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转帖]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2)

人民中国这第一本宪法，也是包罗万象的。举凡现代政治学理上，所有的新鲜事物，无不应有尽有。尤其是它明文规定了，五年一任的国家元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制度。这一制度如果认真地执行起来（像美国开国时的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一样），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一个接一个的接下去，未始不能替人民中国慢慢地建立出一个稳定的接班制度来。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先把中央政府稳定下来，其下各种制度，随之渐渐的纳入正轨，如此，则转型期的中国，就可迅速的驶出这个可怕的“历史三峡”了。不幸的是，在这段帝制转民治底转型运动的中期，接班（帝制时代叫做“立储”）问题，便是个最难解的问题。原先的真皇帝都解决不了，如今半皇帝、假皇帝，所谓主席、总统者，就更难解决了。下章再专论之。

　　建国初期的党政组织和意蒂牢结人民中国在建国初期，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一般说来，它和汉唐宋明等传统朝代，也是大同小异的。大同者，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制度”：一个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组成一个庞大的“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体系。地方政府则郡县乡镇三级制一竿到底。“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一制度，两千年未变，而人民中国继承之也。只是在遴选候补官吏的制度上，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带有时代性的“入党做官”的办法。推行起来，比帝制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考试制”，还要落伍一点罢了。

　　另外迭床架屋，他还有一套，和政府机构平行，而更具决策权力的党的机器。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长应是省长；一校的首长应是校长；一个公司的首长，应是总经理。可是在共产中国，则一省首长却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校则是校委书记；公司工厂，也是厂委书记。甚至学生自组的学生会，也是书记当家。“六四”在天安门领导闹学潮的王丹，原来便是党中派出管治学生的党小组的书记。他年轻气盛，却承继了北大自由主义的传统，舍鱼而取熊掌，才在党内造起窝里反，而享名世界的。

　　这种以党为大，党指挥枪；党指挥政，指挥一切，在“进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进城以后，富有天下，把一时权宜之计，当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纰漏了。毛公所以在历史上，以独夫终篇，便是打不开这个死结的结果。国民党还有个“还政于民”的口号。共产党则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全世界资产阶级还未消灭之时，则是一党专政到底，决无还政于民之心。这也可能就是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死结罢。

　　不过话说回头，当年国民党搞“以党治国”，还搞不到共产党这个水平呢。蒋介石以前曾批评过王安石，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便是他少了个中央政治学校，没有训练出足够的干部，来执行他变法的政策。但是在训练干部上，毛公可能就要暗笑蒋公是小儿科了。在搞“土法炼钢”时，毛就吹牛说，他一次能送“九千万人上阵”。蒋介石搞土法炼钢，中央政治学校能训练出多少干部呢？

　　蒋、毛二公俱往矣。青岛康有为墓里，老康遗骸的头骨，也被红卫兵弄丢了。他们三位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者啊。现在我们不叫变法，叫转型。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要智慧加机运，再加实验时间；横的好的要移植，纵的好的也要承继。如此，至少要两百年，才能慢慢地“变”出个新“法”来。哪能一蹴而几？读者公婆，请稍安毋躁，中国还要再实验四十年，我们就可能有个象样的民主制度出现了。否则就再等一百年，它迟早是要出现的，急有何用？
　　农村土改和都市工商改造至于土地政策，人民政府所采取的也只是王莽的新朝（公元九年─后二十四年）所实行底“复井田”的土地公有政策。它先搞“土改”，从事分田。分久必合，然后进一步组织“合作社”，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这本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想；甚至也是传统儒家所谓“大同之治”的教条。国共两党都列为最高理想的。中共建国以后，按照宪法和党章，也是要亦步亦趋，加以推行的。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迷信和曲解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偏信了列宁主义阶级仇恨之说，建国以后，以政府统治机器，泰山压顶的力量，关门杀狗，一举把“地主”屠杀了八十余万人（实际数目显然远大于公开的数字）。这种阶级净化的革命手段，和近时科索伏的种族净化，实是异曲同工。如此以滥杀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近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已充分证明，不但不构成一项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底并发症和后遗症，尤其可怕。因为杀人是有瘾的。“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杀仇人杀红了眼，下一步就要杀自己的人了。据说张献忠每天都要杀人。等到杀得无人可杀时，他每天就要在自己的队伍里拨出人来，以供屠杀。共产党当年把阶级仇人杀光了，就开始杀自己的同志了，可能也是同样心理变态的结果。尤其是毛公迫不及待，为私为公，他都要立刻冒进，来大搞其公社化，终于演出一场饿死三千万贫下中农的大悲剧，更是不堪设想。此是后话，到时再说。

