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2)[转帖]颜昌海:中国大陆为什么比朝鲜更幸福？

据香港媒体消息,朝鲜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中国大陆以满分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家，朝鲜98分紧随排第二，古巴第三，伊朗第四。而韩国以18分排152，美国则以3分排榜尾。此消息着实振奋人心，因为朝鲜不仅象大陆这样不仅发人权报告，而且还与时俱进地懂得幸福指数，连大陆还没有与时俱进到这个地步；更振奋人心的是，朝鲜居然让中国大陆以满分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家，自己98分排第二，充分说明中国大陆的国际影响是何等巨大。尤其是全球第一强国成了中国大陆的垫底，可见美国是多么的水深火热！
据传，大陆网络的五毛们一片欢腾，中国人民太幸福了!
不过，大陆官媒还是“韬光养晦”的，没有朝鲜那么张扬。比如近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真比纽约物价高吗》的文章。文章从牛仔裤、公交车甚至猪肉价格方面入手，将北京与纽约的物价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纽约“奢侈品”比北京便宜，但美国的公交及涉及人工、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比北京贵得多。这比朝鲜要高明得多，“实事求是”地让屁民们感到自己是天下第一的幸福。
因为《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中的中美物价水平的比较，部分事实还是真实的。《人民日报》这次分门别类地给出了不同领域的商品和服务的不同价格。奢侈品是中国大陆比美国高得多，在一些与人、服务、知识产权相关的产品美国的价格又比中国大陆高得多。只不过在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现象，即今年第一季度，央行做的一个调查报告说，由于通货膨胀等等原因，86%的消费者指出要降低消费，14%的消费者指出要提高消费。为什么高端产品比美国贵，就是这14%的人推动的，他们很多人都是企业家。中国大陆有13亿人口，美国只有3亿，所以中国大陆高端消费需求就很大，加上税费很重，因此中国大陆的高端消费跟美国相比，是比他们高了很多倍。根据中国品牌战略协会的最新统计，中国大陆奢侈品的消费人群占到了总人口的13%。而在美国，商品的价格中含税很少，中国大陆的商品当中税的比重很大。对于进口的奢侈品来说，中国大陆要交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等，这样一来，价格肯定比外国高多了。即使这样，中国大陆目前的消费形态，仍然让中国大陆整个奢侈品消费膨胀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奔驰、宝马上半年的销售增长率是60%，法拉利50%，玛沙拉蒂是128%，劳斯莱斯是171%，这种数据在美国不是可想象的。除了外来奢侈品，国内的奢侈品比如以前茅台酒是普通的消费品，但在当下它已经变成奢侈品了。茅台酒价格猛涨从2006年的350元一瓶到现在1950元一瓶，市场份额却没怎么扩大，就是因为只有14%的人在喝茅台。
路易斯的理论把整个社会分成两个部门，第一个部门就是技术型的人，他们会创造高附加值，另外一个部门就是服务型的人。路易斯理论就是一定要让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人先要富起来，然后使服务业部门的人跟着再富起来。比如，美国大学生毕业后就进入苹果、微软工作，一年拿9万～12万美元的年薪，这就是路易斯所讲的高端技术人才。这些人有钱之后就由社会另外一个部门的人来服务他，这些人就是像保姆、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等等，因此，这些服务人员进行服务的时候薪水就会水涨船高。在美国，由于服务型的人到技术型的人工作转换相对容易，所以服务型人的价值就被体现出来。美国一个家庭的平均收入是39200美元，美国农民的收入在2万美元以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最幸福的中国大陆却有3亿国际标准的贫困人口，7亿人在国际标准的贫困线上挣扎。不过，中国大陆现在比朝鲜幸福的是，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饿死人的消息了。
今天所谓的中国大陆奢侈品比美国贵的现象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就是少数富有的人不再投资实业，不再创造社会财富。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的投资经营环境使得他们的实业投资回报率很小。根据工信部的最新调研结果显示，中国大陆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不到3%，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根本受不了冲击。除了实业，其他领域也没有投资机会，股市半死不活，房市猛烈打压加行政限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资金除了炒绿豆、大蒜、字画、茅台之外还能做什么？除了这个外在的问题之，中国大陆还有就是那些应该有创造力的部门没有创造出太多的财富和价值，支撑不了为他服务的部门，因此中国大陆要向美国买软件，向美国买飞机，向德国买成套设备、汽车、机床，这样一来帮助他们富裕了第一个阶层。这样，中国大陆人民如何不幸福，美国人民如何不水深火热？！
