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6)[转帖]颜昌海:政改会否“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在过去的几年里，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大陆官方试图回避的老大难问题。虽说温家宝十数次呼吁政改，但每一次在官场的效应，都“泥牛入海无消息”。官场的“不搞”运动，更是郑重其事地堵塞了政治改革的任何可能。但就在最近一个时期，事情突然起了变化。官方媒体和官方学者密集发文，大声鼓噪，呼吁政改。一时间，政改又成了时髦议题。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宁要微词，不要危机”，文中被引用最多的是，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面对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中国各大网站均以“人民日报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为题转载。紧跟著《环球时报》、《解放日报》等也发出“必须改革”的声音。有着“中南海第一智囊”之称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早年写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也被翻出热炒。而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记者会上，也语带玄机地告诉说媒体，政治体制改革，“你们会看得到”。
为什么早已丧失改革愿望和改革动力、下定决心、绝不作为、抱著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的权贵们为何突然转向？也许，有两个更深层的原因。首先，当权者的不作为，在党内已经面临直接挑战。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第443次双周讨论会李伟东的发言，刘少奇之子刘源把他为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写的17页序言，报给了最高层，被在内参上传阅。由此可以肯定，刘源们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主张和思想主张，已经传到高层，而他们的类似于“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的对局势的判断，也应当一并传到了高层。当然，对目前面临的危险，高层并非不知情，内心也有所焦虑；但采用的应付手段，却是试图用加强社会控制、避免推出改革引发震荡；但刘源等的直言，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大的危机随时随地可能爆发，而拖延和不作为会使中国大陆陷入危险境地。此外，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官民对立和朝野分歧非常严重，而反映权贵们不作为的思想，因严重脱离中国现实，而受到民间思想的严峻挑战。就在民怨沸腾，革命之火似乎一触即发的危险关头，而官方依然歌舞升平，忙著向全世界大唱中国模式之赞歌，甚至认为中国的崛起在2012将会变成某种现实，但在民间思想界，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对现在的中国局势忧心忡忡。李伟东和各派领军人物均有深入交谈，从他对中国的十种思潮的分析来看，左右思潮目前均有激烈化、极端化和情绪化的倾向，一些极端人物甚至开始采取极端行动。这说明中国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于是，一场轰轰烈烈地呼吁改革、提倡改革、力挺改革的官方造势就出台了，可能还会形成高潮。
而以“唱红打黑”为手段的“重庆模式”与主张“民主与法治”的“广东模式”之间的较量，也促进了呼吁改革、提倡改革、力挺改革。不过，无论“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还是“民主法治”的“广东模式”，都有维持政权、享受对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之诟病，也即中国大陆官方每一次规则的改变，都是在合法性和生存遭遇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的。
有舆论质疑，“唱红打黑”，利用社会两极分化和穷人仇富的心理，搞起了“二次文革”，严控、打压、震慑当地媒体，依靠“唱红”麻醉部份具有“文革”情结的人；依靠“黑打黑”、模仿毛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策略，铲除异己，抢夺民企财产上千亿，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毁灭性打击和政治迫害。据重庆当地媒体2009年披露，仅仅在2008年7月至9月短短两个月内，重庆打击黑恶案件32771起，侦破年内案件25931起，查处治安案件52671起，逮捕9521人，打掉团伙92个，使整个城市全部看守所爆满，黎强，文强等人不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已。一系列抓捕，尤其是对文强、黎强等人的抓捕，是以反腐倡廉为藉口，并赢得了国内相当一部份民众。但海内外的众多评论家却不这样认为，如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曾表示，这一套尽管影响很大，很多人却比较反感，尤其是有历史经验、中年以上的人，文革就是红色道路一次最大的灾难。所以现在再要走红的、左的道路，那完全是历史的倒退；而“唱红打黑”、“黑打黑”完全就是文革的再现。
