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5)[转帖]巴厘•埃肯格林:大国兴衰录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目前，我们正经历经济、金融和政治力量均势的重大转变，即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从西方转向东方，或者从西方转向其他地区。显然，我们并非第一次观察到这种全球转变。

　　15世纪西方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的衰落，如果可以称之为镜像的话，就是这类转变的早期实例。引发了所谓“大分流”(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第一批工业化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制造能力以及投射影响力的能力方面，差距日渐增大)的工业革命，则标志着另一次全球转变的到来。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到19世纪末时控制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及陆地，这并非事出偶然。经济实力从英国这个工业化先行国家转向德国这样的后起之秀，造成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条件。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有一篇论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全球实力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结果，当时日暮西山的大英帝国已无法打理世界经济，而缺乏经验的美国又不愿意管理起这些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重心转向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其中美国控制了整个西方世界。之后，首先是欧洲，接着是日本，最后是东亚及其他国家的奋起直追，人均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美国出现了相对衰落。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前的全球力量均势正在转向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

　　本文考察了经济和政治力量发生全球转变的早期实例，并探讨这些早期实例对当今的全球转变有何启示。笔者还深入探究了全球转变的根源，描述它所引发的紧张局势，然后提出一个问题，即国际社会对这些紧张局势处理得如何。

　　关于最后这个问题，答案是两个字：“不好”。全球转变几乎总是激起经济冲突，制造经济管理方面的麻烦，并加剧外交关系的紧张局势;偶尔还会引发军事冲突。尽管这次全球转变未必如此，但我们仍有理由担心，它可能是经济和政治风险的一个根源。现在开始思考这类风险的性质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经济财富的变化，不论是相对变化还是绝对变化，其原因和后果，即便不是全部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也可能是全部经济史的中心问题。仅仅一篇论文绝无可能充分、客观地评价这个主题或是其相关文献。我并不力求面面俱到，而是集中研究开篇提及的那些特定案例。虽然这需要论及近千年来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但我把重点锁定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也即自芬兰银行创立以来的那段时期，而本次研讨会正是为了纪念芬兰银行的创立。即使把讨论范围限定在这段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上，也必然是有选择性的，旨在突出上面提及的主题。

　　全球转变早期实例：明朝衰落与西方崛起

　　经济史学家一致认为，在1400年时，明朝的中国是最主要的经济大国。没有哪个国家建造出可与长城或京杭大运河相媲美的工程设施;也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百万人的常备军。中国因其技术实力和技术领先而闻名遐迩，如火药、印刷术、造纸术以及指南针的发明和掌握。郑和下西洋不仅实现了商业目的(他的许多船只都能为商人提供私人客舱)，而且设法从毗邻印度洋的其他国家获取了大量贡品。

　　之后，两个因素共同促发了一次全球性的转变。首先，明朝变得越来越封闭。郑和的船队被解散，新建船舶的大小受到限制。到了15世纪末，中华帝国的民众建造远洋船只或离开国土受到禁止。前往西方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几乎被禁止通行。为应对欧洲的早期侵略，中国人开放了个别通商口岸，以维持有限的对外交往。

　　明朝转向闭关锁国的原因仍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减少与外界的联络是应对倭寇和回鹘人的低成本途径。另一种观点认为，从15世纪中叶起，明朝就面临着种种较大的问题，比如与今日越南之间的边界争端。更有一种观点指出，闭关锁国政策是一小撮保守派官员因为担心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而作出的愚蠢决定。

　　但是，明朝闭关锁国产生的后果却几无异议。中国转向闭关锁国给其他国家创造了发展空间。由于缺少与国外思想的交流，缺乏来自国外的竞争，加上禁锢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

