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告诉人们，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率先挑起了内战；三年战争，毛泽东夺取了江山，国民党败走台湾。国民党落败，绝非是毛泽东有多么了不起，而是除了有其自身的原因外，更在于国民党内部那些“重量级”的红色间谍的内应。比如把军事情报源源不断送给毛泽东的国民党中将郭汝瑰，据说毛所言的“胸中百万雄兵”，郭一人就占去五十万。想一想，当两个对手鏖战之际，一方早已知晓另一方的作战计划，胜负早已定矣。
郭汝瑰是四川人，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5月，郭汝瑰在四川秘密加入中共，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因不满毛泽东不抗战而追随国民党抗日。1937年，郭汝瑰作为42旅代旅长，参加了淞沪大会战，因作战勇敢，深受蒋介石赏识，被视作“军界精英”。其后，郭汝瑰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后又调到国防研究院任委员，专门培养“全能将校”；不久，中央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又任命他为训练团副大队长。
抗战胜利后，郭汝瑰已荣升为国民党中将，不仅是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而且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了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素以“挖心战”为能事的毛泽东当然也“相中”了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更何况他曾参加过中共。于是派人经常在他耳边吹风，说国民党政府太腐败，马列主义才是救国的唯一良方，由此让郭汝瑰对共产大同世界再次开始憧憬起来。
最终，郭汝瑰选择了背叛对自己信赖有加的蒋介石，而成为毛泽东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高级间谍。他除了多次与董必武见面，还秘密接受中共党员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与指挥。也有人称，郭汝瑰其实一直都是中共秘密党员。
深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郭汝瑰在内战期间还被提升至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并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换言之，国民党所有的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郭汝瑰都了若指掌。而大量生死攸关的情报，均被已成为了红色间谍的郭及时送到了毛的手中，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
郭汝瑰除泄露军情外，还拟订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并向蒋介石隐瞒毛泽东军队动向，使其作出错误判断。如1947年3月，在郭汝瑰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时，他一直对蒋中正隐瞒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最后导致蒋介石作出“集中兵力追歼”的错误决策，而放刘邓大军突出黄泛区直抵沙河。当年在徐蚌会战中被毛泽东俘虏的国军将领杜聿明曾怀疑过郭汝瑰，并当面指斥郭汝瑰：“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
此外，郭汝瑰还有意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四百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而被迫“自谋生路”从而发生的“哭陵事件”，就是他所制定方案一手造成的。
有了郭汝瑰这样一个甘心为毛泽东效力之人，结果如何不难想像，就是国民党处处被围、被打，直至将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到了台湾后的蒋介石痛心疾首：“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想必蒋介石依旧想不明白，为何自己如此信任之人会做出如此悖逆之事。台湾亦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但为毛泽东坐拥天下立下了大功的郭汝瑰，在1949年毛泽东执政后的日子却只能用“凄风苦雨”来形容。生性多疑的毛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并未授予其军衔，也没有恢复其党籍，只是任命他为川南行署副局长级别的“交通厅长”，后在镇反中，诬陷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长，厅长的职务也被罢免。而此后的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郭汝瑰一次也没落下，劳动改造、文革批斗、抄家游街等是家常便饭。
不知在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中，郭汝瑰是否会意识自己曾经的背叛是如何的令人不耻，是如何对不起对自己无比信赖的蒋介石；也许才会意识到毛泽东根本无法与蒋介石相提并论。据说，那些国共内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于1959年大赦后大多数选择了前往台湾。许多人在后来写《国民党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时，仍然流露对郭汝瑰恨之入骨的感情。
1978 年，71岁的郭汝瑰终于讨得了一个说法：他不是国民党特务，并同意其加入中共。而终于有些清醒的他在晚年时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巨著《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内中披露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国民党是抗日的，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什么，不言而喻。
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他的子女后来如此评价父亲：“他在军事上是一个大学生，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名小学生。”也许，从做人上而言，郭汝瑰也少了“诚”和“忠”。
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败后败走台湾，而大陆亦在前往台湾的人士中埋伏了不少红色间谍，以便在将来里应外合，攻占台湾。这其中不乏隐藏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的要员，其中有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有人说，他就是大陆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的原型。
吴石，1894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的“累世寒儒”家庭。1911年报名参加福州北伐学生军，同年底进入武昌军校就读，因成绩优异，于1914年8月被保送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曾参与孙中山的“护法运动”。1929年，前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35年回国，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中任参谋兼陆军大学教官。抗战期间，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第二厅副厅长兼第一处副处长、第四战区参谋长等职，后被提拔为第十六集团军中将副司令，颇有战功；去台湾后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
