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6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发表获奖演讲。以下为实录：张维迎：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就是由无耻导致的行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比如义和团运动，全民的无知，他们以为喝了神水以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对慈禧太后来讲，既包含着无知的一面，也更包含着无耻的一面，她利用义和团的运动加强她自己的统治。还有我们的大跃进，可以说发起大跃进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亩产一万斤、十万斤，那不仅是无知，而是无耻的。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么多的国家、世界人口比重高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的政治家，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集中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呢？那些人深信不疑。我们仔细想一下，老子所讲的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我们这些灾难。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的计划经济，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政治家，更多来自于经济学家，包括兰格在论证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时候，他用的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模式。新古典经济学有好多的假设本身被当做一个现实，所以被认为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击败了反对计划经济的人的理论。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我想问一下，iPad没生产出来的，怎么统计它的需求呢？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无知，但是科学的进步同时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社会学家号召各国砍树，为了改进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树引起的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卫生就可以改善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创新工程一类的软科学、硬科学。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可以通过像工程师那么设计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无知的表现。回顾一下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神奇在什么地方呢？按照生产价值计算？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计算。政府也深信这一点，买了大型计算机，在1981年成立的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50多位研究人员，全部的投入产出数据统计出来，算出投入产出表。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改革这个价格了。大家知道一直计算不出来，即使计算出来没人相信它。这是我当时看到基本的情况。对我来讲，价格怎么靠计算出来呢？这是我当时的反应，我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怎么样形成？我的基本结论是说，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不可能是价格。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定的价格，类似于温度计，即使定的时候温度是合适的，今天室外零下八度，定完之后外边的温度怎么样变化，温度计本身是不变化的，已经没有意义了。要真正解决中国价格问题，无论大调和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通过双轨制的方式。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我要放，但是我不可能一下子都放。当时形成一个历史情况，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全部放开，这就是双轨。接下来的工作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怎么样使得计划内的逐步消失，那是技术性的问题。搞完这个以后，我自己还是比较兴奋的，这篇文章应该在1984年4月21日写的，84年6月发表在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能源组的专家建议内部刊物上，大概在莫干山会议之前的4个多月。在莫干山会议之前，我有了第二稿，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公开的刊物。