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转帖]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1)

毛泽东政权是帝制传统的回光反照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史上，所建立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国以后，至今年一九九九年十月是整整的五十年了。为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半百大寿，大陆上和海外若干地区，均将有极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有鉴及此，乃电嘱笔者撰文随喜。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五十年来，祸福身受，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我辈虽偷生海外，谁管中原兴废事，但是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对母族的兴衰祸福，也是永远摆脱不了的心事。“安危他日终须战，甘苦来时要共尝”。纵无刘社长的吩咐，我们能无骨鲠在喉？


　　记得远在一九二三年，当时炙手可热的霸主吴佩孚将军，在洛阳大做其五十大寿。那位对帝制复辟，情有独锺的康有为，赶去溜须，并送了一副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我们如果未能免俗的，把中共享枪杆打下的这个政权，也当作一个传统的“朝代”来看，从传统朝代的兴亡规律，和现代革命政党盛衰的前例来推论，今后如不发生严重的纰漏，则中共的红朝，应该也有个“百岁勋名”才算正常。但是今日我们要为“人民政府”这个阶段，在民国通史中，记一笔流水账，我们就只能记其过去的史迹与功过。至于它下一个一百五时年要变成个什么样子，将来的史家自别有着录，后事还须问后人，毋须吾人预为操心。所以今日史家为人民政权结账，只能算是半途而论之，斯即拙篇标题“半论”的意义之所在也。

　　回忆邓公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三起之时，那个被老毛搞的要死不得活的“人民中国”，顿时气象一新，国内国外，众口交赞，许为“小平中兴”。当时邓也曾说过，由于年老的关系，他只预备掌政十年，即行“交班”。海外闻文之，颇为之扼腕。我们真希望，邓公当国，万岁万万岁也。因此在邓公执政五年之后，笔者不揣浅薄，曾着文评之，说他老人家，“十载功勋才一半”，希望他能全始全终，一竿到底，把“小平中兴”晋级为“光武中兴”，不要搞成个“同治中兴”，半途而废就就好了。但是笔者读史数十载，对历代圣主昏君，也可说是“阅人多矣”。“若是当年身便死，此身真伪有谁知”的个案太多了。从周公摄政流言，王莽谦恭下士，到老蒋及身而败，老毛死有余辜。都是突出而并不稀罕的例子。蒋、毛二公，“若是当年身先死”：蒋若死于抗战胜利；毛若死于建国初期。朋友，他二公在中华民族的地位，谁能相比？不幸二公都健康长寿，结果弄成蒋公死后，几无葬身之地，毛公也落得个万民鞭尸的下场。他这个“纪念堂”，将来如何关闭？读史者批览往例，偶念及此，能不废书三叹？因此当年笔者对邓公的观察，也觉得他老人家正在历史上走钢索。成败之间，在邓氏盖棺之前，史家固不敢预作论定也。果不其然，时未期年，邓公就搞出，中华国史上前所未有底血洗天安门的败笔来。终于弄得真伪难分，前功半弃……时代的悲剧和历史的残酷，一至于此，真警人肺腑。

　　应有百年之寿的中共政权现在话说回头。吾人根据何种星象，而敢说当今的中共政权有其百年长寿也。记得他们贵党的毛主席不也曾说过，一个革命政党的生命，正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它也有其青年、壮年、中年、晚年诸阶段；最后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定律。毛主席生前，被全国人民不知叫了几万万万次的“万岁”。最后还不是只活了八十四岁就龙驭宾天了？他底政党和政权，能活到一百岁，也就够长的了。君不见，那个功在国族的老大哥国民党，不是活了一百岁就完了？一个革命政党原有它底革命任务要完成。任务完成了，没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会自然的寿终正寝。反之，它如果违反历史规律，胡作非为，它也会被时代和人民所遗弃，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横死。君不见二战前，西欧的纳粹党、褐杉党，和二战后东欧的布党、劳动党、工人党等等不都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也是个有机体。他如果完成了它底历史任务，百年后，它自会寿终正寝。它如胡作非为，重蹈其故主席毛某的覆辙，那历史家就无法逆料了，这在历史学上便叫做“偶然”，“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因此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循常规的“必然”道路前进；或是中途转折，发生了“偶然”的顿挫，将来历史家自然会有更详细的交代，我们今日就不能越俎代庖了。在重复一句，我们今日只能半途而论之也。

