烟酒的销量越来越好，有些单位竟然一次性购买上百万的茅台和五粮液；接待人数更是没有严格限制，随意性很大，接待标准连文件都没有。内地公款消费之所以越来越大，早已成为人之共愤。
四是香港公务员公私分明。特首外出有私人活动，竟然不得报销，而且期间参加公务活动，还要占特首的便宜，私人宴请坐地铁，自己掏腰包，用公车顺路载小孩上学，顺路买菜曝光不说，还要道歉。反观内地各级领导，私人活动、私人外出若不用公款报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五是香港每年都要公布公务员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尤其是特首。香港有勇气公开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包括特首，而且成为一种制度，每年都公开。而国内，公款消费什么时候主动公开过？今年国务院三令五申之后才有一些部门回应了一个数据，但数据背后却是“国家机密”。一个至少相当于内地省委书记职务的特首，一年公款消费才32.5万港元，内地不要说省委书记、省长，就说一个县长一年的公款消费，也远不止32.5万元。……
“新中国”，如今已经62年！为什么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这种差距说明了什么？难道仅仅只因为印度、香港是资本主义，中国大陆是“特色社会主义”吗？！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793232.html
近来常见中国经济超英赶法形势大好之类的帖子，又见嘲笑印度贫穷落后、盲目自大的说法。倒是有网友提到：统计数据再好，咱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咋也没见变好呢？！中国去年GDP表面看比印度高了点，但冷静分析一下，却是：1，中国是世界血汗工厂，民族工业集中在低端的劳动密集产业自相杀价，特点是高能耗高材耗高污染低效率低利润，典型的高国民产值`低国民收入。同时高技术产业基本被外资控制，利润多被外商拿走（尽管这部份也计入中国GDP）。印度是世界办公室，主要靠软件、金融、法律服务业发展，同时本国制造业中外资比例低，也就是说虽然产值低些但利润主要留在国内。2，印度是民主政体，法律比较完善，政府税收和开支比较规范。到过印度的人都知道，印度各地政府大楼多很破旧，公务员很少有坐豪华车的。同时印度建立了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体系，公立学校和医院收费很低，连广大农村也基本覆盖到。中国企业和农民头上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较多，各地最好的建筑是政府机关，同时公款消费占了总消费额的很大一部份，更不用说纳税人的钱款还要填满无数官员的海外帐户，还要大搞种种面子工程，所剩能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国民福利的开支不多。3，印度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竞争充份，很难垄断；拿电信业来说，全国有80多家运营商，竞争激烈，电信费用便宜。而中国关乎民生比如电信石油铁路烟草等等行业多为国有垄断企业，收费高，这实际上是国家对普通百姓另增的一种隐形税收。
人们可以拿中国的GDP减去日益涨价的进口能源原料和技术转让费用；再减去各种乱摊派乱收费；再减去高额的教育、医疗、通讯、交通等费用差价；最后就可以得出中国与印度GDP实际水平，到底谁高谁低的结论。
日前，中国著名思想启蒙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写了篇《中国是如何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文章，告诉人们：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1912—1942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
但是，1949年后的中国却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新中国”之所以沦为一穷二白的国家，首先是“新中国”摒弃西方主流国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1945年，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西方主流国家断交，投入苏联的怀抱。中国由此沦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战略前沿。
其次，“新中国”清除外资企业。民国时期，中国有大量的工厂和外资企业。1949年以后，外资企业被逐步赶出中国。先是没收战败的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在华财产，对其它国家的在华企业则加以监督和利用，“让它们暂时存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管制、清查和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资产，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也因此陷入瘫痪，它们或者被自动转让以抵偿在华债务，或者由人民政府作价收购或征用。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全部转归国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对于一般的外资外企，“新中国”政策是：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到了1954年，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全部被政府接管。
第三，“新中国”消灭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家。1949年上半年，中央要求立即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企业。1951年1月，中央政府发现私营企业中隐藏着官僚资本股金，于是专门出台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彻底清查处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1953年9月后的三年，“新中国”通过和平赎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完成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赎买”，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的企业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可见“改造”，实际上就是公然消灭、掠夺、抢劫的代名词。
第四，“新中国”消灭乡村士绅阶层。民国时期，政权的力量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民间主要依靠自治。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府，都主要从城市为政府筹措经费，没有从农村大量征税。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农村发动了 “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量食。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可是“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有专家保守估计，土改中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主及其子女都都成为被整肃、迫害的对象。
第五，“新中国”消灭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回来的，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但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1949年后，“新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迫害，掀起了一连串的运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1955年“批判胡风思想”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些敢于给朝廷提意见、说真话的知识份子在运动中彻底被打倒。“反右”运动中，有40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到1978年，全国只有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345万右派神秘消失。
信力建指出，中国不是向来就“一穷二白”的。摒弃西方主流国家，中国陷入国际孤立；消灭外资和民族企业，民族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不聊生；土地改革运动，传统的社会道德趋于崩溃；迫害和消灭知识分子，中国失去了民族的脊梁和社会良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改革和开放如同一阵春风，重新给中华大地带来生机。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对于意识形态改革的忽视，当权者一边在经济上打右灯，在政治上却向左转，一边却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使得当今中国除了利益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观。乃至现在的“新中国”，既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
小区香港，对于内地而言，除了政治体制不同外，公民的各项权利也不同。透过香港这面镜子，中国人也能看到“新中国”的真面目，引起每一个中国人反思：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
据新浪网消息：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20余名。另外还披露了相关几个方面信息：一是公务宴请没有酒水，严格执行五菜一汤，盛在快餐盒里，而且香港的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表格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二是所有公车车号公开，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道歉。三是“公家”竟然占特首的便宜。从已披露的特首公务开支账单来看，2008年，他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正好顺路办点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四是特首公款消费特别节俭，2011年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港府过去3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在内地网络引起热烈关注。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也随即广泛流传——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而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为32.5万港元。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香港特区公务员队伍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香港公务员队伍达到了十分精简的程度。全香港总共有约700万人，公务员17万人，约点2.42%。而纵观内地，13亿多人，公务员到底有多少，目前看不到任何公开的权威数据，网上透露说，吃财政饭的人员竟然达到1亿！基本上每10人就要供养一人（中国公务员队伍十分庞杂，不仅有政府公务员，还有事业编制人员，更有数量惊人的党务人员和政法人员以及民主党派）。
二是香港17万公务员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作为中国的特区，世界级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在内地，不说经济发达地区，就是中西部一些特贫县，恐怕都远超过这个数，书记、县（市、区）长及副职以及人大、政协正副职甚至各个局的正职，都配有专车，公务车连年增加，而香港却是连年减少。内地公车改革改了16年不但没有效果，而且是越改越多，公车消费一年比一年增加。
三是香港公务接待竟然没有酒水，而且是五菜一汤，尤其要打报告，严格接待人数。公务接待没有酒水，这在内地恐怕难以想象，高档烟酒在国内接待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导致高档烟酒的销量越来越好，有些单位竟然一次性购买上百万的茅台和五粮液；接待人数更是没有严格限制，随意性很大，接待标准连文件都没有。内地公款消费之所以越来越大，早已成为人之共愤。
四是香港公务员公私分明。特首外出有私人活动，竟然不得报销，而且期间参加公务活动，还要占特首的便宜，私人宴请坐地铁，自己掏腰包，用公车顺路载小孩上学，顺路买菜曝光不说，还要道歉。反观内地各级领导，私人活动、私人外出若不用公款报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五是香港每年都要公布公务员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尤其是特首。香港有勇气公开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包括特首，而且成为一种制度，每年都公开。而国内，公款消费什么时候主动公开过？今年国务院三令五申之后才有一些部门回应了一个数据，但数据背后却是“国家机密”。一个至少相当于内地省委书记职务的特首，一年公款消费才32.5万港元，内地不要说省委书记、省长，就说一个县长一年的公款消费，也远不止32.5万元。……
“新中国”，如今已经62年！为什么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这种差距说明了什么？难道仅仅只因为印度、香港是资本主义，中国大陆是“特色社会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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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转帖]不作恶:当郎咸平抱着郭美美
一般的弱智，都是抱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弱智而言，但郎咸平教授不是这样的，是抱着郭美美砸自己的身上，抱起来然后向自己身上砸，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毕竟是教授。
前几天，读了路德维希写的一本《德国人》，描述1840年的德国时说，一位富翁说，“妓女，教授，舞女，只要我给钱，全都出来。”150的德国，和今天的中国，呵呵。
在此事事发前，有一位网友兼博友问我郎咸平如何，我说不从道德评价一个人，我只知道他的学术很差。虽然他说的你感觉是真理，我想告诉你，他就是一个二吊子医生。
他说房地产为什么发达，因为其它行业不行了，不好赚钱！这对吗？其它行业实际也不错，只不过是不如房地产行业来钱，再加上政府的纵容，大家都开始盖房炒房，你见过世界上那个国家靠卖房卖出世界大国，卖房还不如卖逼对世界影响大，你卖逼还可能给对手传染上性病，卖房只能给自己找病，当挖坑就赚钱时，谁他妈玩高科技，所以，德国人向你出口高科技，你只会向国内人民卖房。你想想，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手机用户，结果我们的还用美国的苹果，中国人不会发明吗？当这个国家的人都想利腐败的名义赚快钱的时候，谁还愿意搞科研。
他还说，中国为什么只能玩低端产业，为什么资本主义拿走高附加值呢？你说为什么？痛恨有屁用，韩国不如中国建国早，结果你看，我们中国哈韩，哈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连自己的思想自由都不敢作主，你只能奴隶，当全世界的奴隶。
中国经济学真正的良心是，吴敬琏，茅于轼，和厉以宁（他的私德方面不如前两位，但也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至于说什么中国的左派经济学家，全是吃屎长的，其中有年轻的韩德强，和杨帆，国有企业得到瓜分是市场的错吗？是体制不改革的错。结果这位左狗们把这些脏水全泼到吴敬琏等人身上。
郎的这次访问，让两件事呈现出来，一是此地无银三万两，还有干爸要比亲爸亲。郭美美的母亲是位英雄，怀有身孕就离婚，偿若是在农村，户口都没法办，没有结婚证怎么办准生证，怎么办生育证呢？
前几天，读了路德维希写的一本《德国人》，描述1840年的德国时说，一位富翁说，“妓女，教授，舞女，只要我给钱，全都出来。”150的德国，和今天的中国，呵呵。
在此事事发前，有一位网友兼博友问我郎咸平如何，我说不从道德评价一个人，我只知道他的学术很差。虽然他说的你感觉是真理，我想告诉你，他就是一个二吊子医生。
他说房地产为什么发达，因为其它行业不行了，不好赚钱！这对吗？其它行业实际也不错，只不过是不如房地产行业来钱，再加上政府的纵容，大家都开始盖房炒房，你见过世界上那个国家靠卖房卖出世界大国，卖房还不如卖逼对世界影响大，你卖逼还可能给对手传染上性病，卖房只能给自己找病，当挖坑就赚钱时，谁他妈玩高科技，所以，德国人向你出口高科技，你只会向国内人民卖房。你想想，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手机用户，结果我们的还用美国的苹果，中国人不会发明吗？当这个国家的人都想利腐败的名义赚快钱的时候，谁还愿意搞科研。
他还说，中国为什么只能玩低端产业，为什么资本主义拿走高附加值呢？你说为什么？痛恨有屁用，韩国不如中国建国早，结果你看，我们中国哈韩，哈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连自己的思想自由都不敢作主，你只能奴隶，当全世界的奴隶。
中国经济学真正的良心是，吴敬琏，茅于轼，和厉以宁（他的私德方面不如前两位，但也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至于说什么中国的左派经济学家，全是吃屎长的，其中有年轻的韩德强，和杨帆，国有企业得到瓜分是市场的错吗？是体制不改革的错。结果这位左狗们把这些脏水全泼到吴敬琏等人身上。
郎的这次访问，让两件事呈现出来，一是此地无银三万两，还有干爸要比亲爸亲。郭美美的母亲是位英雄，怀有身孕就离婚，偿若是在农村，户口都没法办，没有结婚证怎么办准生证，怎么办生育证呢？
(1303)[转帖]加藤嘉一:动车事故启示录
7月23日，在浙江省发生动车事故之后，我已经收到了二百封以上，来自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韩国、台湾的朋友发来的电邮，向我打听“中国铁道安全吗？”他们都是对中国旅游充满兴趣和好奇心的人，认为在国内旅行必然坐上铁道，尤其高铁或动车组。但此次惨重的事件发生后，他们开始担忧，正在考虑要不要按原计划去中国旅游。 这些朋友发自内心的担忧与不安无疑对中国近年来最大的“举国工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过去4年来经常乘坐高铁和动车的在华居民，我过去始终对高铁的安全性抱有相当程度的信心。
但今天事故已经发生，从来没死过人的动车也死了人，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和动摇。在日本的主流报纸和网络媒体上，中国动车事故连续几天都是最大的热点新闻，其导向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悲观与批评。而在中国的“微博”上，这次事故更是成为左右两派激烈的战场。我无法对大家的发言和观点本身做出评论，只想讨论一下事故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未来该如何避免，能不能避免。
在动车相撞事故中未能停下来的D301次动车，是从北京南站出发，沿着刚刚开通的京沪高铁到上海，再到福州的。在此前，京沪高铁在开通后的20多天里，已经出了不少或大或小的故障和麻烦，造成的晚点比之前建成的高铁都多。这次D301有没有晚点，我不知道，但按照列车时刻表，D301列车应该在D3115前面12分钟通过，而不是像23日晚上一样在后面。
无论追尾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之前在京沪高铁上的晚点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另外，网上也有朋友分析说，动车的防追尾装置毕竟是成熟的技术，不排除有关人员在晚点的压力之下，关闭这个装置违规驾驶的可能。如果时间的最终调查结论证明确实如此，那么动车事故就应该说是制度，或者说，人的原因。
这对铁道部现在的领导来说无疑意味着非常的讽刺。自从提倡高铁的前任刘志军下台，新部长上任以来，“抓安全”一直是铁道部的首要任务。不仅铁道部官方网站上到处都是关于安全检查的文件，就连高铁的时速都从原来设计的350公里降到了300公里，这被解释为安全考虑，无疑暗示着刘志军时代的高铁不如现在安全。可问题在于，历史上最惨重的动车事故并没有在过去发生，却在抓安全和降速的现在发生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人和设备真的不行，为什么过去4年里动车没出过伤亡？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应该如何进行管理。中国的铁道部是一个政企合一的官僚机构，而在官僚机构里，下级知道的永远比上级多，永远能决定上级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过去曾到中国工厂指导的日方工程师曾经说过，以前中国工厂里画出的所有图纸都不会得到准确的执行，上级从图纸上无法知道火车的真实问题，直到制造动车才改变了这一点。在管理方面也一样，“瞒上不瞒下”，永远是官僚机构的通病。如果可以用违规的方法把火车准点开到目的地，那么有关人员很可能不愿意按照规定把车停下来，然后被扣发奖金。
刘志军采用现场办公和超速实验的方式来对付这种问题。担任铁道部长期间，他大概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全国各地的铁道上检查，而且一般都会直接站在驾驶室里。如果线路上出了任何问题，驾驶室里比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发现。对于全新概念的高铁，在通车之前会派一列火车用远远超过设计标准的速度进行实验，以便于发现各种隐患。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时速曾达到394公里，2010年的沪宁城际达到417公里，而2010年底京沪高铁提前运行的山东枣庄到安徽蚌埠段曾达到世界最快的486公里。在所有的创纪录实验中，刘志军始终在驾驶室里指挥。超速实验的意义并不是仅仅在于创纪录。就像飞机试飞一样，如果列车以超过正常时速100多公里的速度行驶，那么任何一点小问题都可能造成重大事故。部长敢于在这种前提下乘车，说明这些问题之前都已经检查过了，如果以正常速度运行将是安全的。根据原来的计划，京沪高铁作为一次建成的最长高铁，全线都将在运营前接受这种超速检测，而速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每小时600公里。
但这种检测半途而废了。新任的部长不是刘志军，不可能用他自己的生命去证实他的前任建造的高铁的安全性，所以在枣庄以北蚌埠以南，疯狂的超速实验并没有进行，只进行了常规的检测，以保障测试人员本身的安全。在已经正常运行两三年的高铁，也因为他对刘志军的不信任而被强制要求降速。在高铁以外，铁道部长带领各级官员在各地铁路进行检查的新闻也从网站上消失了，代之以下发各种要求提高安全性的文件。同时，铁道部还强调“不搞突击、不搞加班、节假日正常休息”。这些做法马上就在全铁路的员工内部得到了巨大的好评。
但问题是，单纯的慢下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普通车的速度比部长的车慢多少才是关键。尽管现在没法知道降速导致的混乱与动车事故有多少联系，但可以看到的是，京沪高铁的大多数区段在开通之后不断出现各种大大小小的故障，而刘志军时代建成的枣庄到蚌埠段情况则要好得多。这就是因为后者相对慢了130公里，前者却相对一点没慢。
国际媒体和舆论之所以高度关注这次动车事故，其核心原因是这将显示出中国模式、甚至政权本身能不能经住时间的考验。在铁道部的不幸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中国模式中的严峻问题。高铁的大干快上，在技术上可以成立，但铁道部这个机关的管理体制却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
表面上看，铁道部长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但一方面这种权力缺乏足够的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又缺乏规范性和延续性。疯狂部长刘志军创建了高铁，但并没有完全定下高铁的管理体制，继任者无法分清哪些是能改的，哪些不能改。即使真的全盘接受，这种制度对人的折磨和剥削也过于严重，到底能延续多久而不被打破也是个问题。当然至少在目前，中国急需的肯定是一位更加敬业，更加负责的铁道部长，以避免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但今天事故已经发生，从来没死过人的动车也死了人，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和动摇。在日本的主流报纸和网络媒体上，中国动车事故连续几天都是最大的热点新闻，其导向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悲观与批评。而在中国的“微博”上，这次事故更是成为左右两派激烈的战场。我无法对大家的发言和观点本身做出评论，只想讨论一下事故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未来该如何避免，能不能避免。
在动车相撞事故中未能停下来的D301次动车，是从北京南站出发，沿着刚刚开通的京沪高铁到上海，再到福州的。在此前，京沪高铁在开通后的20多天里，已经出了不少或大或小的故障和麻烦，造成的晚点比之前建成的高铁都多。这次D301有没有晚点，我不知道，但按照列车时刻表，D301列车应该在D3115前面12分钟通过，而不是像23日晚上一样在后面。
无论追尾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之前在京沪高铁上的晚点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另外，网上也有朋友分析说，动车的防追尾装置毕竟是成熟的技术，不排除有关人员在晚点的压力之下，关闭这个装置违规驾驶的可能。如果时间的最终调查结论证明确实如此，那么动车事故就应该说是制度，或者说，人的原因。
这对铁道部现在的领导来说无疑意味着非常的讽刺。自从提倡高铁的前任刘志军下台，新部长上任以来，“抓安全”一直是铁道部的首要任务。不仅铁道部官方网站上到处都是关于安全检查的文件，就连高铁的时速都从原来设计的350公里降到了300公里，这被解释为安全考虑，无疑暗示着刘志军时代的高铁不如现在安全。可问题在于，历史上最惨重的动车事故并没有在过去发生，却在抓安全和降速的现在发生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人和设备真的不行，为什么过去4年里动车没出过伤亡？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应该如何进行管理。中国的铁道部是一个政企合一的官僚机构，而在官僚机构里，下级知道的永远比上级多，永远能决定上级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过去曾到中国工厂指导的日方工程师曾经说过，以前中国工厂里画出的所有图纸都不会得到准确的执行，上级从图纸上无法知道火车的真实问题，直到制造动车才改变了这一点。在管理方面也一样，“瞒上不瞒下”，永远是官僚机构的通病。如果可以用违规的方法把火车准点开到目的地，那么有关人员很可能不愿意按照规定把车停下来，然后被扣发奖金。
刘志军采用现场办公和超速实验的方式来对付这种问题。担任铁道部长期间，他大概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全国各地的铁道上检查，而且一般都会直接站在驾驶室里。如果线路上出了任何问题，驾驶室里比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发现。对于全新概念的高铁，在通车之前会派一列火车用远远超过设计标准的速度进行实验，以便于发现各种隐患。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时速曾达到394公里，2010年的沪宁城际达到417公里，而2010年底京沪高铁提前运行的山东枣庄到安徽蚌埠段曾达到世界最快的486公里。在所有的创纪录实验中，刘志军始终在驾驶室里指挥。超速实验的意义并不是仅仅在于创纪录。就像飞机试飞一样，如果列车以超过正常时速100多公里的速度行驶，那么任何一点小问题都可能造成重大事故。部长敢于在这种前提下乘车，说明这些问题之前都已经检查过了，如果以正常速度运行将是安全的。根据原来的计划，京沪高铁作为一次建成的最长高铁，全线都将在运营前接受这种超速检测，而速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每小时600公里。
但这种检测半途而废了。新任的部长不是刘志军，不可能用他自己的生命去证实他的前任建造的高铁的安全性，所以在枣庄以北蚌埠以南，疯狂的超速实验并没有进行，只进行了常规的检测，以保障测试人员本身的安全。在已经正常运行两三年的高铁，也因为他对刘志军的不信任而被强制要求降速。在高铁以外，铁道部长带领各级官员在各地铁路进行检查的新闻也从网站上消失了，代之以下发各种要求提高安全性的文件。同时，铁道部还强调“不搞突击、不搞加班、节假日正常休息”。这些做法马上就在全铁路的员工内部得到了巨大的好评。
但问题是，单纯的慢下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普通车的速度比部长的车慢多少才是关键。尽管现在没法知道降速导致的混乱与动车事故有多少联系，但可以看到的是，京沪高铁的大多数区段在开通之后不断出现各种大大小小的故障，而刘志军时代建成的枣庄到蚌埠段情况则要好得多。这就是因为后者相对慢了130公里，前者却相对一点没慢。
国际媒体和舆论之所以高度关注这次动车事故，其核心原因是这将显示出中国模式、甚至政权本身能不能经住时间的考验。在铁道部的不幸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中国模式中的严峻问题。高铁的大干快上，在技术上可以成立，但铁道部这个机关的管理体制却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
表面上看，铁道部长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但一方面这种权力缺乏足够的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又缺乏规范性和延续性。疯狂部长刘志军创建了高铁，但并没有完全定下高铁的管理体制，继任者无法分清哪些是能改的，哪些不能改。即使真的全盘接受，这种制度对人的折磨和剥削也过于严重，到底能延续多久而不被打破也是个问题。当然至少在目前，中国急需的肯定是一位更加敬业，更加负责的铁道部长，以避免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1302)[转帖]李吉诃德:撒谎是门真功夫
国人中喜欢撒谎的大约有两类人：一类是男人，一类是女人。男人的撒谎早有公论，尽管之前也曾有过“女人多说谎”和“女人未必多说谎”的争论，却是因为男人常指斥女人，将“祸水”泼到她们身上的缘故。如今大家扯平了，女人撒谎终于不输男人，而且倒像更胜一筹。比较典型的一幕就是郎咸平专访郭登峰郭美美母女，事实证明了她们撒谎，唯有郎教授认定她们诚实，并为此“做了很多调研”，于是他的“调研”也就成了谎言的一部分。
为了某些显而易见的利益，三个人坐在一起联手撒谎，却又彼此想象着自己没有撒谎，对方也没有撒谎。这样的撒谎PARTY颇有趣味，简直可以和政治家的会谈媲美了。
女人喜欢撒谎，并非是说她们都是撒谎的高手。郭登峰郭美美母女尽管才智过人——不是“股神”便是“商业总经理”——，却从来不是一个够格的撒谎者。否则不会漏洞迭出，将干爹情人，妈妈股神的身份都弄得十分业余，更不要说有好事的内行给她们算账了。
我也很奇怪，郭美美开始自己撒谎，不圆可原，但这次有郎教授和她妈的把关，怎么还会继续那种孔雀尾巴般的谎言？一位是经济学家，一位是商界精英，或许还有个红十字会作为幕后制片及导演，剧本可以撰写，台词可以修改，表情可以重来，可以编排，可以NG，可以剪辑，怎么最终还是弄得像一个刚刚出道的雏儿，主演了这么一部烂片？
我想原因只有一个：这是个永远圆不上的谎。这个谎的底子太烂，只能修饰整容，用新的谎言掩盖，仿佛温州的那个车头，你说为了毁证，他说为了救险，你说没有道理，他说从没掩埋，你说谁会相信，他说“我反正信了”。
由此，以郭美美的天分与演技，也只好做个三流演员，出演三号角色，怕是连个二号的小三也演不到位，就不如打消了进入娱乐圈的念头，做回真实的自己。这是底子问题，我想她还不及那个“篡改”了她微博身份的“表妹”适合——如果她真有那个“表妹”的话。但大家也不要追究，否则她真会找来一个什么“表妹”，再上郎教授的节目，大家继续PARTY。
记得仿佛有人说过：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撒谎的动物——不知这话本身有没有谎的成分。我想她是有些道理的。因为人类是唯一使用语言的动物，所谓谎言，没有语言的支撑大概不行，至多也只能是动物间的鸣叫，或者“嗷嗷”“这里有肉，快来”，或者“嗷嗷”“这里危险，快跑”。也只有人类，才会发出“钱多人傻速来”的丰富信息。但动物会不会撒谎呢？比如“这里有肉，快来”实际上是“这里危险，快跑”呢？我还不知道，或许要看它们的悟性了吧。
撒谎是人类语言最大的功用之一。那么究竟是语言出现之后才发明了撒谎，还是为了撒谎而创造了语言？我不得而知，也没有意义。我只知撒谎所以长存，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掩盖自己的坏处，二是使自己得到好处。凭此，撒谎就成了最通用的手段。
人人都会撒谎，但未必人人在行，人人成功。人们往往忽略了撒谎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你必须能够圆谎。无论是单纯地睁着眼睛，还是较为复杂的真假混拼，谎中套谎，骗中藏骗，标准只有一个：你可以被人质疑，但不会被人识破，否则就会成为追尾般的灾难了。
撒谎是一门真功夫，许多人不以为然，自诩机灵，任嘴由缰，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一般人不论，就是那些以撒谎作为职业的“专业人士”也常常因为硬伤纷纷死在了自己未曾编圆的谎言上。比如最近刚刚被编入“教材”的王勇平。
在中国，撒谎有时上升为一种权力，或者一种职业——比如政府发言人或者官媒记者等。简单的一面自然是为政府与上级歌功颂德，比如中国的高铁技术国际领先，动车安全可靠，中国的教育成就斐然，中国互联网的自由度世界第一等等。这些不难，仿佛有嘴就行。比较难的一面还在于遇到突发事件时的“技术手段”，不仅要求滴水不漏，左右逢源，还要适当幽默，表现机智。这就是“优秀”发言人或记者区别于他人之处。他们自信、“真诚”，很少低级错误或“技术性失误”。他们是生来的撒谎者，常会乐于其中，乐此不疲。
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最近重操旧业，对王勇平进行了一番“教育”。教育部的发言人自然很懂“教育”，也很会“发言”，从“不该微笑”到“不该召开”再到“不该描事”，一一开导，娓娓道来，不愧是“校友”兼“同道”，仿佛一股道上跑的车，且永远不会追尾。
因为政府发言人逃不出撒谎的藩篱，所以他们更会强调“各种各样的技术”。一是要有演技，先将是非耻辱感归零，再用讲真话的激情来讲假话；二是要有强大的自我欺骗能力，惟此才能欺骗别人。这碗饭并不好吃，否则王旭明不会改了饭辙，王勇平不会如此狼狈。
记者行业里仿佛有一个国际准则，就是“我可以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说假话”。这个准则在中国并不适用——不说假话的媒体据我所知连真话也不说了。
温甬动车追尾事故现场记者招待会，温州记者马玉瑛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您曾经在多个场合赞扬过温州人的创业精神，在这次救援行动中，温州人展示了创业之外的另一面，温州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以很强的大局观念和大爱精神投入救援。我们看到，事故发生的当晚，附近很多村民连夜自发抢险，还有很多普通市民彻夜排队献血，您对温州人在这次救援中的表现如何评价？
这就是一篇将谎言混搭于真实，将灾难偷换为光彩，将罪愆兑换为表彰的很好的范文。只是她太强调演技，声情并茂，字正腔圆，仿佛话剧班出身。由她压轴也不是很好的选择，反而显出了整台戏的轻薄。在那样一个各怀鬼胎的时刻，假戏真做自然必要，但过犹不及。
这次是讲灾难，讲人祸，不是唱红歌，说历史。温州人的“创业精神”我们都领教过了，与动车追尾何干？况且那是怎样的一种“创业”？大概人们用脚都能回答。
“村民连夜自发抢险”固然很好，但你也要知道“专业人士”们正在忙着掩盖车头，“专业人士”很“专业”地将责任推给天公，“专业人士”很“专业”地宣布车厢里“已无生命痕迹”，结果就有人爬了出来，使“奇迹”诞生。
何以“很多普通市民彻夜排队献血”？难道温州血库竟没有库存？“红十字血液中心”的血都在哪里？难道也变成了别墅玛莎拉蒂与爱马仕？
马玉瑛固然是温州方面派出的“托儿”，旨在以“大局观念和大爱精神”之类掩盖人为的灾祸。谎言有时就是这样麻痹，变成真话未必好听，或者更糟，说不定就会冒出什么“感谢”来，所以还不及这些假话的好。她一说，我们一听，不信也就罢了。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8071177283.html
为了某些显而易见的利益，三个人坐在一起联手撒谎，却又彼此想象着自己没有撒谎，对方也没有撒谎。这样的撒谎PARTY颇有趣味，简直可以和政治家的会谈媲美了。
女人喜欢撒谎，并非是说她们都是撒谎的高手。郭登峰郭美美母女尽管才智过人——不是“股神”便是“商业总经理”——，却从来不是一个够格的撒谎者。否则不会漏洞迭出，将干爹情人，妈妈股神的身份都弄得十分业余，更不要说有好事的内行给她们算账了。
我也很奇怪，郭美美开始自己撒谎，不圆可原，但这次有郎教授和她妈的把关，怎么还会继续那种孔雀尾巴般的谎言？一位是经济学家，一位是商界精英，或许还有个红十字会作为幕后制片及导演，剧本可以撰写，台词可以修改，表情可以重来，可以编排，可以NG，可以剪辑，怎么最终还是弄得像一个刚刚出道的雏儿，主演了这么一部烂片？
我想原因只有一个：这是个永远圆不上的谎。这个谎的底子太烂，只能修饰整容，用新的谎言掩盖，仿佛温州的那个车头，你说为了毁证，他说为了救险，你说没有道理，他说从没掩埋，你说谁会相信，他说“我反正信了”。
由此，以郭美美的天分与演技，也只好做个三流演员，出演三号角色，怕是连个二号的小三也演不到位，就不如打消了进入娱乐圈的念头，做回真实的自己。这是底子问题，我想她还不及那个“篡改”了她微博身份的“表妹”适合——如果她真有那个“表妹”的话。但大家也不要追究，否则她真会找来一个什么“表妹”，再上郎教授的节目，大家继续PARTY。
记得仿佛有人说过：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撒谎的动物——不知这话本身有没有谎的成分。我想她是有些道理的。因为人类是唯一使用语言的动物，所谓谎言，没有语言的支撑大概不行，至多也只能是动物间的鸣叫，或者“嗷嗷”“这里有肉，快来”，或者“嗷嗷”“这里危险，快跑”。也只有人类，才会发出“钱多人傻速来”的丰富信息。但动物会不会撒谎呢？比如“这里有肉，快来”实际上是“这里危险，快跑”呢？我还不知道，或许要看它们的悟性了吧。
撒谎是人类语言最大的功用之一。那么究竟是语言出现之后才发明了撒谎，还是为了撒谎而创造了语言？我不得而知，也没有意义。我只知撒谎所以长存，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掩盖自己的坏处，二是使自己得到好处。凭此，撒谎就成了最通用的手段。
人人都会撒谎，但未必人人在行，人人成功。人们往往忽略了撒谎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你必须能够圆谎。无论是单纯地睁着眼睛，还是较为复杂的真假混拼，谎中套谎，骗中藏骗，标准只有一个：你可以被人质疑，但不会被人识破，否则就会成为追尾般的灾难了。
撒谎是一门真功夫，许多人不以为然，自诩机灵，任嘴由缰，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一般人不论，就是那些以撒谎作为职业的“专业人士”也常常因为硬伤纷纷死在了自己未曾编圆的谎言上。比如最近刚刚被编入“教材”的王勇平。
在中国，撒谎有时上升为一种权力，或者一种职业——比如政府发言人或者官媒记者等。简单的一面自然是为政府与上级歌功颂德，比如中国的高铁技术国际领先，动车安全可靠，中国的教育成就斐然，中国互联网的自由度世界第一等等。这些不难，仿佛有嘴就行。比较难的一面还在于遇到突发事件时的“技术手段”，不仅要求滴水不漏，左右逢源，还要适当幽默，表现机智。这就是“优秀”发言人或记者区别于他人之处。他们自信、“真诚”，很少低级错误或“技术性失误”。他们是生来的撒谎者，常会乐于其中，乐此不疲。
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最近重操旧业，对王勇平进行了一番“教育”。教育部的发言人自然很懂“教育”，也很会“发言”，从“不该微笑”到“不该召开”再到“不该描事”，一一开导，娓娓道来，不愧是“校友”兼“同道”，仿佛一股道上跑的车，且永远不会追尾。
因为政府发言人逃不出撒谎的藩篱，所以他们更会强调“各种各样的技术”。一是要有演技，先将是非耻辱感归零，再用讲真话的激情来讲假话；二是要有强大的自我欺骗能力，惟此才能欺骗别人。这碗饭并不好吃，否则王旭明不会改了饭辙，王勇平不会如此狼狈。
记者行业里仿佛有一个国际准则，就是“我可以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说假话”。这个准则在中国并不适用——不说假话的媒体据我所知连真话也不说了。
温甬动车追尾事故现场记者招待会，温州记者马玉瑛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您曾经在多个场合赞扬过温州人的创业精神，在这次救援行动中，温州人展示了创业之外的另一面，温州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以很强的大局观念和大爱精神投入救援。我们看到，事故发生的当晚，附近很多村民连夜自发抢险，还有很多普通市民彻夜排队献血，您对温州人在这次救援中的表现如何评价？
这就是一篇将谎言混搭于真实，将灾难偷换为光彩，将罪愆兑换为表彰的很好的范文。只是她太强调演技，声情并茂，字正腔圆，仿佛话剧班出身。由她压轴也不是很好的选择，反而显出了整台戏的轻薄。在那样一个各怀鬼胎的时刻，假戏真做自然必要，但过犹不及。
这次是讲灾难，讲人祸，不是唱红歌，说历史。温州人的“创业精神”我们都领教过了，与动车追尾何干？况且那是怎样的一种“创业”？大概人们用脚都能回答。
“村民连夜自发抢险”固然很好，但你也要知道“专业人士”们正在忙着掩盖车头，“专业人士”很“专业”地将责任推给天公，“专业人士”很“专业”地宣布车厢里“已无生命痕迹”，结果就有人爬了出来，使“奇迹”诞生。
何以“很多普通市民彻夜排队献血”？难道温州血库竟没有库存？“红十字血液中心”的血都在哪里？难道也变成了别墅玛莎拉蒂与爱马仕？
马玉瑛固然是温州方面派出的“托儿”，旨在以“大局观念和大爱精神”之类掩盖人为的灾祸。谎言有时就是这样麻痹，变成真话未必好听，或者更糟，说不定就会冒出什么“感谢”来，所以还不及这些假话的好。她一说，我们一听，不信也就罢了。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8071177283.html
(1301)[转帖]石三生:央视：我们一直在造谣 从未被超越
看到《央视一套节目大变脸 撒贝宁柴静打头炮》时，我就笑了。笑，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先见之明，也不是因为那些哭爹喊娘满世界乱的人们又吊错了丧。而是觉得曾经不可一世的央视，只是为了改个头换副面空，就不惜装神弄鬼、玩啥失踪来吸引“人民”的眼球。真可谓是九斤老太的家世，日趋没落、一代不如一代了。
央视喜欢造谣，而且喜欢摆出一副赤诚的样子造谣，已经是世人皆知。且不说那公益广告，用一个遛弯的糟老头喊出了超越汉唐盛世的谎言。当今中国，武没有大汉虽远必诛的霸气，文没有贞观之治路不拾遗的民风。何来超越？；也不说央视那超级脑残的“爱心一小步，道德成长一大步”。一帮孩子，为了让一个四六不靠的瞎眼老汉，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做了若干风车拴在枯死的树上。就算孩子们真的能将风车拴到树枝上，那个老头子就瞎坐在那里安然享受这样一个骗局？老欺小无德，少骗老就是爱心？都说人盲心不盲，看央视这老头子，却是人、心俱瞎了。这些都不说，咱就看看这次央视头牌之一的柴静，装侠客，玩失踪，利用围观者的爱心，为自己的节目招揽生意。如此道德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1510 ，看到有个叫关克的朋友在《写新闻童话的柴静不会死》一文后跟贴：“柴静，曾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刻意捏造假新闻，诸位看客，你们相信吗？石先生揭示了柴静炮制“新闻童话”的一面，或许未曾料想到，柴静还有更为阴暗的另一面。而在众多看客眼里，柴静却仍然是所谓“正义女神”的化身，这才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好奇地跑到他的专栏去浏览，才知这位老兄乃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挺虎派，是陕西省林业厅的当事官员之一。当年轰动了国内外的周老虎事件，石三生一直以为那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后更以周正龙被判缓刑后又被抓，而演变为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有人因华南虎发财，有人因周正龙蜚声海内。更为荒唐的，还因此诞生了一批什么法治人物。令人喷饭之余，也只好道一声娘西皮了。既然自己认定了是闹剧，也就很少关注，更不曾想到其中还有若干曲衷。看了关克先生的文，粗略知道了一些他的遭际，因华南虎出名，因华南虎失意。而与华南虎密切相关的柴静以及郝劲松们，前程却依旧繁花似锦。非此，这个以一块五毛钱的官司出名的大律师，还成了柴静笔下令人民感动、令铁道部尊敬的人物。
但，自己终究是不了解华南虎和周正龙的。从目前网络上搜到的信息，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于是，就只想写一写柴静和她的央视，告诉你我的感觉。
是人都会自恋的，名人尤为甚，柴静当然也不例外。在百度输入“认识的人 了解的事”，记录超过千万。翻看她的博客中国专栏，看到她自己也是以此为荣（难道这是她唯一获大奖的演讲作品的缘故？）。正如自己批评那些谣传柴静失踪甚至可能被暗杀的谣文没脑子、没逻辑一样。柴静津津乐道的此文，竟然也是谬误百出。石三生认为：感动人的故事需要可靠的逻辑。凭空的凄惨只能感动那些没脑子的人。
柴静的此文，我读到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她在博客中国的两篇，分别是《25岁这年 我来到新舞台》和《我和你都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第二个版本是她发表在《国际先驱导报》的文字和她在庆祝共和国60华诞（应该是2009年吧？）的《为祖国骄傲 为女性喝彩》上演讲的视频。
这两个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时空紊乱。既然号称是认识的人，了解的事。用乡里人的说法，最忌扒瞎！她说认识的西藏一中的女教师没有任何职业身份。让人摸不着头脑，倒也不算什么稀奇。柴静所谓的职业身份，想必都是高居于庙堂之上才能算的吧？
柴静此文的初稿，应该成于她25岁时。那时，她认识三个人：拉萨女一中教师、一个很难见面的医生朋友、52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这一年，应该是2001年。这一年，她可能在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也可能在《东方时空》。
第二个版本修订的时候，已经是2009年。在这个版本中，柴静将那个很难见面的医生朋友，换成了律师郝劲松。又增加了一个认识的人，他的名字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只要能感人，换换主角当然无所谓，与时俱进嘛。问题是你增加了一个七年前就认识的温家宝。却将认识陈锡文的时间突然提前到了去年，也就是2008年。这样的时间观念也太古怪了！当然，饭局不是不可以重复，故人也不是不可以假装初相逢，同一桌人8年前一起吃饭。过了八年，抗战胜利了，又凑到一堆，也很正常。但那陈锡文竟然毫无例外地再次掏出了一块皱皱巴巴的蓝手绢擦眼睛。就实在是大大的超越时空、让人匪夷所思了。八年前，就算公款吃喝，可能没有餐巾纸很正常。八年后，这样一些有任何职业身份的人一起吃吃喝喝，那破饭店竟然还不供应面巾纸？八年啊，这陈锡文大人只讲一个故事、只用一块脏手绢。你说这不是演戏，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重副这样毫无二致的一幕呢？
名人之间互相吹捧，应该也算正常。赵本山喜欢瞎忽悠，也不会忽悠赵家班以外的人马上央视。近水楼台、惺惺相惜，这都是古来的中华文明世故使然。作文说事不外一个主旨，你不能前后相悖，就像郎咸平专访郭美美一样。在《认识的人 了解的事》中，我们却搞不懂应该贯穿始终的逻辑。西藏女教师最让柴静难以忘怀。屡改屡也未换掉，始终占据了头牌的位置。在对陈锡文的描述中，柴静的领导说出了：‘这个人说得再尖锐，我们也能播。’因为他特别真诚。”既然如此，难道那个西藏女教师的秘密是因为尖锐而不真诚，所以才无法问世的吗？是否女教师如果也掌握着财经大权，有个“任何职业身份”就可以将秘密公诸于天下了呢？
关于温总理巧遇老农卖棺材的故事，也未尝不可以发生，国人原本就有预先准备寿材的习俗。但柴静的叙述，先是温总理看到有人摆了一副棺材，后是老农说要卖棺材板。就感觉这事不太像真的。棺材与棺材板，一字之差，谬之万里。这就像陶土不是盆碗、蛹未化蝶一个道理。2002年，温总理正值盛年，眼神当然不会那么差，连棺材和木头板都分不清楚。只能是柴静的叙述有问题。或者压根就是道听途说，没有的事儿。
好文章需要可靠的逻辑。玩儿虚的，当然也可以像庄子一样的逍遥游。但以活人为蓝本的故事，最好别离谱。为了感动人而去制造感动，总感觉有愚民之嫌。也同样地，前言不搭后语，就会让人以为这本就是编造的故事使然。看介绍，柴静今年三十有五，应该还不至于有啥健忘的迹象。一个人的小故事，讲的时差达八年，整整一个国民党打败了小日本的时间，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又何况，此文的影响是如此大、那么远—都上了《国际先驱导报》呢？
柴静乃是央视的头牌之一，她认识的人，了解的事都如此不着调。可见央视其他二牌、三牌们都是怎样的喜欢招摇撞骗了。自己造谣习以为常的央视，却容不得微博有任何不实之处。竟然要摆出一副老子的模样，给世人讲讲伦理道德的底线在哪里了？不说别的，单说这柴静和撒贝宁，为了整一档子新节目，竟然不惜借机三公消费、723动车事故之际，玩儿起了美女失踪、被追杀之类的恐怖大戏，以吸引“人民”的眼球。此等品德和诚实，央视的伦理道德底线又在哪里？只在脸上和嘴上吗？
多么荒唐的一个时代啊！有权有势的造谣者不允许老百姓造谣；有权有势的骗子们要求老百姓必须真诚。古今中外，还有什么比愚人者道貌岸然，愚于人者还趋之若鹜更可悲的吗？谨作此文，不为柴静，为如今和谐盛世尔！
央视喜欢造谣，而且喜欢摆出一副赤诚的样子造谣，已经是世人皆知。且不说那公益广告，用一个遛弯的糟老头喊出了超越汉唐盛世的谎言。当今中国，武没有大汉虽远必诛的霸气，文没有贞观之治路不拾遗的民风。何来超越？；也不说央视那超级脑残的“爱心一小步，道德成长一大步”。一帮孩子，为了让一个四六不靠的瞎眼老汉，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做了若干风车拴在枯死的树上。就算孩子们真的能将风车拴到树枝上，那个老头子就瞎坐在那里安然享受这样一个骗局？老欺小无德，少骗老就是爱心？都说人盲心不盲，看央视这老头子，却是人、心俱瞎了。这些都不说，咱就看看这次央视头牌之一的柴静，装侠客，玩失踪，利用围观者的爱心，为自己的节目招揽生意。如此道德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1510 ，看到有个叫关克的朋友在《写新闻童话的柴静不会死》一文后跟贴：“柴静，曾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刻意捏造假新闻，诸位看客，你们相信吗？石先生揭示了柴静炮制“新闻童话”的一面，或许未曾料想到，柴静还有更为阴暗的另一面。而在众多看客眼里，柴静却仍然是所谓“正义女神”的化身，这才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好奇地跑到他的专栏去浏览，才知这位老兄乃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挺虎派，是陕西省林业厅的当事官员之一。当年轰动了国内外的周老虎事件，石三生一直以为那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后更以周正龙被判缓刑后又被抓，而演变为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有人因华南虎发财，有人因周正龙蜚声海内。更为荒唐的，还因此诞生了一批什么法治人物。令人喷饭之余，也只好道一声娘西皮了。既然自己认定了是闹剧，也就很少关注，更不曾想到其中还有若干曲衷。看了关克先生的文，粗略知道了一些他的遭际，因华南虎出名，因华南虎失意。而与华南虎密切相关的柴静以及郝劲松们，前程却依旧繁花似锦。非此，这个以一块五毛钱的官司出名的大律师，还成了柴静笔下令人民感动、令铁道部尊敬的人物。
但，自己终究是不了解华南虎和周正龙的。从目前网络上搜到的信息，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于是，就只想写一写柴静和她的央视，告诉你我的感觉。
是人都会自恋的，名人尤为甚，柴静当然也不例外。在百度输入“认识的人 了解的事”，记录超过千万。翻看她的博客中国专栏，看到她自己也是以此为荣（难道这是她唯一获大奖的演讲作品的缘故？）。正如自己批评那些谣传柴静失踪甚至可能被暗杀的谣文没脑子、没逻辑一样。柴静津津乐道的此文，竟然也是谬误百出。石三生认为：感动人的故事需要可靠的逻辑。凭空的凄惨只能感动那些没脑子的人。
柴静的此文，我读到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她在博客中国的两篇，分别是《25岁这年 我来到新舞台》和《我和你都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第二个版本是她发表在《国际先驱导报》的文字和她在庆祝共和国60华诞（应该是2009年吧？）的《为祖国骄傲 为女性喝彩》上演讲的视频。
这两个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时空紊乱。既然号称是认识的人，了解的事。用乡里人的说法，最忌扒瞎！她说认识的西藏一中的女教师没有任何职业身份。让人摸不着头脑，倒也不算什么稀奇。柴静所谓的职业身份，想必都是高居于庙堂之上才能算的吧？
柴静此文的初稿，应该成于她25岁时。那时，她认识三个人：拉萨女一中教师、一个很难见面的医生朋友、52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这一年，应该是2001年。这一年，她可能在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也可能在《东方时空》。
第二个版本修订的时候，已经是2009年。在这个版本中，柴静将那个很难见面的医生朋友，换成了律师郝劲松。又增加了一个认识的人，他的名字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只要能感人，换换主角当然无所谓，与时俱进嘛。问题是你增加了一个七年前就认识的温家宝。却将认识陈锡文的时间突然提前到了去年，也就是2008年。这样的时间观念也太古怪了！当然，饭局不是不可以重复，故人也不是不可以假装初相逢，同一桌人8年前一起吃饭。过了八年，抗战胜利了，又凑到一堆，也很正常。但那陈锡文竟然毫无例外地再次掏出了一块皱皱巴巴的蓝手绢擦眼睛。就实在是大大的超越时空、让人匪夷所思了。八年前，就算公款吃喝，可能没有餐巾纸很正常。八年后，这样一些有任何职业身份的人一起吃吃喝喝，那破饭店竟然还不供应面巾纸？八年啊，这陈锡文大人只讲一个故事、只用一块脏手绢。你说这不是演戏，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重副这样毫无二致的一幕呢？
名人之间互相吹捧，应该也算正常。赵本山喜欢瞎忽悠，也不会忽悠赵家班以外的人马上央视。近水楼台、惺惺相惜，这都是古来的中华文明世故使然。作文说事不外一个主旨，你不能前后相悖，就像郎咸平专访郭美美一样。在《认识的人 了解的事》中，我们却搞不懂应该贯穿始终的逻辑。西藏女教师最让柴静难以忘怀。屡改屡也未换掉，始终占据了头牌的位置。在对陈锡文的描述中，柴静的领导说出了：‘这个人说得再尖锐，我们也能播。’因为他特别真诚。”既然如此，难道那个西藏女教师的秘密是因为尖锐而不真诚，所以才无法问世的吗？是否女教师如果也掌握着财经大权，有个“任何职业身份”就可以将秘密公诸于天下了呢？