我总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面对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今天也是这样的问题。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这些都带来巨大的代价。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产业、主导的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主导的产业。宁波市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人类的灾难。如果市场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可能死那么多人？市场经济有贫富差距，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我并没有认为美国就是最理想的市场。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知识、对未来判断准确就决定输赢，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探索发现的过程。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行为不变成伤害别人的行为。你在市场当中，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我怎么保证我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需要竞争，需要思想的自由。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变成垄断的思想，就会助长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有自由，如果我们能有竞争，我们就会变得无知少一点，无耻也少一点。来源：凤凰网财经
从网络红人到创业家，罗永浩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奋斗式转型。这个被人贴上“理想主义者”标签的胖子，能否适应这个全新的角色 罗永浩坐在办公室里，房间拥挤而凌乱，一台跑步机摆放在角落，落地窗外是中关村最繁忙的一条街道。他创立的“老罗英语”几个月前刚换了办公地点，总面积比先前扩大了两倍。 接受采访时，罗永浩一脸疲惫，坐姿不断下移，时不时打起哈欠。如果之前只是通过“老罗语录”和“老罗演讲”见惯了他的犀利，会让人忍不住想，这个“胖子”今天怎么了? “你们为什么一直没有评我当年度青年领袖，我已经做得过分优秀了?”采访快要结束时，他调侃记者。“明年一定争取。”罗永浩哈哈一笑，终于露出传说中的幽默与狡猾：“没关系，我不着急，再过几年还可以是中年领袖。” 明年，他40岁。 如果没有独特经历和理想主义标签，这段本该淹没在商海里的创业故事，恐怕不会如此受到关注。他曾被认为是游手好闲的待业青年，被当作新东方最牛×和最傻×的另类教师，还曾被认为创办了一家热衷参与公共事件的政治性网站。 逐渐地，他变成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许多大学生在他身上寻找精神慰藉和思想启蒙，无论是演艺界还是文化圈的社会名人都对他不吝褒奖。 2008年，36岁“高龄”、没有太多从商经验的罗永浩突然开办“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创业者身份重回教育培训行业。 去年，罗永浩在海淀剧院举行的演讲会上，说了一个关于约翰·列侬被粉丝刺杀的段子——粉丝朝列侬开了6枪，平静等待警察将自己带走，临走时，指着列侬的尸体说了3个字：你变了。在段子最后，罗永浩特意强调，列侬被刺时正好40岁，其实他是想说，自己没有变。 这是罗永浩最大的困惑——他既要摸索着运作好一家企业，同时，又要与过往理想主义的形象相匹配。当有人不断说“你不行”的时候，再强大的心脏也会产生疲劳感。他说，对于“不耍流氓能否赚到钱”的问题，自己起初并没有把握，只是单纯地相信可以。“既然我瞧不起的人都能赚到钱，为什么我不能呢?” 创业菜鸟 2007 年底，牛博网关闭，罗永浩开始考虑他的下一份工作。他想过写书当作家，有人告诉他，二十多岁干这行还行，都快30的人了，当作家会很艰难。他想想也是，中国靠写书日子过得好的人不超过20个。2008年元旦前后，和朋友商量后，他决定开一家英语培训公司，这些朋友当中，有作家兼商人冯唐。 罗永浩说自己不是一个擅长找投资者要钱的人。资金迟迟没有到位，一直拖到5月份，冯唐告诉罗永浩，不能再拖了，再拖半年就该凉下来，他给了罗永浩一笔启动资金，对罗永浩说，你先张罗起来，天天烧钱你就会焦虑，一焦虑做什么事都会顺理成章。 罗永浩拿着冯唐给的启动资金，注册了公司，简称“老罗英语”。他始终没有说服任何人再给“老罗英语”投资，中途，一位在非洲做生意的发小知道他开公司，主动给了他300万。 果然，罗永浩开始焦虑。“老罗英语”主打北美英语考试培训课程，新东方是这项业务铁板不动的老大，一开始“老罗英语”生意惨淡，总共投资600万，第一年亏损了三百多万。“基本上每天一开门就是一万块钱不见了，被打劫也不可能这么吓人，我当时拿朋友的钱做，属于投资不是借款，赔了是不用还的，但怎么好意思呢?”罗永浩想，万一赔了，自己找一个年薪百万的工作，除了生活开支，600万的债也要花10年才还清，还清时已经50岁。“一想到这些，我就眼前发黑。” 他开始经常在办公室里过夜，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好。比如，民营英语培训旺季主要集中在寒暑假，3月投入宣传成本，6月才能收回，每个月的资金流动很不均匀，为了鼓励学生早缴费，他推出过一项促销方案——越早交钱，收费越低。 “从消费心理学角度讲，这个方案的愚蠢之处在于，如果我这个月报名要交1200块钱，得知上个月报名的只交了1100块钱，就会很窝火，很犹豫，结果这个月没交，下个月得知又要多交100块会更窝火，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下可能会选择你的竞争对手。