　　可是今日的历史，却是将来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历史的特性，那么对历史转型的下一阶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这种预测，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现代社会科学史家，则视为历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测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间，要没有变量才好，而变量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任何向前发展的历史，皆无法完全避免之也。

　　余尝面告张学良将军曰：“您一时冲动，搞起了个‘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呜呼，西安事变就是个历史学中的“偶然”；星象学中的“变数”。举一可以反三也。因此吾人之所以能预祝人民政府百年长寿者，期其一帆风顺，富贵寿考也。下世纪中，如半路杀出程咬金，搞出另样的“西安事变”来，则一切自当别论矣。

　　人民政权在转型末期的特性然则今日大陆上的人民政权，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又有些什么特性呢？回答这个问题，吾人要知道，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所以笔者在不同的拙作里，曾一再批驳，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为胡说幻想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转变的程序，大致始自“鸦片战争”（1839-1842）。要经历两百年以上的艰苦岁月，始可粗告完成。换言之，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

　　明乎此一宏观历史的大潮流，我们就不难看出，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之所在了。谨条列四项如下：

　　（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以上所述，当然只是今后中国历史发展之常规（natural course）；四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则阿弥陀佛矣。反之，则今后国运、族运如何，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今且根据上述这个转型末期政权的特性，对这段中共政权五十年的史迹，妄师庖丁之解牛，略作爬梳，以就正于高明。

　　毛前毛后两大阶段近五十年的中共政权，很清楚的可以分成毛前毛后两大阶段。毛泽东生前当国，前后凡二十八年（1949-1976），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最后把八亿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绝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国灭种的边缘，自成五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段。毛死后迄今又已二十三年（1976-1999）。从华国锋的“凡是派”，邓小平的“开放派”、“两制派”，再到江、朱、李三雄接下去的“两制派”、“走资派”，让苦难的人民大喘一口气，虽不免也有过坦克上街，杀人不眨眼的恶劣嘴脸（这原是个极权遗传下，绝无必要的败笔），但是大体说来，还是相对的国泰民安，颇具升平气象，也自成一个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读史者歌颂的第二个阶段。

　　吾人如果把这悬隔霄壤的一国两段的历史连接起来，做个鸟瞰分析，我们就可以约略地看出近代中国，从“帝制”转向“民主”底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它前一段显然是两千年帝制的尾声，和回光返照；后一段则分明是社会经济变质（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独裁制随之滑坡，独裁者权力也随之递减，极权政府更是亦步亦趋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老江今日似乎颇有点不甘心，还想试试来个自我核心化，回头向纪念堂学习一番。老江，这一着是屎棋，碰不得也。这种“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原是阿Q公时代之时势也。如今中国政治转型，已进入一个法制民主的新阶段，您如果还要回头向和尚学习，也去试摸一下，可能就要挨“性骚扰”的官司，而吃不了兜着走也。今后中国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接班制”的问题；诸公如误为只是共产党培训（第四梯队）“接班人”的问题，那就为毛、邓二公的人治思想所误导了。转型期中，各个阶段自有其不同的主题，不可照抄也。愿当政者慎，毋河汉斯言。

　　两部法律治天下请先谈谈，由毛氏当国，为帝王专制，作回光返照的，这个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便是毛泽东一人当国。在毛氏一人当国二十八年中，全国疆土远大于欧洲和美国。中国的人口也从六亿增至八亿。他一人统治了这样的一个大国至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国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另一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在毛氏时代，只是一张废纸。其中一条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连那位依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竟然被红卫兵抓走，失踪了事。一部宪法连个国家主席的性命，也保护不了，其为废纸可知矣。