关于温总理巧遇老农卖棺材的故事，也未尝不可以发生，国人原本就有预先准备寿材的习俗。但柴静的叙述，先是温总理看到有人摆了一副棺材，后是老农说要卖棺材板。就感觉这事不太像真的。棺材与棺材板，一字之差，谬之万里。这就像陶土不是盆碗、蛹未化蝶一个道理。2002年，温总理正值盛年，眼神当然不会那么差，连棺材和木头板都分不清楚。只能是柴静的叙述有问题。或者压根就是道听途说，没有的事儿。
好文章需要可靠的逻辑。玩儿虚的，当然也可以像庄子一样的逍遥游。但以活人为蓝本的故事，最好别离谱。为了感动人而去制造感动，总感觉有愚民之嫌。也同样地，前言不搭后语，就会让人以为这本就是编造的故事使然。看介绍，柴静今年三十有五，应该还不至于有啥健忘的迹象。一个人的小故事，讲的时差达八年，整整一个国民党打败了小日本的时间，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又何况，此文的影响是如此大、那么远—都上了《国际先驱导报》呢？
柴静乃是央视的头牌之一，她认识的人，了解的事都如此不着调。可见央视其他二牌、三牌们都是怎样的喜欢招摇撞骗了。自己造谣习以为常的央视，却容不得微博有任何不实之处。竟然要摆出一副老子的模样，给世人讲讲伦理道德的底线在哪里了？不说别的，单说这柴静和撒贝宁，为了整一档子新节目，竟然不惜借机三公消费、723动车事故之际，玩儿起了美女失踪、被追杀之类的恐怖大戏，以吸引“人民”的眼球。此等品德和诚实，央视的伦理道德底线又在哪里？只在脸上和嘴上吗？
多么荒唐的一个时代啊！有权有势的造谣者不允许老百姓造谣；有权有势的骗子们要求老百姓必须真诚。古今中外，还有什么比愚人者道貌岸然，愚于人者还趋之若鹜更可悲的吗？谨作此文，不为柴静，为如今和谐盛世尔！
(1300)[转帖]何几:为公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这个极具政治意味的口号吼了几十年了，在这个口号下的掩护下也迷惑了几代无数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因为喊口号的问题也曾经不明不白地冤死了很多人，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和半死不活的人才得以昭雪。当时本人还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农村娃子，躺在我妈的肚子里躲过了那场令人胆颤心惊的浩劫。
近年来，政治口号变了又变，陆陆续续地推出了“以人为本”、“以法治国”、“依法行政”、“科学发展”等具有现代行政理念的政治口号。党和政府的政治口味变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是否也应当随之而变化一下呢？不变多了，变多了要出问题，只变一个字，把“人民”换成“公民”——“为公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产生的政治口号，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都不提阶级斗争这个玩意儿了，无产阶级已经被修改为“弱势群体”了，资产阶级已经被修改为“既得利益集团”了。看来“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真是有些不合时宜了，太不“与时俱进”了。
“人民”专指自愿接受统治者统治，自愿拥护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那一拨人，是一个政治称谓。现在是法治社会，要“以法治国”，要“依法行政”，说话做事都要按法律的规定来，而“公民”正好是一个法律概念，“公民”的内涵与外延远比“人民”要广阔得多，就好比“人民”是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泊（当然也不排除是被工业废水污染了的湖泊），而“公民”则是浩瀚的大洋。“公民”这个大圈圈包括的人太多太多了，执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本的人都是本国的公民（还有上不了户口的）。包括上访户或者所谓的赖皮，包括地痞、二流子、流浪汉、叫花子等，包括性工作者和嫖客，包括贪官污吏、为黑社会提供“保护伞”的大小官僚、买官卖官之流，包括“说白话”、“打白条”、“喝白酒”的党政干部、包括写“情色日记”的局长、教授们……。被关在监狱里的犯罪分子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即使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罪犯也是本国的公民，他们的合法权益依然要受本国法律的保护。监狱既是暴力机关同时也是为公民服务的机关，监狱有义务确保罪犯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暴力也要在法律的笼子里活动，否则就是“黑监狱”。
如果只为“人民服务”，我们那么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公民怎么办？他们是纳税人，他们供养了执政党和政府，但他们不一定是人民，他们不一定自愿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他们不一定拥护执政党及其政府，他们也许是不同政见者，他们也许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们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难道执政党和政府就不为他们服务了吗？就不为纳税人服务了吗？难道就不为供养了执政党和政府的那些人服务了吗？如果只“为人民服务”，这就严重违背了“以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精神，严重背离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严重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所以，我们要为公民服务，“公民”这个大圈圈包围了“人民”这个小圈圈，因为公民才是真正的注洋大海，如果不为公民服务，我们迟早会被公民这个大圈圈所“淹没”的。
虽然通常说“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惜在现实生活中，至今还没有真正落实人民的“主人”身份。只是从形式上落实了，只是被人代为落实了。这样的“主人”不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主人”的座位。只是用打字机落实在纸上，或者用白石灰水、浆糊落实在墙壁上而已。“人民”这俩字成了国家的“冠名权”，什么人民医院、人民法院、人民代表等称呼，徒有虚名，人民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呢？
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主仆关系决定了一个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合法性。在封建社会，主人是皇帝老儿那一大家子，除此之外，全是仆人，连朝廷里的那帮酷似“吉娃娃”狗狗那样忠心耿耿的大小臣子都是皇帝老儿脚下的一只走狗。他们人都不是，还敢说什么主人，吡个牙缝儿都要脑袋搬家。
在现代行政理念下，对主仆关系就来了一个大翻身，作为纳税人的公民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执政党及其政府才是公民地地道道的仆人。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要依靠公民来养活他们，公民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衣食父母”。没有公民的供养，执政党及其政府就要被饿死，没有公民的供养党政机关里的公务员就发不起工资，没有公民的供养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机器就没有动力，就无法正常运转。一句话，没有公民的供给，执政党及其政府就是一副空壳，就像乌龟壳那样空。这不是知识，而是普通的常识。没有这种常识的人是不具备现代行政理念的人，这些人还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中打瞌睡，做美梦，封建社会的“遗传基因”还在他们身上作祟。
作为仆人的执政党及其政府理所当然地应当为它的主人服务，为它的公民服务。民间有句俗语叫“端谁的碗，就要服谁管。”执政党及其政府端了公民的“饭碗”就要服从公民的监督和管理，就要听公民的话，就要保护自己的公民。绝对不能打骂公民，特别是不要动不动就派全副武装的特警来对公民实施暴力，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哪有仆人打主人的，哪有仆人反过来迫害主人的？仆人要忠于主人，而不是主人忠于仆人，这些都是最起码的常识。
就是给小学们生讲，他们都会一说便知。可悲的是现在的学校里不给学生这样讲，而是要求学生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对谁感恩？为何感恩？感恩父母，还是感恩政府？发生火灾时却叫“领导先走”的政府，下暴雨了领导还坐在台上口吐白沫讲个不停却让学生在雨中哭泣的政府，怎么值得去感恩它呢？小学生怎么也弄不明白，明明是父母生养了他们，为什么要感恩政府呢？老师越讲越糊涂，学生也越听越不明白，现实与书本背道而驰。
我们既然要给后人作个好榜样，就不能说一套，却做一套。人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真相的，会骂我们的。他们毕竟也是公民，他们享有知情权和获得事实真相的权利，不能因为他们是小娃娃好欺骗。他们是要长大的，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童年居然是在欺骗中度过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执政党及其政府了。到那时，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公信力就如同一个吹胀的气球，轻轻一戳就立即破裂，连弥补的余地都没有了。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2449
近年来，政治口号变了又变，陆陆续续地推出了“以人为本”、“以法治国”、“依法行政”、“科学发展”等具有现代行政理念的政治口号。党和政府的政治口味变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是否也应当随之而变化一下呢？不变多了，变多了要出问题，只变一个字，把“人民”换成“公民”——“为公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产生的政治口号，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都不提阶级斗争这个玩意儿了，无产阶级已经被修改为“弱势群体”了，资产阶级已经被修改为“既得利益集团”了。看来“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真是有些不合时宜了，太不“与时俱进”了。
“人民”专指自愿接受统治者统治，自愿拥护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那一拨人，是一个政治称谓。现在是法治社会，要“以法治国”，要“依法行政”，说话做事都要按法律的规定来，而“公民”正好是一个法律概念，“公民”的内涵与外延远比“人民”要广阔得多，就好比“人民”是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泊（当然也不排除是被工业废水污染了的湖泊），而“公民”则是浩瀚的大洋。“公民”这个大圈圈包括的人太多太多了，执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本的人都是本国的公民（还有上不了户口的）。包括上访户或者所谓的赖皮，包括地痞、二流子、流浪汉、叫花子等，包括性工作者和嫖客，包括贪官污吏、为黑社会提供“保护伞”的大小官僚、买官卖官之流，包括“说白话”、“打白条”、“喝白酒”的党政干部、包括写“情色日记”的局长、教授们……。被关在监狱里的犯罪分子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即使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罪犯也是本国的公民，他们的合法权益依然要受本国法律的保护。监狱既是暴力机关同时也是为公民服务的机关，监狱有义务确保罪犯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暴力也要在法律的笼子里活动，否则就是“黑监狱”。
如果只为“人民服务”，我们那么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公民怎么办？他们是纳税人，他们供养了执政党和政府，但他们不一定是人民，他们不一定自愿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他们不一定拥护执政党及其政府，他们也许是不同政见者，他们也许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们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难道执政党和政府就不为他们服务了吗？就不为纳税人服务了吗？难道就不为供养了执政党和政府的那些人服务了吗？如果只“为人民服务”，这就严重违背了“以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精神，严重背离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严重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所以，我们要为公民服务，“公民”这个大圈圈包围了“人民”这个小圈圈，因为公民才是真正的注洋大海，如果不为公民服务，我们迟早会被公民这个大圈圈所“淹没”的。
虽然通常说“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惜在现实生活中，至今还没有真正落实人民的“主人”身份。只是从形式上落实了，只是被人代为落实了。这样的“主人”不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主人”的座位。只是用打字机落实在纸上，或者用白石灰水、浆糊落实在墙壁上而已。“人民”这俩字成了国家的“冠名权”，什么人民医院、人民法院、人民代表等称呼，徒有虚名，人民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呢？
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主仆关系决定了一个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合法性。在封建社会，主人是皇帝老儿那一大家子，除此之外，全是仆人，连朝廷里的那帮酷似“吉娃娃”狗狗那样忠心耿耿的大小臣子都是皇帝老儿脚下的一只走狗。他们人都不是，还敢说什么主人，吡个牙缝儿都要脑袋搬家。
在现代行政理念下，对主仆关系就来了一个大翻身，作为纳税人的公民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执政党及其政府才是公民地地道道的仆人。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要依靠公民来养活他们，公民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衣食父母”。没有公民的供养，执政党及其政府就要被饿死，没有公民的供养党政机关里的公务员就发不起工资，没有公民的供养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机器就没有动力，就无法正常运转。一句话，没有公民的供给，执政党及其政府就是一副空壳，就像乌龟壳那样空。这不是知识，而是普通的常识。没有这种常识的人是不具备现代行政理念的人，这些人还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中打瞌睡，做美梦，封建社会的“遗传基因”还在他们身上作祟。
作为仆人的执政党及其政府理所当然地应当为它的主人服务，为它的公民服务。民间有句俗语叫“端谁的碗，就要服谁管。”执政党及其政府端了公民的“饭碗”就要服从公民的监督和管理，就要听公民的话，就要保护自己的公民。绝对不能打骂公民，特别是不要动不动就派全副武装的特警来对公民实施暴力，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哪有仆人打主人的，哪有仆人反过来迫害主人的？仆人要忠于主人，而不是主人忠于仆人，这些都是最起码的常识。
就是给小学们生讲，他们都会一说便知。可悲的是现在的学校里不给学生这样讲，而是要求学生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对谁感恩？为何感恩？感恩父母，还是感恩政府？发生火灾时却叫“领导先走”的政府，下暴雨了领导还坐在台上口吐白沫讲个不停却让学生在雨中哭泣的政府，怎么值得去感恩它呢？小学生怎么也弄不明白，明明是父母生养了他们，为什么要感恩政府呢？老师越讲越糊涂，学生也越听越不明白，现实与书本背道而驰。
我们既然要给后人作个好榜样，就不能说一套，却做一套。人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真相的，会骂我们的。他们毕竟也是公民，他们享有知情权和获得事实真相的权利，不能因为他们是小娃娃好欺骗。他们是要长大的，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童年居然是在欺骗中度过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执政党及其政府了。到那时，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公信力就如同一个吹胀的气球，轻轻一戳就立即破裂，连弥补的余地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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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9)[转帖]吴钩：水浒中强拆的暴力和条例
《水浒传》讲述了一系列“官逼民反”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好汉之所以“逼上梁山”，是由于遭遇了地方权贵的暴力“拆迁”。这好汉就是“小旋风”柴进。
话说柴进有个叔叔叫柴皇城，是高唐州的大户，只因后花园的“水亭盖造得好”，被一个叫殷天赐的恶少看中了，那殷天赐便带了二三十名奸诈不良的打手，跑到柴家，要柴皇城三日之内将柴宅让出来，否则，带到官府问罪。柴皇城与他理论，却被“推抢殴打”了一番。可怜这个柴老头，因咽不下这口气，“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
殷天赐何许人也，胆敢夺人私宅？原来，他是高唐州知府高廉的妻舅，而高廉不但是地方一把手，还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唐州内，高知府可谓权焰熏天，“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殷天赐则“倚仗他姊夫的势要，又在这里无所不为”。
柴皇城斗不过殷天赐，膝下又无子嗣，只好叫人快马前往沧州柴家庄，将侄儿柴进叫来商量对策，恰好那些天李逵在柴家庄中闲住，也随了柴进前往。我们知道，柴进可不是一般人家，而是前朝皇室之后，当年柴氏先祖将皇位“禅让”给了“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赵氏为示优待柴家，赐予“丹书铁券”，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给予柴氏后人特权保护。柴进一赶到高唐州，就叫婶子只管放心，“请好医士调治叔叔”，不用怕那个殷天赐，“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
显然，柴进相信以“丹书铁券”的法律力量，是足以保护柴家祖业的。所以决定走司法渠道，“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即使在高唐州和他理论不得，还可以告到京师去，知府高廉算什么大官？“京师也有大似他的”。点评《水浒传》的金圣叹解释说，这“大似他的”人暗指皇帝宋徽宗。
但随柴进前来的李逵对司法途径很不以为然：“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李逵的意思很干脆，暴力解决：“我有大斧在这里！教他吃我几斧，却再商量！”柴进则不认可个人暴力的作用，交待李逵不得胡来，“无事只在房里请坐”，“这里是禁城之内，如何比得你山寨横行”！
正当他们争论“条例”管用还是“斧头”管用时，柴皇城却因伤重不治，一命呜呼了。柴进只得忙着给叔叔办理丧事。三日后，殷天赐又带了二三十条闲汉，上门搞“拆迁”来了：“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这厮枷号起，先吃我一百讯棍！”柴进告诉他：“你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殷天赐却说：“便有丹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
一场较量即将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博弈的道具”在比拼效力：
一、柴进的“丹书铁券”，这是国家律法条例的象征。身为贵族阶层的柴进柴大官人，显然对国家律法的权威还抱有期待，相信“条例”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李逵与殷天赐都认为国家法律没什么鸟用，一个说“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另一个说“便有丹书铁券，我也不怕”。
二、李逵的“大斧”，隐喻的是江湖社会的个人暴力主义。李逵是梁山中人，过的是快意恩仇的日子，他为人又莽撞，遇上不平事就讲个“前打后商量”。不过柴进则认为，“山寨”的那套规则不适用于“禁城之内”的社会。
三、殷天赐的“讯棍”，代表了组织化的权力。殷天赐虽谈不上是国家干部，但他是官亲，有隐权力，倚势欺人的经验使他深信权力的力量，才不管柴进是不是真有什么“丹书铁券”呢。
面对“讯棍”的威胁与进攻，“丹书铁券”能守住柴家的合法私产吗？如果国家尊重律法的权威(就别说现代法治社会了)，柴进大可高枕无忧，大不了公堂上见分晓；如果事情发生在国家权力所不及的“江湖之远”，则李逵的“大斧”也能够解决掉麻烦。可是，现在是在高家的势力地盘之内，高唐州衙门的“讯棍”都是姓高的。也就怪不得殷天赐气焰如此嚣张，不将柴家当回事了。
但合该这恶少倒霉，正好碰上了李逵这条莽汉。李逵当时躲在门缝后张看，见殷天赐招呼左右打人，忍不住拽开房门冲出去，三五记老拳就将殷天赐打死了。殷带来的打手作了鸟兽散。
看起来，在这起暴力“拆迁”冲突中，似乎是李逵胜利了。然而，高唐州毕竟不比梁山泊，李逵的“大斧”杀得了几个恶少、闲汉，却对付不了组织化的“讯棍”。柴进只能让闯了弥天大祸的李逵赶紧回梁山泊去，“官司我自支吾”。李逵走后不多时，果然便有“二百余人，各执刀杖枪棒，围住柴皇城家”。柴进立即被捉到衙门，先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再关进大牢受苦，等待判罪。柴皇城的家产被查抄，房屋围院也被封占了。
柴进原先还想着“自有丹书铁券护身”，不怕与高廉理论。他也曾寄望于进京告御状，找到“大似他的”人来维护“丹书铁券”的权威与柴家祖业的财产权。但他失算了，明显低估了权势集团的力量。金圣叹点评说，柴进“只知这里之有高廉，而不知‘大似他的’身边之有高俅”，确是一针见血的高论。最后，还是梁山集团发兵破了高唐州，救出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柴进。
宋代律法中其实也有体现“私产不受侵犯”精神的条款，但实际上，法难免为权所蚀。《宋史》记述，在水浒故事诞生的宋徽宗时代，朝廷为了征收“花石纲”，“豪夺渔取于民”，官府发现“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便带人闯入其家，在花石上做上标记，说这东西朝廷征用了，你等好生看好，不得有误。业主如果看护稍有不周，即以“大不恭罪”论处。官差来搬运贡物时，还要拆掉业主的门墙。不少小康之家都被搞破了产，或鬻卖子女供官府需索。
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条例”抵御不了“讯棍”的社会。不仅官府可以借征用花石纲之类的名目掠夺民财，背后有权贵撑腰的殷天赐之流，也可恃势凌人、横行无忌——— 占了你的花园你能奈我何？受到合法特权保护的柴大官人尚且斗不过权力集团的威势，平头百姓在遭受权贵的欺压时，就更别想讨价还价了。最后，那些诸如李逵那样的桀骜不驯之士，便失去了对法律权威与合法救济渠道的信心，而选择自逞其强，用个人暴力解决问题。
《水浒传》其实是一部反映庙堂、正常社会与梁山社会之间的三角关系的寓言故事，庙堂权力(讯棍)的霸道与扩张，正常社会(条例有效)的脆弱与萎缩，是导致梁山社会(斧头)诞生与壮大的最大诱因。
话说柴进有个叔叔叫柴皇城，是高唐州的大户，只因后花园的“水亭盖造得好”，被一个叫殷天赐的恶少看中了，那殷天赐便带了二三十名奸诈不良的打手，跑到柴家，要柴皇城三日之内将柴宅让出来，否则，带到官府问罪。柴皇城与他理论，却被“推抢殴打”了一番。可怜这个柴老头，因咽不下这口气，“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
殷天赐何许人也，胆敢夺人私宅？原来，他是高唐州知府高廉的妻舅，而高廉不但是地方一把手，还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唐州内，高知府可谓权焰熏天，“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殷天赐则“倚仗他姊夫的势要，又在这里无所不为”。
柴皇城斗不过殷天赐，膝下又无子嗣，只好叫人快马前往沧州柴家庄，将侄儿柴进叫来商量对策，恰好那些天李逵在柴家庄中闲住，也随了柴进前往。我们知道，柴进可不是一般人家，而是前朝皇室之后，当年柴氏先祖将皇位“禅让”给了“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赵氏为示优待柴家，赐予“丹书铁券”，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给予柴氏后人特权保护。柴进一赶到高唐州，就叫婶子只管放心，“请好医士调治叔叔”，不用怕那个殷天赐，“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
显然，柴进相信以“丹书铁券”的法律力量，是足以保护柴家祖业的。所以决定走司法渠道，“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即使在高唐州和他理论不得，还可以告到京师去，知府高廉算什么大官？“京师也有大似他的”。点评《水浒传》的金圣叹解释说，这“大似他的”人暗指皇帝宋徽宗。
但随柴进前来的李逵对司法途径很不以为然：“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李逵的意思很干脆，暴力解决：“我有大斧在这里！教他吃我几斧，却再商量！”柴进则不认可个人暴力的作用，交待李逵不得胡来，“无事只在房里请坐”，“这里是禁城之内，如何比得你山寨横行”！
正当他们争论“条例”管用还是“斧头”管用时，柴皇城却因伤重不治，一命呜呼了。柴进只得忙着给叔叔办理丧事。三日后，殷天赐又带了二三十条闲汉，上门搞“拆迁”来了：“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这厮枷号起，先吃我一百讯棍！”柴进告诉他：“你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殷天赐却说：“便有丹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
一场较量即将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博弈的道具”在比拼效力：
一、柴进的“丹书铁券”，这是国家律法条例的象征。身为贵族阶层的柴进柴大官人，显然对国家律法的权威还抱有期待，相信“条例”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李逵与殷天赐都认为国家法律没什么鸟用，一个说“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另一个说“便有丹书铁券，我也不怕”。
二、李逵的“大斧”，隐喻的是江湖社会的个人暴力主义。李逵是梁山中人，过的是快意恩仇的日子，他为人又莽撞，遇上不平事就讲个“前打后商量”。不过柴进则认为，“山寨”的那套规则不适用于“禁城之内”的社会。
三、殷天赐的“讯棍”，代表了组织化的权力。殷天赐虽谈不上是国家干部，但他是官亲，有隐权力，倚势欺人的经验使他深信权力的力量，才不管柴进是不是真有什么“丹书铁券”呢。
面对“讯棍”的威胁与进攻，“丹书铁券”能守住柴家的合法私产吗？如果国家尊重律法的权威(就别说现代法治社会了)，柴进大可高枕无忧，大不了公堂上见分晓；如果事情发生在国家权力所不及的“江湖之远”，则李逵的“大斧”也能够解决掉麻烦。可是，现在是在高家的势力地盘之内，高唐州衙门的“讯棍”都是姓高的。也就怪不得殷天赐气焰如此嚣张，不将柴家当回事了。
但合该这恶少倒霉，正好碰上了李逵这条莽汉。李逵当时躲在门缝后张看，见殷天赐招呼左右打人，忍不住拽开房门冲出去，三五记老拳就将殷天赐打死了。殷带来的打手作了鸟兽散。
看起来，在这起暴力“拆迁”冲突中，似乎是李逵胜利了。然而，高唐州毕竟不比梁山泊，李逵的“大斧”杀得了几个恶少、闲汉，却对付不了组织化的“讯棍”。柴进只能让闯了弥天大祸的李逵赶紧回梁山泊去，“官司我自支吾”。李逵走后不多时，果然便有“二百余人，各执刀杖枪棒，围住柴皇城家”。柴进立即被捉到衙门，先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再关进大牢受苦，等待判罪。柴皇城的家产被查抄，房屋围院也被封占了。
柴进原先还想着“自有丹书铁券护身”，不怕与高廉理论。他也曾寄望于进京告御状，找到“大似他的”人来维护“丹书铁券”的权威与柴家祖业的财产权。但他失算了，明显低估了权势集团的力量。金圣叹点评说，柴进“只知这里之有高廉，而不知‘大似他的’身边之有高俅”，确是一针见血的高论。最后，还是梁山集团发兵破了高唐州，救出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柴进。
宋代律法中其实也有体现“私产不受侵犯”精神的条款，但实际上，法难免为权所蚀。《宋史》记述，在水浒故事诞生的宋徽宗时代，朝廷为了征收“花石纲”，“豪夺渔取于民”，官府发现“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便带人闯入其家，在花石上做上标记，说这东西朝廷征用了，你等好生看好，不得有误。业主如果看护稍有不周，即以“大不恭罪”论处。官差来搬运贡物时，还要拆掉业主的门墙。不少小康之家都被搞破了产，或鬻卖子女供官府需索。
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条例”抵御不了“讯棍”的社会。不仅官府可以借征用花石纲之类的名目掠夺民财，背后有权贵撑腰的殷天赐之流，也可恃势凌人、横行无忌——— 占了你的花园你能奈我何？受到合法特权保护的柴大官人尚且斗不过权力集团的威势，平头百姓在遭受权贵的欺压时，就更别想讨价还价了。最后，那些诸如李逵那样的桀骜不驯之士，便失去了对法律权威与合法救济渠道的信心，而选择自逞其强，用个人暴力解决问题。
《水浒传》其实是一部反映庙堂、正常社会与梁山社会之间的三角关系的寓言故事，庙堂权力(讯棍)的霸道与扩张，正常社会(条例有效)的脆弱与萎缩，是导致梁山社会(斧头)诞生与壮大的最大诱因。
(1298)[转帖]铁路工程招投标潜规则
甬温线特大铁路事故发生第六天，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全路通号)浮出水面。
上海铁路局新任局长安路生在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披露，由于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信号机显示为绿灯。他指出，存在设计缺陷的信号设备由“北京一家研究设计院”设计。
这家研究设计院正是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通号集团)下属的二级国有独资企业全路通号。在中国铁路信号领域，通号集团的地位类似通讯领域的中国移动，与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并称为国资委下属的中国铁路建设三大央企。
“铁路需要的东西很多，水泥、铁轨、信号灯、控制系统等，都是不同公司的。”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董焰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铁路系统线上、线下涉及的零部件就如同一个小王国，“所以铁路招标琐碎繁杂次数多，很容易钻空子”。
在公开渠道中，几乎没有中国铁路建设的招标信息及中标结果。铁道部集采购、运营、监管于一身，在铁路设备招标中，裁判和教练两位一体，掌握生杀大权。
全路通号：冰山一角
全路通号正如临大敌。位于北京西客站以南，北京丰台区华源一里18号，装修简单的六层办公楼，就是全路通号的所在地。消息传出后的几日，全路通号的保安紧张地盯着每一位过往者。
回溯到2008年5月9日，据通号集团公开资料显示，这天，通号集团与中铁电化局联合体共同与沿海铁路浙江有限公司，签订了新建铁路甬台温线四电系统集成工程合同，通号集团承接该合同的通信信号系统，合同价格约为人民币5亿元。
拿下合同后，通号集团又对工程分拆招标，中标单位包括佳讯飞鸿、世纪瑞尔及通号集团旗下的全路通号、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等单位。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多方查询，未找到任何相关的招投标信息。
蹊跷的是，全路通号曾经是世纪瑞尔的第一大客户，两者不仅共同参与了高铁建设项目，世纪瑞尔还向全路通号提供了多种核心的技术产品。根据世纪瑞尔公司的半年报，2011年上半年，在世纪瑞尔的主营产品中，铁路综合监控系统(含通信监控)实现收入2594.66 万元，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收入1.23亿元。报告期内公司来自铁路市场的营业收入占比超过90%。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类似于世纪瑞尔这样依附于高铁项目的创业板公司还有佳讯飞鸿、特锐德、鼎汉技术等，因产品涉及“行车安全监控”“铁路调度信息”“铁路箱式变电站设备”和“轨道交通信号智能电源”等高铁相关领域，均与通号集团有合作。
全路通号成立于1953年。2000年，铁路系统进行政企分离改革，通号集团与“娘家”铁道部脱钩，全路通也由此划拨为国务院国资委管辖。
正在这时，全路通号遇到了发展高铁的契机，其以欧洲标准研制出两代CTCS系统，后被列为动车线路标准配置之一。CTCS3代系统在国家批准立项后，由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迅速完成，用于300公里/小时的高速铁路列控。而列控信号的传输设备，包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ZPW-2000A闭塞系统，GSM-R无线网络设备，亦由全路通号完成。
随着高铁建设潮涌，全路通号发展速度惊人。北京一家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2007年前数年，全路通号年净利润在1000万至2000万间。2007年达到6300万元，2008年之后数年，更是翻倍，冲到1.3亿元以上。
“全路通号相当有来头。”前述铁道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铁路内部都知道，全路通号聚集着一干有权在铁路系统技术评审中发言的专家，其模式是在政府资金支持下，既设计研究，又委托生产，然后在铁路系统内顺畅地销售产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拿到的一份2010年全路通号应收账款单据显示，与全路通号存在一年期或两至三年债务关系的涵盖中国所有大区铁路局，大型城市的铁路分局。全路通号十数年来的技术圈地，遍布每一条铁路动脉。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公司跟铁道部是什么关系”的提问，全路通号党委宣传部部长田振辉表示：“这个我好像说不太清楚。”
“全路通号虽然在产权关系上与铁道部分离，但决策仍难以摆脱铁道部控制。”铁道部张姓人士表示。
7月28日，在全路通号官方网站上刊登了致此次事故死伤者及家属的道歉信。值得注意的是，这封道歉信的落款日期是7月27日。7月28日晚，该道歉信又被删除。
招投标的民间故事
从规定上看，铁路工程的招标从标准到程序都很严谨。然而事实情况却不尽然。
例如，在铁道部公布的《铁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限制或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具备相应资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然而，在铁道系统内有不成文的规定，即铁路系统外的企业需要与铁道系统的企业组成联合体，方能承揽铁道业务。
“这是因为铁路信号系统涉及特殊安全，铁路系统工程与生产过程中过多的专业与基础问题。”铁道部张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铁路部门对涉及运输安全的配套产品采购实行的行政许可，一般会通过行政许可或者专项招标的方式设置较高的产品准入门槛，以达到保证运输安全的目的。
“铁路的工程基本由国有大型企业来干，它们具有过硬的素质，另外整个管理有一套办法，工程分段之后匹配给某局某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工程质量应采取终身负责制，就是你只要修这段路，要求要达到100年寿命的就得负责100年。
《铁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实施办法》中也明确规定：铁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但熟悉铁路工程的人士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铁路项目基本都为内定。
崔仁(化名)曾参加某高速铁路物资的招投标，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那些符合铁道部要求的企业才有资格递交标书。”
据报道，上海万宏动力能源公司就在屡次审查通不过、得不到竞标资格之后，放弃了跟铁路部门打交道，转而投向地铁。“该有的证我们都有，产品质量也没有问题，但从来没通过审查。”总经理金祥生说道。
崔仁说，在审核和竞标过程中，每个竞标单位的资料都放在各自的纸盒中，纸盒上面清楚地标明竞标企业的资料，中铁几局的名字都写在上面。“经常参加审核的专家很容易看出哪个标书是自己人的，一目了然。”有经验的专家也可以看出“哪个公司对项目‘志在必得’，哪些企业是在陪标。”通常，招标规定最少要有3个企业投标才能评标。在他看来，整个招标过程就像是铁道部自家人在“分活儿”。
崔仁所在的公司为了获得参与铁道部项目的机会，通常要和中铁工、中铁建等少数国有企业或其下属企业联合，借助其名号，为自己加分。
做了七八年的铁路工程后，崔仁明白，“很多招标都只是走一个过场”。
比如，崔仁发现，招投标结果公示的时间通常在临近下班时分，公示期也只有3天，往往是周五、周六、周日。
又如，按照规定，在承建中出过事故的单位，至少三个月内不许竞标。但崔仁发现，有些铁路项目“恰逢”这个集团过了限制期限，开始招标。
“表面看起来程序完备，但裁判和教练同属一人。”崔仁说。铁路系统审批程序和招投标规则几乎完全掌握在系统内部，人为干预现象时常发生，有的是领导直接打招呼，有的是中介干预影响招投标，有的是相关企业联合围标串标。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也表达过对招投标过程中的中介环节很不满。“我曾强烈建议取消中介组织，”他说，“招投标中很多问题出在中介环节，他们利用社会关系搞投标，收取中介费。” 这些中介组织中包括退休干部、企业资深员工等，他们利用各自老关系，在招投标过程中进行灰色交易。
最为荒唐的是，有些项目招投标尚未开始，已有中标单位“提前”开工了。
如：《新建铁路南京枢纽南京南站站房与地铁结合部应急工程施工总价承包招标公告》发布于2008年12月25日，但在2008年1月，中铁十三局已经将第一根桩打入地下，2008年3月18日上午“京沪高速铁路南京南站桩基部开桩”典礼上，中铁十三局集团二公司南京公司的领导及参建员工还悉数参加了开工典礼。
国家审计署有关人员也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工程土建及监理1标和京沪高铁咨询业务等项目，招标时间分别为2006年7月和2007年12月，然而中铁大桥局和铁科院(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这些后来的“中标单位”，都在招投标程序启动前数月便开始了工作。
中标后，转包现象也很普遍。
“工程也是层层转包。”崔仁说，他们公司的一些项目都是依托关系成为第三层转包方，但他们也并非自己建设，而是“抽点”后再向下转包，这也导致最后实际的承建方为保证有所盈利，不得不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拱架的间距，仰拱的方数，二衬的厚度，钢筋数量，锚杆的长度，小导管数量，喷锚厚度，各个环节都有很多省钱办法。”
这也导致许多看起来几百亿投资的项目，实际并没用这么多，崔仁说，他曾经接手一个工程，投资额是3亿，最后大概花了8000万元，“全分给各个利益关联方”。
刘志军的“招投标”遗产
事实上，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案发，即是和高铁建设的招投标有关。
据媒体报道，铁道部为中铁泰可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泰可特)“量身定做”了京沪高铁声(风)屏障项目，并明确中铁泰可特为内定中标单位。
中铁泰可特是山西晋城女企业家丁书苗的关联公司。声(风)屏障主要用于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两侧的隔声降噪、挡风，总长1200公里，分为6个标段(共21个包)，两次招标，总投资额约50亿元，吸引了十几家国内声屏障企业参与投标。
其招标过程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第一波是修改标书。2010年8月，第一版标书发布不到24小时即被撤；10月29日第二版标书，将参标企业的注册资本金由原来的2000万元提至4000万元，门槛骤增后只有13家企业能够入围。
第二波是中标结果并未遵循低价原则。11月10日至12日，京沪高铁FP01－F04包开标，预算总额约12亿元，中铁泰可特、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光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其中泰可特获得两个包。但是，泰可特在FP01包的报价比最低报价高出近6000万元，在FP02包中的报价也是排名第二高。
结果一出，多家企业抗议招标结果不公。第二批声屏障开标后，京沪高铁股份公司一纸传真再次让参与投标的公司激愤。开标之后发出的这份传真对投标企业提出新的要求：“投标人必须验证其是否具有已经实践验证的时速350公里客运专线正线区间应用业绩或经部(铁道部)组织的隔音降噪及气动力影响专项试验测试”，未能满足上述条件要求的中标候选人不予推荐位中标人，再次抬高了招标门槛。
《中国新闻周刊》得知，这份紧急传真署名是京沪高铁股份有限公司，但执行的是“铁道部运输局的文件精神”。此后也被证实，刘志军利用职权接受丁书苗请托，内定多家企业中标8个铁路建设项目。丁书苗等人向中标企业收取项目标的额2.5%～4%的中介费，共计8.22亿元人民币，丁书苗个人从中获利4.22亿元。
铁路系统是中国经济中管理、运行最为封闭的行业与产业，这注定了在与之相关的招投标中，“内部人”会发挥巨大作用。无论刘志军落马与否，山西已成为中国高铁设备生产的供应重镇之一。迄今为止，中国内地唯一能够生产“轮对”的设备供应商，也设在山西。
《中国新闻周刊》从审计署了解到，从2009年开始，审计署固定资产投资司开始对京沪高铁项目“跟踪审计”。“招投标不规范的问题，一直是审计监督的重点，而且这个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在2010年的审计公告中，项目审计中发现最大的问题资金即出现在违规招投标中，所涉及的金额总计49.36亿元。审计署的跟踪审计，将会继续揭开铁路建设招投标形同虚设的神秘面纱。
铁道部对这个沉疴并非熟视无睹。今年4月的一次铁道部内部会议即指出，铁路系统内部存在工程层层转包现象，招投标过程中也有大量“潜规则”。 铁道部副部长卢春房提出要对存在的问题严查，做到“横扫到边，竖查到底，翻箱倒柜，不留死角”。
据统计，仅2010年，铁路基建投资就超过8000亿元，整个“十二五”期间，铁路总投资将高达2.8万亿元。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上海铁路局新任局长安路生在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披露，由于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信号机显示为绿灯。他指出，存在设计缺陷的信号设备由“北京一家研究设计院”设计。
这家研究设计院正是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通号集团)下属的二级国有独资企业全路通号。在中国铁路信号领域，通号集团的地位类似通讯领域的中国移动，与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并称为国资委下属的中国铁路建设三大央企。
“铁路需要的东西很多，水泥、铁轨、信号灯、控制系统等，都是不同公司的。”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董焰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铁路系统线上、线下涉及的零部件就如同一个小王国，“所以铁路招标琐碎繁杂次数多，很容易钻空子”。
在公开渠道中，几乎没有中国铁路建设的招标信息及中标结果。铁道部集采购、运营、监管于一身，在铁路设备招标中，裁判和教练两位一体，掌握生杀大权。
全路通号：冰山一角
全路通号正如临大敌。位于北京西客站以南，北京丰台区华源一里18号，装修简单的六层办公楼，就是全路通号的所在地。消息传出后的几日，全路通号的保安紧张地盯着每一位过往者。
回溯到2008年5月9日，据通号集团公开资料显示，这天，通号集团与中铁电化局联合体共同与沿海铁路浙江有限公司，签订了新建铁路甬台温线四电系统集成工程合同，通号集团承接该合同的通信信号系统，合同价格约为人民币5亿元。
拿下合同后，通号集团又对工程分拆招标，中标单位包括佳讯飞鸿、世纪瑞尔及通号集团旗下的全路通号、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等单位。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多方查询，未找到任何相关的招投标信息。
蹊跷的是，全路通号曾经是世纪瑞尔的第一大客户，两者不仅共同参与了高铁建设项目，世纪瑞尔还向全路通号提供了多种核心的技术产品。根据世纪瑞尔公司的半年报，2011年上半年，在世纪瑞尔的主营产品中，铁路综合监控系统(含通信监控)实现收入2594.66 万元，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收入1.23亿元。报告期内公司来自铁路市场的营业收入占比超过90%。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类似于世纪瑞尔这样依附于高铁项目的创业板公司还有佳讯飞鸿、特锐德、鼎汉技术等，因产品涉及“行车安全监控”“铁路调度信息”“铁路箱式变电站设备”和“轨道交通信号智能电源”等高铁相关领域，均与通号集团有合作。
全路通号成立于1953年。2000年，铁路系统进行政企分离改革，通号集团与“娘家”铁道部脱钩，全路通也由此划拨为国务院国资委管辖。
正在这时，全路通号遇到了发展高铁的契机，其以欧洲标准研制出两代CTCS系统，后被列为动车线路标准配置之一。CTCS3代系统在国家批准立项后，由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迅速完成，用于300公里/小时的高速铁路列控。而列控信号的传输设备，包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ZPW-2000A闭塞系统，GSM-R无线网络设备，亦由全路通号完成。
随着高铁建设潮涌，全路通号发展速度惊人。北京一家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2007年前数年，全路通号年净利润在1000万至2000万间。2007年达到6300万元，2008年之后数年，更是翻倍，冲到1.3亿元以上。
“全路通号相当有来头。”前述铁道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铁路内部都知道，全路通号聚集着一干有权在铁路系统技术评审中发言的专家，其模式是在政府资金支持下，既设计研究，又委托生产，然后在铁路系统内顺畅地销售产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拿到的一份2010年全路通号应收账款单据显示，与全路通号存在一年期或两至三年债务关系的涵盖中国所有大区铁路局，大型城市的铁路分局。全路通号十数年来的技术圈地，遍布每一条铁路动脉。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公司跟铁道部是什么关系”的提问，全路通号党委宣传部部长田振辉表示：“这个我好像说不太清楚。”
“全路通号虽然在产权关系上与铁道部分离，但决策仍难以摆脱铁道部控制。”铁道部张姓人士表示。
7月28日，在全路通号官方网站上刊登了致此次事故死伤者及家属的道歉信。值得注意的是，这封道歉信的落款日期是7月27日。7月28日晚，该道歉信又被删除。
招投标的民间故事
从规定上看，铁路工程的招标从标准到程序都很严谨。然而事实情况却不尽然。
例如，在铁道部公布的《铁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限制或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具备相应资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然而，在铁道系统内有不成文的规定，即铁路系统外的企业需要与铁道系统的企业组成联合体，方能承揽铁道业务。
“这是因为铁路信号系统涉及特殊安全，铁路系统工程与生产过程中过多的专业与基础问题。”铁道部张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铁路部门对涉及运输安全的配套产品采购实行的行政许可，一般会通过行政许可或者专项招标的方式设置较高的产品准入门槛，以达到保证运输安全的目的。
“铁路的工程基本由国有大型企业来干，它们具有过硬的素质，另外整个管理有一套办法，工程分段之后匹配给某局某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工程质量应采取终身负责制，就是你只要修这段路，要求要达到100年寿命的就得负责100年。
《铁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实施办法》中也明确规定：铁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但熟悉铁路工程的人士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铁路项目基本都为内定。
崔仁(化名)曾参加某高速铁路物资的招投标，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那些符合铁道部要求的企业才有资格递交标书。”
据报道，上海万宏动力能源公司就在屡次审查通不过、得不到竞标资格之后，放弃了跟铁路部门打交道，转而投向地铁。“该有的证我们都有，产品质量也没有问题，但从来没通过审查。”总经理金祥生说道。
崔仁说，在审核和竞标过程中，每个竞标单位的资料都放在各自的纸盒中，纸盒上面清楚地标明竞标企业的资料，中铁几局的名字都写在上面。“经常参加审核的专家很容易看出哪个标书是自己人的，一目了然。”有经验的专家也可以看出“哪个公司对项目‘志在必得’，哪些企业是在陪标。”通常，招标规定最少要有3个企业投标才能评标。在他看来，整个招标过程就像是铁道部自家人在“分活儿”。
崔仁所在的公司为了获得参与铁道部项目的机会，通常要和中铁工、中铁建等少数国有企业或其下属企业联合，借助其名号，为自己加分。
做了七八年的铁路工程后，崔仁明白，“很多招标都只是走一个过场”。
比如，崔仁发现，招投标结果公示的时间通常在临近下班时分，公示期也只有3天，往往是周五、周六、周日。
又如，按照规定，在承建中出过事故的单位，至少三个月内不许竞标。但崔仁发现，有些铁路项目“恰逢”这个集团过了限制期限，开始招标。
“表面看起来程序完备，但裁判和教练同属一人。”崔仁说。铁路系统审批程序和招投标规则几乎完全掌握在系统内部，人为干预现象时常发生，有的是领导直接打招呼，有的是中介干预影响招投标，有的是相关企业联合围标串标。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也表达过对招投标过程中的中介环节很不满。“我曾强烈建议取消中介组织，”他说，“招投标中很多问题出在中介环节，他们利用社会关系搞投标，收取中介费。” 这些中介组织中包括退休干部、企业资深员工等，他们利用各自老关系，在招投标过程中进行灰色交易。
最为荒唐的是，有些项目招投标尚未开始，已有中标单位“提前”开工了。
如：《新建铁路南京枢纽南京南站站房与地铁结合部应急工程施工总价承包招标公告》发布于2008年12月25日，但在2008年1月，中铁十三局已经将第一根桩打入地下，2008年3月18日上午“京沪高速铁路南京南站桩基部开桩”典礼上，中铁十三局集团二公司南京公司的领导及参建员工还悉数参加了开工典礼。
国家审计署有关人员也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工程土建及监理1标和京沪高铁咨询业务等项目，招标时间分别为2006年7月和2007年12月，然而中铁大桥局和铁科院(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这些后来的“中标单位”，都在招投标程序启动前数月便开始了工作。
中标后，转包现象也很普遍。
“工程也是层层转包。”崔仁说，他们公司的一些项目都是依托关系成为第三层转包方，但他们也并非自己建设，而是“抽点”后再向下转包，这也导致最后实际的承建方为保证有所盈利，不得不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拱架的间距，仰拱的方数，二衬的厚度，钢筋数量，锚杆的长度，小导管数量，喷锚厚度，各个环节都有很多省钱办法。”
这也导致许多看起来几百亿投资的项目，实际并没用这么多，崔仁说，他曾经接手一个工程，投资额是3亿，最后大概花了8000万元，“全分给各个利益关联方”。
刘志军的“招投标”遗产
事实上，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案发，即是和高铁建设的招投标有关。
据媒体报道，铁道部为中铁泰可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泰可特)“量身定做”了京沪高铁声(风)屏障项目，并明确中铁泰可特为内定中标单位。
中铁泰可特是山西晋城女企业家丁书苗的关联公司。声(风)屏障主要用于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两侧的隔声降噪、挡风，总长1200公里，分为6个标段(共21个包)，两次招标，总投资额约50亿元，吸引了十几家国内声屏障企业参与投标。
其招标过程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第一波是修改标书。2010年8月，第一版标书发布不到24小时即被撤；10月29日第二版标书，将参标企业的注册资本金由原来的2000万元提至4000万元，门槛骤增后只有13家企业能够入围。
第二波是中标结果并未遵循低价原则。11月10日至12日，京沪高铁FP01－F04包开标，预算总额约12亿元，中铁泰可特、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光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其中泰可特获得两个包。但是，泰可特在FP01包的报价比最低报价高出近6000万元，在FP02包中的报价也是排名第二高。
结果一出，多家企业抗议招标结果不公。第二批声屏障开标后，京沪高铁股份公司一纸传真再次让参与投标的公司激愤。开标之后发出的这份传真对投标企业提出新的要求：“投标人必须验证其是否具有已经实践验证的时速350公里客运专线正线区间应用业绩或经部(铁道部)组织的隔音降噪及气动力影响专项试验测试”，未能满足上述条件要求的中标候选人不予推荐位中标人，再次抬高了招标门槛。
《中国新闻周刊》得知，这份紧急传真署名是京沪高铁股份有限公司，但执行的是“铁道部运输局的文件精神”。此后也被证实，刘志军利用职权接受丁书苗请托，内定多家企业中标8个铁路建设项目。丁书苗等人向中标企业收取项目标的额2.5%～4%的中介费，共计8.22亿元人民币，丁书苗个人从中获利4.22亿元。