最能感受到中国大陆最幸福的，莫过于其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民主国家除了议会严格审议批准税收外，对于特别重大的，很多老百姓都关注的，那就得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收这个税。然而在中国大陆，是一个代表国家，所有权利都被官方代表了，人民是屁。民间传言“如今只有屁无税”，其实是误解，君不见许多异议人士放一个屁，就有数不尽的公权机构去“维稳”，其喝茶、请失踪的“维稳”费用每年超过万亿民脂民膏，“维稳”费就是“放屁税”。收税是向公民拿钱，要征得公民的同意，这是一个最基本原则。但中国大陆官方发一个文件就收钱，某一级政府、某个政府部门发了一个文件就可以收费，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现代市场经济，也是中国大陆普通百姓都感同身受、深恶痛绝的幸福。
中国大陆宪法将财政权力作为人大的主要权力，但却是关门举手人大，从不发挥自己的职能，倾听民众的意见，从不从老百姓利益、从公共利益出发，仅仅从有利于严格控制人民、掌握绝对权力出发。比如2005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高达19332亿元，同比增长22.3%，远远高于10.4%的GDP增幅。国税总局却发布的报告说，这样快速的税收增长，并不意味着企业税负过重，而且还要“加强税收征管，不断提高征收率”。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大陆税负过重，国税总局就发布报告，驳斥“税负过重说”。
从法治的角度看，税不是政府借助于其权力向人民征收的，而是人民授予政府的。因此税的本质，是民众对政府进行的一种财富转让，目的是让政府提供某些民众自己无法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所以各种税负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税率应当如何设计，都应倾听纳税人的声音。国家的税收应该而且只能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不能有其他的目的。但中国大陆现行的目前的税制框架仍然是从苏联体制的延续，以“国家”为本位，而不是以纳税人为本位。税收政策始终追求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长，增加政府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力量。有一组数据可看中国大陆：1994年，政府所征收到的个人所得税是72.48亿元，占税收总额1.6%；2004年，达到1737.05亿元，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上升为6.75%。10年时间，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第四大税种。从另一个角度看，1994年以来全国个人所得税年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7%～8%的增长率。而2005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高达19332亿元，同比增长22.3%，远远高于10.4%的GDP增幅。由于官方还不知道怎样进一步挑动老百姓的幸福感，新的数据不能及时公布，即使公布的也要反复更改辟谣，所以只好以多年前的数据说明问题。
《新中国大陆财税带来辉煌60年》一文展示了一组资料：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至2008年的6.13万亿元，60年间增加985倍，与此相对比的则是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间仅增长18.5倍。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到突破1千亿元大关，用了28年时间；从1千亿元到1万亿元用了21年时间；从1万亿元到6万亿元只用了9年时间。不可小看这9年间财政收入的跃进式增长，因为这一“辉煌业绩”，与中国大陆成为天下“第一幸福民”有关，是以榨取民众的生存资源、挤压民众的生存空间为存在前提的。在这9年当中，中国大陆约有8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拆迁户悲歌四起，央企与地方政府竞相建造污染企业，将中国大陆的江河湖海及不少土地尽行污染。政府卖地对财政的巨大贡献从下列统计数字中可见一斑：2009年中国大陆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万亿元，约占同年GDP的4.4%。在土地出让金比2008年增加140%的后面，是失地农民与拆迁户此起彼伏的绝望反抗。这辉煌的9年，也是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迅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发生0.87万起，2003年增至5万8千起，2005年上升到8.7万起，直到近3年的每年逾10万起。中国大陆官方奉行“富国强兵”政策，其直接后果不只是国富民穷，还在于这些“取之于民”的钱当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维稳”，中国大陆社科院近期颁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也不得不承认，群体性事件的起因是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等原因引起，因为政府欠民众的债过多，造成的民怨太深。
