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搜狐网》转载《生活报》7月5日新闻说，黑龙江鹤岗市一个名叫李竹的女孩，“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母亲经营着一家企业，从小家里就很有钱。大学毕业后，李竹被分配到哈尔滨某银行工作，目前正在北京某高校读在职研究生。”她母校为她在哈尔滨买了一套住房和一辆小车，她的生活本来够滋润的了，可能是她想让生活更上层楼——从滋润变为奢华，于是向母亲借了120万元，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美容院。因生意经营得不顺利，李竹便将美容院出兑，母亲王萍(化名)担心孩子把出兑美容院的钱乱花，便要求女儿退还这笔借款。据监守所里的李竹交待，“母亲催款催得特别急，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为了昧下母亲这120万元钱，她在哈尔滨购买了作案用的假发套、眼镜、变声手机、旧车，假冒快递员骗母亲下楼，趁机残忍地将母亲撞死，被抓捕后竟然像“没事儿人”那样毫无悔意。
谁看了这则新闻都会震惊得颤抖，天下的父母看了这则新闻更是要精神崩溃。
平时我们常用“没有人性”来骂人，而撞死母亲的李竹已经完全“没有兽性”，骂她“没有人性”反而是抬高了她。人们都知道“虎毒不食子”，肯定也没有谁见过“虎子食虎妈”。李竹无疑比最凶残的老虎还要凶残百倍。她的恶毒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之外，她的凶残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之外。
谴责李竹，咒骂李竹，都已经毫无意义，再说，也找不到谴责和咒骂她的词汇，用人类所有最恶毒的语言来谴责和咒骂她，都会变成对她事实上的赞美。
养出了这样的恶女不只是她父母的悲哀，也是我们教育的悲哀，更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哀。
没法谴责她和咒骂她，但可以研究她和反思她，看看她是如何既失去人性又失去兽性的?
现在大家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从宗教的意义上讲这种说法也许可以成立，因为我们的文明是一种非常入世的文明，没有基督教的上帝，没有伊斯兰教的真主。但我们民族有自己崇高的价值理想，讲博大的仁爱，重深挚的忠孝，产生了一大批真正的民族脊梁——不是不久前得奖的那些“共和国脊梁”，否则，这个民族和文明早就解体了。
进入近现代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我们不堪一击，在西方的宪政法制面前我们专制愚昧，于是，大家将被打的屈辱和落后的原因全算在老祖宗的帐上，就像一个在外面被欺侮的穷家子弟回家埋怨父母的无能。这一百年来，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传统的价值观念不仅不能维系人心，反而成了人们批判和嘲讽的对象。一句话，我们在外国人面前受气，回到家里就拿老祖宗出气!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价值观念被批成封建余毒，西方文明被批成资本主义毒草，随着意识形态确立起来的是从苏联转手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还有正面典型雷锋、王进喜等，反面典型刘文彩、“周扒皮”等，还有“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他们都在受苦受难”以及“台湾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神话。随着官员惊人的腐败，随着东欧的一夜瓦解，
随着刘文彩、“周扒皮”还原真相，随着神话一个个的破灭，人们有一种被耍弄被欺骗的愤怒，人们开始变得玩世不恭，变得“什么都不相信”——失去了对意识形态的信仰，失去了对政府和官员的信任。大家现在唯一能够相信的就是——什么都不可信：假酒、假烟、毒奶、毒食品……
这是一片信仰、道德、价值的真空。
失去信仰后，我们民族不是还有人性吗?是怎样把人性也弄丢了呢?丢了人性以后，为什么连兽性也丢了呢?
当一个民族觉得什么都不可信，什么都是假的的时候，他逐渐就会回过神来，明白只有自己活着才是真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只有二奶才是真的，只是穿得最贵吃得最贵住得最贵才是真的。为了弄钱，先是出卖灵魂，出卖人格，后来发现人们的灵魂太黑，人们的人格太低，灵魂和人格都卖不出价钱，于是，接着就出卖肉体，出卖器官，总之，什么能卖到钱就卖什么，哪样能弄到钱就干哪样。这时候的“人”就完全丢掉了人性——丢掉了人之为人的道德情操，是非观念，审美趣味……，已经是行尸走肉的“动物”了。
生理学上讲“人是动物”，人有动物的食色本能，老祖宗也知道“食色，性也”。可是，变成了动物的“人”一定比动物更加凶残，更加贪婪。猛虎追捕到一只山羊饱吃一顿后，它就会美滋滋地大睡，不会吃到羊肉又想吃海参燕窝熊掌……雄猫与雌猫做爱后，也会心满意足地离开，它肯定不会想到再去包二奶三奶四奶……蚂蚁只要攒够了过冬的粮食，肯定不会像贪官那样再贪污几亿外逃，不会像奸商那样为了赚钱向牛奶中加三聚氰胺……
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用和欺骗，教育中又充满伪善谎言，社会上又缺乏公平正义，一个大公司老总为了钱可以在牛奶中加三聚氰胺，可以在猪饲料中加瘦肉精，可以在馒头中加有毒颜料……李竹为了钱撞死母亲不是很合符逻辑吗?如果社会环境不变，明天还会有更多陈竹、戴竹、王竹、赵竹为了钱把父母亲一起干掉。
可见，有信仰的民族，可能失去信仰;没有了信仰的民族，失去的就只有人性;连人性的也没有的民族，最后就会连兽性也丢了——变得“禽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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