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常见中国经济超英赶法形势大好之类的帖子，又见嘲笑印度贫穷落后、盲目自大的说法。倒是有网友提到：统计数据再好，咱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咋也没见变好呢？！中国去年GDP表面看比印度高了点，但冷静分析一下，却是：1，中国是世界血汗工厂，民族工业集中在低端的劳动密集产业自相杀价，特点是高能耗高材耗高污染低效率低利润，典型的高国民产值`低国民收入。同时高技术产业基本被外资控制，利润多被外商拿走（尽管这部份也计入中国GDP）。印度是世界办公室，主要靠软件、金融、法律服务业发展，同时本国制造业中外资比例低，也就是说虽然产值低些但利润主要留在国内。2，印度是民主政体，法律比较完善，政府税收和开支比较规范。到过印度的人都知道，印度各地政府大楼多很破旧，公务员很少有坐豪华车的。同时印度建立了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体系，公立学校和医院收费很低，连广大农村也基本覆盖到。中国企业和农民头上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较多，各地最好的建筑是政府机关，同时公款消费占了总消费额的很大一部份，更不用说纳税人的钱款还要填满无数官员的海外帐户，还要大搞种种面子工程，所剩能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国民福利的开支不多。3，印度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竞争充份，很难垄断；拿电信业来说，全国有80多家运营商，竞争激烈，电信费用便宜。而中国关乎民生比如电信石油铁路烟草等等行业多为国有垄断企业，收费高，这实际上是国家对普通百姓另增的一种隐形税收。
人们可以拿中国的GDP减去日益涨价的进口能源原料和技术转让费用；再减去各种乱摊派乱收费；再减去高额的教育、医疗、通讯、交通等费用差价；最后就可以得出中国与印度GDP实际水平，到底谁高谁低的结论。
日前，中国著名思想启蒙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写了篇《中国是如何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文章，告诉人们：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1912—1942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
但是，1949年后的中国却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新中国”之所以沦为一穷二白的国家，首先是“新中国”摒弃西方主流国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1945年，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西方主流国家断交，投入苏联的怀抱。中国由此沦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战略前沿。
其次，“新中国”清除外资企业。民国时期，中国有大量的工厂和外资企业。1949年以后，外资企业被逐步赶出中国。先是没收战败的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在华财产，对其它国家的在华企业则加以监督和利用，“让它们暂时存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管制、清查和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资产，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也因此陷入瘫痪，它们或者被自动转让以抵偿在华债务，或者由人民政府作价收购或征用。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全部转归国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对于一般的外资外企，“新中国”政策是：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到了1954年，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全部被政府接管。
第三，“新中国”消灭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家。1949年上半年，中央要求立即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企业。1951年1月，中央政府发现私营企业中隐藏着官僚资本股金，于是专门出台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彻底清查处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1953年9月后的三年，“新中国”通过和平赎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完成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赎买”，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的企业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可见“改造”，实际上就是公然消灭、掠夺、抢劫的代名词。
第四，“新中国”消灭乡村士绅阶层。民国时期，政权的力量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民间主要依靠自治。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府，都主要从城市为政府筹措经费，没有从农村大量征税。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农村发动了 “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量食。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可是“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有专家保守估计，土改中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主及其子女都都成为被整肃、迫害的对象。
第五，“新中国”消灭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回来的，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但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1949年后，“新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迫害，掀起了一连串的运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1955年“批判胡风思想”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些敢于给朝廷提意见、说真话的知识份子在运动中彻底被打倒。“反右”运动中，有40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到1978年，全国只有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345万右派神秘消失。
信力建指出，中国不是向来就“一穷二白”的。摒弃西方主流国家，中国陷入国际孤立；消灭外资和民族企业，民族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不聊生；土地改革运动，传统的社会道德趋于崩溃；迫害和消灭知识分子，中国失去了民族的脊梁和社会良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改革和开放如同一阵春风，重新给中华大地带来生机。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对于意识形态改革的忽视，当权者一边在经济上打右灯，在政治上却向左转，一边却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使得当今中国除了利益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观。乃至现在的“新中国”，既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
小区香港，对于内地而言，除了政治体制不同外，公民的各项权利也不同。透过香港这面镜子，中国人也能看到“新中国”的真面目，引起每一个中国人反思：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