铁路系统是中国经济中管理、运行最为封闭的行业与产业，这注定了在与之相关的招投标中，“内部人”会发挥巨大作用。无论刘志军落马与否，山西已成为中国高铁设备生产的供应重镇之一。迄今为止，中国内地唯一能够生产“轮对”的设备供应商，也设在山西。
《中国新闻周刊》从审计署了解到，从2009年开始，审计署固定资产投资司开始对京沪高铁项目“跟踪审计”。“招投标不规范的问题，一直是审计监督的重点，而且这个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在2010年的审计公告中，项目审计中发现最大的问题资金即出现在违规招投标中，所涉及的金额总计49.36亿元。审计署的跟踪审计，将会继续揭开铁路建设招投标形同虚设的神秘面纱。
铁道部对这个沉疴并非熟视无睹。今年4月的一次铁道部内部会议即指出，铁路系统内部存在工程层层转包现象，招投标过程中也有大量“潜规则”。 铁道部副部长卢春房提出要对存在的问题严查，做到“横扫到边，竖查到底，翻箱倒柜，不留死角”。
据统计，仅2010年，铁路基建投资就超过8000亿元，整个“十二五”期间，铁路总投资将高达2.8万亿元。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1年8月6日星期六
(1297)[转帖]一些段子(98)
在萱萱强大的敏感词威慑下，几乎所有媒体偃旗息鼓，敢怒不敢言。只有故宫不畏强权，勇敢砸碎了一支敏感瓷，展现了当代文人的铮铮傲骨。
商之酒池肉林，周之贵族世袭，秦之言論管制，汉之好大喜功，晋之炫富糜烂，南北朝之文化断层，隋之大兴土木，唐之雍容体态，宋之软弱外交，元之税赋壓迫，明之腐败党争，清之专制封闭 集大成者是谁呢？（@Knact）
上联：干爹干妈干女儿红楼红歌红十字，下联：动车动人动鬼神铁面铁心铁道部。横批：干动中国
突然有一天醒来，红十字会解散了，中国男足世界杯出线了，铁道部改组民营了，辟谣联盟抑郁自杀了，中国电影获奥斯卡奖了，城管微笑服务了，周立波被电视台封杀了，没有人再头破血流争干公务员了，北京的黑监狱变成青年旅社了，郭美美和她妈遁入空门了……世界也他妈的清净了。（@王兵）
如果要评选本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我想我会选郭美美的干爹。一个男人，给一个只值一辆qq姿色的女人，无偿赠予了爱马仕和玛莎拉蒂，居然不要肉偿和其他回报。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妇女地位提高的人。（via@风中疾走）
最近香港街头出现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一接电话就说：我在香港，回来再说！口气很严厉。这引起了港府当局的注意，有什么话不能在香港说呢？他们拨了一笔专项资金，来调查香港是否有沦为钳制言论自由地区的可能，最后发现，他们来自大陆，是漫游电话费太贵了。。。 （via@左右曲下伊人立 ）
@朱宣：下午在工地巡检，突然看到一个孩子，在埋头用砂纸擦着楼梯的污迹，我问他，小朋友，你在做什么？“帮爸爸忙，好让他早点带我回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他看起来，只有四、五岁。
@赵普：与一外国友人聊起误机事，他对我国民航应对误机赞美有加，众不解。他举例说，有次在朝鲜，临飞之际听到广播通知：“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我们非常高兴地通知您，由于航空管制，您又可以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多待五个小时了。”
@清风入帘：一个国家的希望，是从说真话开始。日本大部分中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并非中国媒体大肆宣传的那个右翼编撰的版本。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以及教学启发，在他们的教科书里有详尽的内容教给日本学生知道他们曾经对中国的侵略。
@连岳：微博上谣言很多，但它是中国谣言最少的地方。
@作业本：问：央视为什么接连质问微博伦理底线？答：妒忌。
8月4日，新浪微博网友透露，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后第七天，即7月29日上海团委主办的《青年报》因为头版头条留白纪念死难者，当天值班副总编因此撤职。原因是“不听话”，违抗媒体只能使用新华社稿件的命令。
前香港九广铁路主席田北辰称已向温总理寄信，主动请缨参加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调查，他说：“我担任九铁主席期间，从没有人员死伤。因为香港的价值是人的安全重于一切，我们情愿因混乱被人唾骂，也不愿意死一个人。事故发生后不查清楚决不通车。”
@刘轶兵律师：中国法治现状：三大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三个诉讼规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三个法律效力原则：宪法做给外国人看，法律服从内部规定，内部规定服从领导指示；法治基本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
【微博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微博杀人了吗？微博酒驾了吗？微博淫乱了吗？微博强拆了吗？微博给日本人立鬼碑了吗？微博贪污受贿了吗？微博驾着和谐号追尾了吗？汽车撞死过人、喝水呛死过人、馒头噎死过人，你们怎么不追问汽车的道德底线在哪里？水的道德底线在哪里？馒头的的道德底线在哪里？（@王兵）
@何兵：央视问：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这个问题谁都可以问，唯独央视不能。因为央视本身是喉舌，既不讲伦理，也不讲政治，只讲权力。谁在台，拥护谁;谁倒台，批判谁。毛吋批邓，邓时批毛。这就是央视的几十年的伦理。
@塔里的男人007：我公司所在区人大代表选举的通知，贴在地下室附二楼的电梯入口，够隐蔽吧呵呵。
@华秋在写：什么叫五壮士？认清这五个贵州小伙子。孙华、李波、刘勇、李文龙、李奇全。他们参与“7.23”动车追尾事故救援，救出20名伤者。这才叫五壮士。别把另外的傻逼转到我微博上来了。
@清风入帘：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这才是直面自身的勇气。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看美股，车祸，台风，无法冷冻的遗体，一阵阵揪心，感觉末日真的要来了，希望来得干脆点儿，别耗，别熬，一周之内摧毁全世界。数千年后，河水变得清澈，七彩的野花从岩石缝里钻出来，幸存的人类浑身长出长毛，行走时手脚并用，巫师用尖石在山洞壁上刻下微博的界面，告诉孩子们，这是神灵通话的方式。（@宁财神）
朱少中，湘潭市副市长，曾在父亲灵前竖起拒收礼金的牌子，赢得赞赏。他分析腐败横行的原因，认为有三点：一是崇拜金钱、权力至上观念浓厚。二是分配不公平造成贪污或行贿现象。三是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渗透。他的分析观点鲜明，见解深刻。目前，朱少中受贿200多万被发现，前往监狱吃牢饭。（@雾满拦江）
@记者刘向南：昨天，郑杭征告别仪式，王惠母女。仪式简短，郑的父亲致词，带着乡音，很朴实，印象深刻的有这样一句：「杭征，你给家人带来的不幸，我们两个老人都承担了...」令人泪奔。
@温州吴智勇：没有人性的铁道部之二：上午在温二医，一位医生跟我说：这几天，铁道部的人就事故陪偿之事与病人在商谈，你现在可以出院了，回去再好好休养下。我们赔你5000元，可以吗？诚实的病人点点头。扣掉**费、再扣掉**费、还有**费，剩下还有1000多元。病人气愤地说：我不要你赔好了。在场的医生都听呆了。
最美的旅程，是和心爱的人肩并肩，去看看这个寂寞的世界。最美的人生，不是长辈控制的样子，不是社会规定的样子，是勇敢地为自己站出来，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把世界变成我们的.(@谢谢和菜菜为爱走天涯)
有个老外走在中国街上，没注意脚下，结果掉入一个没有井盖的下水道。爬出来后此君怒斥：“你们中国太差了，在我们美国，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地方都会插一根小红旗警示大家！”城管大哥一句话就让此老外哑口无言：“你丫过海关的时候没看见红旗吗？！”
商之酒池肉林，周之贵族世袭，秦之言論管制，汉之好大喜功，晋之炫富糜烂，南北朝之文化断层，隋之大兴土木，唐之雍容体态，宋之软弱外交，元之税赋壓迫，明之腐败党争，清之专制封闭 集大成者是谁呢？（@Knact）
上联：干爹干妈干女儿红楼红歌红十字，下联：动车动人动鬼神铁面铁心铁道部。横批：干动中国
突然有一天醒来，红十字会解散了，中国男足世界杯出线了，铁道部改组民营了，辟谣联盟抑郁自杀了，中国电影获奥斯卡奖了，城管微笑服务了，周立波被电视台封杀了，没有人再头破血流争干公务员了，北京的黑监狱变成青年旅社了，郭美美和她妈遁入空门了……世界也他妈的清净了。（@王兵）
如果要评选本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我想我会选郭美美的干爹。一个男人，给一个只值一辆qq姿色的女人，无偿赠予了爱马仕和玛莎拉蒂，居然不要肉偿和其他回报。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妇女地位提高的人。（via@风中疾走）
最近香港街头出现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一接电话就说：我在香港，回来再说！口气很严厉。这引起了港府当局的注意，有什么话不能在香港说呢？他们拨了一笔专项资金，来调查香港是否有沦为钳制言论自由地区的可能，最后发现，他们来自大陆，是漫游电话费太贵了。。。 （via@左右曲下伊人立 ）
@朱宣：下午在工地巡检，突然看到一个孩子，在埋头用砂纸擦着楼梯的污迹，我问他，小朋友，你在做什么？“帮爸爸忙，好让他早点带我回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他看起来，只有四、五岁。
@赵普：与一外国友人聊起误机事，他对我国民航应对误机赞美有加，众不解。他举例说，有次在朝鲜，临飞之际听到广播通知：“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我们非常高兴地通知您，由于航空管制，您又可以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多待五个小时了。”
@清风入帘：一个国家的希望，是从说真话开始。日本大部分中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并非中国媒体大肆宣传的那个右翼编撰的版本。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以及教学启发，在他们的教科书里有详尽的内容教给日本学生知道他们曾经对中国的侵略。
@连岳：微博上谣言很多，但它是中国谣言最少的地方。
@作业本：问：央视为什么接连质问微博伦理底线？答：妒忌。
8月4日，新浪微博网友透露，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后第七天，即7月29日上海团委主办的《青年报》因为头版头条留白纪念死难者，当天值班副总编因此撤职。原因是“不听话”，违抗媒体只能使用新华社稿件的命令。
前香港九广铁路主席田北辰称已向温总理寄信，主动请缨参加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调查，他说：“我担任九铁主席期间，从没有人员死伤。因为香港的价值是人的安全重于一切，我们情愿因混乱被人唾骂，也不愿意死一个人。事故发生后不查清楚决不通车。”
@刘轶兵律师：中国法治现状：三大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三个诉讼规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三个法律效力原则：宪法做给外国人看，法律服从内部规定，内部规定服从领导指示；法治基本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
【微博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微博杀人了吗？微博酒驾了吗？微博淫乱了吗？微博强拆了吗？微博给日本人立鬼碑了吗？微博贪污受贿了吗？微博驾着和谐号追尾了吗？汽车撞死过人、喝水呛死过人、馒头噎死过人，你们怎么不追问汽车的道德底线在哪里？水的道德底线在哪里？馒头的的道德底线在哪里？（@王兵）
@何兵：央视问：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这个问题谁都可以问，唯独央视不能。因为央视本身是喉舌，既不讲伦理，也不讲政治，只讲权力。谁在台，拥护谁;谁倒台，批判谁。毛吋批邓，邓时批毛。这就是央视的几十年的伦理。
@塔里的男人007：我公司所在区人大代表选举的通知，贴在地下室附二楼的电梯入口，够隐蔽吧呵呵。
@华秋在写：什么叫五壮士？认清这五个贵州小伙子。孙华、李波、刘勇、李文龙、李奇全。他们参与“7.23”动车追尾事故救援，救出20名伤者。这才叫五壮士。别把另外的傻逼转到我微博上来了。
@清风入帘：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这才是直面自身的勇气。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看美股，车祸，台风，无法冷冻的遗体，一阵阵揪心，感觉末日真的要来了，希望来得干脆点儿，别耗，别熬，一周之内摧毁全世界。数千年后，河水变得清澈，七彩的野花从岩石缝里钻出来，幸存的人类浑身长出长毛，行走时手脚并用，巫师用尖石在山洞壁上刻下微博的界面，告诉孩子们，这是神灵通话的方式。（@宁财神）
朱少中，湘潭市副市长，曾在父亲灵前竖起拒收礼金的牌子，赢得赞赏。他分析腐败横行的原因，认为有三点：一是崇拜金钱、权力至上观念浓厚。二是分配不公平造成贪污或行贿现象。三是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渗透。他的分析观点鲜明，见解深刻。目前，朱少中受贿200多万被发现，前往监狱吃牢饭。（@雾满拦江）
@记者刘向南：昨天，郑杭征告别仪式，王惠母女。仪式简短，郑的父亲致词，带着乡音，很朴实，印象深刻的有这样一句：「杭征，你给家人带来的不幸，我们两个老人都承担了...」令人泪奔。
@温州吴智勇：没有人性的铁道部之二：上午在温二医，一位医生跟我说：这几天，铁道部的人就事故陪偿之事与病人在商谈，你现在可以出院了，回去再好好休养下。我们赔你5000元，可以吗？诚实的病人点点头。扣掉**费、再扣掉**费、还有**费，剩下还有1000多元。病人气愤地说：我不要你赔好了。在场的医生都听呆了。
最美的旅程，是和心爱的人肩并肩，去看看这个寂寞的世界。最美的人生，不是长辈控制的样子，不是社会规定的样子，是勇敢地为自己站出来，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把世界变成我们的.(@谢谢和菜菜为爱走天涯)
有个老外走在中国街上，没注意脚下，结果掉入一个没有井盖的下水道。爬出来后此君怒斥：“你们中国太差了，在我们美国，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地方都会插一根小红旗警示大家！”城管大哥一句话就让此老外哑口无言：“你丫过海关的时候没看见红旗吗？！”
(1296)[转帖]同人于野:哈利波特说的普世价值
今天跑到电影院看了哈利波特7的下集。我并不是一个哈迷，书只看过第一本，电影也有好几部没看，甚至不知道7的上集讲什么。但就是这样我也获得了一次非常完美的享受。我发现这不仅是一部PG-13的奇幻儿童动作片，而且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电影。哈利波特并不是一个特别爱说话的孩子，但他行不言之教，用自己的所作所为讲述了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核心理念。
哈利波特说 –
不要杀人，哪怕是坏人。我一贯主张废除死刑。实际上，在整个2小时的电影里我从未出手杀人。出于纯粹自卫的原因，我的队友们不得不使一些敌人死亡，但敌人死的时候通常会很好看，变成一道黑烟，而不会留下恶心的尸体来给我们造成什么心理阴影。他们杀了人，但内心依然纯洁。因为被他们杀死的人在死前的那一刻已经不再是人了。
哪怕是对伏地魔的最后一战中，我都没有直接杀他。我只是对他保持高压遏制，最后他就像前苏联一样自己解体了。他的死就好像《功夫熊猫》里的乌龟师傅，他变成了像雪花一样的美丽物质，使得IMAX屏幕前有些观众忍不住伸手去抓。
而且我还救人，甚至救Malfoy这种曾经试图伤害我的人。有时候配角英雄不太理解这种做法，但像我这样的主角英雄都必须有这样的品质。比如在早年动画片《非凡的公主希瑞》中希瑞一次次地救起自己的死敌霍达克，最完美的英雄就应该有一点女人的气质。
作为正义的一方，我不主张先发制人。敌人一定会主动来打我们的，尽管明知这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主场优势。他们一定会先等不及！让伏地魔先出手吧，让他领一帮人来进攻吧，让我们在最初的战斗中遭受一点损失吧。这样我们才能占据充分的道德制高点。
不要主动追求更强的武力。只要你内心充满爱，更强的武力就会被加持在你的身上。伏地魔费尽了心机追求那根终极魔棒，结果怎么样？为我做嫁衣而已。因为我有大爱，所有我有权要求这种主角光环带来的超级好运气。运气是什么？运气就是人品啊。
当然我的盟友们各个都有爱心。那么为什么我最强呢？因为我是天命所归。我爸爸是谁，我妈妈是谁？为什么我从小能听懂蛇说话？好基因我羞于提起，但我必须强调是祖上的光荣和牺牲造就了这一代我必须是主角。
像伏地魔这样的人实在是太过强调武器了，他甚至把自己的部分武力寄托在外部系统，也就是一条蛇的身上。而我的能力都在我的心中。我靠的是武器吗？我靠的是我强大的内心。
打完伏地魔我直接把终极魔棒扔了，根本不想寻求新霸权……好吧，现实生活中好像没人能做到这种自废武功的高姿态，连当今美国都做不到，但这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姿态。
尽管重要战役都是我打的，我还是一贯强调要相信并借助盟友的力量。盟友的武力并不重要，但忠诚和勇气最重要。我总是确保让最亲近我的人出现在功劳簿的最前列。我的朋友Longbottom是个武功很差而且从小爱哭的孩子，但是他有忠诚和勇气，这次两军阵前居然第一个出来为我说话，所以最后能得到斩蛇的大功。那些跟我不亲近的人武功再高，也只不过杀几个小兵当龙套而已。
荣恩和赫敏是我最重要的两个盟友，他们从一开始就追随我，所以总能获得最好的镜头位置。尤其是荣恩的妻子赫敏，只要我在她一定会站的离我更近一点，荣恩这时候就好像是她的 gay 男友一样。我妻子追随我的历史都比不上他们，所以在大结局的照片中也得站得远一点。
有时候我会不得不牺牲掉一些盟友。但请相信我，他们绝无怨言。我曾经听到他们的灵魂为我祝福的声音，他们说死了都要追随我，until the end.
哈利波特最后说，至于我信不信，你们反正信了。
哈利波特说 –
不要杀人，哪怕是坏人。我一贯主张废除死刑。实际上，在整个2小时的电影里我从未出手杀人。出于纯粹自卫的原因，我的队友们不得不使一些敌人死亡，但敌人死的时候通常会很好看，变成一道黑烟，而不会留下恶心的尸体来给我们造成什么心理阴影。他们杀了人，但内心依然纯洁。因为被他们杀死的人在死前的那一刻已经不再是人了。
哪怕是对伏地魔的最后一战中，我都没有直接杀他。我只是对他保持高压遏制，最后他就像前苏联一样自己解体了。他的死就好像《功夫熊猫》里的乌龟师傅，他变成了像雪花一样的美丽物质，使得IMAX屏幕前有些观众忍不住伸手去抓。
而且我还救人，甚至救Malfoy这种曾经试图伤害我的人。有时候配角英雄不太理解这种做法，但像我这样的主角英雄都必须有这样的品质。比如在早年动画片《非凡的公主希瑞》中希瑞一次次地救起自己的死敌霍达克，最完美的英雄就应该有一点女人的气质。
作为正义的一方，我不主张先发制人。敌人一定会主动来打我们的，尽管明知这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主场优势。他们一定会先等不及！让伏地魔先出手吧，让他领一帮人来进攻吧，让我们在最初的战斗中遭受一点损失吧。这样我们才能占据充分的道德制高点。
不要主动追求更强的武力。只要你内心充满爱，更强的武力就会被加持在你的身上。伏地魔费尽了心机追求那根终极魔棒，结果怎么样？为我做嫁衣而已。因为我有大爱，所有我有权要求这种主角光环带来的超级好运气。运气是什么？运气就是人品啊。
当然我的盟友们各个都有爱心。那么为什么我最强呢？因为我是天命所归。我爸爸是谁，我妈妈是谁？为什么我从小能听懂蛇说话？好基因我羞于提起，但我必须强调是祖上的光荣和牺牲造就了这一代我必须是主角。
像伏地魔这样的人实在是太过强调武器了，他甚至把自己的部分武力寄托在外部系统，也就是一条蛇的身上。而我的能力都在我的心中。我靠的是武器吗？我靠的是我强大的内心。
打完伏地魔我直接把终极魔棒扔了，根本不想寻求新霸权……好吧，现实生活中好像没人能做到这种自废武功的高姿态，连当今美国都做不到，但这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姿态。
尽管重要战役都是我打的，我还是一贯强调要相信并借助盟友的力量。盟友的武力并不重要，但忠诚和勇气最重要。我总是确保让最亲近我的人出现在功劳簿的最前列。我的朋友Longbottom是个武功很差而且从小爱哭的孩子，但是他有忠诚和勇气，这次两军阵前居然第一个出来为我说话，所以最后能得到斩蛇的大功。那些跟我不亲近的人武功再高，也只不过杀几个小兵当龙套而已。
荣恩和赫敏是我最重要的两个盟友，他们从一开始就追随我，所以总能获得最好的镜头位置。尤其是荣恩的妻子赫敏，只要我在她一定会站的离我更近一点，荣恩这时候就好像是她的 gay 男友一样。我妻子追随我的历史都比不上他们，所以在大结局的照片中也得站得远一点。
有时候我会不得不牺牲掉一些盟友。但请相信我，他们绝无怨言。我曾经听到他们的灵魂为我祝福的声音，他们说死了都要追随我，until the end.
哈利波特最后说，至于我信不信，你们反正信了。
(1295)[转帖]李淼鑫:温州动车追尾，很多人不再是看客
很多人抓着温州动车追尾的事不放，为铁道部在还没有查明事故原因前就急匆匆地掩埋损毁的车体而愤怒不已；在铁道部下令结束救援行动之后发现的小伊伊，对王勇平面对记者的质疑勉为其难很不负责的回答——“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义愤填膺；为铁道部规定遇难家属只能凭借尸体火化证明才能获得赔偿的强盗行为怒火中烧……
他们中有的是民智渐开的顺民，因为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情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并非很少发生，但以前他们不是充耳不闻，就是装聋作哑。只是，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终于也开始发出了心底早就应该发出来的声音。
他们中有的是主张自由民主的仁人义士，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入木三分，他们对体制的腐朽深恶痛绝，为争取广大人民的权力，奋斗不已。每一个侵犯人权的事件都是他们行动在契机。何况，这次遇难的多是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也许社会上的很多人渐渐地意识到危险在向他们自身逼近，纷纷主动为遇难者声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更不可能错失这样的良机。御用媒体称呼这些人别有用心，以为遇难者抱不平之名，做起深谋远滤的事情。
可是，如果一定要在别有用心和麻木不仁中做出选择，我百分百支持别有用心。把无限膨胀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谋求公民权力的实现，我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呢？就是奴隶，也应该不喜欢被奴役吧，何况，我是一名公民。如果大家都选择坐视不管，任凭有关部门将这场人间惨剧变成一场歌功颂德的盛宴，那么，谁也无法保证坐在下一列发生追尾的列车上的人群中，肯定不会有自己的身影。所以，我们要真相，我们要问责，我们要为自己的幸福挺身而出。
有人说 ：“算了吧，中国也就这样子了。再怎么争取也没用！小心枪打出头鸟！”，他们甚至可能是自己身边的同学，朋友，老师，长辈。可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鸟生来就是躲枪子的。我不出头，你不出头，他不出头，大家都不出头，他们就可以一个一个地将我们砍头。
在这些人之外，还有广大的一群人。他们对动车追尾完全是因为遭遇雷击的自然灾害深信不已；被官方媒体镜头下的感人事迹感动得梨花带雨；觉得出事了，国家没有让我们赔偿动车就已经很不错了，怎么可以要求国家赔偿遇难者家属？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觉得，人死不能复生，你们节哀顺便就好了，干么没事闹事，这不是给国家添乱么？这些人的存在，是当局只顾眼前利益，不计长远未来的洗脑教育的恶果，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要实现公民社会的时候，我们终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2406
他们中有的是民智渐开的顺民，因为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情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并非很少发生，但以前他们不是充耳不闻，就是装聋作哑。只是，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终于也开始发出了心底早就应该发出来的声音。
他们中有的是主张自由民主的仁人义士，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入木三分，他们对体制的腐朽深恶痛绝，为争取广大人民的权力，奋斗不已。每一个侵犯人权的事件都是他们行动在契机。何况，这次遇难的多是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也许社会上的很多人渐渐地意识到危险在向他们自身逼近，纷纷主动为遇难者声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更不可能错失这样的良机。御用媒体称呼这些人别有用心，以为遇难者抱不平之名，做起深谋远滤的事情。
可是，如果一定要在别有用心和麻木不仁中做出选择，我百分百支持别有用心。把无限膨胀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谋求公民权力的实现，我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呢？就是奴隶，也应该不喜欢被奴役吧，何况，我是一名公民。如果大家都选择坐视不管，任凭有关部门将这场人间惨剧变成一场歌功颂德的盛宴，那么，谁也无法保证坐在下一列发生追尾的列车上的人群中，肯定不会有自己的身影。所以，我们要真相，我们要问责，我们要为自己的幸福挺身而出。
有人说 ：“算了吧，中国也就这样子了。再怎么争取也没用！小心枪打出头鸟！”，他们甚至可能是自己身边的同学，朋友，老师，长辈。可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鸟生来就是躲枪子的。我不出头，你不出头，他不出头，大家都不出头，他们就可以一个一个地将我们砍头。
在这些人之外，还有广大的一群人。他们对动车追尾完全是因为遭遇雷击的自然灾害深信不已；被官方媒体镜头下的感人事迹感动得梨花带雨；觉得出事了，国家没有让我们赔偿动车就已经很不错了，怎么可以要求国家赔偿遇难者家属？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觉得，人死不能复生，你们节哀顺便就好了，干么没事闹事，这不是给国家添乱么？这些人的存在，是当局只顾眼前利益，不计长远未来的洗脑教育的恶果，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要实现公民社会的时候，我们终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2406
(1294)[转帖]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
主题：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
嘉宾：杨佩昌（德国欧中经济技术交流促进会会长）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1年7月21日（星期四）晚19点-21点
地点：希格玛大厦5层培训室
主持人：李国盛
杨佩昌：今天我讲的是“德国为什么民富国强”，副标题是“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大家听“特色”这个词可能会非常耳熟，但今天我不是讲中国。“特色”两个字现在被误读了，不少人一听“特色”就会想到“遮羞布”，很反感。坦率地说我也有点反感，但
“德国特色”是不一样的。大家注意，副标题还有一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国家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只有民主和非民主之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两种思潮，拿来划分国家形态显然不太科学。今天之所以要谈社会主义，目的是借用这一大家熟悉的概念来解释德国现象。
今天的讲座不是学术性讲座，而是我在德国的一些观察体验，不见得对。既然是体验就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所以在这里不要讲我的理论错，你的理论对，这个不争论。今天可以探讨个人的感受是什么，但不讲对错，因为这个世界上很难有对错之分。
德国民富国强是有目共睹的。今晚我从三大板块讲述：第一，德国真的民富国强吗？第二，民富国强有什么奥秘。第三，社会财富是怎么切分的。如果有时间我会讲两德统一后，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德国面临的挑战以及思考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什么？
一、德国的确是民富国强
全世界有四类国家：第一类，民富国强。这是人们所致力追求的，世界上这种国家有，但不是太多。第二，国强民弱，或者说政府很强大，超级富裕，但老百姓兜里没钱，这以前苏联和某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第三，国弱民穷，这以亚洲、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第四，民富国穷，政府手里没有太多钱，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老百姓的钱比政府太多了，这是典型的藏富于民的国家，政府很穷，不得不去某个国家借债。要知道，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既欠内债，又欠外债。
德国显然属于第一类民富国强的国家。有一个数据可以看出：2010年世界各国GDP的排列德国居于第四位，表面上中国GDP已经超过德国，但我们看一组数字就会知道有什么样的差距。德国2010年人均GDP是4万美元，我们伟大的祖国是4283美元。连我差不多都要拖后腿了，农村很多人是达不到的，有的甚至4283人民币都够呛。
2008年中国GDP超越了德国，但是，德国是一个多大规模的国家呢？35万平方公里，8800万人口，其中有600万外国人，也就是说德国实际人数是8200万，但诺贝尔获奖得者将近全球一半（包括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德裔）。我们都熟知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是美国人，但他是德国血统，在德国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之后才去美国。还有一些著名的人士，比如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这些都是改变世界的人，虽然他们改变的方向有好有坏。
德国有很多世界第一，汽车、化工、机械、环保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很多人出国上大学首选美国，我也一直以为教育国际化排名前列的是美国、加拿大、澳洲，后来我惊奇的发现英国总领事会公布一个数据：德国大学国际化水平2010年跃居世界第一，这让我有些吃惊。当然，这也是有证据的，德国大学的留学生占大学学生总数的10%-15%，一般不会低于10%。因为德国政府每年给大学提供补贴，外国学生越多，补贴越多。这只是补贴而已，财政投入办学的基本经费仍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你去德国，看到最漂亮的房子一定是大学，在市中心地理条件最优越的也一定是大学。德国的大学和大学的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学习。那大学会不会很挤？不会，因为德国大学太多了，一个小小的国家就有300多所公立大学。在德国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学，没有高考，只有申请制度，申请了就可以去学习，但德国唯一不好的是混文凭太难，如果你抱着混的目的去肯定没戏，这对咱们来讲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全场笑）。
德国民富国强也体现在这个国家没有城乡差距，“城市是农村，农村就是城市”，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基础设施都很好。如果非要分出贫富的话，反而住在城市里的人都是相对比较贫穷的，住在农村的人反而都是非常有钱的，我的德国朋友写信给我，我一看地址是乡下，就可以断定这家伙肯定有钱，如果是城市里的就不一定，我想说明的是在城里住的或者在农村在住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此外，德国的环境很干净，干净到一尘不染，没有尘土裸露的地方，否则就是违法，要么用小石子铺上，要么全是草地。我们系里旁边有一条小路，从我上大学起看见在铺，一年的时间都没铺完，你知道是怎么铺的吗？一颗一颗石子拿来研究，摆放在哪儿比较好，然后像一个艺术品的搁在那个地方。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内装修7年，用7年时间内装修，装完以后就是一个精品。去图书馆不用抢座占座，在德国没有这个现象，你去一定会有。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只是你不能把书借出而已。大学图书馆、城市图书馆满足了全民的读书需求。买书在德国很贵，一本书大约30-40欧元，也就是300、400块人民币，所以如果在德国发行3000-4000册就不错了，能卖到5000册以上就算畅销书。
二、德国民富国强的奥秘
德国的成功源于三大因素：第一是马歇尔计划。无论是中国的教科书还是专业的中文经济学书籍，只要讲到战后德国，他们一般会这样评价马歇尔计划：这是美国进一步分化两个德国的阴谋，该计划对西德经济恢复有点作用，但作用并不是很大。但德国人是怎么看待呢？他们说，马歇尔计划给西德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德国活了过来。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输血，德国可能就变质了，甚至也有可能向极端倾斜。
第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德国成功的保障。二战结束后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确保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及市场的有序发展，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框架之内发展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奠定了德国今天的成就。因此，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是德国民富国强的根本。
第三，德国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世界闻名。德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不教太多东西的。孩子的第一要务是玩得开心，其次是教一些基本的常识。因此，严格来讲，德国从中学才开始传授知识，并且第一位是教你怎么去学习和思考，大学更是如此，首先教你思考，接下来才给你讲框架性的知识。德国老师第一次开课很重要，第一次课如果不去就完了，为什么？因为老师会公布了很多参考书目，所有的考试内容全在那些书里。德国大学没有规定的教材，我在德国那么多年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全国统一教材”，德国大学的教材是根据老师的喜好和专业背景来确定，也就是说我今天想讲点什么是根据我自己的爱好和专业能力。唯一例外是德国大学不允许宣传纳粹思想，这是因为德国过去太疼了，觉得纳粹思想太可恨，所以不让宣传。
独特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
德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东西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讲社会市场经济，要追溯到很久以前。19世纪李斯特的重商主义，直到后来的历史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强调国家的作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和上述两者虽然有重大区别，但是都没有否定国家的作用。我今天之所以讲德国特色，是因为德国确实有自己特色的地方：全世界在19世纪处在古典主义的黄金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但进入了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却出现了问题，发现市场失灵了，之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大家认为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即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并没有顺着这一规律发展，而是拧着来。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自由放任主义盛行、主张发挥市场作用时，德国却强调发挥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李斯特主张国家提高关税保护幼稚工业。为什么？因为德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它需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发展。20世纪二十年代后，大家觉得市场之手失灵，需要政府的另外一只手来发挥作用，但这个时候德国的弗莱堡大学有一帮法律背景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不同东西。他们也承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或者在那个时候是有问题的，但也不认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是合适的，更不认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他们认为问题症结是市场缺乏秩序，市场的失灵是缺乏秩序造成的。瓦尔特·欧肯，还有弗兰茨·伯姆、威廉·罗普克等几个人提出一套理论和学说，这套理论学说就是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实质：第一，强调充分市场机制；第二，国家发挥警察的作用来维护秩序。因此，战后德国的主流经济思想跟全世界西方其他国家并不一样。除德国之外，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国的确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
独具特色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1945年德国战败，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美国、英国、法国三个占领区之上，要把这三者统一起来，怎么统一？靠什么？靠的是民主制度，所以接下来我要先把社会市场经济放一下，讲一下德国的民主体制。
德国最厉害最让人觉得敬佩的是他们的法律，尤其是基本法，即《宪法》，为什么叫“基本法”？德国在当时没有统一，所以不叫宪法，先暂时叫《基本法》，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大家觉得“基本法”很好，不需要再改变名称，所以现在还称为《基本法》。德国最根本的成功是把这部宪法当回事。在联邦德国之前是希特勒第三帝国，再往前是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当时制定了全世界最民主最先进的宪法，可惜14年后就被纳粹取代。为何如此先进的一部宪法反而失败了？这是因为德国人太较真，那部宪法太超前、规定得太具体，导致有的地方没有或无法落实。台湾有一个词叫“跳票”，也就是说你的诺言没有履行。由于政府在宪法问题上跳票很厉害，所以大家对那个宪法不抱信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后吸取教训，在共识的基础上制订宪法。宪法公布之后就得到了德国人的广泛赞同。民主的实质是什么？我在微博上说过，民主与非民主的本质区别是：民主国家是官不聊生，非民主国家是民不聊生。所谓的官不聊生并不是官员活不下去了，而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权力寻租来捞油水。他们不可能随便签字就可以批款，因为这需要议会的辩论、批准和监督。议会花一分钱是要辩来辩去的。在德国去旁听议会是随便的，就怕你没时间。当然，德国人大部分是通过电视来观看议会辩论的，媒体架着镜头在议会看你们怎么讨论，如果在某一个问题上你不代表大众的立场，那下一次选举这个议员就没戏了，选民会把票投给另外的人。此外，最让官员难受的还有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监督、独立的司法判决等。
第二，德国《基本法》第20款规定，德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联邦国家。民主和联邦的概念很清楚，但如何理解社会国家呢？这就是政府制订的政策有很多的社会元素，也就是更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独特的社会制度是源于德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它主张社会主义。1959年之前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其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1959年社民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也放下了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经济的包袱，转而接受市场经济。
德国另外一个主要政党是联盟党。联盟党有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两党都具有共同的背景-基督教和天主教。早期的教会就具有政府并不具备的社会救济功能，因此具有教会背景的政党更为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德国是一个政治妥协闻名的国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博弈、妥协。社会民主党跟联盟党相互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于是德国作为一个社会国家应运而生。
有的国家也自称特色，但大家觉得特色其实是一块遮羞布，但在德国确确实实是特色，除了它的《基本法》是当真的，能做到的，另外还有议会体制。德国是一个议会制国家，不像美国总统制直选，选出一个很牛的总统出来。德国总统是象征性的，是议会选举出来的，需要签字或者搞一个荣誉方面的节庆日，总统可以出面，其它什么权力也没有。德国最有权力的是总理，总理是选举得胜党派的党首，就是我们讲的总书记，但人家不这么叫，他们叫党主席。德国在议会民主的基础之上，跟别的国家不一样，议会人数大约为600人左右，这就是特色。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议会500人以下的是民主国家，500人以上是独裁专制国家。奥妙在那儿？因为500人以下可以来辩论、吵架的，可以针锋相对，500人以上就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现场笑）。如果有两三千人开会你觉得有可能讨论吗？那是不可能的。德国刚刚迈过民主国家的坎，也就是说在600人左右，所以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元素。
与议会的热闹劲相比，德国老百姓对政治的兴趣不是那么浓厚，我经常在德国转悠观察他们的选举，去看很多城市，了解他们是怎么选举的。我注意到，选举的地方立着一个易拉宝式的牌子，然后有投票箱，两边有各个党派的候选人头像和竞选口号，即带领国家或城市干什么，怎样走。我发现台湾、香港、大韩民国这种地方选举搞得轰轰烈烈的，而到了西方民主国家则很冷清。投票率如果能够达到60%、70%已经是高投票率了，80%不太目前可能，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得到了90%的投票率那肯定是虚假的，不太可能的，这是我多年的观察，只是主观上的判断。
再讲讲德国党派，德国有两大党，一个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原称叫社会民主工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领导过的党，19世纪大搞罢工、政治运动。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势力相当强大，因为在企业里有它的工会组织，在州、联邦一级都有它的机构，也就是说组织很严密，力量很强大。但在联邦德国首次议会大选中居然失败了，得票率仅32%，最后赢得大选的是联盟党。联盟党是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合称。尽管社民党基层组织严密，但输掉大选，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党纲出了问题，党纲中坚持生产资料公有，计划经济。但德国人最后选择市场经济。为什么会选择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德国有一个体制发挥了作用，即德国的社会保险。现在我们讲三险一金、四险一金就是德国发明的。现在的保险制度是德国创造的，虽然最早的《济贫法》是16世纪英国颁布的，但那是有选择性的，即有困难的人才适用，而真正具有普遍性、让全体人适用的是德国人发明的。1871年德国统一后，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了三大法律，疾病、工伤、老年和残废保险制度构成了现代保险的基石。有了保险之后就有了人身保障，不至于拿起武器搞革命。俾斯麦发明保险其目的其实就是保证工人的基本生存，削弱工人阶级的斗志，让他们不再狂热的搞武装斗争。这个保险传统甚至在希特勒时期也没有完全中断。到1949年面临关键选择时大家想要安稳，不想折腾，因为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味着一种新的尝试，意味着就要去冒险，这时候德国的保险主义就冒出来了。多数人不要冒险，只希望按原来的套路走。所以最终选择了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联盟党，因为联盟党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让人高兴的是德国这条路走对了。
事实上，德国并不止两个政党，德国有很多小党，小党发挥了独特的制衡作用。有一个党几乎永远是执政党，叫自民党，这个党得票率一般为10%左右，最辉煌的得票率是12%。但这个党的制衡作用很厉害，它跟哪个党结盟哪个党就执政，反哪个党哪个就完蛋。1949年到1966年自民党一直跟基民盟联盟，所以基民盟长期执政。1966年自民党未和基民盟结盟，所以1966年到1969年是基民盟与社民党两大政党联合执政，从1969到1982年是社民党执政，为什么？因为自民党跟社民党联合，所以执政了。1982年科尔总理上台之后，17年时间是联盟党和自民党执政，所以自民党叫长期执政党，只有很少几年不执政。
90年代冒出了一个党叫绿党，其背景是德国环保主义思潮盛行。追根溯源，绿党这些人主要是以前的激进分子。欧洲有一个“六八运动”，也就是1968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像中国文革一样，很推崇老毛。那个运动冒出了一帮学生领袖，其中有一个后来当了德国外交部部长，他就是绿党领导人费舍尔。因次，在好的体制之下坏人也能变成好人。前段时间我看了微博，杭州市一个副市长许迈永被枪毙，其实他的家庭挺惨，全家就他一个眼睛是亮的，其他都瞎眼，结果被毙掉，太可惜了。但你能说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大坏蛋吗？显然不是，许迈永这个人也好或者其他贪官也好是一种不合理体制的牺牲品，是一个让好人变成坏人的结果。60年代德国有个红军旅，搞暴力、爆炸，德国很多重要的人物都被暗杀，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缩小了，90年代就基本销声匿迹。其原因是体制会把这种暴力慢慢化解，这是体制的力量，所以体制能做好事也会做坏事。
另外一个党是左翼党，这个党原来是东德的统一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共产党，两德统一后，这个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后来跟西德的一个小党联合起来组成左翼党，左翼党势力慢慢发展很大，但在联邦层面上还没有执政过，但在联邦议会有议员。左翼党的发展趋势很快，为什么？因为它集结的是社会的一帮失败者，包括很多的失业者。德国失业率很高，这也包括一些不想工作的人。比如说他没有去找工作，或者他不愿意去上班，觉得有保险为什么要上班，在家闲呆着也饿不死，呆第一年还能拿工资的80%，第二年拿60%的工资，不管怎么降还是有600欧元的生活费，这意味着有尊严的生活，也就是说住得起也能够吃得起。德国吃的很便宜，德国最便宜的是几样东西，第一是面包，很长的一袋面包在市场上卖1毛8（相当于中国一块多钱的人民币），够你吃很多天，稍微贵一点是3毛5左右，更贵的也有，德国各种档次的都有，想要口感好可以买贵一点的。第二是牛奶，牛奶是欧洲人必喝的东西，一升1毛8，也有2毛5的，3毛多的。第三是果汁以及汽水，大约是几毛钱一瓶。吃的非常便宜，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德国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是用于补贴，德国政府最大的三项支出是：一个是对农业的补贴，二是对住房、租赁业、住房建筑业的补贴，三是对交通业的补贴，这三大块的补贴占据了德国财政支出的35%，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把其它补助比如社会保险等其它补助加起来就将近50%，另外20%用于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科研，只有不到10%是用于公务员开支。而且德国国家财政支出不打任何折扣，因为财政首先要有预算，年底有决算，少了一分钱就要小心你的乌纱帽，知道谁来监督吗？第一大监督你的是议会，这一关太难躲，反对党眼睛挣得大大的，若政府多花一分钱你就等着倒霉。第二，媒体天天盯着。第三是司法监督，没有政法委，不管多大的官，到了法院那个地方该判的就判，这是独立的司法。第四是德国独具特色的审计署。审计署官员精确到某个票据，换句话说几十欧元、几百欧元的钱都要说出来干什么了。这对我们国家来说太丢人了，几百欧元我们官员瞧都不瞧一眼，但德国上升到审计署官员亲口说。所以德国在方方面面把漏洞给补上，补上之后官员真的是官不聊生了，确实是找不到任何借口往口袋里揣点钱，比如德国有一个经济部长的小舅子让他给企业写一封推荐信。官员给企业做推荐是可以的，但唯一错的是用经济部的信签纸来写，结果被媒体发现，媒体说你有两个嫌疑：第一，用经济部的信誉给小舅子做广告，显然是有谋私利的嫌疑；第二，经济部的一张信签纸是国家的，你自己在市场上买A4纸随便你写。这真的是不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全场大笑）。德国一个联邦银行行长到奥地利休假，那个老板一看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来了，赶紧拍马屁说，住在我这儿不要钱。后来被媒体报道出来结果是丢官。白住两个晚上就丢掉联邦行长的职位。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一次跟企业家吃饭，之后立马有媒体质问，总理是不是用国家的钱请客吃饭，总理慌忙把单据拿出来贴在网上，说是自己出的钱。这样媒体才罢休。
走中间路线，真正不折腾
1945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后，首先是由联盟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党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后面是其助手阿尔马克，他俩是弗莱堡学派的信徒，把弗莱堡学派思想转化成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以自由的市场竞争为主轴，以秩序为保证。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腾飞，到1966年才减缓，这15年时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从当初的百废待兴到1966年人均GDP超过一万马克大关，德国15年实现的，有的国家用30年都没有做到。到了1966年之后经济骤然下滑，出现了暂时性的经济危机。这个时候就看出德国人民非常厉害了，他们要开始纠偏，因为总是一个党执政不太好，换一个其他党执政看看，这时候给了社会民主党一个机会，原来是基民盟，右派政党沿着右边往前走，人们觉得往这条路走下去，慢慢的会偏得更远，因此要扳过来，于是换了另外一个党，这个党在左边，扳了一点回来，这意味着德国大部分时间在中间道路上行走。
德国基民盟奉行的经济政策经济路线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自称中间路线。左翼党上台之后也要找一个中间平衡点，平衡点一方面是原来联盟党说的中间点到前苏联计划经济之间往左又移了一小步。但不管是什么，一定远离苏联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的事实证明，计划经济破产了，但在很多年前我们却将之视为神圣的东西，不可以触碰，而德国人早在二战结束时就知道计划经济不行，其实这个东西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弗莱堡学派就已经在批判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写了一本著作《通向奴役之路》，其思想跟弗莱堡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奥地利学派与弗莱堡学派不尽相同，但两者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而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德意志人的理智思考。
1966年社民党上台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人物，这个人叫卡尔·席勒，这个人把凯恩斯主义引进到德国，但并没有将其意识形态化去推崇，只是当成手里的一个工具来用。席勒引进凯恩斯主义的初衷是为了纠正弗莱堡学派的偏差。1966年德国经济衰退，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总体调节政策，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初经济快速回升，走出经济衰退低谷。可惜，1972年席勒因为政治原因辞职了。
席勒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反对福利国家过度倾斜，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往这个路继续走下去，今后国家的负担会越来越沉重，经济不可能支撑下去。德国从1998年起德国社民党施罗德上台之后做的一件事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包括现在的政府都在做这个事，但在1972年之前席勒就告诉全体国民不要往社会福利国家道路走得太远，可那个时候所有的政党包括他自己所在的党都说要建设福利国家，为什么？因为那时在国际大潮之中，70年代时社会福利国家如火如荼的在欧洲建立起来，尤其在英国，瑞典，芬兰，挪威等国越走越远，现在都往回收，德国的政治家保持理智，很清醒，这与得当的思辨能力有关。联邦德国之所以民富国强，是因为有清醒的人指引着国家，同时国民也非常理智，不再迷信一个政党。他们会给其他政党机会，让你做做试试看，不行就下台。现在有的国家政党老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一辈子领导人民，这是自我迷信。
