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转帖]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2)

梁文道：感谢刘瑜(微博)给大家的鼓励，我常常看到很多年轻人在问答环节会说梁文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正确的去做什么什么事。后面有些人会说你能不能引导我们年轻人的正确的做事方法。我只有在大陆才会遇到这么多年轻人这么主动的要求比他年纪大的人来引导他。接下来有请骆以军(微博)先生。

骆以军：大家好，我很紧张，我在来之前看屏幕，我也觉得这个题目对我特别难。文道之前讲过，我不太会讲抽象和具体的概念，所以我没办法，常常用放故事混时间。这个问题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我没办法想清楚，十分钟也没办法讲清楚一个想法。刚才听几位的发言我很感动，觉得是受教育，对我来讲第一次面对这么多青年的场面，我们在台北，在90年代以后，我们二十几岁启蒙时刻的时候，一个群体就在那个时候被出卖了，就已经打散掉了。在打散的过程，像我这一辈的小说的创作者，我们叫做五年级，我们是60后，可是我们在20多岁开始启蒙的过程，我们拥有有一种情感，觉得我们上一辈，像舒哥、张大春(微博)，他们好象有承袭到美国60年代踊跃的青年，我们好像在20多岁的是时候老头，我们后来说故事的姿态一直是少年或者儿童，要不然就过渡到老年。我自己的人生也是这样，我好想没有青年过，好象很用功练习你想要什么，那时候我们很想看很多东西，其实阅读超过本来的那个我的东西，后来不知不觉我过了30岁，不小心结婚了，然后又生了两个孩子，我以为自己是边缘人，也没有工作，可是我一直没有享受到漂泊或者自由。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对我特别的反讽，我的生日是3月29日，在台湾那边是青年节，我的朋友都叫我弱青年。

我想讲一下我对小说上，我讲一个笑话，有一台飞机在飞，飞机突然失事正在往下坠毁的过程，这个飞机驾驶员死了或者跑掉不见了，这个飞机正在往下坠落的时候，飞机上的乘客有四个人，有一个大企业家，有一个小学校长，有一个老人家，有一个小学生。飞机上四个人只有三套降落伞，企业主赶快先抢了一套降落伞背起来说我企业里有一万多员工，我如果死的话就有一万多家庭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他就跳下去了。小学校长赶快把第二套降落伞抢过来说，我的小学有两千多小孩子，如果我死的话这些小孩子没有办法受很好的教育，然后又跳下去了。那个老人家对小孩说，孩子，我已经80多岁了，我该看过的东西、我该走过的路都经历过，我的人生够了，这套降落伞你背着，好好学习，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你还有未来。这个小学生看着他说，老爷爷但是我们两个都可以活。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幅降落伞。怎么会呢？因为刚刚那个小学校长背错了，背成我的小学生后背书包，在这个低能的笑话里面，我刚开始听小学生说特别好笑，但是后来我想，我自己还没有理清楚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印象是，会引起我们会心微笑的或者这个后面虚无的情感，突然转到滑稽荒谬的情绪，或者有些温暖哀愁的情感，这个对话的产生是老人跟小孩，这个老人跟小孩通常在我们小说的地图上，它常常是某一种巨大的绝望的参与者或者是承受者，或是梁文道说的围观者。这个画面里没有青年的，我跟我朋友聊这些，我朋友会把我骂一顿，在我们共和国的小说历史伤遍地都是青年，可是我当时私下反驳他说，我觉得这么多小说里的青年人形象给我的感觉非常像我为剧作寻找的六个角色，他们其实是为了某些时代的激情而被打造出来的。

我下面想讲两篇我个人的小说，里面有两个青年的形象我特别感动。大陆有一个科幻小说家叫刘慈欣，我当时因为一个美国朋友寄给我他的短篇小说《乡村教师》，很像山西或者西北很穷困的乡下，很困苦的地方，好象官商勾结，地方上又建了楼皮工厂，把毒的然剂排到水里。这些小孩家里都有问题，有的母亲是买来的姑娘后来逃掉了，有一些还是孤儿。我们刚才那个笑话里面抢了小孩书包的是小学校长，可是在刘慈欣的小说里的老师还是怀抱理想回到乡下的小学去，他把他有限的薪资给这些孩子，他就是要教育下一代，他甚至给这些孩子上鲁迅，他要把知识传给下一代，他后来发现他得了癌症。