　　至于都市工商业的改造，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一些经贸专家都主张，先从公私合营做起，实事求是，慢慢化私为公，反对冒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谨慎执行，全国经济随之复苏，实颇具开国气象。不幸“二五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墨渖未干，便被毛氏一手推翻了。结果弄出三面红旗，土法炼钢等，势将传之千古的历史笑话。记得笔者于一九七二年返国探亲时，所见一家“国营照像馆”，那架最主要的黑白照像机，比我身边所挂的廉价的彩色照像机，还要老二三十年，我和外甥到一“国营餐厅”去排队买油条，等了半个小时，只买到数根冷油条的情形，如在目前也。

　　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政策，中国向苏联学习，先搞军事工业，倒颇有可观。它集中全国力量，正如陈毅外长所说的，没裤子穿，也得发展原子弹。在一九六四年中国果然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不到，又爆炸了氢气弹，速度之快，足使美苏侧目；按着北京又搞起“航天”，发展“二炮”，送卫星上天。更是震动全球。这种成就，确是打破世界纪录的。也使海外华侨，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从此不再做落后的“支那曼”（Chinaman）矣。但是这也是变相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于“大跃进”之后。朋友，以三千万颗头颅换一颗原子弹，历史家执简书之，心头也是万般沉重的。

　　凡此，论者已多，经贸科技专着，亦所在多有，笔者今后有暇，当再略为分类综括之，以留信史。本篇就一笔带过，不再多叙了。

　　极权领袖的统治艺术现在再谈谈建国初年的那些有名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和“反右”诸种运动。毛泽东当国二十八年，最大的特点就是搞“运动”。二十八年中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简直可以说没有一时一刻不在胆战心惊的运动中讨生活。孔子的大门徒宰我先生就曾形容过，周朝建国初年的政策是“使民战栗”。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到毛的晚年，不特人民战栗，连党的老干部和超级老干部像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贺龙、林彪、陶铸、彭真、郭沫若、潘汉年、陈伯达和他们底夫人们、子女们，甚至周恩来和邓颖超，也都无时不在战栗之中。周恩来就感叹地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邓小平说他能活下来，实在是“命大”。小心翼翼，靠“命”过日子，能不战栗？

　　但是毛主席究竟有什么神通，一个人能把全国全党，都弄得生活于战栗之中呢？社会科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十分简单了。那是极权政治，尤其是现代化极权政党的基本性质嘛。极权政党是一部无坚不摧的统治大机器。任何强人，抢得了这部大机器的操纵权，谁就可以和尚打伞，为所欲为。始则是为国、为民、为党、为革命、为主义，运用此一大机器来清除异党和异端。但是绝对权力，绝对腐化，掌握绝对权力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尤其是掌权过久，孤独多疑，老年昏聩，发生偏执狂（Paranoia）的大独裁者，更会胡作非为。为着清除“异己”，那就白刀进，红刀出，无恶不作了。

　　当然，权力滥用，也是个绝大的政治艺术。我国古代的“法家”，和西方现代的“马基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都曾把这一项艺术发展到最高峰，而大独裁者们，都是这一行道的好学徒和最高手，否则他们也吃不了这行饭。在近现代中国里，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雄，都是这一行的九段高手和掌门人。他们手段之高明，耍起来，往往令历史家，甚或他底政敌，都拍案叫绝。我记得李宗仁往往斗不过蒋介石。在斗败了之后，他反而佩服蒋制胜的本领。说到精彩之处，李德公常时把大腿一拍，然后翘起拇指，向我说：“蒋先生这着高明。”其实李宗仁先生在此行道并不低能也，但他自叹不如蒋。其实蒋的本领到毛，还差得远呢。朋友，相信吗？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毛泽东就凭这部大机器取得了政权。他也就靠这部大机器来建国治国。在建国之初，他是利用这部大机器，来清除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即所谓“镇反”、“肃反”是也。中共在夺取政权，尤其是志愿军入韩之后，从一九五○年十月开始，一搞两年，其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之彻底和残酷，真是古所寡有，今亦无双。虽德苏两国亦相差远甚。数十年来北京的官史家为此一政策辩护，说是国民党和美帝不甘失败，在大陆留下大批特务，从事破坏和暗杀，猖獗到阴谋“炮打天安门”的荒谬程度。据说中国人民抱怨政府“宽大无边，有天无法”，政府不得已而为之，才开始镇反肃反的。

　　其实，战败了的国民党，当时之不服输，信或有之。但是国民党尸居余气，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衰迈的老K，当时无此潜力与气焰也。美国想派遣间谍向大陆渗透，也是事实，然碧眼黄须者，究系异族，搞搞调查研究，窃听收买，行有余力也。搞炮打天安门，若非编导侦探演义，就是撰写科幻小说了。此阴谋如为事实，则愚蠢不堪矣。

