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这次又“来晚了”，这次是因为患病，仿佛这个国家只由他一个人操持，他一病，他所领导的国家机构与他的下属们便会制造出什么人祸来。
一个良性的国家，一个良性的政府，并不取决于一位总理，而在他的上下，即取决于他们所制定，同时也制定了他们的体制。
一个由自上而下任命所形成的官僚体制，一些并非出自民选民举的官员，自然只会对上负责，对上谄媚与对下施威，随之失信。这是必然的结果，就像王勇平的“反正我信了”，无论是违心还是无赖，他必须要以失去信誉换得那个“信了”，否则就会将自己置于体制之外，他的利益也将由此丧失。
如今的社会早已没有脊梁，只有“脊梁奖”；而他们早已没有信用，只有信用卡。仅此而已。
中国的官僚体制一直为人诟病，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也似乎正在着手修正，比如最新规定：新任市委书记人选一般要在省内进行民主推荐。这是个新的信息，但不免又是一只画饼，难得果腹。“一般”之下，尽可“特殊”，就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一切仍交上级决定，使之最终流于形式。
中国的民主进程总不会像火车一样提速，依旧如老牛破车，将就而行。一边是时代与先进理念的要求，一边是落后的管理体制与庸官贪官所把持的权力，这样的结合不出现7.23灾难，才是一个“奇迹”。
7.23路难确为人祸，而非天灾。人们的痛恨在于 “天灾”背后永远窝藏着人祸，比如地震中的劣质建筑，洪水中的豆腐渣工程，车难中的管理混乱、盲目指挥与违规操作。事故原因尚未启查，便抢先将责任推给雷公，抢先下手掩埋车头及证据，这样的管理者与祸根何异？
事实不断证明，政府及官员的欺瞒与无能在每一场血淋淋的事故前后都变得格外刺目。谎言与欺诈在他们像脱口而出，“大局”与“维稳”在他们像是从腰包里掏出来一样随意。谎言、欺瞒、推诿、贪腐直至草菅人命，当政府的运作与决策只关自己，与民无关或者与民背离，就是这样的结果。
在中国，政府与民众似乎从来没有超越利用与被利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好一些时就是利用得顺手，管理得对路，相反则相反。旦逢权利相争，这种矛盾便格外凸显出来。正所谓“分蛋糕”，当分配者亦能优先得到，这个社会便注定了远离公平，使冲突纷起，危机四伏。现在一个新的说法是“分蛋糕”并不重要，“做蛋糕”才重要。这只是一个概念的转移。中国还没有华盛顿，大概今后也不会有，这是由中国历史与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做蛋糕”的目的就是“分蛋糕”的权力，做得越大则权力越大。况且中国的蛋糕也并不算小，那么多的社会资源及财富，只是造就了那么多的亿万富翁，那么多的贪官污吏，那么庞大的利益集团。当一个铁道部部长可以受贿十亿，一个铁道部总工可以敛财28亿美元，这种厨案上的“做蛋糕”与“分蛋糕”又能如何？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矛盾日益深化、日益纠结的时代。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由传说中的“鱼水”一步步发展到大鱼小鱼的关系，再到现在的鱼与网的关系。当鱼网相争，鱼固然会死，但网也好不到哪里，照此，破掉是早晚的事。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7311174380.html
2011年7月31日星期日
(1252)[转帖]军火狂人“美国梦”碎
当他们一心梦想成为“军火界的比尔·盖茨”时，却在与五角大楼做的一单价值数亿美元的生意中彻底栽了跟头
两个毛头小伙、瘾君子，一个是中学辍学生，一个是不名一文的按摩师，却在国际军火走私中大发横财，二十岁出头便成为百万富翁。他们的秘诀只有一个——与美国政府做买卖。
当他们一心梦想成为“军火界的比尔·盖茨”时，却在与五角大楼做的一单价值数亿美元的生意中彻底栽了跟头。
近日，两人获刑入狱。他们如此感慨：做生意，我们是行家；但政治，我们永远不懂。
“我发现了一个完美合同”
埃弗雷姆·戴夫罗尼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大后要做一名军火商。
这是他的家族生意。父亲为当地警方提供军用物品，叔叔向执法部门出售武器。他九年级时被学校开除，到洛杉矶跟叔叔学做生意，不到16岁便跑遍全国。他对枪支有与生俱来的热爱，对军火行业里的尔虞我诈、冷酷无情也了然于心。18岁时，他回到迈阿密，创建自己的公司AEY，开始独闯天下。
他的生意经很简单。别的公司力求吸引更多客户，他却只盯着一个买家——美国军方。
当时，美国同时打着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布什政府的私人军事合同金额从2001年的1450亿美元飙升至2008年的3900亿美元。像AEY这样的小公司，只要与美国军方做成一单生意，就能从五角大楼每年庞大的军费开销中分得一杯羹，赚个盆满钵满。而戴夫罗尼所要做的，只是找到最便宜的卖家，在诸多竞标者中报出一个最低价。
凭着对军火生意的独特嗅觉，戴夫罗尼的生意越做越大，他需要一个帮手。他看中了无所事事的“毒友”戴维·派柯茨。派柯茨中学毕业后，他在佛罗里达大学混了两个学期，为了将来的生计，他学了按摩。在戴夫罗尼眼里，他空有一个聪明脑袋，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一天晚上，戴夫罗尼在与五角大楼做完一笔1500万美元的生意后，对派柯茨说：“兄弟，跟我干吧，我保你3年内成百万富翁。”他打开自己的奔驰车后盖：“瞧，这儿有180万现金。”
如此诱惑，怎能抵挡？两人一拍即合。那是2005年11月，戴夫罗尼19岁，派柯茨23岁。
2006年7月28日，美国陆军后勤司令部网站上贴出一份长达44页的《非标准武器询价书》。这是一个“超级”大单：从AK-47步枪、SDV狙击步枪到GP 30手雷、苏式82毫米迫击炮、S-KO 航空火箭弹，一应俱全，简直可以武装一支军队。
更具吸引力的是，整个合同将交由一家公司承担！
询价书贴出后没几分钟，派柯茨就接到戴夫罗尼的电话，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我发现了一个完美合同！它比我们以往任何一笔生意都要大！”
这批武器将用于武装阿富汗国民军，只能从前东欧集团国家买到。而这个“灰色地带”充斥着非法军火商、走私犯和各路军阀，五角大楼显然不可能直接与这些人打交道，它需要一个中间人。
通常情况下，如此大宗买卖，AEY这样的小公司根本没有机会。但这次不同。首先，布什政府在五角大楼启动了“小企业计划”，要求必须把部分防务合同交给小公司做。其次，AEY有“冷战武器”交易记录，算是“经验丰富”，而且，他们刚刚结交了一名瑞士军火商亨利希·托米特，此人在东欧有广泛人脉。第三，合同对武器质量的要求是“能用即可”，戴夫罗尼对此的理解是：五角大楼并不在意“是不是好货”，只要“子弹能出膛，有响声就行”。
当晚，派柯茨就把匈牙利、保加利亚、乌克兰等所有可能拥有苏联时代武器的国家搜了个遍，打电话、发传真、写电子邮件、和说着蹩脚英语的人讨价还价……整整6个星期，他就呆在办公室里，困了在沙发上眯一会儿，或者抽一口大麻提提神。
随着截标日期的临近，戴夫罗尼变得越来越焦躁。他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究竟把利润锁定在10%还是9%？虽然只相差1个百分点，却涉及三百多万现金。一般人会定10%，但万一有人和他一样，对这个标的志在必得呢？他甚至考虑是否该定8%。但最终，他放弃了这个“连上帝都反对的念头”，将利润锁定在9%。
就在截标时间只剩10分钟的时候，戴夫罗尼在标书总金额一栏写下“2.98亿美元”，然后跳上座驾，直奔邮局。
第一笔订单虽然只有60万美元，但戴夫罗尼认为，这是买方的一次测试，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否则整个合同将泡汤。他用自己特有的语言警告派柯茨说：“你只是扒下了婊子的裤子，还没上她的身。”
不过，他有些多虑了。第一笔订单尚未启动，第二笔订单就来了，价值4900万美元。显然，五角大楼为能找到AEY这样的小公司履行合同而欣喜若狂，不仅完成了“小企业计划”规定的份额，还节省了一大笔钱——AEY的报价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低了至少5000万美元！早知如此，戴夫罗尼实在没必要为1个百分点如此纠结。
美国防长亲自出访调解
最大一笔订单是500万个AK-47子弹夹。戴夫罗尼用瑞士军火商托米特通过高层关系从阿尔巴尼亚弄来的货源，因为那儿的订金低。
由于阿尔巴尼亚“名声不好”，这笔买卖采用典型的非法流程：托米特在塞浦路斯成立一家公司，以它的名义从阿尔巴尼亚进口军火，然后转卖给AEY。
但后来，戴夫罗尼发现了一个“大娄子”：这批军火产自美国黑名单上的一个国家，而合同明文规定，不得购买该国军火。
他立即打电话给派柯茨。派柯茨急了，连忙咨询国务院律师顾问能否通融，但被告知：“不行，除非得到总统特令。”
派合同期一天天逼近，戴夫罗尼决定赌一把，将这批军火的外包装改头换面。于是，他找到纸板盒制造商科斯塔·特里毕卡。
在迈阿密，戴夫罗尼却打着另一个算盘：他以每个弹夹4美分的价格从托米特手中提货，但怀疑托米特从中牟取暴利。他通过特里毕卡打听到阿政府报价，每个弹夹才2美分。他愤怒了，指使特里毕卡想办法将托米特踢出交易，自己直接和阿政府交割。特里毕卡当然乐于帮忙，因为各方都可以从中获利。
谁知，当他见到阿国防部长时，却被告知他本人已“出局”，重新包装的活儿已转交给总理儿子的一个朋友。显然，托米特在阿政府的耳目要比他厉害得多。
特里毕卡气急败坏，打电话威胁戴夫罗尼要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告发交易内幕，还录了音。戴夫罗尼给他出招，贿赂阿方武器出口部门负责人：“哀求他，讨好他，给他送个妞儿，或者在他口袋里塞点钱，不需要很多，2万美金就行。”
最终，特里毕卡还是没能挽回生意。戴夫罗尼也无可奈何：“这笔买卖有太多混蛋介入，而且波及上层，关系到总理和他儿子。这股黑势力太强大了，我斗不过它。”
当装着500万个弹夹的货机终于从匈牙利起飞至阿富汗时，派柯茨长长舒了口气，以为一切波折到此结束。可是，电话铃又响了：飞机在途经吉尔吉斯斯坦时被扣留。
这次麻烦源于俄罗斯不希望北约势力扩大到吉尔吉斯斯坦，而吉方企图利用位于阿富汗战争供应线上的有利地理位置，向美国多要些钱。
好在派柯茨“上面有人”，他联系到美国驻吉国大使馆，武官立即致信吉政府，解释这批军火是“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急需物资”。两周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亲自前往吉国调解，这批军火总算得以放行。
“我们都是替罪羊”
历经千辛万苦，军火终于源源不断运抵阿富汗。阿富汗国民军没有抱怨武器质量，数千万美金从五角大楼转入AEY账户，戴夫罗尼发了，派柯茨也要发了，一切似乎皆大欢喜。
至此，派柯茨还没有从戴夫罗尼那里拿到一分钱，他看出戴夫罗尼似乎不想兑现当初的承诺。他决定先发制人，警告朋友不要做得太过分，否则他会向国税局告发。
这一招起了作用，他拿到部分佣金。
他没料到的是，更大的担忧在等着他。AEY赢得这么大的订单，引起同行眼红，一名美国军火商向国务院举报，称这笔生意有猫腻。2007年8月23日，就在派柯茨与戴夫罗尼约定结算佣金的那天，联邦探员搜查了AEY办公室，带走了所有硬盘和文件。
就这样，阿尔巴尼亚那单货的秘密彻底暴露。派柯茨决定做污点证人，以求免于起诉。祸不单行，阿尔巴尼亚那边又起波澜。一名律师在调查阿国腐败案子时，向《纽约时报》暗示了这单生意中的疑点。《纽约时报》随即在头版刊登调查文章，揭露阿富汗武器供应中存在监察疏漏。原本派柯茨已经免于法律追究，可因为这篇文章，又面临欺诈罪起诉。
今年1月，戴夫罗尼被判处4年监禁，派柯茨被判处7个月软禁。派柯茨向法庭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但他真正遗憾的是：他和戴夫罗尼都是替罪羊，他们不是因为违反了法律而被起诉，而是因为羞辱了布什政府。政府方面没有一个人受到起诉，而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国务院，都有官员清楚地知道AEY做了什么。
“我们一直在做美国梦，直到最后，它变成了一个噩梦，”派柯茨说。
http://www.infzm.com/content/58281
两个毛头小伙、瘾君子，一个是中学辍学生，一个是不名一文的按摩师，却在国际军火走私中大发横财，二十岁出头便成为百万富翁。他们的秘诀只有一个——与美国政府做买卖。
当他们一心梦想成为“军火界的比尔·盖茨”时，却在与五角大楼做的一单价值数亿美元的生意中彻底栽了跟头。
近日，两人获刑入狱。他们如此感慨：做生意，我们是行家；但政治，我们永远不懂。
“我发现了一个完美合同”
埃弗雷姆·戴夫罗尼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大后要做一名军火商。
这是他的家族生意。父亲为当地警方提供军用物品，叔叔向执法部门出售武器。他九年级时被学校开除，到洛杉矶跟叔叔学做生意，不到16岁便跑遍全国。他对枪支有与生俱来的热爱，对军火行业里的尔虞我诈、冷酷无情也了然于心。18岁时，他回到迈阿密，创建自己的公司AEY，开始独闯天下。
他的生意经很简单。别的公司力求吸引更多客户，他却只盯着一个买家——美国军方。
当时，美国同时打着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布什政府的私人军事合同金额从2001年的1450亿美元飙升至2008年的3900亿美元。像AEY这样的小公司，只要与美国军方做成一单生意，就能从五角大楼每年庞大的军费开销中分得一杯羹，赚个盆满钵满。而戴夫罗尼所要做的，只是找到最便宜的卖家，在诸多竞标者中报出一个最低价。
凭着对军火生意的独特嗅觉，戴夫罗尼的生意越做越大，他需要一个帮手。他看中了无所事事的“毒友”戴维·派柯茨。派柯茨中学毕业后，他在佛罗里达大学混了两个学期，为了将来的生计，他学了按摩。在戴夫罗尼眼里，他空有一个聪明脑袋，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一天晚上，戴夫罗尼在与五角大楼做完一笔1500万美元的生意后，对派柯茨说：“兄弟，跟我干吧，我保你3年内成百万富翁。”他打开自己的奔驰车后盖：“瞧，这儿有180万现金。”
如此诱惑，怎能抵挡？两人一拍即合。那是2005年11月，戴夫罗尼19岁，派柯茨23岁。
2006年7月28日，美国陆军后勤司令部网站上贴出一份长达44页的《非标准武器询价书》。这是一个“超级”大单：从AK-47步枪、SDV狙击步枪到GP 30手雷、苏式82毫米迫击炮、S-KO 航空火箭弹，一应俱全，简直可以武装一支军队。
更具吸引力的是，整个合同将交由一家公司承担！
询价书贴出后没几分钟，派柯茨就接到戴夫罗尼的电话，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我发现了一个完美合同！它比我们以往任何一笔生意都要大！”
这批武器将用于武装阿富汗国民军，只能从前东欧集团国家买到。而这个“灰色地带”充斥着非法军火商、走私犯和各路军阀，五角大楼显然不可能直接与这些人打交道，它需要一个中间人。
通常情况下，如此大宗买卖，AEY这样的小公司根本没有机会。但这次不同。首先，布什政府在五角大楼启动了“小企业计划”，要求必须把部分防务合同交给小公司做。其次，AEY有“冷战武器”交易记录，算是“经验丰富”，而且，他们刚刚结交了一名瑞士军火商亨利希·托米特，此人在东欧有广泛人脉。第三，合同对武器质量的要求是“能用即可”，戴夫罗尼对此的理解是：五角大楼并不在意“是不是好货”，只要“子弹能出膛，有响声就行”。
当晚，派柯茨就把匈牙利、保加利亚、乌克兰等所有可能拥有苏联时代武器的国家搜了个遍，打电话、发传真、写电子邮件、和说着蹩脚英语的人讨价还价……整整6个星期，他就呆在办公室里，困了在沙发上眯一会儿，或者抽一口大麻提提神。
随着截标日期的临近，戴夫罗尼变得越来越焦躁。他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究竟把利润锁定在10%还是9%？虽然只相差1个百分点，却涉及三百多万现金。一般人会定10%，但万一有人和他一样，对这个标的志在必得呢？他甚至考虑是否该定8%。但最终，他放弃了这个“连上帝都反对的念头”，将利润锁定在9%。
就在截标时间只剩10分钟的时候，戴夫罗尼在标书总金额一栏写下“2.98亿美元”，然后跳上座驾，直奔邮局。
第一笔订单虽然只有60万美元，但戴夫罗尼认为，这是买方的一次测试，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否则整个合同将泡汤。他用自己特有的语言警告派柯茨说：“你只是扒下了婊子的裤子，还没上她的身。”
不过，他有些多虑了。第一笔订单尚未启动，第二笔订单就来了，价值4900万美元。显然，五角大楼为能找到AEY这样的小公司履行合同而欣喜若狂，不仅完成了“小企业计划”规定的份额，还节省了一大笔钱——AEY的报价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低了至少5000万美元！早知如此，戴夫罗尼实在没必要为1个百分点如此纠结。
美国防长亲自出访调解
最大一笔订单是500万个AK-47子弹夹。戴夫罗尼用瑞士军火商托米特通过高层关系从阿尔巴尼亚弄来的货源，因为那儿的订金低。
由于阿尔巴尼亚“名声不好”，这笔买卖采用典型的非法流程：托米特在塞浦路斯成立一家公司，以它的名义从阿尔巴尼亚进口军火，然后转卖给AEY。
但后来，戴夫罗尼发现了一个“大娄子”：这批军火产自美国黑名单上的一个国家，而合同明文规定，不得购买该国军火。
他立即打电话给派柯茨。派柯茨急了，连忙咨询国务院律师顾问能否通融，但被告知：“不行，除非得到总统特令。”
派合同期一天天逼近，戴夫罗尼决定赌一把，将这批军火的外包装改头换面。于是，他找到纸板盒制造商科斯塔·特里毕卡。
在迈阿密，戴夫罗尼却打着另一个算盘：他以每个弹夹4美分的价格从托米特手中提货，但怀疑托米特从中牟取暴利。他通过特里毕卡打听到阿政府报价，每个弹夹才2美分。他愤怒了，指使特里毕卡想办法将托米特踢出交易，自己直接和阿政府交割。特里毕卡当然乐于帮忙，因为各方都可以从中获利。
谁知，当他见到阿国防部长时，却被告知他本人已“出局”，重新包装的活儿已转交给总理儿子的一个朋友。显然，托米特在阿政府的耳目要比他厉害得多。
特里毕卡气急败坏，打电话威胁戴夫罗尼要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告发交易内幕，还录了音。戴夫罗尼给他出招，贿赂阿方武器出口部门负责人：“哀求他，讨好他，给他送个妞儿，或者在他口袋里塞点钱，不需要很多，2万美金就行。”
最终，特里毕卡还是没能挽回生意。戴夫罗尼也无可奈何：“这笔买卖有太多混蛋介入，而且波及上层，关系到总理和他儿子。这股黑势力太强大了，我斗不过它。”
当装着500万个弹夹的货机终于从匈牙利起飞至阿富汗时，派柯茨长长舒了口气，以为一切波折到此结束。可是，电话铃又响了：飞机在途经吉尔吉斯斯坦时被扣留。
这次麻烦源于俄罗斯不希望北约势力扩大到吉尔吉斯斯坦，而吉方企图利用位于阿富汗战争供应线上的有利地理位置，向美国多要些钱。
好在派柯茨“上面有人”，他联系到美国驻吉国大使馆，武官立即致信吉政府，解释这批军火是“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急需物资”。两周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亲自前往吉国调解，这批军火总算得以放行。
“我们都是替罪羊”
历经千辛万苦，军火终于源源不断运抵阿富汗。阿富汗国民军没有抱怨武器质量，数千万美金从五角大楼转入AEY账户，戴夫罗尼发了，派柯茨也要发了，一切似乎皆大欢喜。
至此，派柯茨还没有从戴夫罗尼那里拿到一分钱，他看出戴夫罗尼似乎不想兑现当初的承诺。他决定先发制人，警告朋友不要做得太过分，否则他会向国税局告发。
这一招起了作用，他拿到部分佣金。
他没料到的是，更大的担忧在等着他。AEY赢得这么大的订单，引起同行眼红，一名美国军火商向国务院举报，称这笔生意有猫腻。2007年8月23日，就在派柯茨与戴夫罗尼约定结算佣金的那天，联邦探员搜查了AEY办公室，带走了所有硬盘和文件。
就这样，阿尔巴尼亚那单货的秘密彻底暴露。派柯茨决定做污点证人，以求免于起诉。祸不单行，阿尔巴尼亚那边又起波澜。一名律师在调查阿国腐败案子时，向《纽约时报》暗示了这单生意中的疑点。《纽约时报》随即在头版刊登调查文章，揭露阿富汗武器供应中存在监察疏漏。原本派柯茨已经免于法律追究，可因为这篇文章，又面临欺诈罪起诉。
今年1月，戴夫罗尼被判处4年监禁，派柯茨被判处7个月软禁。派柯茨向法庭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但他真正遗憾的是：他和戴夫罗尼都是替罪羊，他们不是因为违反了法律而被起诉，而是因为羞辱了布什政府。政府方面没有一个人受到起诉，而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国务院，都有官员清楚地知道AEY做了什么。
“我们一直在做美国梦，直到最后，它变成了一个噩梦，”派柯茨说。
http://www.infzm.com/content/58281
(1251)[转帖]约翰·科斯特-穆伦 揭秘原子弹的卡车司机
作者: 雨宫萤 2011-04-25 17:38:35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他是个标准意义上的美国蓝领，然而他通过自学写出了极具权威性的原子弹学术著作，笑称“美国政府要保守的最大秘密就是——原子弹原来如此容易制造”
61岁的美国大叔约翰·科斯特-穆伦（John Coster-Mullen）是个标准意义上的美国蓝领。他没上过大学，业余爱好摄影。在过去十几年间，他为造纸公司做过库存管理，在船只发动机工厂和照相机商店工作过，为供暖公司拍过照，与此同时还经营自己的商业摄影业务。他现在的职业是长途卡车司机，每天都得在州际高速公路上穿梭。而这份工作在他自己看来，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了我充足的时间思考那些核弹是怎么造出来的。”
1945年，美国向日本的广岛与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这两枚核弹分别被命名为“小男孩”和“胖子”。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两枚核弹的制造由于“曼哈顿计划”，被视为美国最高机密。
现在，这个机密有可能被穆伦一步步揭开。两年前，他出了本书，叫《原子弹背后的故事：小男孩和胖子》（Atom Bombs: The Top Secret Inside Story of Little Boy and Fat Man），甚至通过自学掌握了原子弹的制造方法。《纽约客》用大篇幅报道了这本书，还选登了其中的内容。美国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说，“没有一个与曼哈顿计划有关的文字作品比他的书更接近原子弹制造的真相。”而菲利普·莫里森（ Philip Morrison），当年参与这项计划的物理学家，称这本书为“非凡的成果”。
令人对这本书的权威性更加深信不疑的是，根据Amazon购物网站的数据，这本书大部分购买者的收信地址都属于美国各个核研究机构、国家实验室和政府安全部门（比如FBI）。毫无疑问，这本书披露的信息非常真实。穆伦对此哈哈一笑：“美国政府要保守的最大秘密就是——原子弹原来如此容易制造。”
事实上，穆伦根本没怎么接受过系统的物理教育，他只是单纯对物理感兴趣而已。小学时，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好收看晨间15分钟的科普教育节目，那个时代的顶尖科学家会站在一块黑板前，为电视观众讲述基本物理学知识。高中时代，他遇到了一位曾于战时在芝加哥大学工作过、参与过曼哈顿计划的教授达尔文·凯斯特纳（Darwin Kaestner），并在交往过程中积累了关于这两枚核弹的基本常识。
此后数十年间，穆伦一直在和各种物理学爱好者打交道，手绘过“小男孩”的内部结构图。1993年，他驱车2000英里去参观原子博物馆，不巧遇上闭馆。失望的他百般争取，终于获得了几个小时的单独参观时间，详细测量了那里的原子弹套管。而在参观科学博物馆时，他发现该馆关于“小男孩”的外观图示标识错误，从而获得了档案专家特意寄给他的一份有缺陷的原子弹部分内部零件图。1995年，在参观原子弹爆炸50周年纪念展览时，穆伦注意到展出的一个“小男孩”原子弹套件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修改过，外壳涂上了神秘的数字“36”和“52”。根据之前获得的数据，穆伦就这样推断出了原子弹的尺寸。
从1998年起，穆伦决定亲自探究两枚核弹背后的秘密。因为根本不可能接触到那些被列为核心机密的材料，他选择了看起来更笨拙的办法——先后拜访了150多名核工程师、设计者和相关官员，同时还从政府档案中设法找出了每一张关于这两枚核弹的照片，用放大镜加以研究，还认真研读了每一本相关书籍。
在漫长的求证过程中，他常有意外收获，例如电话采访当年的项目参与者哈洛·拉斯（Harlow Russ）时，已然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突然冒出一句，“你知道原子弹内部是空心的吧。”这话和当时已公布的所有资料都冲突，但可以解释许多问题。一年后，穆伦又意外获得了4份国家档案，82页纸上有许多原子弹组件的详细数据。用这些数据反复计算后，穆伦告诉自己，拉斯是对的。而他的发现与现存资料不同之处还有很多，例如人人都说“小男孩”的直径是29英寸，但其真实数据是28英寸。对穆伦来说，考证这些就像是原子考古，让他得以将真实情况公之于众。《纽约客》记者说，“看了这些后，我觉得自己也有能力造一颗原子弹。”
有些人不太能理解穆伦的工作，他们的问题是，即使人们不知道这两枚核弹是如何造出来的，现在也已经有了更多更先进的制造方法。研究这样两枚已经过时的核弹有什么意义？但令穆伦骄傲的是，他确保了“对事实公开而永久的记录”。有些事情，即使我们不一定需要知道，我们依然拥有知道的权利。穆伦正是确保我们拥有这种权利的人。
http://www.infzm.com/content/58294
他是个标准意义上的美国蓝领，然而他通过自学写出了极具权威性的原子弹学术著作，笑称“美国政府要保守的最大秘密就是——原子弹原来如此容易制造”
61岁的美国大叔约翰·科斯特-穆伦（John Coster-Mullen）是个标准意义上的美国蓝领。他没上过大学，业余爱好摄影。在过去十几年间，他为造纸公司做过库存管理，在船只发动机工厂和照相机商店工作过，为供暖公司拍过照，与此同时还经营自己的商业摄影业务。他现在的职业是长途卡车司机，每天都得在州际高速公路上穿梭。而这份工作在他自己看来，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了我充足的时间思考那些核弹是怎么造出来的。”
1945年，美国向日本的广岛与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这两枚核弹分别被命名为“小男孩”和“胖子”。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两枚核弹的制造由于“曼哈顿计划”，被视为美国最高机密。
现在，这个机密有可能被穆伦一步步揭开。两年前，他出了本书，叫《原子弹背后的故事：小男孩和胖子》（Atom Bombs: The Top Secret Inside Story of Little Boy and Fat Man），甚至通过自学掌握了原子弹的制造方法。《纽约客》用大篇幅报道了这本书，还选登了其中的内容。美国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说，“没有一个与曼哈顿计划有关的文字作品比他的书更接近原子弹制造的真相。”而菲利普·莫里森（ Philip Morrison），当年参与这项计划的物理学家，称这本书为“非凡的成果”。
令人对这本书的权威性更加深信不疑的是，根据Amazon购物网站的数据，这本书大部分购买者的收信地址都属于美国各个核研究机构、国家实验室和政府安全部门（比如FBI）。毫无疑问，这本书披露的信息非常真实。穆伦对此哈哈一笑：“美国政府要保守的最大秘密就是——原子弹原来如此容易制造。”
事实上，穆伦根本没怎么接受过系统的物理教育，他只是单纯对物理感兴趣而已。小学时，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好收看晨间15分钟的科普教育节目，那个时代的顶尖科学家会站在一块黑板前，为电视观众讲述基本物理学知识。高中时代，他遇到了一位曾于战时在芝加哥大学工作过、参与过曼哈顿计划的教授达尔文·凯斯特纳（Darwin Kaestner），并在交往过程中积累了关于这两枚核弹的基本常识。
此后数十年间，穆伦一直在和各种物理学爱好者打交道，手绘过“小男孩”的内部结构图。1993年，他驱车2000英里去参观原子博物馆，不巧遇上闭馆。失望的他百般争取，终于获得了几个小时的单独参观时间，详细测量了那里的原子弹套管。而在参观科学博物馆时，他发现该馆关于“小男孩”的外观图示标识错误，从而获得了档案专家特意寄给他的一份有缺陷的原子弹部分内部零件图。1995年，在参观原子弹爆炸50周年纪念展览时，穆伦注意到展出的一个“小男孩”原子弹套件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修改过，外壳涂上了神秘的数字“36”和“52”。根据之前获得的数据，穆伦就这样推断出了原子弹的尺寸。
从1998年起，穆伦决定亲自探究两枚核弹背后的秘密。因为根本不可能接触到那些被列为核心机密的材料，他选择了看起来更笨拙的办法——先后拜访了150多名核工程师、设计者和相关官员，同时还从政府档案中设法找出了每一张关于这两枚核弹的照片，用放大镜加以研究，还认真研读了每一本相关书籍。
在漫长的求证过程中，他常有意外收获，例如电话采访当年的项目参与者哈洛·拉斯（Harlow Russ）时，已然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突然冒出一句，“你知道原子弹内部是空心的吧。”这话和当时已公布的所有资料都冲突，但可以解释许多问题。一年后，穆伦又意外获得了4份国家档案，82页纸上有许多原子弹组件的详细数据。用这些数据反复计算后，穆伦告诉自己，拉斯是对的。而他的发现与现存资料不同之处还有很多，例如人人都说“小男孩”的直径是29英寸，但其真实数据是28英寸。对穆伦来说，考证这些就像是原子考古，让他得以将真实情况公之于众。《纽约客》记者说，“看了这些后，我觉得自己也有能力造一颗原子弹。”
有些人不太能理解穆伦的工作，他们的问题是，即使人们不知道这两枚核弹是如何造出来的，现在也已经有了更多更先进的制造方法。研究这样两枚已经过时的核弹有什么意义？但令穆伦骄傲的是，他确保了“对事实公开而永久的记录”。有些事情，即使我们不一定需要知道，我们依然拥有知道的权利。穆伦正是确保我们拥有这种权利的人。
http://www.infzm.com/content/58294
(1250)[转帖]洪晃 我一直假设自己是自由的
洪晃有着﹁名门痞女﹂ 的标签， 但在她复杂身世与口无遮拦之外， 有着对权力的疏离， 对名利的反思， 对名流的嘲讽， 对虚假与不公的批判
“小时候和我妈妈一起出去，碰到熟人都会问：‘这你女儿啊，章含之？’我妈说‘是’。大人会说：‘哟，长得真没你好看，一点不像。’之后妈妈也从来没跟我说，这些人不对，我挺好看的。我就当然认为自己长得很丑。”
刘索拉说，“洪晃虽是做设计、服装杂志的，但她并不注意穿衣服，她的着衣风格杂乱无章，有时是北京式的混不吝；有时是美国式的大汗衫加运动装；有时也穿些欧洲人喜欢的异国情调中式小衫；有时突然穿上性感的欧洲时装，居然有了些颓废气；最糟的是她的女商人形象，把自己装在套装里，好像吃错了药，得了痴呆症。”
被洪晃称为“所有时尚女编辑的性幻想对象”的陈丹青，这样描述他初见的80年代的洪晃：时人称“妞”，细高个儿，穿着一个很紧的牛仔裤，叼根坤烟，开口“你丫、你丫”的，一副很没样子的样子，在电影院门口等凯歌。
“他们北京有这样一帮人，就是文艺名流子弟，他们自己也是文艺名流，跑到纽约去。我在文革结束到北京上学，就开始接触这批其实挺洋派的一群人。”
她不认为自己叛逆。“我其实一点都不叛逆。这辈子没玩过摇滚，没写过诗歌，不爱喝酒，大学毕业后，再也没抽过大麻，更不要说别的。我只不过很直接。”比如她谈到性问题时说：
“作为《金瓶梅》作者的后人，我们真该感到难为情。我们的祖先那么有性想象力和创意，我们今天都对着一个小电脑银屏，瞎搜索震动的车。居然连西方人当代玩剩下来的性游戏，在我们这里也足以成为大家关注的新闻。这要不是开历史倒车，还是什么？所以，希望大家重视振兴中华的所有优秀传统！”
她口无遮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非诚勿扰》这部电影，我都呆了，这不就是一百分钟的广告嘛……”毫不留情地挖苦冯小刚，“原则上我是不会去看他的影片的”。又说张艺谋的《三枪》是一部“下贱”的作品，而赵本山春晚的小品成了拿穷人取乐的“笑贫不笑娼”的低劣之作。她有一次还无意地说，韩寒是“凹造型”的人，即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的人。“我可不敢讥讽韩寒。那下场比讥讽政府惨多了。”
在大行中庸之道的中国，洪晃的言辞往往显得很“痞”，用好一点的形容词，就是“率真”、“幽默”。有时候，拿别人和自己开涮的洪晃是比周立波有趣，比小沈阳高雅，又比郭德纲平添了不少时尚的。
刘索拉说：“她怎么没去演喜剧？！……洪晃喜欢拿她的私生活当笑料。”但是一个转折，原来她心里却是一个细腻和重感情的人。“毅然抛弃或选择一种感情方式或一个感情对象，毫不以社会意义为标准，比很多人要固执得多。”
她是一个聪明女人。“善良、强烈的好奇心、毫无竞争能力，兴趣和脾气都变化无常，幽默。”
“我是个实在人，在这种‘假天下’里活着，让我深深感到绝望，从肚脐眼里渴望真东西。”“我们的虚伪在于我们真的特别希望看到活得比我们好的人活受罪。”“忠贞不渝并不比睡5个男人更高尚。”
问她这些话是不是她说的。她说她不记得了，但是她同意以上说法。
家世
“我的外祖父有3个老婆……第二个老婆是我的外婆，带我长大，但是好像原来是青楼里的，我妈妈是抱来的……我爸爸的爸爸有两个老婆……我爸爸和我妈妈在我9岁那年分开了，我妈妈后来的丈夫是中国前外交部长，我爸爸后来的老婆是个大美妞演员……对了，我妈妈的亲生母亲原来是上海的交际花，外号叫‘康克林西施’，我妈妈是私生女……我12岁就被送到美国来了，16岁被送回去，因为我妈和她的丈夫下台了，被办了学习班……就是被软禁了。”
以上是洪晃29岁第二次离婚时，在纽约对心理医生用通俗的英文陈述家史。
她对记者说，“作为一个经常被标为高干子弟的人，我对中国体制内的文化很生疏，甚至很幼稚。我一直不愿意承认政府在我们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我一直假设我是自由的。”
洪晃的外公章士钊曾是1918年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1920年毛泽东找到章士钊寻求资助，章士钊当即以两万元巨款相赠，毛因此开展了湖南革命运动。1949年，他受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建国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61年，也就是洪晃出生那年，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国穷民困。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两千元给章士钊，以解其困，送满10年。按照当时中国职工平均工资几十块的标准，这是一笔巨款。
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1935年生于上海，22岁时与洪晃的生父洪君彦结婚。她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因父亲和毛泽东有着几十年的朋友关系，28岁时成了毛泽东的英文老师，并于1971年由主席亲自指派到外交部工作，他说：“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能说能写，还很有勇气。”两年后在主席的劝说下与洪君彦离婚，与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第二次组建了家庭，开始了她此后的一系列政治生涯。当时乔冠华60岁，章含之38岁，洪晃12岁。
在70年代的外交界，“末代名媛”章含之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国外交界“五朵金花”之一。“我妈妈不是一个政治家，她一直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大小姐。她对出人头地感兴趣，而在那个年代，出人头地就是政治。没有别的途径。我妈妈对政治不热衷，但是她喜欢政治权力给她带来的感觉。”
作曲家陈钢这样评价章含之：“她是标准的上海女人，就像《花样年华》里的房东太太。她打扮入时但很有分寸，熟谙国际事务，操一口纯正牛津腔英语，但同时又是性情中人。”沙叶新说，“她是个令人难忘的生动的朋友，也是个真正的美女。”
洪晃的生父洪君彦是一名经济学教授，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近40年，曾是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1993年退休，现定居香港。洪君彦与洪晃的母亲章含之相识于1949年北京的圣诞舞会，当时他还只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而章含之只有14岁，两人恋爱8年后成婚，4年后生下女儿洪晃。1966年，洪君彦受到“文革”冲击。当时洪晃一家在北京史家胡同51号的住所，遭受的唯一一次抄家就是因洪君彦而起。1973年，他与章含之离婚。关于这段感情的变故与最终决裂，洪君彦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著文探究，对与章当年的离婚表达了不同的意见，香港《明报》曾发表他的文章《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文中描绘了他在文革时期遭受的迫害，指出章在此后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关心和帮助，并曾与其他人交往。但在文章登到一半时在女儿洪晃的要求下撤稿。
至于洪晃的继父乔冠华，人称“乔老爷”，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74至1976年间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曾在中国外交界叱咤风云。“我觉得乔冠华当官的时候是一个很纠结的知识分子，不当官的时候，是一个纠结的宦官。总而言之，挺纠结的一个人。”
我们问她是否能客观评价自己的亲人。洪晃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能客观地在公开场合评价我的亲人。私底下我是有自己观点的，但并不一定与公众观点吻合。”
“身世不是羁绊，是个话柄。总是被人提起。我不回避，但是有点乏味。这不是我能选择，我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有利有弊。50/50吧。在中国，任何年代，名门都和平民不一样，因为我们并不接受所谓普世价值观，我们不相信平等，所以名门是所有，我生下来机遇、社会关系、成功概率就比普通老百姓高不知道多少倍。”
史家胡同51号
在章含之、洪君彦的回忆录里，都有洪晃的童年照片，他们叫她“妞妞”。
北京市史家胡同51号是洪晃的出生地，那是一个三进院的四合院，洪晃的外公章士钊80岁生日那天，周恩来总理来探望他，特别指示送给他住的。院子门口的一棵海棠树，是洪晃出生那天特别种的。
当时百姓的食物，花生之类都是限量的，而洪晃一家就在四合院里自己种，全家人一起种一起收，收的时候洪晃就蹲在地上剥，喜笑颜开的一家人。夏天院子里还有个“冰箱”，不是现在插电的，而是两块真的大冰坨，吃不掉的饭菜就放在里面。
在洪晃的记忆里，由于外公“民主人士”的身份，经常会有一些很“另类”的人到家里拜访。让她印象深的，有老上海的女明星、刚刚留学归来的摩登女郎等等。她们在小院里换上时髦洋气的衣裙，肆无忌惮地打扮，谈笑唱歌。
1970年，洪晃的外婆去世了，9岁的她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院寄宿。报到第一天，就因为她的褥子比其他同学厚，还带了一个洗屁股的盆，被老师批评为“腐化”。她也因为这些被其他人当成异类，当时她开始觉得优越感是一种耻辱，越无产阶级化越好，开始贬低物质，所以特别恨家里给的东西。反抗之举不断，例如当时星期六放假，中午回家，她会在学校多打一份熬白菜带回去，不吃家里的饭，还把脸盆摔坏了，故意看上去破破烂烂的。
1973年5月，父亲洪君彦带她出去玩，告诉她父母离婚了。父女两人一起坐公共汽车，332路换11路到灯市东口。临别的时候洪君彦说不能再送她了，让她自己回去，可是又不放心她一个人过马路，就又和她一起过了马路才走。回到家，章含之怕她心情不好，带她去看杂技，结果她看着杂技团的表演，“忽然就哭了”。洪晃当时觉得离婚特别恐怖，害怕自己特殊，特别想当主流，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洪君彦告诉她，“应该走你自己的道路”。
“很快，妈妈就和乔老爷结婚了。”
自乔冠华退休后，史家胡同51号就没有给过暖气。1983年“乔老爷”去世后，房子就再没有部门来维修了，从1985年开始，章含之就每年找人自己修。2008年1月，章含之去世，还没过正月十五，外交部就开始来要房了。
“史家胡同51号是当年毛泽东送给我外公章士钊的，但是送的是居住权，没有送产权，因为没有给房产证。我外公也没有要。外公过世后，乔冠华搬进史家胡同51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房产归属于外交部了。根据外交部出示的产权证，似乎是1990年。”
其实章含之在世的时候，就想过很久这套房子怎么办，她们那代人其实对财产的概念很弱，但是为了洪晃，章含之提出过做一个章士钊故居。然后层层打报告，提申请，“求爷爷告奶奶，所有的部门和人都可以给你脸看，可以给你风凉话。”章含之当时七十多了，洪晃觉得她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自己去受这个气。
谈到目前的“强拆”，她说：“恐怖！毫无人性！‘强拆’反映出一个欺负弱者的文化，一个不公平的社会。”
出国
1973年，12岁的洪晃以新中国第一批公派小留学生的身份赴美读书。
“只记得告诉我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使我们28个孩子立刻感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部队。临走之前，我们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28个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样的衣服。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老师比学生还糟糕，嘻嘻哈哈，成何体统！”
“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说话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10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洪晃是美国瓦瑟大学84届毕业生，“瓦瑟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一片萧条，除了快餐，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没有。而希腊船王的后代经常开着敞篷奔驰在镇子附近飙车。我们学校40%的男生里面有一半是同性恋，瓦瑟大学是美国惟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大学。”
那些前夫们
洪晃第一任丈夫Andrew是美国的一位工程师。1983年乔冠华去世，洪晃要回国参加追悼会，担心自己回国后去不了美国，匆匆和Andrew结婚，那时她大学尚未毕业。从教堂回来的路上给章含之打电话，告诉她别担心了，自己结婚了，马上就能回去了。电话那边的章含之惟有沉默。
1985年，洪晃回国后成为西德某金属公司的首代，据说她的月薪高达7000美元，而当时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不过70元人民币。
“大部分时间，我在甘维珍公司上班，陪老外见官员，当翻译。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文艺女青年很浪漫的生活。我其实是中国第一批白领，基本上在刘索拉等文化青年正轰轰烈烈地掀起中国20世纪文化复兴的时候，我在倒卖整船整船的氧化铝。之后我遇到了陈凯歌。”
“我第一次知道陈凯歌这个人，是看完《黄土地》，的的确确是非常震撼，完全像一首诗。”
“那时就是觉得搞艺术的人太高尚了、太伟大了，金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因为年轻，才26岁，挣了点儿钱，觉得生活空虚，死活要跟艺术沾点边。”
那时陈凯歌去拍《孩子王》，洪晃与前任丈夫Andrew还去外景地探班。“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是陈凯歌跟Andrew一块儿在《孩子王》的外景地搭着肩膀照的，特亲热。回来之后，我和Andrew就吵翻了，然后Andrew就走了。”
1989年，洪晃和陈凯歌在纽约市政厅登记结婚。陈凯歌分别与倪萍、陈红传出过绯闻。就在陈凯歌1993年因《霸王别姬》踏上红地毯之前，“他看着我难受，我看着他也难受，既然这样那就别在一块儿过了。”
1993年，洪晃有了第三任丈夫法国人彭塞，法国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是洪晃在西方文化方面的启蒙老师。但文化背景的不同让她仍然重蹈第一次婚姻覆辙。
“我对藕断丝连特别好奇，因为我每次都断得毫无联系。”“在感情上非常简单，合得来就在一起，合不来就散。这方面我从来不勉强自己，也不勉强别人。”
目前洪晃和室内设计师杨小平生活在一起。她曾在博客上贴出男友为她做的面条。“他真的给了我一个特别完美的生活。这种融洽，我这一辈子头一次享受，觉得特别难舍难分。”
“非婚姻状态不是我俩有意的，是很多奇怪的事件决定的。我们不是一个开放的男女关系，还是很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在我这年龄、处境，一夜情的代价太大，所以，根本不往那里想。”
“我需要男人，但不依赖他们。”又说，“其实中国最幸福的女人是剩女，她们掌握自己的时间，可以和自己有感觉的异性或同性过夜，她们经济独立，如果父母健康，几乎毫无牵挂。”
2006年洪晃领养了一个女孩平平。“她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越来越‘宅’了。”
“我溺爱我闺女。我和她很亲，她6岁，会说一些让你心里发酸的话，比如‘妈妈你减肥吧，这样你能活得很长，我不想你走。’我想让平平有个自然的童年，高兴的。这当然与我的童年有关，我不想让平平对家庭背景、名利太敏感。”
活得艺术比艺术本身重要
人物周刊：你认为北京是一个名利场吗？你作为杂志投资人，一个职业经理人，是如何经营的？
洪晃：整个中国是个名利场，北京首当其冲。
我不是一个好的商人，因为我不认同追求最大利益是我工作的目标，我需要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是对社会发展有正面效益的。我希望我找的人都分享我对中国原创的热情，我需要有严谨的管理能力的人。我现在的管理不太健全，即兴多于计划，感性多于理智，我在尽量纠正。我很难把自己归类于文化人，也很难归类于商人。二者之间，我游离的空间很大，我喜欢这个空间。
人物周刊：中国有真正的时尚杂志吗？
洪晃：中国没有时尚行业，只有制造行业。时尚的核心是设计，而我们远离其核心，我们甚至没有接触核心的通路。我们只能跟他们敷衍一下，鸡尾酒一下。所以只能二次消化国外的信息。也有既无知又胆大的敢发表评论，但是基本上属于狗屁不通。
我们这些所谓时尚刊物的人，一年都见不到一次时尚的核心权力人物，真的，谁记得上一次一个中国记者和Miuccia Prada单独谈话超过30分钟？2009FW巴黎时装周的时候，有人和Karl Lagerfeld吃过晚饭？
人物周刊：谈谈中国的设计未来在哪里？
洪晃：中国设计的未来在于找到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表达这个价值观念的审美系统，一个反映这个审美系统的生活方式，一个认可这个生活方式的市场。
时尚的话语权不在东方，在西方，在巴黎、米兰、纽约。我们消费的是西方的时尚，享受的是西方的时尚方式，认同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是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们的政府很强大，如果政府重视原创，原创就会起来，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创作。这些比我小20岁的设计师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概念，和我的中国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一代人在中国长大了。他们更新，更好，更中国，更今天。
人物周刊：你认为，“重视细节是时尚的本质，设计则是时尚的核心。”
洪晃：一个半岛的下午茶——茶壶很小，有托盘，茶壶柄上有个小手垫，怕你烫手。旁边有一个小圆银盘，上面有个茶漏，旁边还有一大壶热开水，上面套着棉套，怕水凉了。这套细节很有意思，规范了你的行为——你要先把茶漏放在茶杯上，然后拿起茶壶倒茶。当杯子快满的时候，停，再把茶漏放回小圆银盘上面。这套动作让你理解英国人，理解简·奥斯汀。想象如果与你共享下午茶的是你心目中的男人，你真的可以很缓慢地做这一套动作，给你自己更多的时间去答复他的问题。这跟倒杯可乐太不一样了。我喜欢细节，但是并不沉溺于某类艺术，现实生活对我很重要。我相信活得艺术比艺术本身重要。
http://www.infzm.com/content/58284
“小时候和我妈妈一起出去，碰到熟人都会问：‘这你女儿啊，章含之？’我妈说‘是’。大人会说：‘哟，长得真没你好看，一点不像。’之后妈妈也从来没跟我说，这些人不对，我挺好看的。我就当然认为自己长得很丑。”
刘索拉说，“洪晃虽是做设计、服装杂志的，但她并不注意穿衣服，她的着衣风格杂乱无章，有时是北京式的混不吝；有时是美国式的大汗衫加运动装；有时也穿些欧洲人喜欢的异国情调中式小衫；有时突然穿上性感的欧洲时装，居然有了些颓废气；最糟的是她的女商人形象，把自己装在套装里，好像吃错了药，得了痴呆症。”
被洪晃称为“所有时尚女编辑的性幻想对象”的陈丹青，这样描述他初见的80年代的洪晃：时人称“妞”，细高个儿，穿着一个很紧的牛仔裤，叼根坤烟，开口“你丫、你丫”的，一副很没样子的样子，在电影院门口等凯歌。
“他们北京有这样一帮人，就是文艺名流子弟，他们自己也是文艺名流，跑到纽约去。我在文革结束到北京上学，就开始接触这批其实挺洋派的一群人。”
她不认为自己叛逆。“我其实一点都不叛逆。这辈子没玩过摇滚，没写过诗歌，不爱喝酒，大学毕业后，再也没抽过大麻，更不要说别的。我只不过很直接。”比如她谈到性问题时说：
“作为《金瓶梅》作者的后人，我们真该感到难为情。我们的祖先那么有性想象力和创意，我们今天都对着一个小电脑银屏，瞎搜索震动的车。居然连西方人当代玩剩下来的性游戏，在我们这里也足以成为大家关注的新闻。这要不是开历史倒车，还是什么？所以，希望大家重视振兴中华的所有优秀传统！”
她口无遮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非诚勿扰》这部电影，我都呆了，这不就是一百分钟的广告嘛……”毫不留情地挖苦冯小刚，“原则上我是不会去看他的影片的”。又说张艺谋的《三枪》是一部“下贱”的作品，而赵本山春晚的小品成了拿穷人取乐的“笑贫不笑娼”的低劣之作。她有一次还无意地说，韩寒是“凹造型”的人，即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的人。“我可不敢讥讽韩寒。那下场比讥讽政府惨多了。”
在大行中庸之道的中国，洪晃的言辞往往显得很“痞”，用好一点的形容词，就是“率真”、“幽默”。有时候，拿别人和自己开涮的洪晃是比周立波有趣，比小沈阳高雅，又比郭德纲平添了不少时尚的。
刘索拉说：“她怎么没去演喜剧？！……洪晃喜欢拿她的私生活当笑料。”但是一个转折，原来她心里却是一个细腻和重感情的人。“毅然抛弃或选择一种感情方式或一个感情对象，毫不以社会意义为标准，比很多人要固执得多。”
她是一个聪明女人。“善良、强烈的好奇心、毫无竞争能力，兴趣和脾气都变化无常，幽默。”
“我是个实在人，在这种‘假天下’里活着，让我深深感到绝望，从肚脐眼里渴望真东西。”“我们的虚伪在于我们真的特别希望看到活得比我们好的人活受罪。”“忠贞不渝并不比睡5个男人更高尚。”
问她这些话是不是她说的。她说她不记得了，但是她同意以上说法。
家世
“我的外祖父有3个老婆……第二个老婆是我的外婆，带我长大，但是好像原来是青楼里的，我妈妈是抱来的……我爸爸的爸爸有两个老婆……我爸爸和我妈妈在我9岁那年分开了，我妈妈后来的丈夫是中国前外交部长，我爸爸后来的老婆是个大美妞演员……对了，我妈妈的亲生母亲原来是上海的交际花，外号叫‘康克林西施’，我妈妈是私生女……我12岁就被送到美国来了，16岁被送回去，因为我妈和她的丈夫下台了，被办了学习班……就是被软禁了。”
以上是洪晃29岁第二次离婚时，在纽约对心理医生用通俗的英文陈述家史。
她对记者说，“作为一个经常被标为高干子弟的人，我对中国体制内的文化很生疏，甚至很幼稚。我一直不愿意承认政府在我们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我一直假设我是自由的。”
洪晃的外公章士钊曾是1918年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1920年毛泽东找到章士钊寻求资助，章士钊当即以两万元巨款相赠，毛因此开展了湖南革命运动。1949年，他受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建国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61年，也就是洪晃出生那年，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国穷民困。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两千元给章士钊，以解其困，送满10年。按照当时中国职工平均工资几十块的标准，这是一笔巨款。
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1935年生于上海，22岁时与洪晃的生父洪君彦结婚。她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因父亲和毛泽东有着几十年的朋友关系，28岁时成了毛泽东的英文老师，并于1971年由主席亲自指派到外交部工作，他说：“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能说能写，还很有勇气。”两年后在主席的劝说下与洪君彦离婚，与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第二次组建了家庭，开始了她此后的一系列政治生涯。当时乔冠华60岁，章含之38岁，洪晃12岁。
在70年代的外交界，“末代名媛”章含之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国外交界“五朵金花”之一。“我妈妈不是一个政治家，她一直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大小姐。她对出人头地感兴趣，而在那个年代，出人头地就是政治。没有别的途径。我妈妈对政治不热衷，但是她喜欢政治权力给她带来的感觉。”
作曲家陈钢这样评价章含之：“她是标准的上海女人，就像《花样年华》里的房东太太。她打扮入时但很有分寸，熟谙国际事务，操一口纯正牛津腔英语，但同时又是性情中人。”沙叶新说，“她是个令人难忘的生动的朋友，也是个真正的美女。”
洪晃的生父洪君彦是一名经济学教授，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近40年，曾是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1993年退休，现定居香港。洪君彦与洪晃的母亲章含之相识于1949年北京的圣诞舞会，当时他还只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而章含之只有14岁，两人恋爱8年后成婚，4年后生下女儿洪晃。1966年，洪君彦受到“文革”冲击。当时洪晃一家在北京史家胡同51号的住所，遭受的唯一一次抄家就是因洪君彦而起。1973年，他与章含之离婚。关于这段感情的变故与最终决裂，洪君彦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著文探究，对与章当年的离婚表达了不同的意见，香港《明报》曾发表他的文章《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文中描绘了他在文革时期遭受的迫害，指出章在此后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关心和帮助，并曾与其他人交往。但在文章登到一半时在女儿洪晃的要求下撤稿。
至于洪晃的继父乔冠华，人称“乔老爷”，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74至1976年间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曾在中国外交界叱咤风云。“我觉得乔冠华当官的时候是一个很纠结的知识分子，不当官的时候，是一个纠结的宦官。总而言之，挺纠结的一个人。”
我们问她是否能客观评价自己的亲人。洪晃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能客观地在公开场合评价我的亲人。私底下我是有自己观点的，但并不一定与公众观点吻合。”
“身世不是羁绊，是个话柄。总是被人提起。我不回避，但是有点乏味。这不是我能选择，我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有利有弊。50/50吧。在中国，任何年代，名门都和平民不一样，因为我们并不接受所谓普世价值观，我们不相信平等，所以名门是所有，我生下来机遇、社会关系、成功概率就比普通老百姓高不知道多少倍。”
史家胡同51号
在章含之、洪君彦的回忆录里，都有洪晃的童年照片，他们叫她“妞妞”。
北京市史家胡同51号是洪晃的出生地，那是一个三进院的四合院，洪晃的外公章士钊80岁生日那天，周恩来总理来探望他，特别指示送给他住的。院子门口的一棵海棠树，是洪晃出生那天特别种的。
当时百姓的食物，花生之类都是限量的，而洪晃一家就在四合院里自己种，全家人一起种一起收，收的时候洪晃就蹲在地上剥，喜笑颜开的一家人。夏天院子里还有个“冰箱”，不是现在插电的，而是两块真的大冰坨，吃不掉的饭菜就放在里面。
在洪晃的记忆里，由于外公“民主人士”的身份，经常会有一些很“另类”的人到家里拜访。让她印象深的，有老上海的女明星、刚刚留学归来的摩登女郎等等。她们在小院里换上时髦洋气的衣裙，肆无忌惮地打扮，谈笑唱歌。
1970年，洪晃的外婆去世了，9岁的她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院寄宿。报到第一天，就因为她的褥子比其他同学厚，还带了一个洗屁股的盆，被老师批评为“腐化”。她也因为这些被其他人当成异类，当时她开始觉得优越感是一种耻辱，越无产阶级化越好，开始贬低物质，所以特别恨家里给的东西。反抗之举不断，例如当时星期六放假，中午回家，她会在学校多打一份熬白菜带回去，不吃家里的饭，还把脸盆摔坏了，故意看上去破破烂烂的。
1973年5月，父亲洪君彦带她出去玩，告诉她父母离婚了。父女两人一起坐公共汽车，332路换11路到灯市东口。临别的时候洪君彦说不能再送她了，让她自己回去，可是又不放心她一个人过马路，就又和她一起过了马路才走。回到家，章含之怕她心情不好，带她去看杂技，结果她看着杂技团的表演，“忽然就哭了”。洪晃当时觉得离婚特别恐怖，害怕自己特殊，特别想当主流，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洪君彦告诉她，“应该走你自己的道路”。
“很快，妈妈就和乔老爷结婚了。”
自乔冠华退休后，史家胡同51号就没有给过暖气。1983年“乔老爷”去世后，房子就再没有部门来维修了，从1985年开始，章含之就每年找人自己修。2008年1月，章含之去世，还没过正月十五，外交部就开始来要房了。
“史家胡同51号是当年毛泽东送给我外公章士钊的，但是送的是居住权，没有送产权，因为没有给房产证。我外公也没有要。外公过世后，乔冠华搬进史家胡同51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房产归属于外交部了。根据外交部出示的产权证，似乎是1990年。”
其实章含之在世的时候，就想过很久这套房子怎么办，她们那代人其实对财产的概念很弱，但是为了洪晃，章含之提出过做一个章士钊故居。然后层层打报告，提申请，“求爷爷告奶奶，所有的部门和人都可以给你脸看，可以给你风凉话。”章含之当时七十多了，洪晃觉得她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自己去受这个气。
谈到目前的“强拆”，她说：“恐怖！毫无人性！‘强拆’反映出一个欺负弱者的文化，一个不公平的社会。”
出国
1973年，12岁的洪晃以新中国第一批公派小留学生的身份赴美读书。
“只记得告诉我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使我们28个孩子立刻感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部队。临走之前，我们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28个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样的衣服。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老师比学生还糟糕，嘻嘻哈哈，成何体统！”
“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说话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10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洪晃是美国瓦瑟大学84届毕业生，“瓦瑟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一片萧条，除了快餐，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没有。而希腊船王的后代经常开着敞篷奔驰在镇子附近飙车。我们学校40%的男生里面有一半是同性恋，瓦瑟大学是美国惟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大学。”
那些前夫们
洪晃第一任丈夫Andrew是美国的一位工程师。1983年乔冠华去世，洪晃要回国参加追悼会，担心自己回国后去不了美国，匆匆和Andrew结婚，那时她大学尚未毕业。从教堂回来的路上给章含之打电话，告诉她别担心了，自己结婚了，马上就能回去了。电话那边的章含之惟有沉默。
1985年，洪晃回国后成为西德某金属公司的首代，据说她的月薪高达7000美元，而当时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不过70元人民币。
“大部分时间，我在甘维珍公司上班，陪老外见官员，当翻译。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文艺女青年很浪漫的生活。我其实是中国第一批白领，基本上在刘索拉等文化青年正轰轰烈烈地掀起中国20世纪文化复兴的时候，我在倒卖整船整船的氧化铝。之后我遇到了陈凯歌。”
“我第一次知道陈凯歌这个人，是看完《黄土地》，的的确确是非常震撼，完全像一首诗。”
“那时就是觉得搞艺术的人太高尚了、太伟大了，金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因为年轻，才26岁，挣了点儿钱，觉得生活空虚，死活要跟艺术沾点边。”
那时陈凯歌去拍《孩子王》，洪晃与前任丈夫Andrew还去外景地探班。“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是陈凯歌跟Andrew一块儿在《孩子王》的外景地搭着肩膀照的，特亲热。回来之后，我和Andrew就吵翻了，然后Andrew就走了。”
1989年，洪晃和陈凯歌在纽约市政厅登记结婚。陈凯歌分别与倪萍、陈红传出过绯闻。就在陈凯歌1993年因《霸王别姬》踏上红地毯之前，“他看着我难受，我看着他也难受，既然这样那就别在一块儿过了。”
1993年，洪晃有了第三任丈夫法国人彭塞，法国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是洪晃在西方文化方面的启蒙老师。但文化背景的不同让她仍然重蹈第一次婚姻覆辙。
“我对藕断丝连特别好奇，因为我每次都断得毫无联系。”“在感情上非常简单，合得来就在一起，合不来就散。这方面我从来不勉强自己，也不勉强别人。”
目前洪晃和室内设计师杨小平生活在一起。她曾在博客上贴出男友为她做的面条。“他真的给了我一个特别完美的生活。这种融洽，我这一辈子头一次享受，觉得特别难舍难分。”