　　至于“婚姻法”，在百法皆废的情况之下，何以能依法独行？写历史的人怀疑这是毛氏羁縻开国功臣和老干部的手法之一。大家既然打下了天下，进了城，食色性也，在这花花世界里，大小功臣自然都应该享受点“歌儿美女”（赵匡胤的话），乡下的黄面婆也得让让位才好。中国历史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便是这样做的。蒋氏父子败退台湾，早年在台湾也搞了一段性开放，其作用也在此。所以中共“进城”之后，迫不及待地便推出一部新婚姻法来，这显然是经过毛泽东特别许可的，甚或是他特意设计的，也是含意深远的，虽然后来证明，并无此必要也。

　　一国无片纸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笔者初次回国，还是四人帮当权时期，我曾很诚恳地向接待我们的干部们请教，他们也很得意的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的党，自有政策。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可是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呢？现在我们研究国史的和党史的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长征以前的政策，原是“共产国际”制定的。长征结束，直至解放前后（大致是从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则是党的中央政治局，集思广益，集体制定的。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渐渐的，则是由毛泽东一手炮制了。到毛氏生命最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则毛的词组只字，都是法律。由于毛氏年高，言语不清，还要透过一位一脚踢的娘姨张玉凤女士的独家传译，才能传达于中央政治局，再布达于全国。

　　再者，在毛氏独裁初期，他所强加于全国的个人意志，还可叫做政策。渐渐地就变成荒淫暴君的意气用事了，到他最后的十年，那简直是语无伦次的胡作非为了。对这种胡作非为，毛未始不自知。所以他在文革后期，告诉他底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时，也苦笑地承认他自己是“和尚打伞”。不意斯诺这个“中国通”，居然不懂这句中国歇后语，回美国之后竟大作其独家报导，说毛氏自述是个带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一时欧美“中国通”和媒体，都为之大惊失色，大家对这个“孤独的和尚”，所做不同的评估，也一时俱来，把我辈流落海外的老华裔，弄得啼笑皆非。

　　因此毛泽东这个“孤独的和尚”，一人治国的政治模式，不特是中华五千年史所未有，近代世界史上（除非拉两洲中少数原始部落国家之外），也是闻所未闻的。

　　毛氏独裁的主客观条件中国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古文明大国也。五千年来，它出了多少圣贤豪杰，和才智之士。就是共产运动在中国初起之时，也是志士如云，杀身成仁的青年烈士，随处皆有的，怎么到头来，竟让这么个“打伞的和尚”，乱搞一泡呢？其实这也只是个社会文化转型的短期现象。在这转型期中，传统的典章制度是被玉石不分的全搞砸掉了。新的典章制度还要经过两百年，才能慢慢的磨练出来。在这个真空时代，你叫我们这个大权在握的“打伞的和尚”喳办呢？毛氏曾公开的说过，他压根儿不相信什么“法治”。他说只要在“人民日报”上写篇社论，然后推行起来，一竿到底，要啥鸟法律呢？他更不相信民主选举。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经验里，所有的选举都是假的，只有枪杆出政权才是真理。共产党的“天下”，是解放军打下来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啥鸟选举？【作者附注：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之内，所有毛泽东的选集和未选集，都会计算机化的。上引毛语录，在秒速亿次的检索程序上，一揿便是，有心的读者将来自可查阅。纵在目前，检索亦触手可得，笔者自己，亦每有前论。本篇因篇幅有限，就不细注了。读者谅之。】