　　当时中共搞残酷的镇反、肃反底真正原因，则是报仇雪恨。国民党当政时杀的“赤匪”也够多了，毛、周也虎口余生，几遭不测。如今变天了，以牙还牙，辱其大，杀其小。非尽屠万恶的“项氏之臣”，不足以雪心头之恨。再加以向苏联联共学习，“把革命进行到底”成一时风气，中共对异党异派之残酷镇压，一杀数十百万人，就青出于蓝了。凡此，将来公正的历史家，都会作专题处理的，本篇就三言两语的带过了。

　　国民党和美帝的特务，赶尽杀绝之后，共产党整肃矛头就指向党内的异派和贪污干部，以及党外的奸商。这就是所谓“三反”、“五反”了。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年底由毛泽东下令推行的。在运动进行中，处决了贪污有据的高干刘青山和张子善。前者是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后者是天津地区行署专员。二人都是三十年代就出生入死的地下党，解放后位据要津。二人的处决，使全党全国耳目一新。政肃风清，新朝究非前朝可比。

　　五反则是三反之扩大。反的是所谓“五毒”：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目的是整肃市场上之不法商人的。大都市中的各级商场和各样商人，本来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阶层。商人有钱，官僚有权，再加个黑社会从中勾结，这就是台湾今日之所谓“黑金”了。黑金猖獗，那任何革命政权都要腐化了。中共初进城时，就立刻体验到这腐蚀之可怕。五反运动虽然也是血迹斑斑，却颇收一时之效，为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提出与施行，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扩大，铺平了道路。

　　总之，开国初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确有其一番朝气。当时朝野两方对社会主义制度之优越性与可行性，也从不怀疑。毛氏利用其无坚不摧的共产党那部大机器，来雷厉风行地施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国上下地无不俯首帖耳、心悦诚服地跟着共产党走。到五十年后的今日再反之，吾人固知，社会主义，尤其毛派社会主义，实为一大空中楼阁的乌托邦也。但是，朋友，不是五十年前呢。那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包括国共两党的全部党员，很少不是所谓“社会主义者”。二战之后，我辈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便是：政治自由、经济平等。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虽杀人如麻，但是治乱国用重典，一时居然也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境界。加以物价稳定，社会平安，虽粗茶淡饭的清教徒生活，人民也甘之如饴矣。

　　因此这三五年的太平盛世，时至今日，仍有历尽沧桑的若干父老缅怀不置也。当年海内外绝大多数人民，对北京人民政府，也都抱有最高的幻想。认为自此海晏河清，中华民族百年苦难，总算是出头了。

　　笔者这一辈的过来人，亲身体验者，那时都还是最爱国的理想青年也。我们所最为入迷的口号便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呜呼，一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谁知这三大理想，都是一场空哉？言之可叹。

　　承继问题仍是政治死结今日痛定思痛，从巫山之巅，俯瞰三峡，才豁然有悟。原来毛泽东时代究竟还是帝制尾声，去古未远。中国古帝王专制（尤其是开国时期），政治上最大死结，便是帝位继承问题，今日叫接班问题。让我们翻翻中国通史。且看从秦二世矫诏杀扶苏开始，到汉初的诸吕纂刘，初唐的“玄午门之变”，北宋太宗赵匡义逼死太子，明初朱元璋尽杀功臣为建文太孙接班铺路，最后还是免不了一个“靖难之变”。清康熙为中国历朝最可敬的圣主明君也。临死病危时，诸子争位，他自己是否是自然死亡，史有疑团也。纵在民国时代，袁世凯的金匮石室，贻笑至今。孙中山身后汪氏纂胡，蒋氏纂汪，都是影响深远的政治波涛。蒋中正传子，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迨毛公打平天下，粗安未及半旬，接班问题之日趋严重，已远迈前朝。其后骨牌效应，毛死未已。毛公生前为贤妻接班铺路杀人，是何等骄狂？他怎知一朝瞑目，尸骨未寒，“武则天”就被活捉去者？时至今日，对接班问题，吾人仍未见江公有何善策也。一句空言：“培养第四梯队接班人”，说得何等轻松。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今日史学博士生，执简以待之可也。朋友，您认为台湾今日民主了。李总统的接班人，将依法产生，太平无事了。且看李公今日已方寸大乱矣。其情况之复杂，恐亦非吾辈书生所能空论也。虽然它的局格，只限于一个小岛，接班之争与大陆相比，只是个茶壶风波而已。总之，在我们这个转型未成的人治国家里，接班制是众乱之源，接班搞不好，则一切免谈。毛治中国二十八年的众乱之源的，契机即在此。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看看，人民中国建国初年，便隐然发生的接班问题：上节已言之，开国五年，毛已作了一任华盛顿。一九五四年宪法颁布，毛又依法连选连任，当选了第二任国家元首，任期直至一九五九年为止。本来嘛，作国家元首两任十年，原不算短。殊不知在人治中国的国家元首，尤其是开国之君，都是从马上得来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踩着一条血路爬上层楼，数十年白刀进，红刀出，尔虞我诈，仇雠盈野。为本身和家庭安全计，他纵想引退，也是退不得的。何况生就独裁胚子，都是终身职的职业革命家，岂可半途而废。如部下的从龙之士，硬要逼宫造反，则犹要不惜一切，卫冕护权到底，绝不罢休。老实说，这一特质是世界上所有独裁政权皆然，中国并不是个例外也。但是无巧不成书，毛公的第二任元首之职，未及中途，国内和国际情势都发生了剧变，迫使毛氏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数，以图自保，人民中国也就随之大乱了。

