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8)[转帖]张山:“打黑”越打越黑：经济寻租致官黑勾结

中国黑帮在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并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黑帮主要还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可到了2000年以后，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最新消息]湖南郴州破特大涉黑犯罪案 黑社会渗透基层政权

近日召开的湖南郴州陈晓青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宣判大会。

这起涉案129起，被控19项罪名的涉黑案件由公安部挂牌督办，湖南各级公安机关历经7个月艰苦侦办，最终使陈晓青、许以国、戴林辉3名“黑老大”及其组织成员受到严惩。

暴力犯罪 打出江湖地位

陈晓青，1966年9月出生，绰号“老倌子”、“青哥”，是郴州永兴县特大涉黑组织的头号人物。追溯他的“发家史”，便是一条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坐大”轨迹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陈晓青在永兴县城郊乡以非法经营木材为业“闯社会”。其间，陈晓青聚集了一批社会闲杂人员，逐渐在永兴县“打出”不怕惹事的名声。1999年，永兴县城内发生一起两个黑恶团伙斗殴事件。作为当事一方，陈晓青带人将另一方主要成员曹向月砍死。

“此事在永兴县城影响极大，但陈晓青却没有受到法律追究。”专案组成员、郴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李长跃说，借此，陈晓青确立了“江湖地位”。

此后直至2008年，陈晓青团伙不断网罗“两劳”释放人员等，以火拼、故意伤害等方式不断吞并周边黑恶势力，最终形成了多达70余人、组织层级分明的特大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主要头目是陈晓青、戴林辉、许以国三人。

这个团伙到底有多嚣张？当地百姓举例说，一成员将人砍成重伤后逃跑，回来后竟向受害者索要“跑路费”；公然到永兴县城多所学校招募学生去赌场“看场子”；聚众斗殴时追打闯入党政机关；许以国同村一户人家慑于其淫威，离乡寄居长达12年之久……

警方介绍，近年来，发生在郴州城区和永兴县的大部分暴力案件都与该组织有关。落网团伙成员交代的犯罪材料多达400多页。

以黑敛财 渗透基层政权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一涉黑组织插手经济纠纷，涉足煤矿、冶炼厂、沙场、建筑工程、公路工程等领域，串通招投标，强揽工程；同时在多个宾馆、酒店、市场开设地下赌场，组织妇女卖淫，充当黑保安、收取保护费等，不断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该组织主要成员的个人资产都在数百万元至千万元之间。据陈晓青等交代，他们获得的“黑金”用于发展、壮大组织，购买作案工具，为受伤成员支付医药费，为被抓成员“打点关节”，为“跑路”成员提供路费。


因为靠“黑”起家，陈晓青团伙必然会努力寻找政治靠山。他们不断拉拢腐蚀干部，在当地建立起了复杂的关系网络，并不断向农村基层政权渗透。

李长跃介绍，陈晓青团伙不惜动用金钱、美色，采取宴请馈赠、重金行贿等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当地党政部门的极少数“害群之马”，为其提供保护或谋取更大利益，很多相关案件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久拖不结、降格处理。

该组织还通过暴力、贿选等手段干扰基层选举，组织头目都曾担任村干部。其中，陈晓青当村主任9年，戴林辉当村主任、村支书7年，许以国当村主任、镇人大代表5年。

目前，专案组已向纪检部门移交“保护伞”线索24条，涉及当地公安、国土、税务、公路等部门25人。

[黑帮土壤]向政经领域渗透 经济寻租致官黑勾结

自北京重庆打黑的势头正在向中国的其他省市扩大。浙江公安厅长王辉忠曾在浙江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上直言，打击“保护伞”的力度还不够。“涉案人员没有一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跟犯罪规律是不吻合的，没有‘保护伞’，黑社会组织不可能长时间生存。”

公安部网站的消息让“扩大化”的猜测更接近于真实――自2006年中央部署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来，已经有296起涉黑案件陆续被联合挂牌督办。截至 2009年4月，196名涉黑组织头目被跨省异地关押，有力震慑了黑恶犯罪。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团伙1.3万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多名。

中共建政后，旧中国的黑帮逐渐消失，却在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并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黑帮主要还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可到了2000年以后，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两轮“打黑”，越打越黑，原来是“保护伞”在不断壮大。

从弱到黑的变色

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部分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误入歧途变身为黑帮主角