看了些专业书后才知道，要倒过来做——开始就定最后一个月的价，如果报得早打折，消费者这个时候会觉得什么时候交都是占便宜，只不过早交多占便宜，晚交少占便宜，这样他就可以接受，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他研究了很多市场营销专业的书籍，发现自己“走了很多弯路”，于是开始推出一系列类似的改版营销方案。 后来，“老罗英语”又推出了适用所有课程的“一块钱计划”，前8次课只要花一块钱，如果觉得满意，再付全款继续听完剩余课程。他亲自创意广告文案和宣传画：一块钱可以买什么，一枚鸡蛋，一节电池，一个避孕套，或者到“老罗英语”听8次课。 第二年，经营情况有所好转，亏损100万。2010年底，罗永浩在北京海淀剧院举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之前，他的演讲题目是 “我的奋斗”。他为这场演讲做了一个月的准备，巨大投影仪、大量PPT，还有精简的舞台设计，罗永浩一一列举出自己两年来亲自参与设计的宣传海报和营销心得。平心而论，他亲自设计的广告创意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演讲进行到最后，罗永浩说，希望明年公司能够赚到钱，换到更大一点的地方继续演讲。 “老罗语录”的传说 10 月25日，罗永浩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了今年的岁末演讲，题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Ⅱ”。他宣布了两条消息，一是去年北京海淀剧院演讲网络点击率超过1000万，另一条是“老罗英语”创办到第三年，终于开始盈利了。100万的数额并不大，但兴奋和得意，他毫不掩饰，台下掌声一片。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老罗语录”，罗永浩今天会是什么样子。11年前，他给新东方校长俞敏洪(微博)寄去一封求职信，依据新东方的招聘标准，逐个列举自己有能力胜任新东方教师的理由。在“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英语专业者优先”后面，他回复：真不喜欢这么势利的条件，这本来应该是XX之流学校的要求。 第二年，高二辍学、主要靠替人组装电脑维持生计的罗永浩进入新东方学校，并很快成为一线教师。 像许多新东方老师一样，罗永浩会时不时用一些搞笑段子活跃课堂气氛，与其他人不同，他的段子总要挑战“权威”。例如，指责中医疗法缺乏药检机制;怀疑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愤怒地抨击暂住证制度，表示自己要以身试法、誓死不办。 他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人脑需要独立思考，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实际上都经不起推敲，他形容这叫“有思想”。 罗永浩信口讲出这些段子时，并没想到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有的学生在课堂上录音，他认为只是留作复习之用。其实学生将他的段子剪辑成集，传到网上，标题叫作“老罗语录”。 “老罗语录”迅速在学生圈中传播开，在追捧者眼中，罗永浩的幽默、有独立思考精神、阅书无数、耿直敢言，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最高峰时接近100公斤，很多学生称他“罗胖子”。后来，他设计的广告语中有这样一句： 有思想的年轻人到哪儿都不太合群，直到他们来到老罗英语培训。 成为不大不小的公众人物，给罗永浩带来的不全是正面影响。外面开始流传他和新东方发生不和的传闻，还有人辱骂他的语录拙劣、哗众取宠。 对于老东家，罗永浩向来不愿过多谈论，尤其在他创办公司后。他说，在新东方待了两三年就已经很不舒服，公司的气质和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因为没想好做什么，才又多待了两年。“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闹出了一点小不愉快。” 罗永浩说的气质，是指英语培训行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比如“不用背单词”、“多少天保过”的宣传，还有“无效退款”却又从不兑现的服务承诺。 很多老师也让他恼火。有一次，他听到一位老师对学生说，自己上学时被宝马车溅了一身泥，教的调节办法是以后发财也开宝马溅别人一身泥。“完全是一种SB逻辑，居然把这样的价值观传递给学生。”至今说起，他还会破口大骂，碰到自己看不惯的东西，他常常情绪失控，他在新东方时朋友并不多。 2006年初，罗永浩向新东方递交辞呈，夏天，正式离开新东方。这是一份能够给他提供极好待遇的工作：年薪50万，工作时间除开寒暑假3个月比较忙碌，平时只要在周末上两到三节课，“极其舒服”。罗永浩说，以自己的标准，对商业领域里的大部分人，他是瞧不起的。他认为这些人没文化，没思想，没水平，没道德，什么都没有。他感觉到再找一个自己能够认可其价值观的老板很困难：“也许人家不是成心骗我，但我会有上当的感觉。” 逝去的牛博网 黄斌是罗永浩创办牛博网时的合作伙伴，认识罗永浩前，他听过“老罗语录”，“当时觉得很有趣，就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人认识老罗。”后来，他们经人介绍成为了朋友，他记得第一次见面时，老罗穿了一件军大衣，不修边幅。 当时黄斌正在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罗永浩刚从新东方辞职。俩人都认为国内媒体平台存在一边倒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涉足过这个行业，不知道有政府控制这回事，觉得一边倒是行业本身造成的问题。于是，两人打算合伙创办一家尽可能多元化，有多种声音，不要有异常倾向的网站。 这是罗永浩第一次创业，只是牛博网后来的命运，让很多人忽略了这段经历。同“老罗英语”一样，牛博网没有寻找投资，启动资金主要来自他和黄斌。资金有限，没有请太多员工。罗永浩负责内容，黄斌做程序出身，负责技术。