　　莫斯科鞭史，北京城抑毛原来，毛公的第二任还未开始，苏联政局就已经发生了翻天的变化──大独裁者，全世界第一号共产党领袖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突然病死。论国际共产运动的资历，毛泽东水涨船高，此时理应递升接替斯大林为第一号领袖了。谁知事有不然，苏联在史氏死后，几经权力斗争，终由赫鲁晓夫，取得了政权。赫氏为一有手腕的修正主义者，在史氏专政之下，久遭折磨。如今一旦当政，不特一反斯大林之所为，并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对史氏公开“鞭尸”。他认为斯大林三十余年的个人独裁，实在是当今苏联内政外交、政治经济落后的百病之源。他坚持把斯大林所有的政策，都加以逆转；说做就做，斯大林留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里的遗尸，很快的也就失踪了。苏联人民受史魔之苦久矣。经赫氏登高一呼，全国人心大快，洋溢着一片“鞭史”（当时西方所谓De-Stalinization）之声。“党内民主”的口号，被叫得震天价响。十余年来美苏之间的冷战，也随之迅速解冻。

　　苏联这一突变不打紧，一向以“老大哥”的行为马首是瞻的北京政坛，就随之震动了。再者，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吧，中共的八全大会，也竟预定与苏共二十大同年举行。上节已言之，中共自七大以后，毛泽东已亦步亦趋的走向斯大林的独裁之路。这一下斯大林在苏共二十大中，忽然从圣人导师变成坏事做尽的恶魔了；中共在他的八全大会中，将如何处置毛泽东呢？毛又何以自处呢？

　　首先，中共党内一般毛派高干，本来就是和以陈绍禹（王明）为首、以斯大林为靠山的国际派，针锋相对的。斯大林一死，国际派已全部靠边站（王明于中共八大当选为最后一名中委之后，即潜往苏联定居，终于老死俄京），毛派干部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对史早就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是此次赫鲁晓夫鞭史，情况就复杂了。北京多数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和邓小平等人，显然都有意与苏共步调一致，来搞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可是毛泽东这个传统的反史派土共首领，这时却摇身一变，变成斯大林幽灵唯一的魔鬼辩护士了。在中共高级干部一致附和鞭史声中，毛则力排众议，坚持评论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应该是三七开：斯大林“功大于过”。

　　朋友相信吗，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对斯大林被鞭尸的反应，其后竟变成人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本身，接着发生的二十年不停的动乱，尤其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底众乱之源啊。

　　八全大会和新党章中共的八全大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开幕的。长话短说，大会中最重要一件议案，便是“修改党章”，这个“新党章”和七大通过的旧党章，最大的区别，便是把原有的“毛泽东思想”（见上节）给划掉了。这一划不打紧，便把毛主席从琼楼最上层，降级，降到基层，和其它工农兵党员没有两样了。

　　上节已言之，朋友，搞咱们中国的官僚政治，尤其是最高领袖，只能升，不能降也。更上一层楼，您可以去见上帝，像袁世凯；或晋升为太上皇，像邓小平，您不能真的“退居二线”，像五六十年代之间的毛泽东，或二三四十年代，三度“下野”的蒋介石。纵使是二级领袖，像五十年代被政敌赶出台湾的、“蒋家天下，陈家党”中的陈立夫。立夫先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开鸡场时，或问陈夫人何以选此行道，夫人喟然叹曰：“鸡脸比人脸好看啊。”毛主席在“退居二线”期中，王光美以第一夫人身分出访印度尼西亚，大跳其探戈，不是也把随老头退居二线，舞艺比王夫人更强的江青，脸都气扁了？文革中，刘主席失踪了，第一夫人王光美被判死刑，岂非探戈夺命哉？真是官高位险，“二线”岂可久居？