　　总之，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这位小学国文教员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们起义的领袖，本质上他是和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们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他们底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那个老社会。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从传统的“帝王专制”，转向现代化的“民主法治”这项必然演变的程序，他老人家就无此视野了。至于现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有关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识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权”、“法理”这些观念，在他脑海里也是连影子也没有的。毛对现代人权的认识，实在是连“权利”、“权利”都搞不清楚。遑论其它呢？毛氏对法律的认识，也停滞在两千年前传统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对现代法理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中底保民之法（保护人民不让恶政欺压，孟子所谓“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说是一张白纸。但他强辩足以饰非，硬说这套西方的正统文明，只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不值一顾。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又是什么东西，则他连写标语的知识也没有了。自己不知，却强不知以为知，以天纵英明自许，绝无任何虚心来向他人请益。【笔者附注：列宁就不同了，列宁原是西方传统法学训练出来的律师，他对这两造不同的法理学，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宁主义”的诠释。虽然也流于偏激，却远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学习态度上，毛甚至不如蒋介石；当然与孙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不过毛对现代社会科学之无知，在早期中共的领导阶层中，也并不是个太大的例外。那时在共党组织中最骄傲、最抓权的“国际派”，像王明、博古、李三立、瞿秋白、张闻天等人也不无如此。而且他们反而没有毛的笃实、苦干，和对中国社会本质，所具有的调查研究的精神。跟他们相比，毛反而有鹤立鸡群的领袖形象。

　　毛泽东还有另一套本领，非若辈所能及：毛公善读中国线装古书，精通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尤精于玩弄古法家的“权术”，以及打原始农民战争的那套土“兵法”。毛对这套传统帝王学的艺术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纵，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全国无两。他就是靠这一套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经验，终能在党内压倒群雄，异军突起，最后竟能赶走蒋氏，而统一大陆的。起阮籍于地下，可能他又要说，天下无俊杰，使竖子成名了。但是，朋友，我们第三世界，搞工业化，曾有个名词叫“恰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你引进科技，要恰合你当时社会国家的条件。时间未到，你就躐等的大搞其“高科技”（high technology），过犹不及，那您就反而是制造瓶颈，而开其倒车了……毛泽东那一套，在落后的中国，反而比胡适等“人权派”那一套更恰当，更appropriate，所以他能打天下，而人权派不能也。但是，时变而思想不变者臭。等到人权派那一套，逐渐变成适时的恰当技术了，毛还未死，却顽固不变，那他就变成封建落伍，成为结束帝王专政时的最后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事实上，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发生的反毛暗潮，就是因为毛在这一新阶段，已变成了一个阻挠进步底反动独夫的结果，见下节。）这原是转型时代政治的特征啊。毛也是一个时代的牺牲者。夫复何言。

　　毛的个人崇拜，刘是始作俑者根据党史上一般的说法，毛之窜升至全党一人，实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让他当上了军委主席，取得了军权，从此抓住了枪杆，至死方休。其实它真正地变成全党一人，却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会期间，由刘少奇搞“个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盖中共经八年抗战的迅速发展，至此已拥有半壁河山。那时以刘少奇副主席为首的毛派若干高干，为着与党内国际派争党权，和党外国民党争政权，乃突出毛氏，为独揽大权、超出全党之上的最高党魁，来领导对外斗争，和对内清党，刘少奇的第一着棋，便是树立“毛泽东主义”为全党最高指导思想，其地位仅次于马列主义。但毛氏那时正谦恭下士之时，不愿亦不敢与马列平坐，乃自请改“毛泽东主义”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个由七全大会一致通过，并载入新党章的“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之树立，毛泽东就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了。他在一夕之间就变成苏联布党的列宁、中国国民党的孙中山了。

