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玩儿你就玩儿大的
在我的家乡流传这样一个传统，行窃偷盗者成事前被人抓住，就要往死里打。我以为这是乡人骨子里的嗜血所致，家丑不可外扬，也就没好意思问别人：你那儿的人也这样么？这个心结在我胸中郁积多年，除了所谓的家丑，还缘于我对乡人这一行为背后暗含的暴力的恐惧。为什么小偷在他们眼里只有置之死地这一种结果？如果是杀人犯，是不是就要五马分尸了？想着想着，不免背脊发凉：即便是再偏远的山区，教育也随风潜入夜了，这些人看上去怎么反倒像是化外之民，不可理喻？
这一串的疑问和这些年的暴力一起，潜滋暗长，像爬山虎一样，最终布满了整片山墙。我知晓了不独我那一带的人如此，其他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都遵循着相同的逻辑：盗窃者是十恶不赦的，我们要打死他。我不知道那些盗窃者被打成伤残直至死亡的捉贼事件，公安和司法机关最后都是怎么处理的；渐渐地我反而理解了，手上沾满鲜血的人，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在我们的头脑里，有很多朴素的关于理解这个世界的逻辑，比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比如将自己视作正义的化身，以致过分地相信自己的直觉，在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除暴安良的情形下，把法制和伦理弃于道旁，将嫉恶如仇的精神气概化为行动的极致。这虽是人类的悲哀，但若脱离具体的现实语境，这悲哀很可能仅限于对书本上某章节哲学问题的探讨。放在打小偷这件事上，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法治不彰，使得人们通过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当自以为是的审判官，这审判自然包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暴力。从这暴力里面，我们分明能看出对法治的信任，早已在他们心中荡然无存。
事情可能并不像我说的这样必然，关于人们选择某一行为背后的心理成因，往往是很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没有原因就自然而然那么做了。在打小偷这件事上，人们的初衷也许非常简单，觉得这事儿自己可以作主。而对那些自己没有办法作主的事情，人们只能徒叹奈何，甚至反向转变为对权力的某种崇拜。
庄子就说过这样一句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大意是说，你偷一个钩你肯定要被人打死，但你若能窃取一个国家的政权，玩弄人民于股掌之上，那么你很可能得到在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地位。这除了暴露出吾国人民对权力的变态向往和欺软怕硬的阿Q心态与奴颜媚骨，还告诉人们：要玩儿，你就玩儿大的。
一个窃国者一生的三个片段
翻阅我们的历史，窃国者自不在少数。一个王朝的结束，也便是一个新王朝的开始。此间能够浑水摸到鱼的人，要么是本朝之外的藩夷，要么是不得志的本朝中人。他们有的自此问鼎中原，得以传续子孙福祉，有的则只能瞬间败北，虽风光或可一时无量。这后者中，能够以窃国者身份流传千古的，就属袁世凯了。
历史给过袁三次机遇。
百日维新，光绪皇帝砥励自新，渴望寻求政治上的突破。无奈因触动守旧大臣的利益而致诸多掣肘，终致叶赫娜拉慈禧重出江湖，收拾局面。政变前夕，谭嗣同找到袁世凯，说是有光绪皇帝手谕（是否有我们不得而知），让袁帮忙解围：围颐和园，杀慈禧老朽，救皇上。其时，袁正天津小站练兵，手握一支只服从自己的袁家军，况袁自视开明，光绪命人找他本并不足怪。谁料此千钧一发之际，袁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历史的选择：他非但没有出兵，还把谭找他的前前后后上报给了他的上司，直隶总督荣禄。于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慈禧发飙，光绪被囚，戊戌六君子被杀。
在当时的人看来，袁做出的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是掂量双方实力后的一次冷静抉择；而在今人的解读中，袁的窃国行径却正是从那时开始：他把一个本可以走向政治清明的君主立宪国，重又拖回到了专制的黑暗之中。尽管这次他并没有因此而掌握这个国家的权柄。
辛亥年，此时的袁早已因足疾被摄政王打回原籍。不曾想，愈演愈烈的国内形势让摄政王如坐针毡，武昌起义了，各地响应了，更气人的是本该听命于朝廷的军队也不受差使了——因为他们是袁一手训练出来的。无奈，摄政王只好腆着脸请袁重出江湖。这一年，光绪和慈禧去世已三年，对袁来说，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有所顾虑的了，年轻的摄政王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介莽夫。袁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大干一场的时机。