“非婚姻状态不是我俩有意的，是很多奇怪的事件决定的。我们不是一个开放的男女关系，还是很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在我这年龄、处境，一夜情的代价太大，所以，根本不往那里想。”
“我需要男人，但不依赖他们。”又说，“其实中国最幸福的女人是剩女，她们掌握自己的时间，可以和自己有感觉的异性或同性过夜，她们经济独立，如果父母健康，几乎毫无牵挂。”
2006年洪晃领养了一个女孩平平。“她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越来越‘宅’了。”
“我溺爱我闺女。我和她很亲，她6岁，会说一些让你心里发酸的话，比如‘妈妈你减肥吧，这样你能活得很长，我不想你走。’我想让平平有个自然的童年，高兴的。这当然与我的童年有关，我不想让平平对家庭背景、名利太敏感。”
活得艺术比艺术本身重要
人物周刊：你认为北京是一个名利场吗？你作为杂志投资人，一个职业经理人，是如何经营的？
洪晃：整个中国是个名利场，北京首当其冲。
我不是一个好的商人，因为我不认同追求最大利益是我工作的目标，我需要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是对社会发展有正面效益的。我希望我找的人都分享我对中国原创的热情，我需要有严谨的管理能力的人。我现在的管理不太健全，即兴多于计划，感性多于理智，我在尽量纠正。我很难把自己归类于文化人，也很难归类于商人。二者之间，我游离的空间很大，我喜欢这个空间。
人物周刊：中国有真正的时尚杂志吗？
洪晃：中国没有时尚行业，只有制造行业。时尚的核心是设计，而我们远离其核心，我们甚至没有接触核心的通路。我们只能跟他们敷衍一下，鸡尾酒一下。所以只能二次消化国外的信息。也有既无知又胆大的敢发表评论，但是基本上属于狗屁不通。
我们这些所谓时尚刊物的人，一年都见不到一次时尚的核心权力人物，真的，谁记得上一次一个中国记者和Miuccia Prada单独谈话超过30分钟？2009FW巴黎时装周的时候，有人和Karl Lagerfeld吃过晚饭？
人物周刊：谈谈中国的设计未来在哪里？
洪晃：中国设计的未来在于找到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表达这个价值观念的审美系统，一个反映这个审美系统的生活方式，一个认可这个生活方式的市场。
时尚的话语权不在东方，在西方，在巴黎、米兰、纽约。我们消费的是西方的时尚，享受的是西方的时尚方式，认同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是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们的政府很强大，如果政府重视原创，原创就会起来，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创作。这些比我小20岁的设计师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概念，和我的中国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一代人在中国长大了。他们更新，更好，更中国，更今天。
人物周刊：你认为，“重视细节是时尚的本质，设计则是时尚的核心。”
洪晃：一个半岛的下午茶——茶壶很小，有托盘，茶壶柄上有个小手垫，怕你烫手。旁边有一个小圆银盘，上面有个茶漏，旁边还有一大壶热开水，上面套着棉套，怕水凉了。这套细节很有意思，规范了你的行为——你要先把茶漏放在茶杯上，然后拿起茶壶倒茶。当杯子快满的时候，停，再把茶漏放回小圆银盘上面。这套动作让你理解英国人，理解简·奥斯汀。想象如果与你共享下午茶的是你心目中的男人，你真的可以很缓慢地做这一套动作，给你自己更多的时间去答复他的问题。这跟倒杯可乐太不一样了。我喜欢细节，但是并不沉溺于某类艺术，现实生活对我很重要。我相信活得艺术比艺术本身重要。
http://www.infzm.com/content/58284
(1249)[转帖]石三生:铁道部渐露马脚 7•23事故难成谜
不论你是否相信，政府官员基本是属于傻狍子一类。别看他们平日里趾高气扬、非横跋扈，讲三个代表，讲科学发展观，讲学习比政治，讲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他们可以口若悬河，人五人六地讲三天三宿都不会卡壳。可一旦要他们做人事儿“撒谎”，十有八九，都他爷爷的会绽露马脚。这大概就是易经所谓的否极泰来吧？
甬温线重特大事故，以死亡40人，伤192人的悲惨震惊了全世界。但也因铁道部在第一时间抢先破坏机车，挖坑掩埋的非常举措，引起了世人疯狂的遐想。依法，即使一场小小的车祸，都需要保护好现场。铁道部此举无疑是在毁尸灭迹；以理，国人从来都是轻生重死。不论死的多艰难、多难看，都会想方设法美化一下遗容。不是有伍员掘墓鞭尸的仇恨，等闲不会再在死人身上踏一脚。铁道部毁坏机车的同时，自然也会破坏了里面的遗体，此举无疑有天理不容之嫌疑。石三生在前文中说了，铁道部其实就是在掩埋真相。可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从目前媒体透露的消息看，铁道部毁埋机车的行径非常了不起。几乎已经可以将事故的原因完全归咎于黑匣子，朝着他们愿意的任何方向上发展。黑匣子说是老天爷搞破坏就是老天爷搞破坏；黑匣子说事故是人为他就是人为。以中国之大，相信还没有人能被允许贴身肉搏、战胜了黑匣子。然中国的事物往往是会顾此失彼，两全其美的愿望常常就在不虞之隙中灰飞烟灭。事故的成因可控之后，死亡的真相却在官家们得意忘形中显山露水。
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只要公开脱轨车厢里的人数，除掉还在人间的，余者肯定都在去往了黄泉的路上。铁道部再蠢，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至今不敢公开。尽管有了温总理貌似雷霆震怒的保证，久经新中国灾难考验的人们已经想当然地不可能再从官家嘴里得知真相。胡、温二位大人联袂亮相的后果，当然就决定了甬温723事故，必然也会同王家岭矿难一样：在创造了世界史上又一个灾后奇迹的同时，遇难者的家属们，会毫无例外地、满怀羞愧地恳请党和政府为死难者隐姓埋名。世人都知道，死人是最不在乎什么名啊利啊啥的了。
既然大家都明白，铁道部自然也是门清，官家们几乎都心照不宣。这死伤的数量是否就成了不解之谜了？当然不会！石三生大师我不光是会在钱云会案中显摆一招精妙的小学数学本领；这次，还要再故伎重施，运用在《西南大旱五十年不遇是个大谎言》、《农业部大丰收造假》等文中，用官家的后一个谎言推翻前一个谎言的方法，证明铁道部目前公开的死伤人数远远小于实际。
7月28日，陕西手机报一则《铁道部称甬温线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的消息说：“记者从铁道部获悉，甬温线自7月25日恢复通车后，两天来共开行动车组列车135列，运送旅客156253人，平均上座率117.6%，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7月25日当天开行动车70列，停运12列，变更运行区段9列，发送旅客67322人，上座率98.1%。7月26日共开行动车65列，停运17列，变更运行区段11列，发送旅客88931人，上座率138.4%。7月27日，甬温线计划开行动车82列，变更运行区段1列，无停运列车，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
通过这条新闻，我们可以确信：既然如此重大的事故后，甬温线还能保证至少98%的上座率。发生事故当日的和谐号上，上座率绝对不会比98%更低。但当时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告诉我们，发生事故时：“D301共载有558人， D3115次隶属上海客运段，共载列车旅客1072人。”D301的上座率仅仅只有50%。为何前后两辆动车的上座率会差别如此之大？通过铁道部至今百般搪塞不敢公开乘客名单等行径，自然可以看出，这个558人的数字妄图掩盖的，必然是事故中死伤的确切人数。有人或许会说：为何D3115次上座率看起来很正常，偏偏要掩盖D301次呢？如果不出所料，当然是因为两辆车分属不同的铁路局。在事故发生后，如果隐瞒D3115次列车人数，难保不会遭到上海局被旋即免职的大官人出于私愤泄露国家秘密；而由北京始发的D301次动车，就完全可以在铁道部的掌控之中。很有可能：558就是北京始发站卖出的票数。如今时代，不知道天上飞机机长是否会掌握乘客数量？这地上跑的，三轮车夫拉一个是一个的钱，绝对不会糊涂；那跑线路的汽车，更是常常为了多拉一个人，在市内兜圈子。以动车价值近亿的车头，庞大的信息采集能力，其中，会不会有关于乘客方面的信息？在看到铁道部下令毁埋机车后的第一感觉，当然他们是想掩盖一些仅仅凭凡人肉眼就可以看穿的真相。比如：D301次驾驶员醉驾了？比如：驾驶室中有行车记录等书面材料？还比如：机车的电脑显示屏上最后的信息？如果仅仅只有黑匣子一种信息备份方式，相信铁道部是绝对不至于如此丧心病狂的。
呜呼，真是大不敬呀，居然又怀疑到了驾驶员的头上，希望不会再惹得大明星姚晨阿姨大发雷霆。姚阿姨不惜以自己父亲的人格为司机做担保的勇气非常可嘉。但逢当今和谐盛世，人人都是正人君子时代，个人的品德，实在算不了什么。石三生在1056次列车上，就亲自经历了列车像个醉鬼一样的前进方式，加速和刹车，总是会引起旅客们的谩骂和嘲笑。有人说司机是个初儿；有人说司机是个女人，经期还坚持驾驶；更有人说，这他马的司机是不是喝醉了？顾晓军先生评论姚阿姨说，她说的司机没有临阵脱逃没道理，因为那会被格杀勿论。我觉得老顾更不着调，且不说那机车上根本不可能有一摁电钮就能像飞机一样逃生的椅子。就算有，估计司机也逃不掉。只是按旅客所说的当时108公里的时速，司机发现前方有障碍物之后，打开车门跳车活命的几率不会比0%还大！刹车，只是一个司机本能的反应。会开车的人，发现前方有险情之后，即使只有50公里的时速，不选择刹车而选弃车的人也世所罕见！
723特大事故到底死伤多少？我也不知道。但凭现在就爆出有遇难者不在铁道部的事故名单之列，以及灾后恢复通车就达到了骇人的98%的高上座率。可以肯定：遇难人数绝对要比铁道部的40人多！
但是，好像也只能这么多了。再多几个，也无非是那些在抢救中不幸逝世的人们。艾未未成了个一问三不知的傻子以后，估计也不会再有人会对失踪人口感兴趣了。可以预见：如果中宣部不混帐、不封杀，八月份也许以后数月间，全国各地会突然冒出许多寻人启事。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2051
甬温线重特大事故，以死亡40人，伤192人的悲惨震惊了全世界。但也因铁道部在第一时间抢先破坏机车，挖坑掩埋的非常举措，引起了世人疯狂的遐想。依法，即使一场小小的车祸，都需要保护好现场。铁道部此举无疑是在毁尸灭迹；以理，国人从来都是轻生重死。不论死的多艰难、多难看，都会想方设法美化一下遗容。不是有伍员掘墓鞭尸的仇恨，等闲不会再在死人身上踏一脚。铁道部毁坏机车的同时，自然也会破坏了里面的遗体，此举无疑有天理不容之嫌疑。石三生在前文中说了，铁道部其实就是在掩埋真相。可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从目前媒体透露的消息看，铁道部毁埋机车的行径非常了不起。几乎已经可以将事故的原因完全归咎于黑匣子，朝着他们愿意的任何方向上发展。黑匣子说是老天爷搞破坏就是老天爷搞破坏；黑匣子说事故是人为他就是人为。以中国之大，相信还没有人能被允许贴身肉搏、战胜了黑匣子。然中国的事物往往是会顾此失彼，两全其美的愿望常常就在不虞之隙中灰飞烟灭。事故的成因可控之后，死亡的真相却在官家们得意忘形中显山露水。
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只要公开脱轨车厢里的人数，除掉还在人间的，余者肯定都在去往了黄泉的路上。铁道部再蠢，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至今不敢公开。尽管有了温总理貌似雷霆震怒的保证，久经新中国灾难考验的人们已经想当然地不可能再从官家嘴里得知真相。胡、温二位大人联袂亮相的后果，当然就决定了甬温723事故，必然也会同王家岭矿难一样：在创造了世界史上又一个灾后奇迹的同时，遇难者的家属们，会毫无例外地、满怀羞愧地恳请党和政府为死难者隐姓埋名。世人都知道，死人是最不在乎什么名啊利啊啥的了。
既然大家都明白，铁道部自然也是门清，官家们几乎都心照不宣。这死伤的数量是否就成了不解之谜了？当然不会！石三生大师我不光是会在钱云会案中显摆一招精妙的小学数学本领；这次，还要再故伎重施，运用在《西南大旱五十年不遇是个大谎言》、《农业部大丰收造假》等文中，用官家的后一个谎言推翻前一个谎言的方法，证明铁道部目前公开的死伤人数远远小于实际。
7月28日，陕西手机报一则《铁道部称甬温线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的消息说：“记者从铁道部获悉，甬温线自7月25日恢复通车后，两天来共开行动车组列车135列，运送旅客156253人，平均上座率117.6%，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7月25日当天开行动车70列，停运12列，变更运行区段9列，发送旅客67322人，上座率98.1%。7月26日共开行动车65列，停运17列，变更运行区段11列，发送旅客88931人，上座率138.4%。7月27日，甬温线计划开行动车82列，变更运行区段1列，无停运列车，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
通过这条新闻，我们可以确信：既然如此重大的事故后，甬温线还能保证至少98%的上座率。发生事故当日的和谐号上，上座率绝对不会比98%更低。但当时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告诉我们，发生事故时：“D301共载有558人， D3115次隶属上海客运段，共载列车旅客1072人。”D301的上座率仅仅只有50%。为何前后两辆动车的上座率会差别如此之大？通过铁道部至今百般搪塞不敢公开乘客名单等行径，自然可以看出，这个558人的数字妄图掩盖的，必然是事故中死伤的确切人数。有人或许会说：为何D3115次上座率看起来很正常，偏偏要掩盖D301次呢？如果不出所料，当然是因为两辆车分属不同的铁路局。在事故发生后，如果隐瞒D3115次列车人数，难保不会遭到上海局被旋即免职的大官人出于私愤泄露国家秘密；而由北京始发的D301次动车，就完全可以在铁道部的掌控之中。很有可能：558就是北京始发站卖出的票数。如今时代，不知道天上飞机机长是否会掌握乘客数量？这地上跑的，三轮车夫拉一个是一个的钱，绝对不会糊涂；那跑线路的汽车，更是常常为了多拉一个人，在市内兜圈子。以动车价值近亿的车头，庞大的信息采集能力，其中，会不会有关于乘客方面的信息？在看到铁道部下令毁埋机车后的第一感觉，当然他们是想掩盖一些仅仅凭凡人肉眼就可以看穿的真相。比如：D301次驾驶员醉驾了？比如：驾驶室中有行车记录等书面材料？还比如：机车的电脑显示屏上最后的信息？如果仅仅只有黑匣子一种信息备份方式，相信铁道部是绝对不至于如此丧心病狂的。
呜呼，真是大不敬呀，居然又怀疑到了驾驶员的头上，希望不会再惹得大明星姚晨阿姨大发雷霆。姚阿姨不惜以自己父亲的人格为司机做担保的勇气非常可嘉。但逢当今和谐盛世，人人都是正人君子时代，个人的品德，实在算不了什么。石三生在1056次列车上，就亲自经历了列车像个醉鬼一样的前进方式，加速和刹车，总是会引起旅客们的谩骂和嘲笑。有人说司机是个初儿；有人说司机是个女人，经期还坚持驾驶；更有人说，这他马的司机是不是喝醉了？顾晓军先生评论姚阿姨说，她说的司机没有临阵脱逃没道理，因为那会被格杀勿论。我觉得老顾更不着调，且不说那机车上根本不可能有一摁电钮就能像飞机一样逃生的椅子。就算有，估计司机也逃不掉。只是按旅客所说的当时108公里的时速，司机发现前方有障碍物之后，打开车门跳车活命的几率不会比0%还大！刹车，只是一个司机本能的反应。会开车的人，发现前方有险情之后，即使只有50公里的时速，不选择刹车而选弃车的人也世所罕见！
723特大事故到底死伤多少？我也不知道。但凭现在就爆出有遇难者不在铁道部的事故名单之列，以及灾后恢复通车就达到了骇人的98%的高上座率。可以肯定：遇难人数绝对要比铁道部的40人多！
但是，好像也只能这么多了。再多几个，也无非是那些在抢救中不幸逝世的人们。艾未未成了个一问三不知的傻子以后，估计也不会再有人会对失踪人口感兴趣了。可以预见：如果中宣部不混帐、不封杀，八月份也许以后数月间，全国各地会突然冒出许多寻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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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转帖]爱德:谁该为“7•23”动车事故承担责任？
7月23日，震惊世界的中国高铁重大事故发生了。北京到福州的D301次列车，在永嘉站至温州南站之间，追撞杭州到福州的D3115次列车，造成前车4节车厢脱轨，后车四节车厢坠落，其中三节跌落桥下，一节悬挂在桥边，像个巨大的惊叹号！截至7月29日，在这次事故已经有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更震惊世界的是，官方为掩盖真相编造谎言。最先的谎言是“雷击”造成D3115车停车，接着又说“雷击”造成红色信号灯变成绿灯，D301驾驶员缺乏安全意识撞上前车。善于撒谎推诿责任的中国官方一面把责任推给“雷公”，一面把责任推给已经惨死的列车驾驶员，以此证明自己“伟光正”。“雷公”和死亡驾驶员都冤枉了，尤其是驾驶员，他见到绿灯行使，怎么成了缺乏安全意识？
我不排除“雷击”造成D3115车停车的可能。问题是停车到被撞有30分钟的时间。列车长可以通过电话通知车站调度，调度再通知D301紧急停车，这么做最多需要5分钟的时间，举手之劳就避免了这起重大事故，然而没有人做这件事。
应该查查这个混蛋的D3115列车长是怎么被提拔起来的？如果是靠行贿买官提拔的，应该严惩卖官给他的“上级”，这“上级”是这起事故的死亡人的间接杀手。中国当局会处罚贪官，惩处事故直接责任者，但不处罚卖官给他们的“上级”。会找“替罪羊”顶罪，证明自己永远是“伟光正”。TMD！
7月28日上午，温家宝总理来到事故现场。他悼念遇难者，给死者献上一束鲜花。还举行了中外媒体发布会，向70余家媒体和150多名记者介绍事故善后情况。他讲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句，一是说他因为有病来晚了，事故发生时他正住在医院里，医生勉强同意他现在来到现场悼念慰问死伤者。二是说国家成立了“独立事故调查组”调查这次特大事故，一定要找出真相，并公布出来。
我对温家宝前一句话表示理解同情。他已经是69岁的老人，国家大难频繁，他大都及时出现在现场。这次他拖着带病的身体晚来几天，面带愧疚，我有些感动！
这次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一起特大责任事故，他来到现场既有慰问之意，也有担责之意。因此，“上边”人都不愿此在时此刻出头露面，他们都愿意出现在喜庆场面。我在网上和社会上都见到指责温家宝的声音，愤怒的老百姓往往是看到谁骂谁。
如果让温家宝单独担责，我认为这不公平。在中国当总理不像西方有权利。西方是民主制度，总理可以自由组阁，指定部长人选，中国是D领导的专制制度，有庞大坚实的关系网，总理不仅无权决定部长人选，甚至连一个后台硬的司长都动不了，出了特大事故不该让他独自担责。我认为主要责任在D领导上，不管事的当领导，管事的被领导，全国上下都是如此。
我对温家宝后一句话表示不同意。在专制的中国怎么会有“独立事故调查组”，民间有位“独立候选人”姚立法，他经历很多磨难，现在被学校书记带人无故关押失踪，至今生死不明。D拍就怕“独立“二字，谁有“独立”言论就“和谐”谁的贴，谁有“独立”行为就“和谐”谁的人身，叫他“人间蒸发”。所以，“独立事故调查组”是“独立”不了的，自然也就不会有真相公布。温家宝说这话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这次事故有一个简单的真相都被掩盖了。事故发生时，D3115车是停车还是在缓行？如果新闻媒体有自由，记者随意采访这车上的人就清楚了，一报道公众就知道了，可是我一直查不到可信的报道。关于这问题，铁道部答记者问时说了这样的话：“由于雷击造成温州南站的信号设备故障，正常行驶的Ｄ３１１５次列车列控车载设备由于接收的码序不稳定，造成停车后按规定缓行。”这话也许只有鬼才明白它的意思。
可悲的是，有网友竟然说英国、德国都有类似“7•23”动车的事故发生，以此说明中国出这个事故并不奇怪。我知道造成事故的错误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对于人类现在的知识能力还不能完全掌控的错误为高级错误，发生后应该给予理解和宽容。“7•23”动车事故纯粹是属于完全可以避免的低级错误，因此是不可原谅的。
我在美国硅谷时，因研发太阳能产品曾经参观过一间庞大实验室。里面可以模拟超自然的现象。如低温可达几百度，高温可达几千度，风沙、雷电、潮湿，干燥等等。新研发的产品经过试验后才投入使用。动车上的电器信号设备必须经过试验，证明其可靠后才能用在列车上，可中国动车的电器信号设备为什么轻易被雷击坏？而这设备旁边的人却安然无恙。
“7•23”动车事故的发生、发生后的官方谎言以及救援缺陷，尤其是死者中有些是因为迟误救援导致死亡。这些都暴露出专制制度的缺陷，存在选拔官员的“劣胜优汰”败象，要不然，铁路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贪官，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事故。我预感到，政治制度不改，中国将有更特大的事故发生，事故会越来越严重。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2056
更震惊世界的是，官方为掩盖真相编造谎言。最先的谎言是“雷击”造成D3115车停车，接着又说“雷击”造成红色信号灯变成绿灯，D301驾驶员缺乏安全意识撞上前车。善于撒谎推诿责任的中国官方一面把责任推给“雷公”，一面把责任推给已经惨死的列车驾驶员，以此证明自己“伟光正”。“雷公”和死亡驾驶员都冤枉了，尤其是驾驶员，他见到绿灯行使，怎么成了缺乏安全意识？
我不排除“雷击”造成D3115车停车的可能。问题是停车到被撞有30分钟的时间。列车长可以通过电话通知车站调度，调度再通知D301紧急停车，这么做最多需要5分钟的时间，举手之劳就避免了这起重大事故，然而没有人做这件事。
应该查查这个混蛋的D3115列车长是怎么被提拔起来的？如果是靠行贿买官提拔的，应该严惩卖官给他的“上级”，这“上级”是这起事故的死亡人的间接杀手。中国当局会处罚贪官，惩处事故直接责任者，但不处罚卖官给他们的“上级”。会找“替罪羊”顶罪，证明自己永远是“伟光正”。TMD！
7月28日上午，温家宝总理来到事故现场。他悼念遇难者，给死者献上一束鲜花。还举行了中外媒体发布会，向70余家媒体和150多名记者介绍事故善后情况。他讲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句，一是说他因为有病来晚了，事故发生时他正住在医院里，医生勉强同意他现在来到现场悼念慰问死伤者。二是说国家成立了“独立事故调查组”调查这次特大事故，一定要找出真相，并公布出来。
我对温家宝前一句话表示理解同情。他已经是69岁的老人，国家大难频繁，他大都及时出现在现场。这次他拖着带病的身体晚来几天，面带愧疚，我有些感动！
这次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一起特大责任事故，他来到现场既有慰问之意，也有担责之意。因此，“上边”人都不愿此在时此刻出头露面，他们都愿意出现在喜庆场面。我在网上和社会上都见到指责温家宝的声音，愤怒的老百姓往往是看到谁骂谁。
如果让温家宝单独担责，我认为这不公平。在中国当总理不像西方有权利。西方是民主制度，总理可以自由组阁，指定部长人选，中国是D领导的专制制度，有庞大坚实的关系网，总理不仅无权决定部长人选，甚至连一个后台硬的司长都动不了，出了特大事故不该让他独自担责。我认为主要责任在D领导上，不管事的当领导，管事的被领导，全国上下都是如此。
我对温家宝后一句话表示不同意。在专制的中国怎么会有“独立事故调查组”，民间有位“独立候选人”姚立法，他经历很多磨难，现在被学校书记带人无故关押失踪，至今生死不明。D拍就怕“独立“二字，谁有“独立”言论就“和谐”谁的贴，谁有“独立”行为就“和谐”谁的人身，叫他“人间蒸发”。所以，“独立事故调查组”是“独立”不了的，自然也就不会有真相公布。温家宝说这话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这次事故有一个简单的真相都被掩盖了。事故发生时，D3115车是停车还是在缓行？如果新闻媒体有自由，记者随意采访这车上的人就清楚了，一报道公众就知道了，可是我一直查不到可信的报道。关于这问题，铁道部答记者问时说了这样的话：“由于雷击造成温州南站的信号设备故障，正常行驶的Ｄ３１１５次列车列控车载设备由于接收的码序不稳定，造成停车后按规定缓行。”这话也许只有鬼才明白它的意思。
可悲的是，有网友竟然说英国、德国都有类似“7•23”动车的事故发生，以此说明中国出这个事故并不奇怪。我知道造成事故的错误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对于人类现在的知识能力还不能完全掌控的错误为高级错误，发生后应该给予理解和宽容。“7•23”动车事故纯粹是属于完全可以避免的低级错误，因此是不可原谅的。
我在美国硅谷时，因研发太阳能产品曾经参观过一间庞大实验室。里面可以模拟超自然的现象。如低温可达几百度，高温可达几千度，风沙、雷电、潮湿，干燥等等。新研发的产品经过试验后才投入使用。动车上的电器信号设备必须经过试验，证明其可靠后才能用在列车上，可中国动车的电器信号设备为什么轻易被雷击坏？而这设备旁边的人却安然无恙。
“7•23”动车事故的发生、发生后的官方谎言以及救援缺陷，尤其是死者中有些是因为迟误救援导致死亡。这些都暴露出专制制度的缺陷，存在选拔官员的“劣胜优汰”败象，要不然，铁路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贪官，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事故。我预感到，政治制度不改，中国将有更特大的事故发生，事故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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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转帖]我们能做什么？求转发，最好转到微博
虽然我们是公民，却没有宪法赋予的权利，虽然我们是纳税人，他们还是不把我们当主子，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至少可以用脚投票，他们搜刮民膏民脂，那我们自己可以藏富于民，今后与私人企业做交易，能不用发票尽量不要索取，如果你是企业主，请你们的会计把薪资设计得合理些，帮助员工多避税，也希望会计达人，通过网络分享如何合法避税。当然如果是与“中”字企业打交道，那么能索取多少发票，就尽量索取多少！
既然他们封杀媒体，那么你们也可以封杀他们，他们开会可以不要去捧他们的臭脚，尤其是那个作为贞洁牌坊的两会，这样，他们就会懂得你们的力量！
既然他们都这么努力的删除微博，那么要更加努力的发转微博，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他们终究会被我们打垮，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奴才，我们却是自己的主人！
至少可以用脚投票，他们搜刮民膏民脂，那我们自己可以藏富于民，今后与私人企业做交易，能不用发票尽量不要索取，如果你是企业主，请你们的会计把薪资设计得合理些，帮助员工多避税，也希望会计达人，通过网络分享如何合法避税。当然如果是与“中”字企业打交道，那么能索取多少发票，就尽量索取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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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转帖]一些段子(94)
用奶粉灭掉00后， 用考试灭掉90后， 用房价灭掉80后， 用失业灭掉70后， 用城 管灭掉60后，用下岗灭掉50后， 用拆 迁灭掉40后， 用医 改灭掉30后， 用动 车灭掉前前后后！（来源：@超人飞的高 ）
王育琨：没有责任者，都是受害者！迄今为止，除了没调 查被免 职的三个官员以外，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无责任。都在寻找一切机会把自己摘清。昨天还在网上公开道歉的“信号设备设计方”，在晚些时候也断然否认为动车追尾事故负责。人人无责，管理失败和人性扭曲却偏偏使“不可能”的事故发生？！
已判无期的原河南省周 口市 市 长张 海 钦的雷语还有：“ 一亿人的话，不顶一个官的话。在中国除了官是人，老百姓都不是人。人 大政 协里贪 官多，名人多，富人多，开发商多，矿主多。你见过有 老百姓在人 大政 协的吗？30年了，你见过人 民 选举过人 大 政 协和 官员吗？”
斯大林语录：1、死亡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没有人就没有问题。2、一个人的死是个悲剧，一百万个人的死是个统计数字。3、人民知道有这么个选举就够了，那些投票的仁什么也决定不了，那些数票的人才可以决定一切。4、思想比武器更有力量，我们不会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内在原因就在于我们牛奶检测标准中的蛋白质含量定得太高......为防止国产奶中被添入各种物质，那就得降低标准。
——内蒙古奶业协会常务理事金海表示让人人喝上牛奶比标准更重要
记者又问一位大妈：您认为铁道部和红十字的区别是什么？
答：一个要命，一个要钱；
记者：那他们的共同点呢？答：都不要脸
“我坐在黑暗中。很难判断哪一个更糟：是屋内的黑暗，还是外面的黯淡。”（BY 约瑟夫·布罗茨基）（via：新周刊）
讲个故事：a死了，b想扫清a的党羽就把c从国外弄回来，a继承人d慌了，当天指示分管某部的e安排了一件大事，随后c的消息就没人跟进且让舆论把矛盾指向b，双方内部博弈n久后b派出演技派f对外撇清关系。眼看要安抚成功，d又指示a派分管喉舌的g封杀媒体。你们信不信？（@大小姐和仨少爷）
【谜语两则】1.谜面：中国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打一国际名人。谜底：他信。（@Tommy_Zi） 2.谜面：英拉——打全国人民对铁道部的态度。谜底：信他妹（@何弘）
四大没法喝：绵阳的水，内蒙的奶，肯德基的豆浆，味千的汤。四难降：高血压，高房价，高铁的速度高油价。四大皮厚：郭美美，罗玉凤，王勇平，马玉瑛。四大不靠谱：发改委，统计局，红十会，铁道部。四大悬：钱江桥，坐动车，地铁电梯长途车。四大信：红歌延年，限购治堵，飞机正点，生命奇迹。（@今古传奇故事版）
@王全宝：7、23事故调查组已入驻距温州市区3公里的景山半山腰的四星级“雪山饭店”。记者联系专家组成员北京交通大学原交通运输学院院长、教授纪嘉伦，联系采访，纪称：如来采访我立即报警，高检都在这里。我好怕怕呀！！！我即告知，警察没有管理记者采访的职权
@温迪洛：调查组成员纪嘉伦，中国铁道学会运输委员会秘书长，被称为铁道部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去年11月新闻他说：世界最好的高铁在中国。温州事故前月，他说京沪高铁运营安全，拥有可靠保障，最后强调：从现京沪高铁运行情况看，大家完全可放心，京沪高铁已在日常维护、设备质量、防灾等各方面都有周到考虑。
@贺卫方：【请王梦恕院士退出调查组】查网络信息，国务院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院士本是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自专业角度而言，与本次交通重大事故无任何关联，不知何故能够担任专家组副组长。况且此前王院士为高铁颇多鼓噪，令人怀疑是否有利益关联。为洁身自好计，请王院士退出本次事故调查组。
@桔子树小窝：刚刚有个在上海局做最基层小财务的哥们儿告诉我，因为这次事故，他大概会被扣掉500块左右的奖金，考虑到上海局现有员工14万，比他官儿大的多扣点儿，特别官儿大的少扣点。总计约七千万。50万一个人，再加上伤员，最后估计还能有点儿剩。某铁果然表里如一，对内对外都是一样的狠啊……
记者：在整个救援过程中，是否存在为了尽快抢通线路，而没有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的现象？如何解释没有生命迹象了，又搜救出小伊伊？
陆东福：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感到深深伤害了在事故救援第一线2000多名铁路职工，3000多名地方的公安、驻军、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群众的感情，他们为事故救援救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郭松民：美国为什么一定要废掉中国高铁？ 中国高铁从根本上动摇美国主导的海洋霸权。高铁不烧石油，不走海路，美国的十几艘航母和大量驻波斯湾美军基地岂不成了摆设？ 美国的最低目标是要把高铁局限于中国国内，在网上大量制造舆论，造谣诋毁中国高铁，在世界上形成中国高铁不安全甚至是臭名昭著的形象
@宁财神：其实高铁很安全，从来没出过事，都是美帝及其走狗在造谣！
@郭松民：美国退役海军上将Hyman George Rickover 前不久说：10艘航母也比不上一条高铁对美国的威胁大。美国为什么一定要废掉中国高铁？ 因为中国高铁直接损害波音公司的利益。据估算，未来中国20年内，中国高铁的出现基本上让波音公司4000亿美元订单泡汤，高铁如果接通全世界，波音必然破产！
@陳釔帆:维基百科资料显示，Hyman George Rickover (January 27, 1900 – July 8, 1986) 。你丫真荣幸，能在“前不久”聆听他的教诲。
@王福重：在日本，新干线出事，川崎要造假，政府制裁他，政府造假，法院会追究它，法院不公，议会会撤销他的裁决，如果议会、政府和法院一起做坏事，也不要紧，因为政府搞不定媒体，搞定了媒体，也搞不定知识分子，更搞不定日本人民，不行就换了政府，换了议会，换了自民党和公民党。
@巴索風雲：今天，我們不能光明正大悼念“一周前的他們”，再不能在媒體上追尋到“他們的真相”，不能看到“他們的種種信息”，背後的自由女神很模糊，100年了。。。
@周立波：一美国人跟我吹牛说：911为了找寻罹难者遗物，大楼残骸都会用输送带滤过，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钥匙扣都会被好好的善待！我说：“吹牛！我们这里都直接埋掉的！”
菜场涨风酣，工薪袋已干。十年辛苦叹艰难。父母妻儿遮雨处，蜗破壁，看星残。
却见令旗珊，街头遇大官。几番春雨解心宽。宏伟蓝图勾远景，豪迈后，更风寒。
@钱钢-香港大学：【铁道部长引咎辞职】人民日报1988年3月7日头版头条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民航２２２号客机空难事故和８０次特快列车颠覆事故调查委员会汇报，决定接受丁关根辞去铁道部长职务的请求；决定给予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记大过处分。（数月前，中共13大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章小斯文：黑龙江方正县为了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为侵华日军逝者立了个碑，为了GDP和政绩，当地政府竟然贱到这种地步，你丫怎么不建个靖国神社拜一拜。一周前的温州事故名单调查不清楚，几十年前死掉的人名单调查的清清楚楚；反右、大跃进、文革死掉几千万人没有建碑，给侵华日军建碑。这就是中国式碑剧。
@wuliucun：这些人中可能也有普通的日本人，不可一概而论，但反右、大跃进、文革死掉几千万人没有建碑不说，还有人不容谈论。确是怪事。
@任志强：动车从事故发生到事故处理，到信息公布，没有一件符合常识的事件。出而反而的说法更让民众无法理解和接受。缺乏人性的作法，明显的是想掩盖背后的责任。政府的公信力正在被政府机构人员的劣行而破坏。不从制度上纠错，仅靠某个领导的行为是无法挽回这些影响的。最终要靠改革重塑政府形象。
@lonelymelbourne：1、自称民主的国家的总理，穿运动鞋吃食堂，大家有必要感动成这样么？2、有人说他只是个老人，错，他是政府代表，没人逼他年纪大还顶着，老人政治早就是我们的大弊病。3、百姓本质上觉得当官就该有特权，稍不搞特权就感恩了。4、民主政治进程被一次次懦弱愚昧的感恩搅得失去了理智的方向和坚定的动力。
王育琨：没有责任者，都是受害者！迄今为止，除了没调 查被免 职的三个官员以外，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无责任。都在寻找一切机会把自己摘清。昨天还在网上公开道歉的“信号设备设计方”，在晚些时候也断然否认为动车追尾事故负责。人人无责，管理失败和人性扭曲却偏偏使“不可能”的事故发生？！
已判无期的原河南省周 口市 市 长张 海 钦的雷语还有：“ 一亿人的话，不顶一个官的话。在中国除了官是人，老百姓都不是人。人 大政 协里贪 官多，名人多，富人多，开发商多，矿主多。你见过有 老百姓在人 大政 协的吗？30年了，你见过人 民 选举过人 大 政 协和 官员吗？”
斯大林语录：1、死亡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没有人就没有问题。2、一个人的死是个悲剧，一百万个人的死是个统计数字。3、人民知道有这么个选举就够了，那些投票的仁什么也决定不了，那些数票的人才可以决定一切。4、思想比武器更有力量，我们不会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内在原因就在于我们牛奶检测标准中的蛋白质含量定得太高......为防止国产奶中被添入各种物质，那就得降低标准。
——内蒙古奶业协会常务理事金海表示让人人喝上牛奶比标准更重要
记者又问一位大妈：您认为铁道部和红十字的区别是什么？
答：一个要命，一个要钱；
记者：那他们的共同点呢？答：都不要脸
“我坐在黑暗中。很难判断哪一个更糟：是屋内的黑暗，还是外面的黯淡。”（BY 约瑟夫·布罗茨基）（via：新周刊）
讲个故事：a死了，b想扫清a的党羽就把c从国外弄回来，a继承人d慌了，当天指示分管某部的e安排了一件大事，随后c的消息就没人跟进且让舆论把矛盾指向b，双方内部博弈n久后b派出演技派f对外撇清关系。眼看要安抚成功，d又指示a派分管喉舌的g封杀媒体。你们信不信？（@大小姐和仨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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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没法喝：绵阳的水，内蒙的奶，肯德基的豆浆，味千的汤。四难降：高血压，高房价，高铁的速度高油价。四大皮厚：郭美美，罗玉凤，王勇平，马玉瑛。四大不靠谱：发改委，统计局，红十会，铁道部。四大悬：钱江桥，坐动车，地铁电梯长途车。四大信：红歌延年，限购治堵，飞机正点，生命奇迹。（@今古传奇故事版）
@王全宝：7、23事故调查组已入驻距温州市区3公里的景山半山腰的四星级“雪山饭店”。记者联系专家组成员北京交通大学原交通运输学院院长、教授纪嘉伦，联系采访，纪称：如来采访我立即报警，高检都在这里。我好怕怕呀！！！我即告知，警察没有管理记者采访的职权
@温迪洛：调查组成员纪嘉伦，中国铁道学会运输委员会秘书长，被称为铁道部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去年11月新闻他说：世界最好的高铁在中国。温州事故前月，他说京沪高铁运营安全，拥有可靠保障，最后强调：从现京沪高铁运行情况看，大家完全可放心，京沪高铁已在日常维护、设备质量、防灾等各方面都有周到考虑。
@贺卫方：【请王梦恕院士退出调查组】查网络信息，国务院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院士本是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自专业角度而言，与本次交通重大事故无任何关联，不知何故能够担任专家组副组长。况且此前王院士为高铁颇多鼓噪，令人怀疑是否有利益关联。为洁身自好计，请王院士退出本次事故调查组。
@桔子树小窝：刚刚有个在上海局做最基层小财务的哥们儿告诉我，因为这次事故，他大概会被扣掉500块左右的奖金，考虑到上海局现有员工14万，比他官儿大的多扣点儿，特别官儿大的少扣点。总计约七千万。50万一个人，再加上伤员，最后估计还能有点儿剩。某铁果然表里如一，对内对外都是一样的狠啊……
记者：在整个救援过程中，是否存在为了尽快抢通线路，而没有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的现象？如何解释没有生命迹象了，又搜救出小伊伊？
陆东福：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感到深深伤害了在事故救援第一线2000多名铁路职工，3000多名地方的公安、驻军、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群众的感情，他们为事故救援救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郭松民：美国为什么一定要废掉中国高铁？ 中国高铁从根本上动摇美国主导的海洋霸权。高铁不烧石油，不走海路，美国的十几艘航母和大量驻波斯湾美军基地岂不成了摆设？ 美国的最低目标是要把高铁局限于中国国内，在网上大量制造舆论，造谣诋毁中国高铁，在世界上形成中国高铁不安全甚至是臭名昭著的形象
@宁财神：其实高铁很安全，从来没出过事，都是美帝及其走狗在造谣！
@郭松民：美国退役海军上将Hyman George Rickover 前不久说：10艘航母也比不上一条高铁对美国的威胁大。美国为什么一定要废掉中国高铁？ 因为中国高铁直接损害波音公司的利益。据估算，未来中国20年内，中国高铁的出现基本上让波音公司4000亿美元订单泡汤，高铁如果接通全世界，波音必然破产！
@陳釔帆:维基百科资料显示，Hyman George Rickover (January 27, 1900 – July 8, 1986) 。你丫真荣幸，能在“前不久”聆听他的教诲。
@王福重：在日本，新干线出事，川崎要造假，政府制裁他，政府造假，法院会追究它，法院不公，议会会撤销他的裁决，如果议会、政府和法院一起做坏事，也不要紧，因为政府搞不定媒体，搞定了媒体，也搞不定知识分子，更搞不定日本人民，不行就换了政府，换了议会，换了自民党和公民党。
@巴索風雲：今天，我們不能光明正大悼念“一周前的他們”，再不能在媒體上追尋到“他們的真相”，不能看到“他們的種種信息”，背後的自由女神很模糊，100年了。。。
@周立波：一美国人跟我吹牛说：911为了找寻罹难者遗物，大楼残骸都会用输送带滤过，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钥匙扣都会被好好的善待！我说：“吹牛！我们这里都直接埋掉的！”
菜场涨风酣，工薪袋已干。十年辛苦叹艰难。父母妻儿遮雨处，蜗破壁，看星残。
却见令旗珊，街头遇大官。几番春雨解心宽。宏伟蓝图勾远景，豪迈后，更风寒。
@钱钢-香港大学：【铁道部长引咎辞职】人民日报1988年3月7日头版头条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民航２２２号客机空难事故和８０次特快列车颠覆事故调查委员会汇报，决定接受丁关根辞去铁道部长职务的请求；决定给予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记大过处分。（数月前，中共13大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章小斯文：黑龙江方正县为了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为侵华日军逝者立了个碑，为了GDP和政绩，当地政府竟然贱到这种地步，你丫怎么不建个靖国神社拜一拜。一周前的温州事故名单调查不清楚，几十年前死掉的人名单调查的清清楚楚；反右、大跃进、文革死掉几千万人没有建碑，给侵华日军建碑。这就是中国式碑剧。
@wuliucun：这些人中可能也有普通的日本人，不可一概而论，但反右、大跃进、文革死掉几千万人没有建碑不说，还有人不容谈论。确是怪事。
@任志强：动车从事故发生到事故处理，到信息公布，没有一件符合常识的事件。出而反而的说法更让民众无法理解和接受。缺乏人性的作法，明显的是想掩盖背后的责任。政府的公信力正在被政府机构人员的劣行而破坏。不从制度上纠错，仅靠某个领导的行为是无法挽回这些影响的。最终要靠改革重塑政府形象。
@lonelymelbourne：1、自称民主的国家的总理，穿运动鞋吃食堂，大家有必要感动成这样么？2、有人说他只是个老人，错，他是政府代表，没人逼他年纪大还顶着，老人政治早就是我们的大弊病。3、百姓本质上觉得当官就该有特权，稍不搞特权就感恩了。4、民主政治进程被一次次懦弱愚昧的感恩搅得失去了理智的方向和坚定的动力。
(1245)[转帖]铁路事故：人祸大于天灾
一时间，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温州。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近40人遇难身亡，约200人受伤，以“和谐”号命名的动车组及其背后的铁道部，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拷问、责骂甚至咆哮。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次铁路事故，人的因素是绝对的罪魁祸首，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事故原因。早在2002年，曾任铁道部安全监察司重要职务的吕正清就总结过：在重大、大事故中，由于铁路职工自身责任的占到64.6％。
我们记录这段铁路殇史，是希冀铁路主政者铭记冤魂、敬重生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建国初到“文革”：从稳定到混乱
中国铁路系统的框架在1949年以前就奠定了基础。在战火硝烟中，铁路系统功用受损严重，因此建国后，这方面的重要工作便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抢修既有线路。至1950年代初期，中国铁路逐渐复苏，也日渐面临严峻挑战：设备陈旧、职工素质不高、规章制度丧失，这直接导致运输秩序的混乱、行车事故发生频率较高。
1950年1月23日，津浦线花旗营车站发生列车正面冲突，死伤62人，这是新中国第一起旅客列车重大伤亡事故。与现今庞大而冗杂的铁路系统相比，那是一切都等待规整的时代，灾难性的事故成为制度革新的催化剂。此次事故后，铁道部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设备运用、质量检修专门制定了相关执行规则，对行车安全亦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一系列的人员培训、考核机制出台，旨在提高人员素质。安全形势就此得以好转，重大、大事故由1952的332件，减少到1957年的200件。彼时，正值实施首个“五年计划”，铁路建设步伐加快，尤其是运量和行车密度大幅增长。
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走向高潮，也将刚刚起步的铁路安全标准机制推向荒芜。“大炼钢铁”与“超英赶美”的狂热蔓延到铁路系统，超载运输、超负荷运输、超既定密度运输成为常态。资料显示，1960年的特大、大行车事故比1957年增加近3倍。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管理的混乱。事故频发的年代里，完整细致的案例卷宗甚至成为奢想。铁路部门随后又发动了极富时代特点的群众性运动——“安全正点、四爱（爱车、爱路、爱设备、爱货物）立功”，以运动代替整改，口号冲天。
半个世纪后，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跃进”，刘志军的高铁计划终于让中国在5年内真正实现了“超英赶美”，可“运动便会流血”的预言似乎并未改变。
“文革”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泛滥，铁路成为红卫兵们狂欢的舞台。全国人民大串联，激昂的群众扒上火车就去远方寻找“同志”。在运动化的喧嚣中，铁路建设基本没有推进，铁路职工反倒也成为了运动的一分子。混乱的行车管理、惊人的超载量、和全国失控的社会状态，不可避免地制造了1969年铁路特大大事故达964件之巨的惨痛局面。动荡的10年，悲剧接连不止。
动荡过后，惨烈并不随之戛然而止。
1978年12月16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杨庄事故”，让上百位旅客魂断中原。那是一列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列车，在陇海线杨庄车站内与西安开往徐州的368次拦腰相撞，死亡人数达到106人，重伤47人，客车报废3辆。这是建国以来死伤人数最多、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列车事故，也是中国铁路在“文革”结束后为这10年混乱支付的最昂贵的一笔账单。最终，该事故的责任人被认定是两位打瞌睡的司机和调度员。真相几何，不得而知。铁路系统独有的森严司法系统只能让普通百姓远观这个铁轨上的密闭王国。
如今，在距离杨庄车站不足200米处的铁路北沿，一块青石砌成的纪念碑掩映在松林间，上面镌刻着“沉悼念1978年12月16日杨庄事故遇难旅客”。每年前往祭奠的，除了死者家属外，再无其他。不断提速的中国列车从距离纪念碑不远处的铁轨上飞驰而过。
80年代：安检缺失、热情高涨
1980年代，改革开放闸门开启，列车成为重新燃起的“中国梦”的缩影与见证。在燥热缓慢的车厢中，动辄几天的旅途隐藏着种种趣味，或者危险；几多形形色色的故事在此上演，其中不乏惨剧。
80年代早期，中国铁路接连发生多起车厢着火或爆炸的安全事故。彼时，登车安检无从谈起，危险物品的携带成为最大安全隐患。1984年5月14日，济宁开往三棵树的117次旅客列车在深山线房家和大红旗间，因旅客吸烟引起列车火灾，造成6人死亡。这是数十起类似事件中的一起，其他甚至还包括了故意携带炸药上车。拥挤的车厢，埋藏着不安。
1988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间，由于列车颠覆，造成旅客及铁路职工死亡88人、重伤 62人、轻伤140人。该事故也是外籍旅客伤亡最多的事故，造成日本旅客死亡27人、重伤9人、轻伤28人，其中除一名教师外，都是16岁以下的中学生。时任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引咎辞职。不久，丁关根升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再次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文革”后尚未稳定的80年代，中国铁路缓慢发展。人均拥有铁路长度持续增长，铁路覆盖面更加广泛。尽管事故时有发生，但出行的方便和较为稳定的秩序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需求。
当时火车跑得的确不快，与现今动辄打破世界纪录的和谐号高铁不可同日而语。可绿皮车低廉的票价和远方的想象，却成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背井离乡，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90年代：“铁老大”初现
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狂飙突进，城市化进程快马加鞭，东部及沿海开放城市与内陆地区的鸿沟愈发明显，一场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迁徙浪潮席卷全国。价格低廉、运能优势明显的火车成为实现迁徙的最重要载体。蜿蜒的铁轨，隆隆的列车，寄托着彼时无数国人对机会的渴求和对财富的向往。
中国铁路运输供求矛盾开始激化。“春运”成为举国关注的话题，“一票难求”成为媒体长期使用并长期有效的描述语言；“铁老大”成为人们对规模巨大、政企不分、半军事化管理的威权机关充满怨愤与无奈的嘲讽。与此同时，铁路运输的安全状况亦呈现出不稳定趋势，那段时间，铁路部门官方工作报告的原话为“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
1990年7月27日8点，2523次货物列车与848次货物列车，在沈阳铁路局通化分局梅集线通沟至干沟间发生正面冲突，造成2523次机车l、2、15、19位车辆脱轨，16、17、18位车辆颠覆；848次重联机车颠覆，机次1位车辆脱轨，报废机车4台，货车报废1辆；机车乘务员9人死亡，重伤3人，中断正线行车达25小时15分。
一年后的6月13日，由北京开往苏州的109次客列车，运行至津浦线新马桥至曹老集间，与前行的1329次货车发生追尾冲突，造成109次列车副司机当场死亡，列车乘务员和旅客28人受伤，中断行车超过18个小时。灾难仅仅过去两个月，8月18日，由武昌开往广州的247次列车运行至京广线大瑶山隧洞时，因列车人员误判前方发生火灾而拉阀停车，旅客纷纷下车和跳车，正遇邻线通过列车，造成数十名旅客伤亡。
那段时期，中国铁路几乎年年有大灾。1992年3月21日，211次旅客列车在浙赣线五里墩车站冒进、冒出信号，与进站的1310次货车相撞，造成旅客死亡15人、重伤25人、中断行车35小时。而1993年，铁路又发生两起特大运输事故：4月13日凌晨，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分局富拉尔基车站在调度车辆作业中，机车车辆冲出牵出线土档，将原信号楼突出部分刮倒，造成在室内休息的8名职工5人死亡、3人受伤的重大伤亡事故。3个月后的7月10日，北京开往成都的163次旅客列车，运行至京广线新乡南场至七里营间，又与前行的2011次货车发生追尾冲突，造成乘务员32人死亡、7人重伤、4人轻伤；旅客8人死亡、2人重伤、35人轻伤，中断京广线正线行车超过11个小时。
事故频发，民怨迭起。为此，时任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韩杼滨在1994年提出，用长达一年的时间“严肃整顿干部作风、严肃整顿职工劳动纪律和作业纪律，严肃整顿规章制度，严肃整顿班组管理，努力提高设备质量”。次年，铁道部又向全路印发了《关于围歼旅客列车事故和实施意见》（简称24条），制定了京沪、京广、京哈、陇海等十大干线建设安全标准线的实施方案。到1996年，中国铁路全路行车重大、大事故降至10件，事故率为0.006件，创下了20世纪中国铁路安全行车的历史最好水平。
90年代末：故意破坏造成重大事故
好景并不长。1997年4月29日，荣家湾事故的发生，成为继杨庄事故以来，中国铁路最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一场灾难，126条生命魂断铁轨。目击者在事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描述：“彼时的湖南岳阳荣家湾车站，血流成河”。
这是一列由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旅客列车，行至京广线荣家湾时，与停在该站由长沙开往茶岭的818次旅客列车追尾相撞，324次列车机后1至9位全部颠覆，10至11位脱轨；818次列车机后15至17位颠覆。
324次列车全列编组共17辆，由司机李建文、副司机陈勇和长沙列车段运转车长谭列军担任值乘，郑州客运段执行客运乘务。长沙电务段荣家湾信号工区信号工郝任重当日在12号道岔电缆盒整理配线作业时，瞒过车站值班员，将12号道岔XB变压器箱内1号端子电缆线甩开，致使12号道岔在反位时不向定位转动；又擅自使用二极管封连线，将l、3号端子封连，造成12号道岔定位假表示，破坏了12号道岔与Ⅱ道通过信号的联锁关系。
列车10点42分通过黄秀桥车站后，荣家湾车站值班员曾海泉旋即要求信号员李满娟办理324次列车Ⅱ道出站信号。这时，李建文见进站信号绿灯亮起，便径直将列车驶入站内。行至12号道岔处时，李猛然发现进路不对，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但已回天无力。这是中国铁路运输历史上罕见的，在生产过程中故意破坏、违章作业造成的责任事故。
4个月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处郝任重无期徒刑，长沙电务段荣家湾信号维修工区区长吴荣忠有期徒刑15年。
一年后，毕业于莫斯科铁道学院铁道电气化专业的高级工程师傅志寰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他是继丁关根之后，第二位技术背景出身的铁道部最高领导，并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俄罗斯运输科学院院士。此前，中国的铁路首长多为军队出身，带有浓烈的作战指挥色彩。
傅志寰主政铁道部后，当年12月下发《关于全路运输安全“强基达标”的意见》。《意见》对行车主要设备质量、行车主要工种人员责任提出了量化的具体标准。但是，盖着大印的红头文件并不足以庇佑苍生。意见出台半年后，武昌开往湛江的461次旅客列车，运行至衡阳北和衡阳车站间即发生脱轨，造成9名旅客死亡。舆论一片哗然。
资料显示，傅志寰任上共发生过两起重大运输事故，是历届铁道部长中经历事故最少的一位。他直接处理的另一起事故发生在2001年4月20日清晨，由北京发往齐齐哈尔市的K47次特快列车在黑龙江省安达市车站内发生颠覆，导致两人死亡。
人祸的顽症
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吕长清曾在铁道部安全监察司任职，他与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的李文耀共同合作研究过2002年以前中国铁路运输事故问题。吕长清分析认为，在重大、大事故中，由于铁路职工自身责任的占64.6％，其中又以工务、机务部门最多，两者合占59.6％，设备原因占9.2％，自然灾害占13.8％，社会治安等因素占12.3％。“五十多年来，对铁路形象损害大、社会影响大的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并且其损失程度随时间推移有所加大。在历史上，对铁路、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其原因几乎全是违章违纪所致，这是几十年来久治不愈的顽症。”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尚未有高铁投入运营的时代，吕正清和他的同事便已公开发出了这样的感慨：“1964年10月，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东海道新干线投入运营，标志着铁路高速列车技术的突破，翻开了世界铁路史的新篇章。令人称道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干线’的里程在不断延伸，速度也有所提高，但至今没有发生一起高速列车运行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为零，正点率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当然，这与日本铁路员工的遵章守纪也是紧密相连的。”
对日本新干线褒扬的声音发出不到一年，引领中国高铁时代的人物便粉墨登台。而中国铁路亦驶入一段多事之秋，影响至今。
21世纪：刘志军时代的“大跃进”
2003年，普通养路工人出身的刘志军爬上了他权力人生的顶峰，成为可以在200万人之众的铁道王国里呼风唤雨的一部之长。刘志军任上，中国实施了第五次和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以“和谐”命名的动车组列车和主要城市间夕发朝至的直达列车开始运营，青藏铁路的建成打破多项世界纪录。他提出了著名的“铁路跨越式发展”思路，高铁进入实质性建设和运营阶段，最高时速达350公里的世界纪录列车开跑中国，他因此成为建国以来最具建设政绩的铁道部长，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同时，他也让中国重回铁路事故频发的时代，铁道部成为众矢之的，公信力和美誉度降至历史最低谷。死伤严重的胶济铁路事故，让有关“部长引咎辞职”的呼声甚嚣尘上。
刘志军在部长任上遇到的首起事故发生在2005年7月31日晚上8点。西安开往长春的K127次旅客列车，在长春至大连的长大线新城子至新台子间与一列货物列车发生追尾，6名乘客死亡，30人受伤。次年4月11日，青岛开往广州东的T159次列车，行至广铁集团管内京九下行线林寨站至东水站间，在信号故障情况下，司机个人认为防护区间没有列车，盲目开行，最终与正在停靠的武昌开往汕头的1017次列车相撞，两位铁路职工当场死亡，18位旅客受重伤，1017次列车最后4节车厢随即脱轨。彼时，T159次副司机正在睡觉，而按照铁路部门的规定，故障发生情况下必须双司机值乘。
刘志军时代，铁路大事故发生周期由一年缩短至半年。1017次列车事故余音未绝，2007年2月28日凌晨，由乌鲁木齐开往阿克苏的5807次列车再爆惨剧。这趟列车行至南疆铁路珍珠泉至红山渠站间，因瞬间大风造成该次列车车辆脱轨、3名旅客死亡、34人受伤。
而众怒到达极致的两起事故，均发生在胶济铁路。2008年1月23日晚上8点48分，北京开往青岛四方的动车组D59次列车运行至胶济线安丘至昌邑间时，发生重大路外交通事故，造成18人死亡，9人受伤。这是中国首起动车组列车重大事故。
胶济铁路已有百年历史，由德国殖民者在山东省境内强行建造，并由此爆发“巨野教案”。事实上，在2007至2009年间，该路段共发生重大事故多达5起，频率之高、状况之严重、影响之恶劣，为中国铁路历史上所罕见。其中以2008年的“4·28”特别重大列车相撞事件最为惨烈。
是日凌晨4时41分，T195次北京至青岛四方的列车与5034次烟台至徐州的列车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附近路段相撞。事故造成72人死亡、近500人受伤，其中重伤51人。7分钟后，济南铁路局颁布紧急救援命令。这起事故的伤亡人数，为建国以来铁路交通事故中最多，死亡人数也是近10年来所未有。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次日宣布，这是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表示：“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事发列车T195次严重超速，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路段，实际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31公里。”而事故调查组副组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直接表态：“这本是一起不应该发生的责任事故。”
铁道部随后以电报形式向全路通报了事故经过和具体原因。据电报表述：“济南局对施工文件、调度命令管理混乱，用文件代替临时限速命令极不严肃。济南局《关于实行胶济线施工调整列车运行图的通知》，即154号文件，23日印发，距实施的时间28日0时仅有4天。如此重要的文件，却在局网上发布，对外局及相关单位以普通信件的方式由列车传递，而且把北京机务段作为了抄送单位。文件发布后在没有确认有关单位是否接到的情况下，4月26日又发布了4158号调度命令，取消了多处限速命令，其中包括王村至周村东间便线限速的4240号调度命令（154号文件对该地段限速80km/h的条件并未取消），导致各相关单位在没有收到154号文件的情况下，根据4158号命令，盲目修改了运行监控器数据，取消了限速条件。”这份致命的154号文件当时是以车递平信的方式发送，惨剧发生后，该文件仍不知所踪。
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党委书记柴铁民被铁道部就地免职，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耿志修、铁道部总工会副主席徐长安分别提任济南铁路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因这起事故变动职务级别最高的官员是时任铁道部总调度长安路生，他于汶川地震后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一年后改任上海铁路局局长，2010年5月又重新出任铁道部总调度长。这次甬温特大动车脱轨事故后，他再次被调至上海铁路局任局长。
事故发生后，第一调查网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超过80%的民众认为：铁道部长刘志军应就胶济铁路事故引咎辞职。“部长下台”的中国民意还被外国网友转发到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私人博客上，王就此回复“这位外国朋友，您有点偏激”。针对网民“铁道部应为处理胶济铁路事故打几分”的问题，王勇平说“功过自有评说”。
