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点水
见缝插针，将最近的一些片思断想贴在这里，表示我思我在。
由香港扑奔三亚，鸟语之外，一样花香。区别倒有一个：香港多自由的空气，三亚多自然的空气。中国之大，应该多一些这样的地方，不要只多灾祸，只多欺诈，只多钳口，只多拆迁……。中国需要提速，但明显地，中国也需要缓行，等着自己的灵魂跟上。
香港的自由既有历史成因，也是人们力争的结果。那里有蔚为壮观的集体“散步”，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有温厚的人文精神与精致的职业传统。中国有幸保存着这样一块地方，作为未来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模板之一。
但如今的香港大不如前。以为香港仰赖大陆游客与经济的撑持本身就是一种暴发户的思维，以此所裹携的文化与意识只会毁坏香港并正在毁坏香港。我想香港需要再次回归——我是指她的生活脉搏与独立精神，而非主权之类，所以“爱国贼”们不要冲动——，不要一味试图改造与同化，就像历史上我们对异族异见所惯用的手法。以往我们多是被动，讲求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现在似乎反了过来，凭许多大陆人的想法，香港应该感激涕零、伏地谢恩才是。我以为这些想法仍不免局限于主奴的情结，脑子里一会儿主子，一会儿奴才地变幻，会使人失去基本的判断与尊严。
我希望看到与香港不同的深圳，我更希望看到与深圳不同的香港。现在也的确不同，但今后呢？
二、中国的脊梁
前几日探讨“脊梁”，不论各怀目的如何，这样的探讨颇有趣味。
恍惚记得鲁迅写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说得较为笼统，没有点名道姓，或许是出于疏浅，或许是与他对国人的认知较低有关。如今的人高了，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国脊梁”的真容——原来他们就是些演戏编舞说评书的。
照我理解，所谓“中国的脊梁”至少该是些直立的人。不仅他们直立，还能带动我们也觉得自己直立着。但中国的演员导演说评书的不是专业的“跪客”就是职业的“躺家”，通常很少起身，这就不免令人生疑了。
倪萍做演员主持人长于讴歌，做代表长于赞成，大概就是她成为“脊梁”的理由。我倒并不认为所谓“脊梁”必须冷酷，必持异议，但“从来不投反对票”就显得略为固执了，那就不如换一套自动举手程序，以腾出时间叫倪萍安心去写她的《姥姥语录2》。
至于奖项，我觉得仅有“脊梁”还很不够，还应该充实其他部分以表明我们是个整体。比如“中国大脑奖”，可授予那些专门代表我们思考的官员；“中国喉舌奖”，授予那些专门代表我们讲话的媒记；“中国肝胆奖”，授予那些专门代表我们举手的“委员”“代表”；还有“中国肠胃奖”、“中国肛门奖”之类，授予那些专门代表社会主流文化的专家学者各路名人……。如此，我们这些被代表者才会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脊梁”的人。
三、不拘一格降豫人
郑州市民麻女士与邻居因为琐事发生纠纷，郑州市未来路派出所在近3个月时间内先后派出四批民警以办案为名对其施压，逼她向对方赔礼道歉，又将她事发时并不在场的儿子行政拘留10天，而执行这次任务的民警竟是一位正在服刑的罪犯。事情披露后，麻女士说：“罪犯当警察，我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来没听说过！”
麻女士毕竟见识有限，“大半辈子”也不过是遇到一次“罪犯当警察”而已——还有许多警察当罪犯的事她未曾遇到，或许需要活到“一辈子”才行。比如之前河南警察刑讯逼供，害死李胜利，陷害赵作海等等。想一想这些，麻女士应该感到庆幸了。
作为罪犯与警方，这里倒有两个高难度技术：一是老百姓都认得的罪犯，公安却蒙蔽着；二是这位罪犯既不隐身，也不伏罪，而是就地踏入公安队伍，居然办起案来，这样的技术实在很高超也很前卫。
我对河南与河南人没有任何偏见，还时常劝导别人不要一受骗、一丢井盖儿就想到河南，其实哪里都有。我知道河南盗墓者多，也很专业，井盖儿的位置明显不适于他们的本领，但他们偏又总是被人抓到现行，声名也就这样传开了。都说河南人杰地灵，是中国某种技能的总部——手眼通天者窃国，聪明过人者盗墓，天资平平者专偷井盖儿，这叫人如何是好？
我觉得河南人也不妨多做做令人刮目的事情——比如这次的罪犯办案——，不要总是叫人沿着井盖儿的黑洞就能走到郑州火车站。
马艳丽自豪道“我是河南人”，刘震云自豪道“河南人从来不抢”。我为这样的“自豪”感到尴尬，仿佛早年间我们常听到的“我是中国人”一样。我想那不是因为自豪，而是因为别的。
四、郭小四的达芬奇
达芬奇家具被拆穿后，郭敬明的一段炫富文字露了出来——“之前我就一直在想到底我要换哪一款电脑，才能让它在一堆ARMANI和达芬奇家具中间每天相处而不自卑？”郭敬明为此回应：他所购买的家具不是达芬奇品牌，而是在达芬奇店里买的其他品牌。