由于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忍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公，有的人甚至沦为了恶势力的一部分。在河北省林润良黑恶团伙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在吉林省展文波涉黑案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19名犯罪嫌疑人中，无业者、农民、单位司机等人员占了2/3。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长期对中国团伙犯罪进行跟踪研究。“2001年，公安部针对在押的一万五千名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嫌疑人来自七省八市，结果发现，在流动人口所实施的犯罪中，集团犯罪占了56.6%。同时也发现，其中有38%的人是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比如不付薪水、过度劳作、侮辱、攻击、辱骂)，36.4%的人是非法活动的受害者(比如抢劫、殴打等等)，21.3%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家庭是非法活动的受害者。”

某种程度上，这说明了地方政府政策的失误。夏明举例说，贷款分配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比较偏爱，而对私有企业贷款不足，在社会福利领域，农村缺乏社会福利，而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覆盖面非常薄弱。“大规模的底层社会非常容易成为犯罪的受害阶层，同时也极容易受到有组织犯罪的诱惑，欲将之作为社会爬升的阶梯。”夏明说。

在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外来务工人员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从开始“抱团”成立同乡会，慢慢发展成为“外来帮会”，从维护自身利益走向以非法手段帮助他人“摆平”难题。在某些地方，一些外来人员组成的“外来帮会”，就出现过帮助企业讨债而采取绑架手段的情况，有的甚至形成了固定的黑恶势力。

官黑勾结的土壤

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支配应由市场支配的资源，导致寻租空间加大，一方面又在监管层面严重缺位，黑社会的卷入也就成为必然

如果不是政府披露打黑战果，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黑社会的真面目，中国人对于黑社会的记忆，大多来自香港电影里的古惑仔形象，或是民国时期上海的青红帮。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政府对社会存在诸多行政管理真空，从而使得黑帮有机可乘。1949年后，情况大为改善，此后的30年间，国家对社会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经济关系简单，社会结构单一，黑社会并没有太多生存的土壤。

但1978年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黑社会便随之相伴而生。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康树华，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有组织犯罪著作的作者，根据他的说法，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组织犯罪已经扩展到中国大陆的每个省。在一些省，有组织犯罪已经吞没了所有的城市以及乡村的市镇。”

在转轨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本应由市场行使的职能：对土地、能源等物资的支配权，对项目、执照的审批权，优惠政策的倾斜实施权等等，这些使得“经济寻租”大量存在并异常活跃。“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夏明指出。

“目前中国存在的权力寻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务权力寻租，一是职业权力寻租。”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邱格屏认为，当有职务的政府官员伺机利用所掌握的本该用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公共权力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时候，没有职务的普通职员则利用职业权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手中仅有的一点资源利用到“创租”活动上。最典型的就是没有职务权力却有职业权力的警察。

市场经济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地方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都造成黑社会的卷入。”夏明举例说，1994年的税收改革急剧地将税收权力收归中央，使得地方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比如，县级或者县级以下的公安机关只能从国家预算当中获得不足一半的运作经费；另一半得靠警察自己寻找生财之道。

[灰色地带]那些被黑势力渗透的行业

在重庆，其社会经济的很多行业相继被黑社会控制，首当其冲的则是运输业。

黎强掌握着重庆100多条公交线路经营权和多条货运线路，几乎垄断了重庆的整个货运交通业。黎强有一个非常光鲜的身份，重庆市人大代表。他靠经营民营公交起家，为了争夺公交路线的经营权，他选择了最便捷的方式——打砸抢。而这一方式屡试不爽。短短几年，黎强拿到了重庆的100多条公交线路经营权。可以说他的势力已经足够影响到城市的公交命脉。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黎强又做起了房地产业的生意，黎强拿地的价格总是出奇的便宜。

另一个行业则是“放水”：高利贷。寸头，黑T恤，黑色布鞋的徐帆，是重庆某追债公司的一员，平日找上三五个兄弟，穿上印着“讨债”字样的上衣，往债务公司一坐，直到对方还钱。他属于道上的“清水黑”——这个术语自袍哥时代延续下来，指的是那些不干下三滥的事情的道上人；另一种黑法叫浑水黑，就是没名没位，靠打杀的纯江湖人士。在游动着数亿高利贷的重庆，讨债事业相当红火。甚至希尔顿酒店的围墙上，亦不乏“追债”的“牛皮癣”。许多讨债公司披上“代收代付货款”的外衣，进入商务公司的序列。

一些行业是黑社会刚刚发展时经常盯上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物流、娱乐业，甚至房地产，但分化最细致的则是肉食品产业。在个别市场，有肉霸、菜霸，甚至可以进一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在建筑行当，有沙霸、石霸、砖霸。建立在威逼、恐吓甚至殴打上的垄断，已经成为某些行业的规则。

这些监管缺失的灰色地带里，犯罪技术和装备正逐步升级。一些团伙已经有了AK47，以及警方专用的移动电话定位系统。重庆打黑创下了重庆诸多历史之最，收缴的赃款数额巨大，警方缴获黑帮共330亿元赃款赃物。