　　且抄两条，七全大会后的中共新党章，以见毛在党中的超越地位：

　　（总纲）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第一章，党员）第二条：凡党员均有列义务：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摘自党章原文，载刘少奇等箸“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员”，一九四八年香港红棉出版社再版，新民主出版社经销，页一─三。）毛泽东经过七大在新党章中树立了特殊地位以后，很自然的便发生两项后果。第一便是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就变成毛派的极权政党，和毛氏个人的政治机器了，其它党内反毛非毛的派系和个别党员，不是被关被杀，被清出党，就是在党内靠边站（像朱德元帅那样）。这项发展正和与它斗争最尖锐的敌党──国民党的发展，殊途同归。自此以后，发生在战后中国的两党斗争，就逐渐变成蒋、毛之间的（和刘邦、项羽一样的）两人之争了。第二个后果便是，这种极权式的革命政党中的独裁领袖，他底独裁权力是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的；同时他底政治特权，也未有不被滥用的。这就是麦克斯？韦伯所说的，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必然后果也。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之时，把毛某“踢到琼楼最上层”，虽不无党同伐异之私，但他的动机也是为他底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着想。刘在七大上歌颂毛的领导为“完全正确”。我们以笔则笔、削则削的史家标准旁评之，笔者就曾说过，刘的颂毛之言不算太过分。可是到十一年之后（一九五六年八大期间）“解铃还是系铃人”，同一个刘少奇，又想恭请毛主席下楼休息，可就请不下来了。相反的，他却激怒了这位大独裁者。为着保权卫冕，毛所施展出的不择手段的反击，和其后所发生的骨牌效应，不但把刘某自己弄得家破人亡，他几乎也把一个辉煌的人民政权，和十亿善良的人民，都一起陪斩，而弄到万劫不复之绝境。有的大陆史家，就误认为刘有野心，志在提前接班，偷鸡不着蚀把米，而自诒伊戚。海外史家有的讥笑他，木匠顶枷，自作自受。其实他也是出诸善意。刘曾说：“现在不再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了，搞邓小平个人崇拜。”虽是戏言，亦是衬语。笔者不学，在邓氏三起之前，即曾撰长文评之。此是后话，下节在另作交代。

　　可以做皇帝，不能做主席刘少奇搞起的毛泽东这个独裁班子，虽有其必然的不良后果，可是在它对付蒋介石那个同样的独裁班子，却有其催枯拉朽的效率。在抗战后，蒋、毛二公逐鹿中原，那一盘楚河汉界的象棋上，不出三年，它就吃掉蒋公的“老将”，而统一了大陆。其效率之高，也确是惊人的。共产党人，像邓小平就常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信不诬也。吾人写历史，固不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在中共取得政权以后，长话短说，它开国初期的气势，也确是不凡的。且看那天安门头，群雄揖让，四海之内，万众欢腾。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是一去不复返了。何等气势？谁又知道，时未兼旬，九州岛之内，又人相食，打砸枪，哭声震野呢？

　　毛氏这记虎头蛇尾的政权，大陆上的中共党史家，曾说他：“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我们隔洋观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总统”在内，也层笑过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但是我们海内外两造，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这点倒要稍加解释。

　　“自古帝王多无赖”，老实说，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来，必是一位顶瓜瓜的“开国之君”，不下于刘邦、刘秀、赵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纵是袁世凯、蒋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我就曾当面恭维过他），都可做一阵好皇帝，而做不好总统、主席，何也？因为做皇帝，我们已有三千年老样板、老经验、老社会、老底子，你有本领打了天下，南面称孤，依照老样板、老经验来，虽阿斗、溥仪，也可照本宣科也。

　　在袁、蒋、毛、李那个去古未远的时代，“打天下”也远比“治天下”容易。因为打天下只是无赖打无赖，封建残余打封建残余，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难了。老样板没有了。“依样画葫芦”，也没个葫芦做样子了。你要做总统、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经；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俄国式、苏联式、日本式，你学得再像模象样，你没他那个洋社会、洋底子，也是要画虎不成，画出狗来的。人家有人家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乱搬？

　　须知，制度者，机运与智慧之产儿也。而智慧与机运之交配，亦非数百年不为功也。剖腹取子，也得怀胎十月，是急不来的。此笔者之所以擅作三峡之论也。袁世凯的悲剧，是背着个总统的包袱，去做皇帝。蒋、毛二公的悲剧，则是背着个皇帝的包袱去做总统。他们三人，都死不瞑目，也就像我的老学长王作荣院长一样，自叹“壮志未酬”也，悲夫。