早在1947年4月，吴石就开始与中共接触，并在上海会见了中共上海局书记等。此后双方约定在上海某寓所作为交换情报的地点。据说吴石“亲共”是因为不满国民党内部的腐败。1948年底，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继续源源不断地将有价值的情报送给中共，其中有一张国军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对中共渡江帮助甚大。
1949年6月，吴石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前往台湾。中共为其起了个代号：“密使一号”。而就在去台湾前，他不仅将298箱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让亲信献给了毛泽东，而且还刻意将一对儿女留在了中国大陆。在台湾期间，他则利用职务之便，继续蒐集军事情报，并派旧部前往香港转交毛泽东。此时，占领大陆绝大部份地区的毛泽东，在1949年10月建政后，即发起了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的战役，但均告失利。于是，毛泽东决定派间谍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因为朱的女儿、女婿定居在台北，可以依托其从事地下活动。
朱谌之和吴石在台湾取得联系之后，吴石将一些重要军事资料交给了她。随即，朱谌之在吴石的安排下，乘坐中华民国空军的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国军控制下的浙江定海，计划从那里乘船前往被共产党军队占领的上海。
此时，中华民国政府为了巩固在台湾的政权，在岛内加大了对共产党谍报和特工人员的侦察搜捕。1949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在一连串的案件中发现了共产党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随即将其逮捕。在审讯中，陈泽民供出了共产党台湾工委书记蔡孝干。蔡孝干是直接受命于中共高层而负责台湾工作的台湾籍中共老党员。很快，蔡孝干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在台湾的中共党员名单，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谌之。
1950年3月，国民政府根据名单，逮捕了吴石等400多名中共党员，同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刚刚抵达的朱谌之，将其押送回台湾。不过，根据1950年4月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中的一篇文章称，吴石被捕后自承是在1949年2月与中共接近的，因为当时蒋介石下台，代总统李宗仁正与毛泽东和谈，时局并不明朗。他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
而中共后来公布的资料显示，吴石此辩解不过是托辞，吴石在此前早已为毛泽东秘密提供情报几年。他如此说不过是一方面为自己尽力减轻责任，一方面“保护”其他中共地下间谍。
该案最后以中华民国法庭在1950年5月30日宣判吴石、朱谌之等4名涉案人员死刑告终。另外两人是：吴石的副官聂曦、联勤总部中将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四人于6月10日被执行枪决。据监狱官员口述，吴石在受刑前曾对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并喃喃自语：“我对不起蒋委员长。”当时不少人认为，吴石这是其临终前的真诚的忏悔。也就是从这年6月开始，一批批红色间谍被台湾国民政府枪决，这就是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的发端。只是这些为了毛泽东虚幻的主义献身的吴石们，是否真了解毛泽东呢？！
电视剧《潜伏》催生了社会各界对“特务”的关注。三水就藏有一个真实版的潜伏故事：和电视剧一样，三水的这对夫妇也是中共组织上安排的政治婚姻，并在国民党内部潜伏过程中搜集情报。不同的是，他们俩在国民党内部潜伏11年从未暴露，并维持了66年婚姻。
不过，这对夫妇——妻子麦少华和丈夫陈明傲在1952年被大陆当局打成国民党特务，27年后才被平反。有媒体通过查阅地方史料和这对夫妇子女的讲述，大体还原一个真实版的红色间谍的潜伏故事。
1938年，18岁的陈明傲刚上初三，参加了国民党独立二十旅。第二年，陈明傲加入共产党，并在共产党组织安排下，进入三水国民兵团当训政员。而麦少华也于同一时间段进入到国民党军统三水分站。直到1939年，三水出现了共产党地下党。“我父母可以说是三水最早的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了。”陈明傲的儿子陈作回忆说。
后来，在中共上级指示下，陈明傲从国民党政工干部转为军事干部，当上了国民兵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二小队长。在随后2年时间里，陈明傲进入国民党县府特务大队情报组长当情报员。“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是单线联系，所以知道父亲身份的人都很少。而且为了保密，父亲的资料都是保密的，基本上没人看得到。”陈作说，在做了3年共产党特务地下工作后，1942年，在中共上级党组织安排下，父亲被介绍与麦少华结婚。
“父亲当时是有女朋友的，而且还是自由恋爱。但后来考虑到组织和斗争需求，就和我母亲结婚了。”陈作说，他父母的婚姻是政治婚姻。不过，陈明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对这段婚姻并无意见。就这样，这对共产党地下党夫妇从1942年开始，正式以夫妻名义长期潜伏，展开特务工作。当时陈明傲的任务是打听清楚国民党武器装备，而麦少华则是国民党军统广州站三水分站的情报抄写员。由于麦少华工作性质主要对内，再加上当时军统三水分站站长张心吾也是中共地下党，所以麦少华在潜伏期间身份曝光风险不大。但陈明傲经常执行外勤任务，所以几次差一点曝光身份。
1941年，日军占领三水芦苞后，一中队长卑绍详投靠日军，中共党组织随后派陈明傲当情报员，掌握日伪军动向，但由于中共地下党陆怡祯来找陈明傲了解情况时，引起怀疑，并被暗中监视。但最终不了了之。另一次比较大的身份曝光危险却是陈、麦两人共同经历的。继“皖南事变”后，1942年国民党政府发生一起针对中共地下党的“粤北事件”，为免中共特务身份曝光，两人一起转移到广东韶关。
“但父母考虑到对三水情况比较了解，不愿意就此放弃，所以在组织安排下，我父母继续留下来斗争。”陈作透露，在潜伏期间，父母曾经营救过四会游击队长，在国共内战时期，通过危险的间谍战，把中共粤桂湘边纵队政委兼司令员梁嘉安全送到四会。
1950年，陈明傲一家被中共三水县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水县大队授予“革命之家”牌匾。当时三水有2家获得这个牌匾。
事情到1952年时出现了变化，陈明傲夫妇被中共定为国民党特务，并于1952年被撤销了党籍、职务。“当时都是单线联系，而与父亲单线联系的袁海修也在父母冤假错案前被打倒了，所以没有人能证明父母是冤枉的。”陈作解释说，父母潜伏期间，中共组织上没有保存任何记录，所以能翻案的只能依靠单线联系人了。
三水地方档案记载，陈明傲做中共特务卧底期间，有过“机榕”、“东山”两个代号，一共有2个单线联系人，一个是温明，他在抗日期间就已经去世。另一个则是袁海修，在1942—1945年期间，担任陈的联系人，迄今尚健在。
在被中共认定为国民党特务的这段时间，陈明傲一家生活备受煎熬。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斗争升级，陈、麦两人被关了起来，要求承认错误，而且不准和他们的儿女见面。
从1952年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直至1979年，陈明傲夫妇脱掉国民党特务帽子，恢复了党籍、职称。从1942年组织安排政治婚姻算起，陈、麦两人在一起66年。……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753826.html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