一年后，国务院给予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记大过处分，给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记过处分。处分决定下达仅一个月，2009年 6月2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长沙开往深圳的K9017次列车在郴州站与刚启动出站的K9063次铜仁到深圳西方向客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造成3人死亡、六十余人受伤。
今年春节刚过，正凭借世界第一的高铁政绩疾驶在仕途上的刘志军突然“脱轨”，他因严重经济问题被免去党政职务。两个月后，新任部长盛光祖宣布：中国高铁降速。
而就在铁道部以京沪高铁全面建成通车，各项水准“领先世界”的奇迹向执政党建党90周年献礼后不久，“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
此刻，盛光祖和铁道部要做的，恐怕不是一句道歉那么简单。
（实习记者刘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近40人遇难身亡，约200人受伤，以“和谐”号命名的动车组及其背后的铁道部，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拷问、责骂甚至咆哮。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次铁路事故，人的因素是绝对的罪魁祸首，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事故原因。早在2002年，曾任铁道部安全监察司重要职务的吕正清就总结过：在重大、大事故中，由于铁路职工自身责任的占到64.6％。
我们记录这段铁路殇史，是希冀铁路主政者铭记冤魂、敬重生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建国初到“文革”：从稳定到混乱
中国铁路系统的框架在1949年以前就奠定了基础。在战火硝烟中，铁路系统功用受损严重，因此建国后，这方面的重要工作便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抢修既有线路。至1950年代初期，中国铁路逐渐复苏，也日渐面临严峻挑战：设备陈旧、职工素质不高、规章制度丧失，这直接导致运输秩序的混乱、行车事故发生频率较高。
1950年1月23日，津浦线花旗营车站发生列车正面冲突，死伤62人，这是新中国第一起旅客列车重大伤亡事故。与现今庞大而冗杂的铁路系统相比，那是一切都等待规整的时代，灾难性的事故成为制度革新的催化剂。此次事故后，铁道部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设备运用、质量检修专门制定了相关执行规则，对行车安全亦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一系列的人员培训、考核机制出台，旨在提高人员素质。安全形势就此得以好转，重大、大事故由1952的332件，减少到1957年的200件。彼时，正值实施首个“五年计划”，铁路建设步伐加快，尤其是运量和行车密度大幅增长。
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走向高潮，也将刚刚起步的铁路安全标准机制推向荒芜。“大炼钢铁”与“超英赶美”的狂热蔓延到铁路系统，超载运输、超负荷运输、超既定密度运输成为常态。资料显示，1960年的特大、大行车事故比1957年增加近3倍。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管理的混乱。事故频发的年代里，完整细致的案例卷宗甚至成为奢想。铁路部门随后又发动了极富时代特点的群众性运动——“安全正点、四爱（爱车、爱路、爱设备、爱货物）立功”，以运动代替整改，口号冲天。
半个世纪后，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跃进”，刘志军的高铁计划终于让中国在5年内真正实现了“超英赶美”，可“运动便会流血”的预言似乎并未改变。
“文革”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泛滥，铁路成为红卫兵们狂欢的舞台。全国人民大串联，激昂的群众扒上火车就去远方寻找“同志”。在运动化的喧嚣中，铁路建设基本没有推进，铁路职工反倒也成为了运动的一分子。混乱的行车管理、惊人的超载量、和全国失控的社会状态，不可避免地制造了1969年铁路特大大事故达964件之巨的惨痛局面。动荡的10年，悲剧接连不止。
动荡过后，惨烈并不随之戛然而止。
1978年12月16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杨庄事故”，让上百位旅客魂断中原。那是一列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列车，在陇海线杨庄车站内与西安开往徐州的368次拦腰相撞，死亡人数达到106人，重伤47人，客车报废3辆。这是建国以来死伤人数最多、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列车事故，也是中国铁路在“文革”结束后为这10年混乱支付的最昂贵的一笔账单。最终，该事故的责任人被认定是两位打瞌睡的司机和调度员。真相几何，不得而知。铁路系统独有的森严司法系统只能让普通百姓远观这个铁轨上的密闭王国。
如今，在距离杨庄车站不足200米处的铁路北沿，一块青石砌成的纪念碑掩映在松林间，上面镌刻着“沉悼念1978年12月16日杨庄事故遇难旅客”。每年前往祭奠的，除了死者家属外，再无其他。不断提速的中国列车从距离纪念碑不远处的铁轨上飞驰而过。
80年代：安检缺失、热情高涨
1980年代，改革开放闸门开启，列车成为重新燃起的“中国梦”的缩影与见证。在燥热缓慢的车厢中，动辄几天的旅途隐藏着种种趣味，或者危险；几多形形色色的故事在此上演，其中不乏惨剧。
80年代早期，中国铁路接连发生多起车厢着火或爆炸的安全事故。彼时，登车安检无从谈起，危险物品的携带成为最大安全隐患。1984年5月14日，济宁开往三棵树的117次旅客列车在深山线房家和大红旗间，因旅客吸烟引起列车火灾，造成6人死亡。这是数十起类似事件中的一起，其他甚至还包括了故意携带炸药上车。拥挤的车厢，埋藏着不安。
1988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间，由于列车颠覆，造成旅客及铁路职工死亡88人、重伤 62人、轻伤140人。该事故也是外籍旅客伤亡最多的事故，造成日本旅客死亡27人、重伤9人、轻伤28人，其中除一名教师外，都是16岁以下的中学生。时任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引咎辞职。不久，丁关根升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再次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文革”后尚未稳定的80年代，中国铁路缓慢发展。人均拥有铁路长度持续增长，铁路覆盖面更加广泛。尽管事故时有发生，但出行的方便和较为稳定的秩序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需求。
当时火车跑得的确不快，与现今动辄打破世界纪录的和谐号高铁不可同日而语。可绿皮车低廉的票价和远方的想象，却成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背井离乡，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90年代：“铁老大”初现
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狂飙突进，城市化进程快马加鞭，东部及沿海开放城市与内陆地区的鸿沟愈发明显，一场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迁徙浪潮席卷全国。价格低廉、运能优势明显的火车成为实现迁徙的最重要载体。蜿蜒的铁轨，隆隆的列车，寄托着彼时无数国人对机会的渴求和对财富的向往。
中国铁路运输供求矛盾开始激化。“春运”成为举国关注的话题，“一票难求”成为媒体长期使用并长期有效的描述语言；“铁老大”成为人们对规模巨大、政企不分、半军事化管理的威权机关充满怨愤与无奈的嘲讽。与此同时，铁路运输的安全状况亦呈现出不稳定趋势，那段时间，铁路部门官方工作报告的原话为“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
1990年7月27日8点，2523次货物列车与848次货物列车，在沈阳铁路局通化分局梅集线通沟至干沟间发生正面冲突，造成2523次机车l、2、15、19位车辆脱轨，16、17、18位车辆颠覆；848次重联机车颠覆，机次1位车辆脱轨，报废机车4台，货车报废1辆；机车乘务员9人死亡，重伤3人，中断正线行车达25小时15分。
一年后的6月13日，由北京开往苏州的109次客列车，运行至津浦线新马桥至曹老集间，与前行的1329次货车发生追尾冲突，造成109次列车副司机当场死亡，列车乘务员和旅客28人受伤，中断行车超过18个小时。灾难仅仅过去两个月，8月18日，由武昌开往广州的247次列车运行至京广线大瑶山隧洞时，因列车人员误判前方发生火灾而拉阀停车，旅客纷纷下车和跳车，正遇邻线通过列车，造成数十名旅客伤亡。
那段时期，中国铁路几乎年年有大灾。1992年3月21日，211次旅客列车在浙赣线五里墩车站冒进、冒出信号，与进站的1310次货车相撞，造成旅客死亡15人、重伤25人、中断行车35小时。而1993年，铁路又发生两起特大运输事故：4月13日凌晨，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分局富拉尔基车站在调度车辆作业中，机车车辆冲出牵出线土档，将原信号楼突出部分刮倒，造成在室内休息的8名职工5人死亡、3人受伤的重大伤亡事故。3个月后的7月10日，北京开往成都的163次旅客列车，运行至京广线新乡南场至七里营间，又与前行的2011次货车发生追尾冲突，造成乘务员32人死亡、7人重伤、4人轻伤；旅客8人死亡、2人重伤、35人轻伤，中断京广线正线行车超过11个小时。
事故频发，民怨迭起。为此，时任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韩杼滨在1994年提出，用长达一年的时间“严肃整顿干部作风、严肃整顿职工劳动纪律和作业纪律，严肃整顿规章制度，严肃整顿班组管理，努力提高设备质量”。次年，铁道部又向全路印发了《关于围歼旅客列车事故和实施意见》（简称24条），制定了京沪、京广、京哈、陇海等十大干线建设安全标准线的实施方案。到1996年，中国铁路全路行车重大、大事故降至10件，事故率为0.006件，创下了20世纪中国铁路安全行车的历史最好水平。
90年代末：故意破坏造成重大事故
好景并不长。1997年4月29日，荣家湾事故的发生，成为继杨庄事故以来，中国铁路最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一场灾难，126条生命魂断铁轨。目击者在事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描述：“彼时的湖南岳阳荣家湾车站，血流成河”。
这是一列由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旅客列车，行至京广线荣家湾时，与停在该站由长沙开往茶岭的818次旅客列车追尾相撞，324次列车机后1至9位全部颠覆，10至11位脱轨；818次列车机后15至17位颠覆。
324次列车全列编组共17辆，由司机李建文、副司机陈勇和长沙列车段运转车长谭列军担任值乘，郑州客运段执行客运乘务。长沙电务段荣家湾信号工区信号工郝任重当日在12号道岔电缆盒整理配线作业时，瞒过车站值班员，将12号道岔XB变压器箱内1号端子电缆线甩开，致使12号道岔在反位时不向定位转动；又擅自使用二极管封连线，将l、3号端子封连，造成12号道岔定位假表示，破坏了12号道岔与Ⅱ道通过信号的联锁关系。
列车10点42分通过黄秀桥车站后，荣家湾车站值班员曾海泉旋即要求信号员李满娟办理324次列车Ⅱ道出站信号。这时，李建文见进站信号绿灯亮起，便径直将列车驶入站内。行至12号道岔处时，李猛然发现进路不对，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但已回天无力。这是中国铁路运输历史上罕见的，在生产过程中故意破坏、违章作业造成的责任事故。
4个月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处郝任重无期徒刑，长沙电务段荣家湾信号维修工区区长吴荣忠有期徒刑15年。
一年后，毕业于莫斯科铁道学院铁道电气化专业的高级工程师傅志寰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他是继丁关根之后，第二位技术背景出身的铁道部最高领导，并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俄罗斯运输科学院院士。此前，中国的铁路首长多为军队出身，带有浓烈的作战指挥色彩。
傅志寰主政铁道部后，当年12月下发《关于全路运输安全“强基达标”的意见》。《意见》对行车主要设备质量、行车主要工种人员责任提出了量化的具体标准。但是，盖着大印的红头文件并不足以庇佑苍生。意见出台半年后，武昌开往湛江的461次旅客列车，运行至衡阳北和衡阳车站间即发生脱轨，造成9名旅客死亡。舆论一片哗然。
资料显示，傅志寰任上共发生过两起重大运输事故，是历届铁道部长中经历事故最少的一位。他直接处理的另一起事故发生在2001年4月20日清晨，由北京发往齐齐哈尔市的K47次特快列车在黑龙江省安达市车站内发生颠覆，导致两人死亡。
人祸的顽症
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吕长清曾在铁道部安全监察司任职，他与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的李文耀共同合作研究过2002年以前中国铁路运输事故问题。吕长清分析认为，在重大、大事故中，由于铁路职工自身责任的占64.6％，其中又以工务、机务部门最多，两者合占59.6％，设备原因占9.2％，自然灾害占13.8％，社会治安等因素占12.3％。“五十多年来，对铁路形象损害大、社会影响大的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并且其损失程度随时间推移有所加大。在历史上，对铁路、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其原因几乎全是违章违纪所致，这是几十年来久治不愈的顽症。”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尚未有高铁投入运营的时代，吕正清和他的同事便已公开发出了这样的感慨：“1964年10月，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东海道新干线投入运营，标志着铁路高速列车技术的突破，翻开了世界铁路史的新篇章。令人称道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干线’的里程在不断延伸，速度也有所提高，但至今没有发生一起高速列车运行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为零，正点率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当然，这与日本铁路员工的遵章守纪也是紧密相连的。”
对日本新干线褒扬的声音发出不到一年，引领中国高铁时代的人物便粉墨登台。而中国铁路亦驶入一段多事之秋，影响至今。
21世纪：刘志军时代的“大跃进”
2003年，普通养路工人出身的刘志军爬上了他权力人生的顶峰，成为可以在200万人之众的铁道王国里呼风唤雨的一部之长。刘志军任上，中国实施了第五次和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以“和谐”命名的动车组列车和主要城市间夕发朝至的直达列车开始运营，青藏铁路的建成打破多项世界纪录。他提出了著名的“铁路跨越式发展”思路，高铁进入实质性建设和运营阶段，最高时速达350公里的世界纪录列车开跑中国，他因此成为建国以来最具建设政绩的铁道部长，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同时，他也让中国重回铁路事故频发的时代，铁道部成为众矢之的，公信力和美誉度降至历史最低谷。死伤严重的胶济铁路事故，让有关“部长引咎辞职”的呼声甚嚣尘上。
刘志军在部长任上遇到的首起事故发生在2005年7月31日晚上8点。西安开往长春的K127次旅客列车，在长春至大连的长大线新城子至新台子间与一列货物列车发生追尾，6名乘客死亡，30人受伤。次年4月11日，青岛开往广州东的T159次列车，行至广铁集团管内京九下行线林寨站至东水站间，在信号故障情况下，司机个人认为防护区间没有列车，盲目开行，最终与正在停靠的武昌开往汕头的1017次列车相撞，两位铁路职工当场死亡，18位旅客受重伤，1017次列车最后4节车厢随即脱轨。彼时，T159次副司机正在睡觉，而按照铁路部门的规定，故障发生情况下必须双司机值乘。
刘志军时代，铁路大事故发生周期由一年缩短至半年。1017次列车事故余音未绝，2007年2月28日凌晨，由乌鲁木齐开往阿克苏的5807次列车再爆惨剧。这趟列车行至南疆铁路珍珠泉至红山渠站间，因瞬间大风造成该次列车车辆脱轨、3名旅客死亡、34人受伤。
而众怒到达极致的两起事故，均发生在胶济铁路。2008年1月23日晚上8点48分，北京开往青岛四方的动车组D59次列车运行至胶济线安丘至昌邑间时，发生重大路外交通事故，造成18人死亡，9人受伤。这是中国首起动车组列车重大事故。
胶济铁路已有百年历史，由德国殖民者在山东省境内强行建造，并由此爆发“巨野教案”。事实上，在2007至2009年间，该路段共发生重大事故多达5起，频率之高、状况之严重、影响之恶劣，为中国铁路历史上所罕见。其中以2008年的“4·28”特别重大列车相撞事件最为惨烈。
是日凌晨4时41分，T195次北京至青岛四方的列车与5034次烟台至徐州的列车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附近路段相撞。事故造成72人死亡、近500人受伤，其中重伤51人。7分钟后，济南铁路局颁布紧急救援命令。这起事故的伤亡人数，为建国以来铁路交通事故中最多，死亡人数也是近10年来所未有。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次日宣布，这是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表示：“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事发列车T195次严重超速，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路段，实际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31公里。”而事故调查组副组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直接表态：“这本是一起不应该发生的责任事故。”
铁道部随后以电报形式向全路通报了事故经过和具体原因。据电报表述：“济南局对施工文件、调度命令管理混乱，用文件代替临时限速命令极不严肃。济南局《关于实行胶济线施工调整列车运行图的通知》，即154号文件，23日印发，距实施的时间28日0时仅有4天。如此重要的文件，却在局网上发布，对外局及相关单位以普通信件的方式由列车传递，而且把北京机务段作为了抄送单位。文件发布后在没有确认有关单位是否接到的情况下，4月26日又发布了4158号调度命令，取消了多处限速命令，其中包括王村至周村东间便线限速的4240号调度命令（154号文件对该地段限速80km/h的条件并未取消），导致各相关单位在没有收到154号文件的情况下，根据4158号命令，盲目修改了运行监控器数据，取消了限速条件。”这份致命的154号文件当时是以车递平信的方式发送，惨剧发生后，该文件仍不知所踪。
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党委书记柴铁民被铁道部就地免职，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耿志修、铁道部总工会副主席徐长安分别提任济南铁路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因这起事故变动职务级别最高的官员是时任铁道部总调度长安路生，他于汶川地震后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一年后改任上海铁路局局长，2010年5月又重新出任铁道部总调度长。这次甬温特大动车脱轨事故后，他再次被调至上海铁路局任局长。
事故发生后，第一调查网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超过80%的民众认为：铁道部长刘志军应就胶济铁路事故引咎辞职。“部长下台”的中国民意还被外国网友转发到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私人博客上，王就此回复“这位外国朋友，您有点偏激”。针对网民“铁道部应为处理胶济铁路事故打几分”的问题，王勇平说“功过自有评说”。
一年后，国务院给予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记大过处分，给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记过处分。处分决定下达仅一个月，2009年 6月2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长沙开往深圳的K9017次列车在郴州站与刚启动出站的K9063次铜仁到深圳西方向客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造成3人死亡、六十余人受伤。
今年春节刚过，正凭借世界第一的高铁政绩疾驶在仕途上的刘志军突然“脱轨”，他因严重经济问题被免去党政职务。两个月后，新任部长盛光祖宣布：中国高铁降速。
而就在铁道部以京沪高铁全面建成通车，各项水准“领先世界”的奇迹向执政党建党90周年献礼后不久，“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
此刻，盛光祖和铁道部要做的，恐怕不是一句道歉那么简单。
（实习记者刘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1244)[转帖]铁道部副部长：发现幸存女童前从未停止搜救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昨天（30日），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接受了中央台记者的采访，就甬温线“7·23”事故中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答。
事故发生后，外界有质疑认为：当时铁路部门为了抢通线路，没有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实际的情况到底怎样？记者的提问也从这里开始。
记者：在整个救援过程中，是否存在为了尽快抢通线路，而没有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的现象？如何解释没有生命迹象了，又搜救出小伊伊？
陆东福：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感到深深伤害了在事故救援第一线2000多名铁路职工，3000多名地方的公安、驻军、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群众的感情，他们为事故救援救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事故救援现场，铁道部和地方领导协同指挥，列车工作人员及铁路干部职工人、当地公安、驻军、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及群众投入抢险救援，大家争分夺秒、密切配合，对事故现场尤其是车厢进行全面搜救，将伤员以最快速度送至医院。在救援过程中，桥上有三节车厢挤压在一起，中间车厢变形严重，救援人员无法对该车厢进行彻底清查搜救。按照指挥部确定的把救人放在首位的救援方案，在桥下使用大吨位汽车吊精准、平稳地将两端车厢移开，公安武警、救援人员得以对该车厢实施全面搜救，在移出数具遗体后，小伊伊在这里获救了。
直至24日23时30分左右，在确认没有幸存者，并对遗物、车体进行清理收集完后，救援工作结束。在此之前，铁路部门指挥人员从未说过“停止搜救”这样的话。
记者：被毁的车厢和车头是分析事故原因的主要依据，为什么要匆忙对列车的车头“挖坑填埋”呢？
陆东福：这一说法不属实。在救援过程中，桥上有三节车厢积压在一起，为使救援人员对中间一节受挤压变形严重的车厢进行彻底搜救，必须把两端车厢移开。为使汽车吊进入场地作业，须对桥下较完整的车厢整体外移，对散落的部件，包括撞碎的车头部件，采取外移并集中堆放在土坑中，为吊车作业腾出场地。所以部件和车体绝没有实施掩埋，更不存在销毁证据的问题。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后，车体和集中在取土坑中的零散部件，被统一转运至温州西站，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7·23”事故发生时，D301次列车追尾撞上了D3115次列车，而根据铁路列车时刻表，应该是D3115次列车在前，D301次列车在后，为什么会出现列车行驶顺序颠倒的情况，是不是当时车站调度出了问题呢？对此，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是这样回答的：
陆东福：D301次列车晚点，导致D301次列车行使在正点运行的D3115次之后。后方运行的D301次列车由于信号显示错误与D3115次发生追尾。这起事故也反映出现场作业控制不力，人员应急处理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说明有些铁路企业的安全基础还比较薄弱，铁路部门一定要吸取血的教训，切实加强安全管理。
记者：动车上装有“自动停车系统”，遇有险情列车会自己紧急停车以避免相撞，但“7·23”事故发生时相关自动系统为何没有发挥作用？
陆东福：事发当时，由于雷击造成温州南站的信号设备故障，正常行驶的D3115次列车列控车载设备由于接收的码序不稳定，造成停车后按规定缓行。此时，防护D3115次列车的后方信号由于列控中心的数据采集板软件设计严重缺陷，造成本应显示红灯的信号错误升级为绿灯，致使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没有发挥作用，造成D301次列车按照错误显示的绿灯进入区间，与前行的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
目前，“7·23”事故的善后处理和原因调查正在进行中，这也是近期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目前确切的死亡人数是多少？赔偿工作进展情况如何呢？
记者：目前确切的死亡人数是多少，动车是实行实名制售票的，在实名制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据此统计伤亡、失踪人员，然后再进行现场清理呢？
陆东福：事故伤亡人数是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统计确认。我们了解到，最新确认的事故遇难人数为40人。正因为实行动车车票实名制，才为后期辨认身份、统计伤亡、行李认领等提供重要依据。遇难人员名单已经分批公布，目前正在进行善后工作。
记者：关于遇难人员的赔偿工作，现在进展情况怎么样？
陆东福：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再多的金钱也挽回不了遇难者的生命以及给他们亲属带来的巨大悲痛和心灵创伤。对遇难者的善后赔偿工作，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尽最大努力、合情合理地做好。这不仅是对遇难者生命的尊重，也是对遇难者亲人的安慰。
记者：有官员说，中国高铁是世界上建设标准最高、运营速度最快的，为什么故障频发，中国高铁、动车是否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
陆东福：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高铁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技术进步，但也面临着许多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对中国高铁未来发展仍然充满信心。我们深切感受到，没有安全就没有高铁的可信度。我们将进一步提高建设和运营管理水平，确保高铁运行安全。
来源：中国广播网
事故发生后，外界有质疑认为：当时铁路部门为了抢通线路，没有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实际的情况到底怎样？记者的提问也从这里开始。
记者：在整个救援过程中，是否存在为了尽快抢通线路，而没有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的现象？如何解释没有生命迹象了，又搜救出小伊伊？
陆东福：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感到深深伤害了在事故救援第一线2000多名铁路职工，3000多名地方的公安、驻军、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群众的感情，他们为事故救援救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事故救援现场，铁道部和地方领导协同指挥，列车工作人员及铁路干部职工人、当地公安、驻军、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及群众投入抢险救援，大家争分夺秒、密切配合，对事故现场尤其是车厢进行全面搜救，将伤员以最快速度送至医院。在救援过程中，桥上有三节车厢挤压在一起，中间车厢变形严重，救援人员无法对该车厢进行彻底清查搜救。按照指挥部确定的把救人放在首位的救援方案，在桥下使用大吨位汽车吊精准、平稳地将两端车厢移开，公安武警、救援人员得以对该车厢实施全面搜救，在移出数具遗体后，小伊伊在这里获救了。
直至24日23时30分左右，在确认没有幸存者，并对遗物、车体进行清理收集完后，救援工作结束。在此之前，铁路部门指挥人员从未说过“停止搜救”这样的话。
记者：被毁的车厢和车头是分析事故原因的主要依据，为什么要匆忙对列车的车头“挖坑填埋”呢？
陆东福：这一说法不属实。在救援过程中，桥上有三节车厢积压在一起，为使救援人员对中间一节受挤压变形严重的车厢进行彻底搜救，必须把两端车厢移开。为使汽车吊进入场地作业，须对桥下较完整的车厢整体外移，对散落的部件，包括撞碎的车头部件，采取外移并集中堆放在土坑中，为吊车作业腾出场地。所以部件和车体绝没有实施掩埋，更不存在销毁证据的问题。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后，车体和集中在取土坑中的零散部件，被统一转运至温州西站，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7·23”事故发生时，D301次列车追尾撞上了D3115次列车，而根据铁路列车时刻表，应该是D3115次列车在前，D301次列车在后，为什么会出现列车行驶顺序颠倒的情况，是不是当时车站调度出了问题呢？对此，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是这样回答的：
陆东福：D301次列车晚点，导致D301次列车行使在正点运行的D3115次之后。后方运行的D301次列车由于信号显示错误与D3115次发生追尾。这起事故也反映出现场作业控制不力，人员应急处理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说明有些铁路企业的安全基础还比较薄弱，铁路部门一定要吸取血的教训，切实加强安全管理。
记者：动车上装有“自动停车系统”，遇有险情列车会自己紧急停车以避免相撞，但“7·23”事故发生时相关自动系统为何没有发挥作用？
陆东福：事发当时，由于雷击造成温州南站的信号设备故障，正常行驶的D3115次列车列控车载设备由于接收的码序不稳定，造成停车后按规定缓行。此时，防护D3115次列车的后方信号由于列控中心的数据采集板软件设计严重缺陷，造成本应显示红灯的信号错误升级为绿灯，致使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没有发挥作用，造成D301次列车按照错误显示的绿灯进入区间，与前行的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
目前，“7·23”事故的善后处理和原因调查正在进行中，这也是近期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目前确切的死亡人数是多少？赔偿工作进展情况如何呢？
记者：目前确切的死亡人数是多少，动车是实行实名制售票的，在实名制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据此统计伤亡、失踪人员，然后再进行现场清理呢？
陆东福：事故伤亡人数是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统计确认。我们了解到，最新确认的事故遇难人数为40人。正因为实行动车车票实名制，才为后期辨认身份、统计伤亡、行李认领等提供重要依据。遇难人员名单已经分批公布，目前正在进行善后工作。
记者：关于遇难人员的赔偿工作，现在进展情况怎么样？
陆东福：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再多的金钱也挽回不了遇难者的生命以及给他们亲属带来的巨大悲痛和心灵创伤。对遇难者的善后赔偿工作，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尽最大努力、合情合理地做好。这不仅是对遇难者生命的尊重，也是对遇难者亲人的安慰。
记者：有官员说，中国高铁是世界上建设标准最高、运营速度最快的，为什么故障频发，中国高铁、动车是否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
陆东福：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高铁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技术进步，但也面临着许多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对中国高铁未来发展仍然充满信心。我们深切感受到，没有安全就没有高铁的可信度。我们将进一步提高建设和运营管理水平，确保高铁运行安全。
来源：中国广播网
(1243)[转帖]33年前对一起铁路特大撞车事故的审判
33年前12月16日，陇海东线兰考县杨庄车站附近，发生过一起自1949年以来罕见的铁路特大行车事故。由西安开往徐州方向的386次列车与南京至西宁的87次列车发生相撞，造成伤亡324人，其中死亡106人，重伤47人，轻伤171人，中断行车9小时3分，直接经济损失55.4万元。
当天凌晨3时12分，列车相撞时发出的巨大声响，方圆十几里皆可听到，沿线不少户人家在睡梦中被惊起，误以为是地震，纷纷夺门而逃，惊魂甫定，方知列车撞车事故。在当时，这起特大行车事故未允许公开报道，除铁路系统内部资料有记载之外，剩下的只是幸存者、目击者或知情人的记忆，媒体未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现场救援资料也少得可怜。尽管如此，事故原因很快查明，完全是人为造成的，郑州铁路分局一份相关资料这样记录：
郑州分局郑州机务段司机马相臣、副司机阎景发，驾驶东风3型0194号内燃机车，牵引由西安到徐州的368次旅客列车，编组13辆，按运行图规定应在陇海东线杨庄车站停车６分，会让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旅客快车。由于司机、副司机在行车中打盹睡觉，运转车长与人聊天，车进杨庄车站后没有停车，继续以40公里的时速前进，以致在一号道岔处与时速为65公里通过的87次旅客快车侧面相撞，造成重大旅客伤亡事故。
这是事故发生若干年之后，《中原铁道报》记者王建林在一篇题为《回望杨庄事故》(2004年12月16日)的文章中披露的；另有一篇署名刘路、赵智渊的《魂断杨庄：生命不能承受之痛》纪实文章（2003年3月3日《河南法制报》），以当年知情者的回忆和描述为线索，对列车相撞之后的惨状有一个描述：
368次列车机车拦腰撞上87次列车的第 6节车厢，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87次列车的第7、8、9、10节车厢在十几秒钟之内相继与368次列车的机车相撞。巨大的冲击力使几节相撞的车厢与列车主体断开，滚落在道轨外面。长长的车厢像麻花一样扭曲在道轨几米开外，行李架上指头粗的铁条折成了一段一段，火车地板残片横飞……
此事惊动了北京高层。当时国务院总理是华国锋，铁道部长是有少将背景的郭维城，他刚刚升任部长不久，前任是此时的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事故当天，国务院责成郑州铁路局做好抢救和善后工作，铁道部三名副部长赶赴事故现场。当百余名无辜生命魂断原野，肇事的368次列车正副司机马某与阎某却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先后从昏迷中醒来，爬出火车头，被眼前的惨状惊呆，正司机马某深知一切已晚，仰天嚎啕大哭，副司机阎某呆若木鸡，寸步难行。违章就是杀人，两人一度想找棵树上吊自杀，未果。
“杨庄事故”对外秘而不宣，铁路系统内部问责未了。1979年10月20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杨庄事故一案，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向法庭提起公诉。这一天，遇难者家属、郑州市民近千人一起涌向郑州铁路工人文化宫，等待法庭的审理和判决。郑州铁路局举行铁路沿线电话会议，3万多名铁路职工在庭外旁听了审理实况。
此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杨庄事故”发生的同一年，宪法恢复了被取消二十多年刑事辩护制度，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相继成立了法律顾问处或律师事务所，这起特大行车事故遂成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河南省第一起公开审理的案件。
两名肇事司机当庭认罪，却也提出了造成此次重大事故的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单线行车的中间站在没有隔开时，不能同时接发列车；二是机车质量不良有“途停”。辩护律师在陈述中指出：杨庄车站只是一个四等小站，只有正线、侧线两股线路，没有隔开安全设备。根据《铁路技术管理规程》规定，应禁止同时接发列车和同方向同时接发列车。事故发生当夜，该站同时接发了两对列车，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两名被告未经技术训练和考核，没有获得内燃机车司机驾驶证，此次出乘，完全是其单位的错误安排。
十年文革期间，郑州铁路局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不仅派性，而且武斗，事故层出不穷。民间流传过这样一句话“火车好坐，郑州难过。坐在前头怕撞头，坐在后面怕追尾，坐在中间怕腰里插枪（侧面冲突）”，实为动乱年代铁路线上“惊心动魄”的真实写照。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许多规章制度仍不健全，在“杨庄事故”发生前一个多月，郑州机务段0192号机车牵引的54次旅客列车，司机违章作业，险与迎面开来的103次旅客列车正面相撞，对责任人的处理，仅仅是免去职务。“杨庄事故”直接责任人马某，之前曾因违章作业被撤职，复职后仍未汲取教训，终致酿下天大人祸。
“杨庄事故”审判结果，正司机马某被判处有期刑10年，副司机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运转车长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这一判决是基于案件实情以及郑州铁路局在管理上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作出的，其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行政责任。铁道部副部长兼郑州铁路局局长廖诗权被国务院行政记过处分，郑州铁路机务南段党委书记李银昌被铁道部行政记大过处分，郑州铁路机务南段段长孙建洲被铁道部行政记大过处分。
沿杨庄车站铁路线东行200米，可以看到当年立下的“杨庄事故遇难旅客纪念碑”，人们从来没有也不会忘记身边发生过每一幕悲剧，过去如此，今天也这样！
(本文参考《回望杨庄事故》、《魂断杨庄：生命不能承受之痛》等文，以纪念2011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遇难同胞，特此说明。)
刊于2011年7月31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
来源：范泓
链接：http://fanhongbk.blog.163.com/blog/static/12143931420116318122418/
当天凌晨3时12分，列车相撞时发出的巨大声响，方圆十几里皆可听到，沿线不少户人家在睡梦中被惊起，误以为是地震，纷纷夺门而逃，惊魂甫定，方知列车撞车事故。在当时，这起特大行车事故未允许公开报道，除铁路系统内部资料有记载之外，剩下的只是幸存者、目击者或知情人的记忆，媒体未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现场救援资料也少得可怜。尽管如此，事故原因很快查明，完全是人为造成的，郑州铁路分局一份相关资料这样记录：
郑州分局郑州机务段司机马相臣、副司机阎景发，驾驶东风3型0194号内燃机车，牵引由西安到徐州的368次旅客列车，编组13辆，按运行图规定应在陇海东线杨庄车站停车６分，会让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旅客快车。由于司机、副司机在行车中打盹睡觉，运转车长与人聊天，车进杨庄车站后没有停车，继续以40公里的时速前进，以致在一号道岔处与时速为65公里通过的87次旅客快车侧面相撞，造成重大旅客伤亡事故。
这是事故发生若干年之后，《中原铁道报》记者王建林在一篇题为《回望杨庄事故》(2004年12月16日)的文章中披露的；另有一篇署名刘路、赵智渊的《魂断杨庄：生命不能承受之痛》纪实文章（2003年3月3日《河南法制报》），以当年知情者的回忆和描述为线索，对列车相撞之后的惨状有一个描述：
368次列车机车拦腰撞上87次列车的第 6节车厢，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87次列车的第7、8、9、10节车厢在十几秒钟之内相继与368次列车的机车相撞。巨大的冲击力使几节相撞的车厢与列车主体断开，滚落在道轨外面。长长的车厢像麻花一样扭曲在道轨几米开外，行李架上指头粗的铁条折成了一段一段，火车地板残片横飞……
此事惊动了北京高层。当时国务院总理是华国锋，铁道部长是有少将背景的郭维城，他刚刚升任部长不久，前任是此时的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事故当天，国务院责成郑州铁路局做好抢救和善后工作，铁道部三名副部长赶赴事故现场。当百余名无辜生命魂断原野，肇事的368次列车正副司机马某与阎某却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先后从昏迷中醒来，爬出火车头，被眼前的惨状惊呆，正司机马某深知一切已晚，仰天嚎啕大哭，副司机阎某呆若木鸡，寸步难行。违章就是杀人，两人一度想找棵树上吊自杀，未果。
“杨庄事故”对外秘而不宣，铁路系统内部问责未了。1979年10月20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杨庄事故一案，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向法庭提起公诉。这一天，遇难者家属、郑州市民近千人一起涌向郑州铁路工人文化宫，等待法庭的审理和判决。郑州铁路局举行铁路沿线电话会议，3万多名铁路职工在庭外旁听了审理实况。
此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杨庄事故”发生的同一年，宪法恢复了被取消二十多年刑事辩护制度，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相继成立了法律顾问处或律师事务所，这起特大行车事故遂成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河南省第一起公开审理的案件。
两名肇事司机当庭认罪，却也提出了造成此次重大事故的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单线行车的中间站在没有隔开时，不能同时接发列车；二是机车质量不良有“途停”。辩护律师在陈述中指出：杨庄车站只是一个四等小站，只有正线、侧线两股线路，没有隔开安全设备。根据《铁路技术管理规程》规定，应禁止同时接发列车和同方向同时接发列车。事故发生当夜，该站同时接发了两对列车，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两名被告未经技术训练和考核，没有获得内燃机车司机驾驶证，此次出乘，完全是其单位的错误安排。
十年文革期间，郑州铁路局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不仅派性，而且武斗，事故层出不穷。民间流传过这样一句话“火车好坐，郑州难过。坐在前头怕撞头，坐在后面怕追尾，坐在中间怕腰里插枪（侧面冲突）”，实为动乱年代铁路线上“惊心动魄”的真实写照。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许多规章制度仍不健全，在“杨庄事故”发生前一个多月，郑州机务段0192号机车牵引的54次旅客列车，司机违章作业，险与迎面开来的103次旅客列车正面相撞，对责任人的处理，仅仅是免去职务。“杨庄事故”直接责任人马某，之前曾因违章作业被撤职，复职后仍未汲取教训，终致酿下天大人祸。
“杨庄事故”审判结果，正司机马某被判处有期刑10年，副司机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运转车长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这一判决是基于案件实情以及郑州铁路局在管理上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作出的，其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行政责任。铁道部副部长兼郑州铁路局局长廖诗权被国务院行政记过处分，郑州铁路机务南段党委书记李银昌被铁道部行政记大过处分，郑州铁路机务南段段长孙建洲被铁道部行政记大过处分。
沿杨庄车站铁路线东行200米，可以看到当年立下的“杨庄事故遇难旅客纪念碑”，人们从来没有也不会忘记身边发生过每一幕悲剧，过去如此，今天也这样！
(本文参考《回望杨庄事故》、《魂断杨庄：生命不能承受之痛》等文，以纪念2011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遇难同胞，特此说明。)
刊于2011年7月31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
来源：范泓
链接：http://fanhongbk.blog.163.com/blog/static/12143931420116318122418/
(1242)[转帖]人民铁道报：把救人放在第一位
把救人放在第一位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救援纪实
7月23日20时30分，甬温铁路永嘉至温州南路段，北京南至福州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严重追尾事故，造成惨重的损失。
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一场生命救援随即展开。面对灾难和不幸，铁路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指示，将救人放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营救旅客。
高度重视 深切关怀
党中央、国务院对事故高度重视。事故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周永康同志、张德江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分别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铁道部要全力以赴，地方要组织公安、卫生等力量全力支援，要查明事故原因，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把救人放在第一位”，这是党和政府对铁路系统下达的命令。
28日，温家宝在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铁道部部长盛光祖陪同下来到浙江温州，查看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现场，悼念遇难者，看望受伤人员，慰问遇难者亲属，与中外记者见面。
温家宝说，不要忘记在这起事故中死难的人，发展和建设都是为了人民，一个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
温家宝说，我们处置事故的最大原则就是救人。事故发生后，胡锦涛主席当即指示要把抢救人放在第一位，我得到消息后立即给铁道部部长打电话，我只说了两个字： “救人”。处置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检查安全，这就需要取证、调查和分析，停开那些有问题的列车，对道轨以及路基进行排查。事故善后处理一定要人性化。处理的结果应当及时、准确向群众发布信息。
温家宝说，高铁建设应该从设计、设备、技术、建设和管理综合衡量。在这个当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失掉了安全，就失掉了高铁的可信度。这些年来高铁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起事故提醒我们，要更加重视高铁建设中的安全问题，实现速度、质量、效益和安全的统一，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相信有关部门会认真汲取这起事故的教训，从多方面改进工作，特别是要突破关键技术，加强管理，使中国的高铁真正安全起来，这样才能在世界站得住，有信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24日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温州，指导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救援、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工作，并宣布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抵达温州后，张德江随即赶赴医院，看望慰问受伤人员。他说，党和政府正在调集一切资源救治伤员，希望受伤人员配合治疗，早日康复。随后，张德江查看了事故现场，对救援等工作提出要求。
全力以赴 救人第一
23日20时30分许，铁道部调度指挥中心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面色凝重，脚步匆匆。甬温铁路事故发生后，盛光祖立即赶到调度指挥中心，指挥事故救援，明确要求首要的任务是救人，要以最快的速度，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减少伤亡，保护旅客。
随后，盛光祖与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卢春房和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何玉华，带领铁道部有关抢险负责人，连夜火速赶到温州事故现场，组织指挥抢险救援。接着，铁道部副部长彭开宙也赶赴现场。
在赶往机场的路上，盛光祖接到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的重要指示，立即给在事故现场救援的铁路指挥人员打电话进行传达，要求铁路部门与地方党委政府密切配合，把救人摆在第一位，调动一切力量，以最快的速度把人救出来。
铁道部紧急与浙江省沟通联系，请求地方政府组织力量，对事故救援、伤员救治等工作给予全力支援。
24日3时，盛光祖等抵达事故现场后，与先期到达的浙江省省长吕祖善等省市领导一起，研究了进一步的人员搜寻和伤员救治等方案。
在得知消防人员用生命探测仪多次检测已无生命迹象的情况下，盛光祖坚定表示：以救人为核心，继续进行救援工作，全力搜寻幸存者，查找遇难者。
铁道部和地方领导协同指挥，地方公安、消防、武警、医务和铁路等各方人员一道争分夺秒、千方百计搜救人员。
上海铁路局甬温铁路沿线车务、工务、电务、供电等单位干部职工都以最快速度赶赴现场，争分夺秒地组织抢救伤员和事故救援。
24日，盛光祖前往温州市急救中心江滨急救站看望慰问受伤旅客，对他们表示真诚歉意和深切慰问。
当晚21时，盛光祖在温州组织召开全路运输安全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7·23”甬温线列车追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事故概况。他说，我们要深入调查分析，查明原因，深刻吸取教训，坚决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盛光祖说，铁道部党组决定，从现在开始到9月底，开展两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集中力量排查和整改安全生产的突出问题，迅速稳定安全生产局面。他对当前工作提出5项要求：一是各级干部迅速深入运输一线实行安全包保，二是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三是突出抓好高铁安全，四是加强非正常行车组织，五是抓好季节性安全工作。
“安全责任大如天，安全工作压倒一切，要把客运安全尤其是高铁安全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要切实查找和整改存在的安全问题，要把这四句话落实再落实。”盛光祖强调， “‘7·23’事故教训极为惨痛，我们一方面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进行检查反思；另一方面，要振奋精神，从挫折中奋起，下定决心，集中力量，检查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以高铁安全为重点，把安全制度、措施办法落实到位，迅速稳定运输安全局面，做好铁路各方面工作，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
奋不顾身 勇敢施救
危难关头，周边百姓和当地群众第一时间自发救援，数千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救人。与此同时，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已经组织旅客进行有效的自救。
事故发生时，D3115次列车列车长蒋晓梅正在9号车厢，强大的冲击力使她与其他乘务员摔倒在地。蒋晓梅随即起身联系司机、机械师，没有应答，她立即赶往司机所在的1号车厢，同时通知所有乘务员加强车厢巡视，维持秩序，安抚旅客。
到了1号车厢后，得知是后车追尾，蒋晓梅转身就往回跑。这是一组16辆编组的列车。沿着车厢，蒋晓梅一边向旅客解释，让老弱旅客在车内等候，一边动员青壮年男性旅客随列车工作人员赶往后部车厢进行救援。
当时场面非常混乱。乘务员们用车上准备的绷带、纱布和药品，为伤员包扎伤口止血，蒋晓梅的丝巾也被用来包扎。
当来到13号车厢时，她发现13号车厢已和14车厢断开，无法通过，才知道事故状况非常严重。蒋晓梅马上通知乘务员，立即把配有梯子的9号车门打开，将旅客向前方隧道疏散。
由于受伤旅客较多，蒋晓梅提出利用卧具床单制成简易担架，带着10多名年轻男性旅客将部分伤员抬下列车，交给赶来的医务人员。
为防止旅客滞留车上，蒋晓梅两次回到列车确认旅客全部疏散，又组织乘务人员多次对旅客人数进行清点。
此时，线路上已有很多从车上下来的旅客。外面电闪雷鸣，轨道上的旅客也不安全。乘务员和旅客志愿者带领着旅客向安全地方转移。21时30分左右，列车工作人员在武警战士和部分旅客的帮助下，搭成人梯开始疏散旅客。
23时17分，D3115次列车旅客陆续登上地方调配的大巴转至温州市区，列车全体乘务人员在确认旅客全部登上大巴车后，跟随旅客离开。
同样的营救也发生在D301次动车组列车上。20时30分，行驶的列车紧急制动停车，车厢剧烈震动，车内全部停电。列车长沈冰倩多次试图用电台联系司机，但未能成功。事后得知，当时值乘D301次列车的司机潘一恒，拉下紧急制动闸后，在碰撞中遇难。当武警在严重变形的司机室内发现他时，他的胸口已被列车闸把穿透。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列车行驶前方的100米处，桥下都是民居。 “如果他没有拉紧急制动闸的话，我们这列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后果是无法想象的。”沈冰倩说。
在D301次列车上值乘的北京客运段的乘务员年龄大多只有20岁出头。在段里，老同志们总会亲切地称他们为“孩子”和 “小姑娘”。
正是这些 “80后” “90后”，面对惨烈的事故现场，临危不乱，表现勇敢，在第一时间对旅客进行疏散。乘务员周盈当时正在5号车厢值乘。当列车停稳后，她立即开始疏散旅客。当确认D301次列车旅客及客运人员疏散完毕后，她又主动爬上D3115次列车尾部，营救出一男一女两名旅客。
D301次列车列车长陈燕姣带领乘务员从8号车厢往前，逐一确认全部旅客疏散到车下。 “我们等所有的旅客都疏散完了，反复确认线路上、车厢内没有旅客了，才开始撤离。”陈燕姣回忆说。她们撤出的时候已是24日1时许。
车上紧急救援，车下快速策应。上海局干部职工以最快速度赶赴事故发生地，一支支应急指挥小组迅速行动起来。大家只有一个目的：救人，营救最宝贵的生命！
23日21时许，正在冒雨巡查线路的左宪胜和另外一名职工，巡查到事故发生地点，发现出现事故，立即参与救援。看到旅客困在车厢出不来，左宪胜用锤子一连敲碎几块玻璃，将旅客拉出，组织他们疏散，形成一条生命通道。当看到桥下救援队伍很多，但桥上还没有武警时，他立即拨打119，告知需要消防武警立即到桥上来。
21时40分，宁波工务段副段长洪淳敏赶到现场，本来正在休假的他在事故发生后立即起程。他直奔桥上，查看轨道脱轨情况。而他和同事带来的照明器材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前只能摸黑救援。照明灯到位后，救援人员才真正看清了事故状况。
洪淳敏回忆，他在现场接到一个电话，由于声音嘈杂，只能听见是 “部里的来电”，具体是谁没有听清。 “那边问我，现场什么情况，部领导要求抓紧时间救人！我说，具体伤亡情况不知道，我们正在组织救人！”
当晚，宁波工务段一共有700余人投入了搜救、疏散旅客的救援行动。
中国铁建二十四局集团总经理助理陆喜钢22时10分接到命令后从宁波出发，一边往现场赶，一边调配救援力量。大型救援设备是24日凌晨赶到的，包括300吨吊机和120吨吊机。研究救援方案时，指挥人员定了大的原则，首先就是一切为了救人，方案也是围绕救人来制订。
事故现场的情况异常复杂。D3115次的15号、16号车厢与D301次的5号车厢挤压在一起，5号车厢前半段压在16号车厢的后半段上面，导致16号车厢后半段严重变形，救援人员无法对该车厢进行彻底清查搜救。经过细致检查和周密安排，救援人员动用两台吊机，先把确定无人的15号车厢吊走，再把压在16号车厢上面的确定无人的5号车厢吊走。消防官兵和救援人员得以进入16号车厢实施搜救。
24日17时17分左右，两岁零八个月的小女孩项炜伊在这节车厢里获救。小伊伊被救出来后，现场响起掌声，人们流下泪水。
此后，救援人员继续进行搜救，尽一切努力，不放弃一丝希望。直至23时30分左右，在确认没有幸存者后，救援人员开始对遗物、车体进行清理收集。
整个抢险救援过程，参与的铁路人员达2000余人、地方人员达3000余人。
当前，全国铁路系统已全面开展安全大检查活动，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止发生新的严重事故，全力稳定运输安全局面。(本报记者 林晓莺 陈南辉 本报通讯员 薛贵宝)
来源：人民铁道报
链接：http://www.china-mor.gov.cn/xwzx/jrtt/201107/t20110730_25044.html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救援纪实
7月23日20时30分，甬温铁路永嘉至温州南路段，北京南至福州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严重追尾事故，造成惨重的损失。
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一场生命救援随即展开。面对灾难和不幸，铁路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指示，将救人放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营救旅客。
高度重视 深切关怀
党中央、国务院对事故高度重视。事故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周永康同志、张德江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分别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铁道部要全力以赴，地方要组织公安、卫生等力量全力支援，要查明事故原因，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把救人放在第一位”，这是党和政府对铁路系统下达的命令。
28日，温家宝在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铁道部部长盛光祖陪同下来到浙江温州，查看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现场，悼念遇难者，看望受伤人员，慰问遇难者亲属，与中外记者见面。
温家宝说，不要忘记在这起事故中死难的人，发展和建设都是为了人民，一个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
温家宝说，我们处置事故的最大原则就是救人。事故发生后，胡锦涛主席当即指示要把抢救人放在第一位，我得到消息后立即给铁道部部长打电话，我只说了两个字： “救人”。处置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检查安全，这就需要取证、调查和分析，停开那些有问题的列车，对道轨以及路基进行排查。事故善后处理一定要人性化。处理的结果应当及时、准确向群众发布信息。
温家宝说，高铁建设应该从设计、设备、技术、建设和管理综合衡量。在这个当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失掉了安全，就失掉了高铁的可信度。这些年来高铁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起事故提醒我们，要更加重视高铁建设中的安全问题，实现速度、质量、效益和安全的统一，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相信有关部门会认真汲取这起事故的教训，从多方面改进工作，特别是要突破关键技术，加强管理，使中国的高铁真正安全起来，这样才能在世界站得住，有信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24日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温州，指导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救援、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工作，并宣布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抵达温州后，张德江随即赶赴医院，看望慰问受伤人员。他说，党和政府正在调集一切资源救治伤员，希望受伤人员配合治疗，早日康复。随后，张德江查看了事故现场，对救援等工作提出要求。