汪洋则与重庆大搞“唱红打黑”相反，在广东搞起了“民主法治”。汪洋的广东，在一定的程度、一定时期内，曾有限地解除对媒体的控制。汪洋在广东宽容地鼓动老百姓“骂娘”，对“小悦悦事件”这一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事件，做为省委书记的汪洋也公开地表示同情和反思，试图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增城骚乱”，“潮州事件”、“小悦悦事件”及“乌坎事件”上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和民主政治。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表示，汪洋提出来要局部的、有限的开放新闻，说明汪洋领导的广东这个团队，是比较清醒、比较现实的政治路线，比较符合整个国家很多人的想法。但也有中国问题专家却认为，汪洋显示出一些改革的姿态，发表了一些“放权”的谈话，所有这些行动,都尚未触及实质问题。
舆论指出，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终于通过媒体大唱“改革”。中央级别的有新华社发文《从春天再出发》、《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以及人民日报的《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等相呼应；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走邓小平路线的占了上风，压倒了由走毛泽东共产原教旨主义路线的造反派，然而这一切既是放风又是试水，换种花样忽悠人民。重庆“唱红打黑”也突然开始转向，从之前的“唱红打黑”换招到“民生10条”、“共富12条”，再到“民主法治15条”；强调“为民”是核心，畅通民意是起点，表示要进一步发展扩大基层民主，加强民主监督以提高官员选用的公信度，频提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观”，强调共同富裕。有分析指，这种突然转向，其目的也是为了打造拥护改革和民主的形象，改变“极左”的形象，安抚那些会搞“小文革”的声音。在自以为合适的时机，仍不忘兜售“唱红”，如借“学雷锋”重提“唱红”等。更有趣的是，广东不仅搞起了“打黑”，还唱起了“红歌”；近日，在广东珠海大会堂，新四军研究会合唱团在此献演“红歌”情景演唱会。据悉，新四军研究会合唱团的成员均为革命前辈后代“红二代”组成。有舆论称，高干子女提倡唱红，是为了强调“江山继承权”的合理性，为了继续保持和扩大谋取利益的特权。
新华社报导说，汪洋主持广东省打击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三打两建”全省电视电话会议，省委省政府要求，此次行动要破除一切障碍和阻力，打掉涉黑犯罪团伙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非法犯罪土壤，还市场一片净土。有舆论分析说，这可能不是汪洋偶然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受命于更高层。明确显示的信号是：高压维稳的既定方针不变，也不意味着重庆等地的因为打黑“黑打”而造成的冤假错案会在短期内得到纠正。
《纽约时报》特约中国专栏作家、现年84岁的贝拉最近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他表示：“要(中共)抛弃法家与毛的思想会是一项挑战，因为在整个毛掌权的时代早已根深蒂固”，“毛的照片还在天安门上，共产党试图将毛泽东思想分出好和坏的部份，但是对不起，这不行。”贝拉认为，中国民众在道德层面似乎没有归宿感；事实上很多中国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个笑话，没有认真对待它。
从现有迹象看，大陆官方想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公开承认不改革就会亡党，力图用改革再度在民众中制造影响。《人民日报》“宁要微词，不要危机”文章，提出二个宁要：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并称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只会让危机跑在改革前面，最终酿成更大危机。另一方面，如加拿大时事评论员刘淇昆表示，大陆官方在所谓“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摇摆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内高层斗争的激化，目前都不是处于绝对优势，才会出现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况。正如人们在评价中国经济改革中所阐述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目标都明确，那就是维持权力，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从1月28日起，正式开辟中国专栏，专门探讨中国的现状。这是《经济学人》70年来，首次为一个国家开辟专栏。在第一期文章《动荡的中国，危险的一年》中指出，中国大陆官方在玩“击鼓传花”，不过传递的是定时炸弹。文章表示，随着中国的经济放缓，更多的群体事件正时隐时现。而中国大陆官方企图“捂盖子”，让新闻媒体保持沉默，并且阻止这类抗争的发生，但是他们的能力已因微博的爆炸性增长而减弱。 此外，中国经济环境也同样出现了更多麻烦，所谓“中国特色”的统治看来越来越难以为继。
因此，《经济学人》认为，经济前景不佳的情况和社群网站媒体，让中国内部的抗议更为常见，对官方统治者来说，目前是一个微妙时刻，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领导层坐立难安。文章指出，这次经济放缓问题的肇因部分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当局采取的刺激经济方案以及不计后果的银行贷款措施导致通膨及坏账，迫使中国大陆不得不遏止支出，例如减少新的建设项目。除了内忧，还有外患，欧债危机及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导致欧美的需求走低，对中国诸多工厂而言，无异是敲响关门大吉的警钟。