据新浪网消息：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20余名。另外还披露了相关几个方面信息：一是公务宴请没有酒水，严格执行五菜一汤，盛在快餐盒里，而且香港的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表格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二是所有公车车号公开，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道歉。三是“公家”竟然占特首的便宜。从已披露的特首公务开支账单来看，2008年，他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正好顺路办点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四是特首公款消费特别节俭，2011年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港府过去3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在内地网络引起热烈关注。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也随即广泛流传——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而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为32.5万港元。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香港特区公务员队伍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香港公务员队伍达到了十分精简的程度。全香港总共有约700万人，公务员17万人，约点2.42%。而纵观内地，13亿多人，公务员到底有多少，目前看不到任何公开的权威数据，网上透露说，吃财政饭的人员竟然达到1亿！基本上每10人就要供养一人（中国公务员队伍十分庞杂，不仅有政府公务员，还有事业编制人员，更有数量惊人的党务人员和政法人员以及民主党派）。
二是香港17万公务员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作为中国的特区，世界级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在内地，不说经济发达地区，就是中西部一些特贫县，恐怕都远超过这个数，书记、县（市、区）长及副职以及人大、政协正副职甚至各个局的正职，都配有专车，公务车连年增加，而香港却是连年减少。内地公车改革改了16年不但没有效果，而且是越改越多，公车消费一年比一年增加。
三是香港公务接待竟然没有酒水，而且是五菜一汤，尤其要打报告，严格接待人数。公务接待没有酒水，这在内地恐怕难以想象，高档烟酒在国内接待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导致高档烟酒的销量越来越好，有些单位竟然一次性购买上百万的茅台和五粮液；接待人数更是没有严格限制，随意性很大，接待标准连文件都没有。内地公款消费之所以越来越大，早已成为人之共愤。
四是香港公务员公私分明。特首外出有私人活动，竟然不得报销，而且期间参加公务活动，还要占特首的便宜，私人宴请坐地铁，自己掏腰包，用公车顺路载小孩上学，顺路买菜曝光不说，还要道歉。反观内地各级领导，私人活动、私人外出若不用公款报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五是香港每年都要公布公务员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尤其是特首。香港有勇气公开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包括特首，而且成为一种制度，每年都公开。而国内，公款消费什么时候主动公开过？今年国务院三令五申之后才有一些部门回应了一个数据，但数据背后却是“国家机密”。一个至少相当于内地省委书记职务的特首，一年公款消费才32.5万港元，内地不要说省委书记、省长，就说一个县长一年的公款消费，也远不止32.5万元。……
“新中国”，如今已经62年！为什么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这种差距说明了什么？难道仅仅只因为印度、香港是资本主义，中国大陆是“特色社会主义”吗？！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793232.html
近来常见中国经济超英赶法形势大好之类的帖子，又见嘲笑印度贫穷落后、盲目自大的说法。倒是有网友提到：统计数据再好，咱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咋也没见变好呢？！中国去年GDP表面看比印度高了点，但冷静分析一下，却是：1，中国是世界血汗工厂，民族工业集中在低端的劳动密集产业自相杀价，特点是高能耗高材耗高污染低效率低利润，典型的高国民产值`低国民收入。同时高技术产业基本被外资控制，利润多被外商拿走（尽管这部份也计入中国GDP）。印度是世界办公室，主要靠软件、金融、法律服务业发展，同时本国制造业中外资比例低，也就是说虽然产值低些但利润主要留在国内。2，印度是民主政体，法律比较完善，政府税收和开支比较规范。到过印度的人都知道，印度各地政府大楼多很破旧，公务员很少有坐豪华车的。同时印度建立了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体系，公立学校和医院收费很低，连广大农村也基本覆盖到。中国企业和农民头上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较多，各地最好的建筑是政府机关，同时公款消费占了总消费额的很大一部份，更不用说纳税人的钱款还要填满无数官员的海外帐户，还要大搞种种面子工程，所剩能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国民福利的开支不多。3，印度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竞争充份，很难垄断；拿电信业来说，全国有80多家运营商，竞争激烈，电信费用便宜。而中国关乎民生比如电信石油铁路烟草等等行业多为国有垄断企业，收费高，这实际上是国家对普通百姓另增的一种隐形税收。
人们可以拿中国的GDP减去日益涨价的进口能源原料和技术转让费用；再减去各种乱摊派乱收费；再减去高额的教育、医疗、通讯、交通等费用差价；最后就可以得出中国与印度GDP实际水平，到底谁高谁低的结论。
日前，中国著名思想启蒙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写了篇《中国是如何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文章，告诉人们：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1912—1942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
但是，1949年后的中国却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新中国”之所以沦为一穷二白的国家，首先是“新中国”摒弃西方主流国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1945年，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西方主流国家断交，投入苏联的怀抱。中国由此沦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战略前沿。
其次，“新中国”清除外资企业。民国时期，中国有大量的工厂和外资企业。1949年以后，外资企业被逐步赶出中国。先是没收战败的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在华财产，对其它国家的在华企业则加以监督和利用，“让它们暂时存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管制、清查和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资产，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也因此陷入瘫痪，它们或者被自动转让以抵偿在华债务，或者由人民政府作价收购或征用。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全部转归国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对于一般的外资外企，“新中国”政策是：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到了1954年，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全部被政府接管。