你会很奇怪怎么科幻小说前面是老乡土的语境，但是后来他快死了，他知道来日不多，这些小孩才小学三四年级，他没有办法把他们该知道的对这个世界认识最基本的定理，对这个世界认识的最基本的道理讲给他们听，他最后一堂课跟他们讲牛顿三大定律，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的时候是静止的，一个物体在另外一个物体上，力的大小成正比，方向成反比，一个物体加速度跟它的质量。可是小说后面骤转到非常开阔、超现实科幻的场景说，在距离地球5万光年的一个遥远的银河系第一悬臂和第二悬臂之间，比我们非常高的非常多的探索文明跟轨迹文明决战，有点像科幻的《阿凡达》版本，在非常宽广的空间跳跃，整个天空像被老鼠咬过的一个洞一个洞，如果你不小心被卷进去会变成细长的金属绳。他害怕世纪文明又打过来，他们把这两个文明之间第一悬臂中间500光年距离的所有星体都要炸掉，让美国老大没办法，我把中间的岛全炸掉，你没有办法打过来，就有这种感觉。

这些庞大的星球里面，有一些星球有山西文想保留下来，他们找某些星系，比如测试到一个星球生物像气泡一样，很欢迎他们土著，然后就测试问一个最简单的物理问题，气泡人说完之后就整个灭掉。后来他们找到地球，可是人类运气非常不好，地球有纽约，有东京，有北京，有法国、巴黎，刚好他们取样的标准，他们刚好看到中国西北那群人，他们提问说包裹着你们星球的海洋的异体化学结构是什么，他们听不懂，问几个问题他们都听不懂，整个地球要灭掉，卫星黑洞打下来把太阳都会吞噬过去，那个指挥官又问一个问题，物体对ABC的情节，死掉的乡村老师教他们的是物体受外力保持静止，那个指挥官赶快往另一方向操作，所有那天在曼哈顿、巴黎、北京看到太阳的时候，是看到一个光伏拉过去，靠进黑色光伏的那边像海浪一样被吸引过来。这个小说里的青年形象，他同样像鲁迅一样救救孩子，我看了非常感动，觉得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他可能不是那么激情的。

波尔赫斯小说里的青年形象，叫做第二次的死亡。波尔赫斯回忆说他的一个堂哥写一封信说有一个人死掉了。这个人参加过1904年的玛索比尔，在阿根廷很惨烈的一战，相当于我们的1949年。波尔赫斯又去采访过他，他死掉了，他就想说写一个关于玛索比尔战役的小说，他就去采访这场战役的指挥官，一个老上将，吹嘘当年战争怎么样，军事多疲惫，子弹都不够等等画面。波尔赫斯问他说，你记不记得印度安人跟西班牙混种的后代，他说那个家伙是孬种，他们平常在酒馆里像一群好好汉，可以跟几十人挑战，可是到战场上炮声一响马上吓的尿裤子，非常屈辱的躲回他的故乡。

到了那年冬天的时候，他的小说没有办法完成，他又采访了这个老上将，在他屋子里有一个老战友，是一个老医生，也参加了那场战役，也回忆了战役过程，这个老医生说当时有很多很勇敢的原住民加入战争，有些壮烈牺牲，他叫达米安。波尔赫斯说达米安不是懦夫吗？他说你错了，我清楚记得1904年几月几号的下午四点钟，那个战役是白党人占领山头，红党人仰攻非常激烈，我们这一场战争我们是踩着他的尸体，他壮烈牺牲。

讲达米安是懦夫的这个老将军突然说不记得这个人。他想去找这个达米安原来的房东，防冻房东已经死掉，后来他遇到他的表哥，问他达米安是谁。这时候出现两个达米安，一个壮烈牺牲的达米安和是懦夫的达米安。第一个模型1904年达米安牺牲那一刻向上帝祷告让他回到故乡，上帝允诺他的时候犹豫了一下，所以产生一个幻影，他的影子回到了故里，但是回去的是他的影子，他热爱一切，可是他终究是搁着玻璃生活的人，有一天他死了，像水滴消失。另外一个是1904年的达米安是懦弱的，变成懦夫，他怀着屈辱回到故乡，下半辈子希望洗刷屈辱，希望在他余生重来战役，他一定不负重望，他后来默默的生活，有一天到1946年他肺癌发作的那一刻，他重回战场，死于1954年的战场。最后波尔赫斯说神学大典里面否认上帝让有能力发生过的事没发生，但是他只字不提，后面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个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不可能取消一个发生在遥远过去的最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取消目标。你改变过去不代表你改变事实，只是代表你取消了本来无穷无尽所有的可能性。