　　关于这点怨叹，朋友，我们不能专怪我们的失势英雄，和他们底娘子们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那些见风转舵的，无耻政客和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也要看看我们那久染于官僚“酱缸”中的社会大众。文革中在全国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上演那幕“活捉王光美”的闹剧，还不是清华大学中那批高知师生，观风转舵导演的？可耻吧。

　　读史者阅人多矣。在中国传统里搞政治，一到琼楼最上层，就得干到死为止，绝不能退休。曹操不也说过，他如自动退休，“欲为长城公，岂可得乎”？纵在毛后的人民中国，若不见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位灰溜溜的下场。这不是他底接班人有意要羞辱他们呢。而是没有“鸡脸”好看的那些“人脸”（包括他们原来的朋友，同志，下属和一般社会大众），才使他们吃勿消呢。这种鸡脸和人脸的变化，在共产中国，尤其显明。这话不是不才老朽，瞎扯淡吧？数年之前，大陆不是也有什么“江落石出”的顺口溜吗？这种政治传统才叫做“封建残余”，和“酱缸文化”呢。这种传统不洗刷干净，中国哪配做个现代化国家呢？但是要洗刷这个臭不可当的传统，那就要彻底完成政治转型；转型一天不完成，则此臭就永远存在。所以今日北京的当务之急，不是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而是要搞出个接班制度来。试看在近百年民国史上，袁蒋毛邓四大独裁者，不都曾精心培养过接班人？结果呢？一个培养了老婆，两个培养了儿子。老邓没儿子老婆可以培养，终于培养了三个后辈。结果呢？一个被他气死；一个被他废幽，几乎也弄得天下大乱。这种糟糕的先例，现任当权者还要如法炮制吗？江公现在显然也在培养接班人。望云翘首，我们敬为胡东宫锦涛祝福，希望他将来和平接班也。

　　毛对抑毛运动的反击明乎此，我们再回看毛公对八大抑毛的反击，和其后的骨牌效应，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第一，主观的，毛天生具有以“斗争为快乐之本”的个性，非低声下气之人。遭此屈辱，就非斗争不可了。

　　第二，客观的，上述那个官场的人际关系，和深染于酱缸文化的传统社会，也使他非反击不可。

　　第三，这次抑毛运动是当权的毛派自家人的窝里反。毛是个独人班，高高在上，以一人而敌全党。因此他反击底对象，几乎是从龙功臣的全体。他不能不分而制之。

　　第四，毛是个老谋深算，不择手段，不打没有胜利把握之仗的，战略家和政略家；搞阴谋阳谋，俱是九段高手。因此这场保权卫冕之争，就变成长期的，狠毒的，和分段分期进行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血淋淋底，不顾任何道德原则的政治内战了。

　　至于他所运用的手段，四十年后的观察家，也就可以看的很清楚了。大致说来，毛公最基本的原则，便是抓住枪杆。“枪杆出政权”。大枪杆是抓住全部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小枪杆，则是掌握北京城区的卫戍军力（尤其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八三四一部队）。毛主席如对任何党政官员不满意，他老人家只要歪歪嘴，该员立刻可“失踪”。再加上一个如臂使指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毛的政权控制之细密和彻底，实非俄国的布党和德国纳粹所可望其项背。德俄两国，一般政治学家，都把他们归入所谓“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公统治的中国，则是已入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其统治之严密，世界史上尚无前例也。但是纵使如此，他要向刘邦、刘秀和朱元璋那样杀尽功臣，也非运用有耻和无耻的借口，以及有形和无形底策略不可了。
　　至于毛功的政治策略，则大策略不外是不顾国家民族，和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放火自救。不顾原则的打破现状，制造混乱，然后（且引用他自己说的话）“从大乱中求大治”。毛知道在全党全国大乱之后，也只有他能快刀斩乱麻地，造势整风清党，然后来拨乱反正。毛从江西时代开始，就以搞“拉一派，打一派”，为全党所畏（这在马基维利的政治哲学理则叫做Divide & Rule，也就是分而制之）。事实上，八大之后的二十年中（一九五六─一九七六），毛公就是运用这套手法，把他的本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整得死去活来。幸好人老必死，毛如不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也不会有痛定思痛，而图谋改革开放的“毛后”时代也。

　　至于毛公所运用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小策略”（且用毛氏自己的话来说），那就可以小到“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贴大字报，暗中搞阴谋，公开搞阳谋。搞得人头滚滚，也搞他老人家不亦乐乎。但是受害者就不止于毛派和共产党自己了，全民族之受害，也是三代不能恢复也。悲夫。

