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制：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
君主制：指国家元首权力的获得是通过禅让、继承和世袭等形式的政体。
一个国家是共和制或君主制，并不在于它的国名是否称之为“共和国”，而是在于它的政体是否“行共和之政”。有些国家，虽然国名不含“共和国”，实际上却是共和国。例如：英国、日本虽然保留了女王、天皇，并且称之为“帝国”，但实际上却是“行共和之政”的“虚君共和国”。有些国家，虽然国名称之为“共和国”，实际上却并不是共和国，而是“实质上的专制国家”或者“实际上的君主专制国家”。例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其国名又是民主，又是人民，还有共和国，大概它的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会认为它是共和制国家；古巴共和国的国家前元首菲德尔•卡斯特罗就禅位给了现国家元首劳尔•卡斯特罗。
共和制的一个基本含义是，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是继承的，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命定的，而是由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的。因而，公正而自由的选举，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共和政治的一基本准则。
有的国家，他们也搞所谓的民主选举，领导人的得票率可以达到98%，或100%。领导人拥有同君主一样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不受任何约束。他们“为人民服务”通常是终身的，鞠躬尽瘁不死不已，或者被推翻，或者禅让、或者指定继承人、或者世袭。利比亚、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古巴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柬埔寨王国等大概都这类国家。
打天下者坐江山，那是理所当然的，当“万岁”也不存在“正当性”的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但，那是封建君主的逻辑，共和制有共和制的逻辑，共产党人陈独秀说：“在共和国里做皇帝，这是对共和天大的讽刺！”
您打得天下，您建有丰功伟业，您要建立一个永世王朝，您手里有“硬把子”，您说有“正当性”，性别人一时也没什么好说的。您如果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而且是“人民”的“共和国”。您在共和国里当“万岁”就没有正当性。您要在共和国里行使国家的权力，那么请按共和制的规则游戏。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不久前对媒体表示“从一党专政到另一种制度至少需要时间，所以他认为结束一党专政不利中国科研，将拖慢中国科学发展。”有人骂“老糊涂”。我不那么看，虽然并不认为杨老的观点都正确，杨老是不糊涂的。按司马南大师的观点，杨老的立场是没有问题的。杨老的话清晰而含蓄地表达了两个无需辩驳的事实：一党专政不可避免地会转“到另一种制度”；我国确实是一党专制。
您不是说历史选择了您，“人民”选择了您吗？您不是有足够的信心确定“人民”还会选择您吗？那么请把选票发给“人民”吧！按共和制的规则，让“人民”用选票授权给您，用选票证明您的正当性、确认您的合法性吧！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70399a6224178dd
2011年6月30日星期四
(980)[转帖]杨恒均:李登辉毁了国民党吗？
李登辉是蒋经国选定的国民党接班人，但现在如果去问国民党老党员，大多数会认为他也是破坏、摧毁国民党的罪魁祸首。是他在2000年国民党建党90周年的时候，用民主选举的方式让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当时岛内外舆论哀鸿遍野：号称“百年老店”的国民党，毁于一旦！
李登辉为什么这样做？有人说是继承了蒋经国的遗志，还权于民毕其功于一役；也有人说，半个日本人、半个台湾人的李登辉从一开始就仇恨中国国民党，尤其在蒋经国把他提拔上来后，党内大佬与利益集团从来不买他的账，让他郁闷多年，一朝权在手，假借民主之手，把国民党拉下马。
我个人对李登辉并无多少好感，主要是因为他的日本身份与台独背景，以及常常流露出的对中国大陆的轻蔑，如果一定要把他和国民党对立起来让我选边站，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国民党一边。但在这篇短文里，我想放下成见，也不搞诛心，谈谈李登辉与国民党的恩怨情仇，尤其是他对国民党的功与过。
由于李登辉在1997年搞起了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在2000年他下台时几乎是有预谋地把政权送到了民进党手中，断送了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注意，其实是号称百年老店，从孙中山1911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到2000年国民党交出政权，近90年）。当时我在美国接触到的一些国民党党员几乎个个痛心疾首，对李登辉这个“叛徒”咬牙切齿，是啊，好端端一个国民党，虽然被共产党赶到了台湾，但毕竟也是一个有90年历史，还有大量党产以及海内外富翁的党嘛 ……硬是被这个内奸、汉奸、党奸的李登辉给毁了，情何以堪啊。