　　“新政协”和制宪建国现在谈谈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和制宪。

　　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打平了天下之后，中共要组织个新政权了。他们认为在抗战后，该党本愿意跟国民党及诸小党，乃至海内外民主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来组织个“联合政府”嘛。毛公为此，还着了一本小书呢。可是这一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单方面破坏了，如今蒋介石被打垮了，他们要开除国民党和附国的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会籍，由“共产党领导”，包括原有的民革、民盟等诸小党派，和海内外民主人士，再来组织个“新政协”，一切从头来过。

　　经过一番筹备之后，这个“新政协”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首次集会于北京，到会代表一百三十四人，代表各小党和各社会团体二十三个单位，并正式分组拟定“共同纲领”（等于临时宪法），选定国旗、国歌，以及各级政府组织法和人选的草案。再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至九月底再次开会时，代表人数已增至六百六十二人，代表团体也增至四十五个。这就算是新政权的临时国会和立法机构了。

　　据当事人回忆，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之中，有关国号的讨论时，毛曾主张维持“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而为华侨老财东陈嘉庚所激烈反对。陈主张毛的新政权，应当与蒋的旧政权彻底划清界线，绝不能再用“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了。几经辩论，终于接纳了张奚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年前余访陈嘉庚墓，见其被红卫兵砸毁的墓墙上所刻的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浮雕，不免感慨系之。当年如没这位热爱水浒底老华侨的乱干国政，中华民国的国号，如果没有被废除，则今日海峡两岸的“两国论”，就说不出口，事情就好办多了。有地位权力，可以一言兴邦丧邦者，动用鸟嘴，可不慎哉。

　　国号之外，与会者也接受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五星中之大星，代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四小星则代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大团结”）；老“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并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及以下官员数十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二时，北京天安门前，礼炮二十八响之后（象征中共革命二十八年），毛主席揿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空，全场一片欢呼，中国历史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正式诞生了。

　　毛泽东自叹战略错误可是这时人民政府虽已在北京成立，中国大陆并没有全部“解放”。新中国尚未弥月，解放军精锐第二十八军有三师之众，登陆金门时（十月二十五日），过分轻敌，诸将也争功冒进，古宁头一战，竟被打的片甲不还，使该军总指挥叶飞，望海痛哭。毛泽东也承认在华南打了败仗。

　　这时舟山、海南、和台、澎、金、马等东南沿海岛屿，尚在国军掌握之中，不用说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十月十二日），在西南中国，川康云贵的半壁江山里，也还驻有大军百万。代总统李宗仁虽已逃之夭夭（十一月一日离渝，十二月五日飞美），国民党总裁蒋中正还在台北、重庆之间飞来飞去。中国共产党如何结束这场内战，完成中国的统一，也还有好一场结尾的扫荡工作要做呢。

　　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他在这项扫荡作战中，犯了一记战略上的错误：他不该先解决西南；以后再图台湾。他说他应该集中二、三、四野的全部精锐，先把台湾拿下再说，台湾彻底解放了，然后再挥军西，去解决川康一带胡宗南和宋希濂的残部。他不此之图，先挥军西上，川康之间正打得势如破竹之时，东北海疆，忽然晴空霹雳，一场韩战在朝鲜半岛上突然爆发了。原把台湾和朝鲜，都已划在美国防守线之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这时未加思索，便把美国第七舰队调入台湾海峡，把大陆和台湾之间凭空建起了一条好鸟难飞的钢铁长城。那原是危如累卵的台湾，这一来，一夕之间，就安如盘石，固若金汤，以迄于今了。