　　近二十年来，笔者就和当过各派红卫兵的小朋友们（包括我母省安徽曾一度闻名世界的“好派”和“屁派”）长期笑谈往事。他们也未有不自觉荒谬的。有的甚至咬牙切齿的痛恨老毛，和独裁政权。因为他们自己也无可补偿受害者啊。

　　从双百运动到右派造反按顺序来。毛泽东主席所亲自发动的第一轮反击战，便是八大之后，一九六五年底的所谓“双百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运动初起时，我曾问过胡适老师：“百家争鸣，人人知道；百花齐，出自何典？”胡顺口答道：“镜花缘。”真是渊博。

　　在八大抑毛运动中，他们的借口是反“独裁”和“个人崇拜”。可是从毛功的立场来看，老子固然独裁，“他妈的”（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用过这句三字经“国骂”，今且借用），你们就不独裁呀？独裁制原是帝王传统遗传下的权力金字塔。根据共产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原则，毛所拥有的权力固然是个大金塔，他下面各阶层的“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沿梯而下，何人又没个金字塔呢？连一些乡镇级的小干部，也是一些小金字塔呢。在毛看来，他那时声望已达颠峰，刘少奇还差的远呢。你们批评老子独裁，你们就不独裁吗？大家是同样的独裁，只是权力大小、等级不同而已。要批评独裁，应该从你们这些官僚党棍，整风整党呢。小子鸣鼓而攻之，这显然就是毛所策动底，自卫反击斗争心理状态。

　　兵来将挡，水至火迎，毛就准备利用当时分散在各个小“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了。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所发动的“双百运动”底最原始的构想。在此运动中，尤毛公亲自主持，党和政府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召集了一连串的“整风座谈”。在这些会中，毛号召各小党派中的“民主人士”，大胆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批评。并给以“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最安全保证。他所制定的指标则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作此公开的保证时，他显然认为他自己声望正隆，高居顶峰，这对三个“主义”，都沾不上边。因此批评者也只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曾伤及“皇上”。这原是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的特色。连造反者，分明是造皇帝的反，但是传统的办法，都是只号召“清君侧”，对皇帝是不直接攻击的。纵在战时，国共两党“摩擦”到围攻新四军的程度，毛氏亲自策划的反国民党的宣传战，也只到何应钦为止。蒋，他是暂时不碰的。

　　此次搞双百运动，毛公显然视为当然，他自己是不会变成攻击对象的。谁知他老人家估计错误了。所以在“言者无罪”的铁卷保证一经提出，这批旧社会出身的老士大夫和高知，对共产党的党天下，早就骨鲠在喉，既然言者无罪，他们就舍共干，而把矛头直指共党了。一时热火朝天，原来声威比天还高的“党”，一夕之间就变成众矢之的了。

　　“罗章联盟”和“反右运动”在这一系列的整风座谈会中，首先对共产党提出严厉批评的，则是早先拥共最力的民主同盟正副主席的章伯钧和罗隆基了。罗其时是官至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官高一品。接着便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黄绍竑和龙云等人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像“新观察”的主编储安平等人。经这些名人在北京登高一呼，全国高知如响斯应。一时举国滔滔，把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批评得一无是处。他们批评的内容，可以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语概括之。那就是共产党把持了一切。小党派人士，表面上官高位显，事实上只是一些“有职无权”的花瓶。所以他们要求共产党开放政权，搞政治民主化，不能再搞“外行领导内行”。章伯钧甚至要组织一所“政治研究院”来研究体制改革，要求共产党开放政，好让各党派“轮流坐庄”。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批共呼声中，湖北一位高知葛佩琦甚至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共产党如不好好为人民服务，人民会“杀尽”老共的。

　　在大小知识分子，越批越起劲，全国人民也为之大鼓其掌；时未经月，自毛主席以下的大小干部，和金字塔主持人，个个傻眼了。乖乖，这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真要造反了。共产党怎能如此“宽大无边，有天无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如此不识抬举，毛主席震怒了。他很快的就体会到自己的错误，反扑势在必行。但他能表面容忍，并把所有右派“言者无罪”的控诉，一字不易的在“人民日报”，全部刊登；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乃把邓小平叫出来，发动一个强烈的“反右运动”，把他们镇压下去。小平遵命后，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一声令下，千百个大嘴巴，就纷纷被捉将官里去了。这就掀开了人民共和国史上，第一幕血淋淋的“反右运动”，以后的骨牌效应，就没个底了。

