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4)[转帖]折腾是怎么造成的

折腾，并不是我们所独有的，世界上许多国家有折腾。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是一个好折腾的国家。单是中央委员，就被斯大林杀掉了90%以上；军队里的元帅、将军，被他折腾了一半以上。折腾也并不是现代才产生的。我们有着很悠久的折腾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留给后人的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表面上的王道，实质上是霸道。法家是讲究法术势，喜欢搞诡计。折腾是必然。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折腾史。秦始皇死后，李斯赵高伪造诏书，骗扶苏自杀，立胡亥为皇，胡亥掌权以后，又杀死了自己的一大批兄弟姐妹。刘邦统一天下后，开始杀淮阴候韩信，杀彭越，杀英布。明太祖朱元璋掌权后，也大杀了许多开国之臣。他认为，不这样不能维护自己后代的统治，他是在为后代子孙清除障碍呢？

而我们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由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为什么也会重蹈这个历史的周期律呢？为什么也会出现历史的大折腾呢？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一方面，它有学理上的意义。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很有理论价值；另一方面研究这个问题也可以促使我们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第一， 农民的狭隘性。

由于中国革命的主要成员是农民，工人是少数，知识分子也是少数，就自然带有农民的局限性。农民世代在一小块土地上耕作，阻碍了他们的视野和胸怀。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无法从历史的、社会的、世界的高度认识问题，他们容易从狭小的心眼出发认识问题。因此，猜疑，心胸狭窄，妒忌，眦瑕必报，耿耿于怀，你争我斗，是革命队伍中经常见到的现象。党内一次又一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就是无事生非、自我折腾的历史。整AB团时，成批成批的革命者被另一伙革命者杀害。各根据地几次肃反运动，也都是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因为折腾被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杀起人来一点也不手软。被内部斗争而杀害、被迫害的人数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但是，从各根据地肃反人类之多、从延安整风所整出的国民党特务数量之大，就可以判断其数不会是小数。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福建有些党内斗争中被杀害的人才获得平反，在延安年代，整得坐牢的、自杀的、秘密处理的人数也不小。革命者柯庆施，陈传纲、李锐、许世友等等，都坐过牢，可见阶级斗争是多么残酷了。革命党内部尚且如此，党外的民主人士的命运，就更可想而知了。一段时间中也许会合作、相处得不错，但是，长期相处就很难了。另外，农民自己没有文化，对于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戒备和防范，而有些社会影响和声誉的民主人士以知识分子居多。农民心态所造成的猜疑，也是引起折腾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个人的襟怀狭窄，带有严重的农民心理。例如，长征路上林彪曾写信给中央，对毛的指挥表示不满，毛怀疑是彭德怀指使林写的，一直耿耿于怀。二三十年后在庐山会议上，此事又重提，可见心胸之狭。有个中共早期的革命家张申府，曾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因故离党。张在北大时是著名教授，毛泽东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因为事迹潦草，受到张的一次批评。几十年后，毛当了国家主席，张无工作无收入，周曾提议给张安排一个能拿工资生活的工作，请求毛，毛讥讽地说，他怎么敢为大教授安排工作呢？对于三十多年的细枝末节的事，还是牢记于心。

第二，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劣根性所致。

现代的折腾是历史上折腾的延续，而长期不息的折腾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有其优良的成分，例如勤劳，刻苦，节约，等。但是，国民性中又有劣质的成分。美国学者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有省吃俭用，辛勤劳作，遇事忍耐，知足常乐等优点外，还有不少不良的品格，如面子第一，拐弯抹角，柔顺固执，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无信等等病态素质。他举例说，中国人很讲究面子。信纸如何折，信上的字如何写，都大有讲究。有的汉字要高一格，写在顶上，如果不这样做，收信人就会认为是存心冒犯，心里就会记仇，就会把对方作为冒犯自己的冤家。潘光旦认为，中国人“一部分的民族特性，我以为不妨当做民族的病象看。”他认为，中国北部“荒年淘汰”是这种民族性缺点产生的原因。中国北方人民生存条件恶劣，饥荒不断。处于饥荒压力下的人，生存是第一位的，他们自然养成一种不良的品格以求得生存。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领域。但是，不能否认，中国国民性的落后的一面，是产生折腾的重要原因。例如，有些折腾事件，是起源于缺乏诚信，是出于不必要的过度防范，是因为缺乏宽容精神。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南北战争。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这场战争，是统一与分裂的战争，是南方一小撮农场主和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分裂国家的一场战争。按照中国特色的处理方式，在战争结束后，一定得反反复复地清查，一定得隔离个几十万人，关押个十几万人，枪毙个几千到几万人，至于审查、检讨、处分、“戴帽子”的人数将不可胜数。由北方政权或美国执政党派遣的掌握着被审查对象生杀大权的工作组将布满南方叛乱地区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那里可能会形成一种白色恐怖。但是，林肯却一点也不这样做。他不算旧帐，在南北战争中战死的北方军队的士兵固然给予礼葬，对于南方所谓叛乱部队的死亡将士，也同样给予礼葬。他们同样受到尊重。这种大度和襟怀，大大促进了美国的团结。而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全国平定后，又不断地进行镇反。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全国又进行了大通辑和大清查，几乎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南非白人曾经镇压过黑人的民主要求，但是，黑人掌权后，并没有对白人进行报复，从而避免了国家的折腾。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度量呢？