全力以赴 救人第一
23日20时30分许，铁道部调度指挥中心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面色凝重，脚步匆匆。甬温铁路事故发生后，盛光祖立即赶到调度指挥中心，指挥事故救援，明确要求首要的任务是救人，要以最快的速度，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减少伤亡，保护旅客。
随后，盛光祖与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卢春房和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何玉华，带领铁道部有关抢险负责人，连夜火速赶到温州事故现场，组织指挥抢险救援。接着，铁道部副部长彭开宙也赶赴现场。
在赶往机场的路上，盛光祖接到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的重要指示，立即给在事故现场救援的铁路指挥人员打电话进行传达，要求铁路部门与地方党委政府密切配合，把救人摆在第一位，调动一切力量，以最快的速度把人救出来。
铁道部紧急与浙江省沟通联系，请求地方政府组织力量，对事故救援、伤员救治等工作给予全力支援。
24日3时，盛光祖等抵达事故现场后，与先期到达的浙江省省长吕祖善等省市领导一起，研究了进一步的人员搜寻和伤员救治等方案。
在得知消防人员用生命探测仪多次检测已无生命迹象的情况下，盛光祖坚定表示：以救人为核心，继续进行救援工作，全力搜寻幸存者，查找遇难者。
铁道部和地方领导协同指挥，地方公安、消防、武警、医务和铁路等各方人员一道争分夺秒、千方百计搜救人员。
上海铁路局甬温铁路沿线车务、工务、电务、供电等单位干部职工都以最快速度赶赴现场，争分夺秒地组织抢救伤员和事故救援。
24日，盛光祖前往温州市急救中心江滨急救站看望慰问受伤旅客，对他们表示真诚歉意和深切慰问。
当晚21时，盛光祖在温州组织召开全路运输安全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7·23”甬温线列车追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事故概况。他说，我们要深入调查分析，查明原因，深刻吸取教训，坚决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盛光祖说，铁道部党组决定，从现在开始到9月底，开展两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集中力量排查和整改安全生产的突出问题，迅速稳定安全生产局面。他对当前工作提出5项要求：一是各级干部迅速深入运输一线实行安全包保，二是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三是突出抓好高铁安全，四是加强非正常行车组织，五是抓好季节性安全工作。
“安全责任大如天，安全工作压倒一切，要把客运安全尤其是高铁安全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要切实查找和整改存在的安全问题，要把这四句话落实再落实。”盛光祖强调， “‘7·23’事故教训极为惨痛，我们一方面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进行检查反思；另一方面，要振奋精神，从挫折中奋起，下定决心，集中力量，检查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以高铁安全为重点，把安全制度、措施办法落实到位，迅速稳定运输安全局面，做好铁路各方面工作，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
奋不顾身 勇敢施救
危难关头，周边百姓和当地群众第一时间自发救援，数千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救人。与此同时，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已经组织旅客进行有效的自救。
事故发生时，D3115次列车列车长蒋晓梅正在9号车厢，强大的冲击力使她与其他乘务员摔倒在地。蒋晓梅随即起身联系司机、机械师，没有应答，她立即赶往司机所在的1号车厢，同时通知所有乘务员加强车厢巡视，维持秩序，安抚旅客。
到了1号车厢后，得知是后车追尾，蒋晓梅转身就往回跑。这是一组16辆编组的列车。沿着车厢，蒋晓梅一边向旅客解释，让老弱旅客在车内等候，一边动员青壮年男性旅客随列车工作人员赶往后部车厢进行救援。
当时场面非常混乱。乘务员们用车上准备的绷带、纱布和药品，为伤员包扎伤口止血，蒋晓梅的丝巾也被用来包扎。
当来到13号车厢时，她发现13号车厢已和14车厢断开，无法通过，才知道事故状况非常严重。蒋晓梅马上通知乘务员，立即把配有梯子的9号车门打开，将旅客向前方隧道疏散。
由于受伤旅客较多，蒋晓梅提出利用卧具床单制成简易担架，带着10多名年轻男性旅客将部分伤员抬下列车，交给赶来的医务人员。
为防止旅客滞留车上，蒋晓梅两次回到列车确认旅客全部疏散，又组织乘务人员多次对旅客人数进行清点。
此时，线路上已有很多从车上下来的旅客。外面电闪雷鸣，轨道上的旅客也不安全。乘务员和旅客志愿者带领着旅客向安全地方转移。21时30分左右，列车工作人员在武警战士和部分旅客的帮助下，搭成人梯开始疏散旅客。
23时17分，D3115次列车旅客陆续登上地方调配的大巴转至温州市区，列车全体乘务人员在确认旅客全部登上大巴车后，跟随旅客离开。
同样的营救也发生在D301次动车组列车上。20时30分，行驶的列车紧急制动停车，车厢剧烈震动，车内全部停电。列车长沈冰倩多次试图用电台联系司机，但未能成功。事后得知，当时值乘D301次列车的司机潘一恒，拉下紧急制动闸后，在碰撞中遇难。当武警在严重变形的司机室内发现他时，他的胸口已被列车闸把穿透。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列车行驶前方的100米处，桥下都是民居。 “如果他没有拉紧急制动闸的话，我们这列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后果是无法想象的。”沈冰倩说。
在D301次列车上值乘的北京客运段的乘务员年龄大多只有20岁出头。在段里，老同志们总会亲切地称他们为“孩子”和 “小姑娘”。
正是这些 “80后” “90后”，面对惨烈的事故现场，临危不乱，表现勇敢，在第一时间对旅客进行疏散。乘务员周盈当时正在5号车厢值乘。当列车停稳后，她立即开始疏散旅客。当确认D301次列车旅客及客运人员疏散完毕后，她又主动爬上D3115次列车尾部，营救出一男一女两名旅客。
D301次列车列车长陈燕姣带领乘务员从8号车厢往前，逐一确认全部旅客疏散到车下。 “我们等所有的旅客都疏散完了，反复确认线路上、车厢内没有旅客了，才开始撤离。”陈燕姣回忆说。她们撤出的时候已是24日1时许。
车上紧急救援，车下快速策应。上海局干部职工以最快速度赶赴事故发生地，一支支应急指挥小组迅速行动起来。大家只有一个目的：救人，营救最宝贵的生命！
23日21时许，正在冒雨巡查线路的左宪胜和另外一名职工，巡查到事故发生地点，发现出现事故，立即参与救援。看到旅客困在车厢出不来，左宪胜用锤子一连敲碎几块玻璃，将旅客拉出，组织他们疏散，形成一条生命通道。当看到桥下救援队伍很多，但桥上还没有武警时，他立即拨打119，告知需要消防武警立即到桥上来。
21时40分，宁波工务段副段长洪淳敏赶到现场，本来正在休假的他在事故发生后立即起程。他直奔桥上，查看轨道脱轨情况。而他和同事带来的照明器材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前只能摸黑救援。照明灯到位后，救援人员才真正看清了事故状况。
洪淳敏回忆，他在现场接到一个电话，由于声音嘈杂，只能听见是 “部里的来电”，具体是谁没有听清。 “那边问我，现场什么情况，部领导要求抓紧时间救人！我说，具体伤亡情况不知道，我们正在组织救人！”
当晚，宁波工务段一共有700余人投入了搜救、疏散旅客的救援行动。
中国铁建二十四局集团总经理助理陆喜钢22时10分接到命令后从宁波出发，一边往现场赶，一边调配救援力量。大型救援设备是24日凌晨赶到的，包括300吨吊机和120吨吊机。研究救援方案时，指挥人员定了大的原则，首先就是一切为了救人，方案也是围绕救人来制订。
事故现场的情况异常复杂。D3115次的15号、16号车厢与D301次的5号车厢挤压在一起，5号车厢前半段压在16号车厢的后半段上面，导致16号车厢后半段严重变形，救援人员无法对该车厢进行彻底清查搜救。经过细致检查和周密安排，救援人员动用两台吊机，先把确定无人的15号车厢吊走，再把压在16号车厢上面的确定无人的5号车厢吊走。消防官兵和救援人员得以进入16号车厢实施搜救。
24日17时17分左右，两岁零八个月的小女孩项炜伊在这节车厢里获救。小伊伊被救出来后，现场响起掌声，人们流下泪水。
此后，救援人员继续进行搜救，尽一切努力，不放弃一丝希望。直至23时30分左右，在确认没有幸存者后，救援人员开始对遗物、车体进行清理收集。
整个抢险救援过程，参与的铁路人员达2000余人、地方人员达3000余人。
当前，全国铁路系统已全面开展安全大检查活动，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止发生新的严重事故，全力稳定运输安全局面。(本报记者 林晓莺 陈南辉 本报通讯员 薛贵宝)
来源：人民铁道报
链接：http://www.china-mor.gov.cn/xwzx/jrtt/201107/t20110730_25044.html
2011年7月30日星期六
(1241)[转帖]“网络特攻”，谁主沉浮？
"中国的互联网被很多境外的黑客组织、机构当成一个实验场。"
"攻防此消彼长，斗争没有止境，在网军、网络安全方面，中国还落后于西方大国。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整合和协调各种优势资源。"
"我们尽量扬长避短，杀木马、堵后门、防“蜂群”，创造一些行之有效的杀手锏。在整体不如别人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打胜仗。"
"中国应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参与互联网安全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制定，禁止使用大规模网络杀伤武器。"
日本警察厅2011年7月11日宣布，其官网在当日凌晨遭受3个多小时网络攻击，无法登录。在媒体近年铺天盖地的报道中，网络战浮上水面。
5月中旬，美国出台了由总统奥巴马撰写前言的战略文件《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首次清晰制定了美国针对网络空间的全盘国际政策，将网络安全提升到与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
“这一步不是轻易迈出的，美国觉得自己在网络军备竞赛中已经有底气了。”解放军信息战知名专家叶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不知是否巧合，该报告问世9天后，中国透露存在“网络蓝军”。未来的网络战将怎么打？中国的网络对抗实力究竟如何？我们该如何应对信息时代网络空间的博弈？
战场，不见硝烟
虚拟空间进行的战争，近似于《盗梦空间》中的场景：敌方接入某国的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在马路南北、东西向同时开绿灯，连环大撞车发生，交通瘫痪；全城停电、断水、停气，基础设施瘫痪，居民生活陷入绝境。“如果广州停上两天水，那绝对不是拉上一车矿泉水救灾那么简单。停电更会让一两千万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位不愿具名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各国基于“核威慑”概念，已经开始构建各自的“网络威慑”体系。
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战争，颠覆了传统战争理念，模糊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分野。“过去你的战船到我的领海开火，你的作战飞机飞进我的领空开火，我就认为是对我宣战。现在每天都在打网络化的战争，谁是战士？打到什么规模算是宣战？”国防大学教授司光亚认为，这是国家无形的新边疆，未来的战争将会围绕它展开，谁掌握了制网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这场竞赛中，领跑的依然是美国。
《纽约时报》报道，2010年9月，美国和以色列合作，用“震网”病毒侵入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计算机系统，严重影响核反应堆的建设进度。有消息称，美军已经研制出两千多种网络病毒武器，“弹药”包括蠕虫、特洛伊木马等电脑病毒。
其他国家也积极备战。日本防卫厅组建了一支五千余人的网络战部队，专事网络攻防，并研制出多种“网络战武器”。英国也在进行网络武器开发，并将其列为国家最高机密。俄罗斯、以色列、韩国、印度、朝鲜等国和台湾地区，都已成立网军。
中国“网络蓝军”真实情况如何？
“加强网络安全，研究网络对抗规律，演练时就要设红、蓝方阵营，在对抗中找出薄弱点。”叶征说，美国可以大张旗鼓组织6万多人的网络作战力量，中国进行一些必要的网络防护准备，也在情理之中。中国的网络安全防护力量，仍归属于总部和各军种传统的信息对抗部门，还没有成军。
中山大学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李磊博士则称，可以把“网络蓝军”看成应对网络入侵的“消防队”，类似反恐队员。
“在网军、网络安全建设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国。”司光亚把中国军队信息化建设时期分为三阶段：1980年代，从空军防空系统起步；1990年代，各军种分散建设，各自发展；新世纪以来，提倡联合作战，互联互通。网络安全建设与之同步进行。
建网军是各国大势所趋，但外界对“中国网军”特别关注，带有意识形态因素，与中国制造航母、隐形飞机成为焦点如出一辙。“这几年中国发展很快，美国觉得对它真正构成了威胁，始终盯着中国，鼓噪中国威胁论，其他西方国家跟着美国走。”司光亚认为，抱有同样心理的韩国宣称朝鲜有3万网军，是夸大其辞——朝鲜国力不允许；网络战也不是靠人海战术取胜。
谁在威胁谁？
中国黑客被称为“全球最大的网络攻击力量”，也常被当成“中国网军”，但多位中国专家表示，这是一种误解，中国黑客不可能“奉献”全球最大的威胁。
中国最早开始研究黑客的专家许榕生判断，中国对外攻击的黑客，多是学生，没有真正的高手。“谷歌受到黑客攻击也很恼火，把火烧到中国，但苦于找不到相应的证据。你说我攻击你，证据在哪里？这些证据是不是站得住脚？”许榕生近年来与美国互联网专家进行交流，美国专家心里很清楚，中国的黑客，经历了从早期的红客，到黑色产业链牟利者的演变：早期黑他国政府网站，后来是在利用黑客工具赚钱。
“中国的网很大，资源很多，谁都想在这里看一眼，偷一点东西。中国的互联网被很多境外的黑客组织、机构当成一个实验场，在这里面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解放军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总工李京春认为，很多攻击是将中国作为跳板。
“全中国的顶级黑客不超过三位数，此外都是庞大的‘群众力量’——中国黑客门槛低，大多是一些小打小闹的‘毛贼’，在网上下载有中文界面的黑客软件，扫描一个国外网段，就被认为是攻击，但真正有效的攻击并不多。”李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宁家骏看来，目前国内对小黑客打击不足，让其对外频繁出招，显得中国很不大气，也违反国际规则。
中国早已成为黑客攻击的最大受害国。2000年，中国的电网就受到外界干扰，部分电厂无法正常工作；郑州的铁路货运系统同样受干扰，所有车辆调度被影响。但中国没有对外宣扬。“强势国家，说出来是一种威慑；弱势国家，说了也没人听、没人信，而且暴露了薄弱点，更加危险。”司光亚说。
“2009年，中国境内被木马程序控制的主机IP数超26万个，境外16万多个主机地址参与控制这些计算机；被僵尸程序控制的主机IP数超83万个，境外近2万个主机地址参与控制这些计算机；该年实施网页篡改攻击的前20位黑客中，过半来自境外。”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运行部副主任周勇林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称。
“美国的杀手锏”
宁家骏认为，中国的信息安全问题内在的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度依赖国外产品造成的。
全世界13台管理互联网主目录的根域名服务器，分布于美国、英国、瑞士、日本，其中美国有10台，中国一台都没有。中国普遍使用英特尔CPU，“国产龙芯CPU比它差三代，相当于CRT和LED电视机的差距。”李磊担忧的是，中国的数据库、安全标准、公开的通讯协议规范，几乎都来自国外。微软占据中国操作系统98%的市场份额。在重要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商业银行目前的软硬件系统国产化率不到3%，电梯、地铁程序都用国外系统。如果被设置“后门”，安全无从谈起。
曾有一个说法：1991年海湾战争前，美国特工在伊拉克于法国购买的打印机中嵌入病毒芯片，战时导致伊防空体系中的预警系统瘫痪，美机长驱直入。“这件事尽管现在被证伪，但给中国大大敲响了警钟。你所有芯片都是别人生产的，就是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就是差距。技术落后、产品落后，最后出台什么政策，都扭转不了。”司光亚说。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对银行、海关、铁路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国在2005年开始试点进行风险评估，并将其与等级保护工作结合。李京春总结，这几年来，电力、银行、保险、证券、铁路、电信等大型国有企业，以及税务、海关，已经能抵御一般网络攻击，不过仍然难以抵御大规模、有组织的国家攻击。震网病毒事件发生后，该领域的安全问题再度凸显。“美国真正的杀手锏在这里。它现在还没有动手，但是必须高度警惕。一旦动手，损失是巨大的。”宁家骏对此表示担心。
技术过度依赖的背后，是中国人才培养机制的相对欠缺。网络技术军民通用，军队培养网络人才，以地方大学为主，军事院校为辅。但与国外专设网络安全专业、有一整套教材相比，中国多挂靠计算机专业，未成系统。还有很多人自学成才，国家、国防安全意识欠缺，容易泄密。
互联网是技术密集型领域，还需要数学、物理、电子等基础学科支撑。中国在这方面与国外的差距，非朝夕所能弥补。李磊说，二战期间，苏联是大机械化农业，拖拉机手被训练成坦克手。美国、德国有很多民间小型飞机培训学校，从中选拔航空人才。日本没有苏联的优势，又因国力有限，没有民间航空俱乐部。于是，日本由国家重金“砸”出一批飞行员。但他们在战争中逐渐损失后，日本无法正常战斗，只能组织敢死队，难逃战败命运。在互联网领域，中国今天面临类似情况。
战争真正发生时，胜负是由一国国力等综合水平决定，并非靠一招鲜就能打遍天下。“攻防此消彼长，这个斗争没有止境。但是我们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核心设备、操作系统大部分是人家的，现在人家又来抢你的应用，哪有安全啊？”李京春总结。
突围“一亩三分地”
经历黑客攻击等事件后，中国已经密切关注国际网络安全态势。缺乏核心自主性，网络信息安全的战略研究、综合协调不足，依然是绕不开的瓶颈。
“其实美国也是被2001年‘9·11’事件触发。”在李磊看来，美国此前也缺乏清晰的网络战略，FBI、国家安全局等部门监管各有一套。但在“9·11”的惨痛教训后，美国发现，很多事件其实早有征兆，只是各自搜集的零星信息未被整合，没能及时制止悲剧发生。尽管面临重重阻力，美各部门还是整合了起来。刚公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就体现出很强的整合和协调性。
在战略研究方面，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制定期，从小布什在任时即启动，到奥巴马时代又汇聚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实施了“新曼哈顿计划”，制定了总体战略。
我国信息安全管理各部门还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国内从事信息安全相关研究的机构，缺乏长期、持续、系统的战略研究，往往是事件驱动型，一旦发生某些事件，临时应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国家有关部门如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也会往下布置相关研究课题，但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不足。
而管理国家信息安全的机构，包括公安部门、国家保密部门、机要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在它们之上，缺乏统一的跨部门协调机构。中国军方也存在多部门各领风骚的问题。
“根本还是要坚持持续研究，确定国家战略，发展自主可控成果和能力。但所有环节都自主可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是非常现实。”宁家骏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国家充分发挥体制优势，成立跨部门的高层机构，统一战略，加强规划和综合协调。
李京春提醒，新时期中国还要更注重“五防”——防网络攻击，防技术窃密，防网络犯罪，防意识渗透，防网络战争。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信息安全保障的能力跟美国虽然不能比，但也有自身特色，在世界上排前列。”李磊说。在叶征眼里，中国的独特优势还在于：网络战是精英战，中国网民基数大，近年来网络和网络知识在国内普及很快，国民和军人素质大幅提高，从几亿人中选拔网络精英，具有先天有利的条件。
此外，战争是门博弈的艺术，网络对抗更强调创造性。用别人的武器打自己的仗，历来是中国军队的强项。“网络原创性是你的，你占有天时地利，可以控网络，设后门，植木马，造‘蜂群’，我们处于不利，但我们尽量扬长避短，杀木马、堵后门、防‘蜂群’，创造一些行之有效的杀手锏。在整体不如别人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打胜仗。”叶征说。
叶征预测，网络发展的大趋势是“全球一张网”，各个封闭、割裂的网络，将不断融入基于IP的国际互联网，形成一个网络的完整世界，云计算、物联网会加速这一过程。中国不能自外于潮流。“中国军队目前基本以物理隔绝为主，但慢慢的，全世界都得融到一张网里去。那时你的信息安全不是靠物理隔绝，而是靠更高的技术手段来维护。”
而美国制定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推行所谓“网络自由”，主张不受隔离的互联网，反对网络主权，“这些都和我们国家的很多东西是截然相反的，字里行间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宁家骏说，“客观来说，对待网络安全、网络反恐，我们和美国有着共同的使命，对网络攻击可以说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互联网管理中的作用，建立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公正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构。”
宁家骏建议中国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开展网络外交、国际合作，参与互联网安全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制定，禁止使用大规模网络杀伤武器。
http://www.infzm.com/content/61362
"攻防此消彼长，斗争没有止境，在网军、网络安全方面，中国还落后于西方大国。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整合和协调各种优势资源。"
"我们尽量扬长避短，杀木马、堵后门、防“蜂群”，创造一些行之有效的杀手锏。在整体不如别人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打胜仗。"
"中国应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参与互联网安全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制定，禁止使用大规模网络杀伤武器。"
日本警察厅2011年7月11日宣布，其官网在当日凌晨遭受3个多小时网络攻击，无法登录。在媒体近年铺天盖地的报道中，网络战浮上水面。
5月中旬，美国出台了由总统奥巴马撰写前言的战略文件《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首次清晰制定了美国针对网络空间的全盘国际政策，将网络安全提升到与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
“这一步不是轻易迈出的，美国觉得自己在网络军备竞赛中已经有底气了。”解放军信息战知名专家叶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不知是否巧合，该报告问世9天后，中国透露存在“网络蓝军”。未来的网络战将怎么打？中国的网络对抗实力究竟如何？我们该如何应对信息时代网络空间的博弈？
战场，不见硝烟
虚拟空间进行的战争，近似于《盗梦空间》中的场景：敌方接入某国的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在马路南北、东西向同时开绿灯，连环大撞车发生，交通瘫痪；全城停电、断水、停气，基础设施瘫痪，居民生活陷入绝境。“如果广州停上两天水，那绝对不是拉上一车矿泉水救灾那么简单。停电更会让一两千万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位不愿具名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各国基于“核威慑”概念，已经开始构建各自的“网络威慑”体系。
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战争，颠覆了传统战争理念，模糊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分野。“过去你的战船到我的领海开火，你的作战飞机飞进我的领空开火，我就认为是对我宣战。现在每天都在打网络化的战争，谁是战士？打到什么规模算是宣战？”国防大学教授司光亚认为，这是国家无形的新边疆，未来的战争将会围绕它展开，谁掌握了制网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这场竞赛中，领跑的依然是美国。
《纽约时报》报道，2010年9月，美国和以色列合作，用“震网”病毒侵入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计算机系统，严重影响核反应堆的建设进度。有消息称，美军已经研制出两千多种网络病毒武器，“弹药”包括蠕虫、特洛伊木马等电脑病毒。
其他国家也积极备战。日本防卫厅组建了一支五千余人的网络战部队，专事网络攻防，并研制出多种“网络战武器”。英国也在进行网络武器开发，并将其列为国家最高机密。俄罗斯、以色列、韩国、印度、朝鲜等国和台湾地区，都已成立网军。
中国“网络蓝军”真实情况如何？
“加强网络安全，研究网络对抗规律，演练时就要设红、蓝方阵营，在对抗中找出薄弱点。”叶征说，美国可以大张旗鼓组织6万多人的网络作战力量，中国进行一些必要的网络防护准备，也在情理之中。中国的网络安全防护力量，仍归属于总部和各军种传统的信息对抗部门，还没有成军。
中山大学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李磊博士则称，可以把“网络蓝军”看成应对网络入侵的“消防队”，类似反恐队员。
“在网军、网络安全建设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国。”司光亚把中国军队信息化建设时期分为三阶段：1980年代，从空军防空系统起步；1990年代，各军种分散建设，各自发展；新世纪以来，提倡联合作战，互联互通。网络安全建设与之同步进行。
建网军是各国大势所趋，但外界对“中国网军”特别关注，带有意识形态因素，与中国制造航母、隐形飞机成为焦点如出一辙。“这几年中国发展很快，美国觉得对它真正构成了威胁，始终盯着中国，鼓噪中国威胁论，其他西方国家跟着美国走。”司光亚认为，抱有同样心理的韩国宣称朝鲜有3万网军，是夸大其辞——朝鲜国力不允许；网络战也不是靠人海战术取胜。
谁在威胁谁？
中国黑客被称为“全球最大的网络攻击力量”，也常被当成“中国网军”，但多位中国专家表示，这是一种误解，中国黑客不可能“奉献”全球最大的威胁。
中国最早开始研究黑客的专家许榕生判断，中国对外攻击的黑客，多是学生，没有真正的高手。“谷歌受到黑客攻击也很恼火，把火烧到中国，但苦于找不到相应的证据。你说我攻击你，证据在哪里？这些证据是不是站得住脚？”许榕生近年来与美国互联网专家进行交流，美国专家心里很清楚，中国的黑客，经历了从早期的红客，到黑色产业链牟利者的演变：早期黑他国政府网站，后来是在利用黑客工具赚钱。
“中国的网很大，资源很多，谁都想在这里看一眼，偷一点东西。中国的互联网被很多境外的黑客组织、机构当成一个实验场，在这里面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解放军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总工李京春认为，很多攻击是将中国作为跳板。
“全中国的顶级黑客不超过三位数，此外都是庞大的‘群众力量’——中国黑客门槛低，大多是一些小打小闹的‘毛贼’，在网上下载有中文界面的黑客软件，扫描一个国外网段，就被认为是攻击，但真正有效的攻击并不多。”李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宁家骏看来，目前国内对小黑客打击不足，让其对外频繁出招，显得中国很不大气，也违反国际规则。
中国早已成为黑客攻击的最大受害国。2000年，中国的电网就受到外界干扰，部分电厂无法正常工作；郑州的铁路货运系统同样受干扰，所有车辆调度被影响。但中国没有对外宣扬。“强势国家，说出来是一种威慑；弱势国家，说了也没人听、没人信，而且暴露了薄弱点，更加危险。”司光亚说。
“2009年，中国境内被木马程序控制的主机IP数超26万个，境外16万多个主机地址参与控制这些计算机；被僵尸程序控制的主机IP数超83万个，境外近2万个主机地址参与控制这些计算机；该年实施网页篡改攻击的前20位黑客中，过半来自境外。”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运行部副主任周勇林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称。
“美国的杀手锏”
宁家骏认为，中国的信息安全问题内在的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度依赖国外产品造成的。
全世界13台管理互联网主目录的根域名服务器，分布于美国、英国、瑞士、日本，其中美国有10台，中国一台都没有。中国普遍使用英特尔CPU，“国产龙芯CPU比它差三代，相当于CRT和LED电视机的差距。”李磊担忧的是，中国的数据库、安全标准、公开的通讯协议规范，几乎都来自国外。微软占据中国操作系统98%的市场份额。在重要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商业银行目前的软硬件系统国产化率不到3%，电梯、地铁程序都用国外系统。如果被设置“后门”，安全无从谈起。
曾有一个说法：1991年海湾战争前，美国特工在伊拉克于法国购买的打印机中嵌入病毒芯片，战时导致伊防空体系中的预警系统瘫痪，美机长驱直入。“这件事尽管现在被证伪，但给中国大大敲响了警钟。你所有芯片都是别人生产的，就是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就是差距。技术落后、产品落后，最后出台什么政策，都扭转不了。”司光亚说。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对银行、海关、铁路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国在2005年开始试点进行风险评估，并将其与等级保护工作结合。李京春总结，这几年来，电力、银行、保险、证券、铁路、电信等大型国有企业，以及税务、海关，已经能抵御一般网络攻击，不过仍然难以抵御大规模、有组织的国家攻击。震网病毒事件发生后，该领域的安全问题再度凸显。“美国真正的杀手锏在这里。它现在还没有动手，但是必须高度警惕。一旦动手，损失是巨大的。”宁家骏对此表示担心。
技术过度依赖的背后，是中国人才培养机制的相对欠缺。网络技术军民通用，军队培养网络人才，以地方大学为主，军事院校为辅。但与国外专设网络安全专业、有一整套教材相比，中国多挂靠计算机专业，未成系统。还有很多人自学成才，国家、国防安全意识欠缺，容易泄密。
互联网是技术密集型领域，还需要数学、物理、电子等基础学科支撑。中国在这方面与国外的差距，非朝夕所能弥补。李磊说，二战期间，苏联是大机械化农业，拖拉机手被训练成坦克手。美国、德国有很多民间小型飞机培训学校，从中选拔航空人才。日本没有苏联的优势，又因国力有限，没有民间航空俱乐部。于是，日本由国家重金“砸”出一批飞行员。但他们在战争中逐渐损失后，日本无法正常战斗，只能组织敢死队，难逃战败命运。在互联网领域，中国今天面临类似情况。
战争真正发生时，胜负是由一国国力等综合水平决定，并非靠一招鲜就能打遍天下。“攻防此消彼长，这个斗争没有止境。但是我们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核心设备、操作系统大部分是人家的，现在人家又来抢你的应用，哪有安全啊？”李京春总结。
突围“一亩三分地”
经历黑客攻击等事件后，中国已经密切关注国际网络安全态势。缺乏核心自主性，网络信息安全的战略研究、综合协调不足，依然是绕不开的瓶颈。
“其实美国也是被2001年‘9·11’事件触发。”在李磊看来，美国此前也缺乏清晰的网络战略，FBI、国家安全局等部门监管各有一套。但在“9·11”的惨痛教训后，美国发现，很多事件其实早有征兆，只是各自搜集的零星信息未被整合，没能及时制止悲剧发生。尽管面临重重阻力，美各部门还是整合了起来。刚公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就体现出很强的整合和协调性。
在战略研究方面，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制定期，从小布什在任时即启动，到奥巴马时代又汇聚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实施了“新曼哈顿计划”，制定了总体战略。
我国信息安全管理各部门还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国内从事信息安全相关研究的机构，缺乏长期、持续、系统的战略研究，往往是事件驱动型，一旦发生某些事件，临时应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国家有关部门如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也会往下布置相关研究课题，但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不足。
而管理国家信息安全的机构，包括公安部门、国家保密部门、机要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在它们之上，缺乏统一的跨部门协调机构。中国军方也存在多部门各领风骚的问题。
“根本还是要坚持持续研究，确定国家战略，发展自主可控成果和能力。但所有环节都自主可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是非常现实。”宁家骏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国家充分发挥体制优势，成立跨部门的高层机构，统一战略，加强规划和综合协调。
李京春提醒，新时期中国还要更注重“五防”——防网络攻击，防技术窃密，防网络犯罪，防意识渗透，防网络战争。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信息安全保障的能力跟美国虽然不能比，但也有自身特色，在世界上排前列。”李磊说。在叶征眼里，中国的独特优势还在于：网络战是精英战，中国网民基数大，近年来网络和网络知识在国内普及很快，国民和军人素质大幅提高，从几亿人中选拔网络精英，具有先天有利的条件。
此外，战争是门博弈的艺术，网络对抗更强调创造性。用别人的武器打自己的仗，历来是中国军队的强项。“网络原创性是你的，你占有天时地利，可以控网络，设后门，植木马，造‘蜂群’，我们处于不利，但我们尽量扬长避短，杀木马、堵后门、防‘蜂群’，创造一些行之有效的杀手锏。在整体不如别人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打胜仗。”叶征说。
叶征预测，网络发展的大趋势是“全球一张网”，各个封闭、割裂的网络，将不断融入基于IP的国际互联网，形成一个网络的完整世界，云计算、物联网会加速这一过程。中国不能自外于潮流。“中国军队目前基本以物理隔绝为主，但慢慢的，全世界都得融到一张网里去。那时你的信息安全不是靠物理隔绝，而是靠更高的技术手段来维护。”
而美国制定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推行所谓“网络自由”，主张不受隔离的互联网，反对网络主权，“这些都和我们国家的很多东西是截然相反的，字里行间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宁家骏说，“客观来说，对待网络安全、网络反恐，我们和美国有着共同的使命，对网络攻击可以说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互联网管理中的作用，建立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公正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构。”
宁家骏建议中国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开展网络外交、国际合作，参与互联网安全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制定，禁止使用大规模网络杀伤武器。
http://www.infzm.com/content/61362
(1240)[转帖](南方周末2009年新年献词)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当经济危机带来的一丝隐忧弥漫在心头，当寒风吹动落叶而雪的消息从北方传来，在这新年的第一天，请让我们倾听一个久远的声音。十年前的今天，本报发表了1999年新年献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今天，当南方周末致力于新闻专业主义之路时，这句标题仍是我们精神的圭臬，我们勉力继承其志，并视之为伟大的传统。中国已经度过了激流般的十年，多少繁华事，已付笑谈中，可是这句箴言仍然在每一个新年来临之时嗡然回响。
因此，在今天，让我们在这最单纯和美好的精神传统中相逢，让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中汲取力量，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让我们继续前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这就是为什么在汶川地震发生之时，无论我们身在现场，还是在千里之外，都曾感受到举国一致的悲伤；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时，无论我们是中产阶层，还是贫寒之家，都曾体会过壮美场景带来的欣喜；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之时，无论我们为人父母，还是尚无子嗣，都曾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整体，我们休戚与共，须臾不曾分离。这是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因为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发现自己对人的爱无可置疑，对国家的爱无可置疑。
当我们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心中对这个国家深挚的爱已经给了该如何行事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只赞美国家的进步，也批评它的不尽完美；为什么像捧着烛火一样捧着“真相”，在群论汹汹之际也坚持独立的立场；为什么若我们只能发出荧荧之光，也有崇高之意。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在今天买下这份报纸，而它没有提供可供获利的消息甚至也不提供什么消遣。
这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爱国者。经历了地震的悲痛，经历了奥运的盛况，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已经成年。当我们在这新年的这份新闻纸上相逢，我们已是社会的中坚。
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回想，3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羊肠小道上，我们的父辈荜路蓝缕，何其艰辛。他们经历了多么复杂的年代，走过了多么长的路。今天，他们结束了对国家的使命，头发斑白，回想着自己与同辈如何开创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世界，我们可曾想过他们有权利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否有一天当他们追问我们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推卸责任，不负历史的托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犬儒，不能抱怨“那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望向历史深处，回忆这个国家在一百多年来的兜兜转转。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越是望向历史深处，我们就越是坚定。是的，我们要毫不游移地支持那些人类共同的价值。我们支持进步、民主、自由、人权，支持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我们可曾忆起，一百多年前，先贤们发现故步自封于本国文化已不足以救亡图存，因此埋藏了心中痛苦，远渡重洋，以寻求国家振兴之道？因此西风东渐，建兵工厂以御外侮，建学校以期未来，建报馆以开民智，因此德先生、赛先生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复兴之光。在这漫长历史的此端，我们可曾想过这个国家的希望从何而来？我们可曾想过，如何延续这希望，以不误国家和人民的前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让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公正博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超越集团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继续深化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公正、公平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为什么国富民穷的趋势需要彻底扭转，无论要做多么繁复的工作。
一切都因为，历史的接力棒已经在我们手中。我们是社会的中坚，不是因为我们身在高位，不是因为我们资金丰足，不是因为我们聪明绝顶，不，我们甚至并不比任何一代中国人优秀，只是我们有此机会。我们有一个机会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有一个责任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不能彼此耳语，而要朗声合唱，这歌声要求着国家与人的共同幸福，从一百多年前而来，回荡今时今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真相，不能坠入一个失真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述自己对国家的爱时，可以平静、深邃和坚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凌空虚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现实主义者，求应然之事。
因为在这个大陆上，太平洋以西，当新年的熹微曙光笼罩大地之时，我们要对这个国家负责。当我们看到它辽阔的天空，看到天空下一条条曾被地震折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山岭和阡陌纵横的土地，繁华都市和出产古老谷物的土地，以及在这个国家中来来往往的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当我们的孩子将出生，在夜色中发出柔弱却嘹亮的哭泣声；我们会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信念更为珍贵，也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如此之多的困难，有如此之多的希望。
http://www.infzm.com/content/22024
因此，在今天，让我们在这最单纯和美好的精神传统中相逢，让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中汲取力量，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让我们继续前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这就是为什么在汶川地震发生之时，无论我们身在现场，还是在千里之外，都曾感受到举国一致的悲伤；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时，无论我们是中产阶层，还是贫寒之家，都曾体会过壮美场景带来的欣喜；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之时，无论我们为人父母，还是尚无子嗣，都曾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整体，我们休戚与共，须臾不曾分离。这是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因为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发现自己对人的爱无可置疑，对国家的爱无可置疑。
当我们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心中对这个国家深挚的爱已经给了该如何行事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只赞美国家的进步，也批评它的不尽完美；为什么像捧着烛火一样捧着“真相”，在群论汹汹之际也坚持独立的立场；为什么若我们只能发出荧荧之光，也有崇高之意。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在今天买下这份报纸，而它没有提供可供获利的消息甚至也不提供什么消遣。
这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爱国者。经历了地震的悲痛，经历了奥运的盛况，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已经成年。当我们在这新年的这份新闻纸上相逢，我们已是社会的中坚。
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回想，3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羊肠小道上，我们的父辈荜路蓝缕，何其艰辛。他们经历了多么复杂的年代，走过了多么长的路。今天，他们结束了对国家的使命，头发斑白，回想着自己与同辈如何开创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世界，我们可曾想过他们有权利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否有一天当他们追问我们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推卸责任，不负历史的托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犬儒，不能抱怨“那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望向历史深处，回忆这个国家在一百多年来的兜兜转转。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越是望向历史深处，我们就越是坚定。是的，我们要毫不游移地支持那些人类共同的价值。我们支持进步、民主、自由、人权，支持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我们可曾忆起，一百多年前，先贤们发现故步自封于本国文化已不足以救亡图存，因此埋藏了心中痛苦，远渡重洋，以寻求国家振兴之道？因此西风东渐，建兵工厂以御外侮，建学校以期未来，建报馆以开民智，因此德先生、赛先生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复兴之光。在这漫长历史的此端，我们可曾想过这个国家的希望从何而来？我们可曾想过，如何延续这希望，以不误国家和人民的前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让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公正博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超越集团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继续深化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公正、公平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为什么国富民穷的趋势需要彻底扭转，无论要做多么繁复的工作。
一切都因为，历史的接力棒已经在我们手中。我们是社会的中坚，不是因为我们身在高位，不是因为我们资金丰足，不是因为我们聪明绝顶，不，我们甚至并不比任何一代中国人优秀，只是我们有此机会。我们有一个机会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有一个责任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不能彼此耳语，而要朗声合唱，这歌声要求着国家与人的共同幸福，从一百多年前而来，回荡今时今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真相，不能坠入一个失真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述自己对国家的爱时，可以平静、深邃和坚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凌空虚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现实主义者，求应然之事。
因为在这个大陆上，太平洋以西，当新年的熹微曙光笼罩大地之时，我们要对这个国家负责。当我们看到它辽阔的天空，看到天空下一条条曾被地震折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山岭和阡陌纵横的土地，繁华都市和出产古老谷物的土地，以及在这个国家中来来往往的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当我们的孩子将出生，在夜色中发出柔弱却嘹亮的哭泣声；我们会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信念更为珍贵，也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如此之多的困难，有如此之多的希望。
http://www.infzm.com/content/22024
(1239)[转帖]WiFi之劫
被无数时尚青年与商务人士热爱的免费WiFi，正面临一场劫难。
在通过牌照制与实名制对网吧等经营性互联网上网实行管理之后，监管部门正打算用安全软件来将非经营性场所上网纳入监管。
2011年7月27日，在北京东直门外库布里克书店消磨时光的人们发现，过去一直免费提供的WiFi上网，没有了。书店的消费小票上，多了一排黑色小字：“根据公安局下发通知，本店暂时停止提供WiFi服务，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同样停止提供WiFi服务的，还有位于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东直门等地的一些咖啡馆和酒店。
在过去的几年间，免费、快捷、方便的无线上网深受白领与商务人士们的热爱，并因此成为咖啡馆和高级酒店的“标准配置”。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经营商，开始提供这项人们喜闻乐见的服务。
正如此蓬勃发展之际，为何突然停止提供服务？因为6月份北京东城区公安分局发布的一纸通告。
这份落款为东城区公安分局的《关于开展非经营性上网服务场所依法落实安全技术保护措施的通知》规定，自2011年6月起，东城区的“宾馆、酒店、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歌厅、洗浴、学校电教室等提供上网服务的场所”，都要“全面落实安全技术保护措施建设”。
而所谓的“安全技术保护措施”，则是要求，所有提供无线上网的经营者购买一个技术保护系统，记录并留存用户登录和退出时间、主叫号码、账号、互联网地址或域名、系统维护日志等。
通知称，按照“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政府出资建设管理系统平台，场所出资安装技术设施”——按照其对外公布的价格，这套“技术设施”最低需要2万元。
在大多数情况下，WiFi都是咖啡馆等为顾客免费提供的。现在他们若要提供这项服务，就得另外掏一笔钱，一些地方于是干脆选择放弃。
从网吧到WiFi
其实，对这些场所的上网实行安全管理，只是多年来一直在加强的互联网管理的最新延续。
从1994年中国的信息网络接上互联网开始，对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探索，从未停止。
最先被纳入监管的，是鱼龙混杂的经营性场所，主要是网吧。
监管的办法，是对经营者实行牌照制度；同时，每个网吧都必须安装安全管理软件，实行实名制。比如，在广州，现有的约1000家正规网吧已全部安装了第二代身份证实名登记系统，2010年7月起，所有人在网吧都必须刷身份证才能上网。
这意味着，所有在网吧上网者的身份与上网时间、内容等，均能被纳入管理。
2011年5月11日，故宫展览品失窃后，嫌疑人石柏魁便是在北京丰台区友联网吧落网的。他不仅实名登记上网，而且还办了会员卡，充值100元。他使用的电脑被警方技术锁定。
不过，这种严格的监管，却有一大块空白——这些监管针对的仅仅是经营性场所，而非经营性场所，比如酒店、学校等，则一直实行的只是备案制。
早在2006年，湖南省就已经宣布要将这些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也纳入监管，办法也与对网吧的监管如出一辙——要求经营者安装安全管理软件，通过软件可以确定上网者的身份等信息。
此后的五年间，陆续已有十几个城市宣布了类似规定。只不过，彼时无线尚未普及，加上没几个人拥有能上网的手机，于是公共场所并不流行上网，因为实在太不方便了。
直到WiFi流行起来，在酒店、咖啡厅、书店甚至公交、地铁上网的人，成为随处可见的风景。
而WiFi不仅成为这些场所的经营者们招徕顾客的工具，也成为运营商们竞相提供的新服务。
比如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就表示，要在2013年前将全国范围内的WiFi热点数量增加至100万个。而在上海，目前就已有超过4000个公共场所部署了WiFi热点，最具代表的是浦东陆家嘴的“无线金融城”，出门在等公交车时，就可以通过WLAN无线上网。到2011年底，上海可同时服务无线上网用户70万人。
这些地方提供的上网大多都是免费的，仍然属于“非经营性场所”。监管的那块空白，于是越来越大了。
与网吧等经营性场所相比，非经营场所上网人员的流动性更大，而且大多是用自己的笔记本、手机、iPad等上网。
与时尚青年、商务人士们一样喜欢在这些地方上网的，是热衷于赌博、诈骗的人。据有关机构统计，每年在宾馆进行网络赌博流失国外的资金达数百亿。
于是，网监部门的新课题，便是如何将新流行的非经营性场所上网纳入监管。而北京此举，则被视作是一个开始。
北京东城区的规定是否将会严格实行，是否会拓展到其他区域，目前并不清楚。
7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广州、深圳的星巴克、绿茵阁和七天连锁酒店的多个分店，得到的答案基本一致：都提供WiFi服务，但暂时都未接到安装安全软件的通知。
不过，他们都对北京这一动向很关心。星巴克深圳福田区城市广场店的值班经理告诉记者，有相当一部分顾客是因为店内有WiFi才进来消费并处理事务的，如果停止止WiFi，将有大量客人流失。
“网络警察”产业
监管的新动作，让经营者失落，但安全软件的提供商们却乐见其成。
根据东城区公安分局的委托招标单位北京市京发招标有限公司7月15日公布的中标公告，中标人为上海雨人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中标金额为203.7万元。
7月27日下午，记者走访了这家公司位于上海普陀区中江路879号天地软件园10号楼3楼的总部。这是一片集中了数百家中小企业的软件园，雨人公司在其中并不起眼，公司的面积也不大，大约700平米。记者看到，研发中心有十几位工作人员，前台称很多市场人员在外面推销业务。在等待3小时之后，前台数次谢绝了采访，称总经理滕德润已经出国1个多月，了解相关情况的人均不在公司。
记者联系到负责此次招标项目的北京市京发招标有限公司一赵姓处长，对方以招标法规定，不能透露任何有关投标企业信息为由，婉拒了记者采访。
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网上6月16日公布的《北京市石景山区公安分局网络安全装备和信息标准化采集室设备采购项目中标公告》中，上海雨人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也是中标公司之一。而在2010年11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一次就“网吧安全审计系统平台建设采购”项目中，该公司被作为“单一来源供应商”参加招标。而这一项目的预算金额为100万元。
据此前媒体报道，公司总经理叫滕德润，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教过一段时间书，此后赴加拿大攻读计算机。
1998年，中国网络热潮风起云涌，滕“为创业而回来”，就在张朝阳、丁磊等盯上门户网站等最热概念时，滕却关注起网络安全问题。三年之后，公安部提出对网吧实施管理，33家具备认证资质的网络安全公司进入“选秀决赛”。雨人胜出，以“网络警察”的身份掘得了第一桶金。
不过，雨人公司的实力很难算是雄厚。该公司最初是由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与加拿大一家公司共同出资20万美金组建。两年后，加拿大公司收购了全部股份并增资近一倍，董事长于此时换成了滕德润。
工商资料显示，截止到2004年年末，这家公司依然只是一家拥有50万资产的小公司，随后的几年，雨人公司资产总额增长了1500%，到2009年年末，该公司的资产总额达到735万，其中营业收入增加至898万，但净利润却只有5.6万元。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网络监控是个大行业，雨人因为起步较早，在行业内处于领先位置，因此常得到政府青睐。其实除了雨人之外，行业内也有很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公司。
记者联系的一家名为上海环帝通网络科技公司也说，可以提供同样的产品。在其发给记者的一份报价单上，起名为“网上特工”的软件售价不菲，如果安装80台电脑，共需16000元。不过，销售员说，如果真要，还可以打六折。
按照规定，这些网络监控软件在走向市场前，必须取得公安部颁发的销售许可证，而为了取得销售许可证，则需要先通过一些官方机构的检测。
“这些检测，是为了让这些软件达到合格的性能。”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顾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能够提供检测服务的结构比较多，既有工信部下属的，也有公安部下属的，甚至还有地方工信委、公安局下属的——无一例外，这些都是需要收费的。
据他透露，位于上海的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是公安部唯一直属的检测机构，企业产品在这里的检测费用多少不等，一般为2万-3万元，而检测周期则为30天。
在建立监控网络的同时，各地政府同时也在文件后面附上了推荐的企业。在记者获得的一份编号为深公通〔2007〕4号的“要求非经营性公共上网服务场所网络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文件中，深圳市公安局推荐了8家企业，其中有6家都位于广东。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1723
在通过牌照制与实名制对网吧等经营性互联网上网实行管理之后，监管部门正打算用安全软件来将非经营性场所上网纳入监管。
2011年7月27日，在北京东直门外库布里克书店消磨时光的人们发现，过去一直免费提供的WiFi上网，没有了。书店的消费小票上，多了一排黑色小字：“根据公安局下发通知，本店暂时停止提供WiFi服务，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同样停止提供WiFi服务的，还有位于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东直门等地的一些咖啡馆和酒店。
在过去的几年间，免费、快捷、方便的无线上网深受白领与商务人士们的热爱，并因此成为咖啡馆和高级酒店的“标准配置”。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经营商，开始提供这项人们喜闻乐见的服务。
正如此蓬勃发展之际，为何突然停止提供服务？因为6月份北京东城区公安分局发布的一纸通告。
这份落款为东城区公安分局的《关于开展非经营性上网服务场所依法落实安全技术保护措施的通知》规定，自2011年6月起，东城区的“宾馆、酒店、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歌厅、洗浴、学校电教室等提供上网服务的场所”，都要“全面落实安全技术保护措施建设”。
而所谓的“安全技术保护措施”，则是要求，所有提供无线上网的经营者购买一个技术保护系统，记录并留存用户登录和退出时间、主叫号码、账号、互联网地址或域名、系统维护日志等。