　　同时出现的另一个因素是西方航海、导航及军事技术的改进。一项极关键的创新就是葡萄牙人开发出一种轻快的帆船;接着西班牙人将大三角船帆和方形船帆组合在一起，前者可以使船只更易被操控并能逆流而行，后者能使船只非常迅捷地横渡海洋。三角船帆发源于阿拉伯国家，方形船帆来自北欧国家，而伊比利亚人则巧妙地将这两种装置的效果结合在一起。阿拉伯人、印度人及犹太天文学家开发出的新航海技术，由葡萄牙人进行了系统化改良，使欧洲的船舶能够航行到任何地方。最终，葡萄牙人比其他人更快地采用了远洋船只的标准。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是葡萄牙人?就像互联网的发展那样，当时葡萄牙公共部门的研发起到了一定作用。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成立了一所海洋学院，推动了航海技术方面的许多创新。他在萨格雷斯建起了天文台，并制造出准确的太阳赤纬表。沿着非洲西海岸的早期航海之旅，就是葡萄牙王室资助的(哥伦布的开创性跨大西洋航行也得到了西班牙君主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资助)。其结果是探险时代(有时用政治上不太正确的术语称为“大航海时代”)就此拉开帷幕，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绕过合恩角发现了通往亚洲的海路，然后横跨大西洋抵达了美洲。

　　当时，葡萄牙人抢占了先机，而西班牙人则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两个国家很快陷入贸易站点设置、贸易权利及其他商业特权的冲突之中。于是，两国都力图攫取战利品，由此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和冷战期间的西方与苏联利益集团，或当今时不时引起争论的中美在亚洲和西方的影响范围没有什么不同。最初的这种尝试，即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署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对非洲及西半球新发现的土地进行了划分。两国大致沿着大西洋的中部，从北极到南极划出一条分界线，差不多把当今的巴西一分为二。紧接其后的是1524年签订的《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Zaragoza)，类似的，大约沿着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中段，从北极到南极将亚洲和太平洋一分为二。

　　这种势力范围划分策略产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可能是让地区霸权渐渐变得富有而慵懒。西班牙和葡萄牙都走向了这个结局。这就给那些饥渴的新兴国家——英国和荷兰提供了机会。第一批荷兰人紧随伊比利亚人之后挺进印度洋，接着是英国人。最终，荷兰人获得了与现在属于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地区的贸易权，英国人则获得了与印度的贸易权。在西半球，伊比利亚人受到北部的荷兰，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威胁，这些国家不仅依靠航运和财政金融建立起商业帝国，还出口制造品(毛织品)。

　　这两个新崛起的国家同时还仰仗强有力的机构，即受到公共部门扶持的国家冠军。1602年，荷兰议会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该公司不仅被授予亚洲的贸易垄断权，而且拥有建立设防的贸易站、签订谈判条约及发动防御性战争等权利。公司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了集中化的总部，组织过近5 000次航行，每年支付其股东将近20%的红利达两个世纪之久。几乎在同一时间，伊丽莎白女王授予(英国)东亚公司皇家特许权(就像其竞争对手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垄断权那样)，并最终发展出现代的董事会。东亚公司把印度的苏拉特港设为香料群岛(摩鹿加群岛的旧称)与欧洲的中转站，负责在印度建立稳固的立脚点。这两个大贸易公司的股份制企业性质及公私合作模式，都是极重要的制度创新。它们的成立，使权力重心从欧洲南部转向了北部，同时也是欧洲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并控制了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原因。

　　两个野心勃勃的新兴国家不断侵蚀两个老牌列强的势力范围，欧洲人纷纷致力于在其他地区确立矿产、贵金属以及高价值作物土地(尤其是香料及糖类种植土地)的独占权，正是这种局面导致了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欧洲与其所接触的原住民之间爆发冲突。除了航海标准和灵活敏捷的帆船，欧洲人还带来了冶金技术(这给原住民提供了锋利刀剑和匕首等装备)和各种传染病(这令原本就与外界隔绝的原住民人口急剧减少)。不过，这也使帝国主义列强在几乎连续不断的自相残杀中遭到了削弱。新崛起的欧洲北部国家为了抢占地盘和势力，不惜与他们的伊比利亚先辈开战，彼此之间争斗不休。当英国人来到长满丁香和肉豆蔻的班达群岛和摩鹿加群岛时，荷兰人就用武力将他们撵走。荷兰人为了在万丹(Batang)设立贸易据点，还与爪哇中部强国的阿贡苏丹(Sultan Agung)交战。他们从葡萄牙手里抢占了锡兰以及绝大多数印度要塞和贸易站。西半球同样也发生着类似的事件。无论是对欧洲人还是当地原住民来说，合作都意味着更多的净收益。但实际上，合作并没有出现。