很长一段时间，牛博网每个月要都亏掉几万块钱，主要花在服务器带宽上。 罗永浩说，他们当时对互联网完全没有概念，觉得只要点击量有了，钱就有了。“牛博网最早是想做成一个综合性的博客网站，但不是提供博客空间服务的性质，是选择一些博客作者的文章做内容。在罗永浩看来，牛博网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博客服务中间商，只是借助了博客形式，比起互联网产品，更像是一个媒体。 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和发展战略，上线十几天，牛博网的PV量就超过20万，艾未未、梁文道、韩寒等众多名人，相继成为牛博网作者，之前老罗语录积累下来的众多粉丝，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牛博网的受众基础。 因为没有删帖，牛博网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充当了平台角色。厦门PX事件中，一位当地的牛博网作者用手机短信发到自己的牛博网博客上，做了文字现场直播。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只有牛博网上的帖子一直没有被删。 创办两年后，牛博网被强行关闭。 对于牛博网的结局，罗永浩始终觉得自己很无辜，他说：“当时我们是要做一个综合性网站，所以没有刻意回避政治问题，并不是我热衷政治问题。在大多数网站要做自我审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做，政治内容就显得格外突出，我们真的没有刻意去做。”被关闭前，因为一些广告收入，牛博网已经基本实现收支平衡。 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罗永浩十分得意。直到今天，还有人发给他邮件讲牛博网是自己的思想启蒙网站。因为邀请作者，他结识了一大批精英圈子里的朋友，他的大部分精英圈朋友，都是通过牛博网认识的。 理想vs利润 对于罗永浩的创业能力，他的前搭档黄斌评价：“从经商角度看，老罗并不是个适合去独立经商的人，他必须要有合作伙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完整的地方，如果我给自己独立经商打80分，老罗可能只有60分。” 在黄斌看来，除了管理能力，罗永浩的放权能力是他独立经商的另一块短板，“如果管理能力不够，放权不够，自己又忙不过来，某种意义上是致命的。” 做公司以来，罗永浩越来越感觉到精力不够用，“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暑期班时，连续3个月，他每天睡3小时。其余时候，每天睡6小时。 以前更新微博时经常和人吵起来，做公司后，他很少有因工作外的事和人较真，但不久前，他还是发微博和西门子吵了一阵。 罗永浩说，他是个精力很充沛的人，只是管理能力差些。他正在调整，打算明年物色CEO，自己逐渐过渡到专注教学质量和大的战略方向。 他定下的最大战略是：提供一个在教学品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能够给学生带来一些价值观影响的商业培训机构。暑假班里，他请来贺卫方等靠谱学者给学生开讲座。 “老罗英语”创办后，冯唐根据罗永浩的性格特点，给了他3条建议：抓大放小，战略目标明确，学会容忍。罗永浩不是一个严格遵守规则的人，冯唐警告他，如果笔记本记了10件事，必须把最重要的3件事排在前面做完，不能按照兴趣和心情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还提醒他，不要因为个人性格的适合度就亲近或疏远员工。 罗永浩对财务没有特别精细的概念，尽管是新东方一线教师，他辞职时并没有攒下多少积蓄，“大部分收入在请客吃饭、买书买碟、打出租车中不知不觉不见了”。 运作“老罗英语”3年，他的收支意识依然淡薄，举办一场活动，他通常会不听财务主管的劝告，而去选择效果最好的方案，直到财务主管将成本数据摆到他面前，向他证明即使活动成功也可能亏钱时，他才会稍加控制。 开会时，罗永浩经常用自掏腰包相威胁。有时候项目效果出来特别好，证明他是对的，有时候他发现少用一半钱也能产生同样效果。 罗永浩给接触过他的人留下工作狂的印象。好友刘瑜认为他是一个“事无巨细，都不放心交给别人去做的完美主义者”。左小祖咒更加直接：“作为朋友，我更希望他在奋斗的路上身体健康，不要过于玩命。” 尽管认为罗永浩不是一个很好的独立创业者，黄斌仍然把他看成是自己众多合作者中最好的一个，“作为合作者，罗永浩是最好的一个，他在工作上的热情和敬业，曾让我强烈感觉，一个人能在一方面有所建树，一定是因为完全投入了热情。” 罗永浩想赚大钱的时候，选择了到新东方当老师，因为只有这个职业才能在一年之内达到标准。再有天赋的工程师，学成第一流也要10年。 27岁开始，罗永浩的事业危机感愈发强烈，身边开始有人不断提醒他，这样下去不行。他意识到，做很多事情都需要钱。逢年过节，哥哥姐姐会给父母买些礼物，而自己只能说些漂亮话，总让他不舒服。这些现实观念对他都有影响，无论是在新东方教书、做网站，还是办公司，他都不掩饰赚钱是直接动机。 他还是不忘记调侃一下，新东方离他的办公室5分钟路程，自己最累的时候，绕着它走一圈，回来又是斗志盎然。 创办企业后，罗永浩最讨厌别人问自己，你以前老是骂这个老板恶心那个老板耍流氓，现在自己做公司，是否理解他们。他坚持让“老罗英语”使用正版软件，给员工五险一金，不做夸大宣传等等，他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不耍流氓也可以把企业做好。 办公司后，罗永浩接受采访、做演讲的频率多了起来。有人骂他虚伪，搞那么多噱头就是为了企业宣传，他很淡定：“我又没说不是。” 罗永浩说，自己最不能接受的品行是虚伪，但在真话和假话之间可以选择沉默。他变得小心翼翼，建议员工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罗永浩至今没有在北京办暂住证，但他听说如果注册企业，好像可以领一种类似绿卡的东西。他说，如果可能影响到公司，他会去看看。来源：创业家