通知称，按照“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政府出资建设管理系统平台，场所出资安装技术设施”——按照其对外公布的价格，这套“技术设施”最低需要2万元。
在大多数情况下，WiFi都是咖啡馆等为顾客免费提供的。现在他们若要提供这项服务，就得另外掏一笔钱，一些地方于是干脆选择放弃。
从网吧到WiFi
其实，对这些场所的上网实行安全管理，只是多年来一直在加强的互联网管理的最新延续。
从1994年中国的信息网络接上互联网开始，对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探索，从未停止。
最先被纳入监管的，是鱼龙混杂的经营性场所，主要是网吧。
监管的办法，是对经营者实行牌照制度；同时，每个网吧都必须安装安全管理软件，实行实名制。比如，在广州，现有的约1000家正规网吧已全部安装了第二代身份证实名登记系统，2010年7月起，所有人在网吧都必须刷身份证才能上网。
这意味着，所有在网吧上网者的身份与上网时间、内容等，均能被纳入管理。
2011年5月11日，故宫展览品失窃后，嫌疑人石柏魁便是在北京丰台区友联网吧落网的。他不仅实名登记上网，而且还办了会员卡，充值100元。他使用的电脑被警方技术锁定。
不过，这种严格的监管，却有一大块空白——这些监管针对的仅仅是经营性场所，而非经营性场所，比如酒店、学校等，则一直实行的只是备案制。
早在2006年，湖南省就已经宣布要将这些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也纳入监管，办法也与对网吧的监管如出一辙——要求经营者安装安全管理软件，通过软件可以确定上网者的身份等信息。
此后的五年间，陆续已有十几个城市宣布了类似规定。只不过，彼时无线尚未普及，加上没几个人拥有能上网的手机，于是公共场所并不流行上网，因为实在太不方便了。
直到WiFi流行起来，在酒店、咖啡厅、书店甚至公交、地铁上网的人，成为随处可见的风景。
而WiFi不仅成为这些场所的经营者们招徕顾客的工具，也成为运营商们竞相提供的新服务。
比如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就表示，要在2013年前将全国范围内的WiFi热点数量增加至100万个。而在上海，目前就已有超过4000个公共场所部署了WiFi热点，最具代表的是浦东陆家嘴的“无线金融城”，出门在等公交车时，就可以通过WLAN无线上网。到2011年底，上海可同时服务无线上网用户70万人。
这些地方提供的上网大多都是免费的，仍然属于“非经营性场所”。监管的那块空白，于是越来越大了。
与网吧等经营性场所相比，非经营场所上网人员的流动性更大，而且大多是用自己的笔记本、手机、iPad等上网。
与时尚青年、商务人士们一样喜欢在这些地方上网的，是热衷于赌博、诈骗的人。据有关机构统计，每年在宾馆进行网络赌博流失国外的资金达数百亿。
于是，网监部门的新课题，便是如何将新流行的非经营性场所上网纳入监管。而北京此举，则被视作是一个开始。
北京东城区的规定是否将会严格实行，是否会拓展到其他区域，目前并不清楚。
7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广州、深圳的星巴克、绿茵阁和七天连锁酒店的多个分店，得到的答案基本一致：都提供WiFi服务，但暂时都未接到安装安全软件的通知。
不过，他们都对北京这一动向很关心。星巴克深圳福田区城市广场店的值班经理告诉记者，有相当一部分顾客是因为店内有WiFi才进来消费并处理事务的，如果停止止WiFi，将有大量客人流失。
“网络警察”产业
监管的新动作，让经营者失落，但安全软件的提供商们却乐见其成。
根据东城区公安分局的委托招标单位北京市京发招标有限公司7月15日公布的中标公告，中标人为上海雨人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中标金额为203.7万元。
7月27日下午，记者走访了这家公司位于上海普陀区中江路879号天地软件园10号楼3楼的总部。这是一片集中了数百家中小企业的软件园，雨人公司在其中并不起眼，公司的面积也不大，大约700平米。记者看到，研发中心有十几位工作人员，前台称很多市场人员在外面推销业务。在等待3小时之后，前台数次谢绝了采访，称总经理滕德润已经出国1个多月，了解相关情况的人均不在公司。
记者联系到负责此次招标项目的北京市京发招标有限公司一赵姓处长，对方以招标法规定，不能透露任何有关投标企业信息为由，婉拒了记者采访。
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网上6月16日公布的《北京市石景山区公安分局网络安全装备和信息标准化采集室设备采购项目中标公告》中，上海雨人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也是中标公司之一。而在2010年11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一次就“网吧安全审计系统平台建设采购”项目中，该公司被作为“单一来源供应商”参加招标。而这一项目的预算金额为100万元。
据此前媒体报道，公司总经理叫滕德润，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教过一段时间书，此后赴加拿大攻读计算机。
1998年，中国网络热潮风起云涌，滕“为创业而回来”，就在张朝阳、丁磊等盯上门户网站等最热概念时，滕却关注起网络安全问题。三年之后，公安部提出对网吧实施管理，33家具备认证资质的网络安全公司进入“选秀决赛”。雨人胜出，以“网络警察”的身份掘得了第一桶金。
不过，雨人公司的实力很难算是雄厚。该公司最初是由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与加拿大一家公司共同出资20万美金组建。两年后，加拿大公司收购了全部股份并增资近一倍，董事长于此时换成了滕德润。
工商资料显示，截止到2004年年末，这家公司依然只是一家拥有50万资产的小公司，随后的几年，雨人公司资产总额增长了1500%，到2009年年末，该公司的资产总额达到735万，其中营业收入增加至898万，但净利润却只有5.6万元。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网络监控是个大行业，雨人因为起步较早，在行业内处于领先位置，因此常得到政府青睐。其实除了雨人之外，行业内也有很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公司。
记者联系的一家名为上海环帝通网络科技公司也说，可以提供同样的产品。在其发给记者的一份报价单上，起名为“网上特工”的软件售价不菲，如果安装80台电脑，共需16000元。不过，销售员说，如果真要，还可以打六折。
按照规定，这些网络监控软件在走向市场前，必须取得公安部颁发的销售许可证，而为了取得销售许可证，则需要先通过一些官方机构的检测。
“这些检测，是为了让这些软件达到合格的性能。”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顾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能够提供检测服务的结构比较多，既有工信部下属的，也有公安部下属的，甚至还有地方工信委、公安局下属的——无一例外，这些都是需要收费的。
据他透露，位于上海的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是公安部唯一直属的检测机构，企业产品在这里的检测费用多少不等，一般为2万-3万元，而检测周期则为30天。
在建立监控网络的同时，各地政府同时也在文件后面附上了推荐的企业。在记者获得的一份编号为深公通〔2007〕4号的“要求非经营性公共上网服务场所网络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文件中，深圳市公安局推荐了8家企业，其中有6家都位于广东。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1723
(1238)[转帖]死刑副市长与杭州地产十年
留用地血泪
“一部许迈永的贪腐史，亦是与民夺利的斑斑血泪史。”知情者评论说，除了常规的旧城改造等收储土地方式，高校房产、景区周边撤村建居后的留用地开发，成了杭州土地市场的重要供应源。而其中，尤以撤村建居的强拆为残酷。
1999年，杭州市开始大规模撤村建居。为补偿失地农民利益，杭州市规定，在征用村庄的集体所有土地时，须按照征用农用地面积的10％核定用地指标，留给村集体。留用地不得转让和出租，不允许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一般村集体会拿来建仓储或厂房。
“事实上，直到2008年5月杭州市政府还曾一度发文明令禁止留用地用于商品房开发。”杭州市一位资深地产业者说。但在巨大的利益前，这些禁令最终成了一纸空文。
“开发商很难抵挡得了这样的诱惑。”这位知情者说，留用地转让无需“招拍挂”，可协议出让，加之价格优惠，最终成了众多房开商的猎物。
当地房产研究机构提供的数字显示，当时杭州规划留用地规模约1.1万亩，已与商品房、经济适用房规模三分天下。而留用地中，尤以农村户口为主的西湖区为巨。不完全统计显示，西湖区的留用地规模一度高达5592亩，占到全杭州一半。
但留用地的背后，是失地农民斑斑的血泪。以许迈永最受人诟病的西溪湿地主战场的蒋村乡拆迁过程为例。因宋高宗“西溪且留下”而闻名的西溪，风景绝美。当时西溪湿地项目规划时，曾占地10多平方公里、总投资高达100亿，堪称投资密度之最。
但这些投入与当地农民无关。知情者说，西溪湿地一、二期使用蒋村乡近1.3万亩农田、鱼塘等，涉及2000多户村民。当时征地的手段十分野蛮而廉价。
为了征地，杭州市以一纸命令将行政村强行“撤村建居”。蒋乡村党委和乡政府则以停止工作、行政处分和辞退为要挟，要求下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亲戚动迁工作。
“当时商品房的市场价早已超过5000元，但政府给我们的拆迁补偿款却只有600元／平方米。”此前，曾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情况的蒋村乡农民们说。因对补偿不满，一些农民房屋选择了上访，但最终被当地警方拘留。
沈炳炎是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一名访民。在西溪湿地的开发中，他家承包30年的16亩农村土地及宅基地，被政府以建设“公共绿地”为名强制征用。沈炳炎不断上访，却两次遭遇拘禁，长达70多天。
西溪湿地强拆一度民怨沸腾，但许最终仍以惊人铁腕完成了湿地工程。2005年，当年同属蒋村乡的“西溪锋尚”楼盘开盘，价格为8500元／平方米。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项目。多年后，人们知道了它与许迈永的关系——它的幕后开发商萧山开氏集团董事长项兴良与许迈永竟有着十多年的钱权交易。
时任文新街道书记的杨佐勇证词显示，2002年经许打招呼，项取得了该街道五联村40亩留用地开发权（即“西溪锋尚”项目）。
由于是村级留用地，只有50年使用期，产权证无法分割，该项目一直只能以租代售的形式销给客户。但经过许迈永招呼，到了2007年，“西溪锋尚”楼盘改头换面，重新以“西溪阳光城”的名号上市。
“西溪风尚”项目只是一个代表。知情者说，在杭州，类似的项目有许多。判决书显示，与许迈永拥有同一个曾祖父的远房堂弟许飞跃，其开发的“剑桥公社”、“UN公社”等项目业已成为城西奢华写字楼楼盘的代表，而其都是留用地项目。
许飞跃旗下的海陆控股集团等公司，一度跟着许迈永的脚步开发项目。1995年，许迈永在萧山担任副市长期间，许飞跃就曾通过这位有出息的堂哥拿到过萧山酿造厂地块。经转手后，获得300万净利润。
2004年上半年，许飞跃通过许迈永打招呼，一度以27万每亩的价格协议受让留下镇小和山的两块共170亩的工业用地。只是后因规划和国土局的规定，才重新挂牌拍卖受让，价格却已变成了78万一亩。
或许是为了补偿堂弟的损失。2004年上半年，许迈永主动帮许飞跃物色了三墩镇新浙江大学正大门门口的38亩地块，同时更出面向三墩镇书记和镇长打招呼。为了配合开发，许迈永还亲自关照镇里协调村里尽快完成征地、拆迁工作。许随后将其开发成了拥有1幢高级写字楼和5幢高级单身公寓的“剑桥公社”，而其付给村里的使用费，每年不过300万元。
获益丰厚的许飞跃也没有忘记回馈堂哥，法院认定，1995年至2009年初，他先后向许迈永行贿钱物、地产等超过2032万元。
开发商保姆
身处之江度假区的转塘镇是许迈永铁腕拆迁手段的另一个缩影。论及许迈永带领下西湖区政府强拆手段，转塘镇的农民至今仍愤愤不平。
1992年国务院批准时，之江度假区规划面积原本仅有9.88平方公里，规划为综合服务区、游乐购物区等。但2004年，杭州市一纸文件却将之江度假区扩大至50.68平方公里。当时刚任西湖区代区长许迈永正于此时兼任之江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许迈永当的不是主任，是房开商的保镖加保姆。”转塘镇大诸桥村的村民说。转塘镇属国家西湖龙井茶原产地域保护范围内的二类保护区，当地农民多以龙井茶种植为生，其500亩茶园被低价强征，“当时，同一地段的土地出让价100万元。政府卖给开发商才21万”。
而更糟糕的是，为了给开发商柴慧京的“阳明谷”别墅区让路，许多村民的住宅被以极低的价格强制拆迁。这尤其无法让村民接受——阳明谷的一幢别墅售价如今动辄数千万元，开发商和政府本已从中赚到高额利润，而如今却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打发这些淳朴的原住民。
杨云彪和他的叔叔杨信伯是其中的代表。杨云彪家250平方米的房子、杨信伯家175平方米，最终获得的一次性补偿，每平方米仅为520元。叔侄俩拒绝签字之后，却遭到了强行拆除。2006年8月4日强拆当天，杨云彪面对前来的官员，拿出了煤气瓶和汽油桶，以自杀相威胁，但最终被以妨碍公务罪判刑两年。
2006年，柴慧京建成“阳明谷”，许迈永帮助柴慧京把“阳明谷”项目的大部分土地从综合用地改为住宅用地，为销售打通了最后的关节。
之江度假区是许迈永着力最多的地方之一。
2003年初，时任之江度假区管委会主任的许迈永便主动亲自引荐，为其好友开氏集团的项兴良获得了“永恒之江商务中心”的开发权，并亲自过问征地工作。
而梵村“云栖蝶谷”的拆迁、“樱花度假村”项目公建土地性质调整为房产用地所作的努力，也均被判决书一一列入许迈永收受钱塘房产贿赂后所办之事。
或在海外设立账户，或以购买低价房产，或持干股，许迈永的受贿手段可谓贪腐官员的典型代表。
判决书显示，长期居留香港的戴建坤角色特殊，一直充当着许迈永海外代理人的角色。李宝库行贿的830万美元，即通过戴提供的万基有限公司和新丰有限公司账户接受，并作再投资。
而2002年，许迈永帮浙江通策地产负责人吕建明运作“联发地块”，在该地块将改变性质时，上下活动，帮其保住写字楼开发性质后，获赠的则是价值2000万元的10％干股。
低价买房是许迈永等官员受贿的另一种手段。2003年上半年，许以“朋友需要购房”为由，由项兴良出面，购得房屋5套，低于市场价差额为110万多元。
而“西鉴枫景”、“公元大厦”、“云栖蝶谷”等许迈永帮过忙的开发商写字楼或排屋，也成了其低价购买对象。
高校地产权祸
杭州高校以“土地置换”方式“卖地还债”的“高校地产”模式，在中国素为代表。位于西湖区浙江科技学院老校区地块，可谓一个官员如何从高校房产开发运作中获利的另一个典型样本。
位处杭州文三路黄金地段的该地块，与杭州最繁华的黄龙商圈近在咫尺，离西湖直线距离不过两公里。2002年8月，由杭州市西湖区政府通过其所属的杭州西湖投资有限公司协议受让所得。其102亩土地使用权，被指定用于开发西湖科技产业园项目。
当时西湖区以费用包干的方式，在支付每亩365万元的价格补偿给科技学院后，即享受高校土地出让金75％返还的优惠政策。2006年5月，明确土地补偿款为3.723亿元。
判决书显示，为开发该项目，西湖投资有限公司与杭州西湖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了杭州富民投资有限公司和杭州富临投资有限公司。2005年，时任区长的许迈永向坤和集团董事长李宝库推荐开发该项目，并许诺将省属高校享受的1亿多元土地出让金返还款奖励给开发该项目的公司。
李决定接受。一系列的运作由此展开。时任西湖区副区长丁庆怀在证言中证实，2006年5月26日，许迈永在召集该地块招商问题专题会议中，提出招商对象就是中程科技，随后又拍板决定引进中程科技。
经由许迈永的一系列运作，中程科技拿到这块地的最终受让的价格仅为6150万。同年12月29日，因为李资金紧张，许迈永又召开专题会议，拍板同意中程延迟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请求。
但风云突变。当年12月31日，国资委、财政部突然下发《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上述国有股权必须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让，协议的框架合同未能执行。
一场更为经典的操盘由此展开。为确保受让成功，2007年11月，先由许召开西湖区区委书记办公会议，对“富民”“富临”两公司国有股权的挂牌转让设定了限制性条件：中标受让单位须代两公司向中程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支付高额补偿款5.6亿元。
高额的补偿款吓跑了对手，却迎来了李宝库自己的公司“坤和旅游客运中心”。2008年2月21日，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坤和”最终顺利取得了西湖科技产业园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设定的高额补偿款，最终被玩成了“左口袋进右口袋”的自导自演游戏。
而其间，李许诺送给许迈永2000万美元，最终先后八次将830万美元汇至许指定的香港代理人账户。
“这是政府、高校和商人同盟的结果，一切为了利益。”常年关注杭州建设的浙江大学教授周复多如此评价高校房产开发。
在此过程中，开发商获得黄金宝地，高校、政府亦各取所需。2005年浙大湖滨校区地块的拍卖可谓一例。15亿元的低价经经100多轮举牌不断加价，终由香港嘉里建设集团以24.6亿元拍得，浙大分得了17.6亿元土地出让款，其余被杭州市政府纳入财政收入。
这是一次“地王”价的拍卖，在其前后的多次拍卖后，文教区的高校土地亦屡屡被拍出高价。
政府位于西湖区的城西文教区曾遍布杭城高校，而如今，几乎已全部迁往郊外，只余下在文一路上一块刻着消失诸校名字的建筑，仿佛一块无声的墓碑。
而这些学校的土地上建起的房子，当年的开盘价每平米超过了1.5万元。其中最高的金都“城市芯宇”一期开盘时就超过2.6万。
身后事未了
但许立勇抱怨称，西湖区是杭州的风水宝地。无论是西溪湿地还是之前的之江度假区，许多干部都曾参与其中，很多事，许迈永有时也是身不由己。
以阳明谷地块为例，当时该地块即是以协议出让方式获得，其操办人与许迈永并无干系。而这当时已属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迄今并未有其他人得到追究。
“我哥哥并非没有举报。”许立勇说，在纪委审查期间，许迈永曾写下2000多页纸的主动交代材料，写了98张纸、3万多字的悔过书。其后更全额退还了所得赃款。为了立功，许迈永应该检举过多人。
许迈永辩护律师刘立木曾以“许迈永向有关部门检举他人违法违纪线索”为由，请求法院以“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予以考虑”。
浙江省纪委的说明验证了刘立木所言，“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许迈永还能积极提供其他人违法违纪线索”。但所有的这些举报，最终都未被认定为“属实”。
知情者确认，许迈永曾举报了数十人，其中应该也有个别厅级干部。也或因此，许立勇一直向各处反映大哥被判死刑，声称有人要“杀人灭口”。
在杭州偌大的地产市场中，与许迈永交织在一起的房产公司，除了坤和集团外，其余均在业内寂寂无名。绿城、广宇、滨江等杭城本地房企的巨头，均未被涉及。而其所涉事实，也与此前大家猜测的别墅林立的西溪板块等西湖区黄金地段的土地问题无太多联系。
但对于一些更为隐秘的事，许迈永和妻子戚继秋却始终未有松口。知情者说，中纪委的人员在许迈永被判死刑后，曾专门找许迈永谈话，希望他考虑清楚，能检举他人立功。但许迈永考虑了许久，却最终选择了沉默。“或许他曾想过有人会救他一命。”知情者说。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1716
“一部许迈永的贪腐史，亦是与民夺利的斑斑血泪史。”知情者评论说，除了常规的旧城改造等收储土地方式，高校房产、景区周边撤村建居后的留用地开发，成了杭州土地市场的重要供应源。而其中，尤以撤村建居的强拆为残酷。
1999年，杭州市开始大规模撤村建居。为补偿失地农民利益，杭州市规定，在征用村庄的集体所有土地时，须按照征用农用地面积的10％核定用地指标，留给村集体。留用地不得转让和出租，不允许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一般村集体会拿来建仓储或厂房。
“事实上，直到2008年5月杭州市政府还曾一度发文明令禁止留用地用于商品房开发。”杭州市一位资深地产业者说。但在巨大的利益前，这些禁令最终成了一纸空文。
“开发商很难抵挡得了这样的诱惑。”这位知情者说，留用地转让无需“招拍挂”，可协议出让，加之价格优惠，最终成了众多房开商的猎物。
当地房产研究机构提供的数字显示，当时杭州规划留用地规模约1.1万亩，已与商品房、经济适用房规模三分天下。而留用地中，尤以农村户口为主的西湖区为巨。不完全统计显示，西湖区的留用地规模一度高达5592亩，占到全杭州一半。
但留用地的背后，是失地农民斑斑的血泪。以许迈永最受人诟病的西溪湿地主战场的蒋村乡拆迁过程为例。因宋高宗“西溪且留下”而闻名的西溪，风景绝美。当时西溪湿地项目规划时，曾占地10多平方公里、总投资高达100亿，堪称投资密度之最。
但这些投入与当地农民无关。知情者说，西溪湿地一、二期使用蒋村乡近1.3万亩农田、鱼塘等，涉及2000多户村民。当时征地的手段十分野蛮而廉价。
为了征地，杭州市以一纸命令将行政村强行“撤村建居”。蒋乡村党委和乡政府则以停止工作、行政处分和辞退为要挟，要求下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亲戚动迁工作。
“当时商品房的市场价早已超过5000元，但政府给我们的拆迁补偿款却只有600元／平方米。”此前，曾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情况的蒋村乡农民们说。因对补偿不满，一些农民房屋选择了上访，但最终被当地警方拘留。
沈炳炎是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一名访民。在西溪湿地的开发中，他家承包30年的16亩农村土地及宅基地，被政府以建设“公共绿地”为名强制征用。沈炳炎不断上访，却两次遭遇拘禁，长达70多天。
西溪湿地强拆一度民怨沸腾，但许最终仍以惊人铁腕完成了湿地工程。2005年，当年同属蒋村乡的“西溪锋尚”楼盘开盘，价格为8500元／平方米。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项目。多年后，人们知道了它与许迈永的关系——它的幕后开发商萧山开氏集团董事长项兴良与许迈永竟有着十多年的钱权交易。
时任文新街道书记的杨佐勇证词显示，2002年经许打招呼，项取得了该街道五联村40亩留用地开发权（即“西溪锋尚”项目）。
由于是村级留用地，只有50年使用期，产权证无法分割，该项目一直只能以租代售的形式销给客户。但经过许迈永招呼，到了2007年，“西溪锋尚”楼盘改头换面，重新以“西溪阳光城”的名号上市。
“西溪风尚”项目只是一个代表。知情者说，在杭州，类似的项目有许多。判决书显示，与许迈永拥有同一个曾祖父的远房堂弟许飞跃，其开发的“剑桥公社”、“UN公社”等项目业已成为城西奢华写字楼楼盘的代表，而其都是留用地项目。
许飞跃旗下的海陆控股集团等公司，一度跟着许迈永的脚步开发项目。1995年，许迈永在萧山担任副市长期间，许飞跃就曾通过这位有出息的堂哥拿到过萧山酿造厂地块。经转手后，获得300万净利润。
2004年上半年，许飞跃通过许迈永打招呼，一度以27万每亩的价格协议受让留下镇小和山的两块共170亩的工业用地。只是后因规划和国土局的规定，才重新挂牌拍卖受让，价格却已变成了78万一亩。
或许是为了补偿堂弟的损失。2004年上半年，许迈永主动帮许飞跃物色了三墩镇新浙江大学正大门门口的38亩地块，同时更出面向三墩镇书记和镇长打招呼。为了配合开发，许迈永还亲自关照镇里协调村里尽快完成征地、拆迁工作。许随后将其开发成了拥有1幢高级写字楼和5幢高级单身公寓的“剑桥公社”，而其付给村里的使用费，每年不过300万元。
获益丰厚的许飞跃也没有忘记回馈堂哥，法院认定，1995年至2009年初，他先后向许迈永行贿钱物、地产等超过2032万元。
开发商保姆
身处之江度假区的转塘镇是许迈永铁腕拆迁手段的另一个缩影。论及许迈永带领下西湖区政府强拆手段，转塘镇的农民至今仍愤愤不平。
1992年国务院批准时，之江度假区规划面积原本仅有9.88平方公里，规划为综合服务区、游乐购物区等。但2004年，杭州市一纸文件却将之江度假区扩大至50.68平方公里。当时刚任西湖区代区长许迈永正于此时兼任之江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许迈永当的不是主任，是房开商的保镖加保姆。”转塘镇大诸桥村的村民说。转塘镇属国家西湖龙井茶原产地域保护范围内的二类保护区，当地农民多以龙井茶种植为生，其500亩茶园被低价强征，“当时，同一地段的土地出让价100万元。政府卖给开发商才21万”。
而更糟糕的是，为了给开发商柴慧京的“阳明谷”别墅区让路，许多村民的住宅被以极低的价格强制拆迁。这尤其无法让村民接受——阳明谷的一幢别墅售价如今动辄数千万元，开发商和政府本已从中赚到高额利润，而如今却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打发这些淳朴的原住民。
杨云彪和他的叔叔杨信伯是其中的代表。杨云彪家250平方米的房子、杨信伯家175平方米，最终获得的一次性补偿，每平方米仅为520元。叔侄俩拒绝签字之后，却遭到了强行拆除。2006年8月4日强拆当天，杨云彪面对前来的官员，拿出了煤气瓶和汽油桶，以自杀相威胁，但最终被以妨碍公务罪判刑两年。
2006年，柴慧京建成“阳明谷”，许迈永帮助柴慧京把“阳明谷”项目的大部分土地从综合用地改为住宅用地，为销售打通了最后的关节。
之江度假区是许迈永着力最多的地方之一。
2003年初，时任之江度假区管委会主任的许迈永便主动亲自引荐，为其好友开氏集团的项兴良获得了“永恒之江商务中心”的开发权，并亲自过问征地工作。
而梵村“云栖蝶谷”的拆迁、“樱花度假村”项目公建土地性质调整为房产用地所作的努力，也均被判决书一一列入许迈永收受钱塘房产贿赂后所办之事。
或在海外设立账户，或以购买低价房产，或持干股，许迈永的受贿手段可谓贪腐官员的典型代表。
判决书显示，长期居留香港的戴建坤角色特殊，一直充当着许迈永海外代理人的角色。李宝库行贿的830万美元，即通过戴提供的万基有限公司和新丰有限公司账户接受，并作再投资。
而2002年，许迈永帮浙江通策地产负责人吕建明运作“联发地块”，在该地块将改变性质时，上下活动，帮其保住写字楼开发性质后，获赠的则是价值2000万元的10％干股。
低价买房是许迈永等官员受贿的另一种手段。2003年上半年，许以“朋友需要购房”为由，由项兴良出面，购得房屋5套，低于市场价差额为110万多元。
而“西鉴枫景”、“公元大厦”、“云栖蝶谷”等许迈永帮过忙的开发商写字楼或排屋，也成了其低价购买对象。
高校地产权祸
杭州高校以“土地置换”方式“卖地还债”的“高校地产”模式，在中国素为代表。位于西湖区浙江科技学院老校区地块，可谓一个官员如何从高校房产开发运作中获利的另一个典型样本。
位处杭州文三路黄金地段的该地块，与杭州最繁华的黄龙商圈近在咫尺，离西湖直线距离不过两公里。2002年8月，由杭州市西湖区政府通过其所属的杭州西湖投资有限公司协议受让所得。其102亩土地使用权，被指定用于开发西湖科技产业园项目。
当时西湖区以费用包干的方式，在支付每亩365万元的价格补偿给科技学院后，即享受高校土地出让金75％返还的优惠政策。2006年5月，明确土地补偿款为3.723亿元。
判决书显示，为开发该项目，西湖投资有限公司与杭州西湖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了杭州富民投资有限公司和杭州富临投资有限公司。2005年，时任区长的许迈永向坤和集团董事长李宝库推荐开发该项目，并许诺将省属高校享受的1亿多元土地出让金返还款奖励给开发该项目的公司。
李决定接受。一系列的运作由此展开。时任西湖区副区长丁庆怀在证言中证实，2006年5月26日，许迈永在召集该地块招商问题专题会议中，提出招商对象就是中程科技，随后又拍板决定引进中程科技。
经由许迈永的一系列运作，中程科技拿到这块地的最终受让的价格仅为6150万。同年12月29日，因为李资金紧张，许迈永又召开专题会议，拍板同意中程延迟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请求。
但风云突变。当年12月31日，国资委、财政部突然下发《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上述国有股权必须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让，协议的框架合同未能执行。
一场更为经典的操盘由此展开。为确保受让成功，2007年11月，先由许召开西湖区区委书记办公会议，对“富民”“富临”两公司国有股权的挂牌转让设定了限制性条件：中标受让单位须代两公司向中程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支付高额补偿款5.6亿元。
高额的补偿款吓跑了对手，却迎来了李宝库自己的公司“坤和旅游客运中心”。2008年2月21日，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坤和”最终顺利取得了西湖科技产业园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设定的高额补偿款，最终被玩成了“左口袋进右口袋”的自导自演游戏。
而其间，李许诺送给许迈永2000万美元，最终先后八次将830万美元汇至许指定的香港代理人账户。
“这是政府、高校和商人同盟的结果，一切为了利益。”常年关注杭州建设的浙江大学教授周复多如此评价高校房产开发。
在此过程中，开发商获得黄金宝地，高校、政府亦各取所需。2005年浙大湖滨校区地块的拍卖可谓一例。15亿元的低价经经100多轮举牌不断加价，终由香港嘉里建设集团以24.6亿元拍得，浙大分得了17.6亿元土地出让款，其余被杭州市政府纳入财政收入。
这是一次“地王”价的拍卖，在其前后的多次拍卖后，文教区的高校土地亦屡屡被拍出高价。
政府位于西湖区的城西文教区曾遍布杭城高校，而如今，几乎已全部迁往郊外，只余下在文一路上一块刻着消失诸校名字的建筑，仿佛一块无声的墓碑。
而这些学校的土地上建起的房子，当年的开盘价每平米超过了1.5万元。其中最高的金都“城市芯宇”一期开盘时就超过2.6万。
身后事未了
但许立勇抱怨称，西湖区是杭州的风水宝地。无论是西溪湿地还是之前的之江度假区，许多干部都曾参与其中，很多事，许迈永有时也是身不由己。
以阳明谷地块为例，当时该地块即是以协议出让方式获得，其操办人与许迈永并无干系。而这当时已属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迄今并未有其他人得到追究。
“我哥哥并非没有举报。”许立勇说，在纪委审查期间，许迈永曾写下2000多页纸的主动交代材料，写了98张纸、3万多字的悔过书。其后更全额退还了所得赃款。为了立功，许迈永应该检举过多人。
许迈永辩护律师刘立木曾以“许迈永向有关部门检举他人违法违纪线索”为由，请求法院以“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予以考虑”。
浙江省纪委的说明验证了刘立木所言，“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许迈永还能积极提供其他人违法违纪线索”。但所有的这些举报，最终都未被认定为“属实”。
知情者确认，许迈永曾举报了数十人，其中应该也有个别厅级干部。也或因此，许立勇一直向各处反映大哥被判死刑，声称有人要“杀人灭口”。
在杭州偌大的地产市场中，与许迈永交织在一起的房产公司，除了坤和集团外，其余均在业内寂寂无名。绿城、广宇、滨江等杭城本地房企的巨头，均未被涉及。而其所涉事实，也与此前大家猜测的别墅林立的西溪板块等西湖区黄金地段的土地问题无太多联系。
但对于一些更为隐秘的事，许迈永和妻子戚继秋却始终未有松口。知情者说，中纪委的人员在许迈永被判死刑后，曾专门找许迈永谈话，希望他考虑清楚，能检举他人立功。但许迈永考虑了许久，却最终选择了沉默。“或许他曾想过有人会救他一命。”知情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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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转帖]官员问责：明规则与“潜规则”——透视“特别重大事故”追责惯例
官员问责有无“死亡35人”定律？
答案是没有。
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近年来多起事故死亡人数恰好为35 人，而铁道部最初公布死亡人数也是35人。其实，网友所列的事故案例，有一半死亡人数并非35 人（但多数多于35人），“35人”也并非问责官员的标准。
事实是，官员就算要做手脚，也会做在30 个或10 个上，而不是35个。
按照2007 年国务院出台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30 人以上死亡的事故，构成“特别重大事故”；此外，100 人以上重伤，或者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也构成“特别重大事故”。1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则可定为“重大事故”。
2009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问责官员的7 种情形，其中就包括发生特别重大事故，或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特别重大事故”，近年来基本上都由国务院调查组负责调查。“重大事故”则往往权归地方，比如2010 年7 月南京市栖霞区发生的地下丙烯管道泄漏爆燃事故，造成22 人死亡。虽震惊全国，但调查由江苏省政府负责。
可见，死亡人数影响事故等级定性，并可能“惊动中央”，导致官员被严厉问责。由此公众难免担心死亡数字瞒报漏报，而以往事实表明，瞒报并不罕见。
事实上，有关官员问责的种种非议，往往是因为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纠缠不清：类似问责界限模糊，处罚理由不透明，地方阳奉阴违，甚或公然违规提拔被问责官员等问题，屡屡出现，甚至中央部委，亦无可奈何。
“临时工”受刑罚，官员背党纪
问责则往往在事故发生之始就已启动，比如“就地免职”，往往被看作平息民愤之举。
在此次动车追尾事故发生的第二天，铁道部党组就决定，对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予以免职，并进行调查。
这不是最终的结果，一些官员随后可能被作党纪、政纪处分，有的人甚至被追究刑责——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是事故调查报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过，公众需要耐心，因为一般而言，从事故发生到国务院批复调查报告，周期大约为半年至一年之间，后者居多。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多数“特别重大事故”的处理顺序是：问责-党纪政纪处分-刑事处分。三者的程序越来越复杂，而惩罚程度大体可视为越来越重。
刑责自然最为严厉，安全事故主要对应刑法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较多的有重大责任事故罪、交通肇事罪、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罪名。不过，多数刑罚最高只可判7年有期徒刑。
从以往的事故案例看，最终处理结果往往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领导“记过”，普通工作人员撤职，而事故责任单位的人员和雇用的临时工被送进了监狱。
直接肇事的基层人员，多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各类罪名，有的甚至直接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获判极刑。三鹿事件中，三名参与制售含三氯氰胺蛋白粉的人员，分获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造成76人死亡的“平顶山9·8 矿难（2009 年）2010 年开审，开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事故煤矿矿长的先例。
而官员则往往不同，这也与适用不同人群有关——问责限于“党政领导干部”，党政政纪处分则针对包括“党政领导干部”在内的“国家工作人员”，而刑事追究对象则主要是直接责任人。
但问题在于：一些领导干部或国家工作人员，可能逃过本该追究的刑事责任。据2010 年9 月《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说，当前行政问责过程中存在司法介入落后于行政处理、行政处理代替司法处罚、外部问责不力等现象。
“追究政治责任，不能取代追究法律责任。”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不过，近几年重大事故中被追究刑责的官员越来越多，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自2008 年以来的三十多起特别重大事故中，有官员被追究刑责的大约占1/3，滥用职权、受贿、玩忽职守，最为常见。
已开庭审理的上海大火案中，就有原上海市静安区建交委主任高伟忠等4 名官员被控涉嫌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再次印证了“事故背后往往有腐败”。
“领导责任”到底有多大？
被问责的官员层级越高，方式越严厉，显示其所涉安全事故越严重。但“领导责任”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事故，可导致省部级官员被问责？
答案在2001年起实施的《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中，此文指出：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但何为“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何为“性质特别严重”？受访专家认为，标准并不明确。
从2008 年至今，共有3 名正省部级官员被问责，都发生在2008 年：铁道部长刘志军因胶济铁路撞车事件被记过，山西省长孟学农因襄汾溃坝事件引咎辞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则因三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引咎辞职。
从上述这3 起安全事故大体可看出如下特点：
死亡人数特别多，远超30 人“红线”——胶济铁路撞车死亡72人，伤达400多人；襄汾溃坝则有276人死亡；人祸因素明显——襄汾溃坝的责任企业，不仅是违规生产，更是违法生产，而当地安全监管部门对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长期视而不见，襄汾县安监局长在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逼问下，居然还以为该企业采矿证还未到期；
瞒报谎报拖延不报——新华社记者曾调查发现，襄汾溃坝事故伤亡人数7天内曾9次更新，从最初的“1死1 伤”攀升到“254 死34 伤”，最终以276人死亡创造世界之最；
造成全局性影响，乃至国际负面影响——含三氯氰胺的三鹿婴幼儿奶粉造成6人死亡，而出现泌尿系统异常的婴幼儿多达29万名，更重要的是，三鹿的合资方以及新西兰政府提出了抗议；
累积效应——伊利、蒙牛等全国几大乳品企业在三氯氰胺丑闻中几乎全部沦陷，使得作为上级监管部门的国家质检总局被认定“监管缺失”。
上述3起事故特点，是与其他问责层次较低案例对比，总结出来的问责省部级官员的“标准”，但官方并未有切实规定。这导致一些事故在处理时做法迥异，常引发两类争议：正职问责少于副职问责；党委书记问责少于行政首长。
“是不是有人当了‘替罪羊’，当然免不了有这样的疑问，因为许多决策往往是党委作出甚至是书记拍板的。”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权力应该与责任对等。”不过处理党委书记的迹象已经日渐明确，此前因为三鹿事件，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
但“领导责任”问题依然难以足够清晰。2004 年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规定领导干部因工作失职造成连续或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特别重大事故的，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或“重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
该文附则专门解释“主要领导责任”，是针对“直接主管的工作”，对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负直接领导责任，而“重要领导责任”，是针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这往往对应为，某部门分管的副职，是主要领导责任，而主持全面工作的正职，是重要领导责任。
比如自2008 年以来河南省洛阳市发生了三次属于特大事故的矿难，前两次未处理市领导，第三次矿难发生后，或许因为“连续多次”，最终处理的结果是：平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被党内严重警告，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恩东遭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
但何种情况下只需分管副职官员辞职，何种情况下主管正职官员也要辞职，并无规定。
问责变成“暂时受点委屈”
问责持续多久也被舆论所关注，而突然悄悄“复出”的官员，最刺激公众神经。几乎所有的“复出”信息，都是在这些官员参加公开活动时“无意中”披露，复出的具体理由也无从得知。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三十多起特别重大事故中，引咎辞职或免职的官员，在一年后，基本都担任了新的职务。
省部级官员中，因溃坝事件引咎辞职的孟学农后来任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同案被免职的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2010 年起担任青海省副省长，三鹿事件中引咎辞职的李长江已到退休年龄被安排任全国政协委员。
理论上，除了被开除乃至追究刑责外，被问责的官员，都存在“复出”的可能性。
按照2009 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这同时也意味着，一年后，可以担任。
而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受处分的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公务员法还规定，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
不过，上述规定有时似乎不起作用。
因2009年和2010年三起特别重大矿难被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市长李恩东，4个月后即调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级别为正厅级。
2010年3月31日，河南省伊川县发生44 人死亡的矿难，新华社报道县长吴立刚已被当场免职，但当年12月，吴立刚又被宣布免去伊川县县长职务，出任洛阳市吉利区委常委、副书记，以及主持工作的副区长。国务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对其作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但此时的吴立刚级别仍定为正县级。吴立刚是否被免职和降级，都存疑。
有的官员不仅未受惩处，还得到提拔。
2008年12月，三鹿事件爆发不到3个月，被记大过处分的原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出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官升一级；被媒体曝光后，鲍俊凯才被调回质检总局担任科技司副司长。一位受访专家说，个别官员之所以未受实质性追责，源于其扮演“替罪羊”角色，而除了省部级官员外，多数官员的问责和复出，由地方或相关部门具体执行。
2007年12月，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透露，个别地方存在问题：调查组定了党纪政纪处分，回去以后一个是没落实，一个是改轻了，有的是宣布了，但没装档案；另外，对判刑，有的该判死刑判了缓刑，有的该重判判轻了，还有一些非法违法包庇行为。
7月16日，中石油在大连的工厂又发生大火，去年同一天，中石油在大连的输油管爆炸，致1500万吨原油入海。
大连的官员称，因中央调查组报告尚无结论，故无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南方周末2011年7月21日《“7·16”，大连又梦魇》）。
相反的，2010年大火不久，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召开表彰大会，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下属9个单位和197人分别被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舆论哗然，“中国安全生产网”专门制作专题叫“为什么表彰比追责来得快”。
另外的问题是，2010年9月《人民日报》的报道指出，我国问责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带有浓重的人治色彩。
2009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是目前唯一专门的问责文件，由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很难说这是一部法律。”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无论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都很不规范。
从形式上看，目前的问责基本都是“上级问责下级”，各级人大往往是当一些选举产生的官员遭上级党委“提名免去”某行政职务的处分后，完成法律上的罢免程序。
另外，针对此次温州高铁事故，有法学家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介入此次撞车事件调查。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1697
答案是没有。
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近年来多起事故死亡人数恰好为35 人，而铁道部最初公布死亡人数也是35人。其实，网友所列的事故案例，有一半死亡人数并非35 人（但多数多于35人），“35人”也并非问责官员的标准。
事实是，官员就算要做手脚，也会做在30 个或10 个上，而不是35个。
按照2007 年国务院出台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30 人以上死亡的事故，构成“特别重大事故”；此外，100 人以上重伤，或者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也构成“特别重大事故”。1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则可定为“重大事故”。
2009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问责官员的7 种情形，其中就包括发生特别重大事故，或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特别重大事故”，近年来基本上都由国务院调查组负责调查。“重大事故”则往往权归地方，比如2010 年7 月南京市栖霞区发生的地下丙烯管道泄漏爆燃事故，造成22 人死亡。虽震惊全国，但调查由江苏省政府负责。
可见，死亡人数影响事故等级定性，并可能“惊动中央”，导致官员被严厉问责。由此公众难免担心死亡数字瞒报漏报，而以往事实表明，瞒报并不罕见。
事实上，有关官员问责的种种非议，往往是因为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纠缠不清：类似问责界限模糊，处罚理由不透明，地方阳奉阴违，甚或公然违规提拔被问责官员等问题，屡屡出现，甚至中央部委，亦无可奈何。
“临时工”受刑罚，官员背党纪
问责则往往在事故发生之始就已启动，比如“就地免职”，往往被看作平息民愤之举。
在此次动车追尾事故发生的第二天，铁道部党组就决定，对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予以免职，并进行调查。
这不是最终的结果，一些官员随后可能被作党纪、政纪处分，有的人甚至被追究刑责——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是事故调查报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过，公众需要耐心，因为一般而言，从事故发生到国务院批复调查报告，周期大约为半年至一年之间，后者居多。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多数“特别重大事故”的处理顺序是：问责-党纪政纪处分-刑事处分。三者的程序越来越复杂，而惩罚程度大体可视为越来越重。
刑责自然最为严厉，安全事故主要对应刑法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较多的有重大责任事故罪、交通肇事罪、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罪名。不过，多数刑罚最高只可判7年有期徒刑。
从以往的事故案例看，最终处理结果往往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领导“记过”，普通工作人员撤职，而事故责任单位的人员和雇用的临时工被送进了监狱。
直接肇事的基层人员，多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各类罪名，有的甚至直接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获判极刑。三鹿事件中，三名参与制售含三氯氰胺蛋白粉的人员，分获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造成76人死亡的“平顶山9·8 矿难（2009 年）2010 年开审，开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事故煤矿矿长的先例。
而官员则往往不同，这也与适用不同人群有关——问责限于“党政领导干部”，党政政纪处分则针对包括“党政领导干部”在内的“国家工作人员”，而刑事追究对象则主要是直接责任人。
但问题在于：一些领导干部或国家工作人员，可能逃过本该追究的刑事责任。据2010 年9 月《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说，当前行政问责过程中存在司法介入落后于行政处理、行政处理代替司法处罚、外部问责不力等现象。
“追究政治责任，不能取代追究法律责任。”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不过，近几年重大事故中被追究刑责的官员越来越多，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自2008 年以来的三十多起特别重大事故中，有官员被追究刑责的大约占1/3，滥用职权、受贿、玩忽职守，最为常见。
已开庭审理的上海大火案中，就有原上海市静安区建交委主任高伟忠等4 名官员被控涉嫌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再次印证了“事故背后往往有腐败”。
“领导责任”到底有多大？
被问责的官员层级越高，方式越严厉，显示其所涉安全事故越严重。但“领导责任”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事故，可导致省部级官员被问责？
答案在2001年起实施的《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中，此文指出：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但何为“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何为“性质特别严重”？受访专家认为，标准并不明确。
从2008 年至今，共有3 名正省部级官员被问责，都发生在2008 年：铁道部长刘志军因胶济铁路撞车事件被记过，山西省长孟学农因襄汾溃坝事件引咎辞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则因三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引咎辞职。
从上述这3 起安全事故大体可看出如下特点：
死亡人数特别多，远超30 人“红线”——胶济铁路撞车死亡72人，伤达400多人；襄汾溃坝则有276人死亡；人祸因素明显——襄汾溃坝的责任企业，不仅是违规生产，更是违法生产，而当地安全监管部门对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长期视而不见，襄汾县安监局长在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逼问下，居然还以为该企业采矿证还未到期；
瞒报谎报拖延不报——新华社记者曾调查发现，襄汾溃坝事故伤亡人数7天内曾9次更新，从最初的“1死1 伤”攀升到“254 死34 伤”，最终以276人死亡创造世界之最；
造成全局性影响，乃至国际负面影响——含三氯氰胺的三鹿婴幼儿奶粉造成6人死亡，而出现泌尿系统异常的婴幼儿多达29万名，更重要的是，三鹿的合资方以及新西兰政府提出了抗议；
累积效应——伊利、蒙牛等全国几大乳品企业在三氯氰胺丑闻中几乎全部沦陷，使得作为上级监管部门的国家质检总局被认定“监管缺失”。
上述3起事故特点，是与其他问责层次较低案例对比，总结出来的问责省部级官员的“标准”，但官方并未有切实规定。这导致一些事故在处理时做法迥异，常引发两类争议：正职问责少于副职问责；党委书记问责少于行政首长。
“是不是有人当了‘替罪羊’，当然免不了有这样的疑问，因为许多决策往往是党委作出甚至是书记拍板的。”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权力应该与责任对等。”不过处理党委书记的迹象已经日渐明确，此前因为三鹿事件，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
但“领导责任”问题依然难以足够清晰。2004 年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规定领导干部因工作失职造成连续或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特别重大事故的，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或“重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
该文附则专门解释“主要领导责任”，是针对“直接主管的工作”，对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负直接领导责任，而“重要领导责任”，是针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这往往对应为，某部门分管的副职，是主要领导责任，而主持全面工作的正职，是重要领导责任。
比如自2008 年以来河南省洛阳市发生了三次属于特大事故的矿难，前两次未处理市领导，第三次矿难发生后，或许因为“连续多次”，最终处理的结果是：平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被党内严重警告，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恩东遭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
但何种情况下只需分管副职官员辞职，何种情况下主管正职官员也要辞职，并无规定。
问责变成“暂时受点委屈”
问责持续多久也被舆论所关注，而突然悄悄“复出”的官员，最刺激公众神经。几乎所有的“复出”信息，都是在这些官员参加公开活动时“无意中”披露，复出的具体理由也无从得知。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三十多起特别重大事故中，引咎辞职或免职的官员，在一年后，基本都担任了新的职务。
省部级官员中，因溃坝事件引咎辞职的孟学农后来任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同案被免职的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2010 年起担任青海省副省长，三鹿事件中引咎辞职的李长江已到退休年龄被安排任全国政协委员。
理论上，除了被开除乃至追究刑责外，被问责的官员，都存在“复出”的可能性。
按照2009 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这同时也意味着，一年后，可以担任。
而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受处分的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公务员法还规定，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
不过，上述规定有时似乎不起作用。
因2009年和2010年三起特别重大矿难被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市长李恩东，4个月后即调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级别为正厅级。
2010年3月31日，河南省伊川县发生44 人死亡的矿难，新华社报道县长吴立刚已被当场免职，但当年12月，吴立刚又被宣布免去伊川县县长职务，出任洛阳市吉利区委常委、副书记，以及主持工作的副区长。国务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对其作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但此时的吴立刚级别仍定为正县级。吴立刚是否被免职和降级，都存疑。
有的官员不仅未受惩处，还得到提拔。
2008年12月，三鹿事件爆发不到3个月，被记大过处分的原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出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官升一级；被媒体曝光后，鲍俊凯才被调回质检总局担任科技司副司长。一位受访专家说，个别官员之所以未受实质性追责，源于其扮演“替罪羊”角色，而除了省部级官员外，多数官员的问责和复出，由地方或相关部门具体执行。
2007年12月，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透露，个别地方存在问题：调查组定了党纪政纪处分，回去以后一个是没落实，一个是改轻了，有的是宣布了，但没装档案；另外，对判刑，有的该判死刑判了缓刑，有的该重判判轻了，还有一些非法违法包庇行为。
7月16日，中石油在大连的工厂又发生大火，去年同一天，中石油在大连的输油管爆炸，致1500万吨原油入海。
大连的官员称，因中央调查组报告尚无结论，故无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南方周末2011年7月21日《“7·16”，大连又梦魇》）。
相反的，2010年大火不久，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召开表彰大会，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下属9个单位和197人分别被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舆论哗然，“中国安全生产网”专门制作专题叫“为什么表彰比追责来得快”。
另外的问题是，2010年9月《人民日报》的报道指出，我国问责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带有浓重的人治色彩。
2009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是目前唯一专门的问责文件，由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很难说这是一部法律。”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无论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都很不规范。
从形式上看，目前的问责基本都是“上级问责下级”，各级人大往往是当一些选举产生的官员遭上级党委“提名免去”某行政职务的处分后，完成法律上的罢免程序。
另外，针对此次温州高铁事故，有法学家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介入此次撞车事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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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转帖]乌鲁木齐的南城北城——一位维吾尔族作家的穿越生活
“不速之客”
维吾尔族作家帕尔哈提·吐尔逊在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和博士连读六年，2011年6月拿到博士学位，在北京没有找到工作，刚刚回到了他原来工作的新疆群艺馆。
2011年7月6日西部杂志社主办了“中国西部作家天池写作营”，活动最后两天的地点在天山天池和阜康市附近的沙漠边缘，帕尔哈提也来了，他是来找参加“写作营”的中央民族大学一位老师敬文东教授的。
“不速之客”帕尔哈提的出现略显突兀。他似乎让这个来自西部12省区的五十多位以汉族居多的作家群体产生说话的某种顾虑。
但这种顾虑很快打消。帕尔哈提跟活动的操办者《西部》杂志总编辑、诗人沈苇是老朋友，他给敬文东以及其他来自内地的作家递烟，在酒桌上一起喝酒，在红柳沙包上一起跋涉，晚上的胡杨林间的篝火晚会上，他的眼神有一种忧伤。他朗诵了一首三个世纪前的维吾尔诗人麦西来甫的诗歌：“另一个世界的酒，让我恍惚飘然……只有在神面前，才能说出真谛。”
沈苇到新疆已经23年了，在“七五事件”前，出版过多部诗集。赞美乌鲁木齐的诗歌《混血的城》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七五事件”颠覆和否定了他的文学和审美观念。“馕的血，烤肉的血”混在一起。
沈苇写了组诗《安魂曲》，组诗中有一首叫《乌鲁木齐墙》：“一堵可见的墙名叫柏林墙，或者巴勒斯坦墙，一堵看不见的墙，名叫乌鲁木齐墙。”“汗腾格里清真寺的大阿訇，对凤凰卫视的记者说：‘现在，我们不去他们那边，他们也不来我们这边……’”但“七五事件”后，宣传很快转入“民族团结”的主题，没有作家对悲剧发言，《安魂曲》在很多地方得不到发表。
2011年6月，《安魂曲》终于获得了一个有影响的民间诗歌奖“柔刚诗歌奖”，沈苇把5000元奖金给了两个受伤者，其中一位是在二道桥居住的56岁的妇女，在“七五事件”时从一辆燃烧的公共汽车的车窗上逃出，至今还有几百块玻璃留在体内。她从此上街总是瞻前顾后。
2010年4月，沈苇被任命为新疆作协的刊物《西部》杂志的总编辑，负责改版。沈苇从“七五事件”以来的心情压抑中走出来，也走出“汉族诗人”的自我，他觉得必须行动起来。
“中国西部作家天池写作营”是他“行动”的一项内容。“7月5日”是个敏感的日子，客人的报到日期于是放在了7月6日。
