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1)[转帖]李吉诃德:义眼看道德

鄙人孤陋，若不是看到中国人道德坚挺，“没有滑坡”的利好消息，我并不清楚有个“中央文明办”的存在。也许她早已存在，只是仿佛一个世外高人，如若不是人间遇到了极大的道德题目，她是不会现身指点迷津的。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先生就中国人“道德滑坡”一说作出回应。他以为评价中国人的道德，首先要分清“主流”“支流”才行。从“主流”上看，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不降反升，形势喜人；而从“支流”上看，“一些人受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见利忘义，金钱至上，不讲诚信，甚至出现了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等一些严重的问题”。“一些人”“甚至”“严重的问题”尽管存在，但并不至于影响“主流”。

这样的“二分法”其实并非王世明先生的发明，他只是一个复读者，是将通常用于其它问题的例行答案挪到“道德”上来而已。

我原以为所谓道德的划分只有“上流”“下流”的区别。比如你包养着百十个情妇，收集了几百个女人的阴毛做“战利品”，上流；你强奸了一个妓女，居然连“车马费”都不付，还骂人，下流。我的“政治头脑”与“智慧”显然未曾升级到划分“主流”“支流”的层次，这大概也正是我只能收集毛片，不能收集实物的缘故吧。

按照官方的划法，凡事总有“主流”“支流”之分。何以如此？因为只有“主流”才能代表“大局”、“整体”，或者索性就是“人数”。比如95%的中国人不生产销售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那么中国人的道德“主流”就是好的。若落到59%呢？“主流”依旧很好，因为超过了半数。若连跌到29%呢？“主流”还是好的，因为还可以划分出若干条28%的“支流”来，以证明“主流”的优势不变。

这就是创建所谓“主流”“支流”划分法的起因与目的，单是为了操控数字、应酬视听、粉饰形势，而非改善事物的性质。

中国有十五亿人，不道德与反道德者永远不会超过恪守道德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至今还在，她还叫“中国”，既没有被外族摧毁，也还没有自尽。这或许就是王世明先生此番宏论的一个证明吧。

但欺骗与自我欺骗，是国人面对此类问题的首选方法，多少虚伪欺瞒由此而生。道德与GDP或股票不同，不必非要一落千丈、一路惨绿才叫“滑坡”，更要看他们的性质与影响。比如公务员的行贿受贿、慈善机构的营利盗名、企业公司的造假售假、教授作家的抄袭剽窃、公众人物的诚信危机、官富二代的炫富拼爹、女大学生的自甘堕落、特殊行业的潜规暗则……。中国的道德不能只看“恒升”，也要看看“道穷斯”的指数。上述的每一道都是足以颠覆行业、毁灭道德的浊流，她们普遍存在，哪是什么“支流”可以搪塞的。

王世明先生力挺“道德”，也有身位视角不同的原因。他人在“中央文明办”，自然每时每刻所见所闻都是“文明”、“道德”之类，仿佛花囿里堆砌起来的名石假山，岂有滑坡之虞？更况且在许多国人——尤其官员——，即便明知滑坡、面对滑坡，也不免采用惯常的“视而不见法”，哪怕道德等等已至坡底。

所谓“视而不见”的另一面还在于他们的职业与职责。作为“文明办”系列的官员，他们的职责就是防范滑坡，阻止滑坡，或者拒绝承认滑坡。倘若相反，那么“专职”便很可能变成“兼职”，直至“外聘人员”。这样一想，也就不会奇怪王世明先生为什么要举出那样荒唐的三个“事实”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了。

“经济发展”与道德提升并非对等的关系。许多时候，经济的发展非但不能促进与佐证道德提升，相反，倒更可能造成道德的失常与沦落。这是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的，倘若经济的发展能够代表道德的进步，那么王世明先生所属的“文明办”便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全权交付“发改委”即可。

奥运会、世博会、赈灾等等确实浓缩体现了中国人一些应景应时的道德风貌，北京上海汶川也被托举出来，作为几次道德演示的窗口。尽管依旧还有假唱、剽窃、冒充残疾人以谋取优待、诈捐、骗捐、贪污侵占赈灾款物等等“支流”，却也应该看到这已经是中国人道德水平的一次飙升了。

但道德并不仅仅体现于堂会与灾难，而在于日常。比如王世明先生提出的“老人倒地无人搀扶”，这种现象应该算是中国的常态了吧？而王世明先生说：“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

中国人自己践行的标准却“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莫非是日本或韩国人的道德观？或者中国人自有一套高标号的“道德经”作为幌子，而在实际的行为却像是造着豆腐渣的工程。这岂不又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人的道德滑坡？

天下哪有这样周全的事体？做得正确便是遵循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做得败坏便“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仿佛那些做事者尽是中国人中的“外聘人员”似的。

那么该如何体现“中国人的道德观”呢？王世明先生主张“老人摔倒二话不说就该扶”，这样也就行了。

我有一种感觉：“文明办”的王世明先生似乎一直高踞“中央”，并不大关注中国人的现实，或者简直就是用“义眼”来看中国人的实际——“义眼”很好，听起来便含着传统、文明，道德之气，想必也就符合了王先生的“道德观”。

但“义眼”能看到什么？什么也看不到。“老人倒地无人搀扶”绝不仅仅在于路人的道德沦丧，仁爱尽失——比如那些见死不救、袖手旁观者，甚至于将别人的灾痛当做赏乐者——；还有更恶的一点，就是摔倒的老人起身一变，由原本受助的弱者忽而变成了害人讹人的强者，穷凶至极，奸恶无比。这样的现象源于两者的合力，当她们变得普遍起来，“滑坡”也就不可避免了。

若我选择，老人摔倒固然可以“二话不说”，但也一定“二事不做”。不要因为“文明办”人士讲了话，就可以贸然出手，结果祸及自身。中国自古便有“明哲保身”一说，这样的至理就是从一次次吃亏上当中过滤下来的经验。王世明先生无法改变这点，大家并没有愚蠢到为了他的“没有滑坡”而将自己葬身进去。因为相对于中国法院的“你没有撞倒他（她）为什么要去扶他（她）”的逻辑，王先生的“老人摔倒二话不说就该扶”，实在显得太过草率，果然“二话”了。

我们也不妨“讹”他一下：王世明先生可否以“中央文明办”名义签字画押，使好心人与冒失鬼日后免遭讹诈？你既然做不到，又何必要求别人做到？

中国人的道德是否滑坡不是某一个或某一些人争论的结果。也很简单，只要王世明们从办公室里走到街上，走到各地微服生活一段时间也就够了。如果他幸运，就会品尝到三聚氰胺奶、地沟油油条、苏丹红咸蛋等等“特供”，体味到人生未曾邂逅的欺诈与坑骗等等“礼遇”。只是不能中途叫喊什么“我是文明办”、“李刚在中央”之类，那样也就太不“道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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