"即便是洋务时代的极端守旧派，如陈兰彬、刘锡鸿，也非常清楚帝制的不仁不义和实行宪政的好处。到了辛亥还能不立宪吗？而清廷坚持不做虚君，发生革命就不奇怪了。" 向往“飞天”的传统 过去人们争论“中国古代有没有某种传统”这类话题时，往往混淆两个问题，其一是国人有没有欣赏这东西的价值观基础，其二是这东西是不是国人发明的。这两者绝不是一回事。比方说，很多民族（包括我们的祖先）都有“飞天”的美术或传说，体现出人类对飞行的憧憬（即所谓价值观基础）。但你不能说他们就是飞机的发明者。反过来，你也不能说由于他们没有发明飞机，就证明他们的“传统”排斥飞行，或者证明飞机不适合这种“文化”。没有发明飞机的人就不喜欢坐飞机？这不是岂有此理吗？没发明飞机的人不仅喜欢坐飞机，还能学会造飞机，甚至造得比发明飞机的人更好，都不是不可能的！ 再说“宪政”吧，“中国文化有没有宪政传统”？这就看你说的是哪个问题。如果说某种价值观使得国人在看到宪政与帝制两种现象时对前者产生向往而对后者发生厌恶，那么这种价值观基础在我们的“传统”中肯定是有的，不但早就有了，而且不比西方人弱。我在《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等文章中指出过晚清许多士大夫在见到宪政民主后对其“天下为公”赞赏备至，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反映。 当然，这种价值观不可能覆盖全体国人，但它同样也从来没有覆盖过全体西方人，价值观的多元在任何民族中都存在。像路易十六、查理一世就不可能喜欢民主，即便今天，在西方找几个反对民主、主张专制的人，也绝非难事。当年袁世凯推翻共和重搞帝制，据说还是美国人古德曼建议的呢！但这当然不能证明“西方文化”是排斥民主的。 不过，某种价值观的覆盖率究竟有多大，也不好说，因为你得刨去从未听说过宪政因而也谈不上好恶的人，以及心口不一、言不由衷的人，除非你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做一次民意调查——但是这种“以民主的手段调查对民主的看法”的做法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民主价值观了。比方说，假如辛亥年各方同意不打仗，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决定是否保留帝制，乃至决定这种帝制是“实君”还是“虚君”，那么我敢说，能够接受这种安排，就足以证明我们是个共和民族了。哪怕公决的结果是保留帝制，甚至是保留“实君”。但这种承认公决机制（当然不是只承认一次）的帝制，还能说是原来的帝制吗？ 所以，所谓“专制价值观”不仅意味着你自己主张帝制，而且还意味着你不允许别人有另外的主张，谁敢反对你，你就要干掉他。但如果是这样，别人在你的淫威下战战兢兢地说同意专制，这能算数吗？就像奥斯威辛的犹太人，都处在奴隶状态，能证明犹太人有愿当奴隶不愿自由的价值观吗？反过来，如果你自己赞成帝制，却允许别人反对，那你事实上已经认同“宪政价值观”了。换句话说，宪政价值观甚至不必要求你自己主张宪政，而只要求你承认别人有主张宪政的权利。 显然，根据上述理由，要说中国人“没有宪政价值观的基础”是很难的。但另一方面，宪政民主这种制度安排是中国人发明的吗？应该说不是，不仅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也不能笼统地说是西方人发明的。比如希腊、罗马人就没有发明宪政，尽管他们常被视为西方文明的祖宗。就是英国人，也很难说是他们的哪一代祖宗留下了这个遗产。近年来人们一谈英国宪政，就言必称1215年“大宪章”，在我看来这也太夸张了，倒不是说这“大宪章”很粗陋，而是说近代宪政的一些原则是与大宪章相反的，到底是“大宪章”，还是作为其对立物的“都铎式王权”（“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对近代宪政起着更大的催生作用，值得思考（我们后面还要涉及这个话题）。 但是不管怎样，宪政在英国也不是天生就有的。然而它一旦有了，不仅英国人要捍卫它和发展它，连其他地方的人们也看着眼热，以至宪政作为“世界潮流”不断发展，其生命力远大于大英帝国的国家霸权。 笔者曾经提到，在辛亥年间，日本“崛起”的势头已经比英国更猛，对中国的影响也更大，可是当时中国的立宪派，哪怕其中很多是留学日本出身的，也都呼吁搞“英国式立宪”，而反对搞维护皇权的“日本式立宪”。甚至早在1844年（那时英国霸权倒是如日中天，而美国还是荷角初露，国力不能望英国之项背），一些有机会了解美英情况的中国人，例如徐继畬，对美国的评价已经比英国更高。因为美国的共和制“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英国与之相比，虽然也是“顺从民愿”，“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毕竟还是有世袭国王，仍有家天下的痕迹，不如美国的共和制民主更合乎“天下为公”的境界。 显然，这些先进的国人眼热那种英国人发明的“天下为公”制度，而且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一样，他们不只是为了“富国强兵”的实用功效，更是基于一种政治正义的价值立场。但你却很难说他们接受了“西方价值观”。这些人仍然满口孔孟之道，比之今天那些张口施密特、闭口施特劳斯的“新左（？）派”朋友，他们的价值观无疑“普世”得多，但也肯定要“中国”得多！ 关于这一点，应该提到我的一篇旧作引发的一个细节考证。 陈荔秋这个人 《南方周末》2010年6月17日刊出的拙文《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曾经提到：鸦片战争后像徐继畬、郭嵩焘等人那样公开“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尽管很少，但是对外务稍有了解的人，私下大都有类似想法，只是不公开说而已。薛福成自述曾在郭嵩焘被整时私下“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我当时解释说：“这里的‘陈荔秋’即后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 随后有读者来信说：“这是一个史实错误。‘陈荔秋’不是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陈宝箴字‘右铭’，不是‘荔秋’……那么‘陈荔秋’到底是谁呢？