第三，“新中国”消灭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家。1949年上半年，中央要求立即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企业。1951年1月，中央政府发现私营企业中隐藏着官僚资本股金，于是专门出台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彻底清查处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1953年9月后的三年，“新中国”通过和平赎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完成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赎买”，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的企业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可见“改造”，实际上就是公然消灭、掠夺、抢劫的代名词。
第四，“新中国”消灭乡村士绅阶层。民国时期，政权的力量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民间主要依靠自治。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府，都主要从城市为政府筹措经费，没有从农村大量征税。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农村发动了 “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量食。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可是“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有专家保守估计，土改中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主及其子女都都成为被整肃、迫害的对象。
第五，“新中国”消灭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回来的，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但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1949年后，“新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迫害，掀起了一连串的运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1955年“批判胡风思想”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些敢于给朝廷提意见、说真话的知识份子在运动中彻底被打倒。“反右”运动中，有40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到1978年，全国只有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345万右派神秘消失。
信力建指出，中国不是向来就“一穷二白”的。摒弃西方主流国家，中国陷入国际孤立；消灭外资和民族企业，民族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不聊生；土地改革运动，传统的社会道德趋于崩溃；迫害和消灭知识分子，中国失去了民族的脊梁和社会良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改革和开放如同一阵春风，重新给中华大地带来生机。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对于意识形态改革的忽视，当权者一边在经济上打右灯，在政治上却向左转，一边却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使得当今中国除了利益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观。乃至现在的“新中国”，既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
小区香港，对于内地而言，除了政治体制不同外，公民的各项权利也不同。透过香港这面镜子，中国人也能看到“新中国”的真面目，引起每一个中国人反思：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
据新浪网消息：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20余名。另外还披露了相关几个方面信息：一是公务宴请没有酒水，严格执行五菜一汤，盛在快餐盒里，而且香港的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表格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二是所有公车车号公开，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道歉。三是“公家”竟然占特首的便宜。从已披露的特首公务开支账单来看，2008年，他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正好顺路办点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四是特首公款消费特别节俭，2011年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港府过去3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在内地网络引起热烈关注。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也随即广泛流传——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而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为32.5万港元。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香港特区公务员队伍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香港公务员队伍达到了十分精简的程度。全香港总共有约700万人，公务员17万人，约点2.42%。而纵观内地，13亿多人，公务员到底有多少，目前看不到任何公开的权威数据，网上透露说，吃财政饭的人员竟然达到1亿！基本上每10人就要供养一人（中国公务员队伍十分庞杂，不仅有政府公务员，还有事业编制人员，更有数量惊人的党务人员和政法人员以及民主党派）。
二是香港17万公务员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作为中国的特区，世界级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在内地，不说经济发达地区，就是中西部一些特贫县，恐怕都远超过这个数，书记、县（市、区）长及副职以及人大、政协正副职甚至各个局的正职，都配有专车，公务车连年增加，而香港却是连年减少。内地公车改革改了16年不但没有效果，而且是越改越多，公车消费一年比一年增加。
三是香港公务接待竟然没有酒水，而且是五菜一汤，尤其要打报告，严格接待人数。公务接待没有酒水，这在内地恐怕难以想象，高档烟酒在国内接待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导致高档烟酒的销量越来越好，有些单位竟然一次性购买上百万的茅台和五粮液；接待人数更是没有严格限制，随意性很大，接待标准连文件都没有。内地公款消费之所以越来越大，早已成为人之共愤。
四是香港公务员公私分明。特首外出有私人活动，竟然不得报销，而且期间参加公务活动，还要占特首的便宜，私人宴请坐地铁，自己掏腰包，用公车顺路载小孩上学，顺路买菜曝光不说，还要道歉。反观内地各级领导，私人活动、私人外出若不用公款报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五是香港每年都要公布公务员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尤其是特首。香港有勇气公开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包括特首，而且成为一种制度，每年都公开。而国内，公款消费什么时候主动公开过？今年国务院三令五申之后才有一些部门回应了一个数据，但数据背后却是“国家机密”。一个至少相当于内地省委书记职务的特首，一年公款消费才32.5万港元，内地不要说省委书记、省长，就说一个县长一年的公款消费，也远不止32.5万元。……
“新中国”，如今已经62年！为什么不如大国印度也不如小区香港？！这种差距说明了什么？难道仅仅只因为印度、香港是资本主义，中国大陆是“特色社会主义”吗？！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793232.html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