“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到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阶段”

孔二狗在《黑道风云二十年》的结尾写道：社会大哥们见到他，提的要求是：“能不能把小孩带到上海读书，钱不是问题，你得看好他们。”

这似乎仅仅只是一个还算美好的愿景，但是现实永远比文学作品复杂而且残酷。他们的生存是个悖论，没有人希望让自己的后代继续当“大佬”，但他们依然走在这条不归路上。

有专家指出，目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国外黑社会在发展模式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其他黑社会是在发展壮大后开始寻求得到政界对其利益的庇护，例如推举议员、竞选行政官员、行贿官员等。而在中国，黑社会在发展的初期就有了政商人脉保护伞。

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三个月后，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某些经济领域，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组织。”

例如，去年3月10日，重庆“黑老大”杨小林在渝北区一家招待所内主持召开了有多名骨干成员参加的“公司”成立大会，宣布自己为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贩毒、放高利贷，组织、介绍、容留卖淫等。

杨小林对“公司”成员进行了严密的分工，同时制定了一套“公司”非法所得利润分配原则。其中他分成30%，其他骨干成员瓜分57%，剩余的 13%作为“公司”的公积金，由他保管，主要用于“公司”成员被抓或受伤等费用的支出。杨小林还规定了会议制度，每月开一次骨干成员参与的会议，总结一个月以来的“公司”经营情况，并对“公司”利润进行分配。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点决定了打黑除恶将是一场持久的、广泛的行动。正如孟建柱在本轮大反黑中强调的，“最大限度地铲除黑恶势力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这无疑是打黑行动的根本所在。

而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就在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被选在了重庆。

[各地黑帮]

河北：装甲车黑帮勾结军警

河北省唐山市一个黑社会集团与军警人员相互勾结，利用装甲车、军用吉普车等军用车辆及大批枪支弹药作武器，先后敲诈当地企业及个人钱财八亿多元，又霸占数座矿山，打伤多名警察，集团头目还长期霸占他人妻女。

该集团的大佬杨树宽，公开身份是唐山华云集团董事长，近年来，他先后吸收四十多名刑满释放人员，组成黑社会集团。为搞到武器，杨树宽向警方甚至军方官员行贿，其中，杨树宽每月都为唐山市公安局一名高层官员发数十万元工资，另外还提供美女、高级轿车、甚至毒品，而这名官员则为杨组织保护伞，还直接为杨树宽提供过两支手枪等。

北京：二胡集团称没有办不成的事

北京2006年7月开审的“二胡”集团案。这是建国以来北京首例开审的黑社会案。

“二胡” 集团老大是胡亚东、胡亚风兄弟。胡亚东生于1961年，与小一岁的胡亚风在北京市顺义区极尽威风，据称没有办不成的事。

“二胡”自2004年4月起不顾政府禁令，大举开采，甚至打伤了前来制止的防暴警察。从此，即使有村官报警，也无人来管。村民说，只要挂着“古月”的牌子，车队就能畅通无阻。最壮观的时候，“二胡”的采砂车队上行下行，首尾相接九公里，其他车辆无法通行。“二胡”势力如日中天，因此无人敢出头指证，许多被伤害的人都三缄其口。

内蒙：警察黑帮横行十年

十几年来，苏和的名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简称“土左旗”)一带令人闻风色变。这个曾任土左旗公安局政委的人，操控着一个以警察为骨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横行乡里。

这个黑帮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骨干成员分工明确。苏和为首，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三，被黑帮成员尊称为“三哥”或“三掌柜”；何长伟利用土左旗公安局纪委书记的身份，经常替苏和发号施令；于新江、聂子龙打着执法的幌子违法办案、以罚代刑，为黑帮组织大肆敛财，是苏和的“左膀右臂”；孔繁军负责经营管理苏和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家”；其他五人充当爪牙和打手。经一审法院认定，苏和等人共涉案61起，非法敛财三百多万元，犯有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赌博、抢劫、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3 项罪名。

山西：205名官员涉保护黑势力被捕

在山西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有205名官员因涉嫌与黑恶势力勾结、充当黑势力的“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被批捕，其中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据山西省检察长座谈会上透露，在山西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今年上半年共批捕涉嫌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的公务人员205名，涉黑涉恶案件51件。据介绍，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此次山西“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打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江西：打黑打出白吃黑

被称为江西打黑第一案的熊新兴案2006年12月28日终审判决。此案中多名公安民警充当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其中包括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案件终审但丑闻未结，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审理该案的九江市中级法院在一审时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仅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来源：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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