他叫陈兰彬（1816-1894）……做过清政府驻美国的第一任公使。其实他也没有做过‘中丞’（中丞是明清时对巡抚的别称）……且薛福成死在1894年，陈宝箴开始做湖南巡抚是1895年，陈还没做巡抚，薛怎么会叫他‘中丞’（巡抚）呢？” 其实数月前此文全稿在《中国文化》（编者按：秦晖此文是应南方周末之约撰写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文章，2009年6月送审通过，因故一年后才在《南方周末》刊出）上刊出时，南昌大学刘经富教授已来信指出：“文中谓陈荔秋为陈宝箴，实误。按，陈荔秋乃陈兰彬，字荔秋，广东湛江吴川人，比陈宝箴年长15岁。清廷第一任驻美公使，留美学生监督。” 当时我曾回信说： 我过去已经查到过陈兰彬字荔秋，但是第一，“陈荔秋”是“中丞”（巡抚），而陈兰彬从未当过这个官。第二，陈兰彬中断留美学生计划，显示其很保守，不像信服“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三年前我曾与王元化先生谈到此事，他认为是陈宝箴，说陈宝箴也有“荔秋”之别号，我认为如果是陈宝箴，则上述二疑均可释，故从之。其实如果陈荔秋真是陈兰彬，反倒更能证明拙文中的观点：很多表面上“排西”的人其实心里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很清楚，只是好说假话邀宠罢了。但陈兰彬的行为反差这么大，我还不敢相信，何况“中丞”二字也不好解。希望刘先生继续赐教。 刘先生随即回信说：陈荔秋是不是陈兰彬还可考虑，但肯定不会是陈宝箴。 王元化先生的看法 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十多年前，我提出“周秦之变”以后的中国，在秦制下处于“大共同体本位”的专制状态，现代化的文化符号走向可能是“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的观点，并据此就“儒法斗争”和新文化运动的转向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正好王元化先生也在“五四”80周年前后，提出了五四为什么“反儒不反法”、非孝-反家族思想当年何以流行、章太炎何以鼓吹灭“小群”以求“大独大群”等一系列问题。我觉得先生与我关心的是类似的问题，就多次向他请教，每到上海，除非先生不便，我都会到庆余别墅求教于先生。 大约在2006年的一次谈话中，我提到薛福成的这段话。我说在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中查到，“荔秋”是陈兰彬的字，但是陈从未做过巡抚，薛福成怎么会称他为“中丞”？而且陈兰彬这个人，一生最知名的事迹，就是以美国的歪风邪气会腐蚀中国年轻人为由，一手破坏了容闳建议、曾国藩支持的中国留学生赴美计划。这样一个保守、颟顸的官僚，怎么会对郭嵩焘“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大表赞同呢？ 王元化先生说，这个“陈荔秋中丞”应该是陈宝箴，这不仅因为陈宝箴做过巡抚，而且他深受郭嵩焘的影响。王先生举其所著《郭嵩焘与湖南新政》一文示我，文中引陈寅恪关于湖南新政并非源于康有为，而是源于郭嵩焘的说法：“先祖（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寅恪之父陈三立）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云云。王先生认为陈宝箴这个“中丞”对郭嵩焘“颂美西法”早就认同，薛福成所指的应当就是他。至于一般记载陈宝箴字右铭，王先生认为昔人字号非一者众，陈宝箴另有字号也完全可能。 我对此深以为然。所以即便经刘经富先生质疑，我仍持原议不改。 但此次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提到“薛福成死在1894年，陈宝箴开始做湖南巡抚是1895年，陈还没做巡抚，薛怎么会叫他‘中丞’呢？”这倒的确是一个有力的否证。尽管这个否证同样可以用于陈兰彬——正如这位读者所言，陈兰彬也没做过“中丞”，但我还是改变了看法，接受刘经富教授与这位读者的意见，即“陈荔秋”应当是陈兰彬，至于为何称他为“中丞”，则只能存疑。 这是因为我近日再读薛福成日记，又见两处提及“陈荔秋”，其一为驻法使馆翻译王凤喈，前留美幼童，“从陈荔秋星使赴美国学堂肄业八年”，其二为薛福成历评诸使臣，以曾纪泽、郭嵩焘为最，黎庶昌、郑藻如次之，“陈荔秋又次之”。从这两处看，“陈荔秋”是陈兰彬无疑了。刘经富先生与匿名读者的看法是对的，拙文此处确系“史实错误”，应该感谢两位赐教。陈兰彬口是心非 不过正如我去年答复刘先生的：“其实如果陈荔秋真是陈兰彬，反倒更能证明拙文中的观点：很多表面上‘排西’的人其实心里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很清楚，只是好说假话邀宠罢了。”但是这个陈兰彬的口是心非，也未免太过甚，以至当年我虽已查到陈兰彬字荔秋，却不敢相信私下大赞郭嵩焘“颂美西法”的，竟是这位在朝堂上坚持撤回留学生的陈大人！ 而近年发现的陈兰彬手札表明：陈其实佩服郭嵩焘已久。郭嵩焘曾经巡抚广东，政声卓著，郭离任后广东则时事日非、吏治败坏，百姓“诉无可诉，辩无可辩，敢怒不敢言”，出身广东乡绅的陈兰彬在私信中感叹：要是“如郭筠仙者复为广东大吏”就好了！而他出使美国后的内心感受，其实也与郭嵩焘在英法的体会差不多，所以薛福成说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薛福成自己还不敢相信，陈兰彬却私下证实“其说不诬”。 但是在公开场合，陈兰彬的言论与郭嵩焘简直就是两个极端！薛福成说，陈兰彬这样，主要是因为他胆小怕事。他“虽亦不失为君子，而胆量更小于郑（藻如）、黎（庶昌），实非干事之才”。照此说来，陈兰彬深谙庄周“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之道，扮演了个“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角色。 而与陈兰彬直接发生冲突的容闳却不这么看。