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星期六

(1414)[转帖]信力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外交较量

有网友转丁学良教授的话说:卡扎菲之所以有今日,与学习和应用毛的文革手段管理国家密切相关。卡扎菲在取得政权后,亦步亦趋学毛。毛有红宝书,他就搞个绿宝书,在全国成立类似革委会的机构管理国家。刑事审判采用群众喊口号的判决方式,大家喊打死就当场打死,并暴尸迫使国民参观,人心丧尽。


丁学良教授点破了卡扎菲失败的真正原因,就是模仿了“毛主义”。事实上几乎所有模仿毛泽东那一套治国之道的独裁者都遭到人民的最终唾弃。那么,卡扎菲是怎么得知“毛主义”的?“毛主义”又是如何在世界上蔓延的?所谓的世界上领导人都尊重和爱戴毛泽东是否是事实呢?

由历史学家张戎和乔·哈利戴所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在六十年代,毛泽东曾经大力在世界推广“毛主义”。一九六七年中国氢弹爆炸成功,雄心勃勃的毛泽东对核试验人员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就是要公开的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兵工厂。

在这样一种趾高气扬的心态下,毛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全世界推向高峰。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官方自吹自擂地宣布全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不惜血本地把小红书推销到一百多个国家去,声称“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喜得这红宝书,就像久早逢甘露,雾航见灯塔。”中国对外人员倾巢而出,用各种方式逼著人家颂扬毛。

1、缅甸。中国外交官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小红书和毛像章,规定华侨学校的学生老师挥舞小红书、佩带毛像章、唱语录歌、向毛的肖像三呼万岁等等。缅甸政府认为这些举动是对它的权威的挑战,在一九六七年中下令禁止。毛生气了,要外交机构鼓励华侨公开抵抗缅甸政府的法令,流血死人在所不惜。这引起缅甸全面排华,祸及所有华侨。随后,毛让他扶植起来的缅甸共产党大打内战,推翻缅甸政府。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他说:“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这样我们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在中共五十四军受训多年的缅共骨干,要他们“返回缅甸闹革命”。这批人的中国妻子随著他们去了缅甸。

缅共的营地里挂著毛的像,每天要向毛的像敬礼,背毛语录。打了胜仗开庆祝会,对著台下的缅甸老百姓,宣传队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跳的是“忠字舞”,喊的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和在中国没什么区别。

2、朝鲜。金日成不服毛管,毛曾支持北朝鲜领导中的“延安派”设法推翻他。金把这些人抓的抓,杀的杀,其余赶到中国。据北朝鲜官方文件,毛后来“再三为中共不正当地干涉朝鲜内政表示歉意”,按金的要求把留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中苏分裂时,金又不站在毛一边。毛怒上加怒。一九六七年一月,专管在国外搞颠覆的康生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金日成应该被推翻,这样朝鲜的局势就能改观。”在围攻使馆的浪潮中,红卫兵冲著北朝鲜大使馆高呼:“打倒金胖子”。金日成以牙还牙,给平壤的“毛泽东广场”改了名字,把朝鲜战争纪念馆中关於中国的部分全部关掉,跟苏联靠得更近。

3、埃及。毛在中东也白费心血。在一九五六年的苏彝士运河危机中,他曾想扮演指导者的角色,十一月三日给埃及一份“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可纳赛尔总统没当作一回事。纳赛尔的主要顾问赫克尔说,毛的建议被搁在一大堆来往电报的底层。毛提出派给埃及二十五万“志愿军”,纳赛尔没有接受。毛还向埃及提出:“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如果埃及硬要还,“过了一百年以後再还吧。”中国赠给埃及两千万瑞士法郎的现金,并在中埃贸易上故意让中国吃亏,埃及得利。纳赛尔要的是军火,毛指示“无偿援助”。可是,中国只能出产步兵轻武器,埃及不需要。毛心有余而力不足。

4、柬埔寨。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後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毛的确被恭维为第三世界领袖,但享有此称号的人不少。

即使毛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夺权没有毛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後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

5、古巴。毛泽东在古巴身上花了不少钱,要拉古巴反苏,但卡斯特罗不听他的。卡斯特罗在毛活著时从未访问过中国。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他在群众大会上抨击中国,说中国在供应大米的问题上向古巴施加经济压力,以逼迫古巴跟著它走。一个月後,他進一步指责中国企图在古巴军队中策反。毛说卡斯特罗是“豺狼当道”。卡斯特罗说毛是“一堆大粪”。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时候,为了表示中国对第三世界穷哥儿们的真心实意的援助,当着陪见的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的面对叶海亚汗说,“中国人是小气鬼”,一下就把两亿美元的贷款加到五亿,把原来负责谈判的周恩来和李先念搞得大为狼狈。以后,他老人家又曾对来访的外宾说,这笔贷款应该加一个○,也就是把数目扩大十倍,真是大手笔。不过到了八十年代初,已经当了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出访非洲的时候,对于一应请求,却只好连连说“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如此倾囊相助,却换来“好兄弟、老朋友”的不屑一顾,大大地打击了毛泽东,想想他在六十年代里,罔顾饿死的几千万国人,耗尽中国仅有的物资,对各地的共产国家给予大批的物资输出。更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输出革命,在全世界免费大派红宝书,妄图让自己的思想影响全世界。但是,到一九六七年九月底,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八个国家中的近三十个都卷入了外交纷争,有的外交关系降格,有的关闭大使馆。“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外国人。毛后来说这段时间是“极左派当权”,都是他们的错。事实上,中国外交从来没有离开过毛泽东的掌握。直到一九六九年,毛终于承认自己的外交失败了,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但是,正当共产主义阵营为一九八九年“苏东波”,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和继之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尤其是罗马尼亚发生革命,前独裁者、中国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被枪毙等推翻共产政权事件忧心忡忡时,中国依旧能够屹立不倒。这是因为中国出了个邓小平,而不是毛泽东。

粉碎“四人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建国以来历史事件作出决议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后来又补了“决不当头”和“有所作为”两句话,又重新申说“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又补了一句“夹起尾巴做人”。“第三世界有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的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这才使中国平静地应付而且度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

邓小平凭着坚毅的政治勇气,一步步清扫毛泽东遗留下来的外交烂摊子,坚决和第三世界国家保持距离,控制对亚非拉国家无限度的经济扶持,竭力修补中苏、中俄关系,并且从外交全局出发,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邓小平亲自主持中美建交谈判,在台湾问题上提出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终于在1978年12月同美方达成协议,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之所以如此看重美国,是因为邓小平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特别是他在访美、访日后给他的极大触动,回国后立即部署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把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并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与国际接轨的外交思想,为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和民众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这场智慧的外交较量中,毛泽东与邓小平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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