　　荷兰和英国不仅陷入了对外政策和商业利益的冲突(在当时，这两方面很难说是截然分开的)，在欧洲也纷争不断。荷兰还引起了法国的敌视：在17世纪中叶英国与荷兰的冲突中，法国先是支持英国一方，继而设立进口关税，保护其新生的食糖和纺织业免受荷兰的竞争。18世纪时，法国与英国为争夺北美洲的控制权，在法印战争中发生了军事冲突。军事手段反复被用于支持、巩固贸易，并造就了坚持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重商主义。人们担心历史会重演。

　　第二次全球转变：工业革命引发大分流

　　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启动了人均收入的持续攀升，改变了世界经济。它同时也带来一场空前的全球性转变。它拉大了欧洲国家之间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差距，而这些国家的野心已经受到脆弱的世界力量均势的遏制。工业革命还改变了作战方式。在欧洲，德国的比较优势是钢铁生产以及相应的铁路建设，这令它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在各殖民地，工业革命的另一项副产品，即格特林机枪的发明，为欧洲人争夺非洲和亚洲更多的殖民控制权提供了强大的优势。

　　因此，继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下半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势力扩张：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并更进一步向亚洲扩张殖民。有时，马克思主义者直言不讳地把这波新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浪潮解释为19世纪工业经济体贪婪地渴求原材料，以及这些经济体的政府渴望独享原材料的一种表现。但现代经济史质疑帝国物有所值的观点，实际上帝国主义国家获得的所有收益，包括原材料的特惠获取权带来的收益，都被军事及其他费用消耗殆尽。

　　工业化大大提高了工业国的扩张能力和控制其他国家的能力。随着铁路和轮船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远洋航行与新帝国主义同步出现，这绝非巧合)，更迅速地部署军事力量再也不是空谈了。19世纪的机械炮(装后膛而不是装炮口)与各种步枪(特别是雷帽式膛线火枪)，就好比是16～17世纪的钢剑和匕首。例如，在1839~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这些创新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随着人均收入的大分流，工业化强国供养规模更大、装备更好的常备军也成为可能。欧洲对非洲或印度内政的控制力变得极其薄弱，但如果没有工业化，这种情况或许根本就无法想象。21世纪的欧洲人喜欢以增加闲暇时间的方式来提高生活水平，而他们19世纪的前辈则致力于参加殖民征服活动。

　　这种愿望是后来参加全球博弈的国家受挫的根源之一，尤其以德国为典型。随着自身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军事类重工业领域占据了比较优势，德国和任何一个欧洲大国一样，有能力动员和投射军力。但是，德国工业化进程达到临界规模的时间比英国和法国要晚，而德国的统一还有待俾斯麦合并南部各州。因此，当德国脱颖成为第一流的工业与军事强国之时，殖民地的瓜分已基本完成。

　　这么一来，德国不得不满足于西非、东非及太平洋剩余的几处边角地带。德国抵制法国和西班牙对北非的控制，坚持要求法国在其保护国内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引发了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战事危机，使法国和西班牙对北非的控制几乎化为乌有。对德国来说，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势力扩张到欧洲内部及其周边区域，尤其是通过修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试图把势力范围扩张到日渐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这后来成为地缘政治的引爆点。有些人认为，德国的野心就是一个工业经济体获取可靠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如奥斯曼帝国的石油)，当今中国的观察家们也许会和这一看法产生共鸣。然而，大部分人认为，德国的野心更多的是赤裸裸的帝国野心。不管怎么看，当时的紧张局势及错综复杂的联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德国不仅为建造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筹措了大量资金，而且把更多的财力投入推进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努力之中。然后就像现在一样，其影响力可能并不明显，而是非常微妙。现代观察家们对主权财富基金虎视眈眈，猜测这些基金的主人，即相关国家的政府，在鼓励基金进行投资时，究竟是出于地缘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还是经济上的高回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发现像法德等国的政府都怀着建立联盟的目的，鼓励私人贷款给沙皇俄国或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政府作出种种暗示：如果某家投资银行代表这些借款人以优惠条件承销债券，政府就会买这个人情。有时政府可能直接干涉，鼓励或阻止金融机构代表外国政府发行债券。例如，1897~1901年间，法国政府就对里昂信贷银行进行干预，阻止它代表俄国政府发行债券，直至俄国和法国的军方高层都同意将债券发行收入投入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铁路修建。