很像是你要创造另外两个独立的包罗万象的历史。有很多时间点可以放在中国或者大陆、台湾各自的时间点。我听到这两个故事很感动，我年轻的时候读波尔赫斯的小说非常感动，后来慢慢变中年，读起来还是非常感动。其实可以透过小说的时间，它可以去回复某些不可能更改的历史，或者某些伤害的歧异点，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凝视、不断的反思，可以重新建构一个本来应该更好的自己，或者更多元的文明选择下的自己，可能在未来华文小说里青年不一定必然被杀掉的青年。我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梁文道：骆以军(微博)讲了三四个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牵扯到怎么抒写年轻人，我想起前阵子在某个城市参加党宣传部办的活动，我去帮忙做那个活动，但是那个活动开头很有趣，有一个舞台，也是关于年轻人的活动。开头有一批小孩，都是女孩子，大概小学一年级左右，是最典型的我在大陆电视上常看到的小孩，扎两个鞭子，两边脸有两团红色的圆圈，上台跳舞头以高速的但是不会坠落的随着在跳，但是后来我注意到他们唱的歌很有趣，整首歌的歌词是要励志，年轻人要向上，到最后他们一起跪在地上做了一个动作，要开机枪打敌人。一帮7岁的小孩装可爱，到最后的景象是报国、开机枪、杀敌人。

我们最后请在台湾参与非常多社会运动，做很多政治文化之间交叉探索错综复杂关系的理论家张铁志(微博)先生。

张铁志：各位好，最后一个讲话压力特别大，如果前面讲的都很无聊的话你们已经听觉疲劳，但是前面讲的精彩的话我的压力更大。今年来谈这个题目非常恰当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建党90周年。我前一阵子百了《建党伟业》的碟回去，我看当年那些最美的少年们怎么样追求他们的梦想，我觉得蛮感人的，几年前这么一群知识青年，他们有这样的梦想。从台湾的角度来讲，今年又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台湾把3月29日定成青年节。

在遥远的年代，将近一百年前，不同的青年们建立中华民国，或者后来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确实很大。在这个时代我们回头看当年他们追求的自由观、民族的东西，关于无产阶级站起来，人类社会解放的梦想实践了没有，我想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时刻来反思。

谈伟大之前我想先讲自己的小故事，在1990年的9月开学我读大一，我走进台北的大学，我曾经开玩笑说在校门口决定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往左走是说做文艺青年还是抗议青年，文艺青年是像马世芳(微博)那样的，他们有一个社团，整天读书、做艺术。另外一个抗议社团是讨论台湾问题，读马克思到福克的一群青年。在大陆大学蛮难组织这样讨论公共事务的社团，但是台湾这样的社团非常重要。因为时代的要求我加入那个抗议社团。

我刚才说时代需求，台湾91年处于转型的不确定期，台湾从1987年民主化，民主化之后的几年社会能量爆发出来，充满很多转型期的不确定，很多不安，很多躁动。我们刚刚上大学很想知道我该怎么办，如同现在各位一样，也想知道台湾该往哪里走，现在台湾不太问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事情帮他确定下来。但是在那个时候充满不确定性，只知道台湾过去旧的体制绷起来，接下来往哪里走不知道，不管从政治体制到社会体制都不知道。

当时电视台在90年还都是国民党控制，只有三个台，一个是党控制，一个是军控制的，一个是省政府控制的，所以是很荒谬的时代，虽然已经号称民主化，但是那是90年代初期。当时我非常想知道，所以一直没有当文艺青年，走进了一个好象是学术性社团。进去之后我自己得到很大的感动，就在前一年广场上青年还用他们的青春呼喊民主，我说的广场是中正纪念塔。我的学长学姐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历史被打开一小步。在80年代我看到我的学长学姐，他们要求台大学生会长有权参加普选，他们穿的衣服自己写了一个标语，写我爱台大，我要普选，走在太大有名的林荫大道，因此被记过退学。后来有些人去参加各地的环保运动、环境抗争，一群学生也是去做调查报告后来跟社会公布。

在1970年初的时候有保钓运动，保钓运动之后很多年轻人热血沸腾，校园开始举办各种活动，70年代初的台湾还是非常冰冷阴森的，严密控制的时代，但是他们觉得充满了乐，我们今天不能太台湾民族，但是可以谈校园民族，他们尝试在校园举办座谈会，叫做民主生活在台大，或者民主主义在台大。我从这个社团看到此前一辈一辈的学长姐的时候心中充满激动，我在想难道我就要做个好学生，将来好好毕业，找一个好工作，买房子、买车子，娶好老婆，过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吗？我能不能像前辈一样投入道不同的事情。的确在那四年中，一方面吸收各种知识，我们足以理解台湾、足以理解世界的知识，我们甚至花了两年读马克思，以为马克思是某种解药，也读了其他的很多，也集体参与当时出现的各种社会运动，从环保、劳工的各种活动。毕业走出校园，回首来看，我们在那个时候以为自己改变世界，但是并没有改变太多，或者世界并没有被改变，可是真正被改变的是我们，我们自己在那个过程中得到了改变、成长和努力。