　　罗、章、储、葛诸大嘴巴傻眼了，主席老人家，您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嘛。怎么言犹在，时未迭月，又搞起文字狱，抓起人来了？这不是“阴谋”吗？主席传语邓小平，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党发动双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把你们这些毒蛇毒草骗出来，加以铲除，加以捕捉的。一个灿烂光华的“双百运动”正式推动，尚未迭月，在老毛一声“阳谋”之下，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成为“反右运动”了。根据毛主席的估计，全国各机关、各学校、各单位里的“右派”人数，应该是百分之五。如此，各单位就根据这一比率，划出“右派分子”，来加以清除。国防单位之外，国内任何机关，皆不可减免。一个单位如只有二人那就打一人为右派，那就是百分之五十了。余类推。在主席直接指挥之下；小平举手之劳，全国共有五十万“右派分子”（说超过百万），就锒铛入狱了。这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初起颇似儿戏，终则家破人亡，下放劳改，幸存，亦每至二十、三十年后，始获“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惨烈，史家不忍卒书也。三十年后，邓小平还说，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错在不应扩大。说得何等轻松？朱镕基总理便是个老右派。不知对当年反右，他是如何看法也？

　　我辈偷生海外，无切身经验，但是国内右派朋友，数不尽也。笔者在纽约曾一度与葛佩琦先生的哲嗣张君，详谈乃父受难经过，如其惊心动魄也。不知所终，尸骨无存的储安平先生的前妻（改嫁宋希濂将军）今亦定居纽约，对过去伤痕，则不愿多提矣，然精神伤痕，显然也是终生未灭也。

　　十五年超越英国的幻想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毛公作为国家元首，在一计反右之后，可说国家信用、个人信用全盘扫地，把“阴谋”硬说成“阳谋”，更可说是标准的嘴尖皮厚，但这也为着他自己的政治生存和错误，不得已而为之也。但凡心黑度厚的政客，怕的是初犯，一犯以后，就视重犯为当然了。“汉书”上有个故事说，某家有位“节妇”，守寡多年，玉洁冰清，不幸一次被强盗强暴了，其后她就开始乱搞男女关系，变成个“荡妇”了。毛氏失信的下场，盖近之也。

　　毛公本来的构想，原是发动高知来“帮助整风”，谁知弄成个高知反党，他自己又被迫反右的结果。自此以后，他再也不敢轻用高知。在“文革”期间，为着把刘少奇斗臭斗垮，他就舍“高知”，而去利用“低知”和“无知”的红卫兵了。成长后的红卫兵，自觉上当，同思往事，地无不咬牙切齿也。此是后话。

　　毛氏在“双百运动”失败之后，他第二着棋，显然便是搞“从大乱求大治”。首先砸掉那前途看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出个“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混乱局面来。然后由他自己来拨乱反正，乘势主动的实行“清君侧”，把周恩来“罢相”，换以柯庆施，这一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之内，就可没有顾忌，而为所欲为了。这又是一着险棋。

　　原来，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所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十分成功；然只限于内战后的打扫战场，收拾残局。人民政府所精心策划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建设（Economic Reconstruction）的开始。因此，该计划放八大通过实行之后，党内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领袖，真是经之营之，珍之重之，实事求是的，预备好好的建设一番。那时在莫斯科冷眼旁观的赫鲁晓夫，曾为之暗暗咋舌。赫氏于一九五九年访美之时，就曾警告美国说，“很快的美国就要沦为世界第三位经济大国。”记者反问他，谁是第二位呢？赫氏忽然以英语回答说：“No Comment.（无评论）”足见赫氏对中国之惊羡也（此为当年笔者在美国电视上所亲见亲闻者）。

　　不幸此一为全国财经专家所精心策划的“二五计划”，却为老毛一人一手给砸掉了。毛之砸掉这二五计划，是有绝好之借口的。事缘这个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放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被他放得心慌意乱，苏联这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已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赫鲁晓夫曾大放厥辞，说在十五年内要超过美国。并且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这时举世皆信以为真。这当然也使当时正在访苏取经的毛泽东，大为信服（毛是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而也信口吹出他底“十五年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要十五年超过英国，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速度，都得翻上好几翻，才能做到。因而毛就要撤销“二五计划”，不顾一切的“冒进”，才能超过英国。