　　为军事和战略目的而融资，意味着资金的配置并非总是按照收益最大化的方式进行。法国和德国政府经常干预巴黎和柏林市场的运作，而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更放任的姿态，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法国和德国的贷款收益率通常低于英国海外投资的相应回报率。虽然金融干预或许能为政府创造重要的战略机会，但换句话说，利用这些机会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随着对私人金融事务的事前干预，政府逐渐感觉到一旦出了差错，就有救助债券持有人的压力。于是，政府可能派遣炮艇前去收取违约债务人的款项。无论如何，有学者(Mitchener和Weidenmier，2005)论证这些“超级制裁”的重要性时，从19世纪那段时间发生的43件违约事件中只找出了6起直接军事干预事件。其他学者认为，当政府以军事干预回应违约行为时，它们其实是在利用金融事件作为其他干预的借口。他们认为，其他机制，如投资银行为保护声誉而实施事前监控，行动一致的发行人卡特尔事后将债务违约者驱除出债券市场，是确保合同实施的更重要的手段。

　　全球实力从英国转移美国

　　同期发生的另一个全球性转变是美国的崛起。从19世纪之初的经济情势来看，到1914年时，美国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主要出口经济强国。但是，尽管美国的经济变化非常迅速，其政治调整却跟不上步伐。北美洲的殖民地区已被一直努力与旧世界拉开距离的欧洲人占据。而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卸任演说中强调与其他国家“尽可能地少发生政治关系”的有利之处(但同时又承认“扩展”商业关系的价值)。

　　换句话说，这种孤立主义倾向已根深蒂固。即使门罗主义，也曾警告过欧洲列强别试图把殖民野心推进到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这种观点可以用孤立主义术语加以解释：它承诺，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不参与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美国占领了从美西战争中夺取的菲律宾群岛。这场令美国放弃其长期奉行的不干涉主义的突发战事，发生在古巴这个距离该崛起大国的海岸不到90英里的岛屿上，也许值得我们好好回顾。击败西班牙后，美国实际上不只控制了菲律宾，还接管了关岛和波多黎各。这是一次偶然的趁火打劫，还是一个新兴经济强国首次展示其地缘政治野心，目前仍有争议。

　　但是毫无疑问，到了这个时候，美国正在更积极地设法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不久之后，它开始致力于改变国际市场的结构，以便国际市场的运作能够有利于它(或至少不会对它不利)。一个长期备受争论的焦点就是，美国进出口商所需的贸易信贷几乎全部以英镑计价，并且来自伦敦。这令美国的生产者及商人处于竞争劣势。他们不仅要付两笔佣金：一笔付给当地银行，另一笔付给当地银行在伦敦的代理银行，而且还得承担汇率风险。1913年，若干原因结合在一起促成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战胜了美国人长期以来对金融权力集中化的反感)，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渴望创建一个以美元计价且以国内资金为来源的证券化贸易信贷(贸易承兑汇票)市场。

　　美联储旋即采取措施来发展这个市场，并在贴现承兑汇票及买断承兑汇票的同时，通过了必要的法规。由于这一创新举动(它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伦敦市场中断的一个附带结果)，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纽约的承兑市场在规模及流动资产方面，已可与伦敦相抗衡。美元开始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已经与英镑外汇储备一样多。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一直与英国进行竞争，力求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其金融轨道。由于各国政府准备恢复金本位制，美联储，以极有影响力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为代表，借机鼓动它们与纽约而不是伦敦签订稳定贷款(stablization loans)的合约。获得稳定贷款是与某个金融中心建立起持续关系的第一步。但是，就算本杰明•斯特朗本人可能有强烈的国际主义取向，美国在一战后却回到了其先前的准孤立主义立场。国会堂而皇之地拒绝批准威尔逊总统加入国际联盟的请求。由于不希望陷入赔偿纠纷，1930年美国没有加入国际清算银行(虽然美国确实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早期运作提供了资金)。美国外交官对延缓德国的再军事化进程无所作为，对战云密布的欧洲坐视不管。