可是，就在不久前，我接触到一位一直旅居海外的国民党元老之后，在我的启发下，他突然说出了一通反过来又大大启发了我的话。他说，你说过戈尔巴乔夫以断送了共产党组织的方式保住了共产党人不但不被清算，还继续执政，避免了发生在东欧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执政党遭遇的厄运。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角度分析一下李登辉之于国民党？
他说，到2000年时，已有90年党龄的国民党虽然干过不少好事，可毕竟是一个以牢牢抓住绝对权力为最高目的的革命党。如果李登辉不用这种方式完成蒋经国先生开启的事业（从训政到宪政），环顾世界，还有其它更好的方式吗？埃及与北非的方式？如果国民党一直坚持到突然有一天民众爆发，国民党的前途如何？
这话不假，虽说台湾有美国撑腰，但埃及等中东国家，哪一个没有美国撑腰？一旦民众觉醒了，美国人也保不住你。不妨让我们假设一下历史：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的连战、郝伯村上台，他们为了不失掉国民党政权，根本不实行民主选举，竭力避免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一天算一天。他们到底能够坚持多久呢？台湾的经济起飞早过大陆，资讯发达，面积也不大，国民党即便可以一党独裁，也一定是在全岛民众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以及各界精英不停的挑战下，左支右绌、战战兢兢地维稳。台湾已经安然度过第一波民主大潮，第二波也化险为夷了，但你能从中东这样第三波民主化大潮中全身而退吗？即便侥幸幸免，还有第四波、第五波……地球上，还剩下几个这种从头执政到尾的党派？
这样的历史不难假设：总有一波民主化浪潮，在台湾民众等不到自由选举的情况下，席卷台湾岛，上演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再重复的那一幕：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了，马英九、连胜文与郝龙斌像卡扎菲的儿子一样急忙寻找出路——国父中山先生的画像得取下来，中山陵可能要被推倒，蒋介石的棺木很可能就地火化，或交给一个私人机构拖回家供奉，而国民党将面临这样两个选择：流落太平洋某个小岛，或者回到北京，成为目前北京政协民主党派下的一个支部……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历史场景，不难假设吧？
可这一切永远只能是假设了，因为，蒋经国、李登辉与国民党党内的开明派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也改变了台湾的历史进程。看看现在的台湾，掌握权力的还是你们国民党的后人马英九，而且，如果我没有说错，在未来可预见的将来，国民党元老郝伯村、连战之子还有可能当选“总统”——而郝伯村和连战很可能是国民党中最痛恨李登辉的，因为李登辉存心破坏、摧毁了国民党——那个独裁的国民党。
从感情上说，台湾国民党人至今也没有人承认，让国民党浴火重生的不但有蒋经国，还有蒋经国的接班人李登辉。利令智昏的当权者大多看不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别说在现代文明社会，即便在中国古代，所有的掌握绝对权力的独裁者，都有被推翻、被送上审判台和断头台的一天。只不过，历史上这样一个朝代可能会持续一百年甚至三、四百年，而在科技发展与资讯流通使得一日如三秋的当今文明时代，掌握绝对权力的“朝代”持续八、九十年，已经是奇迹了。
在台湾，国民党对蒋经国竭力歌颂，也惠及“独夫民贼”的蒋介石，可对李登辉却闭口不谈，当然，他们也不会傻到去攻击李登辉。蒋介石忍辱负重，保住了国民党不被武力消灭；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功在千秋；可如果没有李登辉顺应时势，实行民主选举，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平的政党轮替与政权交接，国民党可能也没有今天。台湾民众真能听任死死抓住不放弃绝对权力的国民党大佬们的安排，耐心等待你这个党对台湾人民的百年大计吗？
杨恒均 2011－6－30 上海 来源七月《长城月报》，有删节
http://blog.caing.com/article/21726/
李登辉为什么这样做？有人说是继承了蒋经国的遗志，还权于民毕其功于一役；也有人说，半个日本人、半个台湾人的李登辉从一开始就仇恨中国国民党，尤其在蒋经国把他提拔上来后，党内大佬与利益集团从来不买他的账，让他郁闷多年，一朝权在手，假借民主之手，把国民党拉下马。
我个人对李登辉并无多少好感，主要是因为他的日本身份与台独背景，以及常常流露出的对中国大陆的轻蔑，如果一定要把他和国民党对立起来让我选边站，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国民党一边。但在这篇短文里，我想放下成见，也不搞诛心，谈谈李登辉与国民党的恩怨情仇，尤其是他对国民党的功与过。
由于李登辉在1997年搞起了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在2000年他下台时几乎是有预谋地把政权送到了民进党手中，断送了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注意，其实是号称百年老店，从孙中山1911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到2000年国民党交出政权，近90年）。当时我在美国接触到的一些国民党党员几乎个个痛心疾首，对李登辉这个“叛徒”咬牙切齿，是啊，好端端一个国民党，虽然被共产党赶到了台湾，但毕竟也是一个有90年历史，还有大量党产以及海内外富翁的党嘛 ……硬是被这个内奸、汉奸、党奸的李登辉给毁了，情何以堪啊。