三、德国的分配制度-蛋糕怎么合理切分？
我简单讲讲德国的分配制度。社会福利从1949年建立起来之后，1957年德国开始颁布《反对限制竞争法》和随后的德国《联邦银行法》颁布，这两大法律的颁布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到1967年还颁布了《稳定与增长法》，把国家调控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政府职能，明确规定政府的四大职能：第一，保持物价稳定，第二，充分就业，第三，内外贸平衡，第四，在上述基础之上经济的适度增长。在四大目标中，历来基民盟政府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社民党上台之后把充分就业放在第一位，在社民党执政期间做了很多事，强化各种社会保险，工人参与到企业里，在德国办企业不要发愁，政府不会管你，但有两个东西会管：第一是税收管理，什么东西可以做，但不能逃税。第二是工人管理，到德国做公司，能不雇佣德国人就不要雇佣德国人，为什么？一是对工资要求太高，二是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愿望太强烈。在每个大型企业里都有一个企业委员会，由劳资双方组成。其中必须有一个人由劳方出任的高级人事经理，专门负责人事，裁员需要通过他的同意才可以。讲到企业，你们知道办企业在中国需要批准，但在德国不需要批准，只要备案，只要把章程写好就行。在德国没有工商、警察、卫生、防疫等所找你要钱，吃饭时动不动不买单，这太不可思议了，德国首先没有工商这个部门。德国要成立一个公司有专门的工商注册机构，只管注册，其它什么权利都没有，而且注册费用很低，把注册和登报费加起来，100欧元左右就能搞定。另外，任何一个警察不可以随便登门企业，除非受到邀请。卫生检疫的可以检查食品和餐饮企业，但是必须在收到举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地方有问题才会进去。所以在德国做企业很自由，只要把钱挣了，把税交了，把工人安抚好就可以了。德国的中小企业很多，小有小的自由和好处。德国法律规定，超过12个人以上的企业必须组成企业委员会，在12个人以下的企业不用。德国小企业特别多，多到你随便转一个街道，上一栋楼都是小企业，一栋楼里有几十家公司。不像我们注册公司只能在办公楼，住宅楼不允许注册公司，德国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分有面子无面子的楼，有面子搞豪华一点，没面子在家里做，因此，德国企业的经营环境非常好。
德国实行率进税率制，即多收入就多缴税。德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最高税率达到58%，这意味着亿万富豪交的税相当高。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就很吃亏，所以大家都愿意做中产阶级。我的很多朋友公司在在瑞士边上的一个小国列支敦士登注册，那个国家只缴纳7%的个人所得税，其他什么税都没有，全国2.8万人只有3个人失业，还是不想干活的，有钱不用工作。那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德国，国家越小越富裕。另外联邦制国家意味着每个地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如果一刀切做事永远做不好，国家是大一统不是什么好事，当然可以在政治上统一，政治上统一是一个国家，军队统一没问题，但经济上管得太细就过分了。联邦下面有州，中国翻译叫州，但原文叫国家（State），“国家”里照样有总理、有宪法，什么都有，州管的是经济、文化、治安、警察。联邦政府只有一个权限即拨钱，这个税收上来要拨多少钱给地方，除了拨钱没有任何职能。
四、德国核心竞争力分析-前瞻意识
德国的领导人，特别是企业领导人有强大的前瞻能力，这是我们很多企业家所不具备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原是德国辛克全球货运的董事长，这个人在美国次贷危机后立即把该公司股份全卖掉。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能看出来？他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就意味着有可能演变成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有可能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现在听起来觉得很符合逻辑，但在当时发生时是否知道才是关键。现在他成了德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商，并且准备在中国投资环保与网络教育。
德国人的前瞻意识表现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对大事的把握之上。德国最富的三个州分别是：一个是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北威州，这是德国最富最强大的三个州。巴伐利亚州是以它的汽车制造、化工、电子取胜。巴伐利亚州有宝马。巴登符腾堡州以中小企业取胜，当然也有大企业，奔驰就在这个州。最西边的北威州是传统工业，以机械制造取胜，那儿有一个鲁尔区，50-60年代煤炭和钢铁制造业非常兴旺，到了60年代末企业就思考如何的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例如钢铁大王克虏伯不再做钢铁的初级生产，而要做精细加工，其中无缝钢管非常厉害，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的质量是超过克虏伯的。再有中小企业，每个企业至少有一项核心技术或产品，也就是说从6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思考经济转型，从而使德国的产业长盛不衰，所以德国有很多百年老店、基业长青的企业。
德国还有很多东西可讲，由于时间关系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德国民富国强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国家，老百姓活得舒服、有尊严，政府也有钱为民众做事，因此，人民安居乐业，官民友好相处，社会一派和谐。
互动环节：
网友1：杨老师您好，在网上我看到这样一个说法：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您是怎么看的？
杨佩昌：这个是传统的说法，这个说法得到不少人的认可，但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一个国民是需要引导的，作为政府如果有公信力去引导一个国民，那会很好。民众需要引导，其原因是他们得到的信息不太充分，不了解国家情况，政府引导民众的前提是，政府没有自己的私利。
网友2：老师您好，我感觉德国的大企业主要在西部，东部以前有什么样的企业？或者造成西部地区有多数大企业的原因是什么？
杨佩昌：德国工业在二战之前重要的企业在东部地区，机械制造基本在东部，在二战之后主要在西部地区，为什么？因为在东部地区苏联迁走太多，西部情况好些，这是第一。第二，通过几十年两种制度不同的竞争发现所谓的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1990年两德统一后，东部地区只有8500家企业，这8500家企业里有1/3必须灭掉，必须完全拆除，一点不能用，有1/3大改造才能用，有1/3勉强才可以用，德国的托管局成立之后最主要工作是如何消化掉企业，西德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西部地区的企业比较多。
杨子云：这个问题你可以看一下金雁老师书可以回答得更加准确。
网友4：您讲到德国注册中小公司非常容易，如果是违法的事，今天注册一个，明天又注册一个，这样的现象容许吗？
杨佩昌：这涉及诚信问题,在德国允许失败，但违法是终生的代价。偷税漏税不说，就说你干什么坏事只要被人发现，就意味着你这个人就完蛋了。在德国有第一次，可以原谅，但第二次出现的话不可原谅。
网友5：您在细节中谈了德国非常好，非常强，但突然提到去列支敦士登国家，德国的富人都移去那儿，这样的逻辑不是很奇怪吗？
杨佩昌：那个地方也是德语国家，但它是避税天堂。欧洲国家对这样的国家也到了几乎无法容忍的地步，因为很多富人在那儿去注册公司。这样做其实也合法，但不合理。比如我在列支敦士登注册一个企业，在德国挣钱和生活，但只按照列支登士敦的法律缴税。现在很多国家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另外，列支敦士登之所以很富裕，原因是该国有几大独特的产业，第一、邮票产业。第二、银行业，和瑞士一样遍地是银行，全世界很多贪官都往那个地方去存钱。瑞士托管着列支敦士登这个国家，所以瑞士跟列支敦士登这个国家性质一样。
杨子云：我稍微补充一下，列支敦士登是一个小小的公国，德国累进税制在税法人中是颇受批评的，会让富人逃走，形成恶性循环。在燕山大讲堂115期我们请冯兴元老师专门讲税制，他主张单一税制，列支敦士登明显是单一税制国家，德国累进税制在研究税法人中是受批评的。
网友6：老师好，民主有很多优越性，您觉得中国适合民主吗？
杨佩昌：是否适合我觉得要看大家愿不愿意，愿意就适合。
网友6：您觉得大家都愿意吗？
杨佩昌：我们现在不能投票不知道。
杨子云：我有一个问题，从文学作品以及金雁老师的书中看到，东西德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西德付出很多，西德东德都有一种失落感，但失落的内容不一样。西德人觉得自己是完全把东德赎买过来，东德觉得工厂没有到东德来，就业也不好，以前的老工业倒闭了，也有他们的不满。我看了赫塔·米勒的小说我发现这种情况在文学作品中有表现，您身在其中能否感受到这种落差？
杨佩昌：这个问题我应该比较有发言权。第一，我在德国两边都生活过，两边比较发现东西德之间到现在在物质上基本填平，但有些方面没有填平，尤其60年代、70年代这两代出生的人心理还没有完全平衡。为什么？因为这两代人既是统一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民主自由方面得到了实惠，但同时有大量的失业存在，东德地区失业率曾高达16%甚至25%，这么高的失业率是因为德国东部地区极其缺少就业机会，核心是企业少。但后来企业慢慢增多，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东部地区已经有12万企业了，由原来的8500多家企业增加到12万企业，当然，再怎么增长，工资还是比西部低。你发现东部人总板着脸，神经很紧张，不会笑，但西德人很放松，对外人友好一些。最友好的地方是西德，这是因为东德自身的境遇相较于西德而言比较差，但90年代出生的德国人，东部地区也没有这样的意识了，认为两方面都是平等的。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歧视现象也逐渐在减弱，以前东部人叫东部佬，但现在已经没有了，90年代出生以后的人跟西部地区人一样会保持自信和放松，德国两边的趋势现在已经慢慢填平了，但还能看到小小的痕迹。
主持人：因时间关系，现场活动到此结束，杨老师有腾讯微博，有问题大家可以在微博上进行交流。谢谢杨老师，谢谢到场的朋友们。
演讲人简介：
杨佩昌，先后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北京大学，师从于德国经济政策协会主席哈瑟教授，从事欧洲经济政策研究。 2006年-2007年受德国政府邀请前往德国弗莱堡大学从事能源经济研究并担任高级访问学者。
将德国领导力首次引进中国并翻译出版了德国领导力学院院长皮诺的管理畅销书籍《领导力-核心揭秘》；著有《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用敬业心做专业的事》、《德国式领导力》。
嘉宾：杨佩昌（德国欧中经济技术交流促进会会长）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1年7月21日（星期四）晚19点-21点
地点：希格玛大厦5层培训室
主持人：李国盛
杨佩昌：今天我讲的是“德国为什么民富国强”，副标题是“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大家听“特色”这个词可能会非常耳熟，但今天我不是讲中国。“特色”两个字现在被误读了，不少人一听“特色”就会想到“遮羞布”，很反感。坦率地说我也有点反感，但
“德国特色”是不一样的。大家注意，副标题还有一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国家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只有民主和非民主之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两种思潮，拿来划分国家形态显然不太科学。今天之所以要谈社会主义，目的是借用这一大家熟悉的概念来解释德国现象。
今天的讲座不是学术性讲座，而是我在德国的一些观察体验，不见得对。既然是体验就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所以在这里不要讲我的理论错，你的理论对，这个不争论。今天可以探讨个人的感受是什么，但不讲对错，因为这个世界上很难有对错之分。
德国民富国强是有目共睹的。今晚我从三大板块讲述：第一，德国真的民富国强吗？第二，民富国强有什么奥秘。第三，社会财富是怎么切分的。如果有时间我会讲两德统一后，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德国面临的挑战以及思考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什么？
一、德国的确是民富国强
全世界有四类国家：第一类，民富国强。这是人们所致力追求的，世界上这种国家有，但不是太多。第二，国强民弱，或者说政府很强大，超级富裕，但老百姓兜里没钱，这以前苏联和某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第三，国弱民穷，这以亚洲、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第四，民富国穷，政府手里没有太多钱，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老百姓的钱比政府太多了，这是典型的藏富于民的国家，政府很穷，不得不去某个国家借债。要知道，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既欠内债，又欠外债。
德国显然属于第一类民富国强的国家。有一个数据可以看出：2010年世界各国GDP的排列德国居于第四位，表面上中国GDP已经超过德国，但我们看一组数字就会知道有什么样的差距。德国2010年人均GDP是4万美元，我们伟大的祖国是4283美元。连我差不多都要拖后腿了，农村很多人是达不到的，有的甚至4283人民币都够呛。
2008年中国GDP超越了德国，但是，德国是一个多大规模的国家呢？35万平方公里，8800万人口，其中有600万外国人，也就是说德国实际人数是8200万，但诺贝尔获奖得者将近全球一半（包括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德裔）。我们都熟知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是美国人，但他是德国血统，在德国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之后才去美国。还有一些著名的人士，比如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这些都是改变世界的人，虽然他们改变的方向有好有坏。
德国有很多世界第一，汽车、化工、机械、环保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很多人出国上大学首选美国，我也一直以为教育国际化排名前列的是美国、加拿大、澳洲，后来我惊奇的发现英国总领事会公布一个数据：德国大学国际化水平2010年跃居世界第一，这让我有些吃惊。当然，这也是有证据的，德国大学的留学生占大学学生总数的10%-15%，一般不会低于10%。因为德国政府每年给大学提供补贴，外国学生越多，补贴越多。这只是补贴而已，财政投入办学的基本经费仍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你去德国，看到最漂亮的房子一定是大学，在市中心地理条件最优越的也一定是大学。德国的大学和大学的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学习。那大学会不会很挤？不会，因为德国大学太多了，一个小小的国家就有300多所公立大学。在德国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学，没有高考，只有申请制度，申请了就可以去学习，但德国唯一不好的是混文凭太难，如果你抱着混的目的去肯定没戏，这对咱们来讲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全场笑）。
德国民富国强也体现在这个国家没有城乡差距，“城市是农村，农村就是城市”，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基础设施都很好。如果非要分出贫富的话，反而住在城市里的人都是相对比较贫穷的，住在农村的人反而都是非常有钱的，我的德国朋友写信给我，我一看地址是乡下，就可以断定这家伙肯定有钱，如果是城市里的就不一定，我想说明的是在城里住的或者在农村在住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此外，德国的环境很干净，干净到一尘不染，没有尘土裸露的地方，否则就是违法，要么用小石子铺上，要么全是草地。我们系里旁边有一条小路，从我上大学起看见在铺，一年的时间都没铺完，你知道是怎么铺的吗？一颗一颗石子拿来研究，摆放在哪儿比较好，然后像一个艺术品的搁在那个地方。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内装修7年，用7年时间内装修，装完以后就是一个精品。去图书馆不用抢座占座，在德国没有这个现象，你去一定会有。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只是你不能把书借出而已。大学图书馆、城市图书馆满足了全民的读书需求。买书在德国很贵，一本书大约30-40欧元，也就是300、400块人民币，所以如果在德国发行3000-4000册就不错了，能卖到5000册以上就算畅销书。
二、德国民富国强的奥秘
德国的成功源于三大因素：第一是马歇尔计划。无论是中国的教科书还是专业的中文经济学书籍，只要讲到战后德国，他们一般会这样评价马歇尔计划：这是美国进一步分化两个德国的阴谋，该计划对西德经济恢复有点作用，但作用并不是很大。但德国人是怎么看待呢？他们说，马歇尔计划给西德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德国活了过来。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输血，德国可能就变质了，甚至也有可能向极端倾斜。
第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德国成功的保障。二战结束后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确保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及市场的有序发展，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框架之内发展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奠定了德国今天的成就。因此，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是德国民富国强的根本。
第三，德国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世界闻名。德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不教太多东西的。孩子的第一要务是玩得开心，其次是教一些基本的常识。因此，严格来讲，德国从中学才开始传授知识，并且第一位是教你怎么去学习和思考，大学更是如此，首先教你思考，接下来才给你讲框架性的知识。德国老师第一次开课很重要，第一次课如果不去就完了，为什么？因为老师会公布了很多参考书目，所有的考试内容全在那些书里。德国大学没有规定的教材，我在德国那么多年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全国统一教材”，德国大学的教材是根据老师的喜好和专业背景来确定，也就是说我今天想讲点什么是根据我自己的爱好和专业能力。唯一例外是德国大学不允许宣传纳粹思想，这是因为德国过去太疼了，觉得纳粹思想太可恨，所以不让宣传。
独特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
德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东西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讲社会市场经济，要追溯到很久以前。19世纪李斯特的重商主义，直到后来的历史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强调国家的作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和上述两者虽然有重大区别，但是都没有否定国家的作用。我今天之所以讲德国特色，是因为德国确实有自己特色的地方：全世界在19世纪处在古典主义的黄金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但进入了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却出现了问题，发现市场失灵了，之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大家认为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即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并没有顺着这一规律发展，而是拧着来。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自由放任主义盛行、主张发挥市场作用时，德国却强调发挥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李斯特主张国家提高关税保护幼稚工业。为什么？因为德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它需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发展。20世纪二十年代后，大家觉得市场之手失灵，需要政府的另外一只手来发挥作用，但这个时候德国的弗莱堡大学有一帮法律背景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不同东西。他们也承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或者在那个时候是有问题的，但也不认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是合适的，更不认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他们认为问题症结是市场缺乏秩序，市场的失灵是缺乏秩序造成的。瓦尔特·欧肯，还有弗兰茨·伯姆、威廉·罗普克等几个人提出一套理论和学说，这套理论学说就是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实质：第一，强调充分市场机制；第二，国家发挥警察的作用来维护秩序。因此，战后德国的主流经济思想跟全世界西方其他国家并不一样。除德国之外，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国的确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
独具特色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1945年德国战败，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美国、英国、法国三个占领区之上，要把这三者统一起来，怎么统一？靠什么？靠的是民主制度，所以接下来我要先把社会市场经济放一下，讲一下德国的民主体制。
德国最厉害最让人觉得敬佩的是他们的法律，尤其是基本法，即《宪法》，为什么叫“基本法”？德国在当时没有统一，所以不叫宪法，先暂时叫《基本法》，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大家觉得“基本法”很好，不需要再改变名称，所以现在还称为《基本法》。德国最根本的成功是把这部宪法当回事。在联邦德国之前是希特勒第三帝国，再往前是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当时制定了全世界最民主最先进的宪法，可惜14年后就被纳粹取代。为何如此先进的一部宪法反而失败了？这是因为德国人太较真，那部宪法太超前、规定得太具体，导致有的地方没有或无法落实。台湾有一个词叫“跳票”，也就是说你的诺言没有履行。由于政府在宪法问题上跳票很厉害，所以大家对那个宪法不抱信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后吸取教训，在共识的基础上制订宪法。宪法公布之后就得到了德国人的广泛赞同。民主的实质是什么？我在微博上说过，民主与非民主的本质区别是：民主国家是官不聊生，非民主国家是民不聊生。所谓的官不聊生并不是官员活不下去了，而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权力寻租来捞油水。他们不可能随便签字就可以批款，因为这需要议会的辩论、批准和监督。议会花一分钱是要辩来辩去的。在德国去旁听议会是随便的，就怕你没时间。当然，德国人大部分是通过电视来观看议会辩论的，媒体架着镜头在议会看你们怎么讨论，如果在某一个问题上你不代表大众的立场，那下一次选举这个议员就没戏了，选民会把票投给另外的人。此外，最让官员难受的还有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监督、独立的司法判决等。
第二，德国《基本法》第20款规定，德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联邦国家。民主和联邦的概念很清楚，但如何理解社会国家呢？这就是政府制订的政策有很多的社会元素，也就是更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独特的社会制度是源于德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它主张社会主义。1959年之前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其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1959年社民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也放下了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经济的包袱，转而接受市场经济。
德国另外一个主要政党是联盟党。联盟党有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两党都具有共同的背景-基督教和天主教。早期的教会就具有政府并不具备的社会救济功能，因此具有教会背景的政党更为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德国是一个政治妥协闻名的国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博弈、妥协。社会民主党跟联盟党相互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于是德国作为一个社会国家应运而生。
有的国家也自称特色，但大家觉得特色其实是一块遮羞布，但在德国确确实实是特色，除了它的《基本法》是当真的，能做到的，另外还有议会体制。德国是一个议会制国家，不像美国总统制直选，选出一个很牛的总统出来。德国总统是象征性的，是议会选举出来的，需要签字或者搞一个荣誉方面的节庆日，总统可以出面，其它什么权力也没有。德国最有权力的是总理，总理是选举得胜党派的党首，就是我们讲的总书记，但人家不这么叫，他们叫党主席。德国在议会民主的基础之上，跟别的国家不一样，议会人数大约为600人左右，这就是特色。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议会500人以下的是民主国家，500人以上是独裁专制国家。奥妙在那儿？因为500人以下可以来辩论、吵架的，可以针锋相对，500人以上就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现场笑）。如果有两三千人开会你觉得有可能讨论吗？那是不可能的。德国刚刚迈过民主国家的坎，也就是说在600人左右，所以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元素。
与议会的热闹劲相比，德国老百姓对政治的兴趣不是那么浓厚，我经常在德国转悠观察他们的选举，去看很多城市，了解他们是怎么选举的。我注意到，选举的地方立着一个易拉宝式的牌子，然后有投票箱，两边有各个党派的候选人头像和竞选口号，即带领国家或城市干什么，怎样走。我发现台湾、香港、大韩民国这种地方选举搞得轰轰烈烈的，而到了西方民主国家则很冷清。投票率如果能够达到60%、70%已经是高投票率了，80%不太目前可能，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得到了90%的投票率那肯定是虚假的，不太可能的，这是我多年的观察，只是主观上的判断。
再讲讲德国党派，德国有两大党，一个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原称叫社会民主工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领导过的党，19世纪大搞罢工、政治运动。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势力相当强大，因为在企业里有它的工会组织，在州、联邦一级都有它的机构，也就是说组织很严密，力量很强大。但在联邦德国首次议会大选中居然失败了，得票率仅32%，最后赢得大选的是联盟党。联盟党是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合称。尽管社民党基层组织严密，但输掉大选，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党纲出了问题，党纲中坚持生产资料公有，计划经济。但德国人最后选择市场经济。为什么会选择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德国有一个体制发挥了作用，即德国的社会保险。现在我们讲三险一金、四险一金就是德国发明的。现在的保险制度是德国创造的，虽然最早的《济贫法》是16世纪英国颁布的，但那是有选择性的，即有困难的人才适用，而真正具有普遍性、让全体人适用的是德国人发明的。1871年德国统一后，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了三大法律，疾病、工伤、老年和残废保险制度构成了现代保险的基石。有了保险之后就有了人身保障，不至于拿起武器搞革命。俾斯麦发明保险其目的其实就是保证工人的基本生存，削弱工人阶级的斗志，让他们不再狂热的搞武装斗争。这个保险传统甚至在希特勒时期也没有完全中断。到1949年面临关键选择时大家想要安稳，不想折腾，因为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味着一种新的尝试，意味着就要去冒险，这时候德国的保险主义就冒出来了。多数人不要冒险，只希望按原来的套路走。所以最终选择了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联盟党，因为联盟党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让人高兴的是德国这条路走对了。
事实上，德国并不止两个政党，德国有很多小党，小党发挥了独特的制衡作用。有一个党几乎永远是执政党，叫自民党，这个党得票率一般为10%左右，最辉煌的得票率是12%。但这个党的制衡作用很厉害，它跟哪个党结盟哪个党就执政，反哪个党哪个就完蛋。1949年到1966年自民党一直跟基民盟联盟，所以基民盟长期执政。1966年自民党未和基民盟结盟，所以1966年到1969年是基民盟与社民党两大政党联合执政，从1969到1982年是社民党执政，为什么？因为自民党跟社民党联合，所以执政了。1982年科尔总理上台之后，17年时间是联盟党和自民党执政，所以自民党叫长期执政党，只有很少几年不执政。
90年代冒出了一个党叫绿党，其背景是德国环保主义思潮盛行。追根溯源，绿党这些人主要是以前的激进分子。欧洲有一个“六八运动”，也就是1968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像中国文革一样，很推崇老毛。那个运动冒出了一帮学生领袖，其中有一个后来当了德国外交部部长，他就是绿党领导人费舍尔。因次，在好的体制之下坏人也能变成好人。前段时间我看了微博，杭州市一个副市长许迈永被枪毙，其实他的家庭挺惨，全家就他一个眼睛是亮的，其他都瞎眼，结果被毙掉，太可惜了。但你能说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大坏蛋吗？显然不是，许迈永这个人也好或者其他贪官也好是一种不合理体制的牺牲品，是一个让好人变成坏人的结果。60年代德国有个红军旅，搞暴力、爆炸，德国很多重要的人物都被暗杀，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缩小了，90年代就基本销声匿迹。其原因是体制会把这种暴力慢慢化解，这是体制的力量，所以体制能做好事也会做坏事。
另外一个党是左翼党，这个党原来是东德的统一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共产党，两德统一后，这个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后来跟西德的一个小党联合起来组成左翼党，左翼党势力慢慢发展很大，但在联邦层面上还没有执政过，但在联邦议会有议员。左翼党的发展趋势很快，为什么？因为它集结的是社会的一帮失败者，包括很多的失业者。德国失业率很高，这也包括一些不想工作的人。比如说他没有去找工作，或者他不愿意去上班，觉得有保险为什么要上班，在家闲呆着也饿不死，呆第一年还能拿工资的80%，第二年拿60%的工资，不管怎么降还是有600欧元的生活费，这意味着有尊严的生活，也就是说住得起也能够吃得起。德国吃的很便宜，德国最便宜的是几样东西，第一是面包，很长的一袋面包在市场上卖1毛8（相当于中国一块多钱的人民币），够你吃很多天，稍微贵一点是3毛5左右，更贵的也有，德国各种档次的都有，想要口感好可以买贵一点的。第二是牛奶，牛奶是欧洲人必喝的东西，一升1毛8，也有2毛5的，3毛多的。第三是果汁以及汽水，大约是几毛钱一瓶。吃的非常便宜，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德国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是用于补贴，德国政府最大的三项支出是：一个是对农业的补贴，二是对住房、租赁业、住房建筑业的补贴，三是对交通业的补贴，这三大块的补贴占据了德国财政支出的35%，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把其它补助比如社会保险等其它补助加起来就将近50%，另外20%用于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科研，只有不到10%是用于公务员开支。而且德国国家财政支出不打任何折扣，因为财政首先要有预算，年底有决算，少了一分钱就要小心你的乌纱帽，知道谁来监督吗？第一大监督你的是议会，这一关太难躲，反对党眼睛挣得大大的，若政府多花一分钱你就等着倒霉。第二，媒体天天盯着。第三是司法监督，没有政法委，不管多大的官，到了法院那个地方该判的就判，这是独立的司法。第四是德国独具特色的审计署。审计署官员精确到某个票据，换句话说几十欧元、几百欧元的钱都要说出来干什么了。这对我们国家来说太丢人了，几百欧元我们官员瞧都不瞧一眼，但德国上升到审计署官员亲口说。所以德国在方方面面把漏洞给补上，补上之后官员真的是官不聊生了，确实是找不到任何借口往口袋里揣点钱，比如德国有一个经济部长的小舅子让他给企业写一封推荐信。官员给企业做推荐是可以的，但唯一错的是用经济部的信签纸来写，结果被媒体发现，媒体说你有两个嫌疑：第一，用经济部的信誉给小舅子做广告，显然是有谋私利的嫌疑；第二，经济部的一张信签纸是国家的，你自己在市场上买A4纸随便你写。这真的是不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全场大笑）。德国一个联邦银行行长到奥地利休假，那个老板一看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来了，赶紧拍马屁说，住在我这儿不要钱。后来被媒体报道出来结果是丢官。白住两个晚上就丢掉联邦行长的职位。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一次跟企业家吃饭，之后立马有媒体质问，总理是不是用国家的钱请客吃饭，总理慌忙把单据拿出来贴在网上，说是自己出的钱。这样媒体才罢休。
走中间路线，真正不折腾
1945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后，首先是由联盟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党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后面是其助手阿尔马克，他俩是弗莱堡学派的信徒，把弗莱堡学派思想转化成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以自由的市场竞争为主轴，以秩序为保证。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腾飞，到1966年才减缓，这15年时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从当初的百废待兴到1966年人均GDP超过一万马克大关，德国15年实现的，有的国家用30年都没有做到。到了1966年之后经济骤然下滑，出现了暂时性的经济危机。这个时候就看出德国人民非常厉害了，他们要开始纠偏，因为总是一个党执政不太好，换一个其他党执政看看，这时候给了社会民主党一个机会，原来是基民盟，右派政党沿着右边往前走，人们觉得往这条路走下去，慢慢的会偏得更远，因此要扳过来，于是换了另外一个党，这个党在左边，扳了一点回来，这意味着德国大部分时间在中间道路上行走。
德国基民盟奉行的经济政策经济路线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自称中间路线。左翼党上台之后也要找一个中间平衡点，平衡点一方面是原来联盟党说的中间点到前苏联计划经济之间往左又移了一小步。但不管是什么，一定远离苏联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的事实证明，计划经济破产了，但在很多年前我们却将之视为神圣的东西，不可以触碰，而德国人早在二战结束时就知道计划经济不行，其实这个东西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弗莱堡学派就已经在批判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写了一本著作《通向奴役之路》，其思想跟弗莱堡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奥地利学派与弗莱堡学派不尽相同，但两者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而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德意志人的理智思考。
1966年社民党上台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人物，这个人叫卡尔·席勒，这个人把凯恩斯主义引进到德国，但并没有将其意识形态化去推崇，只是当成手里的一个工具来用。席勒引进凯恩斯主义的初衷是为了纠正弗莱堡学派的偏差。1966年德国经济衰退，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总体调节政策，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初经济快速回升，走出经济衰退低谷。可惜，1972年席勒因为政治原因辞职了。
席勒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反对福利国家过度倾斜，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往这个路继续走下去，今后国家的负担会越来越沉重，经济不可能支撑下去。德国从1998年起德国社民党施罗德上台之后做的一件事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包括现在的政府都在做这个事，但在1972年之前席勒就告诉全体国民不要往社会福利国家道路走得太远，可那个时候所有的政党包括他自己所在的党都说要建设福利国家，为什么？因为那时在国际大潮之中，70年代时社会福利国家如火如荼的在欧洲建立起来，尤其在英国，瑞典，芬兰，挪威等国越走越远，现在都往回收，德国的政治家保持理智，很清醒，这与得当的思辨能力有关。联邦德国之所以民富国强，是因为有清醒的人指引着国家，同时国民也非常理智，不再迷信一个政党。他们会给其他政党机会，让你做做试试看，不行就下台。现在有的国家政党老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一辈子领导人民，这是自我迷信。
三、德国的分配制度-蛋糕怎么合理切分？
我简单讲讲德国的分配制度。社会福利从1949年建立起来之后，1957年德国开始颁布《反对限制竞争法》和随后的德国《联邦银行法》颁布，这两大法律的颁布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到1967年还颁布了《稳定与增长法》，把国家调控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政府职能，明确规定政府的四大职能：第一，保持物价稳定，第二，充分就业，第三，内外贸平衡，第四，在上述基础之上经济的适度增长。在四大目标中，历来基民盟政府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社民党上台之后把充分就业放在第一位，在社民党执政期间做了很多事，强化各种社会保险，工人参与到企业里，在德国办企业不要发愁，政府不会管你，但有两个东西会管：第一是税收管理，什么东西可以做，但不能逃税。第二是工人管理，到德国做公司，能不雇佣德国人就不要雇佣德国人，为什么？一是对工资要求太高，二是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愿望太强烈。在每个大型企业里都有一个企业委员会，由劳资双方组成。其中必须有一个人由劳方出任的高级人事经理，专门负责人事，裁员需要通过他的同意才可以。讲到企业，你们知道办企业在中国需要批准，但在德国不需要批准，只要备案，只要把章程写好就行。在德国没有工商、警察、卫生、防疫等所找你要钱，吃饭时动不动不买单，这太不可思议了，德国首先没有工商这个部门。德国要成立一个公司有专门的工商注册机构，只管注册，其它什么权利都没有，而且注册费用很低，把注册和登报费加起来，100欧元左右就能搞定。另外，任何一个警察不可以随便登门企业，除非受到邀请。卫生检疫的可以检查食品和餐饮企业，但是必须在收到举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地方有问题才会进去。所以在德国做企业很自由，只要把钱挣了，把税交了，把工人安抚好就可以了。德国的中小企业很多，小有小的自由和好处。德国法律规定，超过12个人以上的企业必须组成企业委员会，在12个人以下的企业不用。德国小企业特别多，多到你随便转一个街道，上一栋楼都是小企业，一栋楼里有几十家公司。不像我们注册公司只能在办公楼，住宅楼不允许注册公司，德国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分有面子无面子的楼，有面子搞豪华一点，没面子在家里做，因此，德国企业的经营环境非常好。
德国实行率进税率制，即多收入就多缴税。德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最高税率达到58%，这意味着亿万富豪交的税相当高。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就很吃亏，所以大家都愿意做中产阶级。我的很多朋友公司在在瑞士边上的一个小国列支敦士登注册，那个国家只缴纳7%的个人所得税，其他什么税都没有，全国2.8万人只有3个人失业，还是不想干活的，有钱不用工作。那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德国，国家越小越富裕。另外联邦制国家意味着每个地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如果一刀切做事永远做不好，国家是大一统不是什么好事，当然可以在政治上统一，政治上统一是一个国家，军队统一没问题，但经济上管得太细就过分了。联邦下面有州，中国翻译叫州，但原文叫国家（State），“国家”里照样有总理、有宪法，什么都有，州管的是经济、文化、治安、警察。联邦政府只有一个权限即拨钱，这个税收上来要拨多少钱给地方，除了拨钱没有任何职能。
四、德国核心竞争力分析-前瞻意识
德国的领导人，特别是企业领导人有强大的前瞻能力，这是我们很多企业家所不具备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原是德国辛克全球货运的董事长，这个人在美国次贷危机后立即把该公司股份全卖掉。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能看出来？他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就意味着有可能演变成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有可能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现在听起来觉得很符合逻辑，但在当时发生时是否知道才是关键。现在他成了德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商，并且准备在中国投资环保与网络教育。
德国人的前瞻意识表现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对大事的把握之上。德国最富的三个州分别是：一个是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北威州，这是德国最富最强大的三个州。巴伐利亚州是以它的汽车制造、化工、电子取胜。巴伐利亚州有宝马。巴登符腾堡州以中小企业取胜，当然也有大企业，奔驰就在这个州。最西边的北威州是传统工业，以机械制造取胜，那儿有一个鲁尔区，50-60年代煤炭和钢铁制造业非常兴旺，到了60年代末企业就思考如何的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例如钢铁大王克虏伯不再做钢铁的初级生产，而要做精细加工，其中无缝钢管非常厉害，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的质量是超过克虏伯的。再有中小企业，每个企业至少有一项核心技术或产品，也就是说从6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思考经济转型，从而使德国的产业长盛不衰，所以德国有很多百年老店、基业长青的企业。
德国还有很多东西可讲，由于时间关系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德国民富国强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国家，老百姓活得舒服、有尊严，政府也有钱为民众做事，因此，人民安居乐业，官民友好相处，社会一派和谐。
互动环节：
网友1：杨老师您好，在网上我看到这样一个说法：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您是怎么看的？
杨佩昌：这个是传统的说法，这个说法得到不少人的认可，但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一个国民是需要引导的，作为政府如果有公信力去引导一个国民，那会很好。民众需要引导，其原因是他们得到的信息不太充分，不了解国家情况，政府引导民众的前提是，政府没有自己的私利。
网友2：老师您好，我感觉德国的大企业主要在西部，东部以前有什么样的企业？或者造成西部地区有多数大企业的原因是什么？
杨佩昌：德国工业在二战之前重要的企业在东部地区，机械制造基本在东部，在二战之后主要在西部地区，为什么？因为在东部地区苏联迁走太多，西部情况好些，这是第一。第二，通过几十年两种制度不同的竞争发现所谓的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1990年两德统一后，东部地区只有8500家企业，这8500家企业里有1/3必须灭掉，必须完全拆除，一点不能用，有1/3大改造才能用，有1/3勉强才可以用，德国的托管局成立之后最主要工作是如何消化掉企业，西德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西部地区的企业比较多。
杨子云：这个问题你可以看一下金雁老师书可以回答得更加准确。
网友4：您讲到德国注册中小公司非常容易，如果是违法的事，今天注册一个，明天又注册一个，这样的现象容许吗？
杨佩昌：这涉及诚信问题,在德国允许失败，但违法是终生的代价。偷税漏税不说，就说你干什么坏事只要被人发现，就意味着你这个人就完蛋了。在德国有第一次，可以原谅，但第二次出现的话不可原谅。
网友5：您在细节中谈了德国非常好，非常强，但突然提到去列支敦士登国家，德国的富人都移去那儿，这样的逻辑不是很奇怪吗？
杨佩昌：那个地方也是德语国家，但它是避税天堂。欧洲国家对这样的国家也到了几乎无法容忍的地步，因为很多富人在那儿去注册公司。这样做其实也合法，但不合理。比如我在列支敦士登注册一个企业，在德国挣钱和生活，但只按照列支登士敦的法律缴税。现在很多国家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另外，列支敦士登之所以很富裕，原因是该国有几大独特的产业，第一、邮票产业。第二、银行业，和瑞士一样遍地是银行，全世界很多贪官都往那个地方去存钱。瑞士托管着列支敦士登这个国家，所以瑞士跟列支敦士登这个国家性质一样。
杨子云：我稍微补充一下，列支敦士登是一个小小的公国，德国累进税制在税法人中是颇受批评的，会让富人逃走，形成恶性循环。在燕山大讲堂115期我们请冯兴元老师专门讲税制，他主张单一税制，列支敦士登明显是单一税制国家，德国累进税制在研究税法人中是受批评的。
网友6：老师好，民主有很多优越性，您觉得中国适合民主吗？
杨佩昌：是否适合我觉得要看大家愿不愿意，愿意就适合。
网友6：您觉得大家都愿意吗？
杨佩昌：我们现在不能投票不知道。
杨子云：我有一个问题，从文学作品以及金雁老师的书中看到，东西德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西德付出很多，西德东德都有一种失落感，但失落的内容不一样。西德人觉得自己是完全把东德赎买过来，东德觉得工厂没有到东德来，就业也不好，以前的老工业倒闭了，也有他们的不满。我看了赫塔·米勒的小说我发现这种情况在文学作品中有表现，您身在其中能否感受到这种落差？
杨佩昌：这个问题我应该比较有发言权。第一，我在德国两边都生活过，两边比较发现东西德之间到现在在物质上基本填平，但有些方面没有填平，尤其60年代、70年代这两代出生的人心理还没有完全平衡。为什么？因为这两代人既是统一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民主自由方面得到了实惠，但同时有大量的失业存在，东德地区失业率曾高达16%甚至25%，这么高的失业率是因为德国东部地区极其缺少就业机会，核心是企业少。但后来企业慢慢增多，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东部地区已经有12万企业了，由原来的8500多家企业增加到12万企业，当然，再怎么增长，工资还是比西部低。你发现东部人总板着脸，神经很紧张，不会笑，但西德人很放松，对外人友好一些。最友好的地方是西德，这是因为东德自身的境遇相较于西德而言比较差，但90年代出生的德国人，东部地区也没有这样的意识了，认为两方面都是平等的。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歧视现象也逐渐在减弱，以前东部人叫东部佬，但现在已经没有了，90年代出生以后的人跟西部地区人一样会保持自信和放松，德国两边的趋势现在已经慢慢填平了，但还能看到小小的痕迹。
主持人：因时间关系，现场活动到此结束，杨老师有腾讯微博，有问题大家可以在微博上进行交流。谢谢杨老师，谢谢到场的朋友们。
演讲人简介：
杨佩昌，先后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北京大学，师从于德国经济政策协会主席哈瑟教授，从事欧洲经济政策研究。 2006年-2007年受德国政府邀请前往德国弗莱堡大学从事能源经济研究并担任高级访问学者。
将德国领导力首次引进中国并翻译出版了德国领导力学院院长皮诺的管理畅销书籍《领导力-核心揭秘》；著有《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用敬业心做专业的事》、《德国式领导力》。
(1293)[转帖]航哥:多带个器官看新闻
郭美美事件还沸沸扬扬的时候，老赖回来了，老赖下了飞机露了个脸后，超级火车出事了，正当全国人民忿忿要求有关部门给出个交待的时候，黑龙江方正县给日本人修纪念碑了，黄山风景区开始玩“鬼子抢媳妇”了。。。新闻永远是层出不穷的，如果你看新闻的眼光总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久而久之，你会觉得淡如开水且事不关己。如果你看到了文字或者画面背后的一些东西，你可能会略感震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直接丧失了了解这种新闻的兴致.这种感觉有点象找个风月场上的小姐当二奶，明知道她不会经商却无可奈何把一些家族生意交给她，而且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就是不能炒她。一旦前提是巨大的不信任，那么你会很自然而然地保持一种自内而外的冷漠，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为什么表现出来的会是这样一种状态。
我从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挑两件相对分量不是那么足的来聊聊自己的看法。
一、 老生常谈了，我国反日的土壤很肥沃，这次有关日本的事件是两单打包一起来。说实话，出来做这些事的人很象被人强奸导致怀孕的妇女在大街上游走，每见到一个路人就微笑示意说：“我怀孕了！”这个妇人要么精神错乱，要么强奸她的人给了她一辆玛莎拉蒂。而且，如果是一个县份要弄点手腕吸引些外资，完全不用那么明目张胆，类似于“国际友人”等模糊的字眼就糊弄过去。因为在很多时候，要操控舆论的人有一种能力，他们想让你知道多少，你就能知道多少，这一点上，我深感自己想象力的贫乏。再之，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就可以处理好并压下来的事情却能掀成一股席卷全国的风波，这种手法还是有一定的市场，正如一个固定套路的电视节目每天晚上的准点播出多少都会影响一些人思维模式，严格来讲，哪怕只是作为一种惯性而存在，它都有诛心智的杀伤力!
二、 我本人对独家采访郭美美母子的人是郎咸平并不感到奇怪，当大家心里都清楚自己所说的能触及到哪个点的时候，他是可以全国各地游走宣扬自己观点的人。他不反对集权，他抨击经济体制，他说过富士康跳楼因为美国的苹果公司，说过国企的效率高。。。总而言之，我还是觉得他比院次山强，此处不想讲太多关于他个人的观点。在他采访郭美美母女的过程里，我从一个自己相对擅长的角度作出了一些判断，首先，郎教授的问话有很强的引导性，像个久经沙场的律师，再则，郭小姐的每个肢体语言都在发送着一个信号：这他妈是个组织行为！她的眼神不但妖媚，而且虚伪----深入骨髓的虚伪！
仅此两点，看新闻的时候要带多一个器官。尽管广告对于市场营销越来越重要，但是要是完全根据广告的指引去购物，那么，仍是很可悲的事。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2372
我从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挑两件相对分量不是那么足的来聊聊自己的看法。
一、 老生常谈了，我国反日的土壤很肥沃，这次有关日本的事件是两单打包一起来。说实话，出来做这些事的人很象被人强奸导致怀孕的妇女在大街上游走，每见到一个路人就微笑示意说：“我怀孕了！”这个妇人要么精神错乱，要么强奸她的人给了她一辆玛莎拉蒂。而且，如果是一个县份要弄点手腕吸引些外资，完全不用那么明目张胆，类似于“国际友人”等模糊的字眼就糊弄过去。因为在很多时候，要操控舆论的人有一种能力，他们想让你知道多少，你就能知道多少，这一点上，我深感自己想象力的贫乏。再之，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就可以处理好并压下来的事情却能掀成一股席卷全国的风波，这种手法还是有一定的市场，正如一个固定套路的电视节目每天晚上的准点播出多少都会影响一些人思维模式，严格来讲，哪怕只是作为一种惯性而存在，它都有诛心智的杀伤力!