政府征税后，理应用相应的公共服务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然而中国大陆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尤其是负担了个人所得税主体的那一部分民众所需要的一些公共服务却很少,而且政府的医疗卫生投入在全社会医疗卫生投入中所占的比例还在下降，个人在全社会医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上升。相应地，教育领域存在同样的趋势。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税收不能违背民众的意愿而变成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但在中国大陆税收却背离了公共利益的原则，也不建立起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也是大陆老百姓“最幸福”的。
这种“最幸福”，在中国大陆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大陆政府财政如此富裕，中国大陆民众却没得到什么实惠，并不强大的小国国民比如“不幸福”的北欧国家人民，就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如医疗、失业及养老等三大保险，在中国大陆却至今只见政府承诺“幸福”。
中国大陆宣称是“为民赋财”，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是用来供养官员群体的。中国大陆财政有个特殊的称呼，叫做“吃饭财政”，指的是财政供养人口，即党政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约7千万人，他们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为GDP总量的14%）。近5年以来，中国大陆财政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4，全国工资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国大陆的劳动力年龄人口约为9亿，除去7,000万财政供养人口，8亿3,000万人的收入总额还比不上这7000万人的收入与福利。
让人感到荒诞的是，如此疯狂的资源榨取，地方财政负债却高达5千万，地方财政干涸贫瘠，县乡干部竭泽而渔，基层政权风险四伏。如此敛财尚不能满足政府开支之需要，这些民脂民膏究竟流往何处？下列资料可以让人们做个大致推想：2009年，有10万6626名党政官员因腐败问题受到处分，其中有17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但这些被发现查处的腐败只是实际发生的腐败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凡“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被称之为“腐败黑数”，其比例约占腐败总量的80%－95%。有研究称，权力寻租带来的灰色收入每年高达13800亿元。美国的波士顿谘询公司在“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说，中国大陆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大陆财富总量的70%；“2008全球财富报告”则称，中国大陆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不到中国大陆家庭总数的0.1%，但拥有45%的总财富——两年时间，财富集中于少数家庭的趋势更明显。另有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家庭当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高干。
看了这些，中国大陆就不难知道中国大陆现阶段的财政已经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但也不能否认，当中还是有一部分确实“用之于民”，比如用于强化镇压机器的财政投入。武装警察所到之处，一切反抗都如同“蚍蜉撼树”。比如今年1月8日广东佛山万石村500余名村民竟敢手持尖木棒、板凳、刀具、汽油瓶这类低档原始“武器”，反抗政府强征土地。结果政府只出动了1000余名武装执法人员“征剿”，杀伤力强的武器还未出手，村民就在高压水枪与催泪弹等强攻之下彻底溃退，48名村民束手就擒，两名重伤者在医院被打死。中国大陆官方对待抗争农民的泰山压顶之势，与对待索马里海盗劫船索要赎金的“节制”与慎用兵力，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足见中国大陆的军队也好、武警也好，都是用于对内，而非对外。
过强的资源抽取已经榨取到民众的基础生存资源，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让中国大陆政府认识到“维稳”的艰难性，不得不拿出越来越多的钱“用之于民”，但这不是让民众享受福利，而是用钱来铸造敲向民众的大棒。2009年中央财政在公共安全支出上增加了285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创纪录的32.6%，总额接近1200亿元；而在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方面，中国大陆政府也不遗余力，“治乱邦用重典”，加大对异议者的打击力度。据中美对话基金会根据中国大陆相关官方资料估算，2008年中国大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的人数比2007年多1,600人，增加了一倍。2009年的统计资料现在还未看到，但估计“罪犯”只会增加。