可是，就在不久前，我接触到一位一直旅居海外的国民党元老之后，在我的启发下，他突然说出了一通反过来又大大启发了我的话。他说，你说过戈尔巴乔夫以断送了共产党组织的方式保住了共产党人不但不被清算，还继续执政，避免了发生在东欧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执政党遭遇的厄运。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角度分析一下李登辉之于国民党？
他说，到2000年时，已有90年党龄的国民党虽然干过不少好事，可毕竟是一个以牢牢抓住绝对权力为最高目的的革命党。如果李登辉不用这种方式完成蒋经国先生开启的事业（从训政到宪政），环顾世界，还有其它更好的方式吗？埃及与北非的方式？如果国民党一直坚持到突然有一天民众爆发，国民党的前途如何？
这话不假，虽说台湾有美国撑腰，但埃及等中东国家，哪一个没有美国撑腰？一旦民众觉醒了，美国人也保不住你。不妨让我们假设一下历史：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的连战、郝伯村上台，他们为了不失掉国民党政权，根本不实行民主选举，竭力避免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一天算一天。他们到底能够坚持多久呢？台湾的经济起飞早过大陆，资讯发达，面积也不大，国民党即便可以一党独裁，也一定是在全岛民众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以及各界精英不停的挑战下，左支右绌、战战兢兢地维稳。台湾已经安然度过第一波民主大潮，第二波也化险为夷了，但你能从中东这样第三波民主化大潮中全身而退吗？即便侥幸幸免，还有第四波、第五波……地球上，还剩下几个这种从头执政到尾的党派？
这样的历史不难假设：总有一波民主化浪潮，在台湾民众等不到自由选举的情况下，席卷台湾岛，上演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再重复的那一幕：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了，马英九、连胜文与郝龙斌像卡扎菲的儿子一样急忙寻找出路——国父中山先生的画像得取下来，中山陵可能要被推倒，蒋介石的棺木很可能就地火化，或交给一个私人机构拖回家供奉，而国民党将面临这样两个选择：流落太平洋某个小岛，或者回到北京，成为目前北京政协民主党派下的一个支部……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历史场景，不难假设吧？
可这一切永远只能是假设了，因为，蒋经国、李登辉与国民党党内的开明派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也改变了台湾的历史进程。看看现在的台湾，掌握权力的还是你们国民党的后人马英九，而且，如果我没有说错，在未来可预见的将来，国民党元老郝伯村、连战之子还有可能当选“总统”——而郝伯村和连战很可能是国民党中最痛恨李登辉的，因为李登辉存心破坏、摧毁了国民党——那个独裁的国民党。
从感情上说，台湾国民党人至今也没有人承认，让国民党浴火重生的不但有蒋经国，还有蒋经国的接班人李登辉。利令智昏的当权者大多看不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别说在现代文明社会，即便在中国古代，所有的掌握绝对权力的独裁者，都有被推翻、被送上审判台和断头台的一天。只不过，历史上这样一个朝代可能会持续一百年甚至三、四百年，而在科技发展与资讯流通使得一日如三秋的当今文明时代，掌握绝对权力的“朝代”持续八、九十年，已经是奇迹了。
在台湾，国民党对蒋经国竭力歌颂，也惠及“独夫民贼”的蒋介石，可对李登辉却闭口不谈，当然，他们也不会傻到去攻击李登辉。蒋介石忍辱负重，保住了国民党不被武力消灭；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功在千秋；可如果没有李登辉顺应时势，实行民主选举，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平的政党轮替与政权交接，国民党可能也没有今天。台湾民众真能听任死死抓住不放弃绝对权力的国民党大佬们的安排，耐心等待你这个党对台湾人民的百年大计吗？
杨恒均 2011－6－30 上海 来源七月《长城月报》，有删节
http://blog.caing.com/article/21726/
(979)[转帖]阿贵:我有一个中国梦
我是一个中国农村的孩子，我也有中国梦。我是八零后，我也有中国梦。
我有一个中国梦，中国的农村的孩子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吃饱饭，上好课，国家让所有的孩子有一个平等的起点； 有一天，孩子们上学不用系鲜红象征暴力的红布，而是告诉孩子热爱生命，敬畏自然，让孩子们保持自然天性；孩子们在课堂上不是在争取当班干部，不为三道杆和道杠努力，让孩子从小有服务他人的意识，但不为他人活着。学校不是孩子们的囚笼，而应该是孩童的乐园。
我有一个中国梦，中国没有户籍限制，北京户口不再成为香馍馍。各地区孩子都能以公平方式参加高考，北京的考生敢和山东、河南的孩子们一决高下，而不是活在父辈祖辈编制的户籍优选坛上。农村和城市的人民自由迁徙，在城市呆腻了，可以到农村去租住，购买田地，数星星；农村的人们到城里也可以定居，而不是以他们的房产和学历决定是否能带着一个城市!