二、 我本人对独家采访郭美美母子的人是郎咸平并不感到奇怪，当大家心里都清楚自己所说的能触及到哪个点的时候，他是可以全国各地游走宣扬自己观点的人。他不反对集权，他抨击经济体制，他说过富士康跳楼因为美国的苹果公司，说过国企的效率高。。。总而言之，我还是觉得他比院次山强，此处不想讲太多关于他个人的观点。在他采访郭美美母女的过程里，我从一个自己相对擅长的角度作出了一些判断，首先，郎教授的问话有很强的引导性，像个久经沙场的律师，再则，郭小姐的每个肢体语言都在发送着一个信号：这他妈是个组织行为！她的眼神不但妖媚，而且虚伪----深入骨髓的虚伪！
仅此两点，看新闻的时候要带多一个器官。尽管广告对于市场营销越来越重要，但是要是完全根据广告的指引去购物，那么，仍是很可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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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转帖]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腐败与独裁
自1851年金田起义算起，太平天国至今已经整整160年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洪秀全和他所创建的太平天国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话题，而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点：腐败与独裁！
首先说其腐败
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秀全及其高层领导实质上放弃了起义初期他们所制定的一系列革命纲领，转而组成了一个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小团体，他们所制定的“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及后期的《资政新篇》只不过是维护其腐朽统治骗人的谎言而已，从来都没有认真执行落实过。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共纳了二十一个新妃，再加之其先前娶的十四个小妾及原配赖氏，共设三十六宫。而据1864年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后的供词说：“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由此看来，洪秀全在贪恋女色方面比他口口声声所要推翻的“清妖”有过之而无不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洪秀全的带动下，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诸人也纷纷娶妻纳妾，“每人妻妾三十六口”。
洪秀全进了天京、作了天王，将大权交于杨秀清，自己住在靠强行拆迁、驱赶百姓建起来的周长10里、“宫垣九重”的后宫中过起了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日子。自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自杀，洪秀全11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仅有的一次是坐着64人抬的大轿出宫，探视东王杨秀清。洪秀全的腐败除了贪恋女色外，还表现在奢侈挥霍、大兴土木等方面：据英国人富礼赐在其所著的《天京游记》中记载，有一次他在王宫前调查时，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原来是天王进膳的时间，直至膳毕，这些声音才停止。此时：“圣门半开，好些软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它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钮。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同样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洪秀全的身体力行之下，太平天国那些大大小小的王爷和官僚们，人人以享乐奢华为已任，许多王府官舍纷纷兴建起来。现在仍保留下来壮丽宏大的浙江金华侍王府、江苏苏州忠王府，都是在战火纷飞的两三年时间兴建起来的。尤其是苏州忠王府宫殿、住宅、园林三部分，连后来的新主人李鸿章也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
领导集团腐败的生活，带给人民的是深重的灾难和沉重的负担。他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等二三十种。田赋则由天朝初时制定的每亩一斗七升五合，两年中即增加到每亩七斗，翻了整整两番！
太平天国政治上的腐败还反映在其宠大的冗官体制上。有资料显示，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大封将士：王分4等，侯为5等；设天、地、春、夏、秋、冬6官，丞相为6等；以下7至16等依次为36殿前检点、72殿前指挥、100正副将军、95总制、100正副监军、95军帅、445师帅、2 375旅帅、11875卒长、47500两司马；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同”名目。自6丞相至47500两司马总计62699人，占当时太平军总数60余万人的十分之一；如再加上各级“职同××”一类“干事”官，则其大官小官至少也有13万人左右。总制至两司马为“军中”官，此外还有“名目繁多、日新月异”的“朝内”官，还有成套成堆、多如牛毛的“守土”官，还有女军师、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直到女管长(女两司马)诸女官6584人 (亦有各级“职同”官)，“总计男女官30余万，而临时增设及恩赏”各级各类官职“尚不在此数也”。等到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胡乱封王，总数竟然达到了2700多个！以至于天朝之王无号可封，只能以“列王”统称。
无论王号得来的多么不光彩，但既然当了王爷、作了司马，自然就按照天朝的制度讲起了排场、抖起了威风。修缮府弟，挑选美人，置办仪仗，按太平天国礼制规定，低至最底层仅管辖25个人的十六级小官“两司马”出门时都要乘四人抬的黑轿。以至于当时的天朝，抬轿的几乎比打仗的人还多！
自上而下的腐败，彻底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统治根基，所以当后来清兵所到之处，百姓（非长毛者，因为长毛已经非死即逃）无不是箪食壶浆、夹道相迎。
其次说起独裁
太平天国前期，洪秀全只顾个人享受，将军政大权交于杨秀清一人打理。杨秀清拉帮结派、排斥异己，造成了北伐的失败，错失推翻满清统治的良机。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权力倾轧，洪秀全借韦昌辉之手除掉了杨秀清，进而依靠石达开杀死韦昌辉，最后再排挤走了石达开，将天朝权力收归自己一人之手。洪秀全曾称“主是朕做，军师（实际上的宰相）也是朕做”。而他所器重的洪仁玕只不过一介不切实际的书生、洪仁发洪仁达兄弟则更是除了腐败什么也不会的白痴，而洪秀全本人的军事才能与杨秀清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
1863年底，苏州陷落，杭州、无锡、丹阳、常州等也处于清兵的进攻包围之中，湘军对天京的包围越缩越紧，在此关键时刻，李秀成从丹阳前线轻骑赶回天京，向天王详细说明了当时严竣的形势，提出放弃天京全军突围“让城别走”的建议。但是，李秀成的建议却遭到洪秀全的断然拒绝和严厉申斥，一口回绝。洪秀全坚持孤城死守的错误方针，终于失去挽救天目国最后时机。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曾国荃进城后，带人冲进天王府，命人掘开洪秀全的坟墓，将其尸体剁成瀣粉后拌进火药装入炮弹，打了个三魂六魄飞散、永世不得超生。这也许是洪秀全最大的悲哀吧。
首先说其腐败
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秀全及其高层领导实质上放弃了起义初期他们所制定的一系列革命纲领，转而组成了一个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小团体，他们所制定的“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及后期的《资政新篇》只不过是维护其腐朽统治骗人的谎言而已，从来都没有认真执行落实过。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共纳了二十一个新妃，再加之其先前娶的十四个小妾及原配赖氏，共设三十六宫。而据1864年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后的供词说：“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由此看来，洪秀全在贪恋女色方面比他口口声声所要推翻的“清妖”有过之而无不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洪秀全的带动下，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诸人也纷纷娶妻纳妾，“每人妻妾三十六口”。
洪秀全进了天京、作了天王，将大权交于杨秀清，自己住在靠强行拆迁、驱赶百姓建起来的周长10里、“宫垣九重”的后宫中过起了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日子。自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自杀，洪秀全11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仅有的一次是坐着64人抬的大轿出宫，探视东王杨秀清。洪秀全的腐败除了贪恋女色外，还表现在奢侈挥霍、大兴土木等方面：据英国人富礼赐在其所著的《天京游记》中记载，有一次他在王宫前调查时，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原来是天王进膳的时间，直至膳毕，这些声音才停止。此时：“圣门半开，好些软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它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钮。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同样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洪秀全的身体力行之下，太平天国那些大大小小的王爷和官僚们，人人以享乐奢华为已任，许多王府官舍纷纷兴建起来。现在仍保留下来壮丽宏大的浙江金华侍王府、江苏苏州忠王府，都是在战火纷飞的两三年时间兴建起来的。尤其是苏州忠王府宫殿、住宅、园林三部分，连后来的新主人李鸿章也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
领导集团腐败的生活，带给人民的是深重的灾难和沉重的负担。他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等二三十种。田赋则由天朝初时制定的每亩一斗七升五合，两年中即增加到每亩七斗，翻了整整两番！
太平天国政治上的腐败还反映在其宠大的冗官体制上。有资料显示，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大封将士：王分4等，侯为5等；设天、地、春、夏、秋、冬6官，丞相为6等；以下7至16等依次为36殿前检点、72殿前指挥、100正副将军、95总制、100正副监军、95军帅、445师帅、2 375旅帅、11875卒长、47500两司马；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同”名目。自6丞相至47500两司马总计62699人，占当时太平军总数60余万人的十分之一；如再加上各级“职同××”一类“干事”官，则其大官小官至少也有13万人左右。总制至两司马为“军中”官，此外还有“名目繁多、日新月异”的“朝内”官，还有成套成堆、多如牛毛的“守土”官，还有女军师、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直到女管长(女两司马)诸女官6584人 (亦有各级“职同”官)，“总计男女官30余万，而临时增设及恩赏”各级各类官职“尚不在此数也”。等到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胡乱封王，总数竟然达到了2700多个！以至于天朝之王无号可封，只能以“列王”统称。
无论王号得来的多么不光彩，但既然当了王爷、作了司马，自然就按照天朝的制度讲起了排场、抖起了威风。修缮府弟，挑选美人，置办仪仗，按太平天国礼制规定，低至最底层仅管辖25个人的十六级小官“两司马”出门时都要乘四人抬的黑轿。以至于当时的天朝，抬轿的几乎比打仗的人还多！
自上而下的腐败，彻底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统治根基，所以当后来清兵所到之处，百姓（非长毛者，因为长毛已经非死即逃）无不是箪食壶浆、夹道相迎。
其次说起独裁
太平天国前期，洪秀全只顾个人享受，将军政大权交于杨秀清一人打理。杨秀清拉帮结派、排斥异己，造成了北伐的失败，错失推翻满清统治的良机。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权力倾轧，洪秀全借韦昌辉之手除掉了杨秀清，进而依靠石达开杀死韦昌辉，最后再排挤走了石达开，将天朝权力收归自己一人之手。洪秀全曾称“主是朕做，军师（实际上的宰相）也是朕做”。而他所器重的洪仁玕只不过一介不切实际的书生、洪仁发洪仁达兄弟则更是除了腐败什么也不会的白痴，而洪秀全本人的军事才能与杨秀清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
1863年底，苏州陷落，杭州、无锡、丹阳、常州等也处于清兵的进攻包围之中，湘军对天京的包围越缩越紧，在此关键时刻，李秀成从丹阳前线轻骑赶回天京，向天王详细说明了当时严竣的形势，提出放弃天京全军突围“让城别走”的建议。但是，李秀成的建议却遭到洪秀全的断然拒绝和严厉申斥，一口回绝。洪秀全坚持孤城死守的错误方针，终于失去挽救天目国最后时机。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曾国荃进城后，带人冲进天王府，命人掘开洪秀全的坟墓，将其尸体剁成瀣粉后拌进火药装入炮弹，打了个三魂六魄飞散、永世不得超生。这也许是洪秀全最大的悲哀吧。
(1291)[转帖]知青大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会是妖言惑众吧？那我可不敢，再给我个胆儿也不敢。君不见，由中央到地方，级级设防；从中原到边疆，处处维稳吗？要设防就是有危险嘛！要维稳就是社会不稳嘛！
为什么说“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话就长了。
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政府有灭亡危险的时候，一个民族有做亡国奴危险的时候，无非是外忧和内患两个原因，或其一。
新中国，用台湾那个老流氓的话是“富国强兵”，并没有即时的外忧问题。要命的内患，无非是军阀割据和官逼民反。静态地看，党指挥枪，无忧军阀割据；动态地看，谁敢保证军阀割据和官逼民反不会发生？
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点也不是耸人听闻。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无处不在维稳，其范围不可谓不广；13亿“人民”都是防范的对象，其规模不可谓不大；2元钱的水果小刀都属规定没收的违禁品，其给力不可谓不足。这样的景象什么样的时候才会出现？难道不是感到了严重的危险的时候吗？
就不说实名购买刀具和驱逐“危险人群”了，也不说正在发生的云南荷枪实弹的军警上街了。说说无处不在的安全检查。
您要出门吧！在每一个长途汽车站，在每一个飞机场，在每一个火车站，在每一个轮船码头，您都会遇到“安检”。出示您的身份证，透视您随身携带的行李乃至小挂包。打开行李检查，相信许多人都曾遇到过。
从前，枪支弹药就不用说了，大件锋利的刀具都被认为是管制刀具，是不允许随身携带，搭乘飞机也不允许托运。后来，小的水果刀具，搭乘飞机也不允许携带，必须托运。现在，您出门如需乘坐火车，请不要携带水果刀具。车站的安检人员会根据规定将您的水果刀当成违禁品予以没收，或者您放弃进站。
前不久出门旅行，通过道道关卡搭火车到达青海西宁。由西宁返回时，在西宁西站安检人员通过X光发现了我行李箱中的水果小刀，安检示意要开箱检查。我对安检人员说：“我的行李随我通过多次安检旅行了数千公里，您们发现了什么？”安检小姐面无表情地说：“水果刀！”我说：“水果刀也不让带？”她指了指一沓复印件斩钉截铁地说：“有规定！”我说：“规定您们知，旅客不知啊”！她拿着复印件示意我说：“自己看！”接着她挺有礼貌地说：“打开箱子！”我无奈地打开箱子，伸手拿出了那把袖珍小刀，递过去。她并没有用手接，而是端过一个装满水果刀的方形塑料筐，示意我放进去。她的眼神告诉我，没收的不只有我的小刀。我没有办法，为了和谐我不能不就范，不然还能怎样？我的小刀啊！我喜爱的小水果刀，就这样离开了我，只身留在了那高原上。
候车的时候，我想起了历史。秦始皇成就霸业之后，收缴了民间所有的兵器，铸成了青铜器，本想千秋万代的，却二世而亡。蒙古人入主中原时，规定十几户人共用一把菜刀，一人掌管，结果也不得不退出中原。他们都不是亡在百姓的小刀上。
两把菜刀闹革命，可以成就一番大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都是真理。但时代不同了，菜刀、枪杆子只可以推翻邪恶政权。
我不禁想问一句，一个人民政府何以如此害怕“人民”？您们自认邪恶吗？腐败吗？官逼民反，民反一定要用菜刀和枪吗？我相信，无论多危险，中华民族一定会延续下去。我真不希望流血。不流血，那需要智慧，大智慧！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2395
为什么说“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话就长了。
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政府有灭亡危险的时候，一个民族有做亡国奴危险的时候，无非是外忧和内患两个原因，或其一。
新中国，用台湾那个老流氓的话是“富国强兵”，并没有即时的外忧问题。要命的内患，无非是军阀割据和官逼民反。静态地看，党指挥枪，无忧军阀割据；动态地看，谁敢保证军阀割据和官逼民反不会发生？
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点也不是耸人听闻。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无处不在维稳，其范围不可谓不广；13亿“人民”都是防范的对象，其规模不可谓不大；2元钱的水果小刀都属规定没收的违禁品，其给力不可谓不足。这样的景象什么样的时候才会出现？难道不是感到了严重的危险的时候吗？
就不说实名购买刀具和驱逐“危险人群”了，也不说正在发生的云南荷枪实弹的军警上街了。说说无处不在的安全检查。
您要出门吧！在每一个长途汽车站，在每一个飞机场，在每一个火车站，在每一个轮船码头，您都会遇到“安检”。出示您的身份证，透视您随身携带的行李乃至小挂包。打开行李检查，相信许多人都曾遇到过。
从前，枪支弹药就不用说了，大件锋利的刀具都被认为是管制刀具，是不允许随身携带，搭乘飞机也不允许托运。后来，小的水果刀具，搭乘飞机也不允许携带，必须托运。现在，您出门如需乘坐火车，请不要携带水果刀具。车站的安检人员会根据规定将您的水果刀当成违禁品予以没收，或者您放弃进站。
前不久出门旅行，通过道道关卡搭火车到达青海西宁。由西宁返回时，在西宁西站安检人员通过X光发现了我行李箱中的水果小刀，安检示意要开箱检查。我对安检人员说：“我的行李随我通过多次安检旅行了数千公里，您们发现了什么？”安检小姐面无表情地说：“水果刀！”我说：“水果刀也不让带？”她指了指一沓复印件斩钉截铁地说：“有规定！”我说：“规定您们知，旅客不知啊”！她拿着复印件示意我说：“自己看！”接着她挺有礼貌地说：“打开箱子！”我无奈地打开箱子，伸手拿出了那把袖珍小刀，递过去。她并没有用手接，而是端过一个装满水果刀的方形塑料筐，示意我放进去。她的眼神告诉我，没收的不只有我的小刀。我没有办法，为了和谐我不能不就范，不然还能怎样？我的小刀啊！我喜爱的小水果刀，就这样离开了我，只身留在了那高原上。
候车的时候，我想起了历史。秦始皇成就霸业之后，收缴了民间所有的兵器，铸成了青铜器，本想千秋万代的，却二世而亡。蒙古人入主中原时，规定十几户人共用一把菜刀，一人掌管，结果也不得不退出中原。他们都不是亡在百姓的小刀上。
两把菜刀闹革命，可以成就一番大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都是真理。但时代不同了，菜刀、枪杆子只可以推翻邪恶政权。
我不禁想问一句，一个人民政府何以如此害怕“人民”？您们自认邪恶吗？腐败吗？官逼民反，民反一定要用菜刀和枪吗？我相信，无论多危险，中华民族一定会延续下去。我真不希望流血。不流血，那需要智慧，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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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5日星期五
(1290)[转帖]颜昌海:“特色中国”下的“脑死亡”
2011年6月27日，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审理农谢、乔森潘等4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案。这4人被控的罪行包括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以及违反1956年柬埔寨刑法谋杀、酷刑和宗教迫害等罪……。红色高棉，意为柬共。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它是由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等1950年代初从法国回来的柬埔寨知识分子，为摆脱越南共产党对柬埔寨的控制而创建的，后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2006年2月，联合国工作组进驻柬埔寨，开始组建审判红色高棉法庭班子。2006年5月8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签署王令，批准了由柬埔寨最高法官理事会提出的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29名法官和检察官名单。他们中间17人来自柬埔寨，其余12人由联合国提出，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法国、日本、荷兰、新西兰、波兰、斯里兰卡和美国10个国家。
3年8个月零20天的执政期间，红色高棉推行了“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和“先群众，后党内”的大肃反、大清洗。其结果是出现了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年至19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学者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种族屠杀，指在柬埔寨的2万名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名华裔死21.5万人。
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是红色高棉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还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大陆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大陆则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这种思维，和脑神经严重患病毫无二致。
这种病态的思维，是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改革开放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改革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习惯思维，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在很多时候却呈现变本加厉的趋势。以最近几年的“国进民退”为例，比如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发出整合煤矿文件，两年时间，2000亿浙商投资山西煤矿资本血本无归。浙江商会支持企业纷纷去法院起诉，回答是，中央有通知，全国各省对煤矿国有化和征地拆迁统一不立案。浙江商会胡会长解释自己为什么全身而退说，自己完全是出于幸运提前一年贱卖了煤矿才幸免于难，不少负债累累开煤矿的浙江投资者上吊，跳楼，媒体都不报道，仅苍南县就三个煤矿矿主自尽，他们的钱全是面向全镇借来的。现在山西煤矿国有化整合完成了，但大家发现，这些煤矿都归了四家：国电、华能、神华、电力科技。看上去，是“国进”了，但事实上，所谓“国有”，都在红色贵族子弟的实际控制之下。浙商普遍得到了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补偿，被打发回家了；“国有”沦为了红色贵族了的私有，而民不仅退了，而且沦为了贱民。
山西重演1911年的铁路国有和1956年的公私合营。1950年代，通过公私合营夺取了8万户私营企业的产权，1980年代，当局号召农民想致富先修路，1990年代没收了农民办的公路和小水电；2010年代，关闭了农民办的小钢铁、小化肥、小煤窑、小五金、小水泥、小造纸，不予补偿。现在大家才真的明白，红色贵族果真厉害，惹不起。中国大陆的红色贵族其实和太平天国、卡扎菲、萨达姆、金正日、红色高棉、塔利班、卡斯特罗是一样性质的。目前媒体鼓吹民营企业进入铁路、电力、电信、公路领域投资，过几年很可能看你做大了就眼红，给你个超级低价把你“国有”化。例子就是：2008年媒体鼓吹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事后860亿捐款红十字会提取15%工作经费后，全部纳入当地财政开支，用于支付庞大的三公消费，实际用于贫困户救助的寥寥无几。
引诱、欺诈、眼红、掠夺，并且道貌岸然，堂而皇之，振振有辞，是一切专制统治集团的本质。动辄以党和人民的名义，“国有”化的名义，层出不穷的高尚名义，擅自就判处企业和投资项目死刑，让老百姓身败名裂，欲哭无泪。其指鹿为马、招摇撞骗、粉饰太平、强奸民意的本事，是人无法想象的。这和当年把民选的国民政府指控为卖国贼、四大家族一样，是同一个运作模式。但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当年清末的铁路国有化，激怒了四川湖北铁路投资者，使得立宪派站到了革命一边，引发了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
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民不仅沦为了贱民，而且在沦为“毒民”。为了和“国有”争夺奄奄一息的生存空间，民只能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这种“毒民”的形成，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息息相关，诚如网络所传，“通货膨胀是掠夺百姓最好的手段，是谁干的？据说，不是政府干的，是猪肉干的。”
前一段时间，西方主流热议中国的“西瓜爆炸事件”，让很多西方市民对中国食品感到恐慌。几年前国际社会就发现，中国国内很多掺了有毒化学制剂或造假的食品不仅“施惠国民”，也早已飘洋过海，向西方人悄悄进攻了。中国国民的“中国胃”，也都对许多原来爱吃的食品已经不敢问津，比如酸菜、木耳、咸蛋、皮蛋、辣酱等；后来报道又揭露许多乳酪制品也承继了三氰胺酸，香油、酱油、醋也被发现不对劲，就不再买“中国制造”了。但人们对中国的水果还抱侥幸心理，以为水果总不能造假。谁知最近一段时间又读到中国大陆出口的木瓜几乎百分之百是转基因木瓜。科学研究显示转基因木瓜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为抗病而导入的外源基因会产生一种蛋白，这种蛋白与可能导致过敏反应的蛋白非常相似。又读到中国产的西瓜有许多加了膨大剂，出现西瓜莫名其妙爆炸的现象。爆炸的西瓜自然不能出口了，但加了膨大剂又没爆炸的西瓜是不是悄悄出了国，到了国外的超市？!
有西方的舆论说，在中国超市看到那些包装鲜艳且贴着各式通过国家检测或得了各式奖的中国食品，就想起近年来中国大陆大量的文化出口——孔子学院。到2009年为止，中国大陆在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圣人孔子在一夕之间，忽然被以反孔起家的中国大陆政权大举尊捧且扬名海外。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内涵。孔子留下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入学必读的大量著作，比如《论语》，《春秋》等，他还编注了《诗》、《书》，《礼》，《乐》，《周易》等。但这些所谓的孔子学院，却并不教这些正统的，受到西方高度尊敬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如一位美国孔子学院负责人所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是有偏见的，是负面的。我们希望通过孔子学院的工作，把真实的中国展现在美国人面前，让他们了解我们民族，理解我们民族，成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桥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所以，中国在世界上大量出口孔子学院，既不是宣扬传统的儒家文化，也不是向西方展示一个道德沦丧、假恶遍地的现代中国社会；而是以孔子华丽的外表为掩护，推销党文化，为红色贵族专制建立正统性与合法性，更多地迷惑西方人。
这些思想上，文化上的“致癌物质，三氰胺酸”，被巧妙地包装在孔子的大名之下，与中国大陆向西方源源输入的有毒食品，有异曲同工之效。
因此，有人形容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中国大陆六十年的变化：誓言变成了谎言，宣传变成了欺骗；红色变成了特色，官僚变成了贪官；流氓变成了大款，土匪变成了警官；农民变成了流民，工人变成了瘪三；人民变成了屁民，干部变成了老板；改革变成了掠夺，开放变成了污染；草原变成了荒漠，青山变成了荒山；碧水变成了臭水，蓝天变成了黑天；……。
一个月前，瑞典籍的小伙子应斯文成了新闻的热点，而这位曾经的复旦大学留学生成为新闻热点的原因，却是因为其被“特色中国”以“妨害社会管理”为由驱逐出境。出于纯粹的好奇，查了一下相关的新闻，原来这位不远万里来学中文的大孩子曾经连续三次在网上批评中国没有民主和自由，并呼吁线民7月1日到上海外滩举行“快闪式”抗议活动。他要求参加者用中文在自己身上写上“自由”二字，然后到外滩指定地点集合，站立5分钟之后解散，以示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看来，应斯文还是对“特色中国”基本国情不了解，不清楚“特色中国”境内一切人员唯一的“合法义务与权力”便是“唱赞歌、唱红歌”。
然而，在此事件中，有几个说怪不怪的现象却很值得大家品读。
第一，就是这个叫应斯文的大男孩所谓的三次在互联网上批评中国没有民主与自由，其实只不过是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发表的几篇文章而已，虽说现在已经无从查找其博文内容，但仅从其现存的博文内容来看，其中文水准实在一般，并且其博客的粉丝（估计也都是同校的同学）亦仅有数人而已，其热度绝达不到“公开”的程度，至少被驱逐前似乎未见有人评价与转载其文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博客内容，竟然能被““特色中国”的国安部门发现并如此重视，足以见当今“特色中国”在网络监管上投入的人力与财力达到如何程度，而这个财力却是无数纳税人“被节省”下来的血汗收入。
第二，若论影响程度，一个外国留学生的人气度与社会影响力，任何人都可以想像，更何况这位应斯文同学竟然是一位单纯到留什么发型都在网上发投票要同学们表决的程度。这样可以说是顽皮成性的大孩子的行为，却能令国安部门如临大敌，在其“号召集会”的日子里，将其禁固于学校警卫室里直至“号召集会时间过去”，再匆忙将其签证改成限期离境。这恐怕仍然是数月前的“花粉过敏症”尚未痊愈。
第三点，在此事过程中，“特色中国”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恰恰是对应斯文同学的“驱逐离境”令这位本来句不见经传的留学生名闻天下了。试想，假使“特色中国”国安部门对其所谓“快闪号召”视而不见，到了时限便真的能有人去回应吗？估计顶多也就是三五个同学“黄浦江边半日游”而已。可如今这样帮衬，不但将本来毫无影响的“快闪”变成了世人同见的“闪电”了，如若应斯文同学回国后，再著书立作，大讲特讲一下与“特色中国”国安的相处过程，那才叫一记大耳光打在“特色中国”的脸上，而真正抡这一记耳光的，却当真是“特色中国”自己的国安部门了。
不过，回头细想一想，最近“特色中国”似乎格外的缺乏“正常理智”，便如那位宣称“德国民众上网非常难”的堂堂市长大人一样，似乎整个“特色中国”上下都已经陷入了一种不思后果、不思他人智商的程度。
大概在一个多月前，中国大陆忽然流行一个词语：“脑死亡”。也许，整个“特色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脑死亡”的状态；也许，因为长期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中国的大脑已经失去了思维功能，中国仅仅在“利益”的药物输液下，靠“维稳”勉强保持着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可是，一旦“维稳”失灵，整个身体，就将后果危殆。
这种状况，只要头脑还稍微清醒的中国人都心急如焚。无论体制内外，正常而正直的人们都在着急，比如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日前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就一反“民主党派”自反右以后不与执政党政治相左的常态，而大声呼吁政治改革，从而引发民间舆论的广泛关注。
张梅颖说“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对“政治体制改革”，张梅颖又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由于中国的“民主党派”被定位为“参政党”，再加上民盟在反右时被“引蛇出洞”的经验，因此，“民主党派”的高层往往谨言慎行，除重复执政党政治话语外，难见个人政见表达。因此，张梅颖关于政治改革的坦率呼吁引起了网民的重视和共鸣，更有网友担心张可能会遭遇强硬派打压。
对中国的改革，张梅颖呼吁，“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绝对不能倒退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倒退没有出路。”她建议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杜绝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对中国政坛对“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张梅颖建议要“正确解读”。她说，“现在一提就是社会刚性维稳。要知道为什么不稳定，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同时，稳定背后还是一个公正问题；稳定还涉及到政策的稳定”；“老百姓没有过多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只要中国老百姓得到一点儿好处，就感激得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张梅颖说，我们处于转型矛盾高发期，注定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会管理艺术和能力，体现出的是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但笔者以为，中国大陆的病态，主要原因还在于是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的改革却维护现状，且在权贵资本主义泛滥中变本加厉。意识形态属于脑神经，一旦脑神经有问题甚至死亡，那么一切问题，都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754036.html
3年8个月零20天的执政期间，红色高棉推行了“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和“先群众，后党内”的大肃反、大清洗。其结果是出现了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年至19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学者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种族屠杀，指在柬埔寨的2万名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名华裔死21.5万人。
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是红色高棉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还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大陆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大陆则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这种思维，和脑神经严重患病毫无二致。
这种病态的思维，是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改革开放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改革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习惯思维，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在很多时候却呈现变本加厉的趋势。以最近几年的“国进民退”为例，比如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发出整合煤矿文件，两年时间，2000亿浙商投资山西煤矿资本血本无归。浙江商会支持企业纷纷去法院起诉，回答是，中央有通知，全国各省对煤矿国有化和征地拆迁统一不立案。浙江商会胡会长解释自己为什么全身而退说，自己完全是出于幸运提前一年贱卖了煤矿才幸免于难，不少负债累累开煤矿的浙江投资者上吊，跳楼，媒体都不报道，仅苍南县就三个煤矿矿主自尽，他们的钱全是面向全镇借来的。现在山西煤矿国有化整合完成了，但大家发现，这些煤矿都归了四家：国电、华能、神华、电力科技。看上去，是“国进”了，但事实上，所谓“国有”，都在红色贵族子弟的实际控制之下。浙商普遍得到了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补偿，被打发回家了；“国有”沦为了红色贵族了的私有，而民不仅退了，而且沦为了贱民。
山西重演1911年的铁路国有和1956年的公私合营。1950年代，通过公私合营夺取了8万户私营企业的产权，1980年代，当局号召农民想致富先修路，1990年代没收了农民办的公路和小水电；2010年代，关闭了农民办的小钢铁、小化肥、小煤窑、小五金、小水泥、小造纸，不予补偿。现在大家才真的明白，红色贵族果真厉害，惹不起。中国大陆的红色贵族其实和太平天国、卡扎菲、萨达姆、金正日、红色高棉、塔利班、卡斯特罗是一样性质的。目前媒体鼓吹民营企业进入铁路、电力、电信、公路领域投资，过几年很可能看你做大了就眼红，给你个超级低价把你“国有”化。例子就是：2008年媒体鼓吹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事后860亿捐款红十字会提取15%工作经费后，全部纳入当地财政开支，用于支付庞大的三公消费，实际用于贫困户救助的寥寥无几。
引诱、欺诈、眼红、掠夺，并且道貌岸然，堂而皇之，振振有辞，是一切专制统治集团的本质。动辄以党和人民的名义，“国有”化的名义，层出不穷的高尚名义，擅自就判处企业和投资项目死刑，让老百姓身败名裂，欲哭无泪。其指鹿为马、招摇撞骗、粉饰太平、强奸民意的本事，是人无法想象的。这和当年把民选的国民政府指控为卖国贼、四大家族一样，是同一个运作模式。但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当年清末的铁路国有化，激怒了四川湖北铁路投资者，使得立宪派站到了革命一边，引发了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
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民不仅沦为了贱民，而且在沦为“毒民”。为了和“国有”争夺奄奄一息的生存空间，民只能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这种“毒民”的形成，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息息相关，诚如网络所传，“通货膨胀是掠夺百姓最好的手段，是谁干的？据说，不是政府干的，是猪肉干的。”
前一段时间，西方主流热议中国的“西瓜爆炸事件”，让很多西方市民对中国食品感到恐慌。几年前国际社会就发现，中国国内很多掺了有毒化学制剂或造假的食品不仅“施惠国民”，也早已飘洋过海，向西方人悄悄进攻了。中国国民的“中国胃”，也都对许多原来爱吃的食品已经不敢问津，比如酸菜、木耳、咸蛋、皮蛋、辣酱等；后来报道又揭露许多乳酪制品也承继了三氰胺酸，香油、酱油、醋也被发现不对劲，就不再买“中国制造”了。但人们对中国的水果还抱侥幸心理，以为水果总不能造假。谁知最近一段时间又读到中国大陆出口的木瓜几乎百分之百是转基因木瓜。科学研究显示转基因木瓜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为抗病而导入的外源基因会产生一种蛋白，这种蛋白与可能导致过敏反应的蛋白非常相似。又读到中国产的西瓜有许多加了膨大剂，出现西瓜莫名其妙爆炸的现象。爆炸的西瓜自然不能出口了，但加了膨大剂又没爆炸的西瓜是不是悄悄出了国，到了国外的超市？!
有西方的舆论说，在中国超市看到那些包装鲜艳且贴着各式通过国家检测或得了各式奖的中国食品，就想起近年来中国大陆大量的文化出口——孔子学院。到2009年为止，中国大陆在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圣人孔子在一夕之间，忽然被以反孔起家的中国大陆政权大举尊捧且扬名海外。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内涵。孔子留下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入学必读的大量著作，比如《论语》，《春秋》等，他还编注了《诗》、《书》，《礼》，《乐》，《周易》等。但这些所谓的孔子学院，却并不教这些正统的，受到西方高度尊敬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如一位美国孔子学院负责人所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是有偏见的，是负面的。我们希望通过孔子学院的工作，把真实的中国展现在美国人面前，让他们了解我们民族，理解我们民族，成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桥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所以，中国在世界上大量出口孔子学院，既不是宣扬传统的儒家文化，也不是向西方展示一个道德沦丧、假恶遍地的现代中国社会；而是以孔子华丽的外表为掩护，推销党文化，为红色贵族专制建立正统性与合法性，更多地迷惑西方人。
这些思想上，文化上的“致癌物质，三氰胺酸”，被巧妙地包装在孔子的大名之下，与中国大陆向西方源源输入的有毒食品，有异曲同工之效。
因此，有人形容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中国大陆六十年的变化：誓言变成了谎言，宣传变成了欺骗；红色变成了特色，官僚变成了贪官；流氓变成了大款，土匪变成了警官；农民变成了流民，工人变成了瘪三；人民变成了屁民，干部变成了老板；改革变成了掠夺，开放变成了污染；草原变成了荒漠，青山变成了荒山；碧水变成了臭水，蓝天变成了黑天；……。
一个月前，瑞典籍的小伙子应斯文成了新闻的热点，而这位曾经的复旦大学留学生成为新闻热点的原因，却是因为其被“特色中国”以“妨害社会管理”为由驱逐出境。出于纯粹的好奇，查了一下相关的新闻，原来这位不远万里来学中文的大孩子曾经连续三次在网上批评中国没有民主和自由，并呼吁线民7月1日到上海外滩举行“快闪式”抗议活动。他要求参加者用中文在自己身上写上“自由”二字，然后到外滩指定地点集合，站立5分钟之后解散，以示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看来，应斯文还是对“特色中国”基本国情不了解，不清楚“特色中国”境内一切人员唯一的“合法义务与权力”便是“唱赞歌、唱红歌”。
然而，在此事件中，有几个说怪不怪的现象却很值得大家品读。
第一，就是这个叫应斯文的大男孩所谓的三次在互联网上批评中国没有民主与自由，其实只不过是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发表的几篇文章而已，虽说现在已经无从查找其博文内容，但仅从其现存的博文内容来看，其中文水准实在一般，并且其博客的粉丝（估计也都是同校的同学）亦仅有数人而已，其热度绝达不到“公开”的程度，至少被驱逐前似乎未见有人评价与转载其文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博客内容，竟然能被““特色中国”的国安部门发现并如此重视，足以见当今“特色中国”在网络监管上投入的人力与财力达到如何程度，而这个财力却是无数纳税人“被节省”下来的血汗收入。
第二，若论影响程度，一个外国留学生的人气度与社会影响力，任何人都可以想像，更何况这位应斯文同学竟然是一位单纯到留什么发型都在网上发投票要同学们表决的程度。这样可以说是顽皮成性的大孩子的行为，却能令国安部门如临大敌，在其“号召集会”的日子里，将其禁固于学校警卫室里直至“号召集会时间过去”，再匆忙将其签证改成限期离境。这恐怕仍然是数月前的“花粉过敏症”尚未痊愈。
第三点，在此事过程中，“特色中国”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恰恰是对应斯文同学的“驱逐离境”令这位本来句不见经传的留学生名闻天下了。试想，假使“特色中国”国安部门对其所谓“快闪号召”视而不见，到了时限便真的能有人去回应吗？估计顶多也就是三五个同学“黄浦江边半日游”而已。可如今这样帮衬，不但将本来毫无影响的“快闪”变成了世人同见的“闪电”了，如若应斯文同学回国后，再著书立作，大讲特讲一下与“特色中国”国安的相处过程，那才叫一记大耳光打在“特色中国”的脸上，而真正抡这一记耳光的，却当真是“特色中国”自己的国安部门了。
不过，回头细想一想，最近“特色中国”似乎格外的缺乏“正常理智”，便如那位宣称“德国民众上网非常难”的堂堂市长大人一样，似乎整个“特色中国”上下都已经陷入了一种不思后果、不思他人智商的程度。
大概在一个多月前，中国大陆忽然流行一个词语：“脑死亡”。也许，整个“特色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脑死亡”的状态；也许，因为长期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中国的大脑已经失去了思维功能，中国仅仅在“利益”的药物输液下，靠“维稳”勉强保持着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可是，一旦“维稳”失灵，整个身体，就将后果危殆。
这种状况，只要头脑还稍微清醒的中国人都心急如焚。无论体制内外，正常而正直的人们都在着急，比如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日前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就一反“民主党派”自反右以后不与执政党政治相左的常态，而大声呼吁政治改革，从而引发民间舆论的广泛关注。
张梅颖说“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对“政治体制改革”，张梅颖又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由于中国的“民主党派”被定位为“参政党”，再加上民盟在反右时被“引蛇出洞”的经验，因此，“民主党派”的高层往往谨言慎行，除重复执政党政治话语外，难见个人政见表达。因此，张梅颖关于政治改革的坦率呼吁引起了网民的重视和共鸣，更有网友担心张可能会遭遇强硬派打压。
对中国的改革，张梅颖呼吁，“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绝对不能倒退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倒退没有出路。”她建议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杜绝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对中国政坛对“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张梅颖建议要“正确解读”。她说，“现在一提就是社会刚性维稳。要知道为什么不稳定，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同时，稳定背后还是一个公正问题；稳定还涉及到政策的稳定”；“老百姓没有过多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只要中国老百姓得到一点儿好处，就感激得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张梅颖说，我们处于转型矛盾高发期，注定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会管理艺术和能力，体现出的是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但笔者以为，中国大陆的病态，主要原因还在于是在病态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的改革却维护现状，且在权贵资本主义泛滥中变本加厉。意识形态属于脑神经，一旦脑神经有问题甚至死亡，那么一切问题，都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754036.html
(1289)[转帖]衷心感谢不断给我们“上课”的外部世界
就从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说起罢。与很多中国人一样，当时我们是看央视第4套节目来关注战争进程的。其时一个张姓“首席军事评论家”，在电视上滔滔不绝介绍伊拉克的防卫力量与措施以及萨达姆的“斗志”，并信心满满预言：美军会遭遇伊拉克士兵的拼死巷战，将陷入伊拉克人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但是，随后发生的美军长驱直入，伊拉克士兵作鸟兽散，伊拉克民众与美军士兵一起推倒萨达姆铜像的系列镜头，让中国人大跌眼镜！活生生的事实，给中国人上了极生动的一课：一个视自己的民众为草芥、民众视之如寇仇的独裁暴虐政权，根本不会有民众为它卖命，在外力的冲击之下，它竟如此不堪一击！中国人平时学过的诸如“共御外侮”、“人民战争”等知识，在这里竟全派不上用场！———也从那时起，我对那个电视台的“新闻”与“评论”开始有了警惕。
另一次被“上课”，应是当年美国“水门事件”发生时那位神秘线人“深喉”马克·费尔特在2005年的现身。这位当年向《华盛顿邮报》提供在任总统尼克松非法竞选行为的联邦调查局前特工，竟然可以不会被“报复”———总统也拿他没办法，安然隐身30多年。更容易让我们引发联想的是，把在任总统的选举丑闻公之世人，难道不会抹黑自己的选举制度，使国人心目中文明先进的社会制度蒙羞？总统代表国家，总统的丑闻，那就该是“国家机密”，连这也公开，难道不会在全世界公众面前损害自己的国家形象，并因此危及“国家利益”？然而，我们也看到了，“深喉”及《华盛顿邮报》根本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眼里，总统是总统，国家是国家，总统本来就是靠不住的，总统手下的一班人马也是靠不住的。不但如此，民主党、共和党、国会议员们也都是本来就靠不住的，任何制度都可能会有漏洞。所以，总统形象不等于国家形象，揭露总统丑闻，揭露国会丑闻，揭露军队丑闻，揭露自己国家的所有丑恶，揭示制度的漏洞不是“卖国”，不是“内奸”，不是“里通外国”“勾结反‘美’势力”，不是“危害国家利益”。恰恰相反，把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尽可能地公之于众，迫使他们能够接受舆论和公众最大可能的监督制约，尽量使所有的公权力都不至于被私用滥用，这才是更为重要的国家利益，这才最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必须的公开，何从监督？何从制约？更可贵的是，美国的民众竟几乎都抱着这样的国家利益观，“深喉”们、《华邮》记者们竟都成了美国式的英雄。
祖籍非洲、出身黑人血统的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也给中国人“上”了一堂心理冲击力非常大的生动一“课”。我们的中小学教材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向学生灌输美国存在种族歧视的罪恶，黑人后裔平民奥巴马却靠自己的努力顺利当选总统。这再一次彰显了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社会制度的伟大，也再一次引发中国人对自己落后的城乡户籍隔离等等的等级制度的深刻反思，激起中国人对真正自由、平等、包容、和谐社会的向往。
今年上海SB会上的美国馆的筹备与建造，应该也给中国人上了非常“意外”的一课。在中国某些人极为看重对外“形象”并为此常常不惜一切代价的同时，世界第一强国竟然筹不到“举世瞩目”的上海SB会的国家馆建馆费用。即便建成了，堂堂第一强国的国家馆，竟然如此简陋而备受中国游客的冷落———而对此美国人竟然仍全不当一回事！……
不但美国，别的国家也不停地给我们“上课”。在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强调他们所谓的“公共利益”至高无上，要对民众的土地房产强征强拆时，德国历史上那位逼皇帝被迫让步的“最著名钉子户”磨坊主(当然还有美国那位逼开发商不得不更改大楼设计最牛“钉子户”)给了普通中国人深深的感动与反思；在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前几年不遗余力宣扬苏联东欧变革造成的“动荡”、“可怕”与“灾难”，在我们的一些“人民公仆”声称公开财产“过于敏感”“难度很大”、没有一个官员敢于公开自己的财产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率先公布自己的全部家产，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在某些人高调宣称坚持“绝不”、要“筑牢思想防线”的色厉内荏的告诫中，越南的政治改革正迈开大步跨越中国……
其实又岂止是外国，就是港台地区，也在不断地给大陆中国人“上课”。在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使用全副武装的城管的冷酷暴力以追赶街头小摊小贩来追求城市的“整洁”“秩序”“文明”时，台湾那位靠街头摆菜摊又广行好事而赢得世人尊敬的陈树菊女士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在我们的一些官员宣称重大工程都是“公共利益”需要，老百姓都必须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大局”之时，香港人的“反高铁”行动让我们明白：保障底层弱势群体利益，让底层民众拥有充分的利益表诉与博弈渠道，让法律尊严得以充分维护，那是更重要的“公共利益”；在我们的官员对批评反对意见、批评反对者扣上顶顶吓人的“颠覆”“敌对”帽子，企图用封闭与高压营造“和谐稳定”之时，今年4月份与6月份台港两地分别举行的两场执政者与反对党领袖的辩论———马英九对蔡英文、曾荫权对余若薇，让世人看到了执政者与“反对势力”平起平坐，就某一重大政治、社会议题举行公开公正的辩论，在公众面前展示各自立场观点，辩论是非曲直这一政治博弈方式的文明进步与榜样意义……
最新的“上课”，当然应该是2010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医学、文学等等各大奖项的公布了。她让中国人又一次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体制，以及背后更深层次的体制弊病，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的体制怎么总与世界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文明水准落后一大截，有时岂止是落后？那简直是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只要我们某些人仍然继续坚持“筑墙”治国，只要我们某些人决意继续以一己私利绑架国家，继续抗拒普世价值、自外于人类先进文明，继续抱残守缺，那么，可以肯定，中国接下来还会不断被外部世界“上课”。当然，这样的“上课”，虽然有时不免会给某些人难堪，普通百姓却非常欢迎，因为，她促人反思、开启民智———是啊，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理念心态、行事做派总与外部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文明世界格格不入时，难道还不该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反思一下：这到底是外部世界错了，还是我们自己错了？
衷心感谢不断给我们“上课”的外部世界！
另一次被“上课”，应是当年美国“水门事件”发生时那位神秘线人“深喉”马克·费尔特在2005年的现身。这位当年向《华盛顿邮报》提供在任总统尼克松非法竞选行为的联邦调查局前特工，竟然可以不会被“报复”———总统也拿他没办法，安然隐身30多年。更容易让我们引发联想的是，把在任总统的选举丑闻公之世人，难道不会抹黑自己的选举制度，使国人心目中文明先进的社会制度蒙羞？总统代表国家，总统的丑闻，那就该是“国家机密”，连这也公开，难道不会在全世界公众面前损害自己的国家形象，并因此危及“国家利益”？然而，我们也看到了，“深喉”及《华盛顿邮报》根本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眼里，总统是总统，国家是国家，总统本来就是靠不住的，总统手下的一班人马也是靠不住的。不但如此，民主党、共和党、国会议员们也都是本来就靠不住的，任何制度都可能会有漏洞。所以，总统形象不等于国家形象，揭露总统丑闻，揭露国会丑闻，揭露军队丑闻，揭露自己国家的所有丑恶，揭示制度的漏洞不是“卖国”，不是“内奸”，不是“里通外国”“勾结反‘美’势力”，不是“危害国家利益”。恰恰相反，把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尽可能地公之于众，迫使他们能够接受舆论和公众最大可能的监督制约，尽量使所有的公权力都不至于被私用滥用，这才是更为重要的国家利益，这才最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必须的公开，何从监督？何从制约？更可贵的是，美国的民众竟几乎都抱着这样的国家利益观，“深喉”们、《华邮》记者们竟都成了美国式的英雄。
祖籍非洲、出身黑人血统的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也给中国人“上”了一堂心理冲击力非常大的生动一“课”。我们的中小学教材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向学生灌输美国存在种族歧视的罪恶，黑人后裔平民奥巴马却靠自己的努力顺利当选总统。这再一次彰显了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社会制度的伟大，也再一次引发中国人对自己落后的城乡户籍隔离等等的等级制度的深刻反思，激起中国人对真正自由、平等、包容、和谐社会的向往。
今年上海SB会上的美国馆的筹备与建造，应该也给中国人上了非常“意外”的一课。在中国某些人极为看重对外“形象”并为此常常不惜一切代价的同时，世界第一强国竟然筹不到“举世瞩目”的上海SB会的国家馆建馆费用。即便建成了，堂堂第一强国的国家馆，竟然如此简陋而备受中国游客的冷落———而对此美国人竟然仍全不当一回事！……