在容闳笔下，陈兰彬作为“极顽固之旧学派”，俨然冲锋陷阵的卫道士，“揎拳掳袖，准备破坏新政，以阻中国前途之进步”，“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他搞垮留学事业，认为中国学生“与外国教育接触，亦几为其所污染”。然而另一方面，容闳在与陈兰彬共事的过程中，也发现陈兰彬确有薛福成说的胆小一面：“陈亦怯懦鄙夫，生平胆小如鼠，即极细微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 由此看来，陈兰彬此人的确有趣：他时常“揎拳掳袖”作愤青状，内心却“胆小如鼠”；私下里开明得与“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的郭嵩焘不相上下，公开场合却充当这些“士大夫”的首领，“群欲得杀之（开明派）而甘心者”。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呐！ 从陈兰彬想到刘锡鸿 无独有偶，和陈兰彬与容闳这一对驻美正副使类似，与郭嵩焘搭档为正副使驻欧的刘锡鸿也是这么一个角色——只是位置恰好相反：陈兰彬在美是正使，而刘锡鸿在欧是副。官场上的刘锡鸿“亦极顽固之旧学派”，他处处与郭嵩焘为难，从频频打小报告，直到在公堂上“揎拳掳袖”地要打倒郭嵩焘。郭后来的被黜，与刘锡鸿的不断诬陷有很大关系。 但是刘锡鸿在使英期间，私下也有很多感叹：以前都说英国人是岛夷，“惟知逞强，无敬让之道”，现在才发现人家“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在《英轺私记》中，他记下了若干趣事： 赴英船上有洋客对刘的仆人无礼，刘倒没太在意，洋船长却很愤怒，在亚丁就要把该洋客赶下船，刘为之求情才罢；使馆开张后，一次有馆员仆役上街购物，被一爱尔兰籍醉汉当街羞辱，中国人不敢计较，却有四名英国行人路见不平，把醉汉扭送官府，英国法院判了这厮两个月徒刑，还是中国使节致书英国首相，请宽免其罪。而英国报刊也谴责了无礼者，并且很赞扬中国人处理此事的大度。 如此等等，都使刘锡鸿很感慨。他说英国人大多“以行善为志，息兵安民为心”；“其俗究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力者”。所以“我中国与英人交际，能持理，能恤商，斯尽之矣”。而他对英国社会的观感则是：这个国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刘锡鸿还特别对英国的监狱、养老院与学校写下许多感慨。他看到英国监狱“壁净阶明，尘垢俱绝”，待囚犯很人道，饮食“肉食必具”，可以洗澡，家属可以探监，而且调教有方。犯人不仅“莫不体胖色华”，而且学到雕镂、绘画等技巧，出狱后“可以忍性，可以效功，可以耐劳，不复为斗殴盗贼之行”，甚至俨然变成“素娴礼教者”。来自天朝的他，初时还以为这或许只是让外宾参观的“形象工程”，于是违背主人的安排，“突至其他禁犯之所觇之”，结果仍然看到同样的情况，使他不能不感叹“英人狱制之善”。 刘锡鸿考察英国的养老院，同样怀有戒心，为了“得其真”而不受官方安排，微服“私往”，结果看到英国慈善公益发达，“老幼、孤穷、废疾、异方难民，皆建大房院居之，优给其养”，而且非仅伦敦如此，“其他城乡皆然”。养老院环境舒适，“男女异处”、“周遭各有院落，可任游憩”。还有育婴、济贫等院，“每数里即有广厦，为病人调摄之所，亦由国君派太医临视之”。尽管各慈善机构经办者各异，但“其宫室之崇广，衣食之充足，则大致无稍殊”。他不由得感叹，如此“济贫拯难”，确为“仁之一端”。 而英国的学校，也使这位科举出身的清朝官员感慨：“英之育成人才，用心为良苦矣！”他说英国无论贫富，孩子都能上学，有学堂、义塾、小学、大学之分。富贵人家，孩子可以“自延师”上贵族学校，穷人的孩子，也有公费的“义塾”。所学专业，哪怕是工商之事，“教规则礼乐也”，还是注重道德而不只是教人牟利的。在他看来，那里的学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遨游，不得逾越尺寸”，“每入其塾，规矩森肃”，俨然是儒家君子。 刘锡鸿甚至发现，英国人也孝亲（尽管并非慑于父权），也敬君（哪怕虚君也受尊敬）。“亚尔该公之子鸾侯，三公主之婿。公夫人特出与中国使者相见，坐谈良久，鸾侯立恃其旁，无倦容，不可谓无母子之礼。”他还观察到，英人平时即便是奏乐诵经，众宴杂耍时，也要先颂祝君主，可见其尊君之诚。 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有眼光的看法。自由民主社会承认子女自主，不等于教唆六亲不认；维护公民权利，不等于怂恿弑君犯上。恰恰相反，真孝子，何须严苛父权来恐吓？真敬君，何必生杀予夺之主乃尊？如果在“父要子死不得不死”的威吓下才作孝状，能是真孝子吗？如果在杀伐之威下才能尊君，君权一虚就墙倒众人推，所谓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王，这到底是尊君呢，还是尊“枪”畏权呢？ 显然，即便从爱亲敬君的“儒家道德”出发，刘锡鸿也对英国刮目相看。他私下甚至对英国“民主”的好处也说得头头是道：观其议会“各出所见，以议时政”，“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故其处事恒力争上游，……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从之”。他也觉得这种“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的制度确有优越性。 更有甚者，刘锡鸿对英国民主的一些细节也颇为了解，例如谈到英国“无代表不纳税”体制下税制的合理时，他说：“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连郭嵩焘也称赞他“此论至允”。刘锡鸿私下还说，英国这种民主，其实咱们国家古时也有过（秦按：当时的“反法之儒”普遍有此一说），只可惜后来“此选益衰”，“贵官愈多”，“百姓之生路乃尽绝而无可逃矣”，而且在他看来，清朝这方面甚至还不如明朝。无怪乎当年编辑出版刘锡鸿日记的钟叔河先生揶揄说，就凭这些话，郭嵩焘如果（像刘告郭那样）告发刘锡鸿“怨谤”，也不愁没有材料的！更有意思的是，刘锡鸿对英国的“政教”私下倾慕不已，对英国的“器物”却不那么恭维，他虽然也惊讶于火车机器轮船的功效，但却认为若引入中国会导致外人得便，国人失业，有百弊而无一利，因而反对引进。