　　毛泽东事后叹息他战略错了。但是先打西南，后打东南，朋友，伟大的毛主席错在何处呢？他并没有错嘛。尤其是在古宁头一战之后，毛氏可能意识到，海上战争，他未可轻发，所以才决定，先打那叫有把握的山地战，而舍东就西。但可能影响他决策的古宁头之战，也是个天大的偶然嘛。兵骄者败，兵哀者胜，国军守将汤恩伯、胡琏最初也无必胜的把握呢。

　　抗美援朝的复杂后果至于“高丽战争”的爆发，那就更和当年的“西安事变”一样，纯粹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了。当年的“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却救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中国共产党。

　　天道好还。这次的“高丽战争”，也改写了中国历史，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它救活了奄奄一息的中国国民党。若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死里逃生，高丽战争和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所发生的作用，真是异曲同工。两党都是在枪毙之前，突然获救，五十五十，彼此彼此，十分公平。

　　朋友，这一连两三个改写了人类历史的“偶然”之发生，虽云人事，岂非天意哉？您能说我迷信？历史本是“必然”和“偶然”交互为用，慢慢地制造出来的呢。可是由于这些偶然的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也随之同时改辙。最明显莫过于中共在外交上搞其“一边倒”，在内政上走“极左路线”，和美国对蒋家政权的心回意转，让这个垂死的国民党政权，死灰复燃。因此中共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也就和国民党当年的“剿匪战争”一样的，功亏一篑了。

　　一场“韩战”，打了三年，中国单方死伤超过百万人（官方只说三十六万，笔者近周在纽约曾与一位来美探亲的韩战老兵，细说当年。他说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是整营整营的死亡。虽毛泽东的儿，亦不能免。战况之惨烈，非常人所可想象也）。其后遗症至今未灭。长话短说，那就是它打出美国共和党的极右政权，产生了疯狂的“麦卡锡主义”，竟至把美国国务院中的亲华、知华，和会华语的专家，一网打尽，并以中国代替苏联，成为美国天字第一号的敌人，而加以围堵围剿。苏联反退居第二，有时且向美国讨好，谬作中美两仇之间的调人。北京反要向莫斯科赔偿战债。搞国际外交，天下还有比这更笨的笨蛋？言之可叹。

　　更可怕的是，一场高丽战争，也打出个中国“极左路线”的内政，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来。最可叹的是，美国向极右发展，只是短期的和政策性的，其主要运作也只限于外交界。等到他们发现错误时，还是那个共和党极右派政客的尼克松。

　　中国向极左发展就不然了。中国的极左路线则牵涉到，有永久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但影响了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在内政上更是极左政策的一竿到底。终至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死人数千万，受害者数万万，历时二十余年，至毛死后而已。其遗患至今未了也。

　　归根结柢，其关键在那个偶然发生的“韩战”。但韩战真是偶然发生的吗？它是不是经过斯大林的精心设计，想利用金日成那位莽夫的鲁莽行动，来拴住北京的老毛，以防他在美苏之间浑水摸鱼，而取其渔翁之利呢？远在淮海战役期间，斯大林曾特派米高扬去西柏坡警告过毛泽东，认为解放军不可“渡江”，借口是怕美国介入，会引起第三次大战，为毛氏所婉拒。一九四九年末，毛泽东在莫斯科谒史时，曾为此违命而道歉。斯大林莞尔说：“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中共解放军渡江未几（一九四九年四月），金日成就挥军南下（一九五○年六月），金某竟敢瞒住斯大林而单独行动？常识令人不能相信也。斯大林如先知金军南下，为何不派米高扬前往阻止？也难令史家释疑。各种迹象显示，韩战分明就是经过斯大林精心设计，至少是默许才发生的。史氏之目的盖在拴住毛泽东，免其变成亚洲之狄托也。而毛泽东也就甘愿陷入斯大林之圈套，而不能自拔，也真是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也是俗语所谓“棋高一着，逼手逼脚”吧。