不但美国，别的国家也不停地给我们“上课”。在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强调他们所谓的“公共利益”至高无上，要对民众的土地房产强征强拆时，德国历史上那位逼皇帝被迫让步的“最著名钉子户”磨坊主(当然还有美国那位逼开发商不得不更改大楼设计最牛“钉子户”)给了普通中国人深深的感动与反思；在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前几年不遗余力宣扬苏联东欧变革造成的“动荡”、“可怕”与“灾难”，在我们的一些“人民公仆”声称公开财产“过于敏感”“难度很大”、没有一个官员敢于公开自己的财产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率先公布自己的全部家产，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在某些人高调宣称坚持“绝不”、要“筑牢思想防线”的色厉内荏的告诫中，越南的政治改革正迈开大步跨越中国……
其实又岂止是外国，就是港台地区，也在不断地给大陆中国人“上课”。在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使用全副武装的城管的冷酷暴力以追赶街头小摊小贩来追求城市的“整洁”“秩序”“文明”时，台湾那位靠街头摆菜摊又广行好事而赢得世人尊敬的陈树菊女士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在我们的一些官员宣称重大工程都是“公共利益”需要，老百姓都必须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大局”之时，香港人的“反高铁”行动让我们明白：保障底层弱势群体利益，让底层民众拥有充分的利益表诉与博弈渠道，让法律尊严得以充分维护，那是更重要的“公共利益”；在我们的官员对批评反对意见、批评反对者扣上顶顶吓人的“颠覆”“敌对”帽子，企图用封闭与高压营造“和谐稳定”之时，今年4月份与6月份台港两地分别举行的两场执政者与反对党领袖的辩论———马英九对蔡英文、曾荫权对余若薇，让世人看到了执政者与“反对势力”平起平坐，就某一重大政治、社会议题举行公开公正的辩论，在公众面前展示各自立场观点，辩论是非曲直这一政治博弈方式的文明进步与榜样意义……
最新的“上课”，当然应该是2010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医学、文学等等各大奖项的公布了。她让中国人又一次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体制，以及背后更深层次的体制弊病，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的体制怎么总与世界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文明水准落后一大截，有时岂止是落后？那简直是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只要我们某些人仍然继续坚持“筑墙”治国，只要我们某些人决意继续以一己私利绑架国家，继续抗拒普世价值、自外于人类先进文明，继续抱残守缺，那么，可以肯定，中国接下来还会不断被外部世界“上课”。当然，这样的“上课”，虽然有时不免会给某些人难堪，普通百姓却非常欢迎，因为，她促人反思、开启民智———是啊，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理念心态、行事做派总与外部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文明世界格格不入时，难道还不该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反思一下：这到底是外部世界错了，还是我们自己错了？
衷心感谢不断给我们“上课”的外部世界！
(1288)[转帖]颜昌海:埋伏在大陆的“余则成”为谁所误？
历史真相告诉人们，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率先挑起了内战；三年战争，毛泽东夺取了江山，国民党败走台湾。国民党落败，绝非是毛泽东有多么了不起，而是除了有其自身的原因外，更在于国民党内部那些“重量级”的红色间谍的内应。比如把军事情报源源不断送给毛泽东的国民党中将郭汝瑰，据说毛所言的“胸中百万雄兵”，郭一人就占去五十万。想一想，当两个对手鏖战之际，一方早已知晓另一方的作战计划，胜负早已定矣。
郭汝瑰是四川人，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5月，郭汝瑰在四川秘密加入中共，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因不满毛泽东不抗战而追随国民党抗日。1937年，郭汝瑰作为42旅代旅长，参加了淞沪大会战，因作战勇敢，深受蒋介石赏识，被视作“军界精英”。其后，郭汝瑰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后又调到国防研究院任委员，专门培养“全能将校”；不久，中央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又任命他为训练团副大队长。
抗战胜利后，郭汝瑰已荣升为国民党中将，不仅是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而且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了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素以“挖心战”为能事的毛泽东当然也“相中”了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更何况他曾参加过中共。于是派人经常在他耳边吹风，说国民党政府太腐败，马列主义才是救国的唯一良方，由此让郭汝瑰对共产大同世界再次开始憧憬起来。
最终，郭汝瑰选择了背叛对自己信赖有加的蒋介石，而成为毛泽东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高级间谍。他除了多次与董必武见面，还秘密接受中共党员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与指挥。也有人称，郭汝瑰其实一直都是中共秘密党员。
深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郭汝瑰在内战期间还被提升至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并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换言之，国民党所有的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郭汝瑰都了若指掌。而大量生死攸关的情报，均被已成为了红色间谍的郭及时送到了毛的手中，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
郭汝瑰除泄露军情外，还拟订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并向蒋介石隐瞒毛泽东军队动向，使其作出错误判断。如1947年3月，在郭汝瑰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时，他一直对蒋中正隐瞒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最后导致蒋介石作出“集中兵力追歼”的错误决策，而放刘邓大军突出黄泛区直抵沙河。当年在徐蚌会战中被毛泽东俘虏的国军将领杜聿明曾怀疑过郭汝瑰，并当面指斥郭汝瑰：“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
此外，郭汝瑰还有意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四百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而被迫“自谋生路”从而发生的“哭陵事件”，就是他所制定方案一手造成的。
有了郭汝瑰这样一个甘心为毛泽东效力之人，结果如何不难想像，就是国民党处处被围、被打，直至将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到了台湾后的蒋介石痛心疾首：“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想必蒋介石依旧想不明白，为何自己如此信任之人会做出如此悖逆之事。台湾亦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但为毛泽东坐拥天下立下了大功的郭汝瑰，在1949年毛泽东执政后的日子却只能用“凄风苦雨”来形容。生性多疑的毛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并未授予其军衔，也没有恢复其党籍，只是任命他为川南行署副局长级别的“交通厅长”，后在镇反中，诬陷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长，厅长的职务也被罢免。而此后的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郭汝瑰一次也没落下，劳动改造、文革批斗、抄家游街等是家常便饭。
不知在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中，郭汝瑰是否会意识自己曾经的背叛是如何的令人不耻，是如何对不起对自己无比信赖的蒋介石；也许才会意识到毛泽东根本无法与蒋介石相提并论。据说，那些国共内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于1959年大赦后大多数选择了前往台湾。许多人在后来写《国民党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时，仍然流露对郭汝瑰恨之入骨的感情。
1978 年，71岁的郭汝瑰终于讨得了一个说法：他不是国民党特务，并同意其加入中共。而终于有些清醒的他在晚年时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巨著《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内中披露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国民党是抗日的，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什么，不言而喻。
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他的子女后来如此评价父亲：“他在军事上是一个大学生，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名小学生。”也许，从做人上而言，郭汝瑰也少了“诚”和“忠”。
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败后败走台湾，而大陆亦在前往台湾的人士中埋伏了不少红色间谍，以便在将来里应外合，攻占台湾。这其中不乏隐藏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的要员，其中有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有人说，他就是大陆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的原型。
吴石，1894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的“累世寒儒”家庭。1911年报名参加福州北伐学生军，同年底进入武昌军校就读，因成绩优异，于1914年8月被保送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曾参与孙中山的“护法运动”。1929年，前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35年回国，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中任参谋兼陆军大学教官。抗战期间，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第二厅副厅长兼第一处副处长、第四战区参谋长等职，后被提拔为第十六集团军中将副司令，颇有战功；去台湾后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
早在1947年4月，吴石就开始与中共接触，并在上海会见了中共上海局书记等。此后双方约定在上海某寓所作为交换情报的地点。据说吴石“亲共”是因为不满国民党内部的腐败。1948年底，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继续源源不断地将有价值的情报送给中共，其中有一张国军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对中共渡江帮助甚大。
1949年6月，吴石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前往台湾。中共为其起了个代号：“密使一号”。而就在去台湾前，他不仅将298箱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让亲信献给了毛泽东，而且还刻意将一对儿女留在了中国大陆。在台湾期间，他则利用职务之便，继续蒐集军事情报，并派旧部前往香港转交毛泽东。此时，占领大陆绝大部份地区的毛泽东，在1949年10月建政后，即发起了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的战役，但均告失利。于是，毛泽东决定派间谍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因为朱的女儿、女婿定居在台北，可以依托其从事地下活动。
朱谌之和吴石在台湾取得联系之后，吴石将一些重要军事资料交给了她。随即，朱谌之在吴石的安排下，乘坐中华民国空军的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国军控制下的浙江定海，计划从那里乘船前往被共产党军队占领的上海。
此时，中华民国政府为了巩固在台湾的政权，在岛内加大了对共产党谍报和特工人员的侦察搜捕。1949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在一连串的案件中发现了共产党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随即将其逮捕。在审讯中，陈泽民供出了共产党台湾工委书记蔡孝干。蔡孝干是直接受命于中共高层而负责台湾工作的台湾籍中共老党员。很快，蔡孝干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在台湾的中共党员名单，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谌之。
1950年3月，国民政府根据名单，逮捕了吴石等400多名中共党员，同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刚刚抵达的朱谌之，将其押送回台湾。不过，根据1950年4月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中的一篇文章称，吴石被捕后自承是在1949年2月与中共接近的，因为当时蒋介石下台，代总统李宗仁正与毛泽东和谈，时局并不明朗。他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
而中共后来公布的资料显示，吴石此辩解不过是托辞，吴石在此前早已为毛泽东秘密提供情报几年。他如此说不过是一方面为自己尽力减轻责任，一方面“保护”其他中共地下间谍。
该案最后以中华民国法庭在1950年5月30日宣判吴石、朱谌之等4名涉案人员死刑告终。另外两人是：吴石的副官聂曦、联勤总部中将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四人于6月10日被执行枪决。据监狱官员口述，吴石在受刑前曾对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并喃喃自语：“我对不起蒋委员长。”当时不少人认为，吴石这是其临终前的真诚的忏悔。也就是从这年6月开始，一批批红色间谍被台湾国民政府枪决，这就是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的发端。只是这些为了毛泽东虚幻的主义献身的吴石们，是否真了解毛泽东呢？！
电视剧《潜伏》催生了社会各界对“特务”的关注。三水就藏有一个真实版的潜伏故事：和电视剧一样，三水的这对夫妇也是中共组织上安排的政治婚姻，并在国民党内部潜伏过程中搜集情报。不同的是，他们俩在国民党内部潜伏11年从未暴露，并维持了66年婚姻。
不过，这对夫妇——妻子麦少华和丈夫陈明傲在1952年被大陆当局打成国民党特务，27年后才被平反。有媒体通过查阅地方史料和这对夫妇子女的讲述，大体还原一个真实版的红色间谍的潜伏故事。
1938年，18岁的陈明傲刚上初三，参加了国民党独立二十旅。第二年，陈明傲加入共产党，并在共产党组织安排下，进入三水国民兵团当训政员。而麦少华也于同一时间段进入到国民党军统三水分站。直到1939年，三水出现了共产党地下党。“我父母可以说是三水最早的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了。”陈明傲的儿子陈作回忆说。
后来，在中共上级指示下，陈明傲从国民党政工干部转为军事干部，当上了国民兵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二小队长。在随后2年时间里，陈明傲进入国民党县府特务大队情报组长当情报员。“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是单线联系，所以知道父亲身份的人都很少。而且为了保密，父亲的资料都是保密的，基本上没人看得到。”陈作说，在做了3年共产党特务地下工作后，1942年，在中共上级党组织安排下，父亲被介绍与麦少华结婚。
“父亲当时是有女朋友的，而且还是自由恋爱。但后来考虑到组织和斗争需求，就和我母亲结婚了。”陈作说，他父母的婚姻是政治婚姻。不过，陈明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对这段婚姻并无意见。就这样，这对共产党地下党夫妇从1942年开始，正式以夫妻名义长期潜伏，展开特务工作。当时陈明傲的任务是打听清楚国民党武器装备，而麦少华则是国民党军统广州站三水分站的情报抄写员。由于麦少华工作性质主要对内，再加上当时军统三水分站站长张心吾也是中共地下党，所以麦少华在潜伏期间身份曝光风险不大。但陈明傲经常执行外勤任务，所以几次差一点曝光身份。
1941年，日军占领三水芦苞后，一中队长卑绍详投靠日军，中共党组织随后派陈明傲当情报员，掌握日伪军动向，但由于中共地下党陆怡祯来找陈明傲了解情况时，引起怀疑，并被暗中监视。但最终不了了之。另一次比较大的身份曝光危险却是陈、麦两人共同经历的。继“皖南事变”后，1942年国民党政府发生一起针对中共地下党的“粤北事件”，为免中共特务身份曝光，两人一起转移到广东韶关。
“但父母考虑到对三水情况比较了解，不愿意就此放弃，所以在组织安排下，我父母继续留下来斗争。”陈作透露，在潜伏期间，父母曾经营救过四会游击队长，在国共内战时期，通过危险的间谍战，把中共粤桂湘边纵队政委兼司令员梁嘉安全送到四会。
1950年，陈明傲一家被中共三水县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水县大队授予“革命之家”牌匾。当时三水有2家获得这个牌匾。
事情到1952年时出现了变化，陈明傲夫妇被中共定为国民党特务，并于1952年被撤销了党籍、职务。“当时都是单线联系，而与父亲单线联系的袁海修也在父母冤假错案前被打倒了，所以没有人能证明父母是冤枉的。”陈作解释说，父母潜伏期间，中共组织上没有保存任何记录，所以能翻案的只能依靠单线联系人了。
三水地方档案记载，陈明傲做中共特务卧底期间，有过“机榕”、“东山”两个代号，一共有2个单线联系人，一个是温明，他在抗日期间就已经去世。另一个则是袁海修，在1942—1945年期间，担任陈的联系人，迄今尚健在。
在被中共认定为国民党特务的这段时间，陈明傲一家生活备受煎熬。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斗争升级，陈、麦两人被关了起来，要求承认错误，而且不准和他们的儿女见面。
从1952年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直至1979年，陈明傲夫妇脱掉国民党特务帽子，恢复了党籍、职称。从1942年组织安排政治婚姻算起，陈、麦两人在一起66年。……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753826.html
郭汝瑰是四川人，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5月，郭汝瑰在四川秘密加入中共，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因不满毛泽东不抗战而追随国民党抗日。1937年，郭汝瑰作为42旅代旅长，参加了淞沪大会战，因作战勇敢，深受蒋介石赏识，被视作“军界精英”。其后，郭汝瑰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后又调到国防研究院任委员，专门培养“全能将校”；不久，中央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又任命他为训练团副大队长。
抗战胜利后，郭汝瑰已荣升为国民党中将，不仅是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而且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了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素以“挖心战”为能事的毛泽东当然也“相中”了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更何况他曾参加过中共。于是派人经常在他耳边吹风，说国民党政府太腐败，马列主义才是救国的唯一良方，由此让郭汝瑰对共产大同世界再次开始憧憬起来。
最终，郭汝瑰选择了背叛对自己信赖有加的蒋介石，而成为毛泽东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高级间谍。他除了多次与董必武见面，还秘密接受中共党员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与指挥。也有人称，郭汝瑰其实一直都是中共秘密党员。
深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郭汝瑰在内战期间还被提升至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并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换言之，国民党所有的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郭汝瑰都了若指掌。而大量生死攸关的情报，均被已成为了红色间谍的郭及时送到了毛的手中，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
郭汝瑰除泄露军情外，还拟订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并向蒋介石隐瞒毛泽东军队动向，使其作出错误判断。如1947年3月，在郭汝瑰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时，他一直对蒋中正隐瞒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最后导致蒋介石作出“集中兵力追歼”的错误决策，而放刘邓大军突出黄泛区直抵沙河。当年在徐蚌会战中被毛泽东俘虏的国军将领杜聿明曾怀疑过郭汝瑰，并当面指斥郭汝瑰：“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
此外，郭汝瑰还有意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四百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而被迫“自谋生路”从而发生的“哭陵事件”，就是他所制定方案一手造成的。
有了郭汝瑰这样一个甘心为毛泽东效力之人，结果如何不难想像，就是国民党处处被围、被打，直至将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到了台湾后的蒋介石痛心疾首：“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想必蒋介石依旧想不明白，为何自己如此信任之人会做出如此悖逆之事。台湾亦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但为毛泽东坐拥天下立下了大功的郭汝瑰，在1949年毛泽东执政后的日子却只能用“凄风苦雨”来形容。生性多疑的毛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并未授予其军衔，也没有恢复其党籍，只是任命他为川南行署副局长级别的“交通厅长”，后在镇反中，诬陷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长，厅长的职务也被罢免。而此后的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郭汝瑰一次也没落下，劳动改造、文革批斗、抄家游街等是家常便饭。
不知在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中，郭汝瑰是否会意识自己曾经的背叛是如何的令人不耻，是如何对不起对自己无比信赖的蒋介石；也许才会意识到毛泽东根本无法与蒋介石相提并论。据说，那些国共内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于1959年大赦后大多数选择了前往台湾。许多人在后来写《国民党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时，仍然流露对郭汝瑰恨之入骨的感情。
1978 年，71岁的郭汝瑰终于讨得了一个说法：他不是国民党特务，并同意其加入中共。而终于有些清醒的他在晚年时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巨著《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内中披露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国民党是抗日的，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什么，不言而喻。
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他的子女后来如此评价父亲：“他在军事上是一个大学生，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名小学生。”也许，从做人上而言，郭汝瑰也少了“诚”和“忠”。
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败后败走台湾，而大陆亦在前往台湾的人士中埋伏了不少红色间谍，以便在将来里应外合，攻占台湾。这其中不乏隐藏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的要员，其中有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有人说，他就是大陆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的原型。
吴石，1894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的“累世寒儒”家庭。1911年报名参加福州北伐学生军，同年底进入武昌军校就读，因成绩优异，于1914年8月被保送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曾参与孙中山的“护法运动”。1929年，前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35年回国，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中任参谋兼陆军大学教官。抗战期间，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第二厅副厅长兼第一处副处长、第四战区参谋长等职，后被提拔为第十六集团军中将副司令，颇有战功；去台湾后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
早在1947年4月，吴石就开始与中共接触，并在上海会见了中共上海局书记等。此后双方约定在上海某寓所作为交换情报的地点。据说吴石“亲共”是因为不满国民党内部的腐败。1948年底，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继续源源不断地将有价值的情报送给中共，其中有一张国军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对中共渡江帮助甚大。
1949年6月，吴石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前往台湾。中共为其起了个代号：“密使一号”。而就在去台湾前，他不仅将298箱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让亲信献给了毛泽东，而且还刻意将一对儿女留在了中国大陆。在台湾期间，他则利用职务之便，继续蒐集军事情报，并派旧部前往香港转交毛泽东。此时，占领大陆绝大部份地区的毛泽东，在1949年10月建政后，即发起了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的战役，但均告失利。于是，毛泽东决定派间谍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因为朱的女儿、女婿定居在台北，可以依托其从事地下活动。
朱谌之和吴石在台湾取得联系之后，吴石将一些重要军事资料交给了她。随即，朱谌之在吴石的安排下，乘坐中华民国空军的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国军控制下的浙江定海，计划从那里乘船前往被共产党军队占领的上海。
此时，中华民国政府为了巩固在台湾的政权，在岛内加大了对共产党谍报和特工人员的侦察搜捕。1949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在一连串的案件中发现了共产党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随即将其逮捕。在审讯中，陈泽民供出了共产党台湾工委书记蔡孝干。蔡孝干是直接受命于中共高层而负责台湾工作的台湾籍中共老党员。很快，蔡孝干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在台湾的中共党员名单，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谌之。
1950年3月，国民政府根据名单，逮捕了吴石等400多名中共党员，同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刚刚抵达的朱谌之，将其押送回台湾。不过，根据1950年4月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中的一篇文章称，吴石被捕后自承是在1949年2月与中共接近的，因为当时蒋介石下台，代总统李宗仁正与毛泽东和谈，时局并不明朗。他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
而中共后来公布的资料显示，吴石此辩解不过是托辞，吴石在此前早已为毛泽东秘密提供情报几年。他如此说不过是一方面为自己尽力减轻责任，一方面“保护”其他中共地下间谍。
该案最后以中华民国法庭在1950年5月30日宣判吴石、朱谌之等4名涉案人员死刑告终。另外两人是：吴石的副官聂曦、联勤总部中将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四人于6月10日被执行枪决。据监狱官员口述，吴石在受刑前曾对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并喃喃自语：“我对不起蒋委员长。”当时不少人认为，吴石这是其临终前的真诚的忏悔。也就是从这年6月开始，一批批红色间谍被台湾国民政府枪决，这就是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的发端。只是这些为了毛泽东虚幻的主义献身的吴石们，是否真了解毛泽东呢？！
电视剧《潜伏》催生了社会各界对“特务”的关注。三水就藏有一个真实版的潜伏故事：和电视剧一样，三水的这对夫妇也是中共组织上安排的政治婚姻，并在国民党内部潜伏过程中搜集情报。不同的是，他们俩在国民党内部潜伏11年从未暴露，并维持了66年婚姻。
不过，这对夫妇——妻子麦少华和丈夫陈明傲在1952年被大陆当局打成国民党特务，27年后才被平反。有媒体通过查阅地方史料和这对夫妇子女的讲述，大体还原一个真实版的红色间谍的潜伏故事。
1938年，18岁的陈明傲刚上初三，参加了国民党独立二十旅。第二年，陈明傲加入共产党，并在共产党组织安排下，进入三水国民兵团当训政员。而麦少华也于同一时间段进入到国民党军统三水分站。直到1939年，三水出现了共产党地下党。“我父母可以说是三水最早的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了。”陈明傲的儿子陈作回忆说。
后来，在中共上级指示下，陈明傲从国民党政工干部转为军事干部，当上了国民兵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二小队长。在随后2年时间里，陈明傲进入国民党县府特务大队情报组长当情报员。“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是单线联系，所以知道父亲身份的人都很少。而且为了保密，父亲的资料都是保密的，基本上没人看得到。”陈作说，在做了3年共产党特务地下工作后，1942年，在中共上级党组织安排下，父亲被介绍与麦少华结婚。
“父亲当时是有女朋友的，而且还是自由恋爱。但后来考虑到组织和斗争需求，就和我母亲结婚了。”陈作说，他父母的婚姻是政治婚姻。不过，陈明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对这段婚姻并无意见。就这样，这对共产党地下党夫妇从1942年开始，正式以夫妻名义长期潜伏，展开特务工作。当时陈明傲的任务是打听清楚国民党武器装备，而麦少华则是国民党军统广州站三水分站的情报抄写员。由于麦少华工作性质主要对内，再加上当时军统三水分站站长张心吾也是中共地下党，所以麦少华在潜伏期间身份曝光风险不大。但陈明傲经常执行外勤任务，所以几次差一点曝光身份。
1941年，日军占领三水芦苞后，一中队长卑绍详投靠日军，中共党组织随后派陈明傲当情报员，掌握日伪军动向，但由于中共地下党陆怡祯来找陈明傲了解情况时，引起怀疑，并被暗中监视。但最终不了了之。另一次比较大的身份曝光危险却是陈、麦两人共同经历的。继“皖南事变”后，1942年国民党政府发生一起针对中共地下党的“粤北事件”，为免中共特务身份曝光，两人一起转移到广东韶关。
“但父母考虑到对三水情况比较了解，不愿意就此放弃，所以在组织安排下，我父母继续留下来斗争。”陈作透露，在潜伏期间，父母曾经营救过四会游击队长，在国共内战时期，通过危险的间谍战，把中共粤桂湘边纵队政委兼司令员梁嘉安全送到四会。
1950年，陈明傲一家被中共三水县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水县大队授予“革命之家”牌匾。当时三水有2家获得这个牌匾。
事情到1952年时出现了变化，陈明傲夫妇被中共定为国民党特务，并于1952年被撤销了党籍、职务。“当时都是单线联系，而与父亲单线联系的袁海修也在父母冤假错案前被打倒了，所以没有人能证明父母是冤枉的。”陈作解释说，父母潜伏期间，中共组织上没有保存任何记录，所以能翻案的只能依靠单线联系人了。
三水地方档案记载，陈明傲做中共特务卧底期间，有过“机榕”、“东山”两个代号，一共有2个单线联系人，一个是温明，他在抗日期间就已经去世。另一个则是袁海修，在1942—1945年期间，担任陈的联系人，迄今尚健在。
在被中共认定为国民党特务的这段时间，陈明傲一家生活备受煎熬。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斗争升级，陈、麦两人被关了起来，要求承认错误，而且不准和他们的儿女见面。
从1952年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直至1979年，陈明傲夫妇脱掉国民党特务帽子，恢复了党籍、职称。从1942年组织安排政治婚姻算起，陈、麦两人在一起66年。……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753826.html
(1287)[转帖]信力建:最怕摸得着的形象工程
我们大概是最喜欢搞形象工程的国家，往近处说，从大跃进开始，什么“亩产过万斤”，“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时间来掌握世界上光学机械仪器方面的主要成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开始制造新仪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与世界先进水平犬牙交错地前进”，什么“在五至七年之后，我国在页岩油、水煤气合成石油生产方面将远远超过英国、西德和美国，这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自然也应达到国际水平”之类的牛皮加形象的事儿就出过不少，以后还有诸如“卖了裤子搞原子武器”、“航天载人工程”、“深海探测工程”、“三峡大坝”等等不绝于耳。
当然了，这些面子工程如果涉及的是我们老百姓看不着也摸不到的什么航天领域、原子弹领域、深海领域也就罢了——反正那钱丢也丢了，不丢也进不了我们百姓腰包；就是出了事，也跟我们老百姓没多少关系：我们没资格上天、入海或发动核子大战。可一旦这些形象工程跟我们息息相关，是看得见摸得着甚至坐得上的，那最后吃亏的，就往往是我们老百姓了。
比如铁路建设——尤其是高铁：现在铁路规划发展的新情况是，过去预备在“十三五”动工的铁路要在“十二五”进行，2020年之后的项目，要提前研究尽早动工；同时很多铁路建设的标准也在提高，比如规划时速200多公里的线路的，不少已经被修变为时速250公里以上的高铁，客货混运的要变成客运专线。继2008年国家将铁路中长期规划进行修编后，各地开始进行新的规划申报，其提出的2020年、2015年各地铁路里程，比2008年规划的数字有巨大增加，有的少则增加30%，多则增加80%、100%，新疆甚至提出2020年铁路里程达1.2万公里，是目前的3倍以上。更大的面子工程也许还不是这些表面上的东西，从最初的五年工期到实际两年7个月完成铺轨，京沪高铁“创造”了高铁建设速度记实——这个时间，在国外建设高铁时，还不足留给路基天然沈降。按照时速380公里的设计要求，京沪高铁线路建成百年内，沈降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时间跨度是100年内。假如超出这个限度，轻者会恬静度降低，重者可能会泛起列车脱轨等安全事故。而每年耗资七八千亿元建设资金、负债累累却空座率极高的连年高铁大跃进，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它已经使高铁的赢利远景越来。
然而，这样的形象工程质量却让人担忧，就拿被吹捧得神乎其神的京沪高铁而言，从开通的第11天起，5天时间里，京沪高铁发生6起较大的故障。7月10日，因山东省境内雷雨大风，造成京沪高铁曲阜东至滕州东至枣庄间下行线接触网故障断电，导致19趟下行列车晚点。尽管按照专家的说法，高铁列车电网断电之后，还可以依赖自身备用电源维持列车的照明、透风一个多小时，但是，这次G151次列车的乘客却相称于在闷罐车里『被囚』了两个多小时，乃至有人晕倒。而且在故障期间，列车乘务组也不能给旅客充分发放水和食品。12日11时，京沪高铁安徽宿州四周供电设备故障，导致至少11趟列车到达北京南站晚点，3趟列车从北京南站推迟发车。根据中国中铁提供的材料，京沪高铁接触网采用雷电防护技术、电气冰融技术，进步了综合防灾机能。但是，从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去修复接触网故障来看，有专家分析以为，可能是设备质量等原因导致题目。受天色影响的几率特别小。
7月13日，由上海虹桥开往北京南站的G114次列车，运行至常州北站突发故障，列车无法正常运行。经及时换车处置，未影响京沪高铁其他列车正常运行。但受故障影响，G114次列车预计17时到达北京南站，晚点2小时30分。14日一天，京沪高铁G201次、G150次、G105次分别泛起故障，让京沪高铁大的故障频率增加到“5天6起”。11时许，京沪高铁G105次半途泊车，发生了和前天G114次同样的故障——列车动力系统的一根电线接触不良，导致列车自动降低运行速度，全程晚点40分锺；18时06分发车的G201高铁在北京南站始发时就“趴窝”，延误1小时后换车运营；G150次高铁半途在泰安站“趴窝”，列车通知乘客集体下车，自行换乘随后驶来的G154次高铁。
京沪高铁5天内6次发生事故，虽未造成乘客的生命财产损失，但仍是让人心有余悸，京沪高铁，让我如何信任你？投资高达2200亿元的京沪高铁，其安全性和服务质量仍旧无法让人放心。中国的高铁出题目并不是第一次，2009年12月26日开通的武广高铁，在运营的前3个月内，仅媒体公然表露的因设备故障而导致列车晚点事件就有5次。媒体报道还显示，因设备故障，郑州与西安间的高铁也发生过停运。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温州都市报》报道，事故原因是前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泊车，造成追尾。据最新消息已有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看来，事故还在“正在进行时”当中。
这种一旦与实际联系就土崩瓦解的形象工程事件历史上也有，比如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北洋水师从“形象”上看，那是牛得不得了：就硬件上而言，北洋海军拥有的主战战舰几乎都是按照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标准，由英德等造船厂建造起来的。其中的“定远”和“镇远”两艘装甲巡洋舰，其吨位都在7000吨以上，舰长将近100米，主炮的口径为305毫米，堪称是航空母舰时代之前典型的“海上巨无霸”，绝对可以跨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之列，在亚洲更是首屈一指。“定远”和“镇远”之外的其他主战战舰，像“致远”、“济远”、“经远”等等，也都是船坚炮利，威风八面。以高峰时北洋舰队的综合实力而论，当可排在整个世界海军的七强以内! 而就软件而言，这支由清政府花费了大价钱打造起来的现代化舰队，全部采用西方的管理运作模式，其主要战舰的管带（舰长）几乎清一色是当年清政府向英美两国派出去的首批留学生，这些人自幼留学外洋，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外语流利，能够熟悉掌握列强海军的技术。不仅如此，北洋海军还下大力气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前后雇佣了30多名外国的海军管理和技术人员加入舰队。由于这些洋员的加盟，使得北洋海军更多地具有了“国际化”的色彩，这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有此形象工程，大家都觉得长眼：一些朝廷大员如翁同龠禾等，尽管对李鸿章兴办海军的举动多有掣肘，但当国家真的面临战争的考验时，他们还是对北洋海军的实力，抱有很多超越实际的期望。还在1886年，当清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检阅海军演习活动之后，当时主管海军事务的最高领导醇亲王奕就向慈禧和光绪皇帝发出了这样的报告:“各将领文武等均能勤奋将事，官弁兵勇，步伐整齐，一律严整。枪炮雷电，施放灵捷……布阵整齐，旗语号灯，如响斯应。”面对每一次海军巡阅时战舰林立、浩浩荡荡的雄壮场面，即使是当时最了解北洋海军底细的李鸿章竟然也有些发晕，他在1891年巡阅海军后就向朝廷发出“豪语”：“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结果呢？如你所知：1894年7月25日上午，日本舰队在黄海丰岛海域击沉了清朝“高升”号运兵船，击伤了“济远”号、“广乙”号护航舰。8月1日，清朝和日本同一天互下宣战诏书，甲午战争揭开序幕。1895年2月17日，日本舰队占领威海卫军港，北洋水师舰队全军覆没。
总而言之，这些形象工程离民生越远就越安全，否则，我们还是少碰为妙！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2361
当然了，这些面子工程如果涉及的是我们老百姓看不着也摸不到的什么航天领域、原子弹领域、深海领域也就罢了——反正那钱丢也丢了，不丢也进不了我们百姓腰包；就是出了事，也跟我们老百姓没多少关系：我们没资格上天、入海或发动核子大战。可一旦这些形象工程跟我们息息相关，是看得见摸得着甚至坐得上的，那最后吃亏的，就往往是我们老百姓了。
比如铁路建设——尤其是高铁：现在铁路规划发展的新情况是，过去预备在“十三五”动工的铁路要在“十二五”进行，2020年之后的项目，要提前研究尽早动工；同时很多铁路建设的标准也在提高，比如规划时速200多公里的线路的，不少已经被修变为时速250公里以上的高铁，客货混运的要变成客运专线。继2008年国家将铁路中长期规划进行修编后，各地开始进行新的规划申报，其提出的2020年、2015年各地铁路里程，比2008年规划的数字有巨大增加，有的少则增加30%，多则增加80%、100%，新疆甚至提出2020年铁路里程达1.2万公里，是目前的3倍以上。更大的面子工程也许还不是这些表面上的东西，从最初的五年工期到实际两年7个月完成铺轨，京沪高铁“创造”了高铁建设速度记实——这个时间，在国外建设高铁时，还不足留给路基天然沈降。按照时速380公里的设计要求，京沪高铁线路建成百年内，沈降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时间跨度是100年内。假如超出这个限度，轻者会恬静度降低，重者可能会泛起列车脱轨等安全事故。而每年耗资七八千亿元建设资金、负债累累却空座率极高的连年高铁大跃进，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它已经使高铁的赢利远景越来。
然而，这样的形象工程质量却让人担忧，就拿被吹捧得神乎其神的京沪高铁而言，从开通的第11天起，5天时间里，京沪高铁发生6起较大的故障。7月10日，因山东省境内雷雨大风，造成京沪高铁曲阜东至滕州东至枣庄间下行线接触网故障断电，导致19趟下行列车晚点。尽管按照专家的说法，高铁列车电网断电之后，还可以依赖自身备用电源维持列车的照明、透风一个多小时，但是，这次G151次列车的乘客却相称于在闷罐车里『被囚』了两个多小时，乃至有人晕倒。而且在故障期间，列车乘务组也不能给旅客充分发放水和食品。12日11时，京沪高铁安徽宿州四周供电设备故障，导致至少11趟列车到达北京南站晚点，3趟列车从北京南站推迟发车。根据中国中铁提供的材料，京沪高铁接触网采用雷电防护技术、电气冰融技术，进步了综合防灾机能。但是，从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去修复接触网故障来看，有专家分析以为，可能是设备质量等原因导致题目。受天色影响的几率特别小。
7月13日，由上海虹桥开往北京南站的G114次列车，运行至常州北站突发故障，列车无法正常运行。经及时换车处置，未影响京沪高铁其他列车正常运行。但受故障影响，G114次列车预计17时到达北京南站，晚点2小时30分。14日一天，京沪高铁G201次、G150次、G105次分别泛起故障，让京沪高铁大的故障频率增加到“5天6起”。11时许，京沪高铁G105次半途泊车，发生了和前天G114次同样的故障——列车动力系统的一根电线接触不良，导致列车自动降低运行速度，全程晚点40分锺；18时06分发车的G201高铁在北京南站始发时就“趴窝”，延误1小时后换车运营；G150次高铁半途在泰安站“趴窝”，列车通知乘客集体下车，自行换乘随后驶来的G154次高铁。
京沪高铁5天内6次发生事故，虽未造成乘客的生命财产损失，但仍是让人心有余悸，京沪高铁，让我如何信任你？投资高达2200亿元的京沪高铁，其安全性和服务质量仍旧无法让人放心。中国的高铁出题目并不是第一次，2009年12月26日开通的武广高铁，在运营的前3个月内，仅媒体公然表露的因设备故障而导致列车晚点事件就有5次。媒体报道还显示，因设备故障，郑州与西安间的高铁也发生过停运。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温州都市报》报道，事故原因是前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泊车，造成追尾。据最新消息已有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看来，事故还在“正在进行时”当中。
这种一旦与实际联系就土崩瓦解的形象工程事件历史上也有，比如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北洋水师从“形象”上看，那是牛得不得了：就硬件上而言，北洋海军拥有的主战战舰几乎都是按照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标准，由英德等造船厂建造起来的。其中的“定远”和“镇远”两艘装甲巡洋舰，其吨位都在7000吨以上，舰长将近100米，主炮的口径为305毫米，堪称是航空母舰时代之前典型的“海上巨无霸”，绝对可以跨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之列，在亚洲更是首屈一指。“定远”和“镇远”之外的其他主战战舰，像“致远”、“济远”、“经远”等等，也都是船坚炮利，威风八面。以高峰时北洋舰队的综合实力而论，当可排在整个世界海军的七强以内! 而就软件而言，这支由清政府花费了大价钱打造起来的现代化舰队，全部采用西方的管理运作模式，其主要战舰的管带（舰长）几乎清一色是当年清政府向英美两国派出去的首批留学生，这些人自幼留学外洋，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外语流利，能够熟悉掌握列强海军的技术。不仅如此，北洋海军还下大力气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前后雇佣了30多名外国的海军管理和技术人员加入舰队。由于这些洋员的加盟，使得北洋海军更多地具有了“国际化”的色彩，这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有此形象工程，大家都觉得长眼：一些朝廷大员如翁同龠禾等，尽管对李鸿章兴办海军的举动多有掣肘，但当国家真的面临战争的考验时，他们还是对北洋海军的实力，抱有很多超越实际的期望。还在1886年，当清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检阅海军演习活动之后，当时主管海军事务的最高领导醇亲王奕就向慈禧和光绪皇帝发出了这样的报告:“各将领文武等均能勤奋将事，官弁兵勇，步伐整齐，一律严整。枪炮雷电，施放灵捷……布阵整齐，旗语号灯，如响斯应。”面对每一次海军巡阅时战舰林立、浩浩荡荡的雄壮场面，即使是当时最了解北洋海军底细的李鸿章竟然也有些发晕，他在1891年巡阅海军后就向朝廷发出“豪语”：“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结果呢？如你所知：1894年7月25日上午，日本舰队在黄海丰岛海域击沉了清朝“高升”号运兵船，击伤了“济远”号、“广乙”号护航舰。8月1日，清朝和日本同一天互下宣战诏书，甲午战争揭开序幕。1895年2月17日，日本舰队占领威海卫军港，北洋水师舰队全军覆没。
总而言之，这些形象工程离民生越远就越安全，否则，我们还是少碰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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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6)[转帖]李吉诃德:李森林是位好部长
前日还说河南“人杰地灵”，上者窃国，中者盗墓，下者偷井盖儿，各有门道，各有所取。现在更新一下，他们还喜欢收藏，比如最近现身的几位——开封市长周以忠、安阳副市长张胜涛、河南体育局局长韩时英、南阳政协主席朱广平、信阳副市长张杰等等。他们一喜欢收藏钞票，二喜欢收藏房子，三喜欢收藏情妇，都是些颇有品位的人。自然其中段位最高的还数开封市组织部长李森林，他有一个令人仰慕的嗜好，就是专收女人的阴毛，据说已经收藏了300位，若非被“双规”，他的藏品估计还要批量增加，成为河南乃至中国的“阴毛大王”。
作为一位“阴毛收藏家”，李森林无疑开创了中国收藏文化的新的一篇。我甚至可以想象他面对一团爱物细剪精分，痴情把玩时的专注与狂热。不知他是否会分门别类，登记造册，比如这一团的姓名、年龄、职务、颜色、形状、当日表现等等，活像干部档案。我又想到李森林的组织部里会有两套档案，作为干部考察的依据。就像许多他这样级别的领导常会有两本账，两个家，两张脸，两种人格一样。
李森林曝光之后，引来口诛笔伐，大有置其死地而后快的态势。不论是“欲望森林”还是“邪恶森林”，我却颇不以为然。以我多年来对中国领导干部的观察与了解，我认为李森林同志不仅是位感情丰富、品位不俗的好男人，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部长。岂止不可多得，简直就是独一无二。
首先应该确定，李森林同志的收藏嗜好与职务无关，只与个人审美情趣有关，否则他完全可以收藏其他，比如鞋垫、腰带等等。
收藏阴毛代表了一种求异求变的倾向，它既比收藏头发之类别致，也比收藏乳罩内裤之类创新。正像许多奸诈商人喜欢大讲《道德经》，许多嗜哭演员喜欢扮演“脊梁骨”一样。这是一种反差，充分体现了人的多样性与性的多样化。
在中国，公务员制度与一般用工制度不同。一般用工制度的对象是普通人，而公务员制度则超越了简单的人的属性，提升为领导干部。
仅就做人而言，一般人的标准无非是做一个好人，至少是做一个正常人；而对领导干部则有完全不同的标准，有人说“河南官场遍地禽兽”，就是这个道理。
做人终归还是要看做事。在一般人，做事的标准无非就是刻苦工作，努力赚钱；而在领导干部则要倡导“有所为有所不为”。李森林的“所为”十分单纯，就是性交剪毛，别无其他；而他的优点恰恰在于“不为”，这是他作为“好部长”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组织部门与组织部长历来都是干部队伍“纯洁性”、“战斗性”以及其他性的重要保障，显然，李森林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通过多方深入的工作，努力掌握第一、二手材料，以全面摸清公务员队伍的情况，通过考察、分析、比较、鉴别，最终达到杜绝不合格公务员的目的。
实际工作中，李森林只是提拔了自己的个别器官，而绝不提拔下属，或者将她们提拔到并不满意的岗位。一人两人，一次两次还算容易，李森林却要面对300人，数百次的考验。以一般的组织干部，或许就会经不起诱惑威胁，终于走到“任人唯亲”，“任人唯性”，“任人唯床”的地步。由此足以说明李森林是位立场坚定、恪守原则的好部长，我们组织部门的“脊梁”。
再者，相比刘志军那样的部长，我想李森林同志至少可称“两袖清风”。刘志军受贿十亿，真金白银；李森林则仅仅三百阴毛而已。
刘志军似乎很喜欢把自己想象成贾宝玉的样子，执意跑去红楼梦剧组来睡；李森林则只睡开封本土公务员，绝不将手伸向其他领域，更不仗权扰民，强迫民女。这是他的另一个优点。
李森林尽管败于举报，但也要看看举报者的构成，无一不是由当初的两厢情愿、愿剪愿献变得最后翻脸。有的拿安全套与内裤作证，有的拿李森林考察自己老婆的视频作证。从这些早已备好的安全套、内裤与视频，便可见其叵测用心。
“阴毛”毕竟斗不过“阴谋”，作为一任组织部长，李森林唯一的教训就是他太专注于具象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忽视了工作制度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长处，具有这般性情的组织部长实在凤毛麟角，足以将其他那些“活死人”秒杀。
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在“鉴X”或者什么收藏节目里见到李森林及他的藏品，听他如数家珍。自然也可能是在某个“反腐成就展”上见到他与他的珍藏，无论如何我要表达对他的敬意与艳羡——
见到李森林的收藏，我只能概叹这是生命的奇迹。许多人都说他收集女人阴毛只是为了个人欣赏，我不敢苟同。他一定还有更高的目的，比如建立“开封公务员阴毛博物馆”等。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8051176288.html
作为一位“阴毛收藏家”，李森林无疑开创了中国收藏文化的新的一篇。我甚至可以想象他面对一团爱物细剪精分，痴情把玩时的专注与狂热。不知他是否会分门别类，登记造册，比如这一团的姓名、年龄、职务、颜色、形状、当日表现等等，活像干部档案。我又想到李森林的组织部里会有两套档案，作为干部考察的依据。就像许多他这样级别的领导常会有两本账，两个家，两张脸，两种人格一样。
李森林曝光之后，引来口诛笔伐，大有置其死地而后快的态势。不论是“欲望森林”还是“邪恶森林”，我却颇不以为然。以我多年来对中国领导干部的观察与了解，我认为李森林同志不仅是位感情丰富、品位不俗的好男人，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部长。岂止不可多得，简直就是独一无二。
首先应该确定，李森林同志的收藏嗜好与职务无关，只与个人审美情趣有关，否则他完全可以收藏其他，比如鞋垫、腰带等等。
收藏阴毛代表了一种求异求变的倾向，它既比收藏头发之类别致，也比收藏乳罩内裤之类创新。正像许多奸诈商人喜欢大讲《道德经》，许多嗜哭演员喜欢扮演“脊梁骨”一样。这是一种反差，充分体现了人的多样性与性的多样化。
在中国，公务员制度与一般用工制度不同。一般用工制度的对象是普通人，而公务员制度则超越了简单的人的属性，提升为领导干部。
仅就做人而言，一般人的标准无非是做一个好人，至少是做一个正常人；而对领导干部则有完全不同的标准，有人说“河南官场遍地禽兽”，就是这个道理。
做人终归还是要看做事。在一般人，做事的标准无非就是刻苦工作，努力赚钱；而在领导干部则要倡导“有所为有所不为”。李森林的“所为”十分单纯，就是性交剪毛，别无其他；而他的优点恰恰在于“不为”，这是他作为“好部长”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组织部门与组织部长历来都是干部队伍“纯洁性”、“战斗性”以及其他性的重要保障，显然，李森林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通过多方深入的工作，努力掌握第一、二手材料，以全面摸清公务员队伍的情况，通过考察、分析、比较、鉴别，最终达到杜绝不合格公务员的目的。
实际工作中，李森林只是提拔了自己的个别器官，而绝不提拔下属，或者将她们提拔到并不满意的岗位。一人两人，一次两次还算容易，李森林却要面对300人，数百次的考验。以一般的组织干部，或许就会经不起诱惑威胁，终于走到“任人唯亲”，“任人唯性”，“任人唯床”的地步。由此足以说明李森林是位立场坚定、恪守原则的好部长，我们组织部门的“脊梁”。
再者，相比刘志军那样的部长，我想李森林同志至少可称“两袖清风”。刘志军受贿十亿，真金白银；李森林则仅仅三百阴毛而已。
刘志军似乎很喜欢把自己想象成贾宝玉的样子，执意跑去红楼梦剧组来睡；李森林则只睡开封本土公务员，绝不将手伸向其他领域，更不仗权扰民，强迫民女。这是他的另一个优点。
李森林尽管败于举报，但也要看看举报者的构成，无一不是由当初的两厢情愿、愿剪愿献变得最后翻脸。有的拿安全套与内裤作证，有的拿李森林考察自己老婆的视频作证。从这些早已备好的安全套、内裤与视频，便可见其叵测用心。
“阴毛”毕竟斗不过“阴谋”，作为一任组织部长，李森林唯一的教训就是他太专注于具象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忽视了工作制度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长处，具有这般性情的组织部长实在凤毛麟角，足以将其他那些“活死人”秒杀。
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在“鉴X”或者什么收藏节目里见到李森林及他的藏品，听他如数家珍。自然也可能是在某个“反腐成就展”上见到他与他的珍藏，无论如何我要表达对他的敬意与艳羡——
见到李森林的收藏，我只能概叹这是生命的奇迹。许多人都说他收集女人阴毛只是为了个人欣赏，我不敢苟同。他一定还有更高的目的，比如建立“开封公务员阴毛博物馆”等。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8051176288.html
(1285)[转帖]石三生:郎咸平反刍郭美美与五大郎勇砸方正碑
新闻说：有五个勇士拿着小铁锤，带着红油漆，将方正县的开拓团纪念碑搞的像泼了鸡血。大意好像是什么不忘国耻，给亲日本鬼子的汉奸们一点颜色瞧瞧。石三生看了只有笑。五大郎果然有如此民族气节，就不该坐火车去哈尔滨。东北的铁路，基本上都是小日本鬼子的杰作。此五人，好像还是啥保钓的勇士，不知真假？那钓鱼岛如今一直被日本人霸占着。咱中央政府都明确了搁置争议，留待来日方长后解决。人家是先占为主。后来的，你要么是攻，要么夺。不三不四地离着千万里，却说啥“保”。看着，就像/他/娘/的阿Q叔的后人，玩儿的也极像精神胜利法。
那方正县的一干领导是不是汉奸？不好说。有没有做些伤天害理的勾当，自有方正县的人民自己知。但仅以立一破碑（被五大郎勇猛攻击之后，想必已经有些破相）辩忠奸，不算唐突也十分滑稽。照此论，咱那和谐号好像还真是应该被撞的稀巴烂了。一个碑不过几十万；引进个动车头，就需要好几千万。不论你如何消化吸收、创新改进，也都不过是一些皮毛，骨子里，那还是人家日本皇军的后裔们的大作。立一碑，说不定可以忽悠小日本几千万的投资；引进一火车头，这一下子就死伤了好几百。孰是忠孰为奸？丰田、本田都满中国跑了，东芝、索尼大家都看着。中国还有几人没有过汉奸行为？你说你跟一破碑较啥劲？
当然，有人是愿意看到五大郎的英雄壮举的。这动车事故眼看着愈演愈烈，弄得铁道部、中宣部等一干大佬如坐针毡。钱云会时，还有个于建嵘教授随手拍照，一招打拐救弃儿将危机轻轻拐了个无影无踪。这之前，于教授化解群体事件的“七日理论”，可谓是所向披靡，无不迎刃而解。；可这723动车事故却像失控的列车，完全跳脱了于教授的伟大理论范畴。中宣部使出了三只手遮天的解数，依旧有南都在头八日喊出了“/他/妈/的‘奇迹’”。五大郎此时偷袭方正县，一桶红油漆涂抹一番。还真/他/妈/的奇迹出现了。尽管只是很短命，却登上了百度的头条。
你可别小看了这百度头条。谷歌滚蛋后，咱新中国人，大半壁的网络江山，可都给百度这自动搜索的机器人给控制了。威海、乳山特大暴雨，受灾43万人口，死了6人，汽车颠覆、火车中断。如此天灾不入小李子的法眼；7月22日，隶属威海，发生在河南的汽车爆炸燃烧，死亡41，伤6人的特别重大事故，百度连瞧都懒得瞧。五个不着调的大男人，在乱哄哄的动车灾难中，只是拿小铁锤敲打了几下方正碑，用红油漆涂抹了一番，就登堂入室，成了大陆大红大紫的人和事。能不说是/他/妈/的奇迹？