因为天池风景区住宿紧张，写作营安排新疆本地作家来的不多。为了帕尔哈提，沈苇调整出了房间，让他参加了最后两天“写作营”的活动。
住在26楼的维族诗人
帕尔哈提刚搬进了装修一新的110平方米的家，这栋位于新疆文化厅大院里的新楼，是2009年“七五事件”那一年盖的。文化厅位于解放南路和延安路交接处，是“七五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之一。
那时暴徒们试图冲进文化厅的院子，因为院子里有正在施工的内地汉族民工。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文化厅干部们，自动拿起木棒，戴上自制的臂章，巡逻护院，他们不想让盼望已久的新楼成为泡影。文化厅是个老院子，原来是苏联领事馆，房子老旧狭小。
帕尔哈提那时还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暑期回家时还住南门40平米的小房子里，和父母孩子挤在一起。那个房子一边是南门的清真寺，另一边是和平南路的天主教堂。
帕尔哈提1999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自杀的艺术》，小说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穿插基督教和佛教的典故，也涉及性和精神病。小说在维吾尔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网络上对他有褒有贬，一部分读者把他看成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一部分读者则视他为“异教徒”。他说他因此而上了极端恐怖势力的暗杀名单。帕尔哈提甚至听到一种说法，他的房子因这部小说而“朝天主教堂那边移动了1米”。
南门一带在“七五事件”后曾实行交通戒严和宵禁。警戒解除后，南门一带形成了乌鲁木齐看不见的分界线，这条线以南的山西巷、二道桥、赛马场、新华南路到跃进街一直到和平南路口，维族集中居住的地区，被叫做“南城”，其他部分则叫“北城”，也即以汉族为主的城区。
这种叫法以前是不存在的，尽管生活差异很大，但交流活跃。乌鲁木齐人都喜欢逛二道桥，去那里吃小吃，买价廉物美的纱巾、服饰和民族工艺品。此外，这个面积颇大的区域，有着很多重要的机构和部门，比如自治区人民医院、文化厅、教育厅、农业厅、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新疆大学、天山电影制片厂、新疆电视台、新疆啤酒厂等，其中杂居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也很多，是一个色彩缤纷很有魅力的城区。只不过偶尔因为深夜醉酒，会发生一些动刀子的事件。现在，上街已不准带小刀子了。
夏季是新疆的旅游高峰期，每天大约100辆旅行社大巴进出国际大巴扎（市场的意思），游客主要是内地人和国外客人。山西巷、二道桥、国际大巴扎，这些“七五事件”发生的主要地点，人流熙熙攘攘，汉族面孔不多。在南门以北的人民广场，人们挨得很近地坐在花坛的水泥台边，汉族中间夹杂两三个少数民族，所有人都神情淡然。
赛马场、跃进街等在“七五事件”中发生最血腥案件的地区，整个一大片低矮的街区正在被拆迁，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栋正在建设的高楼，居民将就地安置。
帕尔哈提注意到，“七五事件”以后，二道桥的一件衣服的售价一百多元，而在乌鲁木齐其他地方的卖七八百元。过去，乌鲁木齐的汉族人喜欢到二道桥逛巴扎，现在本地汉族人去得少，这样形成了两个互相隔离的经济圈，同样渠道进货的商品，在二道桥售价就低得多。
事实上，帕尔哈提的房子从南北交界线朝南移动了一段距离，搬进了文化厅，他成了“南城”的居民。
文化厅的房子建好后，单位内部维族和汉族干部互相换房，在大院住的汉族干部换到北京路等汉族人多的地方，而在其他汉族人多的地方居住的维族人，则搬进大院。与乌鲁木齐一度呈现的趋势相似：维族人向“南城”集中，汉族人向“北城”集中。“南城”的楼盘也一度少人问津，“北城”的楼价蹿升得厉害。
这些年来，帕尔哈提的内心孤独，处境颇为尴尬：一方面他因为小说得罪了本民族的一些人，另一方面，在汉族知识分子那里，他又被保持了距离。
2010年元旦，帕尔哈提过生日，晚上和朋友喝酒喝醉了。好不容易遇到一辆出租车下客，帕尔哈提赶紧过去抓住车门，汉族司机找借口不拉他，他一急，抓破了司机的衣领。这时，来了一个特警巡逻队。司机告他打人，帕尔哈提也委屈，对特警队说，“这个司机是民族分裂分子，他不拉我。”这些从内地来的年轻特警们，一看情况就笑了，让他们各走各的。接着又来了一队维吾尔族的巡逻联防队，不由分说把帕尔哈提抓到派出所，关了一夜，理由是：“现在什么时候，你还敢打人！”
有意思的是，帕尔哈提在小说中写到主人公的自杀，“从26楼跳下去，保证能够准确地达到目标，不至于造成残次品”，他在文化厅的房子，刚好就是26楼。
2011年6月，维吾尔网站投票选出了维吾尔当代文学中30部最有影响的小说，《自杀的艺术》名列榜首。这令帕尔哈提多少感到欣慰，因为支持他的人毕竟是多数。
南城北城交界处的餐厅
“西部作家写作营”活动结束，作家们从天池下来，回到了博格达峰下的乌鲁木齐。分别前夕，彼此呼朋引类杯盏酬酢。帕尔哈提也与南方周末记者约好下来聚聚。
在天主教堂的马路对面，这两年新开了一家清真餐厅。这个地方正是位于“南城”和“北城”分界线上。
记者遇到一些维吾尔族朋友请客不约而同都选在了这家餐厅。在请客选择餐厅上，他们可能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照以往的情形，维吾尔族朋友的请客，多半选在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甚至团结路一带装修得富丽堂皇的清真宴会厅；但可能朋友考虑到被请的汉族朋友那么“深入”南城会有思想顾虑，而在“北城”区，找到一家维族朋友熟悉的清真餐厅也不容易，况且，太朝这边“深入”他们的心理上有顾虑。在这种缜密的斟酌之下，选在南城北城交界处的餐厅，似乎再妥当不过了。
和帕尔哈提的“聚聚”，也被选在了这家南北分界线上的餐厅。这家餐厅的生意很好，往往要先预订位置，否则就得在前厅的沙发上等待空位。老板非常热情，但这里是快餐厅，不能吸烟和喝酒。
吃完饭后，帕尔哈提邀请记者和西藏诗人贺中去他家坐坐。于是步行穿越二道桥、国际大巴扎，最后到达文化厅的大院，来到他位于26楼的新居。他跑了很远买了十几瓶冰镇啤酒。三个人在他的客厅慢慢地坐喝一个下午。他的两个小孩在厚厚的地毯上玩耍。他的书架围了两面墙，书柜中除了汉文书，还有很多是英文和维文书。
他指了指书架上的英文原版的《尤利西斯》说，他曾想把它翻译成维文，可是出版社却说“太晦涩”。
2007年，帕尔哈提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听了旅德诗人张枣的课，从此为张枣所吸引，他到张枣在民族大学西门的留学生公寓去玩，有时在酒吧通宵聊天。2010年3月8日，他得到张枣在德国去世的消息，感到十分孤独。几次徘徊在他们曾经彻夜长谈的酒吧，睹物思人。
2011年，帕尔哈提完成了博士论文《察哈台维吾尔文经典文献〈莱丽与麦吉侬〉研究》。《莱丽与麦吉侬》是十五世纪维吾尔诗人泥扎木丁·艾里希尔·纳瓦依写的7200行长诗，帕尔哈提第一次把这部长诗从察哈台维吾尔语翻译成汉语。这些年，各族知识分子相互间的交流少了，文学翻译的基础工作也有所荒疏。他想做的也是沟通的工作。
“阿凡提的幽默”是维吾尔族人的教科书。帕尔哈提小时候听父亲讲了很多笑话，他在阿凡提故事集中找不到，父亲说，“我就是阿凡提呀”。
啤酒消磨着帕尔哈提的苦闷。他的独立和超前的文学和社会观念，引起他预见到的反弹。但他不能改变自己。
一位在新疆研究维吾尔语言的美国犹太学者成了帕尔哈提交流看法的朋友。这位犹太学者把帕尔哈提的两首维吾尔文诗歌翻译成英文，发表在2011年出版的美国《Hayden's Ferry Review》春夏季合刊上。
夜市合影上微博
在帕尔哈提家喝完啤酒，晚上记者要参加一个汉族作家朋友设的饯行宴。帕尔哈提没有问记者要去哪里，跟着就出门，记者便带他一块去赴宴。
饭局设在北门附近的一家湘菜馆。又一次做了“不速之客”的帕尔哈提进门的时候，包括沈苇在内的所有人都略微一惊，继之以喜。帕尔哈提被让到了主座就座。做东的朋友赶快从旁边的清真餐厅点了几盘清真菜，放到了餐桌上。大家皆大欢喜，跟帕尔哈提抢着吃清真餐。
端起白酒一起碰杯。他们说到横亘在他们中间的那道无形的墙，它横亘在“南门”，也横亘在两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之间。但其实他们之间有什么仇视呢？他们只不过是民族不同、习俗不同，诗歌、文学和友谊把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理性地直面“七五事件”，认为所谓“民族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是伪命题，汉族的民族主义和维族的民族主义，都是需要超越的。
沈苇和帕尔哈提都发现，“七五事件”过去两年了，他们还是第一次坐下来正面地谈这个话题。
这天晚上，帕尔哈提和沈苇以及沈苇的作家朋友认真地探讨这个一直回避的话题，结论是，创伤需要抚平，“墙”需要打破，新疆不能纠缠于“民族”问题。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下，各民族就能团结和统一起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在一起。
帕尔哈提告诉沈苇和其他汉族作家朋友，尽管他受到恐怖势力的威胁，但他有过调查，真正的极端民族分裂分子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80后、90后不接受民族分裂思想，他们渴望的是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渠道表达各民族的诉求、权益甚至不满，而不是通过暴力。
深夜方才散去，帕尔哈提意犹未尽，跟一位汉族作家卢一平去他的家里继续喝酒聊天至凌晨。
第二天晚上，在帕尔哈提家楼下的露天夜市里，几个维族朋友约南方周末记者一起吃烤肉，帕尔哈提也来加入。这里是“北城”深入的地带，记者是惟一的汉族。有一个维族朋友用手机给记者和其他维族朋友拍了照片。并说，你发上微博吧，就说我们一起在乌鲁木齐的露天夜市。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1754
维吾尔族作家帕尔哈提·吐尔逊在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和博士连读六年，2011年6月拿到博士学位，在北京没有找到工作，刚刚回到了他原来工作的新疆群艺馆。
2011年7月6日西部杂志社主办了“中国西部作家天池写作营”，活动最后两天的地点在天山天池和阜康市附近的沙漠边缘，帕尔哈提也来了，他是来找参加“写作营”的中央民族大学一位老师敬文东教授的。
“不速之客”帕尔哈提的出现略显突兀。他似乎让这个来自西部12省区的五十多位以汉族居多的作家群体产生说话的某种顾虑。
但这种顾虑很快打消。帕尔哈提跟活动的操办者《西部》杂志总编辑、诗人沈苇是老朋友，他给敬文东以及其他来自内地的作家递烟，在酒桌上一起喝酒，在红柳沙包上一起跋涉，晚上的胡杨林间的篝火晚会上，他的眼神有一种忧伤。他朗诵了一首三个世纪前的维吾尔诗人麦西来甫的诗歌：“另一个世界的酒，让我恍惚飘然……只有在神面前，才能说出真谛。”
沈苇到新疆已经23年了，在“七五事件”前，出版过多部诗集。赞美乌鲁木齐的诗歌《混血的城》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七五事件”颠覆和否定了他的文学和审美观念。“馕的血，烤肉的血”混在一起。
沈苇写了组诗《安魂曲》，组诗中有一首叫《乌鲁木齐墙》：“一堵可见的墙名叫柏林墙，或者巴勒斯坦墙，一堵看不见的墙，名叫乌鲁木齐墙。”“汗腾格里清真寺的大阿訇，对凤凰卫视的记者说：‘现在，我们不去他们那边，他们也不来我们这边……’”但“七五事件”后，宣传很快转入“民族团结”的主题，没有作家对悲剧发言，《安魂曲》在很多地方得不到发表。
2011年6月，《安魂曲》终于获得了一个有影响的民间诗歌奖“柔刚诗歌奖”，沈苇把5000元奖金给了两个受伤者，其中一位是在二道桥居住的56岁的妇女，在“七五事件”时从一辆燃烧的公共汽车的车窗上逃出，至今还有几百块玻璃留在体内。她从此上街总是瞻前顾后。
2010年4月，沈苇被任命为新疆作协的刊物《西部》杂志的总编辑，负责改版。沈苇从“七五事件”以来的心情压抑中走出来，也走出“汉族诗人”的自我，他觉得必须行动起来。
“中国西部作家天池写作营”是他“行动”的一项内容。“7月5日”是个敏感的日子，客人的报到日期于是放在了7月6日。
因为天池风景区住宿紧张，写作营安排新疆本地作家来的不多。为了帕尔哈提，沈苇调整出了房间，让他参加了最后两天“写作营”的活动。
住在26楼的维族诗人
帕尔哈提刚搬进了装修一新的110平方米的家，这栋位于新疆文化厅大院里的新楼，是2009年“七五事件”那一年盖的。文化厅位于解放南路和延安路交接处，是“七五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之一。
那时暴徒们试图冲进文化厅的院子，因为院子里有正在施工的内地汉族民工。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文化厅干部们，自动拿起木棒，戴上自制的臂章，巡逻护院，他们不想让盼望已久的新楼成为泡影。文化厅是个老院子，原来是苏联领事馆，房子老旧狭小。
帕尔哈提那时还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暑期回家时还住南门40平米的小房子里，和父母孩子挤在一起。那个房子一边是南门的清真寺，另一边是和平南路的天主教堂。
帕尔哈提1999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自杀的艺术》，小说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穿插基督教和佛教的典故，也涉及性和精神病。小说在维吾尔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网络上对他有褒有贬，一部分读者把他看成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一部分读者则视他为“异教徒”。他说他因此而上了极端恐怖势力的暗杀名单。帕尔哈提甚至听到一种说法，他的房子因这部小说而“朝天主教堂那边移动了1米”。
南门一带在“七五事件”后曾实行交通戒严和宵禁。警戒解除后，南门一带形成了乌鲁木齐看不见的分界线，这条线以南的山西巷、二道桥、赛马场、新华南路到跃进街一直到和平南路口，维族集中居住的地区，被叫做“南城”，其他部分则叫“北城”，也即以汉族为主的城区。
这种叫法以前是不存在的，尽管生活差异很大，但交流活跃。乌鲁木齐人都喜欢逛二道桥，去那里吃小吃，买价廉物美的纱巾、服饰和民族工艺品。此外，这个面积颇大的区域，有着很多重要的机构和部门，比如自治区人民医院、文化厅、教育厅、农业厅、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新疆大学、天山电影制片厂、新疆电视台、新疆啤酒厂等，其中杂居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也很多，是一个色彩缤纷很有魅力的城区。只不过偶尔因为深夜醉酒，会发生一些动刀子的事件。现在，上街已不准带小刀子了。
夏季是新疆的旅游高峰期，每天大约100辆旅行社大巴进出国际大巴扎（市场的意思），游客主要是内地人和国外客人。山西巷、二道桥、国际大巴扎，这些“七五事件”发生的主要地点，人流熙熙攘攘，汉族面孔不多。在南门以北的人民广场，人们挨得很近地坐在花坛的水泥台边，汉族中间夹杂两三个少数民族，所有人都神情淡然。
赛马场、跃进街等在“七五事件”中发生最血腥案件的地区，整个一大片低矮的街区正在被拆迁，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栋正在建设的高楼，居民将就地安置。
帕尔哈提注意到，“七五事件”以后，二道桥的一件衣服的售价一百多元，而在乌鲁木齐其他地方的卖七八百元。过去，乌鲁木齐的汉族人喜欢到二道桥逛巴扎，现在本地汉族人去得少，这样形成了两个互相隔离的经济圈，同样渠道进货的商品，在二道桥售价就低得多。
事实上，帕尔哈提的房子从南北交界线朝南移动了一段距离，搬进了文化厅，他成了“南城”的居民。
文化厅的房子建好后，单位内部维族和汉族干部互相换房，在大院住的汉族干部换到北京路等汉族人多的地方，而在其他汉族人多的地方居住的维族人，则搬进大院。与乌鲁木齐一度呈现的趋势相似：维族人向“南城”集中，汉族人向“北城”集中。“南城”的楼盘也一度少人问津，“北城”的楼价蹿升得厉害。
这些年来，帕尔哈提的内心孤独，处境颇为尴尬：一方面他因为小说得罪了本民族的一些人，另一方面，在汉族知识分子那里，他又被保持了距离。
2010年元旦，帕尔哈提过生日，晚上和朋友喝酒喝醉了。好不容易遇到一辆出租车下客，帕尔哈提赶紧过去抓住车门，汉族司机找借口不拉他，他一急，抓破了司机的衣领。这时，来了一个特警巡逻队。司机告他打人，帕尔哈提也委屈，对特警队说，“这个司机是民族分裂分子，他不拉我。”这些从内地来的年轻特警们，一看情况就笑了，让他们各走各的。接着又来了一队维吾尔族的巡逻联防队，不由分说把帕尔哈提抓到派出所，关了一夜，理由是：“现在什么时候，你还敢打人！”
有意思的是，帕尔哈提在小说中写到主人公的自杀，“从26楼跳下去，保证能够准确地达到目标，不至于造成残次品”，他在文化厅的房子，刚好就是26楼。
2011年6月，维吾尔网站投票选出了维吾尔当代文学中30部最有影响的小说，《自杀的艺术》名列榜首。这令帕尔哈提多少感到欣慰，因为支持他的人毕竟是多数。
南城北城交界处的餐厅
“西部作家写作营”活动结束，作家们从天池下来，回到了博格达峰下的乌鲁木齐。分别前夕，彼此呼朋引类杯盏酬酢。帕尔哈提也与南方周末记者约好下来聚聚。
在天主教堂的马路对面，这两年新开了一家清真餐厅。这个地方正是位于“南城”和“北城”分界线上。
记者遇到一些维吾尔族朋友请客不约而同都选在了这家餐厅。在请客选择餐厅上，他们可能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照以往的情形，维吾尔族朋友的请客，多半选在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甚至团结路一带装修得富丽堂皇的清真宴会厅；但可能朋友考虑到被请的汉族朋友那么“深入”南城会有思想顾虑，而在“北城”区，找到一家维族朋友熟悉的清真餐厅也不容易，况且，太朝这边“深入”他们的心理上有顾虑。在这种缜密的斟酌之下，选在南城北城交界处的餐厅，似乎再妥当不过了。
和帕尔哈提的“聚聚”，也被选在了这家南北分界线上的餐厅。这家餐厅的生意很好，往往要先预订位置，否则就得在前厅的沙发上等待空位。老板非常热情，但这里是快餐厅，不能吸烟和喝酒。
吃完饭后，帕尔哈提邀请记者和西藏诗人贺中去他家坐坐。于是步行穿越二道桥、国际大巴扎，最后到达文化厅的大院，来到他位于26楼的新居。他跑了很远买了十几瓶冰镇啤酒。三个人在他的客厅慢慢地坐喝一个下午。他的两个小孩在厚厚的地毯上玩耍。他的书架围了两面墙，书柜中除了汉文书，还有很多是英文和维文书。
他指了指书架上的英文原版的《尤利西斯》说，他曾想把它翻译成维文，可是出版社却说“太晦涩”。
2007年，帕尔哈提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听了旅德诗人张枣的课，从此为张枣所吸引，他到张枣在民族大学西门的留学生公寓去玩，有时在酒吧通宵聊天。2010年3月8日，他得到张枣在德国去世的消息，感到十分孤独。几次徘徊在他们曾经彻夜长谈的酒吧，睹物思人。
2011年，帕尔哈提完成了博士论文《察哈台维吾尔文经典文献〈莱丽与麦吉侬〉研究》。《莱丽与麦吉侬》是十五世纪维吾尔诗人泥扎木丁·艾里希尔·纳瓦依写的7200行长诗，帕尔哈提第一次把这部长诗从察哈台维吾尔语翻译成汉语。这些年，各族知识分子相互间的交流少了，文学翻译的基础工作也有所荒疏。他想做的也是沟通的工作。
“阿凡提的幽默”是维吾尔族人的教科书。帕尔哈提小时候听父亲讲了很多笑话，他在阿凡提故事集中找不到，父亲说，“我就是阿凡提呀”。
啤酒消磨着帕尔哈提的苦闷。他的独立和超前的文学和社会观念，引起他预见到的反弹。但他不能改变自己。
一位在新疆研究维吾尔语言的美国犹太学者成了帕尔哈提交流看法的朋友。这位犹太学者把帕尔哈提的两首维吾尔文诗歌翻译成英文，发表在2011年出版的美国《Hayden's Ferry Review》春夏季合刊上。
夜市合影上微博
在帕尔哈提家喝完啤酒，晚上记者要参加一个汉族作家朋友设的饯行宴。帕尔哈提没有问记者要去哪里，跟着就出门，记者便带他一块去赴宴。
饭局设在北门附近的一家湘菜馆。又一次做了“不速之客”的帕尔哈提进门的时候，包括沈苇在内的所有人都略微一惊，继之以喜。帕尔哈提被让到了主座就座。做东的朋友赶快从旁边的清真餐厅点了几盘清真菜，放到了餐桌上。大家皆大欢喜，跟帕尔哈提抢着吃清真餐。
端起白酒一起碰杯。他们说到横亘在他们中间的那道无形的墙，它横亘在“南门”，也横亘在两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之间。但其实他们之间有什么仇视呢？他们只不过是民族不同、习俗不同，诗歌、文学和友谊把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理性地直面“七五事件”，认为所谓“民族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是伪命题，汉族的民族主义和维族的民族主义，都是需要超越的。
沈苇和帕尔哈提都发现，“七五事件”过去两年了，他们还是第一次坐下来正面地谈这个话题。
这天晚上，帕尔哈提和沈苇以及沈苇的作家朋友认真地探讨这个一直回避的话题，结论是，创伤需要抚平，“墙”需要打破，新疆不能纠缠于“民族”问题。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下，各民族就能团结和统一起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在一起。
帕尔哈提告诉沈苇和其他汉族作家朋友，尽管他受到恐怖势力的威胁，但他有过调查，真正的极端民族分裂分子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80后、90后不接受民族分裂思想，他们渴望的是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渠道表达各民族的诉求、权益甚至不满，而不是通过暴力。
深夜方才散去，帕尔哈提意犹未尽，跟一位汉族作家卢一平去他的家里继续喝酒聊天至凌晨。
第二天晚上，在帕尔哈提家楼下的露天夜市里，几个维族朋友约南方周末记者一起吃烤肉，帕尔哈提也来加入。这里是“北城”深入的地带，记者是惟一的汉族。有一个维族朋友用手机给记者和其他维族朋友拍了照片。并说，你发上微博吧，就说我们一起在乌鲁木齐的露天夜市。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1754
(1235)[转帖]蜂蜜“造假”调查——秘密配方风靡多年，谁造就了甜蜜谎言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彭利国 南方周末实习生 史秋娟 2011-07-28 17:53:20
糖浆贩子把糖浆卖给蜂农，一旦周边蜜源减少，便给蜜蜂喂糖和糖浆，“蜜蜂就在酿假蜜”。
用大米糖浆勾兑的蜂蜜，产品质量甚至符合欧盟标准。行业内叫“指标蜜”。
中国原蜜年产量约为8万吨，而2010年蜂蜜出口却高达10.11万吨，内销的蜂蜜并不比出口的少。这多出来的产量只能靠糖浆填补。
真蜂蜜，假蜂蜜
“甜如蜜”，这句古老的中国式祝福恐要“变味”了。日前，一个名为“绿篮子”的食品科普小组随机抽检市售蜂蜜发现，那些摆在超市货架上被宣称具有各种功效的蜂蜜竟然是“假蜂蜜”。
这份由秦皇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下称秦皇岛检验中心）出具的报告显示，国内蜂蜜大品牌中粮悦活枸杞蜂蜜、冠生园纯天然蜂蜜被检测出含有一种名为“大米糖浆”的添加物。
按照2005年颁布并施行至今的蜂蜜国家标准（GB18796-2005）的规定，蜂蜜中不得添加或混入任何淀粉类、糖类、代糖类物质。这也就意味着上述两款蜂蜜实为假蜜。
秦皇岛检验中心是国家级蜂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蜂蜜真假鉴别是其主业之一。委托该中心检测的“绿篮子”则是一个由蜂蜜行业专家、媒体记者和律师共计11人组成的志愿科普团队。据称，此次检测采用的方法是2011年3月份才刚刚出现的SM-R技术（蜂蜜中大米糖浆检测）。
检测结果一经发布，便在业内引起一阵骚动。
2011年7月22日，中粮悦活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悦活蜂蜜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均遵循严格的品质管理标准，所有产品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南方周末记者获悉，部分转载“绿篮子”检测相关新闻的网站接到了际恒集团发来的要求撤稿的函。际恒集团是中粮悦活的合作公关公司。
同一天，冠生园亦在其官网发表声明，称其蜂蜜在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中绝不添加除蜂蜜原料以外的其它任何物质，所有蜂蜜产品均符合GB18796-2005的所有标准要求，并有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检测报告。
“绿篮子”科普小组蜂蜜项目负责人周磊显然对此不满。他说，此次“绿篮子”抽检的中粮悦活枸杞蜂蜜系由山东华康蜂业有限公司生产。检测结论公布后，曾有北京、湖北的多家蜂企致电“绿篮子”，反映山东华康是全国的造假大户，其造假水平相当高，“造完假之后送给欧盟检测都能过”。
山东华康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证实该公司确实代工中粮悦活枸杞蜂蜜的生产，但对于南方周末记者进一步采访则未予以回应。
本周二，中粮悦活的公关公司——际恒集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出具了一份秦皇岛检验中心的最新检验报告。在这份7月23日签发的检验报告上，所有送检的枸杞蜂蜜样品大米糖浆检测均为阴性（即未检出大米糖浆）。
同一品牌产品，同一检测机构，同一检测方法，结论为何大相径庭？“我们是按照第三方试验室来检测，谁委托我们做项目，只要能做的我们就做。”秦皇岛检验中心主任曹彦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有的检测结果仅对来样负责。
事实上，这样的检测结果并不意外。大米糖浆目前已是国内蜂蜜造假的主力，其手段之隐秘和泛滥之凶猛令人防不胜防。
当蜂业遭遇糖浆贩子
大米糖浆之所以能成蜂蜜造假明星，主要在于其与蜂蜜渊源颇深——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大米糖浆可以转化成果糖和葡萄糖。在过去，特别是2011年3月SM-R（蜂蜜中大米糖浆检测）技术出现之前，国内外并无成熟技术可以有效地测出蜂蜜中是否掺有大米糖浆，大米糖浆由此堂而皇之进入蜂业。
“大企业肯定不会自己往蜂蜜里加（大米糖浆），只不过在原料收购上是不是100%严格值得探讨。”中国蜂产品协会蜂蜜专业委员会主任杨寒冰如是说。
杨曾担任北京百花蜂产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据其介绍，由于缺少蜂厂，大型蜂蜜加工企业往往会采用养蜂合作社加蜂农的模式层层把关，保证原蜜纯正，但这种看似可靠的模式近年来已被大米糖浆的推销商攻破。
2011年初，一家第三方实验室为测试SM-R技术，随机从市场上抽检了主要蜂蜜品牌，结果发现逾一半的品牌都测出含有大米糖浆。
“知名企业品牌测出蜂蜜掺假，并不一定是它本身就想收购假蜂蜜，假蜂蜜的来源太广了。”西北大学蜂产品研究中心主任曹炜说，现在源头上就已经把糖浆卖给蜂农了，一旦周边蜜源减少，便给蜜蜂喂糖和糖浆，“蜜蜂就在酿假蜜”。
在2009年的全国蜂产品市场信息交流会上，从1960年代起就从事蜂业的安徽合肥志诚蜂业公司董事长顾永承惊呼：“卖大米糖浆的贩子已经把糖浆送到了蜂场，如此下去，这个行业要完蛋。”
已在蜂业摸爬滚打十六年的志诚蜂业总经理顾振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各个蜜源基地的采收区，大米糖浆工厂的销售人员会频频现身推销，“这已经是常态了。”
湖北、湖南、安徽多家销售大米糖浆的厂家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上述事实。安徽芜湖同力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邱序伟称，该公司三四年前就已开始将大米糖浆卖给河南、安徽等地的蜂农，“有时候养蜂合作社几家集中在一起来我们这边买”。
诸多糖浆企业都表示，一般蜂蜜企业都采用浓度为75%或80%大米糖浆勾兑蜂蜜。但当被问及究竟哪些蜂企购买了他们的产品，这些企业均缄口不言。“他们不让透露”，湖北蕲春县一家糖浆企业销售人员说，“这牵涉到我们的商业信誉。”
国标落后，造假换代
事实上，在大米糖浆之前，蜂蜜就开始造假。“早期掺白糖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检测出来。”杨寒冰说，2003年，利用玉米糖浆造假蜂蜜蔚然成风，这直接催生了GB18796-2005蜂蜜国标的诞生。
此国标虽规定了蜂蜜中不得掺入任何物质，但对于如何检测蜂蜜的真假，却只列了碳-4植物糖检测这一项。玉米属于碳-4植物，如果蜂蜜中掺入玉米糖浆，可以很容易检测出来。
从2008年开始，一种规避老标准的新方法出现——大米糖浆。杨寒冰说，对玉米糖浆驾轻就熟的国标对碳-3的大米糖浆就无能为力。作为该国标的主要起草者，杨寒冰亦颇感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造假的速度比我们研究的速度快。”
“现在掺了大米糖浆、甜菜糖浆的假蜂蜜，可以做到各项参数都符合国标。”江苏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实验室主任吴斌说。该实验室是国家级蜂产品和兽药残留物检测重点实验室。
目前，判定蜂蜜的真假只能依赖现有的标准。由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实验室连同第三方机构合作研发的SM-R技术因为尚未列入国标，亦不能令企业信服。“没有上升到国家标准就没有法律依据。”西北大学蜂产品研究中心主任曹炜说。也正因如此，蜂蜜行业并不认可“绿篮子”发布的检测结果。
旧国标不能胜任，新技术难以正名，掺了大米糖浆的假蜂蜜就成了合法的真蜂蜜。神奇不止这些，用大米糖浆勾兑的蜂蜜，产品质量甚至符合欧盟标准。
一位从事蜂蜜进出口工作的行业高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出口蜂蜜真实性检测手段通常包括TLC、碳同位素、BFF等，安全性检测则涵盖了氯霉素、硝基呋喃、甲硝唑、四环素、沙星类等养蜂禁用抗生素类。相比目前国内蜂蜜真实性检测仅为碳-4植物糖，“安全性基本无检测”，出口蜂蜜可以说严苛许多，然而直到SM-R技术出现之前，出口蜂蜜中的大米糖浆亦难以识别。
“中国出口的蜂蜜也加了大米糖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蜂业老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行业内叫指标蜜。”所谓“指标蜜”，就是根据国外客户的要求制作的蜂蜜，其只要农残兽药各项指标合格即可，对于是否掺了大米糖浆，“老外知道，但也不是很在乎，毕竟掺的只是糖，没什么害”。
如果说一些大企业还有财力可以送交第三方检测，一些中小企业则连这样的动力都没有。“如果我必须做碳-4，大米糖，还要做抗生素几项，做完我就要亏本了。”沈阳一家蜂蜜小企业的负责人如是说。
造假的动力
“只要糖浆的价格比蜂蜜的价格低，就会有企业掺糖浆。”曹炜说。以浓度为75%的大米糖浆为例，多家糖浆经销商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报价是每吨三千多元，即使较为便宜的油菜花蜜，每吨的价格也在八千元上下，荆花蜜在一万元左右，更为昂贵的野桂花蜜原料收购价则在三万至五万元，掺假的利润自不待言。
而对一些蜂企而言，掺假有时并非仅是一个利润问题。
“我们是游牧民族，是吉普赛人。”安徽志诚蜂业总经理顾振宇说。每年的3、4月份是滇、川、湘、鄂等地的油菜花开，5月是洋槐花，6月是晋冀的枣花，现在北京的八达岭正是漫山遍野的荆花。逐花而居的蜂农靠天吃饭，一遇天灾，蜂蜜就会大量减产。“如果一个企业市场销量已经达到了一万吨，它会因为减产就停下来吗？”
根据中国蜂产品协会的统计，2010年气候异常，春季西南五省份大旱，油菜、荔枝、龙眼等蜜源植物流蜜期缩短，减产50%以上。鄂、赣、苏等地低温多雨，油菜花期推迟，减产亦过半。5月，豫、陕、甘等地洋槐因寒冷和沙尘暴减产逾七成。而东北的椴树花期来得早去得早，直接导致吉林省椴树花蜜基本绝收。
正常年景下，我国的蜂蜜出口大约在8万吨左右，不过海关统计的数字显示，原蜜大幅减产的2010年，蜂蜜出口却增加了40%，飙升至10.11万吨，内销的蜂蜜并不比出口的少。虽然农业部的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我国蜂蜜的产量达到29万吨，但一位业内人士悲观地估计，是年我国蜂蜜的原蜜也就在8万吨左右。
“这个缺口是哪来的呢？”这位人士如是说，“只能靠糖浆来填补。”
威胁原蜜产量的因素不惟天灾，蜜源植物、蜂农的减少正成为中国蜂业的现实困境。早年较为普遍的洋槐，目前遭遇着只砍不栽、后继无树的命运，甚至不能称作是稳定的蜜源。此外，我国的蜂农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而年轻一代投身养蜂的越来越少。
供给在萎缩，市场需求却从未消失。农业部颁布的《全国养蜂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预计，到2015年，仅国内的蜂产品消费量将达到每年50万吨。
“国内外有大量的需求，企业在市场已经拼出了销售额，又有掺大米糖浆这个技术，即便原蜜减少，蜂企也不可能不生产。”顾振宇说，“这些因素注定了会有替代品出来，没有大米糖浆也会有其他糖浆。”
显然，大米糖浆不是蜂蜜造假的最后一站。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1708
糖浆贩子把糖浆卖给蜂农，一旦周边蜜源减少，便给蜜蜂喂糖和糖浆，“蜜蜂就在酿假蜜”。
用大米糖浆勾兑的蜂蜜，产品质量甚至符合欧盟标准。行业内叫“指标蜜”。
中国原蜜年产量约为8万吨，而2010年蜂蜜出口却高达10.11万吨，内销的蜂蜜并不比出口的少。这多出来的产量只能靠糖浆填补。
真蜂蜜，假蜂蜜
“甜如蜜”，这句古老的中国式祝福恐要“变味”了。日前，一个名为“绿篮子”的食品科普小组随机抽检市售蜂蜜发现，那些摆在超市货架上被宣称具有各种功效的蜂蜜竟然是“假蜂蜜”。
这份由秦皇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下称秦皇岛检验中心）出具的报告显示，国内蜂蜜大品牌中粮悦活枸杞蜂蜜、冠生园纯天然蜂蜜被检测出含有一种名为“大米糖浆”的添加物。
按照2005年颁布并施行至今的蜂蜜国家标准（GB18796-2005）的规定，蜂蜜中不得添加或混入任何淀粉类、糖类、代糖类物质。这也就意味着上述两款蜂蜜实为假蜜。
秦皇岛检验中心是国家级蜂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蜂蜜真假鉴别是其主业之一。委托该中心检测的“绿篮子”则是一个由蜂蜜行业专家、媒体记者和律师共计11人组成的志愿科普团队。据称，此次检测采用的方法是2011年3月份才刚刚出现的SM-R技术（蜂蜜中大米糖浆检测）。
检测结果一经发布，便在业内引起一阵骚动。
2011年7月22日，中粮悦活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悦活蜂蜜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均遵循严格的品质管理标准，所有产品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南方周末记者获悉，部分转载“绿篮子”检测相关新闻的网站接到了际恒集团发来的要求撤稿的函。际恒集团是中粮悦活的合作公关公司。
同一天，冠生园亦在其官网发表声明，称其蜂蜜在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中绝不添加除蜂蜜原料以外的其它任何物质，所有蜂蜜产品均符合GB18796-2005的所有标准要求，并有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检测报告。
“绿篮子”科普小组蜂蜜项目负责人周磊显然对此不满。他说，此次“绿篮子”抽检的中粮悦活枸杞蜂蜜系由山东华康蜂业有限公司生产。检测结论公布后，曾有北京、湖北的多家蜂企致电“绿篮子”，反映山东华康是全国的造假大户，其造假水平相当高，“造完假之后送给欧盟检测都能过”。
山东华康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证实该公司确实代工中粮悦活枸杞蜂蜜的生产，但对于南方周末记者进一步采访则未予以回应。
本周二，中粮悦活的公关公司——际恒集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出具了一份秦皇岛检验中心的最新检验报告。在这份7月23日签发的检验报告上，所有送检的枸杞蜂蜜样品大米糖浆检测均为阴性（即未检出大米糖浆）。
同一品牌产品，同一检测机构，同一检测方法，结论为何大相径庭？“我们是按照第三方试验室来检测，谁委托我们做项目，只要能做的我们就做。”秦皇岛检验中心主任曹彦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有的检测结果仅对来样负责。
事实上，这样的检测结果并不意外。大米糖浆目前已是国内蜂蜜造假的主力，其手段之隐秘和泛滥之凶猛令人防不胜防。
当蜂业遭遇糖浆贩子
大米糖浆之所以能成蜂蜜造假明星，主要在于其与蜂蜜渊源颇深——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大米糖浆可以转化成果糖和葡萄糖。在过去，特别是2011年3月SM-R（蜂蜜中大米糖浆检测）技术出现之前，国内外并无成熟技术可以有效地测出蜂蜜中是否掺有大米糖浆，大米糖浆由此堂而皇之进入蜂业。
“大企业肯定不会自己往蜂蜜里加（大米糖浆），只不过在原料收购上是不是100%严格值得探讨。”中国蜂产品协会蜂蜜专业委员会主任杨寒冰如是说。
杨曾担任北京百花蜂产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据其介绍，由于缺少蜂厂，大型蜂蜜加工企业往往会采用养蜂合作社加蜂农的模式层层把关，保证原蜜纯正，但这种看似可靠的模式近年来已被大米糖浆的推销商攻破。
2011年初，一家第三方实验室为测试SM-R技术，随机从市场上抽检了主要蜂蜜品牌，结果发现逾一半的品牌都测出含有大米糖浆。
“知名企业品牌测出蜂蜜掺假，并不一定是它本身就想收购假蜂蜜，假蜂蜜的来源太广了。”西北大学蜂产品研究中心主任曹炜说，现在源头上就已经把糖浆卖给蜂农了，一旦周边蜜源减少，便给蜜蜂喂糖和糖浆，“蜜蜂就在酿假蜜”。
在2009年的全国蜂产品市场信息交流会上，从1960年代起就从事蜂业的安徽合肥志诚蜂业公司董事长顾永承惊呼：“卖大米糖浆的贩子已经把糖浆送到了蜂场，如此下去，这个行业要完蛋。”
已在蜂业摸爬滚打十六年的志诚蜂业总经理顾振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各个蜜源基地的采收区，大米糖浆工厂的销售人员会频频现身推销，“这已经是常态了。”
湖北、湖南、安徽多家销售大米糖浆的厂家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上述事实。安徽芜湖同力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邱序伟称，该公司三四年前就已开始将大米糖浆卖给河南、安徽等地的蜂农，“有时候养蜂合作社几家集中在一起来我们这边买”。
诸多糖浆企业都表示，一般蜂蜜企业都采用浓度为75%或80%大米糖浆勾兑蜂蜜。但当被问及究竟哪些蜂企购买了他们的产品，这些企业均缄口不言。“他们不让透露”，湖北蕲春县一家糖浆企业销售人员说，“这牵涉到我们的商业信誉。”
国标落后，造假换代
事实上，在大米糖浆之前，蜂蜜就开始造假。“早期掺白糖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检测出来。”杨寒冰说，2003年，利用玉米糖浆造假蜂蜜蔚然成风，这直接催生了GB18796-2005蜂蜜国标的诞生。
此国标虽规定了蜂蜜中不得掺入任何物质，但对于如何检测蜂蜜的真假，却只列了碳-4植物糖检测这一项。玉米属于碳-4植物，如果蜂蜜中掺入玉米糖浆，可以很容易检测出来。
从2008年开始，一种规避老标准的新方法出现——大米糖浆。杨寒冰说，对玉米糖浆驾轻就熟的国标对碳-3的大米糖浆就无能为力。作为该国标的主要起草者，杨寒冰亦颇感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造假的速度比我们研究的速度快。”
“现在掺了大米糖浆、甜菜糖浆的假蜂蜜，可以做到各项参数都符合国标。”江苏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实验室主任吴斌说。该实验室是国家级蜂产品和兽药残留物检测重点实验室。
目前，判定蜂蜜的真假只能依赖现有的标准。由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实验室连同第三方机构合作研发的SM-R技术因为尚未列入国标，亦不能令企业信服。“没有上升到国家标准就没有法律依据。”西北大学蜂产品研究中心主任曹炜说。也正因如此，蜂蜜行业并不认可“绿篮子”发布的检测结果。
旧国标不能胜任，新技术难以正名，掺了大米糖浆的假蜂蜜就成了合法的真蜂蜜。神奇不止这些，用大米糖浆勾兑的蜂蜜，产品质量甚至符合欧盟标准。
一位从事蜂蜜进出口工作的行业高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出口蜂蜜真实性检测手段通常包括TLC、碳同位素、BFF等，安全性检测则涵盖了氯霉素、硝基呋喃、甲硝唑、四环素、沙星类等养蜂禁用抗生素类。相比目前国内蜂蜜真实性检测仅为碳-4植物糖，“安全性基本无检测”，出口蜂蜜可以说严苛许多，然而直到SM-R技术出现之前，出口蜂蜜中的大米糖浆亦难以识别。
“中国出口的蜂蜜也加了大米糖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蜂业老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行业内叫指标蜜。”所谓“指标蜜”，就是根据国外客户的要求制作的蜂蜜，其只要农残兽药各项指标合格即可，对于是否掺了大米糖浆，“老外知道，但也不是很在乎，毕竟掺的只是糖，没什么害”。
如果说一些大企业还有财力可以送交第三方检测，一些中小企业则连这样的动力都没有。“如果我必须做碳-4，大米糖，还要做抗生素几项，做完我就要亏本了。”沈阳一家蜂蜜小企业的负责人如是说。
造假的动力
“只要糖浆的价格比蜂蜜的价格低，就会有企业掺糖浆。”曹炜说。以浓度为75%的大米糖浆为例，多家糖浆经销商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报价是每吨三千多元，即使较为便宜的油菜花蜜，每吨的价格也在八千元上下，荆花蜜在一万元左右，更为昂贵的野桂花蜜原料收购价则在三万至五万元，掺假的利润自不待言。
而对一些蜂企而言，掺假有时并非仅是一个利润问题。
“我们是游牧民族，是吉普赛人。”安徽志诚蜂业总经理顾振宇说。每年的3、4月份是滇、川、湘、鄂等地的油菜花开，5月是洋槐花，6月是晋冀的枣花，现在北京的八达岭正是漫山遍野的荆花。逐花而居的蜂农靠天吃饭，一遇天灾，蜂蜜就会大量减产。“如果一个企业市场销量已经达到了一万吨，它会因为减产就停下来吗？”
根据中国蜂产品协会的统计，2010年气候异常，春季西南五省份大旱，油菜、荔枝、龙眼等蜜源植物流蜜期缩短，减产50%以上。鄂、赣、苏等地低温多雨，油菜花期推迟，减产亦过半。5月，豫、陕、甘等地洋槐因寒冷和沙尘暴减产逾七成。而东北的椴树花期来得早去得早，直接导致吉林省椴树花蜜基本绝收。
正常年景下，我国的蜂蜜出口大约在8万吨左右，不过海关统计的数字显示，原蜜大幅减产的2010年，蜂蜜出口却增加了40%，飙升至10.11万吨，内销的蜂蜜并不比出口的少。虽然农业部的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我国蜂蜜的产量达到29万吨，但一位业内人士悲观地估计，是年我国蜂蜜的原蜜也就在8万吨左右。
“这个缺口是哪来的呢？”这位人士如是说，“只能靠糖浆来填补。”
威胁原蜜产量的因素不惟天灾，蜜源植物、蜂农的减少正成为中国蜂业的现实困境。早年较为普遍的洋槐，目前遭遇着只砍不栽、后继无树的命运，甚至不能称作是稳定的蜜源。此外，我国的蜂农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而年轻一代投身养蜂的越来越少。
供给在萎缩，市场需求却从未消失。农业部颁布的《全国养蜂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预计，到2015年，仅国内的蜂产品消费量将达到每年50万吨。
“国内外有大量的需求，企业在市场已经拼出了销售额，又有掺大米糖浆这个技术，即便原蜜减少，蜂企也不可能不生产。”顾振宇说，“这些因素注定了会有替代品出来，没有大米糖浆也会有其他糖浆。”
显然，大米糖浆不是蜂蜜造假的最后一站。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1708
(1234)[转帖](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这是我们与你见面的第777次。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上，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希望，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心事。
本世纪最后的日历正在一页页减去，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人们有理想但也有幻象，人们得到过安慰也蒙受过羞辱，人们曾经不再相信别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好在岁月让我们深知“真”的宝贵——真实、真情、真理，它让我们离开凌空蹈虚的乌托邦险境，认清了虚伪和欺骗。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就像平常一样，我们与你再次见面，为逝去的一年而感怀，为新来的一年作准备。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
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谷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开……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要向你、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一声，“新年好”！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因为有你，才有我们。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着泪水，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是精神抖擞，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在不断寻求，因为我们爱得深沉。爱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们善良，他们正直，他们懂得互相关怀。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2205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上，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希望，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心事。
本世纪最后的日历正在一页页减去，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人们有理想但也有幻象，人们得到过安慰也蒙受过羞辱，人们曾经不再相信别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好在岁月让我们深知“真”的宝贵——真实、真情、真理，它让我们离开凌空蹈虚的乌托邦险境，认清了虚伪和欺骗。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就像平常一样，我们与你再次见面，为逝去的一年而感怀，为新来的一年作准备。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
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谷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开……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要向你、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一声，“新年好”！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因为有你，才有我们。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着泪水，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是精神抖擞，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在不断寻求，因为我们爱得深沉。爱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们善良，他们正直，他们懂得互相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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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转帖]一些段子(93)
报纸撤了，还有微博，微博挂了，还有邮箱，邮箱关了，还有短信，短信停了，还有签名，签名没了，还有电话，电话停了，还有语音，语音封了，还能托梦，托梦不到，那烧纸吧。（@作业本）
@张亦霆：“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在羞辱着你。”
@摄影师陈杰：再发！今，发此文一切后果我担。撤版真相：晚9点光明传达：总体上，温州报道大幅降温。除官方正面，其他分析性、评论性，自采的、链接都不搞。晚10点光明某总急电：正面负面一律不许做。零时再电：只用新华社稿，不发图，不上重要版面重要位置。并威胁坚决执行不得讨价还价。三次禁令共导致撤版9个。
@凤凰东方传媒：铁盗部办的《人民铁道》今天（7月30日）头条：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你们不要这么搞笑了
铁道部：在救援过程中，桥上有三节车厢挤压在一起，中间车厢变形严重，救援人员无法对该车厢进行彻底清查搜救。按照指挥部确定的把救人放在首位的救援方案，在桥下使用大吨位汽车吊精准、平稳地将两端车厢移开，公安武警、救援人员得以对该车厢实施全面搜救，在移出数具遗体后，小伊伊在这里获救了。
你看见过这世上有几多国家不允许点蜡烛哀悼死者的？
韩松：以前老有人批评我的地铁写得太黑暗，过去七天里我才感觉到，我写得太温情了！
@慕容雪村：那谁，你这到底是在帮忙，还是在抹黑？千万人已经知道了，你还在遮掩，还在屏蔽，撤了稿你以为就没人知？封了口你以为就没人说？捂上自己的耳朵就以为没人听到？你屁股下面的一定是椅子，但你脖子上面的还是不是脑袋？你究竟是在捍卫你们的千秋危业，还是在催它早日灭亡？
@土家野夫：当嘴被缝上的时候，眼睛一定睁开了；当眼睛抠掉的时候，耳朵一直盛开；当耳朵被堵上的时候，心肯定醒来。当心都绽开的时候，手，一定开始握紧了……
@新京包吴伟：“为了唤醒他，我一直和他说话，摸他，全身地摸。但他全身都是伤，从头到脚都是伤，我都不知道手往哪里下。”这是我温州之行的最后一篇稿件开篇的直接引语，来自于第40名死者陈伟的妻子刘成兰，写的时候未曾料到，这竟会是这个夜晚过去后媒体人对这个国家的感悟。
@钱钢-香港大学：新华社几天前N问铁道部是真的，新华社今天为虎作伥也是真的；昨天媒体的集体抗命是真的，今天管束收紧也是真的；我们真的没那么强大，而他们真的心虚胆弱草木皆兵；我们不为毫厘的突破而雀跃，看到“天还是那个天”也无须气馁；劫难中已显现公民、媒体和体制内有良知者携手的力量，真的，不必绝望！
徐秋华，桂林市一家酒店客服。今年2月，她被阳朔县警察以谋杀县委书记谭峰罪名抓走。徐秋华辨解说她不认识谭书记，更不可能谋杀他，但经过15天的修理，徐秋华被迫招了。然后发现这是一起冤狱，谋杀书记之事纯属子虚乌有。阳朔县委宣传部说：我们谭书记也是受害者，挺委屈的……（@雾满拦江）
@作业本：美美的事还没搞清楚呢，就不让搞了。红会的事还没搞清楚呢，也不让搞了。动车的事儿还没搞清楚呢，也不让搞了。高铁的事还没搞清楚呢，也不让搞了。京珠高速得事还没搞清楚呢，就没人搞了。赖总的事还没搞清楚呢，就没法搞了……问：为什么都搞不清楚？答：都撤稿了。
@王福重：我就埋车头，又取出来，目的达到了，我再辟谣，你不信，你能怎么着？我就发通知，不让律师接待遇难者家属，律师就没敢接，然后我再辟谣，你能怎么着？我就说是雷劈的，你不信，我就说是信号问题，你还不信，那我让调查组慢慢编的让你信了，你还不信，那我就不管了，爱咋的咋的，人都死了，你能怎么着？
政府为何要查封“报纸”？因为我们说了真话，他们害怕我们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建党伟业》毛泽东）
严少雄:美国有一老头查克费尼，穿旧衣服，戴烂手表，住出租屋，挤公交车。他为美国教育捐出了近20亿美金，还希望死前把仅有的40亿美金全部捐献给社会。在北京有个大富豪陈五喜，开豪车，住华宅，吃大餐，手上戴大钻戒，投资房地产，同时还在民 政 部门领取低 保，8年间共得到10万元的社 会 救 助。
碗中物： 1945年8月9日，苏联赶在日本投降前夕突然进军东北。东北物资遭到大肆掠夺，其财产损失相当于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红 军还在城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在大街上对妇女施行强 暴，甚至使用机关枪射杀，对孩童施暴。年轻的妇女们，纷纷把头剃光，胸部也紧束起来，穿上男人装，以求自保。
浑身不自在 ：小的时候就听当地的老人讲，老毛子比小日本还坏，当时俺说什么也不信。保尔同志的战友怎么会比日本鬼子还坏呢？不过俺家门口的铁路只有路基，铁轨的确是让老毛子拆走了。
木易木子--北方好凉：三 聚氰 胺牛奶草草了事你不生气，各地血 拆层出不穷你不在乎，郭 美美 事 件无人追究你不愤怒，反而是巩俐宣誓加入新加坡国籍的画面深深刺痛着你那颗中国人的心？中国人，你真是太奇怪了！一个艺人而已，就引发了这么多的关注。有这样强烈的爱国情感，为什么不去追查卷 款外 逃的官员和瓜 瓜们？
结石宝宝之父：转来的：和谐 号死 难者，肯定有对京珠高速大火漠不关心的；京珠的死难者中，肯定有对上海胶 州 路大 火漠不关心的；胶 州路的死 难者中，肯定大多数人对汶川豆 腐 渣难 童漠然的；汶川难童家长，又有几个人对克拉 玛依大 火表示过愤慨的.....铁勾勾住嘴，刀子架在脖子，才开始叫的，是猪
罗晓松：一个国家有一两个药 家 鑫，这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个国家就是药 家 鑫——撞了车，伤了人，怕事情败露，不顾死活立即掩埋。如此冷血残忍，与杀人犯何异？
范东升 : 这家报纸我父亲是第一任社长。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世，我想他宁愿辞职，也不会同意“挂羊头卖狗肉”。（面对今天的人民日报，范长江之子如是说）
严少雄：小时候，奇迹是一个柔软的奶瓶，三聚氰氨在里面，良心在外面；长大后，奇迹是一座燃烧的礼堂，孩子在里面，领导在外里面；再后来，奇迹是一辆着火的大巴，人在里面，救生锤在外面；到现在，奇迹是一节血迹斑驳的车厢，你在里面，铲车在外面
宪 法第三十五条：乘地铁吧，电梯垮了。坐动车吧，追尾了。坐客车吧，起火烧了。喝口水吧，农夫山泉长蛆了。吃点肉吧，八戒比唐僧贵了。看篮球吧，姚明退了。看足球吧，老挝都进咱两了。摆个摊吧，黑社会当城管了。捐个款吧，钱都买玛莎拉蒂了。出个国吧，赖昌星都遣返了……买个股吧，暴跌了【总结：日子木法过了】
小婦人三世： 《今日咸阳》报道：印有“汶 川抗 震救 灾纪 念”、“中G河南 省 委 河南省 人 民 政 府 赠”等字样的毛巾在华润万家兴平店以3.99元的促销价销售！————红十字啊！
周 述 恒: 【猪狗一般的中国人】《拉贝日记》书中只看到一个中国女人闪耀着人性尊严，其余只知道跪地哀嚎，像猪狗一样被人凌辱和屠戮。最让人惊讶的是鲜血未干之际，安全区中国人居然放鞭炮庆贺春节。连拉贝也惊叹：这些中国人只要自己不被杀掉就可喜可贺····读到这里，悲愤无奈厌恶的感觉一直缠绕至今
老妖飘啊飘：1115艰难的里程: 告全国人民书；2010.1 1.1 5上海胶 州 路728教 师公 寓火 灾，死58人，伤71人，已过八个多月，156户受灾。至今只有16户得到一部分赔 偿。其中包括8户是区属单位房。近期被告之，到10月15日止。临时安 置 费自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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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野夫：当嘴被缝上的时候，眼睛一定睁开了；当眼睛抠掉的时候，耳朵一直盛开；当耳朵被堵上的时候，心肯定醒来。当心都绽开的时候，手，一定开始握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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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香港大学：新华社几天前N问铁道部是真的，新华社今天为虎作伥也是真的；昨天媒体的集体抗命是真的，今天管束收紧也是真的；我们真的没那么强大，而他们真的心虚胆弱草木皆兵；我们不为毫厘的突破而雀跃，看到“天还是那个天”也无须气馁；劫难中已显现公民、媒体和体制内有良知者携手的力量，真的，不必绝望！
徐秋华，桂林市一家酒店客服。今年2月，她被阳朔县警察以谋杀县委书记谭峰罪名抓走。徐秋华辨解说她不认识谭书记，更不可能谋杀他，但经过15天的修理，徐秋华被迫招了。然后发现这是一起冤狱，谋杀书记之事纯属子虚乌有。阳朔县委宣传部说：我们谭书记也是受害者，挺委屈的……（@雾满拦江）
@作业本：美美的事还没搞清楚呢，就不让搞了。红会的事还没搞清楚呢，也不让搞了。动车的事儿还没搞清楚呢，也不让搞了。高铁的事还没搞清楚呢，也不让搞了。京珠高速得事还没搞清楚呢，就没人搞了。赖总的事还没搞清楚呢，就没法搞了……问：为什么都搞不清楚？答：都撤稿了。
@王福重：我就埋车头，又取出来，目的达到了，我再辟谣，你不信，你能怎么着？我就发通知，不让律师接待遇难者家属，律师就没敢接，然后我再辟谣，你能怎么着？我就说是雷劈的，你不信，我就说是信号问题，你还不信，那我让调查组慢慢编的让你信了，你还不信，那我就不管了，爱咋的咋的，人都死了，你能怎么着？
政府为何要查封“报纸”？因为我们说了真话，他们害怕我们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建党伟业》毛泽东）
严少雄:美国有一老头查克费尼，穿旧衣服，戴烂手表，住出租屋，挤公交车。他为美国教育捐出了近20亿美金，还希望死前把仅有的40亿美金全部捐献给社会。在北京有个大富豪陈五喜，开豪车，住华宅，吃大餐，手上戴大钻戒，投资房地产，同时还在民 政 部门领取低 保，8年间共得到10万元的社 会 救 助。
碗中物： 1945年8月9日，苏联赶在日本投降前夕突然进军东北。东北物资遭到大肆掠夺，其财产损失相当于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红 军还在城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在大街上对妇女施行强 暴，甚至使用机关枪射杀，对孩童施暴。年轻的妇女们，纷纷把头剃光，胸部也紧束起来，穿上男人装，以求自保。
浑身不自在 ：小的时候就听当地的老人讲，老毛子比小日本还坏，当时俺说什么也不信。保尔同志的战友怎么会比日本鬼子还坏呢？不过俺家门口的铁路只有路基，铁轨的确是让老毛子拆走了。
木易木子--北方好凉：三 聚氰 胺牛奶草草了事你不生气，各地血 拆层出不穷你不在乎，郭 美美 事 件无人追究你不愤怒，反而是巩俐宣誓加入新加坡国籍的画面深深刺痛着你那颗中国人的心？中国人，你真是太奇怪了！一个艺人而已，就引发了这么多的关注。有这样强烈的爱国情感，为什么不去追查卷 款外 逃的官员和瓜 瓜们？
结石宝宝之父：转来的：和谐 号死 难者，肯定有对京珠高速大火漠不关心的；京珠的死难者中，肯定有对上海胶 州 路大 火漠不关心的；胶 州路的死 难者中，肯定大多数人对汶川豆 腐 渣难 童漠然的；汶川难童家长，又有几个人对克拉 玛依大 火表示过愤慨的.....铁勾勾住嘴，刀子架在脖子，才开始叫的，是猪
罗晓松：一个国家有一两个药 家 鑫，这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个国家就是药 家 鑫——撞了车，伤了人，怕事情败露，不顾死活立即掩埋。如此冷血残忍，与杀人犯何异？
范东升 : 这家报纸我父亲是第一任社长。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世，我想他宁愿辞职，也不会同意“挂羊头卖狗肉”。（面对今天的人民日报，范长江之子如是说）
严少雄：小时候，奇迹是一个柔软的奶瓶，三聚氰氨在里面，良心在外面；长大后，奇迹是一座燃烧的礼堂，孩子在里面，领导在外里面；再后来，奇迹是一辆着火的大巴，人在里面，救生锤在外面；到现在，奇迹是一节血迹斑驳的车厢，你在里面，铲车在外面
宪 法第三十五条：乘地铁吧，电梯垮了。坐动车吧，追尾了。坐客车吧，起火烧了。喝口水吧，农夫山泉长蛆了。吃点肉吧，八戒比唐僧贵了。看篮球吧，姚明退了。看足球吧，老挝都进咱两了。摆个摊吧，黑社会当城管了。捐个款吧，钱都买玛莎拉蒂了。出个国吧，赖昌星都遣返了……买个股吧，暴跌了【总结：日子木法过了】
小婦人三世： 《今日咸阳》报道：印有“汶 川抗 震救 灾纪 念”、“中G河南 省 委 河南省 人 民 政 府 赠”等字样的毛巾在华润万家兴平店以3.99元的促销价销售！————红十字啊！
周 述 恒: 【猪狗一般的中国人】《拉贝日记》书中只看到一个中国女人闪耀着人性尊严，其余只知道跪地哀嚎，像猪狗一样被人凌辱和屠戮。最让人惊讶的是鲜血未干之际，安全区中国人居然放鞭炮庆贺春节。连拉贝也惊叹：这些中国人只要自己不被杀掉就可喜可贺····读到这里，悲愤无奈厌恶的感觉一直缠绕至今
老妖飘啊飘：1115艰难的里程: 告全国人民书；2010.1 1.1 5上海胶 州 路728教 师公 寓火 灾，死58人，伤71人，已过八个多月，156户受灾。至今只有16户得到一部分赔 偿。其中包括8户是区属单位房。近期被告之，到10月15日止。临时安 置 费自 理。
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
(1232)[转帖]一些段子(92)
其实正常人都该能想到车厢里可能还有活人，这种急急切割掩埋的不正常举动是为什么？...我们以生命的名义，共同企盼：重新思考发展的意义和目的，不要让更多的孩子成为孤儿，不要让更多的父母失去孩子，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奇迹”！ http://t.cn/ajcFXc
@tmac周：一听到是省内某城市的记者来采访，家属直接拒绝回答，“跟你们说他妈屁用，又不能播”
@雾满拦江：铁道部赔偿消息：赔偿标准以17.2万元为基数，固定不变；还加上其它费用及保险理赔，总计不超过45万元；在短时间签订协议的可视情况酌情予以数万元奖励。最后这个数万元奖励，不是铁道部出，而是遇难者户籍所在地政府出钱……就是你我这些纳税人，包括死难者本人，自己奖励自己，这是何等荒唐的事情啊。
@HS偷偷：CCTV大骂铁道部，百姓以为变天。其实，不管CCTV、人民日报还是乌有之乡都从来不乏大骂政府之举。他们中心只有一个，政府可以骂，但党绝不能骂。政府错，是党的精神没落实好，而永远正确的党，会领导政府慢慢改良的。在这点上，许多看似愤青的公知拿捏得很好。孩子们，别傻了，洗洗睡吧，没戏。
@许文广：电闪雷鸣，北京下起了冰雹！今天，上海冰雹、合肥冰雹、重庆冰雹、石家庄冰雹、湖北襄阳冰雹、广东梅州冰雹……难道，被一直用来顶雷的雷公真的怒了？
30多度的高温下冰雹。可见这个世界有多么大的冤情啊。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
在兲朝，能活着，每天都是奇迹
@魔法學院-腐班长：“悟空，坐这车真的很快到西天吗”“是的，师傅，很快的”......