时下，许多女子都有强烈的“小三儿”渴望，有的喜欢宣扬，有的则很腼腆。相比，做“小四儿”绝对是个超前的想法。自从做了中国作协的“小四儿”，郭敬明的脂粉气便越来越浓，据他自己说这样全是为了尊重观众，是敬业的表示。这个解释就好，既给自己定了性，也封了观众的嘴——对一个敬业的艺人无论如何不能嘲骂。普天之下哪有君子辱骂艺人？你一骂先就失了君子身份，再骂简直就是性别歧视了。
但郭敬明对达芬奇的解释不好，很像是说在达芬奇店里买了一款方力钧，这事就古怪了。
其实买了达芬奇并不丢人，价钱摆在那里，谁知道它是798的生产？现在知道也很不错，这下在ARMANI和达芬奇之间可以随意置放什么电脑而不会使她“自卑”了。郭敬明真的很有品味，难怪流泪也要选择好角度。
五、出售红十字
“尼玛”之后果然跟着“戈壁”——曾经的“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个人”，原昆明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阮姮日前被控贪污，正在接受法院审理。
我相信在那个几近暗箱的“系统”里，这样的人与事会很多，只是查与不查、深查浅查的问题——查，失身，不查，失信。其实红十字会早已失身又失信，所谓的查也不过是亡羊补牢，将这批贼人揪出来做个交代罢了，并不保证今后如何。
我以为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公益慈善机构的使命已经结束，她真的再难挽回信任，索性不如顺水行舟，就此打包出售，正式转为营利机构，以生意为主，兼做慈善——比如向国际、香港、台湾红十字会捐款。
今天看到消息，中国红十字会忽然呼吁大家为温州动车事故遇难者捐款，并且自己也捐了15万元。若真，我钦佩他们的脸皮，若假，我钦佩他们的另一张脸皮。有人恶意推测郭美美这次又要换包，我不敢苟同。我想这次应该是红十字会人士捐出了自己的一款爱马仕。
六、任何人遇到中国足球都有机会成为英雄
中国男足又一次进入镜头，比起“519长镜头”，他们7：2大胜老挝，多少给人以意外之感，就像当年他们1：2输给香港。
我相信中国队能胜老挝，毕竟是1.85对1.55，职业对业余，加上裁判的照顾，胜是常情。我只是没有想到会大胜，盖因老挝队自乱阵脚，打了中国队两球自己就把自己惊呆了，结果就被中国队“打出了风格与水平”。
我相信中国队客场也能战胜老挝队——打平即可出线——，昂首进入20强。这就叫“坐廿望十”，与“坐二望一”有些相似。
至于出线，我想这样的梦还是少做为好，一旦做了不免就会成为噩梦。有高人指点中国足球出线的唯一可能就是国际足联分给南极洲一个名额，而中国队加入南极洲，与企鹅队争夺一张入场券。我想并不乐观，固然没有人的参与是中国队出线的希望所在，但与企鹅队比赛也有很多制约因素，比如天气与场地，照例会成为中国队的最大障碍。相反，企鹅倒有机会，此役之后，它们将由帝企鹅荣升为企鹅帝。
七、毒蝎的罗生门
据报道：深圳南山区待改造民宅深夜忽有上万毒蝎来袭，居民惊恐万分，纷纷逃离。灾况持续两日，并有居民受伤。
事后追因出现了三个版本：一，此为开发商所为，意在逼迁；二，开发商喊冤，指其他开发商所为，意在搅局；三，开发商指居民自导自演，意在索取高额赔偿。
我以为三种版本正代表了不同的艺术流派与鉴别水平——第一种属现实主义，鉴别也居于常识的范畴；第二种升为超现实主义，非需专业鉴别才行；第三种则为魔幻现实主义，惟天才的脑筋才能相匹。
其实中国社会的大多事情都是由简单常识构成，太超越太魔幻只限于艺术创作，或者是为掩盖常识所做的装修。仿佛《蜗居》的女主角一定要嫁开发商，住大house，这才是生活，她也因此受人尊敬。
对于毒蝎，我倒有一点建议：创意固然是好，但成本也高，不如换成齐克隆-B，并把强拆改称为“最后解决”，这样就正规了许多。
八、中国人都是奇迹
今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是“党的恩情比天山高”。过去有“比山高”、“比天高”，大概觉得都不能达意，于是就“比天山高”了。
今天港报的头版头条是“只要通车，不要救人，他妈的！”将国骂用于纸媒，甚而头版，甚而头条，这是前所未见的。我说香港的新闻言论自由，这又是一例。若换到这边，也只好是“救险通车两不误，全力以赴促和谐”。
“他妈的！”
尽管生活在两个世界，但我绝不相信人类达成一点共识竟如此之难。比如有人从高铁的事故频发看出了安全技术的隐患；而我们的“专家”则称“恰好证明了高铁的安全性。”接着，动车组就追尾了。
看了铁道部的新闻发布会，有一问一答令人印象深刻。问：“为什么搜救停止后还有人从废墟中爬出来了？”发言人王勇平答：“这是一个奇迹！”
的确，中国人的生存只好用“奇迹”形容。世上谁人能像中国人这样百毒不侵，百害不亡？但即便如此，这奥秘被政府大员点出也多少显得悲催。中国人其实并不愿凭借这样的“奇迹”生存，中国人还是喜欢过没有“奇迹”的日子，只是很难很难。
有一件事我一直百思不解：为什么他们不思救人，而是急于掩埋车体残骸？官员的解释是“便于抢险”，但这分明就不是人的理由。我想他们是在掩盖过失与杀人的罪证。“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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