自然，仅仅靠这五大郎勇猛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壮举是不够的。两害相衡取其轻。于是，已经成剩饭冷菜的红十字会事件，再次高调登台。一向以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郎咸平郎教授携郭氏老少两美女亮相。郎教授说自己无法给郭氏母女认证、背书；郎教授说自做了许多调研，知道中红博爱还没营业，所以就不可能赚到钱。郎教授说要是王军用红十字会的钱给你买了这部车子，是绝对不可以忍受的，那你们就是突破了人们最底限的底限。然后问郭美美，那玛莎拉蒂的来路？此时，真是傻子也只剩了下了一个答案了吧？
以郎教授叱咤风云的高才，当然不会凭这么一个小小的选择题来证明郭美美的清白。郎教授除了更像是给郭氏母女上了一堂红字会专题课。最出彩的，恐怕还要说他奉献给我们那无懈可击的逻辑了。
郎教授：为了确保你没有撒谎，我们做了很多调研。
郭美美：我要是撒谎，我也不会来。
郎教授：你要是撒谎，你就不可能来我们节目。
。。。。。。
这一问一答的逻辑，真可谓是珠联璧合、风雨不透。郭美美以自身的品德为自己做了保证。我们所能知道的她最大的品德当然是节水节电，浪费电就是在浪费水。尽管咱们有道新的长城将自己圈养了起来。但好歹这也算个信息时代了。风能、太阳能、海潮能、火电能，现在的能源五花八门。郭美美竟然知道浪费电就是浪费水，这要是让恨不得连双脚都举了赞同三峡大坝的申纪兰大娘听到，肯定会活活气死。
通观郎教授的专访。郭氏母女有没有撒谎无法得知，可以郎教授才高八斗，却前言不搭后语，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前面既然已经说了无法给郭氏二女认证、背书。后面却又说为了确保你没有撒谎，我们做了很多调研。这不成了个典型的二百五式的悖论？有人说，郎咸平教授是奉命演戏。是不是，自有知情人公论。可这高级人竟然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五大郎涂抹开拓团碑与郎教授公然为郭氏母女面授机宜。这前后再占据了百度头条的新闻，会成功转移人们对723动车事故的关注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2356
那方正县的一干领导是不是汉奸？不好说。有没有做些伤天害理的勾当，自有方正县的人民自己知。但仅以立一破碑（被五大郎勇猛攻击之后，想必已经有些破相）辩忠奸，不算唐突也十分滑稽。照此论，咱那和谐号好像还真是应该被撞的稀巴烂了。一个碑不过几十万；引进个动车头，就需要好几千万。不论你如何消化吸收、创新改进，也都不过是一些皮毛，骨子里，那还是人家日本皇军的后裔们的大作。立一碑，说不定可以忽悠小日本几千万的投资；引进一火车头，这一下子就死伤了好几百。孰是忠孰为奸？丰田、本田都满中国跑了，东芝、索尼大家都看着。中国还有几人没有过汉奸行为？你说你跟一破碑较啥劲？
当然，有人是愿意看到五大郎的英雄壮举的。这动车事故眼看着愈演愈烈，弄得铁道部、中宣部等一干大佬如坐针毡。钱云会时，还有个于建嵘教授随手拍照，一招打拐救弃儿将危机轻轻拐了个无影无踪。这之前，于教授化解群体事件的“七日理论”，可谓是所向披靡，无不迎刃而解。；可这723动车事故却像失控的列车，完全跳脱了于教授的伟大理论范畴。中宣部使出了三只手遮天的解数，依旧有南都在头八日喊出了“/他/妈/的‘奇迹’”。五大郎此时偷袭方正县，一桶红油漆涂抹一番。还真/他/妈/的奇迹出现了。尽管只是很短命，却登上了百度的头条。
你可别小看了这百度头条。谷歌滚蛋后，咱新中国人，大半壁的网络江山，可都给百度这自动搜索的机器人给控制了。威海、乳山特大暴雨，受灾43万人口，死了6人，汽车颠覆、火车中断。如此天灾不入小李子的法眼；7月22日，隶属威海，发生在河南的汽车爆炸燃烧，死亡41，伤6人的特别重大事故，百度连瞧都懒得瞧。五个不着调的大男人，在乱哄哄的动车灾难中，只是拿小铁锤敲打了几下方正碑，用红油漆涂抹了一番，就登堂入室，成了大陆大红大紫的人和事。能不说是/他/妈/的奇迹？
自然，仅仅靠这五大郎勇猛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壮举是不够的。两害相衡取其轻。于是，已经成剩饭冷菜的红十字会事件，再次高调登台。一向以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郎咸平郎教授携郭氏老少两美女亮相。郎教授说自己无法给郭氏母女认证、背书；郎教授说自做了许多调研，知道中红博爱还没营业，所以就不可能赚到钱。郎教授说要是王军用红十字会的钱给你买了这部车子，是绝对不可以忍受的，那你们就是突破了人们最底限的底限。然后问郭美美，那玛莎拉蒂的来路？此时，真是傻子也只剩了下了一个答案了吧？
以郎教授叱咤风云的高才，当然不会凭这么一个小小的选择题来证明郭美美的清白。郎教授除了更像是给郭氏母女上了一堂红字会专题课。最出彩的，恐怕还要说他奉献给我们那无懈可击的逻辑了。
郎教授：为了确保你没有撒谎，我们做了很多调研。
郭美美：我要是撒谎，我也不会来。
郎教授：你要是撒谎，你就不可能来我们节目。
。。。。。。
这一问一答的逻辑，真可谓是珠联璧合、风雨不透。郭美美以自身的品德为自己做了保证。我们所能知道的她最大的品德当然是节水节电，浪费电就是在浪费水。尽管咱们有道新的长城将自己圈养了起来。但好歹这也算个信息时代了。风能、太阳能、海潮能、火电能，现在的能源五花八门。郭美美竟然知道浪费电就是浪费水，这要是让恨不得连双脚都举了赞同三峡大坝的申纪兰大娘听到，肯定会活活气死。
通观郎教授的专访。郭氏母女有没有撒谎无法得知，可以郎教授才高八斗，却前言不搭后语，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前面既然已经说了无法给郭氏二女认证、背书。后面却又说为了确保你没有撒谎，我们做了很多调研。这不成了个典型的二百五式的悖论？有人说，郎咸平教授是奉命演戏。是不是，自有知情人公论。可这高级人竟然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五大郎涂抹开拓团碑与郎教授公然为郭氏母女面授机宜。这前后再占据了百度头条的新闻，会成功转移人们对723动车事故的关注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2356
(1284)[转帖]观一网友大战五毛，叫俺直呼爽！过瘾！
在网友“自由的山鹰 ”《中国人到底值不值得同情？》一文的评论中，看到一叫随梦缘的网友痛斥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五毛，那种有理有节，骂教结合的辩驳方式，让俺直呼过瘾，就如同三伏天喝上了一杯冰汽水------爽彻心扉！今转来给大家一观。
五毛曰：
自个的事都没搞好，还整天想着症治大事，不自量力，好笑，实在是好笑！
你说ZF,FUBAI,试问那国没有FB？没有不腐的，美国就没有腐BYE？
既然没有能力改变它，就要学会适应它。这样整天吐口水有什么用？能顶饭吃！还是学会适应，人不就是因为适应了自然才进化了吗！
别整天这好那好的，这好也罢，那好也罢，你去过呀！体验过几天还是几年。
不要把自己的不得志全埋怨在这会上，你怎么不去看看那些通过自个努力奋斗而取得成功的人呢？自个不努力，还怨这怨那的，要找找自个的原因。为什么不能适应这个社会？
有了便宜谁不想占，换成你你也会占，只不过你没抓住这个机会占，你就说不公平。占便宜是人的共性。
谁不想当官，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想当官的，当了官有了权，你才能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天真的认为上街抗了就民猪了，抗了有什么用，想打伊不还是打了吗！上街除了给交通造成了混乱，给他人出行带去了不便，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有用的结果。所以说，不要只看现象，要看本质。
说国人春不聪明，我不承认我不聪明，我看你这话说自己很恰当。你难道不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民族。你看外国人整出个什么我们不能马上仿造出来，而且造的可能比他们还要好。没有高智商能仿的这么快，这么好吗？
随梦缘：
对于这类“阿飘”甚是TM的反感那至于厌恶，更至于起诛心之念！
让我把他的话拆开来解读！
“自个的事都没搞好，还整天想着症治大事，不自量力，好笑，实在是好笑！”
----这是自嘲呢？还是不知道怎么笑呢？自己的事搞没搞好，他貌似比谁都清楚似的。自己的事做没做好和“症治大事”有什么必然关系吗？还不自量力？有时候吧，对待这样的人我都是一句话就把他毙了----“量不量力做过才知道，没做你能知道个屁！”早在上千年前，中国古人就有人曾经想飞去月亮上，看看我们淫了好几千年，就是没多少人“自不量力”的去付出实践，结果让一个仅有不到300年历史的美国完成了人类第一次成功登月，带回了很多宝贵的资料。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自不量力”？中国就是有太多这号的“自知之力”的人，才TM的会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德行！
“你说ZF,FUBAI,试问那国没有FB？没有不腐的，美国就没有腐BYE？”
----搞不清楚这话要表达什么思想主题！的确，腐败哪个国家都有，这不假。但是中国有没有腐败，还需要美国是不是有腐败来衡量吗？这个玩意儿也得比比？还是别比了，弄不好一脑袋包。美国有人带枪，还有人连环杀人，还有到处特定的红区。。。。。。难不成他有的咱都的有？他腐败了，那咱就也跟着去腐败？他犯罪了，那咱就跟着去犯罪？怎么什么都的去做个比较呢？这个玩意儿本来就是不该的事情，不好的事情，谴责这个玩意儿，还得看看美国？真TM的奴才。这种人，什么历史背景下都的是个墙头草。
“既然没有能力改变它，就要学会适应它。。。。。。。人不就是因为适应了自然才进化了吗！”
----这句话就是标准的屁话。适应没有错，那要看适应什么？人没能力改变现状，还进化个屁！对吧！自然进化必然伴随强迫性的变化才实现的。还人就是适应了自然才进化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还在激烈论争中呢。。。。。。人是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还是个多支问题，并没有确定下来。这号的还真有学问。结合上句，就是既然不能改变腐败的问题，那就去适应腐败的问题，我日他先人的，这种适应是TM的亡国行为，竟然好意思张个破嘴诱惑他人去适应！有够不要脸的。
“别整天这好那好的，这好也罢，那好也罢，你去过呀！体验过几天还是几年。”
----好的就要看，而且不但要看明白，还要变成自己的，努力把好的东西继承传承下去，这是责任。标准的闭门造车，互联网可以叫你看到整个世界，还用得着去“体验”。这号的一定是个外语一门不精，国语一塌糊涂的蠢货！
“不要把自己的不得志全埋怨在这会上，你怎么不去看看那些通过自个努力奋斗而取得成功的人呢？自个不努力，还怨这怨那的，要找找自个的原因。为什么不能适应这个社会？”
----这叫淫，标准的淫。我就纳了闷，你是如何得知人家是这样的？（难不成你知道博客的主人，所以弄了个“阿飘”来扯？那你太不厚道了！）还为什么不能适应这个社会。一个病态的社会你去适应吧！有志者欲治病救人，没见哪个“医生”去适应“病态”的“疾病”的。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界，你也硬要去适应？好像紫金矿附近那地方不错，你可以考虑去住住、适应适应那里的社会。
“有了便宜谁不想占，换成你你也会占，只不过你没抓住这个机会占，你就说不公平。占便宜是人的共性。”
----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哥，不占别人便宜，丢不起那人。我说怎么日本地震核泄漏中国就盐慌了，就这号的老想着怎么去“占”便宜（占盐多的便宜），弄的别人正常获取都成了问题了。也就这号的愿意去抓这种机会去占便宜。然后，还想当然的认为别人是因为没有抓住这个占便宜的机会！最后竟然弄出个“占便宜是人的共性”，我日的，哥，不和你一个国籍的，俺规矩的排队，绝对不抢便宜去占。
“谁不想当官，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想当官的，当了官有了权，你才能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这招“志存高远”。废物基本都是当官的，不信吧，你看看社会乱象就知道了，什么货色是当官的。当然，好官有，太TM的稀缺了。这号的实现人生价值就一条道--当官掌权。真有价值---我说外国人怎么这么不待见他们的总统的呢，原来他们的价值这么不值钱啊！这号的还当成了人生价值来追求！扭曲的厉害啊！地方这类的祸国殃民！
“天真的认为上街抗了就民猪了，抗了有什么用，想打伊不还是打了吗！上街除了给交通造成了混乱，给他人出行带去了不便，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有用的结果。所以说，不要只看现象，要看本质。”
---这号的不回奴隶社会真TM的没天理，赶快造玩穿越的机器，把他送回奴隶社会吧！以此逻辑，我抛头颅洒热血抵抗外辱之先烈们岂不白死了！在他眼里这成了“天真”，真TM的。这号的，拉出去毙了都没人愿意给他收尸！还交通混乱，丫的知不知道压迫到了一定极限，你TM的连路都休想上的了！好像民主会从天上掉下来似的，这号的不懂啥叫争取，我说怎么先烈们竟是被人出卖的牺牲品呢，就这号弄的！
“说国人春不聪明，我不承认我不聪明，我看你这话说自己很恰当。你难道不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民族。你看外国人整出个什么我们不能马上仿造出来，而且造的可能比他们还要好。没有高智商能仿的这么快，这么好吗？”
-----淫的结果就是这样的，这家伙不承认自己不聪明，我恰恰证明的就是他有多愚蠢。呵呵。有趣。“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民族”----通常这号的都以这个来为自己的自卑增加点能量以免轻生。“你看外国人整出个什么我们不能马上仿造出来，而且造的可能比他们还要好”---这也叫聪明？我去，这家伙如果是个大学毕业生也TM的是个买货。仿造？还造的更好？我真想知道咱什么东西仿造的够好？这号的不知道盗窃是什么概念，还当成骄傲了。真TM的不说他聪明真TM的对不起他了。我说怎么三聚氰胺、瘦肉精等等这么流行呢，都这号“仿造”的。连TM的创造和仿造都没搞清楚谁是聪明的，就这样夸夸其谈，还浑然不觉，真TM的是个二货！
国人如此人，国无望可待。都去死吧！ 全文完了。。。。。。。。
来自随梦缘对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c9a88f0102dr1s.html一文的评论
五毛曰：
自个的事都没搞好，还整天想着症治大事，不自量力，好笑，实在是好笑！
你说ZF,FUBAI,试问那国没有FB？没有不腐的，美国就没有腐BYE？
既然没有能力改变它，就要学会适应它。这样整天吐口水有什么用？能顶饭吃！还是学会适应，人不就是因为适应了自然才进化了吗！
别整天这好那好的，这好也罢，那好也罢，你去过呀！体验过几天还是几年。
不要把自己的不得志全埋怨在这会上，你怎么不去看看那些通过自个努力奋斗而取得成功的人呢？自个不努力，还怨这怨那的，要找找自个的原因。为什么不能适应这个社会？
有了便宜谁不想占，换成你你也会占，只不过你没抓住这个机会占，你就说不公平。占便宜是人的共性。
谁不想当官，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想当官的，当了官有了权，你才能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天真的认为上街抗了就民猪了，抗了有什么用，想打伊不还是打了吗！上街除了给交通造成了混乱，给他人出行带去了不便，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有用的结果。所以说，不要只看现象，要看本质。
说国人春不聪明，我不承认我不聪明，我看你这话说自己很恰当。你难道不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民族。你看外国人整出个什么我们不能马上仿造出来，而且造的可能比他们还要好。没有高智商能仿的这么快，这么好吗？
随梦缘：
对于这类“阿飘”甚是TM的反感那至于厌恶，更至于起诛心之念！
让我把他的话拆开来解读！
“自个的事都没搞好，还整天想着症治大事，不自量力，好笑，实在是好笑！”
----这是自嘲呢？还是不知道怎么笑呢？自己的事搞没搞好，他貌似比谁都清楚似的。自己的事做没做好和“症治大事”有什么必然关系吗？还不自量力？有时候吧，对待这样的人我都是一句话就把他毙了----“量不量力做过才知道，没做你能知道个屁！”早在上千年前，中国古人就有人曾经想飞去月亮上，看看我们淫了好几千年，就是没多少人“自不量力”的去付出实践，结果让一个仅有不到300年历史的美国完成了人类第一次成功登月，带回了很多宝贵的资料。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自不量力”？中国就是有太多这号的“自知之力”的人，才TM的会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德行！
“你说ZF,FUBAI,试问那国没有FB？没有不腐的，美国就没有腐BYE？”
----搞不清楚这话要表达什么思想主题！的确，腐败哪个国家都有，这不假。但是中国有没有腐败，还需要美国是不是有腐败来衡量吗？这个玩意儿也得比比？还是别比了，弄不好一脑袋包。美国有人带枪，还有人连环杀人，还有到处特定的红区。。。。。。难不成他有的咱都的有？他腐败了，那咱就也跟着去腐败？他犯罪了，那咱就跟着去犯罪？怎么什么都的去做个比较呢？这个玩意儿本来就是不该的事情，不好的事情，谴责这个玩意儿，还得看看美国？真TM的奴才。这种人，什么历史背景下都的是个墙头草。
“既然没有能力改变它，就要学会适应它。。。。。。。人不就是因为适应了自然才进化了吗！”
----这句话就是标准的屁话。适应没有错，那要看适应什么？人没能力改变现状，还进化个屁！对吧！自然进化必然伴随强迫性的变化才实现的。还人就是适应了自然才进化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还在激烈论争中呢。。。。。。人是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还是个多支问题，并没有确定下来。这号的还真有学问。结合上句，就是既然不能改变腐败的问题，那就去适应腐败的问题，我日他先人的，这种适应是TM的亡国行为，竟然好意思张个破嘴诱惑他人去适应！有够不要脸的。
“别整天这好那好的，这好也罢，那好也罢，你去过呀！体验过几天还是几年。”
----好的就要看，而且不但要看明白，还要变成自己的，努力把好的东西继承传承下去，这是责任。标准的闭门造车，互联网可以叫你看到整个世界，还用得着去“体验”。这号的一定是个外语一门不精，国语一塌糊涂的蠢货！
“不要把自己的不得志全埋怨在这会上，你怎么不去看看那些通过自个努力奋斗而取得成功的人呢？自个不努力，还怨这怨那的，要找找自个的原因。为什么不能适应这个社会？”
----这叫淫，标准的淫。我就纳了闷，你是如何得知人家是这样的？（难不成你知道博客的主人，所以弄了个“阿飘”来扯？那你太不厚道了！）还为什么不能适应这个社会。一个病态的社会你去适应吧！有志者欲治病救人，没见哪个“医生”去适应“病态”的“疾病”的。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界，你也硬要去适应？好像紫金矿附近那地方不错，你可以考虑去住住、适应适应那里的社会。
“有了便宜谁不想占，换成你你也会占，只不过你没抓住这个机会占，你就说不公平。占便宜是人的共性。”
----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哥，不占别人便宜，丢不起那人。我说怎么日本地震核泄漏中国就盐慌了，就这号的老想着怎么去“占”便宜（占盐多的便宜），弄的别人正常获取都成了问题了。也就这号的愿意去抓这种机会去占便宜。然后，还想当然的认为别人是因为没有抓住这个占便宜的机会！最后竟然弄出个“占便宜是人的共性”，我日的，哥，不和你一个国籍的，俺规矩的排队，绝对不抢便宜去占。
“谁不想当官，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想当官的，当了官有了权，你才能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这招“志存高远”。废物基本都是当官的，不信吧，你看看社会乱象就知道了，什么货色是当官的。当然，好官有，太TM的稀缺了。这号的实现人生价值就一条道--当官掌权。真有价值---我说外国人怎么这么不待见他们的总统的呢，原来他们的价值这么不值钱啊！这号的还当成了人生价值来追求！扭曲的厉害啊！地方这类的祸国殃民！
“天真的认为上街抗了就民猪了，抗了有什么用，想打伊不还是打了吗！上街除了给交通造成了混乱，给他人出行带去了不便，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有用的结果。所以说，不要只看现象，要看本质。”
---这号的不回奴隶社会真TM的没天理，赶快造玩穿越的机器，把他送回奴隶社会吧！以此逻辑，我抛头颅洒热血抵抗外辱之先烈们岂不白死了！在他眼里这成了“天真”，真TM的。这号的，拉出去毙了都没人愿意给他收尸！还交通混乱，丫的知不知道压迫到了一定极限，你TM的连路都休想上的了！好像民主会从天上掉下来似的，这号的不懂啥叫争取，我说怎么先烈们竟是被人出卖的牺牲品呢，就这号弄的！
“说国人春不聪明，我不承认我不聪明，我看你这话说自己很恰当。你难道不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民族。你看外国人整出个什么我们不能马上仿造出来，而且造的可能比他们还要好。没有高智商能仿的这么快，这么好吗？”
-----淫的结果就是这样的，这家伙不承认自己不聪明，我恰恰证明的就是他有多愚蠢。呵呵。有趣。“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民族”----通常这号的都以这个来为自己的自卑增加点能量以免轻生。“你看外国人整出个什么我们不能马上仿造出来，而且造的可能比他们还要好”---这也叫聪明？我去，这家伙如果是个大学毕业生也TM的是个买货。仿造？还造的更好？我真想知道咱什么东西仿造的够好？这号的不知道盗窃是什么概念，还当成骄傲了。真TM的不说他聪明真TM的对不起他了。我说怎么三聚氰胺、瘦肉精等等这么流行呢，都这号“仿造”的。连TM的创造和仿造都没搞清楚谁是聪明的，就这样夸夸其谈，还浑然不觉，真TM的是个二货！
国人如此人，国无望可待。都去死吧！ 全文完了。。。。。。。。
来自随梦缘对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c9a88f0102dr1s.html一文的评论
(1283)[转帖]祝振强:郭美美出台，红十字会串词：这出戏谁看好
近乎被全国几亿网民万炮齐轰、成为撕开红十字会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黑幕、以至于被怀疑为反贪局卧底的郭美美，日前又以母女公然现身的方式，昭彰其自家的绝对安全、绝对不在号里。只不过这一次，郭美美玩的是另类3P——她邀请狗皮膏药教授郎咸平与她们母女俩共商“洗白”身体大事，唱和往来，很是那么一回子事。
说实话，我是没有兴趣倒腾、弄明白郭美美及其母亲、及其“男朋友”、“干爸爸”的复杂关系的，这首先是很脏很恶心，其次是很乱很不伦。不过，郎咸平教授倒是颇有耐心、颇具菩萨心肠、颇循循善诱且颇流露出想捡个落的微笑。郭美美和她母亲回答郎咸平的问题，并没有出圈，毋宁说是在背书——如对于中红博爱董事王军是郭美美“男友”的传说，郭美美回答，“我干爸是王军，但不是红十字会里面的”，郭美美母女俩反复声称，与中国红十字会以及下属机构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认识其中的官员。自己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没想到闯下这样的大祸。郭美美自称只有一部玛莎拉蒂，一部MINICOOPER，而不是传说中的兰博基尼和玛莎拉蒂。至于富有的原因，郭美美称，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就靠炒股赚了很多钱，后来认识了一个更有钱的干爸爸，干爸爸送给干女儿的钱是自己赚来的，跟红十字完全无关。
网友对于郭美美母亲说的天价股票之神话，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实其为子虚乌有、胡说八道。其实，郭美美母女俩的一番话，岂止是股票之事子虚乌有、胡说八道，整篇整句，又有哪个不是漏洞百出、牵强附会？先来看看前提、由头——新浪微博加“V”的认证，是要提供单位证明的，难道“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是郭美美造了假？或新浪微博为她造了假？再看中间段，孤女寡母，一会风传“男朋友”，一会风传、自己确认“干爸”，难道孤女寡母合吃一碗饭、合饮一瓶水，合盖一床被、合用一袭内衣，不是等于不打自招吗？你若说这样的关系，是纯洁的情感关系、付出与得到关系、非乱伦关系，只要你智力正常，你相信吗？再看后段，在已然有了数位部级高官公用一个情妇李薇之后，红十字会官员与孤女寡母郭美美母女没有皮肉关系，你相信吗？
这两个故事相同的结局可能是，几个高官软着陆，李薇平稳落地，财产丝毫无损。郭美美母女现在并没有被带走，她们还在电视上作秀，红十字会也波澜不惊地在补救。当然，这两个故事的结局我说的都是现在，不是未来。
郭美美母女此番表白，与其说是在为自己漂白，不如说是在为红十字会开脱——媒体已经证实，广东一家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后，已然没有任何捐款了。估计全广东、全中国的红十字会，情形大抵相当，都好不到哪里去。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这难道不是人心不古、走向未来的大趋势吗？
红十字会当然会心存侥幸，当然期望咸鱼翻身，当然希望吃香的喝辣的一如既往——此次郭美美母女出台作秀，台词应该都是红十字会为其撰好的、串好的，走台彩排，估计也不脱来自红十字会的导演！
但是，民众是那么好欺骗的吗？被欺骗的人心，是那么好再度被欺骗的吗？
在我看来，郭美美及其母亲的人品、追求、最大幸福，不在于其被误解、被声讨、被吐沫——母女俩幸福得泪流不止的事情，就是被关注，被时刻关注，被全国的网民关注。是故，此次出来解释、“辟谣”，实在只是个由头——邀请郎咸平做陪客，其实就是为了激起网络涟漪，以期引起更大的关注，达到关注的最大值，并为下一次被关注做好铺垫、打下埋伏。
n 最大的蹊跷、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对于这样的一对红尘母女、浅薄母女，红十字会竟然要包庇到底、保护到底、誓死不离、始终不弃！试问，红十字会难道是个野鸡店、皮条会吗？
内中原因在于，郭美美母女，的确是无意中，撕开了红十字会贪腐腐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一道口子，局面危矣！直接的进展逻辑，就是彻底崩盘，就是全部或至少大半被双规——如此，当然需要在危局面前自保共保，当然需要在源头上漂白，当然需要不能有丝毫的内讧，当然需要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船漏了船倾了，船上的人需要先安静先坐下，但凡惊慌吵闹，当然是立马玩完。这是个常理。
此番郭美美母女出台念台词，足见红字会的撰词能力。我很钦佩幕后的红十字会以及台前的郭美美母女死马当成活马医、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勇气和耐心。这种努力和耐心，兴许也能打个马虎眼，骗了那么三五个眼拙之人，兴许也能躲过被双规的风头。但是，这恰如危险的击鼓传花游戏，你这一单传给下一个，风险可是越积越大。
谁会做那个最后的倒霉蛋？难道要把风烛残年、笼中出演猴戏的穆巴拉克接过来顶包不成？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2316
说实话，我是没有兴趣倒腾、弄明白郭美美及其母亲、及其“男朋友”、“干爸爸”的复杂关系的，这首先是很脏很恶心，其次是很乱很不伦。不过，郎咸平教授倒是颇有耐心、颇具菩萨心肠、颇循循善诱且颇流露出想捡个落的微笑。郭美美和她母亲回答郎咸平的问题，并没有出圈，毋宁说是在背书——如对于中红博爱董事王军是郭美美“男友”的传说，郭美美回答，“我干爸是王军，但不是红十字会里面的”，郭美美母女俩反复声称，与中国红十字会以及下属机构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认识其中的官员。自己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没想到闯下这样的大祸。郭美美自称只有一部玛莎拉蒂，一部MINICOOPER，而不是传说中的兰博基尼和玛莎拉蒂。至于富有的原因，郭美美称，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就靠炒股赚了很多钱，后来认识了一个更有钱的干爸爸，干爸爸送给干女儿的钱是自己赚来的，跟红十字完全无关。
网友对于郭美美母亲说的天价股票之神话，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实其为子虚乌有、胡说八道。其实，郭美美母女俩的一番话，岂止是股票之事子虚乌有、胡说八道，整篇整句，又有哪个不是漏洞百出、牵强附会？先来看看前提、由头——新浪微博加“V”的认证，是要提供单位证明的，难道“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是郭美美造了假？或新浪微博为她造了假？再看中间段，孤女寡母，一会风传“男朋友”，一会风传、自己确认“干爸”，难道孤女寡母合吃一碗饭、合饮一瓶水，合盖一床被、合用一袭内衣，不是等于不打自招吗？你若说这样的关系，是纯洁的情感关系、付出与得到关系、非乱伦关系，只要你智力正常，你相信吗？再看后段，在已然有了数位部级高官公用一个情妇李薇之后，红十字会官员与孤女寡母郭美美母女没有皮肉关系，你相信吗？
这两个故事相同的结局可能是，几个高官软着陆，李薇平稳落地，财产丝毫无损。郭美美母女现在并没有被带走，她们还在电视上作秀，红十字会也波澜不惊地在补救。当然，这两个故事的结局我说的都是现在，不是未来。
郭美美母女此番表白，与其说是在为自己漂白，不如说是在为红十字会开脱——媒体已经证实，广东一家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后，已然没有任何捐款了。估计全广东、全中国的红十字会，情形大抵相当，都好不到哪里去。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这难道不是人心不古、走向未来的大趋势吗？
红十字会当然会心存侥幸，当然期望咸鱼翻身，当然希望吃香的喝辣的一如既往——此次郭美美母女出台作秀，台词应该都是红十字会为其撰好的、串好的，走台彩排，估计也不脱来自红十字会的导演！
但是，民众是那么好欺骗的吗？被欺骗的人心，是那么好再度被欺骗的吗？
在我看来，郭美美及其母亲的人品、追求、最大幸福，不在于其被误解、被声讨、被吐沫——母女俩幸福得泪流不止的事情，就是被关注，被时刻关注，被全国的网民关注。是故，此次出来解释、“辟谣”，实在只是个由头——邀请郎咸平做陪客，其实就是为了激起网络涟漪，以期引起更大的关注，达到关注的最大值，并为下一次被关注做好铺垫、打下埋伏。
n 最大的蹊跷、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对于这样的一对红尘母女、浅薄母女，红十字会竟然要包庇到底、保护到底、誓死不离、始终不弃！试问，红十字会难道是个野鸡店、皮条会吗？
内中原因在于，郭美美母女，的确是无意中，撕开了红十字会贪腐腐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一道口子，局面危矣！直接的进展逻辑，就是彻底崩盘，就是全部或至少大半被双规——如此，当然需要在危局面前自保共保，当然需要在源头上漂白，当然需要不能有丝毫的内讧，当然需要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船漏了船倾了，船上的人需要先安静先坐下，但凡惊慌吵闹，当然是立马玩完。这是个常理。
此番郭美美母女出台念台词，足见红字会的撰词能力。我很钦佩幕后的红十字会以及台前的郭美美母女死马当成活马医、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勇气和耐心。这种努力和耐心，兴许也能打个马虎眼，骗了那么三五个眼拙之人，兴许也能躲过被双规的风头。但是，这恰如危险的击鼓传花游戏，你这一单传给下一个，风险可是越积越大。
谁会做那个最后的倒霉蛋？难道要把风烛残年、笼中出演猴戏的穆巴拉克接过来顶包不成？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2316
(1282)[转帖]一些段子(97)
他3岁会开车，会开枪。6岁骑马，马术超过正规骑手。7岁驾车穿越复杂路段，疾驰120公里。他是运动天才，打篮球，姚明还差得远。16岁，他完成一篇优秀的军事论文。一位外国著名预言家称：他将来会成为统帅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大人物……猜猜他是谁？他叫金正恩，朝鲜未来的大老板，他就是这样炒作自己。
网曝，一个为和谐社会服务之网评员的不和谐结局：冀省某男，无业，幸赖有司赐网评工作，每月获近千元收入。某日正在网吧发帖，被2名陌生男子刺死。该网评员最后提交的一条发言是：“中国是和谐的，你不喜欢就滚出...”。
3日郭美美在接受郎咸平专访时称王军是干爸。而最早披露郭美美与王军关系的中红博爱CEO翁涛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了郭是王的女友。翁认为， “我看王军对他自己的儿子都没那么大方，要是干爸的关系的话，这也算是个奇迹吧。”
2日，网友发微博称，300多长沙火车司机集体停工”。爆料得到火车司机证实，一司机表示停工因“不满人员调配及待遇问题”。然而对此广铁宣传处否认，“微博传的东西有多少可信？”
郭美美妈妈说，她90年代就炒股，几个月内，从几万炒到几百万。网民开始研究，郭家炒的是那只股呢？结果一致认为是最牛逼的股：屁股。
我觉得郭美美同学和雷公电母有惊人相似之处：1，能量无穷。2，总在你认为不可能的时候突然出现。3，具有惊人的毁灭力量，红十字没人捐了，爱马仕没人背了，现在她又迅雷不及掩耳地毁掉了“干爹”这个词。（@张泉灵）
宋词基本可以总结为这八句话：小资喝花酒，老兵坐床头。知青咏古自助游，皇上宫中愁。剩女宅家里，萝莉嫁王侯。名媛丈夫死得早，MM在青楼。(@琳RoiWang煜)
湘潭广电局长微博上问詹姆斯?卡梅隆的联系方式，想请他策划做一台大型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卡梅隆在Twitter上回应道：我不拍毛片的。（@黄薄码）
@雾满拦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1年城市蓝皮书，称：中国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若按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和反贫战略，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无法支撑的。因此，中国城市的贫困线，定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只要你每月收入超过625元，你就中产了。中国只有5000万人还没中产，余者统统中产。恭喜你，你已被中产了。
@想做薛定谔的猫：【央视?环球视线?谈穆巴拉克】“把一个83的老人推上法庭，搞一种公审，这与法律无关，更是一种政治需要。这是一种羞辱。更让人担心的，是他的身体。”
@马靖昊说会计：苹果的审计报告，完全颠覆了我之前的财务“常识”。它除经营中发生的应付帐款、应计费用外一分钱债务都没有！看了一下Total Debt真的是0，而且近几年都没有增发过股票进行融资！它仅凭自己产生的现金流就做到全球上市公司市值第2大的公司，除了“奇迹”之外，我想不出任何词语来形容它。
中国记协开座谈会痛批“西方新闻虚伪”！
@每日深1度报道：前天看新闻的时候，播出这一条的时候，我全身打颤颤，好丢脸好丢脸，作为国家的喉舌，在为先前发生的事情挽回面子吗！希望央视这个节目不要被外国媒体看到，我们真的会无地自容的，这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开这种弱智的会议，我想只说明一点：闲得蛋疼，一发现别人家跌倒就马上叫上自家人来集体嘲笑。
@龙婧的八卦小报：中国记协在记者被打被抓时，从来不出声
@杨过私人会所：CCTV质问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我不禁哑然失笑。面对中国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买不起墓......CCTV却熟视无睹，编制谎言：童话世界、和谐社会、春天的故事，还时不时让小宋出来唱首《好日子》，请问CCTV：你的道德底线又在哪里？
@康少见：刚给王惠女士去电话，她证实，此事属实。她说，昨天下午，两名铁道部善后人员相互间“大声聊天”，说其先生的遗体未冷冻，而是冷藏，“都有苍蝇了”。这句话让王惠听到，她“瞬间懵了”，决定不再追究任何问题，同意签协议。今天下午，她在协议上签了字。与其他遇难者一样，赔偿金是91.5万元。
@龙婧的八卦小报：一个香港女同行也给王惠去了电话，打完后电话我大哭一场。她问我：“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啦？”
@三联生活周刊：王惠首次和铁路部门代表谈判时，对方落座就问“你们觉得多少钱合适？”王惠警告对方先不要提钱，她提了6条要求。对方说“会向上反映”后，继续自顾自地分析起“50万元赔偿”的构成来。王惠再次警告，而对方的话题依旧是：“这笔钱也差不多了。”坐在对面的公公再也忍不住，拿起面前的矿泉水扔了过去。
@郭德纲：连续两月来，一位先生坚强的在微博里咒骂我。言语虽恶毒，但意志极坚定。小弟无颜以还，只得含泪拉黑。先生每日重注册重咒骂，我每日重拜读重拉黑。我二人情同管鲍义似关张，敢比子期伯牙。未料，两日未见君颜，我竟有些惆悵。今傍晚，终又见先生新名。我心头一热，泪险些滴下，颤抖着手点开黑名单...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这样评价朝鲜战争：“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张从卫星上拍摄的朝鲜半岛夜景照片。‘三八’军事分界线以北，漆黑一片，只有平壤有些萤豆之光。而在南边，韩国灯火通明，那是繁荣与自由的灯塔，3万3千名美国人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为捍卫这座灯塔而献出了生命。”
@康少见：昨天有媒体人士得知善后人员居然用遗体冷冻做筹码要挟家属，愤而发微博说出真相。善后人员看到微博后，居然从昨晚“声讨”王惠到今天凌晨5点!十几个人涌进王惠所住的酒店房间，说她不该向媒体说这个消息，不让她睡觉！早先王惠不开门，但福建连江县一名副县长一直敲门。
终于知道前天晚上拍打王惠所在酒店房间的门、与十几人质问王惠到昨天凌晨5点的福建连江县副县长是谁了。雷言钦先生，虽然是福建省副省长带队处理此事，你压力大，但请问你拍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会对孤儿寡母造成何种伤害？雷言钦先生，找到电话后，这个问题会在你耳边响起。
@张桓：看王惠和女儿被逼协议后泪洒丈夫送别会，我哭了，也在想，如果坐动车的是我，出事的是我，死亡的是我，我父母怎么办，我老婆女儿怎么办，我同事客户怎么办，凭什么他们给我几十万就逼我接受这样的事实，几十万，就能买回生命和幸福？草民就该命如草芥？必须偿命！你若无视，这样的事早晚轮到你我头上
@康少见：今天下午，王惠带着丈夫的骨灰离开温州赶回福建连江老家。在她离开时，我认识的一名跟拍了王惠近一周的摄影小兄弟情绪失控，蹲在地上痛哭了40多分钟。我打电话对他说，这些天发生的事对人性的伤害无以复加，只要是有良心的人，谁也难以忍受这样的伤害，即使是旁观者。兄弟，哭吧，这不丢人，这没有错！
@王歪：【给中国，还有铁道部】今天送别杭征后，京华时报摄影记者曹宗文看到王惠抱着丈夫遗像坐车离开，顿时情绪失控，嚎啕大哭，被人架出温州的殡仪馆，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痛哭了半个小时，泣不成声。中国，还有铁道部，请记住这次哭泣，雷有回声，死有报应
@三联生活周刊：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救援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让他印象深刻的是，7月24日凌晨3点左右，铁道部领导赶到事故现场，登上高架桥查看，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并没有在两列火车碰撞的地方做片刻停留，而是径直朝前，去查看线路的损毁情况。（643《系统与人：“7•23”事故的救援与善后》）
@温州吴智勇：没有人性的铁道部：上午去温二医听一医生说，那天副部长说要慰问受伤病人，开始称全部，后减少为一个病区，最后竞然只慰问了6个病人。谁也没有料到，他们走时，会把带来的鲜花和慰问全部搬走！
【网友再曝4起故宫文物损坏事件】最先披露故宫哥窑瓷盘被损坏的网友“龙灿”在其博客中再次“报料”，故宫近年来曾有4件文物损毁未上报，其中不乏国家一、二级文物。故宫文物损坏事故调查组组长陈丽华表示，“所有事情该处理的都处理了，没问题”。
@45度角看天下：很多台湾导游反映：很多陆客白天玩好，晚上回到宾馆，打开电视机后，都欲罢不能：“你们的政论节目实在太好看了！想骂谁就骂谁，这个台骂马英九不要脸，那个台说吴敦义不老实，另一个台说蔡英文干缺德事，还是现场直播！更有陆客为了看中天新闻台每天下午的政论节目，拒绝和导游外出。
@熊培云：过去，台湾的乡愁在大陆。现在，大陆的乡愁在台湾。前者是对过去的乡愁，后者是对将来的乡愁。
网曝，一个为和谐社会服务之网评员的不和谐结局：冀省某男，无业，幸赖有司赐网评工作，每月获近千元收入。某日正在网吧发帖，被2名陌生男子刺死。该网评员最后提交的一条发言是：“中国是和谐的，你不喜欢就滚出...”。
3日郭美美在接受郎咸平专访时称王军是干爸。而最早披露郭美美与王军关系的中红博爱CEO翁涛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了郭是王的女友。翁认为， “我看王军对他自己的儿子都没那么大方，要是干爸的关系的话，这也算是个奇迹吧。”
2日，网友发微博称，300多长沙火车司机集体停工”。爆料得到火车司机证实，一司机表示停工因“不满人员调配及待遇问题”。然而对此广铁宣传处否认，“微博传的东西有多少可信？”
郭美美妈妈说，她90年代就炒股，几个月内，从几万炒到几百万。网民开始研究，郭家炒的是那只股呢？结果一致认为是最牛逼的股：屁股。
我觉得郭美美同学和雷公电母有惊人相似之处：1，能量无穷。2，总在你认为不可能的时候突然出现。3，具有惊人的毁灭力量，红十字没人捐了，爱马仕没人背了，现在她又迅雷不及掩耳地毁掉了“干爹”这个词。（@张泉灵）
宋词基本可以总结为这八句话：小资喝花酒，老兵坐床头。知青咏古自助游，皇上宫中愁。剩女宅家里，萝莉嫁王侯。名媛丈夫死得早，MM在青楼。(@琳RoiWang煜)
湘潭广电局长微博上问詹姆斯?卡梅隆的联系方式，想请他策划做一台大型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卡梅隆在Twitter上回应道：我不拍毛片的。（@黄薄码）
@雾满拦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1年城市蓝皮书，称：中国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若按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和反贫战略，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无法支撑的。因此，中国城市的贫困线，定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只要你每月收入超过625元，你就中产了。中国只有5000万人还没中产，余者统统中产。恭喜你，你已被中产了。
@想做薛定谔的猫：【央视?环球视线?谈穆巴拉克】“把一个83的老人推上法庭，搞一种公审，这与法律无关，更是一种政治需要。这是一种羞辱。更让人担心的，是他的身体。”
@马靖昊说会计：苹果的审计报告，完全颠覆了我之前的财务“常识”。它除经营中发生的应付帐款、应计费用外一分钱债务都没有！看了一下Total Debt真的是0，而且近几年都没有增发过股票进行融资！它仅凭自己产生的现金流就做到全球上市公司市值第2大的公司，除了“奇迹”之外，我想不出任何词语来形容它。
中国记协开座谈会痛批“西方新闻虚伪”！
@每日深1度报道：前天看新闻的时候，播出这一条的时候，我全身打颤颤，好丢脸好丢脸，作为国家的喉舌，在为先前发生的事情挽回面子吗！希望央视这个节目不要被外国媒体看到，我们真的会无地自容的，这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开这种弱智的会议，我想只说明一点：闲得蛋疼，一发现别人家跌倒就马上叫上自家人来集体嘲笑。
@龙婧的八卦小报：中国记协在记者被打被抓时，从来不出声
@杨过私人会所：CCTV质问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我不禁哑然失笑。面对中国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买不起墓......CCTV却熟视无睹，编制谎言：童话世界、和谐社会、春天的故事，还时不时让小宋出来唱首《好日子》，请问CCTV：你的道德底线又在哪里？
@康少见：刚给王惠女士去电话，她证实，此事属实。她说，昨天下午，两名铁道部善后人员相互间“大声聊天”，说其先生的遗体未冷冻，而是冷藏，“都有苍蝇了”。这句话让王惠听到，她“瞬间懵了”，决定不再追究任何问题，同意签协议。今天下午，她在协议上签了字。与其他遇难者一样，赔偿金是91.5万元。
@龙婧的八卦小报：一个香港女同行也给王惠去了电话，打完后电话我大哭一场。她问我：“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啦？”
@三联生活周刊：王惠首次和铁路部门代表谈判时，对方落座就问“你们觉得多少钱合适？”王惠警告对方先不要提钱，她提了6条要求。对方说“会向上反映”后，继续自顾自地分析起“50万元赔偿”的构成来。王惠再次警告，而对方的话题依旧是：“这笔钱也差不多了。”坐在对面的公公再也忍不住，拿起面前的矿泉水扔了过去。
@郭德纲：连续两月来，一位先生坚强的在微博里咒骂我。言语虽恶毒，但意志极坚定。小弟无颜以还，只得含泪拉黑。先生每日重注册重咒骂，我每日重拜读重拉黑。我二人情同管鲍义似关张，敢比子期伯牙。未料，两日未见君颜，我竟有些惆悵。今傍晚，终又见先生新名。我心头一热，泪险些滴下，颤抖着手点开黑名单...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这样评价朝鲜战争：“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张从卫星上拍摄的朝鲜半岛夜景照片。‘三八’军事分界线以北，漆黑一片，只有平壤有些萤豆之光。而在南边，韩国灯火通明，那是繁荣与自由的灯塔，3万3千名美国人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为捍卫这座灯塔而献出了生命。”
@康少见：昨天有媒体人士得知善后人员居然用遗体冷冻做筹码要挟家属，愤而发微博说出真相。善后人员看到微博后，居然从昨晚“声讨”王惠到今天凌晨5点!十几个人涌进王惠所住的酒店房间，说她不该向媒体说这个消息，不让她睡觉！早先王惠不开门，但福建连江县一名副县长一直敲门。
终于知道前天晚上拍打王惠所在酒店房间的门、与十几人质问王惠到昨天凌晨5点的福建连江县副县长是谁了。雷言钦先生，虽然是福建省副省长带队处理此事，你压力大，但请问你拍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会对孤儿寡母造成何种伤害？雷言钦先生，找到电话后，这个问题会在你耳边响起。
@张桓：看王惠和女儿被逼协议后泪洒丈夫送别会，我哭了，也在想，如果坐动车的是我，出事的是我，死亡的是我，我父母怎么办，我老婆女儿怎么办，我同事客户怎么办，凭什么他们给我几十万就逼我接受这样的事实，几十万，就能买回生命和幸福？草民就该命如草芥？必须偿命！你若无视，这样的事早晚轮到你我头上
@康少见：今天下午，王惠带着丈夫的骨灰离开温州赶回福建连江老家。在她离开时，我认识的一名跟拍了王惠近一周的摄影小兄弟情绪失控，蹲在地上痛哭了40多分钟。我打电话对他说，这些天发生的事对人性的伤害无以复加，只要是有良心的人，谁也难以忍受这样的伤害，即使是旁观者。兄弟，哭吧，这不丢人，这没有错！
@王歪：【给中国，还有铁道部】今天送别杭征后，京华时报摄影记者曹宗文看到王惠抱着丈夫遗像坐车离开，顿时情绪失控，嚎啕大哭，被人架出温州的殡仪馆，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痛哭了半个小时，泣不成声。中国，还有铁道部，请记住这次哭泣，雷有回声，死有报应
@三联生活周刊：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救援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让他印象深刻的是，7月24日凌晨3点左右，铁道部领导赶到事故现场，登上高架桥查看，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并没有在两列火车碰撞的地方做片刻停留，而是径直朝前，去查看线路的损毁情况。（643《系统与人：“7•23”事故的救援与善后》）
@温州吴智勇：没有人性的铁道部：上午去温二医听一医生说，那天副部长说要慰问受伤病人，开始称全部，后减少为一个病区，最后竞然只慰问了6个病人。谁也没有料到，他们走时，会把带来的鲜花和慰问全部搬走！
【网友再曝4起故宫文物损坏事件】最先披露故宫哥窑瓷盘被损坏的网友“龙灿”在其博客中再次“报料”，故宫近年来曾有4件文物损毁未上报，其中不乏国家一、二级文物。故宫文物损坏事故调查组组长陈丽华表示，“所有事情该处理的都处理了，没问题”。
@45度角看天下：很多台湾导游反映：很多陆客白天玩好，晚上回到宾馆，打开电视机后，都欲罢不能：“你们的政论节目实在太好看了！想骂谁就骂谁，这个台骂马英九不要脸，那个台说吴敦义不老实，另一个台说蔡英文干缺德事，还是现场直播！更有陆客为了看中天新闻台每天下午的政论节目，拒绝和导游外出。
@熊培云：过去，台湾的乡愁在大陆。现在，大陆的乡愁在台湾。前者是对过去的乡愁，后者是对将来的乡愁。
2011年8月4日星期四
(1281)[转帖]上世纪40年代新疆惨绝人寰的“突厥革命”
40年代的新疆，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叛乱，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一次叛乱没有得到准确的定性，延至今日，遂酿成东突之祸。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区革命”事件！
1944年，新疆的东突分子以盛世才的“献马运动”为借口，在伊犁巩哈挑动突厥暴民发起叛乱。与此同时，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里亚亲自坐镇阿拉木图指挥下，大批在苏联学习了特种作战战术的突厥极端分子也纷纷越过国境进入暴动地区，直接参与了所谓的“三区革命”。
叛乱初期，突厥叛军利用国军在伊犁河谷兵力空虚的契机，取得了一些“胜利”，一度占领尼勒克。蒋介石盛怒之下命朱绍良接替了盛世才的职位调遣内地的国军西进平叛，一举击溃了突厥叛军。
苏联不甘心失败，继续向伊犁的突厥恐怖组织提供军火及人员的援助。于是在1944年11月7日这天的夜里，突厥暴徒在伊宁暴乱，屠杀当地汉族军民，奸淫汉族妇女，连5、6岁的幼女都不放过，其残酷程度超过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同时，苏联间谍、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带领苏军特种部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伊公路；突厥极端组织头目阿巴索夫和苏联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另一支苏军从霍城越界潜入了伊犁市区，随后杀害了国民政府官员，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
国军守军一个排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突厥暴徒伏击。入夜，巩哈一带的恐怖分子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国军守军。暴动很快成功。于是这些凶残的突厥狗再一次把屠刀挥向了手无寸铁的汉族平民。
幸存的国军守军掩护一部分伊宁居民撤退到了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杀红了眼的突厥暴徒在苏军的协助下穷追不舍。12月31日，在数十架轰炸机和十门火炮的支援下，苏军军官科兹洛夫指挥突厥暴徒攻下了惠远城，国军守将陈伯良、高炜用中正剑切腹自裁。突厥暴徒再屠惠远。
在这样的情况下，伊犁郊县的数十万汉族居民纷纷逃往焉耆，结果在至玉尔都斯山被苏军和突厥暴徒追及，随后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最后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一地的国军还在坚守……
艾林巴克，在突厥语中为“脏园子”，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营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伊宁叛乱后，城内军民退守此地约8000人。从1944年11月9日，突厥暴徒开始围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1945年元月10日，国军第45师和预备役第7师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突厥暴徒围歼。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成，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突厥骑兵追击，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副师长）、曹日灵（预备第7师参谋长）战死，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生还，其余皆被屠杀。
伊宁沦陷后，大批东突分子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搜杀汉人。其中东北籍汉人无一人幸免，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打死，数千妇女被奸污。
早在战斗还在继续的1944年11月12日，突厥暴徒就匆匆忙忙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艾力汗。吐烈成为伪“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为副主席，规定的国旗是绿地、中间是黄色星月标志的带有明显伊斯兰教标志的旗帜。
1945年2月，伊犁伪政府发布兵役法，规定20―22岁“公民”要应征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总动员时期，23―44岁“公民”也要入伍。
1945年4月8日，在伊宁市西公园（后来的斯大林公园，现在叫人民公园）广场上，进行了一场东突分子的誓师大会。在大会上，伪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发表了带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煽动性讲话，并给突厥叛军各部队授予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前进”文字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授旗后还进行了阅兵式。
这些暴徒合计有：
1、1944年8月成立的乌拉斯台游击队，也就是后来的巩哈游击队，这是伊犁叛乱的主力，人员最多。这也是伊宁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2、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在苏联编组训练后秘密潜入的游击队，人员虽然少，但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
3、列斯肯率领的芦草沟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主要是俄罗斯族人。
4、鲍里诺夫和伊斯哈克伯克从苏联带回来的突厥骑兵。就是他们制造了玉尔都斯山和艾林巴克的大屠杀。
1945年2月开始，伊犁的国军基本阵亡。叛乱开始向北疆和南疆发展。7月在叛乱军和当地暴徒的夹击下，塔城国军、政府人员和汉族群众14000多人逃入苏联，塔城沦陷。
此时北疆的阿山地区局势更加混乱，乌斯满和达列力汗两次大规模进攻承化，那里的国军守军英勇还击，将之击溃；8月7日，一支来自蒙古的骑兵部队和达列力汗的叛乱军会合，第三次进攻承化，在国军的抵抗下，仍然未能夺取承化；9月，叛乱军独立骑兵旅赶来，于9月6日攻破了城墙，国军守将高伯玉率守军和百姓3000余人弃城北逃，希望能进入蒙古避难，但在中蒙边境奥尔尕提达坂遭到蒙方阻拦；9日，叛乱军赶到，残酷的杀害了高伯玉以下国军官兵1130人。9月20日，在阿山的暴徒被改编为叛乱军阿山哈萨克族骑兵团，达列力汗为团长。
与此同时1945年4月，叛乱军主力在苏联红军的步兵、炮兵、装甲车和飞机的支援和参战下开始向迪化进军，到9月将战线推进到距离迪化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在南疆，苏联顾问纳斯洛夫和阿巴索夫直出天山，进攻库车，在阿克苏一带和国军展开拉锯战。在蒲犁，以苏联的托合托米什为基地的恐怖组织夺取了蒲犁等地，成立了伪“蒲犁专署”，随后开始向英吉沙、喀什、库车进犯。10月，叛乱军和国军守军对峙在这些地区。
叛乱军和国军对峙在玛纳斯河沿岸。国军调集大批部队，“死守大迪化”，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鞒奉命抵达迪化，将第46师部署在绥来，在这里成立前线指挥部，第46师师长徐汝诚担任指挥官，以玛纳斯河为第一道防线。谢义锋的新2军军部由绥来迁移到景化（今天的呼图壁）为第二道防线。从青海赶来的整编骑兵第1师（马呈祥）接替暂编第3师的防地，进驻迪化、景化一带；暂3师调往焉耆。第43军杨德亮指挥的新45师加强伊吾、哈密的防守，其中徐达率领新45师一部防守在七角井。
尽管如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仍然十分担心迪化将不保，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候，朱绍良曾经八小时内给蒋介石连发三份急电“……内乏可用之兵，外无一旅之援……迪化危在旦夕，卑职惟有以身殉职，与国共存亡，上报党国……恳请钧座速筹良策”。
后国军援兵陆续开至，终于解了迪化之围。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取得决战性胜利，随后挥军西进，东突分子见势不妙，纷纷逃遁。
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惨遭屠杀的同胞已经化为累累白骨，却还有几人记得他们的悲惨遭遇？当年保家卫国的国军将士也将陆续故去，不知还有谁能记住他们为民族和国家作出的贡献？
1944年，新疆的东突分子以盛世才的“献马运动”为借口，在伊犁巩哈挑动突厥暴民发起叛乱。与此同时，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里亚亲自坐镇阿拉木图指挥下，大批在苏联学习了特种作战战术的突厥极端分子也纷纷越过国境进入暴动地区，直接参与了所谓的“三区革命”。
叛乱初期，突厥叛军利用国军在伊犁河谷兵力空虚的契机，取得了一些“胜利”，一度占领尼勒克。蒋介石盛怒之下命朱绍良接替了盛世才的职位调遣内地的国军西进平叛，一举击溃了突厥叛军。
苏联不甘心失败，继续向伊犁的突厥恐怖组织提供军火及人员的援助。于是在1944年11月7日这天的夜里，突厥暴徒在伊宁暴乱，屠杀当地汉族军民，奸淫汉族妇女，连5、6岁的幼女都不放过，其残酷程度超过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同时，苏联间谍、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带领苏军特种部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伊公路；突厥极端组织头目阿巴索夫和苏联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另一支苏军从霍城越界潜入了伊犁市区，随后杀害了国民政府官员，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
国军守军一个排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突厥暴徒伏击。入夜，巩哈一带的恐怖分子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国军守军。暴动很快成功。于是这些凶残的突厥狗再一次把屠刀挥向了手无寸铁的汉族平民。
幸存的国军守军掩护一部分伊宁居民撤退到了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杀红了眼的突厥暴徒在苏军的协助下穷追不舍。12月31日，在数十架轰炸机和十门火炮的支援下，苏军军官科兹洛夫指挥突厥暴徒攻下了惠远城，国军守将陈伯良、高炜用中正剑切腹自裁。突厥暴徒再屠惠远。
在这样的情况下，伊犁郊县的数十万汉族居民纷纷逃往焉耆，结果在至玉尔都斯山被苏军和突厥暴徒追及，随后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最后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一地的国军还在坚守……
艾林巴克，在突厥语中为“脏园子”，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营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伊宁叛乱后，城内军民退守此地约8000人。从1944年11月9日，突厥暴徒开始围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1945年元月10日，国军第45师和预备役第7师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突厥暴徒围歼。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成，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突厥骑兵追击，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副师长）、曹日灵（预备第7师参谋长）战死，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生还，其余皆被屠杀。