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极端保守。这与所谓洋务官僚热衷船坚炮利而鄙视西方人文制度的说法恰恰相反，倒是有点儒教“重义轻利”的影子。 “天下为公”， 还是“天下为家”？ 但就是这么个私下里同样羡慕“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却受朝中守旧权贵之命监视郭嵩焘，不断密告郭嵩焘要“以夷变夏”，图谋不轨，甚至连郭披了洋人的雨衣、看了洋人的节目单，都被他当成罪行来告发，他还在朝堂上诋毁郭嵩焘的学西言行是“迎合洋人，坏乱风俗”的大逆不道之罪。而且有趣的是，与他私下褒扬英国的“政教”却不喜英国的“器物”相反，他公开对郭嵩焘学习船坚炮利的言论指责不多，却猛批郭嵩焘离经叛道，破坏纲常，那罪名简直十恶不赦。结果导致郭嵩焘彻底被罢黜，险些遭治罪。这到底是为什么？ 据说就个人而言，刘锡鸿不满于郭嵩焘只提名他为参赞而不是副使，并在薪水等问题上怀恨在心。但是在理论上刘锡鸿对自己的恶行自有一番解释。他说“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事”，所以“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 听见了吗？儒家虽讲“天下为公”，但刘锡鸿知道那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英夷才当真呢，实际上咱们是儒表法里，“天下为家”已经几千年，“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权贵为此“一人”所豢养，万般私利尽在其中，那是万万动不得的！ 但这样的人还是“儒家”吗？他诋毁郭嵩焘，体现的果真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吗？如果是这样，那路易十六、查理一世同样不喜欢民主，他们也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吗？刘锡鸿与郭嵩焘，犹如陈兰彬与容闳，当时私下对中西的观感其实都差不多，只是郭、容心口如一，而刘、陈口是心非。他们的区别到底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还是干脆就是中国文化中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乡绅”与“乡愿”的区别？ 至今人们还把刘锡鸿、陈兰彬这样的人称为“清流”，如果这种口是心非、趋炎附势、阳儒阴法、倚权谋利的“乡愿”之徒也算“清流”，那从孔孟到东林党人大概都只能算“浊流”，而比刘、陈更“清”的大概只有魏忠贤了。 显然，当时就连陈兰彬、刘锡鸿这些所谓“极端守旧派”也非常清楚帝制（“天下为家”）的不仁不义，宪政（“天下为公”）的亦道亦德。要知道那时还是洋务时代，离戊戌变法都还有几十年呢，那个时代所谓“极端保守”者都已经这样想（尽管绝不公开说）了，到了辛亥还能不立宪吗？而清廷坚持不做虚君，发生革命就不奇怪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最近看到有个先生写文章说：我们过去“软实力”老上不去，就是因为无意服从了人家的“话语霸权”，老在人家的话语体系中跟人辩论，被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词牵着鼻子走。这位先生说，用他们的话语肯定是争论不过他们的，所以不如干脆就抛掉这套话语，只谈仁义道德。你拿民主这个尺子来量我，我还拿仁义这个尺子来量你呢！这样我们就有话语权，就有软实力，就主动了。 真是这样吗？老实说，看了晚清这些人的议论你就明白：这不是什么话语问题，如果我们像过去一样拿百姓不当人，谈民主固然理短，谈仁义道德也谈不过人家！戊戌前的这些人，从“进步的”郭嵩焘、马建中、王韬、薛福成这些人，到“极端保守”的陈兰彬、刘锡鸿，都是谈仁义道德谈出了“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他们都饱读诗书，长了个儒家的脑袋，只是还没有被“儒表法里”腐蚀完，在“乡愿”社会里还保留了一点“乡绅”气，他们还根本没用过自由、人权、宪政这些词，只是偶尔用过“民主”也还很词不达意。但是，他们一到西方，就感到了自己的差距——不是“器物”上的，而是“政教”上的。用“民主”的尺子量有差距，用“仁义”的尺子量，差距一样大！ 只要不是谈国际关系，也不与反侵略相矛盾，要讲内政讲治国，用他们的词儿，人家比你民主，用我们的词儿，人家也比你仁义。就是谈孔孟之道，人家那“天下为公”也比你那“天下为家”更合乎“三代圣贤之遗意”。不要说进步者，就是当时的“极端保守”派，除了倭仁、徐桐这类闭目塞听从不涉洋者外，私下也都是类似的观点。参劾郭嵩焘为“汉奸”的刘锡鸿、把留美幼童之事搞黄了的陈兰彬等，无论他们公开场合怎么昧着良心胡说，私下都讲人家仁义，我们不及。 老实说，这些“极端保守者”对英国的这种私下赞赏，比今天一些自由主义者被批评为“民主浪漫主义”、“自由乌托邦”的言论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是吗？刘锡鸿私下对英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可以说是赞不绝口，而今天的不少自由主义者还是很喜欢批判那里的“福利国家病”的。 当然，无论当年还是今天，这里说的都是内政，即使是“礼仪之邦”，如果来侵略我们，那我们反侵略也是不能含糊的。但是很明显，人家在国内就是做得比“我大清”仁义。不论什么话语，你讲到天上，也不能把恶的讲成善的，黑的讲成白的。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晚清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走向了辛亥的。 （限于篇幅，编者删落了此文的所有注释，引用时请注意） (本文发表于2011-08-25 南方周末)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81-2462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