我有一个中国梦，人民能安全的生活在自己的居所里面，而不是被随意暴力拆迁，民众的私有财产能受到法律保护，我们的房子不仅仅是70年，能世世代代传给子孙。农民也要自己的土地，而不是租二十年，中国没有农民工这个概念，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劳动法能成为他们的挡箭牌，他们的劳动能得到应有的报酬，中国也没有留守儿童。孩子们都能和父母在一起健康成长。
我有一个中国梦，我们的小摊小贩能像800年前的清明上河图上的先辈那样，自由的背着背篓，挎着篮子，抱着孩子，举着彩旗，沿街叫卖吆喝，而没有城管来追赶砍杀。三轮车师傅也不要再像70年前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风里来雨里去，车子被城管收走了一辆有一辆。城里或者农村来的下层人民，他们也需要生活，他们也有孩子要养，也有老父老母要孝敬。我们的城市能兼容并包各色人等，而不是以开宝马奔驰的才能上街，卖红薯和凉粉的也能在大街的两边有一摊立锥之地。中国的城市能容得下每一个骆驼祥子和虎妞！
我有一个中国梦，公平正义是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法官能成为人间正义的代表和法律的守护神；律师能为正义而战，而不是成为权贵豢养的黑律师；医生应该对得起他们白衣天使的称号，看病开药不是盯着病人的钱包而针对病因；大学教授能认认真真教书，教授不再成为叫兽的雅称；农民种出的水果蔬菜也是健康无毒的，没有避孕药抹过的黄瓜和福尔马林洗得白白净净的萝卜；商人生产的不是瘦肉精猪肉，不是三聚氰胺奶粉，是放心奶放心肉，工厂生产的机器质量也能和日本、欧美的媲美，而不是一堆垃圾！MADE IN CHINA 不再是低价低品质的代名词。
我有一个中国梦，公权力被真正关进笼子，宪法成为政府活动的最高指南。我们除了有权选举村委会主任外，各级首脑都是由民众选举的，而不是官员在黑屋子里密谋或用钱贿赂买官卖官。军队仅仅是抵御外辱的雄鹰，而不是某一个集团的家兵。政府能真正为民众服务，而不是在他们的大门前挂一个人民政府的招牌，树一个为人民服务牌匾。当人民想进那个挂着人民招牌的大门都不容易。中国的百姓要想见到首长不需要让古代那样下跪，如果有庸官我们用选票把不负责的官员赶下台！政府的官员不再是令人艳羡的职位，因为无处不在的人民监督！官员都是以清正廉洁而自豪，都是以为民众服务而骄傲，而不是以阿谀奉承上司而保住饭碗！官员们升官不意味着发财，而意味着责任和担当！
我有一个中国梦，我们知道自己纳税的每一分钱的走向，而不是纳税的像孙子，用纳税人的钱的人却像爷爷。我们的纳税能社会社区和每一个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不是成了公费旅游，豪华办公楼和官员们的差旅盘缠。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纳税越多越光荣越积极！而不是因为怕被腐败掉，而偷税。中国的企业主，无论是私企、外企、国企，他们都能在同一个平台，商人在经营的时候不会受到有牌照或者无牌照的流氓的干涉和讹诈。
我有一个中国梦，中国不再需要花钱在纽约大街做形象宣传，因为中国人走在外面就代表了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民族，他的国家从内到外都是让人尊敬的，中国人在外国受到欢迎是因为智慧和文化，而不是暴发户似得一掷千金而荣耀！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护照，就能在各国畅通无阻，而不是只在朝鲜和伊朗、古巴通行。中国人走在外国，都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发自内心的骄傲，因为他们有一个让他们骄傲的国家！
我有一个中国梦，中国松掉官员不准经商的紧箍咒，做官的能经商，经商的也能做官，官界和商界犹如水一样自由流通。官商都有好的制度保障，而不是官员寻求商人致富，商人需求官员庇护，中国的官员都能大胆公布自己的财产！中国的官员经商而不是现在这样躲躲闪闪，背地里中饱私囊。官员们都能正大光明的做生意挣钱，中国的民众都不仇官和仇富，官员，商人、民众不再有沟壑，因为他们有公平的平台，健全的制度！富人、官员在中国都成为人们内心敬重的职业和人，而不是现在表面敬畏内心仇恨！
我有一个中国梦，我们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不要借用拼音文字，片假名，平假名来传递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是华夏子孙，不是大和民族！我们所想所言，都不会成为敏感词。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言论而跨省追捕，我们能在家放心的看黄片或者红片。我们能唱自己想唱得歌曲，不管是流行歌曲还是革命歌曲，还是红色歌曲，而不是首长意志所为，我们能看自己愿意看的书，无论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是科幻小说或者日本的耽美小说，抑或巴金、鲁迅、雨果的书，而不是长官指定的经典，更不是红宝书！