伊宁沦陷后，大批东突分子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搜杀汉人。其中东北籍汉人无一人幸免，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打死，数千妇女被奸污。
早在战斗还在继续的1944年11月12日，突厥暴徒就匆匆忙忙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艾力汗。吐烈成为伪“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为副主席，规定的国旗是绿地、中间是黄色星月标志的带有明显伊斯兰教标志的旗帜。
1945年2月，伊犁伪政府发布兵役法，规定20―22岁“公民”要应征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总动员时期，23―44岁“公民”也要入伍。
1945年4月8日，在伊宁市西公园（后来的斯大林公园，现在叫人民公园）广场上，进行了一场东突分子的誓师大会。在大会上，伪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发表了带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煽动性讲话，并给突厥叛军各部队授予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前进”文字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授旗后还进行了阅兵式。
这些暴徒合计有：
1、1944年8月成立的乌拉斯台游击队，也就是后来的巩哈游击队，这是伊犁叛乱的主力，人员最多。这也是伊宁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2、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在苏联编组训练后秘密潜入的游击队，人员虽然少，但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
3、列斯肯率领的芦草沟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主要是俄罗斯族人。
4、鲍里诺夫和伊斯哈克伯克从苏联带回来的突厥骑兵。就是他们制造了玉尔都斯山和艾林巴克的大屠杀。
1945年2月开始，伊犁的国军基本阵亡。叛乱开始向北疆和南疆发展。7月在叛乱军和当地暴徒的夹击下，塔城国军、政府人员和汉族群众14000多人逃入苏联，塔城沦陷。
此时北疆的阿山地区局势更加混乱，乌斯满和达列力汗两次大规模进攻承化，那里的国军守军英勇还击，将之击溃；8月7日，一支来自蒙古的骑兵部队和达列力汗的叛乱军会合，第三次进攻承化，在国军的抵抗下，仍然未能夺取承化；9月，叛乱军独立骑兵旅赶来，于9月6日攻破了城墙，国军守将高伯玉率守军和百姓3000余人弃城北逃，希望能进入蒙古避难，但在中蒙边境奥尔尕提达坂遭到蒙方阻拦；9日，叛乱军赶到，残酷的杀害了高伯玉以下国军官兵1130人。9月20日，在阿山的暴徒被改编为叛乱军阿山哈萨克族骑兵团，达列力汗为团长。
与此同时1945年4月，叛乱军主力在苏联红军的步兵、炮兵、装甲车和飞机的支援和参战下开始向迪化进军，到9月将战线推进到距离迪化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在南疆，苏联顾问纳斯洛夫和阿巴索夫直出天山，进攻库车，在阿克苏一带和国军展开拉锯战。在蒲犁，以苏联的托合托米什为基地的恐怖组织夺取了蒲犁等地，成立了伪“蒲犁专署”，随后开始向英吉沙、喀什、库车进犯。10月，叛乱军和国军守军对峙在这些地区。
叛乱军和国军对峙在玛纳斯河沿岸。国军调集大批部队，“死守大迪化”，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鞒奉命抵达迪化，将第46师部署在绥来，在这里成立前线指挥部，第46师师长徐汝诚担任指挥官，以玛纳斯河为第一道防线。谢义锋的新2军军部由绥来迁移到景化（今天的呼图壁）为第二道防线。从青海赶来的整编骑兵第1师（马呈祥）接替暂编第3师的防地，进驻迪化、景化一带；暂3师调往焉耆。第43军杨德亮指挥的新45师加强伊吾、哈密的防守，其中徐达率领新45师一部防守在七角井。
尽管如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仍然十分担心迪化将不保，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候，朱绍良曾经八小时内给蒋介石连发三份急电“……内乏可用之兵，外无一旅之援……迪化危在旦夕，卑职惟有以身殉职，与国共存亡，上报党国……恳请钧座速筹良策”。
后国军援兵陆续开至，终于解了迪化之围。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取得决战性胜利，随后挥军西进，东突分子见势不妙，纷纷逃遁。
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惨遭屠杀的同胞已经化为累累白骨，却还有几人记得他们的悲惨遭遇？当年保家卫国的国军将士也将陆续故去，不知还有谁能记住他们为民族和国家作出的贡献？
(1280)[转帖]林彪下庐山为什么说要做“彭德怀第二”
已经有几个当事人的回忆录提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下山的时候知道自己和他的几个忠实下属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林彪是个处惊不乱的军人，那一刻他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对前来送行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将军讲：“你们照常吃饭、照常睡觉，顶多做个彭德怀第二。”
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就是不一样，看看1980年审判所谓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江青集团的不是吓破胆的王洪文、姚文元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张春桥和胡搅蛮缠的江青，而林彪集团除去吴法宪事后袒露怕子女受牵连有点唯唯诺诺外，余下的都是抬头挺胸、器宇轩昂，沉稳地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而且摆出“是我的都认账，不是我的都不认账”的架势，确实不愧四野这个铁血军团出来的将领。
1970年林彪下庐山所以对几个心腹讲“顶多做个彭德怀第二”，一是无可挽回，二是要坦然面对。
那次庐山会议在史学家眼里疑点甚多，后来结论首先说林彪有野心妄图抢班夺毛泽东的权，证据是提议设国家主席。但后来当事人回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同意设国家主席，但最终除去林彪等人都安然无恙。而且林彪和他们一样要求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既然党章已经确定林彪是接班人，他何须抢班呢？而提议设立国家主席，作为一个党中央第二把手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属于正常的程序，不同意可以不通过，但何来反党一说呢？
此时林彪的处境就如同4年前的刘少奇，刘少奇当时派工作组可以说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不派工作组则可以说放任造反派冲击基层领导。庐山会议上林彪如果真的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也可以被说成反对毛主席做国家主席。一句话，林彪必须在庐山遭到清算。
林彪借助文革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导，这也不是他抢着要干的，是毛泽东突然决定，他在仓促中接受的。如果他能够像抗命不去朝鲜一样，也许他不会落得后来的下场，但文革抗命的代价至少在当时会付出极大地代价。
文革搞了几年，林彪从初期的积极参与到后来相对消极，而且对江青为首的集团相当反感，他对随意打倒军队干部也大为光火。尤其“九大”后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更希望文革早些结束，尽快稳固自己和黄吴叶李邱形成的优势。他们更希望和老一辈革命家而不是文革新贵合作。江青几次攻击周恩来，庐山会议前3个月的 1970年5月17日，江青自己召集的政治局委员会上把周说成是“思想上消极、保守”，“阶级立场和观念有问题”，“立场不稳，工作上犹豫不决、缺乏魄力，抓不住大事，整日为小事忙个不停，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对于江青攻击周恩来，林彪立即要黄永胜和吴法宪向毛泽东汇报，邱会作向周恩来通报。周事后激动地拉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党的九大后林彪曾向邱会作等人交待，大概意思是三条：1、在政治局里工作，对总理要全力支持，要把他当成军队自己的领导一样，不能给总理出难题，以免别人钻空子；2、对陈伯达应当保护，不要让别人搞掉了他；3、对那些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的人（张春桥等），在适当的时候，要用光线'照射'一下。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人在一起工作。”林彪尤其反感江青，他曾对军委办事组诸人说：“他们对谁出气不是实质问题，主要是有人没当上中央常委，没有创造出骑在别人头上的条件，在发泄不满。对她（江青）这个特殊问题，我们要多用脑子，想复杂一点不够，还要想到两点、三点……”后来邱会作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正是有了林彪的交待，我们才敢于大胆地抵制江青呀！”
庐山会议说到底是林彪和江青两派势力的斗争，谁胜谁负要看毛泽东的态度。其实毛泽东表态前，张春桥等如同惊弓之鸟，据邱会作回忆，因为姓氏笔划都是七划，张春桥与邱会作坐在一起。邱看到林彪讲话谈及要警惕有人对待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态度时，张立刻紧张起来，脸色难看了，拿笔拼命记录，最后头上还冒出了不少汗。林讲完后，张拿出香烟，竟然点了三四次才点燃，显示出张春桥的心虚，可见林彪完全是对着“上海帮”去的。林彪也得到老干部的支持，如董必武、邓颖超等人也表态支持。陈毅更是要跟林彪走，他说：“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同他们斗争，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哪怕他们藏在犄角旮旯里，我陈毅也要把他们揪出来！过去几年里，我是被他们打得躲在阴沟里不敢出来。现在我要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但毛泽东表态后，形势急转直下，他先是用陈伯达作为解决林彪的突破口，毛泽东严辞批判陈伯达，指责陈伯达参加了“军事俱乐部”。那时林彪集团乃至大多数老革命家知道大势已去。
从九大以后，林彪地位极大加强，尤其军队重要岗位都被林彪的亲信占据，已经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警惕。而毛泽东把林彪立为自己的接班人主要是为了文化大革命受到维护，他活着不用维护也没人敢反，他死后就怕有人不维护了。毛泽东从林彪一系列的做法和态度看出林彪不是他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只有四人帮才不遗余力地维护文化大革命。现在他还健在林彪就对江青毫不敬畏，今后他如果不在了，唯一维护文革的集团会土崩瓦解，毛泽东不能不在庐山先把林彪从副统帅的位置上拉下来。
林彪经历多次党内斗争，过去他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他此刻也知道在劫难逃，在离开庐山前对亲信说出要准备做彭德怀第二。但彭德怀是为民请命，为老百姓吃饱肚子不惜“我为人民鼓与呼”，林彪则是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过久，曾为文革发动保驾护航。就失败的的意义来讲，他还无法与彭德怀相比。
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就是不一样，看看1980年审判所谓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江青集团的不是吓破胆的王洪文、姚文元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张春桥和胡搅蛮缠的江青，而林彪集团除去吴法宪事后袒露怕子女受牵连有点唯唯诺诺外，余下的都是抬头挺胸、器宇轩昂，沉稳地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而且摆出“是我的都认账，不是我的都不认账”的架势，确实不愧四野这个铁血军团出来的将领。
1970年林彪下庐山所以对几个心腹讲“顶多做个彭德怀第二”，一是无可挽回，二是要坦然面对。
那次庐山会议在史学家眼里疑点甚多，后来结论首先说林彪有野心妄图抢班夺毛泽东的权，证据是提议设国家主席。但后来当事人回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同意设国家主席，但最终除去林彪等人都安然无恙。而且林彪和他们一样要求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既然党章已经确定林彪是接班人，他何须抢班呢？而提议设立国家主席，作为一个党中央第二把手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属于正常的程序，不同意可以不通过，但何来反党一说呢？
此时林彪的处境就如同4年前的刘少奇，刘少奇当时派工作组可以说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不派工作组则可以说放任造反派冲击基层领导。庐山会议上林彪如果真的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也可以被说成反对毛主席做国家主席。一句话，林彪必须在庐山遭到清算。
林彪借助文革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导，这也不是他抢着要干的，是毛泽东突然决定，他在仓促中接受的。如果他能够像抗命不去朝鲜一样，也许他不会落得后来的下场，但文革抗命的代价至少在当时会付出极大地代价。
文革搞了几年，林彪从初期的积极参与到后来相对消极，而且对江青为首的集团相当反感，他对随意打倒军队干部也大为光火。尤其“九大”后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更希望文革早些结束，尽快稳固自己和黄吴叶李邱形成的优势。他们更希望和老一辈革命家而不是文革新贵合作。江青几次攻击周恩来，庐山会议前3个月的 1970年5月17日，江青自己召集的政治局委员会上把周说成是“思想上消极、保守”，“阶级立场和观念有问题”，“立场不稳，工作上犹豫不决、缺乏魄力，抓不住大事，整日为小事忙个不停，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对于江青攻击周恩来，林彪立即要黄永胜和吴法宪向毛泽东汇报，邱会作向周恩来通报。周事后激动地拉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党的九大后林彪曾向邱会作等人交待，大概意思是三条：1、在政治局里工作，对总理要全力支持，要把他当成军队自己的领导一样，不能给总理出难题，以免别人钻空子；2、对陈伯达应当保护，不要让别人搞掉了他；3、对那些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的人（张春桥等），在适当的时候，要用光线'照射'一下。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人在一起工作。”林彪尤其反感江青，他曾对军委办事组诸人说：“他们对谁出气不是实质问题，主要是有人没当上中央常委，没有创造出骑在别人头上的条件，在发泄不满。对她（江青）这个特殊问题，我们要多用脑子，想复杂一点不够，还要想到两点、三点……”后来邱会作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正是有了林彪的交待，我们才敢于大胆地抵制江青呀！”
庐山会议说到底是林彪和江青两派势力的斗争，谁胜谁负要看毛泽东的态度。其实毛泽东表态前，张春桥等如同惊弓之鸟，据邱会作回忆，因为姓氏笔划都是七划，张春桥与邱会作坐在一起。邱看到林彪讲话谈及要警惕有人对待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态度时，张立刻紧张起来，脸色难看了，拿笔拼命记录，最后头上还冒出了不少汗。林讲完后，张拿出香烟，竟然点了三四次才点燃，显示出张春桥的心虚，可见林彪完全是对着“上海帮”去的。林彪也得到老干部的支持，如董必武、邓颖超等人也表态支持。陈毅更是要跟林彪走，他说：“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同他们斗争，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哪怕他们藏在犄角旮旯里，我陈毅也要把他们揪出来！过去几年里，我是被他们打得躲在阴沟里不敢出来。现在我要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但毛泽东表态后，形势急转直下，他先是用陈伯达作为解决林彪的突破口，毛泽东严辞批判陈伯达，指责陈伯达参加了“军事俱乐部”。那时林彪集团乃至大多数老革命家知道大势已去。
从九大以后，林彪地位极大加强，尤其军队重要岗位都被林彪的亲信占据，已经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警惕。而毛泽东把林彪立为自己的接班人主要是为了文化大革命受到维护，他活着不用维护也没人敢反，他死后就怕有人不维护了。毛泽东从林彪一系列的做法和态度看出林彪不是他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只有四人帮才不遗余力地维护文化大革命。现在他还健在林彪就对江青毫不敬畏，今后他如果不在了，唯一维护文革的集团会土崩瓦解，毛泽东不能不在庐山先把林彪从副统帅的位置上拉下来。
林彪经历多次党内斗争，过去他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他此刻也知道在劫难逃，在离开庐山前对亲信说出要准备做彭德怀第二。但彭德怀是为民请命，为老百姓吃饱肚子不惜“我为人民鼓与呼”，林彪则是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过久，曾为文革发动保驾护航。就失败的的意义来讲，他还无法与彭德怀相比。
(1279)[转帖]有这样一篇高考作文:理性的声音永远不会沉默
孙浩东 上海市大同中学
犹太王大卫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柯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要求考生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显然未能躲过一场风波：由于她在得知本•拉登被击毙后当众表示“十分”高兴，而惨遭德国知识界的集体质疑。尽管她已多次道歉以希望这场风波快点过去，但这似乎依旧难平众怒，甚至还有法官准备为此起诉她。
德国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的默克尔理应知道：根据基督教教义，任何生命都是等价的，都应该被尊重，哪怕是罪犯。正因为犯了这样一个看似微小的常识错误，即使她是权威的领袖，在涉及德国知识分子的底线问题时，她也最终无法过去。
依旧是在德国，依旧与默克尔有关。前不久，德国前国防部长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一事引起德国国内一片哗然，为了保护这位将大有作为的政治新星，默克尔以“我们需要的是政治家而非学术研究人员”为之辩解，但是德国两万名教授联名上书反对，直截地表达了德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这将会成为日后学术不端的借口，他们又一次没有给默克尔面子，再一次让她“一切都会过去”的计划继续泡汤。
我感动于这样一群理性声音的存在，也欣然于确实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对于任何权威都能以这种“一切都不能过去”的态度才最终成就了德国学术圈严谨的优良传统。
然而，如此理性的声音又何曾仅仅嘹亮于德国？它又何曾沉默于经历过五千年光辉、五千年昏暗的华夏大地？
尽管受到当时政治的压力，梁思成“拆掉北京的一座墙就等于扒掉我的一层皮”掷地有声，时至今日仍在我们耳边余音缭绕。当我们面对现在的北京已与其他城市毫无区别，当我们眼睁睁地看到古老的北京城只活在文字上、照片里、记忆中的时候，我们终究不禁感叹先生的先见之明，敬佩先生不顾一切的理性呐喊。也许政治的压迫一度埋没了先生的呼喊而让一切都过去了，但是历史的拷问却永远不会让错误过去。
回望历史，多少统治者以权威的姿态、以“一切都会过去”企图将真理掩埋的时候，又是多少知识分子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以一句“一切都不会过去”来回答而绝对不容置疑。
“一切都不会过去”，这是理性的声音永远不会沉默；“一切都不会过去”，这是知识分子的呐喊永远不会沉默！
作为一名社会的准知识分子，当我们面对祖国日新月异变化发展的同时，倘若我们对于社会的阴暗面置之不理而臣服于表面的和谐，不勇于揭开那些隐藏在这表面和谐底下更多不和谐的元素，这又何尝不啻为一种真正的悲哀呢？
真心希望有识之士在听到“一切都会过去”时，都能异口同声地以一句“一切都不会过去”来捍卫真理，以坚守住最后的底线。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而我们——是社会的良心。
犹太王大卫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柯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要求考生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显然未能躲过一场风波：由于她在得知本•拉登被击毙后当众表示“十分”高兴，而惨遭德国知识界的集体质疑。尽管她已多次道歉以希望这场风波快点过去，但这似乎依旧难平众怒，甚至还有法官准备为此起诉她。
德国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的默克尔理应知道：根据基督教教义，任何生命都是等价的，都应该被尊重，哪怕是罪犯。正因为犯了这样一个看似微小的常识错误，即使她是权威的领袖，在涉及德国知识分子的底线问题时，她也最终无法过去。
依旧是在德国，依旧与默克尔有关。前不久，德国前国防部长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一事引起德国国内一片哗然，为了保护这位将大有作为的政治新星，默克尔以“我们需要的是政治家而非学术研究人员”为之辩解，但是德国两万名教授联名上书反对，直截地表达了德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这将会成为日后学术不端的借口，他们又一次没有给默克尔面子，再一次让她“一切都会过去”的计划继续泡汤。
我感动于这样一群理性声音的存在，也欣然于确实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对于任何权威都能以这种“一切都不能过去”的态度才最终成就了德国学术圈严谨的优良传统。
然而，如此理性的声音又何曾仅仅嘹亮于德国？它又何曾沉默于经历过五千年光辉、五千年昏暗的华夏大地？
尽管受到当时政治的压力，梁思成“拆掉北京的一座墙就等于扒掉我的一层皮”掷地有声，时至今日仍在我们耳边余音缭绕。当我们面对现在的北京已与其他城市毫无区别，当我们眼睁睁地看到古老的北京城只活在文字上、照片里、记忆中的时候，我们终究不禁感叹先生的先见之明，敬佩先生不顾一切的理性呐喊。也许政治的压迫一度埋没了先生的呼喊而让一切都过去了，但是历史的拷问却永远不会让错误过去。
回望历史，多少统治者以权威的姿态、以“一切都会过去”企图将真理掩埋的时候，又是多少知识分子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以一句“一切都不会过去”来回答而绝对不容置疑。
“一切都不会过去”，这是理性的声音永远不会沉默；“一切都不会过去”，这是知识分子的呐喊永远不会沉默！
作为一名社会的准知识分子，当我们面对祖国日新月异变化发展的同时，倘若我们对于社会的阴暗面置之不理而臣服于表面的和谐，不勇于揭开那些隐藏在这表面和谐底下更多不和谐的元素，这又何尝不啻为一种真正的悲哀呢？
真心希望有识之士在听到“一切都会过去”时，都能异口同声地以一句“一切都不会过去”来捍卫真理，以坚守住最后的底线。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而我们——是社会的良心。
(1278)[转帖]萧象:罗瑞卿悲剧的历史原因
罗瑞卿在文革前夕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上被突然打倒，是党内高层第一位因文革而倒台的蒙难者。关于罗瑞卿被打倒的历史真相，在近半个世纪过去的今天，因了一些曾经显赫一时后又遭遇没顶之灾的文革高层人物回忆录的出版与研究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揭示，加上无远不届的网络神奇传播，开始较为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1962年林彪患病、贺龙接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与贺龙以及中央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接触开始趋于近密，其强悍的工作能力也深得刘少奇的欣赏，一度视为下届的国防部长人选；然而，这在党内高层矛盾斗争日益复杂激烈的1960年代，却引起了久蓄倒刘心计且视军权如命根子的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不满，虽然毛并不怀疑罗的忠诚，但罗与刘邓贺关系的密切却不毛为所容忍。因此，作为实现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战略部署之一步，罗瑞卿的工作缺点被任意放大，与林彪的纠结被巧加利用，罗首当其冲成了攻克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之外围障碍清除的第一个牺牲品。罗瑞卿被推上文革祭坛，不堪其辱而跳楼自杀，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而罪加一等；自杀未遂而致腿残，此后经年备受挨斗受批之折磨，饱经家破人散之苦难。
作为文革悲剧之一幕，罗瑞卿的蒙冤遭遇与所有文革受害者一样，充满了屈辱、辛酸、悲凉与苦难，具有命运悲剧的普遍性。但因其位高权重、身处中枢、又为最高权力直接打倒这一特殊性，其跌宕丕变的命运悲剧也就蕴涵着一般命运没有的特殊意味。从权高位重的显赫一时到挨批受斗的忍声吞气，诚为个体命运转化无常的荣辱之变，又何尝不是国家命运从治到乱盛衰之变的预兆，不是全体民族遭遇风暴陷入浩劫的先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瑞卿的悲剧与国家民族的悲剧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关联。因此，对罗瑞卿命运的关注，就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对我们自身命运的关注。那么，罗瑞卿命运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呢？悲剧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吗？
让我们先从当年的会议说起。上海会议为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军队高级将领共61人参与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扩大进来的与会人员事先不知会议内容。（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六）会议进行两天后，罗瑞卿被召至上海，旋被隔离，接受审查，没有给出任何申诉辩护的权利机会。
一个本由七人组成参加的常委会的会议，将与会人员扩大到九倍，内容只为整肃批判罗瑞卿一人，而大多数常委却事先不与其闻。这明显一反常态有违于党的会议规范与程序正义（如果中央曾经制定过相关的会议规范的话；如果没有，则说明这一方面存在着漏洞）的做法，姑且存而不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常委们的会上表现则耐人寻味，大可考究。据罗瑞卿女儿罗点点所著《红色家族档案》引述《康克清回忆录》：会议之后，朱德心情不畅，哎叹说道：“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朱德尚抱这样看法，关系密切的刘邓更当如是。那么，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多数中央常委们，当毛抛出罗的问题，决定打到罗时，为什么不为罗说话，施以援手，而听之任之呢？就是一般的同志，在受到不公待遇，遭遇不实指责与诬陷时，也应给予起码的公道，何况刘邓与罗之间还有良好的私谊。
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并为之遗憾。尤令人困惑和遗憾的是，在随后北京召开的批判大会上，所有的同志一夕之间反目成仇，流露出“十分敌视的目光”，罗瑞卿不堪忍受而跳楼自杀，刘少奇、邓小平以不屑的口吻评说道：“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刘）“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邓）叶剑英则诗兴大发，改辛弃疾《贺新郎》填词一阕：“将军一跳身名裂”，以为批判。如果说叶剑英多少有些的幸灾乐祸是叶与罗往日积怨的情绪发泄，虽不可取，尚可理解，那么刘邓言辞间的冷漠与嘲讽就实在让人惊诧莫名，而难以理喻了。
同情与悲悯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人道与人性的具体表现。正是因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感存在与人道施行，让人们哀于逝者，痛于伤者，扶于弱者，悯于败者，才使人类社会不至因权争利斗而过于残酷无情，也不因尔诈我虞而陷于绝望境地。那么，为什么我们共和国这些最杰出的共产党人在1960年代的文革时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与悲悯呢？为什么他们对待自己蒙冤受难的同志会如此的冷漠无情呢？是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使得宝贵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从他们身上流失了的呢？
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讲述的有关罗家的故事，或许为我们寻找这一答案可以提供某种历史启示。1942年，为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冀南军区负责人宋任穷找到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妻子河南女青年郝治平介绍家里的关系，与家人失去联系多年的郝写给父母一信，宋派人将信送至郝家。其后，只要八路军找，郝家都尽为帮忙，郝父多次赶羊到敌占区，换钱后买药给八路军。翌年也就是1943年，郝母赶到太行山探女，将郝1岁女儿领会老家带养，6年后又送回解放区，适逢解放区土改，郝不得不动员母亲回家，以免有让地主成份的母亲躲逃土改的嫌疑，当时交通极不方便，两地相距遥远，郝母又是小脚，往返途中其艰辛，不难想见。文革中郝父母以地主身份被赶出京城驱回老家，郝父不堪其辱悬梁自尽。
将自己从遥远家乡送来抚养了六年女儿的小脚母亲再劝回故里，接受土改改造，诚然是服从革命大义的需要，显示了与地主划界的思想觉悟，但觉悟划界的同时，却划痛了善良母亲的慈心，让亲亲人伦受到伤害；把一位曾经帮助过革命的开明进步的小地主进行批斗，扫出京门，当然是为了维护革命首都的安全和纯洁，表现了革命毫不留情的决绝，但革命毫不留情的决绝的同时，何尝不是对当年恩义遗忘的绝情。
如果说罗家故事或显轻微，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下述发生在周恩来身边的故事当扣人心弦，发人深思。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给革命造成重大破坏和威胁，上海地下党决定实施报复，周恩来深夜带领特科组潜入顾家，适顾妻正与一帮人搓麻将，其中一人叫斯励，是周黄埔军校学生，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时周恩来被拘留，正是此人释放了周。为不走漏风声，当时在顾家之人，除顾家一7岁女孩为周护卫外，包括斯励在内10数人全部遇害。同年6月，地下党员黄慕兰获悉向忠发叛变，第一时间向潘汉年报告，使周恩来等重要领导得到及时安全转移，事后周十分感激地对黄说道：“你们是党的一支奇兵，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20年过后，潘汉年案发，黄慕兰受其牵连，有关人员将有关部门准备逮捕黄的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沉思良久，一声长叹，无以言复。（吴基民：《周恩来与上海灭门惨案》）
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白色恐怖年代，革命的极端性与残酷绝非未亲历者所能想象。在秘密行动中对叛徒不谙人事的无辜女儿做到手下留情，折射出严酷年代周恩来身上人道主义的难能可贵，但同时对救命恩人不能网开一面，却是铁的革命纪律所要求的决绝与无情的表现。这种决绝与无情是由于白色恐怖状态下的迫不得已，情或可原，在取得全国胜利的和平时代，对于有功于革命事业同时也有恩于自己的同志的蒙冤，噤如寒蝉，莫可奈何，又该如何解释呢？
中共党内周恩来素以最具人情味而为人称道，又以最讲原则而令人钦佩。而问题的症结恰恰也就在此。“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中共铁的组织纪律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这一原则早已内化为周恩来坚定不移的信念，成为指引与规范其政治行为的准侧。黄慕兰为潘汉年案所牵连，而潘案为最高权力所钦点，因此，尽管周恩来明知黄为冤枉，但受到政治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也就是受到准则的限制与约束，（参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不得不选择服从和维护最高权力，而对黄的冤情听之任之，视若等闲。这就是说，在服从和维护最高权力这一原则约束下，周恩来不得不放弃了对黄慕兰可能的救援。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一个重要的也是核心的政治命题，这就是，一个政权最强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它最弱小的地方。（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其中的原理与人们常言一个人的长处往往就是他的短处有同工之妙。毛泽东曾将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归功于“三大法宝”，其中之首为“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归根结底就是铁一般的党的组织与纪律和高于一切的党的核心领导。这是中共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和较短的时间里能够崛起于20世纪的中国政治社会舞台，打败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原因所在，也是超越和压倒于其他政党的强大所在。然而，正是这铁一般的党的组织与纪律和高于一切的党的核心领导，在指引挥使它的成员在毫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指令，英勇决绝地进行政治行动，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时，也限制了党员自由意志的发展和独立思想的能力，约束甚至消解了党员乃人的人之常情。在进入和平年代，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之后这一情状更显突出。
以此为观照，刘少奇邓小平所表现出的对于罗瑞卿的态度问题则迎刃而解，原由亦昭然若揭。罗瑞卿突遭到整肃，刘邓内心并不认同，但却以默然的态度予以了接受，没有表示任何的异议，因为这同样是党的最高权力毛泽东做出的打倒决定。虽然刘邓与罗平时有着良好的私谊关系，对其工作也颇为赏识，也虽然明知毛的这一决定包含着错误，但受到政治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也就是受到限制与约束，在可能的仗义（直言与抵制）与服从（隐忍与执行）之间，选择了服从。“服从”这一政治行为准则起到了控制刘邓政治行为的作用，使其在服从最高权力的同时丧失了应有的正义和情义。此与周恩来对于黄案的态度如出一辙，几无二致，都是党的严格组织原则制约下的不由自主。
除此之外，另有一层历史因素，那就是建国以来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出现的思想分歧进入1960年代后开始呈现出尖锐的冲突态势，最近的一次冲突就发生在1965年的年初，毛泽东以邓小平和刘少奇不让他参加会议和在会上发言为由大发脾气，甚至对着刘少奇说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的威胁话。党内这种日趋激烈复杂的矛盾斗争使刘邓不会不感到一种沉重的政治压力，因此，对打倒罗瑞卿的认同，除了服从的表示之外，还有一种难以明言的向毛输诚以自保的意味。随着批罗斗争的深入，也随着文革序幕的拉启，刘邓的压力越来越大，自保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仅是一般的表态已无济于事。于是，在罗瑞卿自杀而罪加一等时，刘邓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与嘲讽言说，既是基于党内对蒙冤自杀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一残酷认识所做出的带有批判意味的条件反应，又是借机划清界限与撇清关系的切割表示。以疾言厉色和态度绝决来表明自己与被打倒者不同的立场，是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屡见不鲜的一贯做法，目的仍不出表现对上级的服从与紧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由于党内严格的组织原则对党员政治行为的限制与约束（以及对毛泽东权威的畏惧），使得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这些高层领导在毛泽东做出打倒罗瑞卿这一错误决定时，没有做出应有的抵制行为，不由自主地选择服从并执行了这一决定，以导致罗瑞卿后来的不堪其辱跳楼自杀。这种严格组织原则制约下的不由自主所产生的政治行为，不仅令政治正义轻易蒙尘，使人道仁义倾于丧失，也为悲剧的发生打开了方便之门。
虽然罗瑞卿是被突然打倒，但其悲剧的发生却并非突如其来。回望历史，我们不幸地发现并可以肯定地说，在1940年代罗瑞卿妻子有违常情将自己来自遥远家乡的小脚母亲劝回故里，接受土改改造之时，在1950年代周恩来有违常理对有功于革命也有恩于自己的黄慕兰冤情袖手旁观之际，甚至在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批斗罗瑞卿不留情面的表现之中，决定罗瑞卿悲剧发生的因子就已经种下。我们进而不幸地发现，当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对打倒罗瑞卿不置一词，表示服从，在北京会议上对罗瑞卿自杀冷嘲热讽时，他们自己的被打倒已近在眼前，他们也就是在不自觉地为下一个更大悲剧的发生充当推手。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西言：“起先他们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依旧不说话；然后他们屠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我们还有更为悲哀的发现，悲剧发生的历史逻辑链条并未因文革的结束而断裂，因一位具体的最高权力者的谢世而终结，到了1980年代，进入后文革时代，历史的逻辑链条仍在延续，因而悲剧仍有发生。极具警世意味的是，罗瑞卿、刘少奇等文革悲剧是由于政治行为者对最高权威的“服从”而导致，80年代末的悲剧恰恰就是因政治行为者对最高权威的“不服从”而产生。这看起来像是互为矛盾的悖论，却正好从正反两个面向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历史的真相——最高权力的无以撼动，而这一真相背后潜伏着一个人们极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承认的深刻又残酷的真理，这就是，一种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无论是“服从”还是“不服从”，最终都将导致一种历史悲剧的发生。
真理有时的确残酷，但它却让人们对一种现象的认识直抵现象的本质。无论是“服从”还是“不服从”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最终都将导致一种历史悲剧的发生，毫无疑问，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就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为避免悲剧发生的惟一办法就必须要对最高权力进行“撼动”，也就是进行约制。我们愿意从中国古训旁观者清的意义上援引美国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的一个深刻观察作为证明。麦氏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论及罗瑞卿悲剧事件时敏锐地指出：“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状况，让在场的与此事无关的政治局常委们——刘少奇、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邓小平团结起来，再加上彭真（即使级别与前几位不同，他的影响也相当大），告诉毛他们不赞同这样的诬陷，那么这就是理想的状况了。”“这是这群强有力的人物团结起来制约主席的最后机会”，“但是，他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政治局常委们没有正常行使职权对毛泽东的错误决定进行抵制，也就是最高权力没有得到约制，以至于放过了可以不让悲剧发生的“理想状态”这一历史机会，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之所以“理想状态”这一历史机会被放过，之所以常委们没有正常行使职权对毛泽东的错误决定进行抵制，没有对最高权力进行约制，是因为前已论及的党内严格的组织原则对党员政治行为的限制与约束所造致的结果。
历史不止一种选择，悲剧并非不可避免。要避免历史悲剧的发生，就必须对最高权力进行约制；对最高权力进行约制，就必须有足够的胆识与勇气对限制与约束党员政治行为的组织原则进行反思与改造。这是我们对罗瑞卿悲剧历史原因分析得出的最后结论，也是这一悲剧给我们留下的沉痛教训和深刻启示。
2011-7-28
作为文革悲剧之一幕，罗瑞卿的蒙冤遭遇与所有文革受害者一样，充满了屈辱、辛酸、悲凉与苦难，具有命运悲剧的普遍性。但因其位高权重、身处中枢、又为最高权力直接打倒这一特殊性，其跌宕丕变的命运悲剧也就蕴涵着一般命运没有的特殊意味。从权高位重的显赫一时到挨批受斗的忍声吞气，诚为个体命运转化无常的荣辱之变，又何尝不是国家命运从治到乱盛衰之变的预兆，不是全体民族遭遇风暴陷入浩劫的先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瑞卿的悲剧与国家民族的悲剧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关联。因此，对罗瑞卿命运的关注，就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对我们自身命运的关注。那么，罗瑞卿命运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呢？悲剧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吗？
让我们先从当年的会议说起。上海会议为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军队高级将领共61人参与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扩大进来的与会人员事先不知会议内容。（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六）会议进行两天后，罗瑞卿被召至上海，旋被隔离，接受审查，没有给出任何申诉辩护的权利机会。
一个本由七人组成参加的常委会的会议，将与会人员扩大到九倍，内容只为整肃批判罗瑞卿一人，而大多数常委却事先不与其闻。这明显一反常态有违于党的会议规范与程序正义（如果中央曾经制定过相关的会议规范的话；如果没有，则说明这一方面存在着漏洞）的做法，姑且存而不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常委们的会上表现则耐人寻味，大可考究。据罗瑞卿女儿罗点点所著《红色家族档案》引述《康克清回忆录》：会议之后，朱德心情不畅，哎叹说道：“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朱德尚抱这样看法，关系密切的刘邓更当如是。那么，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多数中央常委们，当毛抛出罗的问题，决定打到罗时，为什么不为罗说话，施以援手，而听之任之呢？就是一般的同志，在受到不公待遇，遭遇不实指责与诬陷时，也应给予起码的公道，何况刘邓与罗之间还有良好的私谊。
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并为之遗憾。尤令人困惑和遗憾的是，在随后北京召开的批判大会上，所有的同志一夕之间反目成仇，流露出“十分敌视的目光”，罗瑞卿不堪忍受而跳楼自杀，刘少奇、邓小平以不屑的口吻评说道：“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刘）“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邓）叶剑英则诗兴大发，改辛弃疾《贺新郎》填词一阕：“将军一跳身名裂”，以为批判。如果说叶剑英多少有些的幸灾乐祸是叶与罗往日积怨的情绪发泄，虽不可取，尚可理解，那么刘邓言辞间的冷漠与嘲讽就实在让人惊诧莫名，而难以理喻了。
同情与悲悯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人道与人性的具体表现。正是因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感存在与人道施行，让人们哀于逝者，痛于伤者，扶于弱者，悯于败者，才使人类社会不至因权争利斗而过于残酷无情，也不因尔诈我虞而陷于绝望境地。那么，为什么我们共和国这些最杰出的共产党人在1960年代的文革时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与悲悯呢？为什么他们对待自己蒙冤受难的同志会如此的冷漠无情呢？是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使得宝贵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从他们身上流失了的呢？
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讲述的有关罗家的故事，或许为我们寻找这一答案可以提供某种历史启示。1942年，为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冀南军区负责人宋任穷找到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妻子河南女青年郝治平介绍家里的关系，与家人失去联系多年的郝写给父母一信，宋派人将信送至郝家。其后，只要八路军找，郝家都尽为帮忙，郝父多次赶羊到敌占区，换钱后买药给八路军。翌年也就是1943年，郝母赶到太行山探女，将郝1岁女儿领会老家带养，6年后又送回解放区，适逢解放区土改，郝不得不动员母亲回家，以免有让地主成份的母亲躲逃土改的嫌疑，当时交通极不方便，两地相距遥远，郝母又是小脚，往返途中其艰辛，不难想见。文革中郝父母以地主身份被赶出京城驱回老家，郝父不堪其辱悬梁自尽。
将自己从遥远家乡送来抚养了六年女儿的小脚母亲再劝回故里，接受土改改造，诚然是服从革命大义的需要，显示了与地主划界的思想觉悟，但觉悟划界的同时，却划痛了善良母亲的慈心，让亲亲人伦受到伤害；把一位曾经帮助过革命的开明进步的小地主进行批斗，扫出京门，当然是为了维护革命首都的安全和纯洁，表现了革命毫不留情的决绝，但革命毫不留情的决绝的同时，何尝不是对当年恩义遗忘的绝情。
如果说罗家故事或显轻微，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下述发生在周恩来身边的故事当扣人心弦，发人深思。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给革命造成重大破坏和威胁，上海地下党决定实施报复，周恩来深夜带领特科组潜入顾家，适顾妻正与一帮人搓麻将，其中一人叫斯励，是周黄埔军校学生，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时周恩来被拘留，正是此人释放了周。为不走漏风声，当时在顾家之人，除顾家一7岁女孩为周护卫外，包括斯励在内10数人全部遇害。同年6月，地下党员黄慕兰获悉向忠发叛变，第一时间向潘汉年报告，使周恩来等重要领导得到及时安全转移，事后周十分感激地对黄说道：“你们是党的一支奇兵，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20年过后，潘汉年案发，黄慕兰受其牵连，有关人员将有关部门准备逮捕黄的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沉思良久，一声长叹，无以言复。（吴基民：《周恩来与上海灭门惨案》）
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白色恐怖年代，革命的极端性与残酷绝非未亲历者所能想象。在秘密行动中对叛徒不谙人事的无辜女儿做到手下留情，折射出严酷年代周恩来身上人道主义的难能可贵，但同时对救命恩人不能网开一面，却是铁的革命纪律所要求的决绝与无情的表现。这种决绝与无情是由于白色恐怖状态下的迫不得已，情或可原，在取得全国胜利的和平时代，对于有功于革命事业同时也有恩于自己的同志的蒙冤，噤如寒蝉，莫可奈何，又该如何解释呢？
中共党内周恩来素以最具人情味而为人称道，又以最讲原则而令人钦佩。而问题的症结恰恰也就在此。“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中共铁的组织纪律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这一原则早已内化为周恩来坚定不移的信念，成为指引与规范其政治行为的准侧。黄慕兰为潘汉年案所牵连，而潘案为最高权力所钦点，因此，尽管周恩来明知黄为冤枉，但受到政治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也就是受到准则的限制与约束，（参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不得不选择服从和维护最高权力，而对黄的冤情听之任之，视若等闲。这就是说，在服从和维护最高权力这一原则约束下，周恩来不得不放弃了对黄慕兰可能的救援。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一个重要的也是核心的政治命题，这就是，一个政权最强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它最弱小的地方。（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其中的原理与人们常言一个人的长处往往就是他的短处有同工之妙。毛泽东曾将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归功于“三大法宝”，其中之首为“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归根结底就是铁一般的党的组织与纪律和高于一切的党的核心领导。这是中共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和较短的时间里能够崛起于20世纪的中国政治社会舞台，打败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原因所在，也是超越和压倒于其他政党的强大所在。然而，正是这铁一般的党的组织与纪律和高于一切的党的核心领导，在指引挥使它的成员在毫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指令，英勇决绝地进行政治行动，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时，也限制了党员自由意志的发展和独立思想的能力，约束甚至消解了党员乃人的人之常情。在进入和平年代，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之后这一情状更显突出。
以此为观照，刘少奇邓小平所表现出的对于罗瑞卿的态度问题则迎刃而解，原由亦昭然若揭。罗瑞卿突遭到整肃，刘邓内心并不认同，但却以默然的态度予以了接受，没有表示任何的异议，因为这同样是党的最高权力毛泽东做出的打倒决定。虽然刘邓与罗平时有着良好的私谊关系，对其工作也颇为赏识，也虽然明知毛的这一决定包含着错误，但受到政治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也就是受到限制与约束，在可能的仗义（直言与抵制）与服从（隐忍与执行）之间，选择了服从。“服从”这一政治行为准则起到了控制刘邓政治行为的作用，使其在服从最高权力的同时丧失了应有的正义和情义。此与周恩来对于黄案的态度如出一辙，几无二致，都是党的严格组织原则制约下的不由自主。
除此之外，另有一层历史因素，那就是建国以来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出现的思想分歧进入1960年代后开始呈现出尖锐的冲突态势，最近的一次冲突就发生在1965年的年初，毛泽东以邓小平和刘少奇不让他参加会议和在会上发言为由大发脾气，甚至对着刘少奇说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的威胁话。党内这种日趋激烈复杂的矛盾斗争使刘邓不会不感到一种沉重的政治压力，因此，对打倒罗瑞卿的认同，除了服从的表示之外，还有一种难以明言的向毛输诚以自保的意味。随着批罗斗争的深入，也随着文革序幕的拉启，刘邓的压力越来越大，自保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仅是一般的表态已无济于事。于是，在罗瑞卿自杀而罪加一等时，刘邓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与嘲讽言说，既是基于党内对蒙冤自杀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一残酷认识所做出的带有批判意味的条件反应，又是借机划清界限与撇清关系的切割表示。以疾言厉色和态度绝决来表明自己与被打倒者不同的立场，是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屡见不鲜的一贯做法，目的仍不出表现对上级的服从与紧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由于党内严格的组织原则对党员政治行为的限制与约束（以及对毛泽东权威的畏惧），使得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这些高层领导在毛泽东做出打倒罗瑞卿这一错误决定时，没有做出应有的抵制行为，不由自主地选择服从并执行了这一决定，以导致罗瑞卿后来的不堪其辱跳楼自杀。这种严格组织原则制约下的不由自主所产生的政治行为，不仅令政治正义轻易蒙尘，使人道仁义倾于丧失，也为悲剧的发生打开了方便之门。
虽然罗瑞卿是被突然打倒，但其悲剧的发生却并非突如其来。回望历史，我们不幸地发现并可以肯定地说，在1940年代罗瑞卿妻子有违常情将自己来自遥远家乡的小脚母亲劝回故里，接受土改改造之时，在1950年代周恩来有违常理对有功于革命也有恩于自己的黄慕兰冤情袖手旁观之际，甚至在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批斗罗瑞卿不留情面的表现之中，决定罗瑞卿悲剧发生的因子就已经种下。我们进而不幸地发现，当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对打倒罗瑞卿不置一词，表示服从，在北京会议上对罗瑞卿自杀冷嘲热讽时，他们自己的被打倒已近在眼前，他们也就是在不自觉地为下一个更大悲剧的发生充当推手。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西言：“起先他们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依旧不说话；然后他们屠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我们还有更为悲哀的发现，悲剧发生的历史逻辑链条并未因文革的结束而断裂，因一位具体的最高权力者的谢世而终结，到了1980年代，进入后文革时代，历史的逻辑链条仍在延续，因而悲剧仍有发生。极具警世意味的是，罗瑞卿、刘少奇等文革悲剧是由于政治行为者对最高权威的“服从”而导致，80年代末的悲剧恰恰就是因政治行为者对最高权威的“不服从”而产生。这看起来像是互为矛盾的悖论，却正好从正反两个面向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历史的真相——最高权力的无以撼动，而这一真相背后潜伏着一个人们极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承认的深刻又残酷的真理，这就是，一种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无论是“服从”还是“不服从”，最终都将导致一种历史悲剧的发生。
真理有时的确残酷，但它却让人们对一种现象的认识直抵现象的本质。无论是“服从”还是“不服从”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最终都将导致一种历史悲剧的发生，毫无疑问，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就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为避免悲剧发生的惟一办法就必须要对最高权力进行“撼动”，也就是进行约制。我们愿意从中国古训旁观者清的意义上援引美国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的一个深刻观察作为证明。麦氏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论及罗瑞卿悲剧事件时敏锐地指出：“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状况，让在场的与此事无关的政治局常委们——刘少奇、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邓小平团结起来，再加上彭真（即使级别与前几位不同，他的影响也相当大），告诉毛他们不赞同这样的诬陷，那么这就是理想的状况了。”“这是这群强有力的人物团结起来制约主席的最后机会”，“但是，他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政治局常委们没有正常行使职权对毛泽东的错误决定进行抵制，也就是最高权力没有得到约制，以至于放过了可以不让悲剧发生的“理想状态”这一历史机会，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之所以“理想状态”这一历史机会被放过，之所以常委们没有正常行使职权对毛泽东的错误决定进行抵制，没有对最高权力进行约制，是因为前已论及的党内严格的组织原则对党员政治行为的限制与约束所造致的结果。
历史不止一种选择，悲剧并非不可避免。要避免历史悲剧的发生，就必须对最高权力进行约制；对最高权力进行约制，就必须有足够的胆识与勇气对限制与约束党员政治行为的组织原则进行反思与改造。这是我们对罗瑞卿悲剧历史原因分析得出的最后结论，也是这一悲剧给我们留下的沉痛教训和深刻启示。
201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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