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唱红”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制造“红棍子”。用中国古人的说法,叫做“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唱红”是为将来“红棍子”乱舞服务的。我不是危言耸听,看看“文革”就知道了。
在“文革”前两年的1964年,中国刚度过“大跃进”和“公社化”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决定“唱红”。那时他的权力正逐渐被边缘化,刘少奇得到全党的好感。毛泽东此时有了搞“文革”干掉刘少奇的意图,“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政治上需要“唱红”来表现实力,博取人气。他口头上不能这样说,而是说要是为国庆15周年而“唱红”。
毛泽东“唱红”原打算类似重庆“唱红”的形式,搞大型舞台表演,周总理认为不如创作一部大型歌舞史诗,并拍成电影全国放映,展现毛泽东思想领导党发展的过程。毛泽东欣然同意,经过反复研究,将这大型歌舞史诗定名为《东方红》。
周恩来是《东方红》的总策划、总导演。从他“文革”和毛泽东的联盟关系来看,他此时是否知道毛泽东搞“文革”的计划?这已经成为历史之谜,只能供人们猜测,永远无法证实真相。我猜想他应该知道。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任《东方红》领导小组组长。他肯定不知道毛泽东的“文革”计划,因为“文革”一开始先把他打倒了,用他来祭旗。周扬真实可悲啊,自己领导“唱红”为“文革”造势,却先被打黑祭旗,并坐牢多年。毛泽东死后又因为写“异化”文章被打入冷宫。
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说“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他晚年总算醒悟了,想到当年领导“唱红”,不知他作何感想?
据一位编导回忆,周恩来为《东方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忙完了一天的国务之后,都要在深夜一两点钟来到《东方红》剧组,和编导们一起讨论,大到指导思想,小到具体词曲,他都亲自参与。刘少奇只是去了几次排演现场,每次都沉默不语。
《东方红》由北京、上海和军队等七十多个单位,三千多人参加演出,仅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这里面包容了有很多早年革命红歌,其中有些是重庆“唱红”正在唱的歌曲。这里面几乎包括了D所有的重大事件,唯独没有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的“八一”南昌起义。
创编班子原来安排有这段历史的表演,周恩来不顾劝阻,执意将这段历史撤了下来,这令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即使现在也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我猜原因是毛泽东搞“文革”最怕他的老战友们起义,所以周恩来从《东方红》中去掉这个敏感片段。这也印证了周恩来已经知道了“文革”将要爆发。
《东方红》完成后开始在全国上映。我是在“文革”中看的。《东方红》“唱红”把毛泽东唱成了神仙,也唱出一大批“红棍子”(“红卫兵”),毛泽东用它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保护谁就保护起来。周恩来是“唱红”的制作者,林彪是“唱红”带头人,毛泽东用林彪打倒了刘少奇,再用周恩来赶走林彪,周恩来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毛泽东命长。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唱红”能唱出“红棍子”,重庆“唱红”目的也是为制造“红棍子”做准备。既是BXL没有这个打算,“上边”也有人有这个谋略。理由很简单,制造“红棍子”不是为欣赏的,而是要用来捍卫动摇中的专制政权,用它打人的。网友心中自然会问,这次“红棍子”造成了会打谁呢?自然是中国“资产阶级”,当然是民营企业家了。
民营企业家有钱和资产,“上边”给“红棍子”贴上爱国家,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标签,抢夺民营企业家资产,再来个“公私合营”,“红棍子”一夜间成了大老板,管理支配民营企业家十几年积累的财产,就像建国初期一样。
到了那时,民营企业家个个都成了待宰的肥猪,心里唯一的希望是保住性命。怪不得马云、史玉柱等7位名企业家准备给自己开追悼会,也许他们已经有了预感,不如趁自己没被当“资本家”前先“死”一回,免得以后死连个追悼会都没有。他们很勇敢,追悼会到血色重庆开,其他民营企业家该怎么办呢?
现在的国际国内局势早已经不是“文革”时的情况,中国任何人也没有毛泽东的威望和智慧,即使“唱红”制造出“红棍子”,这“红棍子”打到谁头上还不知道呢?这连“唱红”领导者都没把握,所以他说“唱红”是群众运动,边唱边看形势发展。如果全国老百姓被忽悠住,造“红棍子”的原材料就有了,如果不被忽悠住,那就说玩玩而已。
中国正在专制和民主的十字路口。要维护专制只有以枪杆子为后盾,用“红棍子”做先锋来捍卫。要走民主化之路就要还政于民,给人民自由。这两者必须选择其一,现在“上边”犹豫不决。我认为民主是唯一的选择,和平民主化是中国的大幸。这个决定权在“上边”手里,可供决定的时间越来越少。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1308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