不能说“维稳”是易为之事。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在2009年末政法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让人看到党与政府的“不容易”，需要布防的“维稳重点”实在太多：境内境外无处不在的敌对势力；世博、亚运两大重点时间及上海广州两大重点区域；高危人群与精神病人（原话如此，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说法已被当局欣然接受）；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等等，实在让人不知哪个葫芦会冒出青烟，于是只得将“网上网下两个战场”都列作布防重点，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尽囊括为警察国安布守之地。最幸福的中国大陆，“边陲腹地尽是敌，万里江山万里营”。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当然也创造了一些“最幸福”的人民，除了扩大专职国安国保人员之外，还廉价地雇佣了下岗工人、小商贩、在校大学生等各色人等充当“坐探”；互联网则成了“最幸福”五毛活跃出没之地。不惜重金投入，目的只有一个，将一切不维稳的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这些活动并不产生经济效益，又要用到纳税人上交的税金，但能令人“最幸福”。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里说，这个政治集团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他们要求享受权力带来的一切好处，却拒绝承担掌握权力必须担负的任何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更拒绝权力必须接受的任何约束，这是中国大陆社会自1989年以来逐步走向溃败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是朝鲜抬举中国大陆以满分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家的理由。
至于次幸福的朝鲜，正在奋发图强、奋起直追。据最近消息，朝鲜正重组领导体制，金正恩今年春季开始逐步掌握内政指挥权，金正日则将集中精力处理朝鲜核子及导弹问题等外交领域；日本共同社说，朝鲜似乎已成立负责传达和协调金正恩指示的专门机关，强化金正恩的影响力，培养支持金正恩的年轻干部、推进人事的新老交替。
但朝鲜人民的幸福感并不比中国大陆弱。据韩国国会议员说，在朝鲜人民因为食物严重短缺而受苦时，朝鲜伟大领袖金正日每年花10万到20万美元喂养数十只狗。韩国保守执政党大国家党党员尹相贤，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也列举金正日其他奢侈幸福的例子，如金正日2010年10月为他的家人进口数十只俄罗斯奥尔洛夫快步马，并在2009年到2010年帮他的幼子、也是确定接班人金正恩，购买10台美国水上摩托车。尹相贤说，金正恩在朝鲜各地的家族度假官邸骑水上摩托车，他又说，大部分的昂贵商品都是从经由中国与俄罗斯购得。尹相贤说，金正日2011年也购买约600瓶法国美酒，并在党与军方高层官员的派对中喝掉。
但是，这并不影响朝鲜人民百万人饿死的幸福。朝鲜之所以愿意屈居世界次幸福，大概不是因为朝鲜人民没有地沟油或瘦肉精、三聚氰胺，而是因为朝鲜仅仅还只有金正日家族的专制独裁，没有将整个独裁机制发展成为全体权贵的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至少还没有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不过，朝鲜也在这方面奋发图强、奋起直追。据媒体报道，朝鲜地下经济已经跨越在集市买卖生活用品的初步阶段，在全国各地催生大批新兴富豪，其迅猛的发展势头让人瞠目结舌。
韩国安全部门一位官员表示：“朝鲜计划经济有名无实，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下经济压倒了计划经济，甚至使人产生一种错觉，那里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体制。”也就是说，“准资本主义”已在朝鲜形成。熟知朝鲜内部情况的消息人士说，“近来在朝鲜出现了一些运输业富豪，他们用自己的大巴运营线路。”在朝鲜个人拥有车辆属于违法，但他们从中国大陆等地购买汽车，借机关、企业名义注册后，面向一般老百姓运营线路。据悉，他们向有关机构和企业缴纳10%至15%的收益，作为借名盈利的代价。……
还有一些富豪向资源开采等新兴行业投入巨额资金。消息人士说，富豪们自掏腰包购买设备和器材，雇用20多名工人在国营煤矿开采煤炭。一些财力雄厚的人不满足于放高利贷，为朝鲜和中国商人提供大额贸易货款结算服务。
目前，在朝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础——配给制面临崩溃边缘。据悉，在朝鲜约有400万人靠配给制维持生计，其中包括260万平壤市民和120万朝鲜军人，2000万名朝鲜居民依靠以集市为主的地下经济维持生计。朝鲜一户家庭生活费在9万到10万朝元之间，但国营工厂、企业的月薪只有2000至8000朝元。为了填补不足的生活费，居民只能从事生意、手工业或运输业。目前在朝鲜大多数商店、餐厅和美容室由个人经营，教授音乐和外语的辅导班也非常盛行。家庭手工业正朝着初级阶段制造业方向发展，如按照不同分工类别接受不同订单，批量生产家具等物品。他们的月收入达到8万至9万朝元。
“找副业”者是随处可见用手推车代运旅客和商人货物的搬运工。货物代运像出租车一样有“起步价”，根据距离收取不同费用。农民种植玉米和大豆，拿到集市去换钱。他们一般在100到160平方米的农田或600至1万平方米的垦荒地上种植农作物。在约1600平方米的农田上种植玉米，每年能收获700公斤。刨去自用的部分，每月拿50公斤去卖，可以卖到3万至4万朝元。朝鲜在面临中国大陆开放初期“全民经商”的时代，和大陆一样，因为政治体制的“优越”，随之而来的就是官商勾结、红色贵族崛起，接下来就是权商勾结联盟、社会极端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剧烈，再接下来就是政府的天价“维稳”……。
那时，朝鲜人民就更幸福了，可以堂而皇之稳居世界最幸福的国家。
不知道的是，那时中国大陆又如何进一步“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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