　　美国的关税政策并不适合当时它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身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应当以身作则，致力于维护开放贸易体系。这其中一个较大的祸根可能要算1922年的《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而非1930年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不过，这两个法案都可以说是有害无益。其错误在于允许贸易政策政治化。赫伯特•胡佛1928年竞选总统时，其竞选纲领就是承诺提高10年来大多数时间一直被压低的农产品进口关税及农产品价格。关税法案一经送达国会，根本没有什么可阻止国会成员为所有产品加设各种保护措施，以便建立起尽可能广泛的联盟。

　　然而，说美国罔顾国际经济合作，这也并不准确。众所周知，在1924~1925年，为了鼓励资本流入英国，帮助英国回复金本位制，美联储一直保持着低利率。美国还给英格兰银行提供了一笔信贷额度。1927年，美国在长岛组织了央行行长会议，会上其他持有英镑储备的国家均承诺不从英国取走黄金储备。1931年夏，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胡佛总统同意盟国之间延期支付战争债务，以便让德国也能延期支付战争赔款。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金德尔伯格的论断：“大萧条”是崛起的大国美国无法充分支持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结果?下面这种说法倒有一定道理：作为国际经济和金融外交新手，美国很迟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所参与的绝大多数国际合作，都是由极具国际视野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推动;而政府其他部门则较难采取类似的行动。胡佛的延期偿付战争债务政策来得太迟，根本无法遏制金融危机的蔓延。10年来，国会和行政部门始终否认盟国之间的债务与德国赔款有任何联系，进而否认战争债务会动摇国际体系。他们拒绝承认关税政策令债务人更难赚取偿债所需的外贸收入。1929年后，当黄金流向美国市场时，美国政府未能降低利率以帮助其他国家缓解财政困难。1931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美国也未能提供1924~1925年那样的信贷额度，实施紧急援助。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后，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承担起了世界经济体系看管人的责任。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这个新崛起的国家还没有那么强大。1929年，美国的GDP只占全球GDP的24%。而到1950年时已经上升到了27%。如果追溯到1947年，对比就更加鲜明。当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了援助演说，而那时其他国家的生产仍然处于萧条状态。规模有限意味着用以维护经世界济体系的资源也有限。例如，在1931年，鉴于自身有限的国际储备，美国根本没有能力单方面降低利率或单独提供大量的紧急金融援助。

　　如果美国单方面采取稳定行动的能力受到限制，它就需要寻求国际合作。当人们展望美国与中国为稳定国际经济和金融体制而建立合作关系的前景时，值得回顾一下较早时期出现的合作障碍。20世纪30年代，观念上的分歧(对不同国家经济问题性质的不同诊断)阻碍了国际共识的达成。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反对那些原本可能产生全球利益但可能对其狭隘利益不利的国家动议。非经济争议(尤其是关于德国再军事化的问题)令经济事务方面的合作更加困难。这些情况向我们指出了全球性转变时期值得担忧的一些事情。

　　二战后美国主导权的丧失

　　如前所述，二战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赋予它影响并治理国际体系的责任。可以肯定的是，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倾向并没有消逝，例如，相当数量的国会议员反对“马歇尔计划”，美国也拒不认可国际贸易组织(ITO)的宪章。但是，强劲的竞争对手，让欧洲其他地区唯美国马首是瞻仍无定数，这些事实都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并使之付出努力。

　　因此，作为西方联盟主导力量的美国，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能够成功推行其构建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设想。它允许外资免税、自由地进入其资本市场，尽管事实上其他国家都不愿意这么做。而此时正是启动马歇尔援助的时候，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这是“历史上所有伟大国家采取的最无私的行动”。它鼓励欧洲人相互联合成一体，以消除对德国再工业化的恐惧心理，但是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区域一体化会令美国的出口受到歧视。