伊伊的叔叔说：不能接受铁道部的道歉，将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利，我一定要为哥哥一家讨公道，这么多的家庭支离破碎，铁道部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人命重要，还是通车重要？他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惊魂动车组：【我拍我拍我拍拍拍】铁道部最新发稿，连用11个词表扬自己！ 及时\迅速\全力。我不得不骂一句，草尼玛。
上海铁路局曾表示，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全国和温州南站使用同类型信号设备的有58个车站、18个中基站。
@南方周末经济：去年5月23日K859次列车在江西一偏僻处脱轨（公布是19人死亡），一位参加救援的核心人士告诉记者：“凌晨2点出事，18点通车，上次救援时间更短。用挖掘机挖个坑，把车厢扒出来，扔到坑里，然后用铲车去拍扁。有些没抢出来的断肢等也一起拍，一起埋掉。十几天后，事故平息，又挖出来，全部清掉，拉走。”
@德钦杰波：5、23列车脱轨我刚好在江西，当天就赶到那边，混在消防兄弟的队伍里进了现场，我当时了解到，救援人员抬出来的尸体就不止19具，当时发片子的时候，我没办法面对自己可怜的良心，只能说我的数字是新华社公布的死亡人数了
@老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没有恐惧，象挪威人那样，被一个疯子一口气杀了80多人（是这次温州事故宣布死亡人数的一倍多）以后，依旧没有恐惧，更珍惜阳光，喷泉，鲜花，海岛和孩子，信任每一个走过身边的人。
发言人优劣，最根本的是强调诚实，编制的谎言越大，维护谎言的成本越高。被人揭穿并被抛弃的风险越大。－﹣引自王勇平所著《彼岸掠影》。
广西桂林司机阳筱忠被桂林阳朔县公安局以“谋杀”和敲诈勒索县委书记为由关押93天。除他之外，还有3人以几乎同样罪名被抓。北京一律师在博客上称，该案得以发生，是县委书记为了在领导班子换届考察期间顺利通过考察，将可能“坏”自己“好事”的人抓捕。
姜莱《还账的日子来临了》：我们正生活在这种体制内：权力者可以不受约束地借债透支，能随心所欲地使用透支出来的银子，可它们形成的巨大“债务”，却得由所有小民们承担，债务人是全体小民。对权力者来说，这是一种多好的体制呀!在这种体制下，我要是一位权力者，也会乐此不疲地持续借着透着，恐怕很难产生消停一下的想法。
挪威小岛杀人狂在他的宣言里提到了中国，他说“中国人只想赚你的钱”，他到过上海，一进麦当劳就几十双眼镜齐刷刷盯着他，让他吃不下饭。他还受骗过，为一个1欧元的菜支付了30欧元。网友评论：“你看，连恐怖分子到中国都没有安全感。”
有个真实段子，有个人从来没有在腾讯工作过，他虚拟腾讯经历面试进了阿里，被阿里发现能力不济后，以阿里工作经历真正才进入腾讯，然后发现能力不够开除后，以腾讯及阿里工作经历，进入了中国排名前几十名互联网公司做CEO，目前还稳稳当当的做着这个位置，成为业界传奇。
原《南方都市报》财经记者，原《南都周刊》副总编辑@蓝弓子 （蓝维维）掷地有声谈造谣：“造谣和传谣是公 民的基 本权 力”。。。“主观造谣如果为了维护大多数人利益，就具有正 义成分”。。。“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造政 府谣的权 利。”
京城张十五：【中国军队全球实力最强！】现代战争，打得就是经济实力，打得是后勤保障能力。我 军配备的奔驰S600 V12，260万一辆，米国军 队配得起吗？百公里加速只需4.6秒，追击敌人，他们跑得了吗？
严少雄:2004年ZZ局C委一级离 休 干 部12人，公 费开 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副总L一级离 休 干 部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万元。5537名省 部 级 离 休干 部每人每年70多万元至600多万元(如汪 DH，一年医疗开支500多万元，在锦 江宾 馆、大公 馆设有“汪 办”)。(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袁国宝 ：下面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国富民穷？请看：今年上半年央 企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96874.6亿，同 比增 长24.2%；上半年国家财 政收 入的增长更是达到了31.2%；相比之下，城 乡居民的收 入增幅与两者相差很远。据此前官方数据，上半年我国城镇居 民人 均可 支 配 收 入实际增 长7.6%。唉，没得比啊。
无事小神仙2430：盐 城新 四 军纪 念 馆是全国唯一的专业性新 四 军纪 念 馆，它介绍从1937年10月起成立的新 四 军开始仅万人，皖 南事 变后有9万人，抗 战胜 利后有31万人；八年中直接和国 民 党军 队作战3千余次，消灭国 军14万人。而该军和联 队以上日 军正面作战的资料却找不到。
公 民党人：【中国 式选 举】陈士 能，陈 丕 显的儿子。10多年前不顾上头阻拦，执意要竞选贵 州省 长。得票第一。选 举 组害怕，电话打到北京。北京指 示：不要宣布，先放电影给代 表看。一部放完，请 示北京，北京回答：尚未决定，再放电影。两部放完，北京说：先宣布吧。不久，陈 士 能被调离贵 州。管你选上与否，大不了玩死你
@tmac周：一听到是省内某城市的记者来采访，家属直接拒绝回答，“跟你们说他妈屁用，又不能播”
@雾满拦江：铁道部赔偿消息：赔偿标准以17.2万元为基数，固定不变；还加上其它费用及保险理赔，总计不超过45万元；在短时间签订协议的可视情况酌情予以数万元奖励。最后这个数万元奖励，不是铁道部出，而是遇难者户籍所在地政府出钱……就是你我这些纳税人，包括死难者本人，自己奖励自己，这是何等荒唐的事情啊。
@HS偷偷：CCTV大骂铁道部，百姓以为变天。其实，不管CCTV、人民日报还是乌有之乡都从来不乏大骂政府之举。他们中心只有一个，政府可以骂，但党绝不能骂。政府错，是党的精神没落实好，而永远正确的党，会领导政府慢慢改良的。在这点上，许多看似愤青的公知拿捏得很好。孩子们，别傻了，洗洗睡吧，没戏。
@许文广：电闪雷鸣，北京下起了冰雹！今天，上海冰雹、合肥冰雹、重庆冰雹、石家庄冰雹、湖北襄阳冰雹、广东梅州冰雹……难道，被一直用来顶雷的雷公真的怒了？
30多度的高温下冰雹。可见这个世界有多么大的冤情啊。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
在兲朝，能活着，每天都是奇迹
@魔法學院-腐班长：“悟空，坐这车真的很快到西天吗”“是的，师傅，很快的”......
伊伊的叔叔说：不能接受铁道部的道歉，将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利，我一定要为哥哥一家讨公道，这么多的家庭支离破碎，铁道部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人命重要，还是通车重要？他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惊魂动车组：【我拍我拍我拍拍拍】铁道部最新发稿，连用11个词表扬自己！ 及时\迅速\全力。我不得不骂一句，草尼玛。
上海铁路局曾表示，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全国和温州南站使用同类型信号设备的有58个车站、18个中基站。
@南方周末经济：去年5月23日K859次列车在江西一偏僻处脱轨（公布是19人死亡），一位参加救援的核心人士告诉记者：“凌晨2点出事，18点通车，上次救援时间更短。用挖掘机挖个坑，把车厢扒出来，扔到坑里，然后用铲车去拍扁。有些没抢出来的断肢等也一起拍，一起埋掉。十几天后，事故平息，又挖出来，全部清掉，拉走。”
@德钦杰波：5、23列车脱轨我刚好在江西，当天就赶到那边，混在消防兄弟的队伍里进了现场，我当时了解到，救援人员抬出来的尸体就不止19具，当时发片子的时候，我没办法面对自己可怜的良心，只能说我的数字是新华社公布的死亡人数了
@老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没有恐惧，象挪威人那样，被一个疯子一口气杀了80多人（是这次温州事故宣布死亡人数的一倍多）以后，依旧没有恐惧，更珍惜阳光，喷泉，鲜花，海岛和孩子，信任每一个走过身边的人。
发言人优劣，最根本的是强调诚实，编制的谎言越大，维护谎言的成本越高。被人揭穿并被抛弃的风险越大。－﹣引自王勇平所著《彼岸掠影》。
广西桂林司机阳筱忠被桂林阳朔县公安局以“谋杀”和敲诈勒索县委书记为由关押93天。除他之外，还有3人以几乎同样罪名被抓。北京一律师在博客上称，该案得以发生，是县委书记为了在领导班子换届考察期间顺利通过考察，将可能“坏”自己“好事”的人抓捕。
姜莱《还账的日子来临了》：我们正生活在这种体制内：权力者可以不受约束地借债透支，能随心所欲地使用透支出来的银子，可它们形成的巨大“债务”，却得由所有小民们承担，债务人是全体小民。对权力者来说，这是一种多好的体制呀!在这种体制下，我要是一位权力者，也会乐此不疲地持续借着透着，恐怕很难产生消停一下的想法。
挪威小岛杀人狂在他的宣言里提到了中国，他说“中国人只想赚你的钱”，他到过上海，一进麦当劳就几十双眼镜齐刷刷盯着他，让他吃不下饭。他还受骗过，为一个1欧元的菜支付了30欧元。网友评论：“你看，连恐怖分子到中国都没有安全感。”
有个真实段子，有个人从来没有在腾讯工作过，他虚拟腾讯经历面试进了阿里，被阿里发现能力不济后，以阿里工作经历真正才进入腾讯，然后发现能力不够开除后，以腾讯及阿里工作经历，进入了中国排名前几十名互联网公司做CEO，目前还稳稳当当的做着这个位置，成为业界传奇。
原《南方都市报》财经记者，原《南都周刊》副总编辑@蓝弓子 （蓝维维）掷地有声谈造谣：“造谣和传谣是公 民的基 本权 力”。。。“主观造谣如果为了维护大多数人利益，就具有正 义成分”。。。“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造政 府谣的权 利。”
京城张十五：【中国军队全球实力最强！】现代战争，打得就是经济实力，打得是后勤保障能力。我 军配备的奔驰S600 V12，260万一辆，米国军 队配得起吗？百公里加速只需4.6秒，追击敌人，他们跑得了吗？
严少雄:2004年ZZ局C委一级离 休 干 部12人，公 费开 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副总L一级离 休 干 部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万元。5537名省 部 级 离 休干 部每人每年70多万元至600多万元(如汪 DH，一年医疗开支500多万元，在锦 江宾 馆、大公 馆设有“汪 办”)。(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袁国宝 ：下面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国富民穷？请看：今年上半年央 企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96874.6亿，同 比增 长24.2%；上半年国家财 政收 入的增长更是达到了31.2%；相比之下，城 乡居民的收 入增幅与两者相差很远。据此前官方数据，上半年我国城镇居 民人 均可 支 配 收 入实际增 长7.6%。唉，没得比啊。
无事小神仙2430：盐 城新 四 军纪 念 馆是全国唯一的专业性新 四 军纪 念 馆，它介绍从1937年10月起成立的新 四 军开始仅万人，皖 南事 变后有9万人，抗 战胜 利后有31万人；八年中直接和国 民 党军 队作战3千余次，消灭国 军14万人。而该军和联 队以上日 军正面作战的资料却找不到。
公 民党人：【中国 式选 举】陈士 能，陈 丕 显的儿子。10多年前不顾上头阻拦，执意要竞选贵 州省 长。得票第一。选 举 组害怕，电话打到北京。北京指 示：不要宣布，先放电影给代 表看。一部放完，请 示北京，北京回答：尚未决定，再放电影。两部放完，北京说：先宣布吧。不久，陈 士 能被调离贵 州。管你选上与否，大不了玩死你
(1231)[转帖]一些段子(91)
@无事小神仙2430：7月２８日，国家安监局长骆琳宣读了7.23事故调查组、专家组名单，其中骆琳任调查组组长，专家组组长由一名院士担任，期待名单尽早公布于众。据铁道部官网，当天和盛参与救援指挥的有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卢春房，铁总主席何玉华。我们的视线一定要盯住这些名字，盯住他们的良心！因为他们也上网。
@FT老愚：悲情七月，铁道部让我们见识了专制帝国冷酷的底色。一切都已改变。没有抗争就没有尊严。等待解放，你就永远不能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少数人擅权，大多数人无权的日子该结束了。
我们活过的刹那，前后皆是暗夜
@buffy徐静：{铁道部回应：24日“7·23”事故救援中根本没有宣布“车厢内无生命迹象，救援结束”}！铁道部你一定要这样吗？我有视频哦，我有采访哦，要不要我发上来做铁证啊！？我的问题就是，现在救援是不是意味着已经结束？某领导的回答是，可以这么说！
记者李媛媛：一日本媒体将摄像机高高架在最前段，后面的媒体同仁建议他把机子架低点，这样不挡后面的拍摄，日媒的记者不答应，并说：你们国内拍了有用吗？又播不了！
赵普:事发后，央视派出几路记者数人直播，当进一步调查真相给大家释疑的时候，却有想不到的困难！下面是当时记者发我的话。 ﹣对不起，我也好内疚，这次的采访我心力交瘁。我和现场进在咫尺却不能近身一步，和警察几乎肢体冲突。好多说不出的恶心，失望，铁道部真的是破罐子破摔了，他们要干嘛？
@邓飞 ：中央电视台《24小时》栏目制片人 @王青雷 因批评铁道部而遭整肃的告别语，与各媒体同学共勉。站着写新闻的人才是记者。
@碳猪头：南昌至长沙D117次动车在离开萍乡站时突然于7号车厢内传出浓郁烧焦味，空调开始吹热风，温度急速上升，乘客们惊恐异常，在大家惊呼中车组工作人员同样惊恐的开始在车内奔走，通知车辆异状。有乘客打喊“快停车”，有乘客跟着喊“还要通知后面的车停车”，部分乘客开始逃入其他车厢躲避。
一人不慎落水，路人欲救之。一说:是公务员!路人散一半。另一说:是公安!又散一半。又有人说:看上去像城管!路人皆散去。猛然有人说:是红十字会的!路人蜂拥以石投之，让他活着上来不是坑人吗! 突然有声惊呼:是铁道部... 人皆往水中撒尿。众人喊：我们在救你，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
【动车脱轨祭】电闪雷鸣雨瓢泼，动车脱轨鹿城泣。几多美梦碎断途，一众哀思挂残车。骤雨易洗两行泪，盛夏难暖半颗心。匆匆别吻情犹在，悠悠离恨潮已生。（此诗为无名氏书于事故现场高架桥上）
项目组长：“你确定你的代码没有BUG？”coder：“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5分钟后，组长：“你的程序挂了。” coder：“这是一个奇迹。”组长（怒）：“你给个解释！”coder：“我只能说，它就是发生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wangdong5667）
“100年前此时发生了什么？”“辛亥革命？”“错，那要等到10月份。”“那是。。。”“保路运动。”（@lanrenfei）
曹景行说：对于7·23惨案，香港的媒体，如果不报道真相就会丢饭碗；北京的媒体，如果报道真相就会丢饭碗，这就叫一国两制！
晚上理发，老板一直不吭声，帮我吹着头发忽然说：“老子他妈买个500块钱的电子狗，都知道提醒老子前方几公里有测速，前方几公里有服务站，超速了还提醒减速，前面是左转还是右转，这花了几千亿的东西，前面停个那么大车，居然没反应直接撞上！真他妈奇迹！”。。。
@敬一丹：有报道说，“早签723赔付协议有奖”是谣言，而现在的表述是：“事发后，在短时间接受谈判并签协议的，可酌情予以数万元奖励。” 这有啥区别？
@李海鹏：事故赔偿，先签协议的遗属可获“奖金”是惯例。成立N个工作组与家属一对一，也是惯例。家属们被安排到不同宾馆，时刻有人陪同，相互不通气，还是惯例。当地如有不同殡仪馆，则遗体多分散安置，总数难统计。遗属中的远房亲戚，情绪相对稳定，考量相对现实，是工作重点。合适者发展为内线，还是惯例。
RT @pufei: 在铺天盖地讲述温州特警邵曳戎警官人性伟大，且有少数人士送万民伞递劝进表之际，我不得不说一句，请不要忘记钱云会案时我们面对的温州特警就是此君指挥。
@刘步尘：“国务院：要给民众一个交代”，冒号应该改成逗号。
@李歆照：昨天好几家报纸和网站上有丹琪的照片，今天下午丹琪给我打电话，说央视的记者想采访她，她拒绝了，并向记者表示：我没有能力改变体制，但我可以选择拒绝和体制合作，我不想被你们拿来做煽情的宣传。那位央视女记者向她表示自己也很无奈，“坏的不让我报”。
@杨峰陈碧：我在这里请大家帮个忙，帮我寻找一只银色镶钻欧米茄手表，那是我送太太的订婚礼物，谢谢大家，现在我太太的遗物我只找到一个订婚送她的卡地亚钻戒和一个结婚钻戒，别的遗物我已经不在乎了，这个手表对我太太有特殊意义，请全国人民帮忙
@光头王凯：杨峰的这段文字除了要找回珍贵遗物以外，还想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他现在的沉默，真的不是因为钱。
对于市场上热论的“可否分给民众或者是剥离一部分外汇储备成立主权养老基金”，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回应称，若免费使用外汇储备，性质上相当于中央银行随意印钞票，无节制地扩大货币发行，会造成通货膨胀等严重后果。
一个28岁的姑娘和一个82岁的老头结婚了，两人没性生活，但姑娘后来怀孕了，为什么？“很简单啊！孩子是别人的呗！”“不对，孩子是老头的!” “人工受精?”“不对!”“那你说答案吧!”“老头是铁道部的，这是个奇迹，他就是发生了！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
晚上打车回来遇见一位愤怒的司机师傅：“船沉了捞不着人那叫失踪，地震了城都被埋了也是失踪，一把火人烧焦了分不出来也叫失踪，现在就两节破车厢掉桥下，顶多胳膊脑袋不在一个地方，找起来很费劲吗？这也能失踪？姑娘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下什么才叫失踪？！”啊，劳动人民讲话真是又朴素又智慧啊！（@冯鹿鹿）
今年春晚，一定会出现小伊伊，在全国观众面前唱一首歌唱祖国。主持人董卿内牛满面地大声呐喊：这是伟大胜利，这是一个奇迹！中国脊梁倪萍大妈配上几句煽情旁白，传说中救她一命的特警队长和牺牲司机的妻子接着上台，和小伊伊相拥，现场气氛感人...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马勒隔壁的....（网友）
再过十年二十年，当官的是我们，当设计师的是我们，当建设工人的是我们，当新闻记者的是我们，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都是我们。但求那时的八零九零人还能像今天这样问心无愧有良知。大难面前，我们也该自省，因为我们是什么样，中国的未来就是什么样。（@黄健翔）
@FT老愚：悲情七月，铁道部让我们见识了专制帝国冷酷的底色。一切都已改变。没有抗争就没有尊严。等待解放，你就永远不能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少数人擅权，大多数人无权的日子该结束了。
我们活过的刹那，前后皆是暗夜
@buffy徐静：{铁道部回应：24日“7·23”事故救援中根本没有宣布“车厢内无生命迹象，救援结束”}！铁道部你一定要这样吗？我有视频哦，我有采访哦，要不要我发上来做铁证啊！？我的问题就是，现在救援是不是意味着已经结束？某领导的回答是，可以这么说！
记者李媛媛：一日本媒体将摄像机高高架在最前段，后面的媒体同仁建议他把机子架低点，这样不挡后面的拍摄，日媒的记者不答应，并说：你们国内拍了有用吗？又播不了！
赵普:事发后，央视派出几路记者数人直播，当进一步调查真相给大家释疑的时候，却有想不到的困难！下面是当时记者发我的话。 ﹣对不起，我也好内疚，这次的采访我心力交瘁。我和现场进在咫尺却不能近身一步，和警察几乎肢体冲突。好多说不出的恶心，失望，铁道部真的是破罐子破摔了，他们要干嘛？
@邓飞 ：中央电视台《24小时》栏目制片人 @王青雷 因批评铁道部而遭整肃的告别语，与各媒体同学共勉。站着写新闻的人才是记者。
@碳猪头：南昌至长沙D117次动车在离开萍乡站时突然于7号车厢内传出浓郁烧焦味，空调开始吹热风，温度急速上升，乘客们惊恐异常，在大家惊呼中车组工作人员同样惊恐的开始在车内奔走，通知车辆异状。有乘客打喊“快停车”，有乘客跟着喊“还要通知后面的车停车”，部分乘客开始逃入其他车厢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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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脱轨祭】电闪雷鸣雨瓢泼，动车脱轨鹿城泣。几多美梦碎断途，一众哀思挂残车。骤雨易洗两行泪，盛夏难暖半颗心。匆匆别吻情犹在，悠悠离恨潮已生。（此诗为无名氏书于事故现场高架桥上）
项目组长：“你确定你的代码没有BUG？”coder：“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5分钟后，组长：“你的程序挂了。” coder：“这是一个奇迹。”组长（怒）：“你给个解释！”coder：“我只能说，它就是发生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wangdong5667）
“100年前此时发生了什么？”“辛亥革命？”“错，那要等到10月份。”“那是。。。”“保路运动。”（@lanrenfei）
曹景行说：对于7·23惨案，香港的媒体，如果不报道真相就会丢饭碗；北京的媒体，如果报道真相就会丢饭碗，这就叫一国两制！
晚上理发，老板一直不吭声，帮我吹着头发忽然说：“老子他妈买个500块钱的电子狗，都知道提醒老子前方几公里有测速，前方几公里有服务站，超速了还提醒减速，前面是左转还是右转，这花了几千亿的东西，前面停个那么大车，居然没反应直接撞上！真他妈奇迹！”。。。
@敬一丹：有报道说，“早签723赔付协议有奖”是谣言，而现在的表述是：“事发后，在短时间接受谈判并签协议的，可酌情予以数万元奖励。” 这有啥区别？
@李海鹏：事故赔偿，先签协议的遗属可获“奖金”是惯例。成立N个工作组与家属一对一，也是惯例。家属们被安排到不同宾馆，时刻有人陪同，相互不通气，还是惯例。当地如有不同殡仪馆，则遗体多分散安置，总数难统计。遗属中的远房亲戚，情绪相对稳定，考量相对现实，是工作重点。合适者发展为内线，还是惯例。
RT @pufei: 在铺天盖地讲述温州特警邵曳戎警官人性伟大，且有少数人士送万民伞递劝进表之际，我不得不说一句，请不要忘记钱云会案时我们面对的温州特警就是此君指挥。
@刘步尘：“国务院：要给民众一个交代”，冒号应该改成逗号。
@李歆照：昨天好几家报纸和网站上有丹琪的照片，今天下午丹琪给我打电话，说央视的记者想采访她，她拒绝了，并向记者表示：我没有能力改变体制，但我可以选择拒绝和体制合作，我不想被你们拿来做煽情的宣传。那位央视女记者向她表示自己也很无奈，“坏的不让我报”。
@杨峰陈碧：我在这里请大家帮个忙，帮我寻找一只银色镶钻欧米茄手表，那是我送太太的订婚礼物，谢谢大家，现在我太太的遗物我只找到一个订婚送她的卡地亚钻戒和一个结婚钻戒，别的遗物我已经不在乎了，这个手表对我太太有特殊意义，请全国人民帮忙
@光头王凯：杨峰的这段文字除了要找回珍贵遗物以外，还想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他现在的沉默，真的不是因为钱。
对于市场上热论的“可否分给民众或者是剥离一部分外汇储备成立主权养老基金”，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回应称，若免费使用外汇储备，性质上相当于中央银行随意印钞票，无节制地扩大货币发行，会造成通货膨胀等严重后果。
一个28岁的姑娘和一个82岁的老头结婚了，两人没性生活，但姑娘后来怀孕了，为什么？“很简单啊！孩子是别人的呗！”“不对，孩子是老头的!” “人工受精?”“不对!”“那你说答案吧!”“老头是铁道部的，这是个奇迹，他就是发生了！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
晚上打车回来遇见一位愤怒的司机师傅：“船沉了捞不着人那叫失踪，地震了城都被埋了也是失踪，一把火人烧焦了分不出来也叫失踪，现在就两节破车厢掉桥下，顶多胳膊脑袋不在一个地方，找起来很费劲吗？这也能失踪？姑娘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下什么才叫失踪？！”啊，劳动人民讲话真是又朴素又智慧啊！（@冯鹿鹿）
今年春晚，一定会出现小伊伊，在全国观众面前唱一首歌唱祖国。主持人董卿内牛满面地大声呐喊：这是伟大胜利，这是一个奇迹！中国脊梁倪萍大妈配上几句煽情旁白，传说中救她一命的特警队长和牺牲司机的妻子接着上台，和小伊伊相拥，现场气氛感人...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马勒隔壁的....（网友）
再过十年二十年，当官的是我们，当设计师的是我们，当建设工人的是我们，当新闻记者的是我们，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都是我们。但求那时的八零九零人还能像今天这样问心无愧有良知。大难面前，我们也该自省，因为我们是什么样，中国的未来就是什么样。（@黄健翔）
(1230)[转帖]潘采夫:当中产成了愤怒的小鸟
去年的时候，一位我尊敬的兄长向我描绘蓝图：“当高铁全部铺好以后，这个速度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从北京出发，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在6个小时内到达。整个国家成了一个棋盘，这对中国的改变会有多大？”这两天再看他，脸上的表情已经让我不忍提起这个话题。
酝酿这篇稿子的时候，一个朋友在MSN上问我：“请教：各种失望无助怎么办？”
这两个朋友，都被各种调查机构归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他们被“723”动车追尾事故深深地震撼了。
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举国震惊，但中产阶层表现出更多的是义愤，他们会给自己孩子买更好的奶粉，去趟香港也不是什么难事。“地沟油”等各种有毒食品出来的时候，他们隐隐有担忧之色，但更好的餐厅可以规避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还可以理性地探讨问题，在各类愤青言论中，中产阶层扮演者温和理性的角色，他们既对出身的那个阶层抱有同情，也对政局持有尽量的理解，这个阶层实际上是社会的一道减压阀。
7月22日，41人殒命京珠高速的大客车，我看到各类声音只是惊呼了一下，公路上的车祸太多了。但当7月23日，动车追尾脱轨，我看到一个人群的表情写着失望和恐惧。
动车，是中国速度的象征，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旗帜，是西方生活方式的复制，整个中产阶层，没有人能逃得了动车。但这只是浅表的原因，更深的，是一个人群对动车背后的问题所产生的恐惧与迷惘。
中产阶层在中国是干什么的？他们都买了房子，对房价的飞涨嘲讽居多愤怒偏少，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开车跋涉千里送去私下募捐的帐篷，他们不相信红十字会，他们在社区竞选业主委员会，他们在社区论坛组织小区维权，开着私家车淡定地上路表达诉求。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这个世界会慢慢变好，重要的是耐心。但两列动车，和他们的理性建设性之梦追了尾。
媒体人石扉客讲他的故事，他年逾七旬的父母，7月11日坐高铁去沪，那天火车没出任何问题。但一想起前后数天，京沪线上的火车都是故障连连，一直到这次温州又酿出追尾灾难，他就不寒而栗。这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触手可及，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这次动车灾难对中产阶级是一次空前的震撼，他们本来是这个国家的稳定器。中国的中产阶层并不强大，他们还没有形成庞大而稳定的阶层，只是表现出了少年时期的中产价值观。这个阶层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推动中国逐渐进步，同时保持理性，使它缓慢但有效地转型，改变一个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当他们发现自己命运危如累卵，这个阶层表现出了沮丧、无助、愤懑和缺少安全感。由于表达能力突出，善于使用传播工具，这种情绪具有强大的传染性和破坏力。
近日也巧，接触了各种人，有生活艰难的农民，有城市贫民，有遭到地方政府伤害的老板，还有正在迷惘的中产，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阶层，内心都有对一切不确定的恐惧。
这样集体爆发的中产阶级之怒，去年有胶州路大火，中产阶层最发达的上海第一次展示了他们的实力，那次事件的进程，在悲伤的气氛中展示了中产阶层的理性的力量，所有民众以及政府都被这种理性震撼，也让我看到了一种崭新的新势力的出现。但这次动车，让我目睹了中产阶层的另一面。
朋友谢勇说，这次车难，最直接后果是触发了中产之怒。
我以为，这才是“723”动车事故中最严重的“次生灾害”。
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pancaifu/detail_2011_07/29/8040213_0.shtml
酝酿这篇稿子的时候，一个朋友在MSN上问我：“请教：各种失望无助怎么办？”
这两个朋友，都被各种调查机构归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他们被“723”动车追尾事故深深地震撼了。
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举国震惊，但中产阶层表现出更多的是义愤，他们会给自己孩子买更好的奶粉，去趟香港也不是什么难事。“地沟油”等各种有毒食品出来的时候，他们隐隐有担忧之色，但更好的餐厅可以规避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还可以理性地探讨问题，在各类愤青言论中，中产阶层扮演者温和理性的角色，他们既对出身的那个阶层抱有同情，也对政局持有尽量的理解，这个阶层实际上是社会的一道减压阀。
7月22日，41人殒命京珠高速的大客车，我看到各类声音只是惊呼了一下，公路上的车祸太多了。但当7月23日，动车追尾脱轨，我看到一个人群的表情写着失望和恐惧。
动车，是中国速度的象征，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旗帜，是西方生活方式的复制，整个中产阶层，没有人能逃得了动车。但这只是浅表的原因，更深的，是一个人群对动车背后的问题所产生的恐惧与迷惘。
中产阶层在中国是干什么的？他们都买了房子，对房价的飞涨嘲讽居多愤怒偏少，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开车跋涉千里送去私下募捐的帐篷，他们不相信红十字会，他们在社区竞选业主委员会，他们在社区论坛组织小区维权，开着私家车淡定地上路表达诉求。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这个世界会慢慢变好，重要的是耐心。但两列动车，和他们的理性建设性之梦追了尾。
媒体人石扉客讲他的故事，他年逾七旬的父母，7月11日坐高铁去沪，那天火车没出任何问题。但一想起前后数天，京沪线上的火车都是故障连连，一直到这次温州又酿出追尾灾难，他就不寒而栗。这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触手可及，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这次动车灾难对中产阶级是一次空前的震撼，他们本来是这个国家的稳定器。中国的中产阶层并不强大，他们还没有形成庞大而稳定的阶层，只是表现出了少年时期的中产价值观。这个阶层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推动中国逐渐进步，同时保持理性，使它缓慢但有效地转型，改变一个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当他们发现自己命运危如累卵，这个阶层表现出了沮丧、无助、愤懑和缺少安全感。由于表达能力突出，善于使用传播工具，这种情绪具有强大的传染性和破坏力。
近日也巧，接触了各种人，有生活艰难的农民，有城市贫民，有遭到地方政府伤害的老板，还有正在迷惘的中产，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阶层，内心都有对一切不确定的恐惧。
这样集体爆发的中产阶级之怒，去年有胶州路大火，中产阶层最发达的上海第一次展示了他们的实力，那次事件的进程，在悲伤的气氛中展示了中产阶层的理性的力量，所有民众以及政府都被这种理性震撼，也让我看到了一种崭新的新势力的出现。但这次动车，让我目睹了中产阶层的另一面。
朋友谢勇说，这次车难，最直接后果是触发了中产之怒。
我以为，这才是“723”动车事故中最严重的“次生灾害”。
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pancaifu/detail_2011_07/29/8040213_0.shtml
(1229)[转帖]铁道部为何急于恢复通车？
为什么在一线救援官兵认为还有一线可能发现生还者的情况下，铁道部却一直在强调力争18时恢复通车？这可以从铁道部第一时间启动的应急预案里找到答案。在预案里，明确写着“尽快恢复运输。分秒必争，快速抢通线路，尽快恢复通车和运输秩序”。
自从预案和规则被制定出来，这是继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事故之后第二次被启用，到目前为止，救援、调查、处理的轨迹完全一致。接下来，还会继续重复吗？
铁道部的应急预案
7月24日，事故发生第二天上午，铁道部的官方网站上醒目刊出：《杭深铁路今日18时前力争恢复通车》。
这篇文章写道：“铁路部门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在尽量避免对桥梁、路基等设备设施造成损坏的前提下，继续组织救援。”———这句话后来受到诸多质疑，认为这是在设置前提，与救人第一可能存在矛盾。
文章还提到“从目前救援的进展以及现场情况看，铁路部门力争在今天18时前恢复线路的通车条件。”而实际上，在17时许，救援人员还从车厢里救出了“小伊伊”，以至于当晚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记者发布会上被问到通车时间时，说最后19点基本恢复通车条件，而小伊伊被救出则是“一个奇迹”。
为什么铁道部那么急于恢复通车？其实，在预案里，一切早有规定和准备。
通车时间很重要
铁道部所有预案中，最不想启用的就是《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和《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规则》（以下简称救援规则）、《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以下简称调查规则）。
应急预案2006年1月22日由国务院颁布实施，基本原则是：（1）坚持以人为本。最大程度地减少行车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尽快恢复运输。分秒必争，快速抢通线路，尽快恢复通车和运输秩序。（3）实行分工负责。（4）坚持预防为主。
30人以上死亡的特别重大事故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启动Ⅰ级应急响应还有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是“行车中断，经抢修在48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48小时不通车是与死亡30人同等量级事故。
从此次事故实际执行来看，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负责救人，铁路部门主抓通车。
事故救援和调查所依据的另一个文件是《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该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事故救援完毕后，现场指挥部应当组织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清理，进一步确认无伤亡人员遗留，清理现场，确认具备开通条件后，尽快恢复正常行车。
但是，不管是预案还是条例，都没有对保证搜救时间做出规定，特别是业内公认的救人黄金72小时，没有得到任何体现。按照这些预案、条例，铁路部门只要认为已经没有伤亡者，就可以全力恢复通车。
2008年4月的胶济铁路特大事故，造成72人死亡，事故发生后22小时就恢复了通车。
2010年5月23日，K 859次列车在江西境内沪昆铁路余江至东乡间脱轨，造成19人死亡，仅仅19个小时后就恢复通车！
有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K 859次的救援和线路抢修同样采取了挖坑后将车厢埋入的方式。
铁路事故铁路管
救援条例是2007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当时，国务院法制办和铁道部负责人明确提出铁路事故铁路管，但是，30人以上死亡的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期限为60日，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此次事故7月23日发生，所以国务院调查组宣布两个月后的9月中旬争取公布结果。
但实际上，此次事故处理中将车头挖坑埋入已经涉嫌违反《救援规则》：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并及时移交事故调查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不得伪造、隐匿或者毁灭相关证据。”
□采写：王星
■他山之玉
德国高铁事故7天后通车
在德国，高速铁路同样有一套应急预案系统，是由血的教训铸就的。
德国高铁1998年6月3日发生过一场特大铁路事故，一列高铁列车行驶到艾雪德的一座路桥时冲出轨道，撞上路桥，造成101人死亡，88人受伤。
据《时代周报》报道，事故发生6分钟后，1000余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随后，数台起重机和军用坦克亦到达现场，协助救援。
这被认为得益于德国高铁成熟的应急预案。据新华社报道，德国铁路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了7个紧急情况区，每一个区都设有一名紧急状况经理，必须在事故发生后30分钟内赶到现场，向消防救援人员提供专业咨询。铁路公司还在重要的铁路干线汉诺威-维尔茨堡以及曼海姆-斯图加特上还配备有6辆专业救援机车。
据英国B B C相关报道记录，艾雪德大救援持续了两天两夜，总理中断国外访问亲赴现场。与此同时，6月4日，尽管全国因铁路服务中断而陷入混乱，德铁仍然宣布停止运营全部60辆与事故车辆型号相同的高速城际列车，并对之进行彻底安全性能检测。次日，仅10辆列车被准予以远低于常速的速度运营。
据《时代周报》报道，在事故现场，6月5日，救援暂告一段落，调查程序启动。然而，次日早上，搜救重新铺开。据救援指挥部发言人解释，调查过程中，他们在一处车厢残骸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据此，他们判断，可能还有幸存者未被发现，于是，搜救又持续了一天，其间，他们总共挖掘到4具尸体。
6月10日，悲剧发生后的第7天，调查取证工作基本结束，这条从慕尼黑通往汉堡的高速线路得以重新通车，但某些地段必须限速于70千米/小时以下。
由于调查认定，列车车轮外钢圈因疲乏爆裂是引发事故的主因，于是，随后的3周内，德国列车上所有类似设计的车轮被更换。而且，根据救援人员反映，高铁上所安装的防爆玻璃对救援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德铁因此启用新式车窗。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艾雪德事故发生后，受损的列车车体一直妥善保存，在之后5年的调查和审判期间，供相关机构研究、取证。
■资料
各国铁路应急预案
德国：
德国铁路公司的应急管理预案，目的是减轻事故后果，尽快恢复运营。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了多个紧急情况区，每个区都有一名紧急状况经理处于随时待命状态，最迟在事故发生后30分钟赶到现场。
根据预案，德国铁路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设有7个险情控制中心，在汉诺威-维尔茨堡以及曼海姆-斯图加特等重要铁路干线上还配备6辆专业救援机车。此外，公司支持在沿线各州各社区消防队开展铁路抢险救援培训。
法国：
法国T G V高速列车30年来未出现过人员死亡事故，其安全性与铁路系统完善的监测报警系统分不开。铁路沿线不设置任何单独的行车信号，而是采用自动安全信号系统，司机可通过轨道传导的低频电流探测前方道路状况。驾驶室和控制中心之间有一套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系统，保障列车的高速和安全。
此外，车内还设有旅客报警系统、防范司机打瞌睡的监视器、火灾报警系统、道路灾情报警系统等。
日本：
日本新干线的安全水准得益于多重保障措施。新干线已普及自动列车控制装置，能根据列车与前面列车的间距以及铁路线状况，自动限制列车速度、保持车距。新干线在防脱轨方面也有独到的技术，在可能因地震等发生脱轨的地区以及列车脱轨可能带来重大损失的道岔附近区域，铁轨的内侧都安装防脱轨装置，一旦发生可导致脱轨的情况，车轮就会被这种装置控制住。新干线车厢的转向架中央还设置防逃逸装置，万一出现脱轨，车厢也不会大幅度脱离线路。
来源：南方都市报
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8/01/801c14f07f972422/Blog/319/6b58b1.html?t=1311907940
自从预案和规则被制定出来，这是继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事故之后第二次被启用，到目前为止，救援、调查、处理的轨迹完全一致。接下来，还会继续重复吗？
铁道部的应急预案
7月24日，事故发生第二天上午，铁道部的官方网站上醒目刊出：《杭深铁路今日18时前力争恢复通车》。
这篇文章写道：“铁路部门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在尽量避免对桥梁、路基等设备设施造成损坏的前提下，继续组织救援。”———这句话后来受到诸多质疑，认为这是在设置前提，与救人第一可能存在矛盾。
文章还提到“从目前救援的进展以及现场情况看，铁路部门力争在今天18时前恢复线路的通车条件。”而实际上，在17时许，救援人员还从车厢里救出了“小伊伊”，以至于当晚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记者发布会上被问到通车时间时，说最后19点基本恢复通车条件，而小伊伊被救出则是“一个奇迹”。
为什么铁道部那么急于恢复通车？其实，在预案里，一切早有规定和准备。
通车时间很重要
铁道部所有预案中，最不想启用的就是《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和《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规则》（以下简称救援规则）、《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以下简称调查规则）。
应急预案2006年1月22日由国务院颁布实施，基本原则是：（1）坚持以人为本。最大程度地减少行车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尽快恢复运输。分秒必争，快速抢通线路，尽快恢复通车和运输秩序。（3）实行分工负责。（4）坚持预防为主。
30人以上死亡的特别重大事故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启动Ⅰ级应急响应还有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是“行车中断，经抢修在48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48小时不通车是与死亡30人同等量级事故。
从此次事故实际执行来看，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负责救人，铁路部门主抓通车。
事故救援和调查所依据的另一个文件是《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该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事故救援完毕后，现场指挥部应当组织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清理，进一步确认无伤亡人员遗留，清理现场，确认具备开通条件后，尽快恢复正常行车。
但是，不管是预案还是条例，都没有对保证搜救时间做出规定，特别是业内公认的救人黄金72小时，没有得到任何体现。按照这些预案、条例，铁路部门只要认为已经没有伤亡者，就可以全力恢复通车。
2008年4月的胶济铁路特大事故，造成72人死亡，事故发生后22小时就恢复了通车。
2010年5月23日，K 859次列车在江西境内沪昆铁路余江至东乡间脱轨，造成19人死亡，仅仅19个小时后就恢复通车！
有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K 859次的救援和线路抢修同样采取了挖坑后将车厢埋入的方式。
铁路事故铁路管
救援条例是2007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当时，国务院法制办和铁道部负责人明确提出铁路事故铁路管，但是，30人以上死亡的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期限为60日，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此次事故7月23日发生，所以国务院调查组宣布两个月后的9月中旬争取公布结果。
但实际上，此次事故处理中将车头挖坑埋入已经涉嫌违反《救援规则》：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并及时移交事故调查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不得伪造、隐匿或者毁灭相关证据。”
□采写：王星
■他山之玉
德国高铁事故7天后通车
在德国，高速铁路同样有一套应急预案系统，是由血的教训铸就的。
德国高铁1998年6月3日发生过一场特大铁路事故，一列高铁列车行驶到艾雪德的一座路桥时冲出轨道，撞上路桥，造成101人死亡，88人受伤。
据《时代周报》报道，事故发生6分钟后，1000余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随后，数台起重机和军用坦克亦到达现场，协助救援。
这被认为得益于德国高铁成熟的应急预案。据新华社报道，德国铁路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了7个紧急情况区，每一个区都设有一名紧急状况经理，必须在事故发生后30分钟内赶到现场，向消防救援人员提供专业咨询。铁路公司还在重要的铁路干线汉诺威-维尔茨堡以及曼海姆-斯图加特上还配备有6辆专业救援机车。
据英国B B C相关报道记录，艾雪德大救援持续了两天两夜，总理中断国外访问亲赴现场。与此同时，6月4日，尽管全国因铁路服务中断而陷入混乱，德铁仍然宣布停止运营全部60辆与事故车辆型号相同的高速城际列车，并对之进行彻底安全性能检测。次日，仅10辆列车被准予以远低于常速的速度运营。
据《时代周报》报道，在事故现场，6月5日，救援暂告一段落，调查程序启动。然而，次日早上，搜救重新铺开。据救援指挥部发言人解释，调查过程中，他们在一处车厢残骸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据此，他们判断，可能还有幸存者未被发现，于是，搜救又持续了一天，其间，他们总共挖掘到4具尸体。
6月10日，悲剧发生后的第7天，调查取证工作基本结束，这条从慕尼黑通往汉堡的高速线路得以重新通车，但某些地段必须限速于70千米/小时以下。
由于调查认定，列车车轮外钢圈因疲乏爆裂是引发事故的主因，于是，随后的3周内，德国列车上所有类似设计的车轮被更换。而且，根据救援人员反映，高铁上所安装的防爆玻璃对救援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德铁因此启用新式车窗。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艾雪德事故发生后，受损的列车车体一直妥善保存，在之后5年的调查和审判期间，供相关机构研究、取证。
■资料
各国铁路应急预案
德国：
德国铁路公司的应急管理预案，目的是减轻事故后果，尽快恢复运营。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了多个紧急情况区，每个区都有一名紧急状况经理处于随时待命状态，最迟在事故发生后30分钟赶到现场。
根据预案，德国铁路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设有7个险情控制中心，在汉诺威-维尔茨堡以及曼海姆-斯图加特等重要铁路干线上还配备6辆专业救援机车。此外，公司支持在沿线各州各社区消防队开展铁路抢险救援培训。
法国：
法国T G V高速列车30年来未出现过人员死亡事故，其安全性与铁路系统完善的监测报警系统分不开。铁路沿线不设置任何单独的行车信号，而是采用自动安全信号系统，司机可通过轨道传导的低频电流探测前方道路状况。驾驶室和控制中心之间有一套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系统，保障列车的高速和安全。
此外，车内还设有旅客报警系统、防范司机打瞌睡的监视器、火灾报警系统、道路灾情报警系统等。
日本：
日本新干线的安全水准得益于多重保障措施。新干线已普及自动列车控制装置，能根据列车与前面列车的间距以及铁路线状况，自动限制列车速度、保持车距。新干线在防脱轨方面也有独到的技术，在可能因地震等发生脱轨的地区以及列车脱轨可能带来重大损失的道岔附近区域，铁轨的内侧都安装防脱轨装置，一旦发生可导致脱轨的情况，车轮就会被这种装置控制住。新干线车厢的转向架中央还设置防逃逸装置，万一出现脱轨，车厢也不会大幅度脱离线路。
来源：南方都市报
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8/01/801c14f07f972422/Blog/319/6b58b1.html?t=1311907940
(1228)[转帖]香港：争民主还是搞经济？
张铁志
李敖先生上周日在香港书展的演讲是他首次在香港开讲，虽然次日新闻报导没有同日林青霞的演讲火，但仍引起热烈关注。
这个名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的演讲基本以谈香港发展为主，但也论及大陆与台湾的政治。李敖的主要论点之一是，他原本希望香港在九七回归后会留下一个英国式民主，但现在香港政治开始乱了。他认为香港不应该去争民主，尤其是台湾式的民主，而应该先把经济搞起来。
这话乍听起来，也许不少人会同意。然而，现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恶果促发的。香港现在是先进经济体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方，严重的地产霸权也让市民深为不满，而政治体制内的功能界别又在制度上确保了那些不公平的社会经济政策。
这几年香港人追求民主、呼吁废除功能界别，就是为了矫正过去经济发展主义的偏差，希望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最具体的例子就是80后青年们的反高铁、保卫菜园村运动。更不要说，民主和自我治理本身也是重要价值。所以，不是香港人不想搞经济，而是认识到除经济发展外，还要追求许多重要的基本价值。讽刺的是，就在李敖演讲的同一天，浙江温州发生了严重的动车车祸，大陆民众也开始呼吁中国的发展要慢下来。
李敖还认为，香港民主发展的问题是离台北越来越近，而离伦敦越来越远。问题是，这两者除了其所说的台湾立委比较不文明外，到底有什么重大差别？台湾政客的素质不佳当然是民主的一个瑕疵，但这可能是台湾民主实践诸多问题中比较次要的问题，其他问题包括金权政治严重、公民参与不足等等。如果只是看到香港议会开始有一些脱序行为，就说这是台式民主，这实在是肤浅的评论。而且，不论台湾民主和英国民主有什么制度上的差异（如宪政体制），起码他们有民主的基本要素：有基本的公民权，有各种渠道表达政治意见，并且可以决定政治领袖。而这正是许多香港和大陆人追求的目标。
再进一步，香港在回归后没有走向英国式民主，到底是因为什么？谁在阻碍他们发展民主？为什么民主派议员要在议会中丢东西？为什么年轻人要上街包围立法会？问题当然在于香港政府背后更高的权力。尤其当香港特首不是对香港民意负责时，他们自然会有权力的傲慢，于是会让议员与民众不满。
在李敖演讲的最后，其实已经把他的底线说出来了。他建议大家不要做跳河的屈原、不要做气死的殷海光，要快快乐乐的活过你的敌人，要跟政府和好，拥抱他，劝他、推他、掐他，希望他改善，给我们温暖。我们尊重李敖的选择，也尊重各种体制内外改革者的努力，但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今年于两岸出版《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链接：http://cn.wsj.com/gb/20110729/ZTZ075542.asp
喷嚏到新浪微博
李敖先生上周日在香港书展的演讲是他首次在香港开讲，虽然次日新闻报导没有同日林青霞的演讲火，但仍引起热烈关注。
这个名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的演讲基本以谈香港发展为主，但也论及大陆与台湾的政治。李敖的主要论点之一是，他原本希望香港在九七回归后会留下一个英国式民主，但现在香港政治开始乱了。他认为香港不应该去争民主，尤其是台湾式的民主，而应该先把经济搞起来。
这话乍听起来，也许不少人会同意。然而，现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恶果促发的。香港现在是先进经济体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方，严重的地产霸权也让市民深为不满，而政治体制内的功能界别又在制度上确保了那些不公平的社会经济政策。