这个是整个时代的缩影，从80初进大学到90年初，这十年是台湾转型最剧烈的十年，这批人从学生运动或者社会运动，在台湾变成非常重要的标记。这个时代虽然很遥远，但是对台湾也没有太大的贡献，很多人加入社会运动，只是发传单、送便当的小弟而已。重要的是这些人毕业了，包括我，进入不同的领域，我们有非常多朋友出国念书现在回到台湾，成为台湾学术界的中坚分子。有一些人潜入地下做NGO工作。也有很多人从事政治工作，当时陈水扁选市长的时候靠几个非常年轻的从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帮他打下天下，所以他们确实影响政治，当然他们也被政治吃掉，成为是腐败的一群。

这个故事是重要的，我们期待一场激情或者波澜壮阔的运动，其实并没有太大作用，真正的作用是大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很努力的，也许在你40岁、50岁的时候还能坚持当时的理想，而且在你的专业工作位置上继续做这些事情。可能你在学校教书，你教给学生最好的观念，你在NGO工作做草根的事情，像我自己也希望发挥小小的文字的力量。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网络的连接，可以在不同的时候发挥出力量。

这个放在中国来谈意义蛮大的，我自己在大陆也参加很多的讲座，有非常多的青年提出他们对时代的困惑和无力感。有一个问题非常经典，昨天我们在单向街书店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谈这么多改变社会去做公民责任，但是我自己的事情忙不完，我担心我买房的问题，我要养孩子的问题，怎么有时间关心这么大的问题。我说你搞错了，第一你的房子问题、你的孩子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因为这些就是关于公共政策，你想有比较好的教育环境，你想小孩子过的更好，你想吃的食物没有中毒，这不是你自己去想的，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所以你生活的好坏跟大的环境分不开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这是两件事情，明明这是同样的事情，你的生活就是政治的一部分。第二点，如果你不关心的话没有人会关心，因为你爸不是李刚，你没有郭美美的妈。有钱人可以把小孩送出国念书，但是你们不行，只能把孩子留下来。不要说什么都是伟大责任，这就是面临生死的处境。

当然一种选择是做非常个人主义的，在我范围内我努力赚钱，赚到一个房子，把孩子送到国内比较好的学校。另外一种可能是大家对大的体制，对公共政策更多的关注，让它产生改变。刚才刘瑜(微博)说到80后这一代是观念上比较开放的，确实是，我自己接触到很多大陆的年轻人，这一代是共和国60多年历史上最美好的一代，因为有互联网这样一个上帝给你们的工具，你们对于过去的血腥可能无所畏惧，还有理想国，理想国办这么好的沙龙，这么好的出版社和这么好的作者，这两三天各位在外面排队这么久，我非常感动，因为台湾已经很少有这样的热情。不止你们是最好的一代，而且在座的各位是这一代里面的最好的青年，你们这么多热情，对知识和思想的渴望，如果你们不来面对这个体制、这个社会问题的话，谁来做这样的事情呢？

回到今天的主题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我觉得非常简单，答案就在各位。谢谢。

梁文道：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像舒哥，我大学毕业之前都过着很不时代青年的青年生活，不上课，不教功课，每年都差点被退学。与此同时也不参加学校的学生运动，也不关心社会运动，有时候连报纸都不看。也没有去玩人家很喜欢的青年活动，什么攀山、独木舟。也没有做那些很标准的青年工作，开始想毕业后的工作、怎么样买房子、买车这一类的东西，就在混。忽然之间到了研究院的时候我变了铁志那样，不知道转换怎么完成，现在想起来也许我学苏克会好一点的下场。

我记得有一次在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些国际交流活动，来了一个韩国的学生，韩国的大学很厉害，他们从光州事件之后，学生上街示威被政府屠杀流血，光州事件之后学生没有低头，一波一波再回来，你抓了他我还来，一代一代前赴后继，杨照(微博)那本书写的很感动的地方是，他们每代人想当英雄？没有。每个人都很胆小，都害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坐牢、被抓，甚至被枪杀，好象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不是教大家这么做，我说的是韩国。这帮人一路这样下来，于是当年过来跟我交流的韩国学生，他们教我们做汽油弹，他说他们每个大一新生都会，由学长过来教。教我们怎么样互相抓住对方的腰带后面组成人墙不容易被警察冲散，我们那时候学到很多这样的技巧。刚才讲到最精华的年轻人，在韩国人有一个“768时代”，韩国人民主化学院中的精英分子，这代人后来没有再从事社会运动，台湾学院时代是NGO时代，他们可能进入政界、进入商界，做了什么东西出来？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韩流，韩国电影、韩国音乐、韩国动画、韩国漫画，三星这种公司十年前国际二流，现在全球最大，这里面最骨干的精英就是当年的所谓学院时代，有一整代最精华的人在学院时代爆发出来注入社会里面把韩国带上去。当然我们不要学人家，我们有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