　　然而，没有任何固有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还能无限期地保持其主导优势。20世纪下半叶又发生了一次全球性转变，它可能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却无可否认。这是一段追赶增长的时期，在此期间，先是西欧、再是日本、最后是东亚的其他地区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及生产率差距逐渐缩小。1992年，在中国或新兴市场的崛起备受关注之前，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20%。这次全球性转变使世界回归到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方面稳定世界经济，因此稳定行动需要依靠国际合作。

　　这种转变会给全球经济体系带来显而易见的风险。美国这个领先大国习惯于单方面开展行动，而不是征求崛起国家的意见和赞同。这将极易引发帝国过度扩张问题，履行海外军事承诺带来的经济负担，最终会令美国难以坚持履行那些承诺。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对这些危险进行过讨论和分析，而由于目前中国经济规模不仅直追美国，而且有望超越美国，这类讨论显然是越来越热烈。

　　这或许是个偏见，受个人理性思维的影响。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在国际金融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在20世纪50年代美元短缺的那段时间里，美国在金融领域可以自行其是。它可以设置很多地缘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据此帮助或不帮助其他国家。但是早在1960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不再能规定各种条件。其他国家正在快速增长，它们的金融资源甚至积累得更快。1960年，美国的外债首次超过其黄金储备。这导致了“金融恐慌的平衡”，或相互依赖的共有意识，这与当今中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所产生的效应没有什么区别。

　　美国及其欧洲合作伙伴对此作出的回应是，协商建立黄金总库及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日本当时尚未参与这些协定)。不过，这些基本上都属托底行动(holding actions)，即为支撑越来越不合时宜的国际经济体系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相对衰退的美国不愿意承认，由它单独发行真正的国际货币的国际体系急需进行根本改革。在道格拉斯•狄龙任财政部长期间，美国采取了否认改革必要性的政策立场，狄龙50年代就在美国政府工作，而那时的美国正处于鼎盛时期。狄龙的政策重点，是让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务负担(让联邦德国为美国在那里的驻军支付更多的费用)。

　　虽然更开明的亨利•福勒接管财政部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随后展开的商讨仍然受阻于全球转变时期出现的复杂局面。法国感到自己正在崛起，认为美国不仅咄咄逼人，而且以糟蹋本国的经济生活为乐事。在创立特别提款权(SDRs)之前，法国力主欧洲拥有否决权，因此，要想创设特别提款权，就必须获得85%的绝对多数支持，而这一要求阻碍了特别提款权的提前足额发行，以补充美元流动性的不足。为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融资的并非一个国家的贸易盈余，而是许多国家的贸易盈余，随着美元贬值的预期日益明朗化，这一事实导致美元贬值谈判更加困难。每个欧洲国家，还有日本，都希望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但是，由于没有确保集体行动的机制，所以没有人愿意率先迈出第一步。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采取了单方面征收10%关税附加费的政策，以敦促其他必要措施的实施。除了总统本人，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这一策略。

　　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并非国际合作的鼎盛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全球性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世界各国退回到区域主义，因为与较少国家更容易实现合作。显然，目前的形势与过去有许多相似之处：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不断发生转变，令全球合作努力变得错综复杂，致使各个国家纷纷寻求区域合作，最明显的是亚洲，当然也不乏世界其他地区。

　　结果，全球体系不仅无人负责，而且其运作特点也难以理解。在一个流动性泛滥的世界中，总会出现通货膨胀及借贷过度的趋势。当这种情况达到了危机点，随之而来的就是稳定化政策，最先是美国和英国，然后是法国，最后是拉丁美洲。因为各国在不同时点采取行动，所以汇率可能发生大幅波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问题是美元过于强势，从而制造了政治压力，以保护正被欧洲及亚洲日益强大的外国竞争者淘汰侵蚀的美国制造业。鲍德温(Baldwin，1987)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生产发生显著结构性变化”的产物，“这种变化使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下降，伴随而来的是欧洲共同体和日本国际经济声望的崛起，以及一批竞争极其激烈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突现。”