第三，民主制度没有建立，缺乏相互和平相处的制度保证。

革命过程中，强者为王，丛林法则，既缺乏人文精神的自律，也缺乏有力的制度保证。在缺乏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掌权者很容易以个人好恶代替法律规章。法是保障社会正常运用的规则。我们搞一场运动，搞一场战争，并不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即使有一定的法律，那也只是纸上的东西，可以轻易地置之一旁。文化革命中，可以轻易地罢免国家主席，可以轻易地抄家，可以轻易地打死人，可以轻易地人身污辱。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后来轻易地被整到十八层地狱，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律很软弱，很不健全，它不能保障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如果法制健全，即使有谁想要折腾，也不是轻易折腾得起来的。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天生的软弱性助长了折腾者的气焰，为折腾推波助澜。

折腾在中国，常常一经发动，就变成汹涌的狂潮，掀起折腾波浪的人不仅不为人所切齿，反而成为了英雄。而被折腾的浪潮掀翻在地的不幸的人们，一段时间则成了人们批判嘲讽的对象。人们歌颂折腾者，嘲弄受害者，甚至再对他们踏上一只脚。而推动折腾成为狂潮的动力中，有一部分来自被折腾者。折腾的掀起者开头也有些担心，有时没有掌握道德制高点。但是，知识分子们通常的态度是向权力大者倾斜。这些人推动了折腾的前进。一些折腾的受害者，也会纷纷表现臣服，高唱是我错，使折腾者又成了道义的得胜者。中国历来有一种理念，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些知识分子以此为立身之本，他们见风使舵、俯服强者、欺凌弱者，紧跟形势。有相当多的人，自己被折腾后，也起劲地自我批判，以讨好折腾者，以求自己过关。中国知识分子很少在折腾的狂潮中坚持信念的。这当然也有中国文化的影响。明明自己是对的，但是，遭到相当多数人或者相当大权力的人的折腾的时候，在形形色色的人的说服下，最后会认为自己是错了，或者认为，为了维持大局，自己承认错了。例如，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中，后来相当多的人被罗织罪名，他们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基本的态度是自我批判，或者是揭发和批判别人。例如，章伯钧罗隆基的所谓章罗同盟，本来是子虚乌有事情，正如罗隆基所说的，章罗同盟组织上没有，心理上也没有这个同盟。但是，民盟中的许多人顺着当权者的口气批判章罗同盟，章伯钧在强大的压力下，也承认了这个同盟，罗隆基最后也承认有这个同盟。这样，本来是假想的罪证，最后获得了许多想立功者的证明，也获得了受害者的证明。这样，本来缺乏道德理性和社会正义的折腾，成了正确的，必要的革命运动，具备了某种程度的正义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才理直气壮地提出了阳谋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折腾的受害者们，如果相当多的人有一点俄国十二月党人的精神，或者有一点东汉党人的气质，至少折腾的巨浪会小些，折腾的潮流要小些，被掀翻的受害者也要少一些，这个潮流也不至于那么汹涌澎湃。如果多数被整的人都能像章乃器那样自我辩护，无论怎样，折腾整人的运动不会搞得那么得心应手，不会随意地那么呼风唤雨。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太软弱了，而折腾者太强大了。反右运动一来，在强大的压力下，被整的人几乎迅速地人格摧毁，也起劲地跟随着投入了折腾地潮流。
当年从香港、从国统区、从海外搜寻回来的参与筹建国家的一些中国知名人士，与执政党度过短暂的蜜月，共同分享了一点甜美的果实。之后不久，就开始进入艰难的岁月。它并不如新婚夫妇之间开始吵架，开始冷战。不是的，双方几乎没有什么要争吵的预兆，倒是他们非常真诚地响应了党中央的帮助党整风的号召，随后就被对方打了猛棍，一下被打倒在地。多数人在其后的岁月中几次三番地被折腾。中国不断折腾的历史，值得认真地总结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