　　高丽战争与惩越之战但是“抗美援朝”也有其歪打正着的一面。第一是它大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记得国共之战打到尾声时，有一新闻记者访问我们哥大的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威尔将军曰，假如美国要出兵援蒋，需出兵几许，始能逆转战局？艾氏伸出两个指头。记者曰：“两军？”艾氏微笑说：“两师。”可见其对中国之轻蔑也。但是韩战却给这位趾高气扬的美国元帅一记大耳光。也足使整个世界媒体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做了一百多年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共同殖民地，今日稍微抬一抬头，谁说不宜？

　　“高丽战争”对中国内政，所发生底建设性影响，那就和一九七九年邓小平所发动的“越南战争”，有其异曲同工之处了。自秦始皇而后，中国军队一向都讲求“系统”，近代尤然。国民党军终究有所谓“中央系”、“桂系”、“西北系”、“东北系”，和数不尽的所谓杂牌军。共军中始则有所谓“方面军”，国共内战时，又分为四个“野战军”。表面上是属于中央军委统一指挥的，骨子里各野战军也各有其系统，中央军委对他们的指挥，也只能因势利导。尤其是像邓小平这样“二野出身”的军委主席，他指挥二野或可如臂使指，指挥其它“系统”，就难免有些不顺手了。但是为着打一严重的对外战争，这就给中央军委提供了法理根据，来抽调各系统的精锐，作集中训练，并加以混编（“混编”是国民党裁军时，设法消灭杂牌军的老办法），这一混编出的新系统，就是人民政府精锐的中央军了，虽然在解放军体制中无中央军其名，然有其实也。

　　五十年代的解放军系统当然更为复杂，纵以毛泽东的声威来指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可是为着打这场生死存亡的“抗美援朝”，他们就要认真的打散各野战军，抽调各系统的精锐，加以混编，来统一指挥。三年韩战，打得四野全销，解放军就真正的统训统编，军委毛主席指挥起来，也真就如臂使指了。所以一场韩战，对毛泽东的整军裁军的计划来说，也真是若有天助也。邓小平后来打越战，也是如此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里，开国之后，裁军整军都是第一难题。而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未费太多气力，贺龙（一野副）就乖乖的去打桌球，当体委；刘伯承（二野）也缴出兵符去办学；陈毅（三野）遵命去搞外交；林彪（四野）安心去俄国养病。只有一个毛主席最信任、最亲密，过去合作关系也最好的“彭大将军”，彭德怀（一野正）保存了军职做国防部长，抗美援朝时奉旨出任中国志愿军司令员。这计杯酒释兵权，固然是老毛通天的本事，但也是诸将识大体，和对美帝作战的生死交关，有以致之。毛当时对彭老总宠信最专，谁知伴君如伴虎，这也是彭德怀这位有圣贤资质的爱国军人，一生最大的不幸呢。朋友，彭德怀凭什么要死于非命，而死得那么惨？但是中共的解放军就是经过韩战这场血的洗礼、血的训练，而成为一支真正的世界级的武力。一九六二年那位不知轻重的文人学者尼赫鲁，居然地想抹抹老虎屁股，解放军才稍微动一动，印军就全军覆没，全国震惊。解放军如真的倾巢南下，全印也就要被“解放”了。那时笔者曾被哥大派往新德里公干，目睹印度朝野之举国惶惶也。

　　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实验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正式建国之后，在“文治”上，也颇有开国气象。首先，那原是代替国会的“新政协”就改为“中央人民政协”，作为安抚小党派、民主人士，与少数民族的顾问机构。各省也各有其省级政协，以安抚只有地方性的“民主人士”和被改造释放的国民党战俘。这一安排也颇为成功，以迄于今。早期“新政协”所制定的“共同纲领”，原是作为“临时宪法”之用。建国五年之后，几经制宪委员会的努力，至一九五四年，就正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取代了。北京的所谓“联合政府”，也就变成正式的中央人民政府了。人民政府中最高领导的班子依旧，只是原先的“政务院”则改名为“国务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