　　应对措施是《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前者要推低美元，而当美元太低时，就出现了支持美元的《卢浮宫协议》。那些关心全球经济实力转变时期的读者，应该特别留意这些协议的两个方面。第一，它们是五国集团的协议，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日本首次被认可为一个可以与欧美平起平坐的崛起大国。事实上，这两个协议中的《卢浮宫协议》，是在美日两国财政官员的双边讨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第二，我们所提到的五国集团，不仅国家数量少而且是临时的。这让我们想起为应对新力量的崛起而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也让我们认识到，规模较大的决策论坛，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会行动迟缓。

　　上述全球性转变，即从美国主导世界转向一个更多极的世界，被20世纪90年代的两起事件所打断：苏联解体与前苏联集团困难重重的转型进程，以及新兴市场出现的一系列经济与金融危机。前苏联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而欧洲则步履艰难地试图消化重新统一的德国，日本正陷于金融危机，新兴力量尚未出现，此时，正是美国发挥作用的“单极时刻”。1990~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由联合国授权、有34个国家组成联盟参加，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完全由美国领导的战争。虽然在1994~1995年援救墨西哥和1997~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有出色表现，但是在协商这两起事件的紧急融资条款和金额时，美国财政部官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各国都表达了对美国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满，亚洲尤其强烈，但在配额、投票权以及执行委员会的组成方面，并未出现任何能削弱美国领导角色的重大改革。当二十二国集团成立，以便从危机中吸取教训的时候，危机管理工作组的主席即由美国财政部官员担任。很难想象在非单极时代(如现在)，美国在危机处理中仍能占据主导地位。

　　随后新兴亚洲国家继续发展壮大，因此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紧接着也持续向新兴的亚洲转移。出现这种快速的继续发展是因为赶超的基本先决条件仍然存在：出口导向、高储蓄率、旨在消除瓶颈的政府措施，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亚洲的决策者从危机中吸取了恰当的经验教训：它们通过避免出现大规模经常账户赤字和实际汇率高估，降低需求压力，加强对银行系统的监管，积累外汇储备以缓冲各种冲击，从而减少了自身经济的脆弱性。当然，在美国因自身金融危机而倒退之际，新兴亚洲国家的追赶步伐进一步加快了。

　　新兴亚洲国家快速前进了10年，很显然，这场全球性转变对下一次危机处理是有启示的。二十国集团显然已经取代了七国集团(G7)或八国集团(G8)，成为协调危机应对的首要平台。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韩国主持召开了二十国集团峰会，而10年前韩国从自身的危机中恢复过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其新创立的合作伙伴——金融稳定委员会，已经扩展到了吸纳新兴市场成员。发达国家已然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和投票权应当进行相应调整，以提高新兴市场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并且已经采取了这方面的举措。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欧洲人担任的推断，已经让位给由新兴市场国家的人来担任的预期。人们有时会认为，全球转变时期也是组织国际经济合作的各类机构成效最差的时候，因为这时衰退国家的代表权过大，在新兴市场看来，这样的安排缺乏合法性。就目前而言，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国际机构改革的步伐尚不够快。不过，人们至少已经意识到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

　　全球转变新形势

　　全球经济和金融力量的转变，造就了种种陌生的环境，而这些陌生环境又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崛起的力量——欧洲和日本都抱怨美国制造了不稳定的经济冲力(economic impulses)。这个经济风险来源早已有之，不过是形式总在发生变化而已。而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不得不担心另一个风险，即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不利冲击。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小或太封闭，以至于无法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极重要影响的时代早已过去。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分析家必须担心的是，中国经济急剧放缓、主要城市的楼价骤降或劳工骚乱的爆发所产生的影响。美国的政策规划历来都不关注这些事项，但现在应该对此加以关注。

　　当这类问题出现时，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全球转变也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如果说，二战结束后的时期是霸权稳定时代，那时美国作为主导力量，有能力单方面采取行动来稳定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并能较普遍地维持国际金融体系;而20世纪最后25年是霸权合作时代，此时具有支配力量的美国再也不能单方面采取行动，但仍在组织协调集体行动中起领导作用;那么，21世纪的前25年将是一个“非霸权合作”的时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皆不具备单独处理全球经济问题的资源，也没有设定条件的能力。对于这种情形，悲观的看法是，就像金德尔伯格所描述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一样，崛起国家与衰退国家都不足以单方面地发挥稳定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力或组织国际合作;乐观的看法是，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不同的是，如今出现了两类主要国家共同参与的各种多边机构，这些机构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处理各种经济风险。