文章说，今天，中国大陆面临的威胁非常不同，当局对大规模抗暴事件的恐惧挥之不去。过去10年，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已占城市人口的40%，加以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巨大迁徙潮，使官方不敢掉以轻心，天安门广场常见安检及大批便衣公安巡逻，加派人手严阵以待。此外，近年来中国境内由出口重心沿海地带延伸到内地的罢工浪潮，亦使官方防不胜防。1月初，中国社科院公布报告指出，与2010年相比，2011年的罢工组织得更好，更具对抗性，更容易引发跟风行动。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认为，中国劳工不再愿意接受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小我的说法，因为他们的牺牲已经太大了，大多数人不再选择沉默。
文章指出，中国官方虽然想办法让失业的农民工返回故乡求发展或重新务农，不过，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统计，大城市里的外来工人比例已经超过了60%，而且多是农民工的后代，没有务农的经验，他们自认是城里人，尽管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诸多福利。而二代农民工较上一代受到更好的教育，也更加自信。如果二代农民工失去希望，又不愿意回乡，官方当局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可想而知。文章说，根据北京的一家民意调查机构的问卷调查，北京市民2010年对中国大陆官方政权的耐心及生活满意度“大幅下滑”，2011年亦是如此。专家指出，微博的快速蔓延是影响民众对中国大陆官方失去耐心的主要因素。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微博已经广为人知，在5.13亿上网的中国人中，接近50％都使用微博，略高于使用电子邮件的人数，比前一年上升了近4倍，据的估计，90％年龄在30岁以下的城市互联网用户都用微博。微博的普及已经改变中国公共信息的传递。几年前中国官员比较容易操控公共信息的揭露，因此过去知道地方抗议事件或官员丑闻的只有寥寥几人，现在中国网民可以在微博立即传递并热烈讨论。官方若想控制，只能徒呼负负，仅能屏蔽关键词和删除揭发丑闻的用户，不过中国网民也有因应之道，即便去年12月官方推出实名制规则，到目前为止，用户似乎没有被吓退。
许多中国学者指出，即使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的起义，未来几年也会看到遍地开花的不稳定，经济增长放缓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更会加剧这一情况。
所以，在这个时候，深化政治改革，应成为毫不动摇的必须。
2012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香港凤凰卫视记者记者提问，“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在之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广东进行考察时强调不改革只会是死路一条。我们也看到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社等都发表了改革的言论。最近人民日报也提出，宁可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您是否认为在2012年这样关键的一年，中央的高层是希望进一步向外界释放出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大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回答，“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围绕着改革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放慢改革的速度。另一种则主张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小平同志力主深化改革”；“20年前，小平同志告诫我们，他说，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御风险的力量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赵启正还说，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外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深化改革的基础更加坚实了。另一方面，人们对进一步改革的认识也越来越有共识。“我们懂得，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我们会继续坚定地前进。”
看来，似乎中国政治改革不会重蹈经济改革“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但事实上，循环是有可能的，只要中国官场继续保持和扩大谋取利益的特权。中国大陆社会矛盾千头万绪，归结一句话：以法治国，以人为本，限制权力，还权于民，还政于民。只有这样，才是国泰民安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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