这几年香港人追求民主、呼吁废除功能界别，就是为了矫正过去经济发展主义的偏差，希望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最具体的例子就是80后青年们的反高铁、保卫菜园村运动。更不要说，民主和自我治理本身也是重要价值。所以，不是香港人不想搞经济，而是认识到除经济发展外，还要追求许多重要的基本价值。讽刺的是，就在李敖演讲的同一天，浙江温州发生了严重的动车车祸，大陆民众也开始呼吁中国的发展要慢下来。
李敖还认为，香港民主发展的问题是离台北越来越近，而离伦敦越来越远。问题是，这两者除了其所说的台湾立委比较不文明外，到底有什么重大差别？台湾政客的素质不佳当然是民主的一个瑕疵，但这可能是台湾民主实践诸多问题中比较次要的问题，其他问题包括金权政治严重、公民参与不足等等。如果只是看到香港议会开始有一些脱序行为，就说这是台式民主，这实在是肤浅的评论。而且，不论台湾民主和英国民主有什么制度上的差异（如宪政体制），起码他们有民主的基本要素：有基本的公民权，有各种渠道表达政治意见，并且可以决定政治领袖。而这正是许多香港和大陆人追求的目标。
再进一步，香港在回归后没有走向英国式民主，到底是因为什么？谁在阻碍他们发展民主？为什么民主派议员要在议会中丢东西？为什么年轻人要上街包围立法会？问题当然在于香港政府背后更高的权力。尤其当香港特首不是对香港民意负责时，他们自然会有权力的傲慢，于是会让议员与民众不满。
在李敖演讲的最后，其实已经把他的底线说出来了。他建议大家不要做跳河的屈原、不要做气死的殷海光，要快快乐乐的活过你的敌人，要跟政府和好，拥抱他，劝他、推他、掐他，希望他改善，给我们温暖。我们尊重李敖的选择，也尊重各种体制内外改革者的努力，但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今年于两岸出版《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链接：http://cn.wsj.com/gb/20110729/ZTZ07554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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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转帖]铁道部否认曾宣布“车内无生命迹象”
昨日，铁道部通过官网发布消息《“7·23”事故救援中根本没有宣布“车厢内无生命迹象，救援结束”》，对小伊伊被救出后外界的强烈质疑首次作出回应。
铁道部称，近日，一些媒体报道“7·23”事故救援中，“铁路官员24日曾宣布，车厢内无生命迹象，救援结束，但现场又搜救出生还者”。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
铁道部在该通稿中称，事故发生后，地方公安、消防、武警和铁路等各方人员一道，积极开展了全面的搜救工作。前方指挥部要求所有救援者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必须争分夺秒，绝不放弃，直到最后一刻。事实上，现场指挥部没有任何人宣布停止救援。正是现场抢险人员争分夺秒、一刻不停地施救，才为后来救出小女孩伊伊争取了宝贵时间。
事故现场的列车车厢被撞挤压严重，加之周边环境复杂，音频探测仪无法穿透列车铁皮。又由于事故车厢空间很狭小，视频探测仪也施展不开。可以说，生命探测仪在当时事故现场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虽然，救援人员对每一个车厢都仔细进行了探测，但现场对生命的搜救并没有完全依赖于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正因此，在生命探测仪探测“车厢内无生命迹象”的情况下，救援人员仍然继续坚持搜救，最后方搜救出小伊伊。
不过南都记者检索，并没有发现媒体曾报道“铁路官员24日曾宣布‘车内无生生命迹象’”，相关的报道均未曾提及“铁路官员”。
一位24日凌晨即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介绍说，救援本来就是由消防、武警在负责，而一位消防部门高级官员确实在凌晨3点多表示已无生命体征、搜救基本结束。
四问铁道部
央视多次确认搜救结束怎么解释？
铁道部的这个通稿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媒体记者和网民的强烈质疑。
首先，如果没有人说过停止救援，那么央视的报道怎么解释？
7月24日凌晨4时，央视新闻频道报道，在事故发生到凌晨4时那8个小时里总共进行了6次人员搜救，“到现在为止，整个人员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了。并且这里已经再也没有人员体征的状况。”
凌晨5时，央视再次发出现场画面报道，确认“截至凌晨四点钟，整个搜救行动已经结束了。”
6点47分，央视又一次连线，主持人两次换方式提问同一个问题：是否已经确定没有生命存在？记者回答“现在可以确定”———“在凌晨4点钟，这里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的现象。在没有生命体征之后，他们才开始决定要清理现场，采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么多的挖掘机，这么多的重型机械。”
7点30分，央视另一位记者报道：“从我从桥上下来那一刻开始，我就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车上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如果救援没停，为何不见证据？
央视的报道基本确认了24日凌晨4点后不再救援的事实，而网友“孤峰骆驼”从凌晨5点14分第一张照片到上午11点5分最后一张照片，用大量精确到分钟的照片记录了当天上午的现场情况。
在这些照片里，记者未能看到救援场面，看到的是7点45分，车头被丢入大坑；看到的是9点54分，竖在桥边的车厢轰然倒地；看到的是多台挖掘机把地面上的车厢翻到旁边……
如果如铁道部所说，救援一刻未停，那么为什么在网友的图片全记录里、在央视和浙江卫视等视频报道里、在现场记者们的眼里，都未能看到救援、搜救在继续进行呢？其他媒体报道怎么也是不见救援？
铁道部的否认引发了很多现场采访记者的质疑。南方电视台一位凌晨3点就到达现场的记者表示，4点后救援确实就结束了，虽然没听到铁道部的官员这么说，但现场已经没有在搜救。
新快报记者说，“我也可作证，有采访有录音，凌晨三点半左右，救援的一名官员回答我救援进行到什么阶段时说：救援基本结束。”
南方都市报记者赵炎雄说，当天下午三四点钟进行桥上救援前，只有过一次搜救行动，就是在一位高级官员中午抵达前，所有人开始行动，官员离开后，大家又解散了。
南方电视台的一段报道视频显示，24日上午10时左右，参与救援的武警支队指导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人员搜救这一块已经结束了，已经不存在需要人员救助的问题了，现在主要是清理现场。”
杨峰为什么坐等11个小时？
铁道部称，前方指挥部要求一刻不停救援，这样才救出了小伊伊，而遇难者家属周德服接受凤凰卫视《冷暖人生》采访时说，自己24日凌晨1点多来到16号车厢附近，因为没有专业救援工具，无法搜寻，而现场的人员没有提供帮助，“他就是不动，就说这节车厢的人都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了，就说没有人了。”
同时，据《新民周刊》报道，24日凌晨3点多桥上武警已经停止了搜救，杨峰被告知用生命探测仪搜寻过，车厢里已没有生命迹象。武警尝试过切割16号车厢，但是没有成功。从24日凌晨4时开始，杨峰只能坐等大型设备抵达，一等就是11个小时，下午3时许，救援人员开始从第16节车厢寻找遗体，最后在5点多发现了最后一名幸存者项炜伊。
救援重心转变与铁道部长有关？
据央视24日凌晨报道，“3点40分，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到达这里，听取了当地消防、武警官兵现场情况的描述，做了最新布置———就是要以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将现场清理完毕，尽快完成通车。”
据在场的其他记者证实，盛光祖确实做了这样的表态，当时有官员向其汇报工作，也是明确提出现场已无生命体征。
一位现场记者表示，盛光祖凌晨3点多到现场，4点多离开，这时现场工作重心已经转变，救援车辆、人员开始大批离开，此后不久重型机械等开始进场。
24日上午，铁道部宣布“18时前力争恢复通车”，温州特警支队队长接受《都市快报》采访时表示收到指令要把车厢吊下去，他抗命坚持在原地搜救，最后在多具遗体被搬出后，发现了小伊伊———这时距离通车时限不到一个小时。最终，铁道部未能达到18时通车，而变19时恢复通车条件。
来源：南方都市报
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f/fe/ffeed84c7cb1ae7b/Blog/f22/8e4400.html
铁道部称，近日，一些媒体报道“7·23”事故救援中，“铁路官员24日曾宣布，车厢内无生命迹象，救援结束，但现场又搜救出生还者”。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
铁道部在该通稿中称，事故发生后，地方公安、消防、武警和铁路等各方人员一道，积极开展了全面的搜救工作。前方指挥部要求所有救援者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必须争分夺秒，绝不放弃，直到最后一刻。事实上，现场指挥部没有任何人宣布停止救援。正是现场抢险人员争分夺秒、一刻不停地施救，才为后来救出小女孩伊伊争取了宝贵时间。
事故现场的列车车厢被撞挤压严重，加之周边环境复杂，音频探测仪无法穿透列车铁皮。又由于事故车厢空间很狭小，视频探测仪也施展不开。可以说，生命探测仪在当时事故现场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虽然，救援人员对每一个车厢都仔细进行了探测，但现场对生命的搜救并没有完全依赖于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正因此，在生命探测仪探测“车厢内无生命迹象”的情况下，救援人员仍然继续坚持搜救，最后方搜救出小伊伊。
不过南都记者检索，并没有发现媒体曾报道“铁路官员24日曾宣布‘车内无生生命迹象’”，相关的报道均未曾提及“铁路官员”。
一位24日凌晨即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介绍说，救援本来就是由消防、武警在负责，而一位消防部门高级官员确实在凌晨3点多表示已无生命体征、搜救基本结束。
四问铁道部
央视多次确认搜救结束怎么解释？
铁道部的这个通稿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媒体记者和网民的强烈质疑。
首先，如果没有人说过停止救援，那么央视的报道怎么解释？
7月24日凌晨4时，央视新闻频道报道，在事故发生到凌晨4时那8个小时里总共进行了6次人员搜救，“到现在为止，整个人员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了。并且这里已经再也没有人员体征的状况。”
凌晨5时，央视再次发出现场画面报道，确认“截至凌晨四点钟，整个搜救行动已经结束了。”
6点47分，央视又一次连线，主持人两次换方式提问同一个问题：是否已经确定没有生命存在？记者回答“现在可以确定”———“在凌晨4点钟，这里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的现象。在没有生命体征之后，他们才开始决定要清理现场，采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么多的挖掘机，这么多的重型机械。”
7点30分，央视另一位记者报道：“从我从桥上下来那一刻开始，我就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车上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如果救援没停，为何不见证据？
央视的报道基本确认了24日凌晨4点后不再救援的事实，而网友“孤峰骆驼”从凌晨5点14分第一张照片到上午11点5分最后一张照片，用大量精确到分钟的照片记录了当天上午的现场情况。
在这些照片里，记者未能看到救援场面，看到的是7点45分，车头被丢入大坑；看到的是9点54分，竖在桥边的车厢轰然倒地；看到的是多台挖掘机把地面上的车厢翻到旁边……
如果如铁道部所说，救援一刻未停，那么为什么在网友的图片全记录里、在央视和浙江卫视等视频报道里、在现场记者们的眼里，都未能看到救援、搜救在继续进行呢？其他媒体报道怎么也是不见救援？
铁道部的否认引发了很多现场采访记者的质疑。南方电视台一位凌晨3点就到达现场的记者表示，4点后救援确实就结束了，虽然没听到铁道部的官员这么说，但现场已经没有在搜救。
新快报记者说，“我也可作证，有采访有录音，凌晨三点半左右，救援的一名官员回答我救援进行到什么阶段时说：救援基本结束。”
南方都市报记者赵炎雄说，当天下午三四点钟进行桥上救援前，只有过一次搜救行动，就是在一位高级官员中午抵达前，所有人开始行动，官员离开后，大家又解散了。
南方电视台的一段报道视频显示，24日上午10时左右，参与救援的武警支队指导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人员搜救这一块已经结束了，已经不存在需要人员救助的问题了，现在主要是清理现场。”
杨峰为什么坐等11个小时？
铁道部称，前方指挥部要求一刻不停救援，这样才救出了小伊伊，而遇难者家属周德服接受凤凰卫视《冷暖人生》采访时说，自己24日凌晨1点多来到16号车厢附近，因为没有专业救援工具，无法搜寻，而现场的人员没有提供帮助，“他就是不动，就说这节车厢的人都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了，就说没有人了。”
同时，据《新民周刊》报道，24日凌晨3点多桥上武警已经停止了搜救，杨峰被告知用生命探测仪搜寻过，车厢里已没有生命迹象。武警尝试过切割16号车厢，但是没有成功。从24日凌晨4时开始，杨峰只能坐等大型设备抵达，一等就是11个小时，下午3时许，救援人员开始从第16节车厢寻找遗体，最后在5点多发现了最后一名幸存者项炜伊。
救援重心转变与铁道部长有关？
据央视24日凌晨报道，“3点40分，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到达这里，听取了当地消防、武警官兵现场情况的描述，做了最新布置———就是要以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将现场清理完毕，尽快完成通车。”
据在场的其他记者证实，盛光祖确实做了这样的表态，当时有官员向其汇报工作，也是明确提出现场已无生命体征。
一位现场记者表示，盛光祖凌晨3点多到现场，4点多离开，这时现场工作重心已经转变，救援车辆、人员开始大批离开，此后不久重型机械等开始进场。
24日上午，铁道部宣布“18时前力争恢复通车”，温州特警支队队长接受《都市快报》采访时表示收到指令要把车厢吊下去，他抗命坚持在原地搜救，最后在多具遗体被搬出后，发现了小伊伊———这时距离通车时限不到一个小时。最终，铁道部未能达到18时通车，而变19时恢复通车条件。
来源：南方都市报
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f/fe/ffeed84c7cb1ae7b/Blog/f22/8e4400.html
(1226)[转帖]戴建业:倪萍，十三亿中国人并非都像你儿子那样喜欢吃方便面
如果说倪萍“从不投反对票”的言论使人大吃一惊，那么她关于“自由”的宏论一定要使你笑得喷饭。由于她阐述“自由”的这条微博太过精彩，不全引出来未免损失太大——
“@倪萍：自由是什么?我在儿子身上试过。今年六一是他最后一个儿童节，我说今天早6点到晚12点你想干嘛都行，包括不上学。自由的结果是几盒方便面下肚，游戏机玩到23:59，桌上一堆饮料瓶…儿子问：‘暑假能申请自由吗?’‘不能!’‘自由归谁管?’‘我!’‘为什么?’‘我是你妈!’多没力量的理由，但没办法。”
关于什么是“自由”，不知多少中西哲人为此抓破脑壳，为此绞尽脑汁，不知为此出了多少专著，写了多少论文，现在总算就此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而且这些共识还没有得到我们政府——也就是倪萍的“父母”——的认可。这么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的“国脸”倪萍，只在她儿子身上“试过”一次，就给整出了“自由”的真谛。十九世纪英国那位哲学家、逻辑学家，写过一本《论自由》的大胡子密尔，要是有幸看到倪萍女士这条微博，一定要到教堂去虔诚地祷告：“上帝呀，你救救我吧，我花那么大精力，用那么多心血，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去分析自由的本质，最后仍然还是漏洞百出，人家倪萍只在她儿子身上轻轻一试，就活生生地把自由弄得一清二楚，既通俗易懂，又言简意赅。儿子谁家没有哇，我怎么就想不出用儿子来‘试一试自由’这样的妙招呢?倪萍太有才了!”
我们现在来领教一下倪萍关于自由的明断：(一)，她心目中的“自由”就是“妈妈”给予“儿子”的“恩赐”：“今年六一是他最后一个儿童节，我说今天早6点到晚12点你想干嘛都行，包括不上学”;(二)，“自由”的本质就是由于她是央视的“万人迷”女主持，她的这些言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可能既很大又很坏，的任性和胡来;(三)，“自由”的后果非常可怕：“自由的结果是几盒方便面下肚，游戏机玩到23:59，桌上一堆饮料瓶……”;(四)，“儿子”的“自由”理所当然地归“妈妈”管：“‘自由归谁管?’‘我!’‘为什么?’‘我是你妈!’”(五)，所以妈妈随时都可以收回赐予的“自由”：“儿子问：‘暑假能申请自由吗?’‘不能!’”
这就是倪萍告诉我们有关“自由是什么”的全部答案，她在一百来字的母子对话中就轻易地颠覆了人类哲人几千年关于自由的主导思想：(一)，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既没有谁可以给予，也没有谁可以剥夺;(二)，自由不是“想干嘛都行”的胡来，而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自己的意志活动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或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三)，自由是与自律紧密相连的，一个能够充分享受自由的人，一定也是一个能够高度自律的人;(四)，自由不仅不那么可怕，而且是一个人思想创造、艺术创造、学术创造的前提，是一个社会创造的动力和保证。一个最具有创造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高度自由的社会，一个最具有创造活力的人，一定是一个在现实中或精神上高度自由的人;(五)，一个被别人控制和管理的“自由”，就绝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不妨还是像倪萍那样以她儿子为例，六一儿童节那天她恩准儿子“想干嘛都行”，根本不是倪萍所理解的“自由”。“想干嘛都行”的这一天，有点像一个几天没有吃饭饿鬼，突然被允许可以猛吃一顿一样，她儿子一定要玩游戏机玩到发疯，饿鬼也一定要吃到撑破肚子，因为他们都知道，过了这个村就没有哪个店，今朝有酒今朝醉，必须报复性地玩，报复性地吃。她儿子六一这一天，甚至还比不上监狱每天一刻钟的放风，因为囚犯每天一刻钟的放风时间是可以预期的，而她儿子“想干嘛都行”的放任，随时都有可能被妈妈收回，因而具有很大随意性。果不其然，第二天儿子的放任就被妈妈取消了。由于长期被控制，她儿子不可培养出自己健康的爱好，也不可能具有良好的个人兴趣。又由于他长期被强制学这学那，长期被强制的儿子，怎么可能学会自制?怎么可能养成自律?于是就出现了倪萍所说那种打游戏机的放纵。她儿子之所以一整天狂打游戏机，是他一直没有处在一种自由状态，但倪萍却因此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自由非常可怕，小孩一旦有了自由，就会天天吃方便面，就会天天玩游戏机;同理，成人一旦有了自由，就会天天谈恋爱，天天男盗女娼……
联想到倪萍关于“政府是父母”的言论，再看看她关于“自由是什么”的结论，我真的是不寒而栗。在她眼中，政府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是政府的儿子，我们的自由既是政府赐予，又可以被政府收回。七一前的主流媒体不是说得十分明白吗?自由太多了一定要坏大事的，军阀混战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前车之鉴，这和倪萍所渲染的自由可怕论和自由恐怖论，真是一脉相承，若合符节。在此，我尊重推荐倪萍到中宣部工作，她对我党核心思想的领会，比任何人都要到位，她对我党核心思想的阐述，比任何人都要生动有趣。
只是我想善意地提醒一下：倪萍，不要羞辱了中国人民，也不要羞辱了你自己，十三亿中国人并非都像你儿子那样喜欢玩游戏机，也并非都像你儿子那样喜欢吃方便面。
谢谢!
“@倪萍：自由是什么?我在儿子身上试过。今年六一是他最后一个儿童节，我说今天早6点到晚12点你想干嘛都行，包括不上学。自由的结果是几盒方便面下肚，游戏机玩到23:59，桌上一堆饮料瓶…儿子问：‘暑假能申请自由吗?’‘不能!’‘自由归谁管?’‘我!’‘为什么?’‘我是你妈!’多没力量的理由，但没办法。”
关于什么是“自由”，不知多少中西哲人为此抓破脑壳，为此绞尽脑汁，不知为此出了多少专著，写了多少论文，现在总算就此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而且这些共识还没有得到我们政府——也就是倪萍的“父母”——的认可。这么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的“国脸”倪萍，只在她儿子身上“试过”一次，就给整出了“自由”的真谛。十九世纪英国那位哲学家、逻辑学家，写过一本《论自由》的大胡子密尔，要是有幸看到倪萍女士这条微博，一定要到教堂去虔诚地祷告：“上帝呀，你救救我吧，我花那么大精力，用那么多心血，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去分析自由的本质，最后仍然还是漏洞百出，人家倪萍只在她儿子身上轻轻一试，就活生生地把自由弄得一清二楚，既通俗易懂，又言简意赅。儿子谁家没有哇，我怎么就想不出用儿子来‘试一试自由’这样的妙招呢?倪萍太有才了!”
我们现在来领教一下倪萍关于自由的明断：(一)，她心目中的“自由”就是“妈妈”给予“儿子”的“恩赐”：“今年六一是他最后一个儿童节，我说今天早6点到晚12点你想干嘛都行，包括不上学”;(二)，“自由”的本质就是由于她是央视的“万人迷”女主持，她的这些言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可能既很大又很坏，的任性和胡来;(三)，“自由”的后果非常可怕：“自由的结果是几盒方便面下肚，游戏机玩到23:59，桌上一堆饮料瓶……”;(四)，“儿子”的“自由”理所当然地归“妈妈”管：“‘自由归谁管?’‘我!’‘为什么?’‘我是你妈!’”(五)，所以妈妈随时都可以收回赐予的“自由”：“儿子问：‘暑假能申请自由吗?’‘不能!’”
这就是倪萍告诉我们有关“自由是什么”的全部答案，她在一百来字的母子对话中就轻易地颠覆了人类哲人几千年关于自由的主导思想：(一)，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既没有谁可以给予，也没有谁可以剥夺;(二)，自由不是“想干嘛都行”的胡来，而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自己的意志活动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或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三)，自由是与自律紧密相连的，一个能够充分享受自由的人，一定也是一个能够高度自律的人;(四)，自由不仅不那么可怕，而且是一个人思想创造、艺术创造、学术创造的前提，是一个社会创造的动力和保证。一个最具有创造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高度自由的社会，一个最具有创造活力的人，一定是一个在现实中或精神上高度自由的人;(五)，一个被别人控制和管理的“自由”，就绝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不妨还是像倪萍那样以她儿子为例，六一儿童节那天她恩准儿子“想干嘛都行”，根本不是倪萍所理解的“自由”。“想干嘛都行”的这一天，有点像一个几天没有吃饭饿鬼，突然被允许可以猛吃一顿一样，她儿子一定要玩游戏机玩到发疯，饿鬼也一定要吃到撑破肚子，因为他们都知道，过了这个村就没有哪个店，今朝有酒今朝醉，必须报复性地玩，报复性地吃。她儿子六一这一天，甚至还比不上监狱每天一刻钟的放风，因为囚犯每天一刻钟的放风时间是可以预期的，而她儿子“想干嘛都行”的放任，随时都有可能被妈妈收回，因而具有很大随意性。果不其然，第二天儿子的放任就被妈妈取消了。由于长期被控制，她儿子不可培养出自己健康的爱好，也不可能具有良好的个人兴趣。又由于他长期被强制学这学那，长期被强制的儿子，怎么可能学会自制?怎么可能养成自律?于是就出现了倪萍所说那种打游戏机的放纵。她儿子之所以一整天狂打游戏机，是他一直没有处在一种自由状态，但倪萍却因此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自由非常可怕，小孩一旦有了自由，就会天天吃方便面，就会天天玩游戏机;同理，成人一旦有了自由，就会天天谈恋爱，天天男盗女娼……
联想到倪萍关于“政府是父母”的言论，再看看她关于“自由是什么”的结论，我真的是不寒而栗。在她眼中，政府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是政府的儿子，我们的自由既是政府赐予，又可以被政府收回。七一前的主流媒体不是说得十分明白吗?自由太多了一定要坏大事的，军阀混战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前车之鉴，这和倪萍所渲染的自由可怕论和自由恐怖论，真是一脉相承，若合符节。在此，我尊重推荐倪萍到中宣部工作，她对我党核心思想的领会，比任何人都要到位，她对我党核心思想的阐述，比任何人都要生动有趣。
只是我想善意地提醒一下：倪萍，不要羞辱了中国人民，也不要羞辱了你自己，十三亿中国人并非都像你儿子那样喜欢玩游戏机，也并非都像你儿子那样喜欢吃方便面。
谢谢!
(1225)[转帖]围墙里的猪:管你信不信，我们反正不信！
刚看到温州动车事故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为何我的小命能够活到现在，原因在与本人极少跨省旅游，仅有的一次也不过是到我党的红色圣地井冈山瞻仰了一下毛主席的淫容傻貌，来会做的都是时速于蜗牛有得拼的所谓火车，坐了十几个小时，但还是值得的，起码安全。
事故发生后，党和领导人第一时间对此事发表了严重关切，至于这样的关切到底有多严重，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仅仅是有关部门的同志向主席回报了此事，而主席仅仅是哦了一声，又或者仅仅是点头示意了一下，但出来的效果却是相当的严重。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同志屁股后跟着一大群等着升迁的同志来到现场，跟新闻联播里演得而一模一样。铁盗部盗贼头头盛光祖则来到发布会现场，欲开溜之时，现场有女记者冲其吐了口水，但口水终究洗不掉其内心的污秽。当然发布会现场最大的主角还算铁盗部的宣传人王勇平，其一句“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理应成为今年的最无耻言论，无耻之程度无异于一恶霸在街上看到一位漂亮的有妇之夫，便向其大喊：管你是谁的，反正被我看到了，就是我的。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故本人也以毒攻毒的送你一句：老子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们不信。
我到现在还搞不明白动车与高铁有什么区别，但最近听说京沪高铁又出现了故障，现实告诉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啥区别，它俩的爹妈都是铁盗部，且都遗传了它爹妈的臭脾气，这些都是可以确信的。而事故的原因，虽众说纷纭，但仍旧逃脱不了两个性质。一个是铁盗部自身意淫出来的原因，一个则是来自与民间的在铁盗部看来纯属谣言的原因。先说第一个，铁盗部的信不信由你反正他信的他信先生说，此次事故是雷击造成的。大跃进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你们说是天灾，桥梁坍塌你们说是水灾，这次又说是雷击，呜呼，大自然，它又何苦经常被你们请到你们自家开的法院里面成为你们的被告。证人却又被你们铁盗部草菅了人命，利用铲车直接将其埋入地下，为你们的“填埋车头有利于现场救援”之理论殉了葬，最后到底为救援带来了多少利，死亡数字告诉了我们，填埋车头没有在生还名单上增加数字，而只是在死亡名单上增加了几十个在你们看来仅仅只是数字的数字。据民间谣言，截止26日，温州动车事件死亡259人，伤183人，失踪154人。而官方此前一直宣称死亡数字是35——官方在重大事故中选定的幸运号码——且死亡数字不采用浮动机制。但最近消息称，温州57个工作组正一对一接待遇难者家属，做好安抚接待工作，稳定遇难者家属情绪。”57跟35，都差了一轮了，难不成还买一送一，但明明写的是一对一啊，看来，拆谎还需撒谎人。至于这次事件的检察官，也被铁盗部的盗贼们抢了去，法学家贺卫方呼吁要让第三方介入调查，我很不解，在中国，难道还有所谓的第三方吗，人大常委，它能保持其独立性吗，所谓的人大常委不也是曾经的高官吗，人大常委里面不也有所谓的党委吗，况且铁老大都已经自行介入了，还用你一个人大小弟代劳吗？
我至今都很难想象，掩埋证据，且是里面一定还有人，即使没有人，也该有人的遗物，遗言的车头，竟会在一个标榜为属于人民的人民共和国里面，铁盗部不顾众人非议，甚至在温州市政府人员的强行阻扰下，掩埋了车头，而生命探测仪却丝毫探测不倒里面的生命迹象，如果坠落的不是普通动车的车厢，而是客机头等舱VIP车间，你说探测不倒生命迹象，那我是绝对相信的。此次事件也许能在明年美国发布的中国人权报告里面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彼时的人民共和国无须在厚颜无耻的有样学样的学人发布一个美国人权报告，你不嫌丢人，国人还嫌你不害臊。本人劝谏有关部门，再你想指责别人没穿衣服有伤风化的时候，请先看看你自己是否袒胸露乳了，别再老拿什么资本主义里的穷人生不如死的谎言来糊弄国人，这只会暴漏你的智商情商与道德水准。最简单的，洛克比空难的时候，飞机爆炸分解成400万片碎片，1000名调查人员花3年搜集了全部碎片并找到嫌疑人，你能吗？怎么，你嫌美国太远了，还嫌东西方文化有差距？好吧，我给你举一个东方国度，日本的例子，且时间还不远，好让你瞻仰瞻仰什么是人权。日本大地震后,自卫队员从福岛县小学瓦砾中找到56个书包,并一一清理后装入干净塑料袋等候家长认领，而废墟中找到的毕业证书,结婚照等遗物,被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宮城县閖上小学体育馆中。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合法，很简单，只要看它是如何对待国民的，如若是像此次事件一样，那还是请这个政权乖乖的把你所谓的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的人民二字摘下来，如若不行，还望你们乖乖的滚出这个国度。
事故的具体的我自然不便多说，还得交给时间来回答，至于最后的答案，我仅仅只希望在被告席的不再是是雷公电母。至于大体的原因，我是可以肯定的，我想大多数人也都可以肯定。比如京沪高铁一开始说是预期2012年通车，后来调整到2011年下半年，说是给国庆献礼；后来领导说又改了，说既然到了10月，干脆提前到六月，向建党90周年献礼。现在果然到6月了。大干快干式的发展注定了温州动车事件发生的必然。以上的这位领导看起来似乎居心叵测，难不成它想用京沪高铁来给党的90年忌日殉葬？
事件发生至今，铁盗部所做的仅仅是免职了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并进行调查。妄图以杀鸡给猴看来堵住民众的怨气，铁盗部，你信这样的策略奏效吗？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们不信！刚杀了鸡给猴看，想不到还真把民众当猴耍，免职了三个官员，却任命了当年胶济惨案中撞死70多人，伤了400多人而被免职的安路生。看来，民众的智商在你们的低智商的脑子里已经低到了水平线以下了。
而据最新的红头文件，下发各级五毛网评员：要防止网民借题发挥，借小小的事故攻击党和政府，破坏社会稳定，要多宣传美国、日本、欧洲的事故，说明死人的事在哪个国家都有，要多宣传党和政府的救灾力度，死者纵做鬼，也幸福，坟头看高铁，共欢呼。
五毛党，专制国家的土特产，总在一个政党的危难时刻，受命于危难之际，为我党制造了所谓的繁荣昌盛，而当繁荣昌盛的泡沫破裂的时候，五毛党也得跟着其一同破裂，泡沫的光环也终究会消失。可怜的中国，几千年来，专制的阴霾未能离你而去，可怜的国人，朝代更迭，最后仍旧躲不过天朝的统治。看看日历，此时已是21世纪。
呜呼，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到此为止吧，套用一句不知被谁说过的话，当人在面对一件让人无话可说的事件的时候，你总会觉得无法可说。
事故发生后，党和领导人第一时间对此事发表了严重关切，至于这样的关切到底有多严重，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仅仅是有关部门的同志向主席回报了此事，而主席仅仅是哦了一声，又或者仅仅是点头示意了一下，但出来的效果却是相当的严重。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同志屁股后跟着一大群等着升迁的同志来到现场，跟新闻联播里演得而一模一样。铁盗部盗贼头头盛光祖则来到发布会现场，欲开溜之时，现场有女记者冲其吐了口水，但口水终究洗不掉其内心的污秽。当然发布会现场最大的主角还算铁盗部的宣传人王勇平，其一句“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理应成为今年的最无耻言论，无耻之程度无异于一恶霸在街上看到一位漂亮的有妇之夫，便向其大喊：管你是谁的，反正被我看到了，就是我的。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故本人也以毒攻毒的送你一句：老子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们不信。
我到现在还搞不明白动车与高铁有什么区别，但最近听说京沪高铁又出现了故障，现实告诉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啥区别，它俩的爹妈都是铁盗部，且都遗传了它爹妈的臭脾气，这些都是可以确信的。而事故的原因，虽众说纷纭，但仍旧逃脱不了两个性质。一个是铁盗部自身意淫出来的原因，一个则是来自与民间的在铁盗部看来纯属谣言的原因。先说第一个，铁盗部的信不信由你反正他信的他信先生说，此次事故是雷击造成的。大跃进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你们说是天灾，桥梁坍塌你们说是水灾，这次又说是雷击，呜呼，大自然，它又何苦经常被你们请到你们自家开的法院里面成为你们的被告。证人却又被你们铁盗部草菅了人命，利用铲车直接将其埋入地下，为你们的“填埋车头有利于现场救援”之理论殉了葬，最后到底为救援带来了多少利，死亡数字告诉了我们，填埋车头没有在生还名单上增加数字，而只是在死亡名单上增加了几十个在你们看来仅仅只是数字的数字。据民间谣言，截止26日，温州动车事件死亡259人，伤183人，失踪154人。而官方此前一直宣称死亡数字是35——官方在重大事故中选定的幸运号码——且死亡数字不采用浮动机制。但最近消息称，温州57个工作组正一对一接待遇难者家属，做好安抚接待工作，稳定遇难者家属情绪。”57跟35，都差了一轮了，难不成还买一送一，但明明写的是一对一啊，看来，拆谎还需撒谎人。至于这次事件的检察官，也被铁盗部的盗贼们抢了去，法学家贺卫方呼吁要让第三方介入调查，我很不解，在中国，难道还有所谓的第三方吗，人大常委，它能保持其独立性吗，所谓的人大常委不也是曾经的高官吗，人大常委里面不也有所谓的党委吗，况且铁老大都已经自行介入了，还用你一个人大小弟代劳吗？
我至今都很难想象，掩埋证据，且是里面一定还有人，即使没有人，也该有人的遗物，遗言的车头，竟会在一个标榜为属于人民的人民共和国里面，铁盗部不顾众人非议，甚至在温州市政府人员的强行阻扰下，掩埋了车头，而生命探测仪却丝毫探测不倒里面的生命迹象，如果坠落的不是普通动车的车厢，而是客机头等舱VIP车间，你说探测不倒生命迹象，那我是绝对相信的。此次事件也许能在明年美国发布的中国人权报告里面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彼时的人民共和国无须在厚颜无耻的有样学样的学人发布一个美国人权报告，你不嫌丢人，国人还嫌你不害臊。本人劝谏有关部门，再你想指责别人没穿衣服有伤风化的时候，请先看看你自己是否袒胸露乳了，别再老拿什么资本主义里的穷人生不如死的谎言来糊弄国人，这只会暴漏你的智商情商与道德水准。最简单的，洛克比空难的时候，飞机爆炸分解成400万片碎片，1000名调查人员花3年搜集了全部碎片并找到嫌疑人，你能吗？怎么，你嫌美国太远了，还嫌东西方文化有差距？好吧，我给你举一个东方国度，日本的例子，且时间还不远，好让你瞻仰瞻仰什么是人权。日本大地震后,自卫队员从福岛县小学瓦砾中找到56个书包,并一一清理后装入干净塑料袋等候家长认领，而废墟中找到的毕业证书,结婚照等遗物,被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宮城县閖上小学体育馆中。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合法，很简单，只要看它是如何对待国民的，如若是像此次事件一样，那还是请这个政权乖乖的把你所谓的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的人民二字摘下来，如若不行，还望你们乖乖的滚出这个国度。
事故的具体的我自然不便多说，还得交给时间来回答，至于最后的答案，我仅仅只希望在被告席的不再是是雷公电母。至于大体的原因，我是可以肯定的，我想大多数人也都可以肯定。比如京沪高铁一开始说是预期2012年通车，后来调整到2011年下半年，说是给国庆献礼；后来领导说又改了，说既然到了10月，干脆提前到六月，向建党90周年献礼。现在果然到6月了。大干快干式的发展注定了温州动车事件发生的必然。以上的这位领导看起来似乎居心叵测，难不成它想用京沪高铁来给党的90年忌日殉葬？
事件发生至今，铁盗部所做的仅仅是免职了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并进行调查。妄图以杀鸡给猴看来堵住民众的怨气，铁盗部，你信这样的策略奏效吗？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们不信！刚杀了鸡给猴看，想不到还真把民众当猴耍，免职了三个官员，却任命了当年胶济惨案中撞死70多人，伤了400多人而被免职的安路生。看来，民众的智商在你们的低智商的脑子里已经低到了水平线以下了。
而据最新的红头文件，下发各级五毛网评员：要防止网民借题发挥，借小小的事故攻击党和政府，破坏社会稳定，要多宣传美国、日本、欧洲的事故，说明死人的事在哪个国家都有，要多宣传党和政府的救灾力度，死者纵做鬼，也幸福，坟头看高铁，共欢呼。
五毛党，专制国家的土特产，总在一个政党的危难时刻，受命于危难之际，为我党制造了所谓的繁荣昌盛，而当繁荣昌盛的泡沫破裂的时候，五毛党也得跟着其一同破裂，泡沫的光环也终究会消失。可怜的中国，几千年来，专制的阴霾未能离你而去，可怜的国人，朝代更迭，最后仍旧躲不过天朝的统治。看看日历，此时已是21世纪。
呜呼，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到此为止吧，套用一句不知被谁说过的话，当人在面对一件让人无话可说的事件的时候，你总会觉得无法可说。
(1224)[转帖]吴澧:抓了赖昌星，还有更贪人
“远华”走私大案主犯赖昌星，潜逃加拿大十二年，终于在７月２３日被加拿大政府遣返中国，在北京一下飞机即被红朝有关方面逮捕。国内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红朝方面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迫使怀有政治偏见的西方人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十二年来，加拿大的相关法律并没有什么变动，倒是中国的法律经历了一个趋向完备的过程。实事求是地讲，赖昌星的遣返，应是国内法制完备化的阶段成果。
据说，赖昌星潜逃之初，红朝方面曾希望与加拿大订个引渡协定甚至条约，一揽子解决问题，因为当时已有很多贪官逃到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律师就去研究红朝的法律。一看宪法上写着红朝是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些没受过革命教育的先生就愣住了。“专政”在英语里作 dictatorship，这词来自古罗马官职 Dictator（中文史书通常音译为“狄克推多”，或意译为“独裁官”）。古罗马共和国时代有着一定程度的民主。政府平时由两名执政官管理，重要决定必须经过元老院讨论，并允许民众旁听。在外敌入侵等紧急状况下，元老院会任命一、二名大权独揽的狄克推多，但任期只有六个月。狄克推多的特权里，最厉害的是法律豁免权——任期内所作所为，包括不经司法程序而杀人，事后不受法律追究。当年恺撒任狄克推多时，就曾经利用这一特权，宣布不同政见者为“人民公敌”，随意处死，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使自己成了罗马首富。
“专政”在西方语言里就意味着不讲法律（所以马克思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个短暂的过渡时期，长期实行是后来的创造性发展）。加拿大政府律师就问了：我们怎么能跟一个“不讲法律”的国家签订引渡协议呢，国会肯定通不过。法律条文上的“误解”，使得引渡谈判漫长而暂无实效。
红朝方面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与加拿大警方合作，确认赖昌星为国际通缉犯，让加拿大把他送回来。但这里有取证程序的麻烦。比如说，让妻子交代丈夫的罪行，在国内很普遍；但英美法系至今实行孔老夫子的遗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并不要求直系亲属作证。有人告诉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老夫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们在美剧和好莱坞电影中看到，证人在法庭作证，必须宣誓，保证自己说真话。中世纪的英国，法庭上作假证，查出後割舌头。时至今日，作假证仍然可判刑。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在电影电视里看到，嫌犯回答问题是不必宣誓的。法庭预设人性有弱点，难免说点假话为自己辩护。这种情况下，让嫌犯宣誓就是诱人入罪，他们认为不公正。以英美法系的背景，见到妻子揭发丈夫，他们总觉得很可疑，这女人是否受了逼供信？
而且红朝提供的证据，往往有“从重从快”催促下的浮夸习气。新花社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５日厦门报道（新花社记者秦杰、翟伟，《人民日报》记者吴兢）《厦门特大走私案查处始末》说：“为把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办案部门……确保每一件案件都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接着，来证据了：“在调查中，办案人员经过反复比对，掌握了两组大相径庭的数据：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８年，厦门海关监管申报进口成品油２７０余万吨；而从厦门外轮代理公司和外运公司查到的数据却是成品油进境申报６００余万吨。这两组数据表明：３年时间里，有近４００万吨的成品油未向海关报关就入境了，其走私案值高达１１０亿元。”——看看必定是抄自案卷的成品油数字，这是办“铁案”的算术吗？
由于取证手段的不同，这第二个办法也行不通。
好在赖昌星毕竟是红朝出去的，他的出境程序，红朝方面有解释的全权。于是就有了第三个办法。内地说他的香港通行证不是合法颁发，香港方面因此吊销了赖昌星的居民身分。香港回归前是英联邦成员，加拿大也是，联邦成员的居民可以免签证相互走动。赖昌星凭着这一优惠进入加拿大。如果他的香港居民身分是“假”的，那么他去加拿大就是“非法入境”，加拿大政府可以将遣返中国。这就是７月２３日赖昌星终于被遣返的法律依据。
不过赖昌星还是挺能“赖”的，遭加拿大认定“非法入境”后，他申请“难民”身分，声称回红朝将受到不公正审讯和迫害，官司又打了七、八年。为了让他回国，红朝方面先是保证不判死刑；接着又保证无死刑、无虐待、公开审讯。但加拿大方面仍然有虽未判死刑、却在服刑期间“躲猫猫”的疑虑。最近，红朝又保证赖昌星入狱后，加拿大官员可以探视，虽然他并没有加拿大国籍。这一“治外法权”式的让步，才使加拿大移民法庭终于相信赖昌星回国会受到公正审讯，作出了否决难民申请的决定。
国内舆论认为赖昌星的遣返表明外逃贪官的末日到了，这大概过于乐观了。外逃仍然是贪官的最佳“生命保险”。最近被处死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和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如果出逃北美，即使抓回来，至少能保命。贪官们探得风声不妙时，仍然会千方百计地逃出去。
贪官逃出去后，抓回来仍然不容易。政治上国外仍然有看法。这次加拿大移民法庭否决赖昌星难民申请的主要理由，是他不属于不同正见者等红朝镇府主要迫害对象。这显然不是红朝爱听的话。
刑事程序上，国外也可能有看法。特别是如果经济罪名被滥用，人人都知道是因批评腐败贪污而触犯官员的不同正见者，遭到“偷税漏税”的诬陷，你让别人如何相信红朝经济案件的真实性？
而且赖昌星案有他的特殊性。特殊之一，赖昌星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不会讲英语。如果赖昌星有本事将自己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与加拿大律师的法律知识结合起来，他很可能在法庭上再次逃过去。因为没文化，他只能靠钱雇律师。当钱用完后，律师不肯再为他花时间——庭讯时律师都懒得出庭，居然在德国通过视频辩护，而且没有提出任何新论据，只是老调重弹——赖昌星就完了。
特殊之二，赖昌星是“非法入境”；而且他的妻子也是没文化的，因不习惯国外生活，早几年已经带着孩子回国。如果像一些“裸官”那样，老婆孩子是合法移民，住了几年后甚至成了加拿大或美国的公民，打移民官司时就有家庭团聚的人道考虑，不遭遣返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抓回外逃贪官的真正保证，是国内的法制建设。比如，尽快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在赖昌星出逃前一年签署，但人大至今未审批。这不但便于抓回外逃贪官，或许还能使他们中间的一些很多人不至于成为太贪的官。赖昌星本来只是在村里开个工厂。两个党的干部问他要钱，拒绝后将他的姐姐打伤住院，还要查他的税。赖昌星在法庭上赢了税务案子，但党的干部继续追查。赖昌星逃到厦门，从此开始他的江湖之旅。从此他接受教训，不管做什么生意，先把党的干部上下打点齐全。
http://wuli.blog.caixin.cn/archives/22901
据说，赖昌星潜逃之初，红朝方面曾希望与加拿大订个引渡协定甚至条约，一揽子解决问题，因为当时已有很多贪官逃到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律师就去研究红朝的法律。一看宪法上写着红朝是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些没受过革命教育的先生就愣住了。“专政”在英语里作 dictatorship，这词来自古罗马官职 Dictator（中文史书通常音译为“狄克推多”，或意译为“独裁官”）。古罗马共和国时代有着一定程度的民主。政府平时由两名执政官管理，重要决定必须经过元老院讨论，并允许民众旁听。在外敌入侵等紧急状况下，元老院会任命一、二名大权独揽的狄克推多，但任期只有六个月。狄克推多的特权里，最厉害的是法律豁免权——任期内所作所为，包括不经司法程序而杀人，事后不受法律追究。当年恺撒任狄克推多时，就曾经利用这一特权，宣布不同政见者为“人民公敌”，随意处死，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使自己成了罗马首富。
“专政”在西方语言里就意味着不讲法律（所以马克思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个短暂的过渡时期，长期实行是后来的创造性发展）。加拿大政府律师就问了：我们怎么能跟一个“不讲法律”的国家签订引渡协议呢，国会肯定通不过。法律条文上的“误解”，使得引渡谈判漫长而暂无实效。
红朝方面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与加拿大警方合作，确认赖昌星为国际通缉犯，让加拿大把他送回来。但这里有取证程序的麻烦。比如说，让妻子交代丈夫的罪行，在国内很普遍；但英美法系至今实行孔老夫子的遗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并不要求直系亲属作证。有人告诉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老夫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们在美剧和好莱坞电影中看到，证人在法庭作证，必须宣誓，保证自己说真话。中世纪的英国，法庭上作假证，查出後割舌头。时至今日，作假证仍然可判刑。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在电影电视里看到，嫌犯回答问题是不必宣誓的。法庭预设人性有弱点，难免说点假话为自己辩护。这种情况下，让嫌犯宣誓就是诱人入罪，他们认为不公正。以英美法系的背景，见到妻子揭发丈夫，他们总觉得很可疑，这女人是否受了逼供信？
而且红朝提供的证据，往往有“从重从快”催促下的浮夸习气。新花社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５日厦门报道（新花社记者秦杰、翟伟，《人民日报》记者吴兢）《厦门特大走私案查处始末》说：“为把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办案部门……确保每一件案件都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接着，来证据了：“在调查中，办案人员经过反复比对，掌握了两组大相径庭的数据：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８年，厦门海关监管申报进口成品油２７０余万吨；而从厦门外轮代理公司和外运公司查到的数据却是成品油进境申报６００余万吨。这两组数据表明：３年时间里，有近４００万吨的成品油未向海关报关就入境了，其走私案值高达１１０亿元。”——看看必定是抄自案卷的成品油数字，这是办“铁案”的算术吗？
由于取证手段的不同，这第二个办法也行不通。
好在赖昌星毕竟是红朝出去的，他的出境程序，红朝方面有解释的全权。于是就有了第三个办法。内地说他的香港通行证不是合法颁发，香港方面因此吊销了赖昌星的居民身分。香港回归前是英联邦成员，加拿大也是，联邦成员的居民可以免签证相互走动。赖昌星凭着这一优惠进入加拿大。如果他的香港居民身分是“假”的，那么他去加拿大就是“非法入境”，加拿大政府可以将遣返中国。这就是７月２３日赖昌星终于被遣返的法律依据。
不过赖昌星还是挺能“赖”的，遭加拿大认定“非法入境”后，他申请“难民”身分，声称回红朝将受到不公正审讯和迫害，官司又打了七、八年。为了让他回国，红朝方面先是保证不判死刑；接着又保证无死刑、无虐待、公开审讯。但加拿大方面仍然有虽未判死刑、却在服刑期间“躲猫猫”的疑虑。最近，红朝又保证赖昌星入狱后，加拿大官员可以探视，虽然他并没有加拿大国籍。这一“治外法权”式的让步，才使加拿大移民法庭终于相信赖昌星回国会受到公正审讯，作出了否决难民申请的决定。
国内舆论认为赖昌星的遣返表明外逃贪官的末日到了，这大概过于乐观了。外逃仍然是贪官的最佳“生命保险”。最近被处死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和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如果出逃北美，即使抓回来，至少能保命。贪官们探得风声不妙时，仍然会千方百计地逃出去。
贪官逃出去后，抓回来仍然不容易。政治上国外仍然有看法。这次加拿大移民法庭否决赖昌星难民申请的主要理由，是他不属于不同正见者等红朝镇府主要迫害对象。这显然不是红朝爱听的话。
刑事程序上，国外也可能有看法。特别是如果经济罪名被滥用，人人都知道是因批评腐败贪污而触犯官员的不同正见者，遭到“偷税漏税”的诬陷，你让别人如何相信红朝经济案件的真实性？
而且赖昌星案有他的特殊性。特殊之一，赖昌星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不会讲英语。如果赖昌星有本事将自己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与加拿大律师的法律知识结合起来，他很可能在法庭上再次逃过去。因为没文化，他只能靠钱雇律师。当钱用完后，律师不肯再为他花时间——庭讯时律师都懒得出庭，居然在德国通过视频辩护，而且没有提出任何新论据，只是老调重弹——赖昌星就完了。
特殊之二，赖昌星是“非法入境”；而且他的妻子也是没文化的，因不习惯国外生活，早几年已经带着孩子回国。如果像一些“裸官”那样，老婆孩子是合法移民，住了几年后甚至成了加拿大或美国的公民，打移民官司时就有家庭团聚的人道考虑，不遭遣返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抓回外逃贪官的真正保证，是国内的法制建设。比如，尽快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在赖昌星出逃前一年签署，但人大至今未审批。这不但便于抓回外逃贪官，或许还能使他们中间的一些很多人不至于成为太贪的官。赖昌星本来只是在村里开个工厂。两个党的干部问他要钱，拒绝后将他的姐姐打伤住院，还要查他的税。赖昌星在法庭上赢了税务案子，但党的干部继续追查。赖昌星逃到厦门，从此开始他的江湖之旅。从此他接受教训，不管做什么生意，先把党的干部上下打点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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