　　因此，我们如何应对这场全球性转变，将取决于这些机构和国际社会各群体是否能够胜任其职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资源的增加、新贷款工具的创设，以及包含溢出效应报告等新监管工具的试行，都是积极的发展趋势。但是，治理改革滞后将继续削弱该机构的合法性，并因此降低其建议的有效性。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始终没有相应的机制，来敦促那些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的国家采取调整措施，不论是像中国那样的长期顺差国家，还是像美国这样发行本币债务的长期赤字国家。二十国集团的问世，为大中型国家、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提供了同等的谈判地位，这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趋势。不过二十国集团也面临合法性问题;它没有成文的章程，成员国地位的确定也比较随意(谁确定这20个国家来掌管世界?)。由于缺少成员国的承诺，这个组织极易沦为“清谈俱乐部”。

　　理论上，这些设计缺陷都能修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可以被修改成对长期顺差国实施自动惩罚。执行理事会的组成可以有一些变动，以便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权，而二十国集团的成员也可以重新配置，以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理事会的调整。

　　在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里，尤其是在一个没有单一主导力量的世界里，国际合作的前提是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有一个共同诊断。当人们思考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或美国赤字的根源等问题时，显然没有清晰明确的共识。而此时，一些独立实体，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可以担负起公正的协调人角色，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通过治理改革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法性和达成思想共识是密不可分的。

　　部分思想共识必须得到曾主导世界的大国的赞同，如果该国不再能单方面采取适当的行动，就应该通过合法机构实现权力分享，这要比拘泥于过去的做法更为可取。在这一点上，美国已经表现出了远见卓识，它主张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和执行理事会的代表权，并把国际合作的重心从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转移到二十国集团。欧洲一直不太热心于提高新兴市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理事会中的代表权。不过，2011年的法国总统竞选将揭示欧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真严肃地执行二十国集团的程序。同样，崛起中的大国也务必达成同样的思想共识，也就是说，它有责任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中国官员在推行其国际经济政策时，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还没有能力为世界其他国家作出牺牲。全球性转变已渐渐趋向于同情那些较弱之国。

　　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教训是，随着经济力量的转变，军事实力也发生了变化。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关注自己的边境争端，因此，它致力于发展陆基力量，因而避免了远距离的军力投射。有人说，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已不再具有海军传统意识，任由美国海军肆意驰骋于太平洋甚至是中国东海之上，并尽量限制两国之间的冲突范围。但是，认为中国无法在海上挑战美国的观点，可能最终会被这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力量平衡的变化所推翻。中国的军舰在数量及精密性上也许仍然落后于美国(潜艇方面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与中国的很多事情一样，如今发生的变化比许多专家在5年前预测的要迅速得多。2009年，中国决定派遣一支海军部队护送其远洋运输船只安全通过亚丁湾，不受索马里海盗的侵扰，就是一个绝佳的证明。

　　能源安全问题显然集经济和政治风险于一身。中国痛苦地意识到对进口能源的依赖。19世纪末的德国和20世纪后期的美国，均被指控运用军事手段来确保其能源安全。中国已经采取了其他措施，主要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努力确保其能源供应。有人认为，中国会走得更远，它会威胁甚至动用武力，在东西伯利亚地区、东亚其他地方甚至全世界的其他地区，扶持亲中国的政府。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更加温和的方法来确保能源安全。这些措施包括：取消对家庭和国有企业的能源补贴，限制能源消费;开发新技术，减少对进口矿物燃料的依赖。所有这一切，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巴厘•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George CPardee和Helen NPardee讲座教授，国际经济学和国际金融领域著名专家，他关于美元地位的新作《嚣张的特权》刚刚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提交给2011年5月5～6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芬兰银行诞辰200周年酒会。)

　　(颜超凡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