　　笔者记得抗战期中，在重庆听过马寅初批评他底“学生”蒋介石的演说。马说，“蒋介石是个军人，就欢喜叫‘稍息、立正’。这次他也要向物价叫‘立正’，物价可就不干了。”说得我们哄堂大笑。毛主席是迷信体育的。欢喜叫人跑步、跳远。但是搞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按部就班，既不能跑步，也不能跳远。所以当毛主席一再向周总理抱怨，二五计划目标太小，速度太慢时，周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可能认为毛是外行领导内行。那时毛的绝对权威还有待建立。据胡乔木的回忆，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某日，周又为“反冒进”和“反反冒进”问题，单独去见毛。二人争执了起来，周竟然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胡乔木回忆说，“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以柯庆施换掉周恩来其后他们之间，周的“反冒进”，与毛的“反反冒进”，仍不时有所纠缠，周虽一再退让，毛始终是尾追不舍的。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南宁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西南各省市的工作会议时，周因公迟到，毛就打算乘机逼周辞职，而以上海市长柯庆施代周为国务总理。

　　早在八大期间，党内高干曾戏谈如何淡化毛主席的独裁形象。因为按照开国以后的惯例，在公共集会场合，但凡毛主席出现时，大家照例起立，鼓掌欢迎，此时大家一致同意，废除此一形势主义。大家都同意了，周总理曾加一句戏言，说，“以后有谁见到主席要起立鼓掌，我就不分发他戏票。”因为当时北京每有杰出的戏曲表演，高级干部和民主人士的戏票，照例由国务院统筹分发。所以周恩来有此戏言。想不到事隔两年，此次南宁会议时，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毛竟在大会上，取出柯庆施所写的论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给周看。并当众戏问周道：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随后在大会会场上，毛也声色俱厉的叫出，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革命，和反马克思主义，周虽深知内情和毛的用意所在，然尽力容忍，不要表态，自动辞职。事后且亲撰万言书，作自我批评，深责自己“反冒进”之错误。直至同年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席上，周始委婉地在会中自陈：“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总理是否适当？”经众议一致挽留，这次“罢相”危机，始暂时淡化。“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见李东朗、任贵祥主编，“细说周恩来”，一九九九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事求是与反冒进”，页四九三─五○三。）在这段小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政中国二十八年中，毛、周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二人一个坐第一把交椅，一个坐第二把交椅。都是从开国之初；坐到死为止。他二人显然都知道，二人都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彼此都是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中途是退不得的。毛之不能中途退休，上节已言之弥详。周之不能中途“罢相”，其理亦至明。为着个人安全计，他的影响力和潜势力，都太大了。他一旦罢相，则生死交关。他原是“高饶事件”之后，毛主席所想清除的次一个对象也。

　　再者，周之生命非属其一人也。他也是一个王朝的无冕之王，也是一把大伞，和一棵大树，树上的猢狲，伞下的“老同志”，像叶剑英、聂荣臻，邓小平、陈毅，乃至彭德怀、贺龙、陈广，和数不尽的民主人士，包括张治中、傅作义，和笔者的老朋友，李代总统，和程思远，以及千千万万的大小知识分子，和臭老九，都要靠他这把伞来照拂，始稍有安全感。他这棵大树倒不得，大伞也收不得也。

　　周和毛不同。毛是个独夫，人亡政息。周则是个“体制”（Institution）世世代代，承传有人。他只要不倒，就是胜利。他和老毛作健康比赛，毛如先他而死，则党和政府就是周的了；毛如死在周后，党和政府也就是“周派”的了。所以周氏生前，虽受尽胯下之辱，也要做个不倒翁。不倒就是胜利；周的政治本领，就是能维持他自己不倒，则荫及三代，血食千年。为着他的“党”，也是为着他的政治理想，他是绝对不能被老毛捅下去的。老毛常吹牛，某人某人（如彭真），他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捅下去，但他对周恩来就始终捅不下去的。

　　这次南宁会议，周如受不了屈辱，稍示辞意，或以退为进，那他这个宰相，也就让给柯庆施了。等到他在政治局中表示倦勤，那就必然被一致挽留了。这也是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表现吧。

　　总之，毛的拳路是空手道、少林拳等等“外练筋骨皮”的外家功。周则是“内练一口气”的内功拳、太极拳、沾绵拳。你一旦被他“沾”上身，你有天大的摔角功夫，也摔不掉他。周死之日，毛还要说他是“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毛公生前不知斗垮了多少政敌。唯独对周毫无办法，眼见他死后是周派的天下，寡妻不能自保，他也莫如之何也。所以老毛也是死不瞑目的。下章再说说他老人家如何导演“土法大炼钢”和“文化大革命”的闹剧。

　　【笔者附注：本篇所叙述的历史故事，行道中人，都如为老生之常谈也，只是作者对许多故事的解释稍有不同罢了。加以篇幅有限，一般史实没有细注的必要。史料太多，细注之，反而挂一漏万也。只是本篇最后一段，毛拟以柯代周的故事，一般史料多语焉不详。拙篇多说了几句，怕读者不察。故注明出处，通人教之，为感。】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