当袁“奉命”重组内阁并重新掌握军队时，他知道自己的这个时机差不多要到了。在武汉前线，袁并不急于奉命派兵镇压革命党，而是时打时退。一方面浇一浇革命党人的气焰，告诉清廷我袁世凯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另一方面，又借口革命党势力强大，自己也无能为力，给清廷施加某种压力。这一来二去，时局就全凭袁一人所掌控。等到孙文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并放言谁能劝清廷退位，这大总统的位子他就让给谁，袁才清楚地知道，这一次时机就在眼前了。
后面的事水到渠成：清廷逊位，袁成总统，大清国亡，民国建立。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袁就像美国的华盛顿一样伟大；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袁的举动实属窃国行径。而就笔者言，袁不过延续了他十三年前的做法，他并不贸然行事，所有的决定都缘于他对形势的清醒且准确的判断，只不过这一次袁对权力的渴望显得更加炽热了而已。
这一次，袁总算坐实了他窃国者的身份。
逮民国五年，袁帝制自为，蔡锷云南起义，以致全国响应讨袁，风光一时无量的袁终于遭遇了自己的滑铁卢，皇帝梦只做了短短的83天。
或许是为了给自己的特殊身份找寻合法性依据，免为后人诟病，又或许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我们无法清楚地知道称帝前袁的这一段心路历程，袁曾两次靠自己的沉着和冷静站在了正确的一边，这次他却深陷帝制自为的泥淖而无法自拔，我们不禁要问，他过往的对时势的准确判断去了哪儿？对皇权的绝对向往是否是他权欲熏心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此前不出现，偏偏这时出现了？
这些问题盖全赖历史的阴差阳错，全然无法解释。我们能够知晓的是，袁的这第三次窃国，几乎葬送了初生的中华民国的前途和命运。而此时，一个军阀分裂割据的时代正悄然拉开它的帷幕。
窃国者必被诛
袁世凯死后，张勋复过辟，曹锟贿过选，张作霖攫取过北京政权，一个个窃国者都对那无限权力垂涎欲滴。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浮光掠影，再也没有谁可以作翻云覆雨手，轻易地改变历史行进的轨迹。等到蒋介石北伐成功形式上统一了民国，他的风光自然直追彼时就职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抗日战争的胜利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高潮，蒋那时受爱戴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他北伐成功问鼎中原的那个时期。
盛极而衰，当蒋欲把民国变成由他一个人统治的国家，而对某党开启“兄弟”间的战争时，那个最后败逃的结局也就为时不远了。
蒋也是窃国者，他曾经像袁一样风光无限，却出于同样的私欲收获了和袁貌似的结局：他们都被推翻了。这里暗含了一条历史的隐秘逻辑，即窃国者必被诛。
时代已经不同了，随着现代人观念的更新和进步，越来越少人对窃国者产生崇拜之情。过去的政治不过是上层之间的权斗，谁来做皇帝老百姓还是一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今的窃国者，权斗的背后影射的是专制思维的荼毒，为了一党一姓之尊荣，他们死咬住权力不放，过度的权力集中又势必伴随平民权利的被削弱。
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精细，平民的利益和执权柄者的利益发生越来越大的关联，甚至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一项政策的出台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实的利益计算和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谙习，好似双螺旋，已经深植在现代人的基因之中。那些一心想把国家变成家天下或党天下的人和政党，等待他们的将是和窃国者相同的被诛的命运。
就像《V字仇杀队》里所演的那样，人们再也不相信国家机器的谎言，再也不惧怕国家机器的暴力。他们齐齐地走上街头，宣布这样一个事实：国家是人民的，你们是国家的敌人，请你们滚蛋。
他们的脚步不会像7•23的D301动车一样，永不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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