我有一个中国梦，我们都会以自己五千年的文化而骄傲，尊敬孔孟思想不再被愤青当做装孙子的泄气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以尊崇自己祖先悠久灿烂的文明而骄傲，而不以反文明自豪，更不是以能发的安格鲁撒克逊或者伦敦音、美国音而自豪，我们的公民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外语，外语只当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和人民以及学生的全部。中国的姑娘也不再以嫁了一个蓝眼睛的男人而傲视国人，也不以嫁了一个非洲兄弟而自豪。中国人既不崇洋媚外，也不盲目排外，他们学识和教养让他们安详从容。而不是像弱国子民为了证明自己的民族行，而去吃兴奋剂获得奖牌，每一位奥运冠军都是靠自己私下兴趣努力获得奖牌，而不是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无数纳税的钱财堆积的无比鲜艳好看的爆米花！
我有一个中国梦，我们立足这个社会，都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凭借我爸爸或者爷爷是谁！我们唯一自豪的是，我是谁！
人活在这个世界，因为有梦想才有期盼，生活也因为有梦想而精彩！总之，我希望，中国是一个能让人有憧憬、有希望的国家，而不是花几十万奋斗几十年拿到绿卡移民国外，不做中国人而自豪！
本文是看了钟清声博友的《我有一个中国梦》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5808750100xlkf.html受到启发而写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中国梦，朋友，您的中国梦是什么呢？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4ab40459841b71e
我有一个中国梦，中国的农村的孩子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吃饱饭，上好课，国家让所有的孩子有一个平等的起点； 有一天，孩子们上学不用系鲜红象征暴力的红布，而是告诉孩子热爱生命，敬畏自然，让孩子们保持自然天性；孩子们在课堂上不是在争取当班干部，不为三道杆和道杠努力，让孩子从小有服务他人的意识，但不为他人活着。学校不是孩子们的囚笼，而应该是孩童的乐园。
我有一个中国梦，中国没有户籍限制，北京户口不再成为香馍馍。各地区孩子都能以公平方式参加高考，北京的考生敢和山东、河南的孩子们一决高下，而不是活在父辈祖辈编制的户籍优选坛上。农村和城市的人民自由迁徙，在城市呆腻了，可以到农村去租住，购买田地，数星星；农村的人们到城里也可以定居，而不是以他们的房产和学历决定是否能带着一个城市!
我有一个中国梦，人民能安全的生活在自己的居所里面，而不是被随意暴力拆迁，民众的私有财产能受到法律保护，我们的房子不仅仅是70年，能世世代代传给子孙。农民也要自己的土地，而不是租二十年，中国没有农民工这个概念，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劳动法能成为他们的挡箭牌，他们的劳动能得到应有的报酬，中国也没有留守儿童。孩子们都能和父母在一起健康成长。
我有一个中国梦，我们的小摊小贩能像800年前的清明上河图上的先辈那样，自由的背着背篓，挎着篮子，抱着孩子，举着彩旗，沿街叫卖吆喝，而没有城管来追赶砍杀。三轮车师傅也不要再像70年前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风里来雨里去，车子被城管收走了一辆有一辆。城里或者农村来的下层人民，他们也需要生活，他们也有孩子要养，也有老父老母要孝敬。我们的城市能兼容并包各色人等，而不是以开宝马奔驰的才能上街，卖红薯和凉粉的也能在大街的两边有一摊立锥之地。中国的城市能容得下每一个骆驼祥子和虎妞！
我有一个中国梦，公平正义是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法官能成为人间正义的代表和法律的守护神；律师能为正义而战，而不是成为权贵豢养的黑律师；医生应该对得起他们白衣天使的称号，看病开药不是盯着病人的钱包而针对病因；大学教授能认认真真教书，教授不再成为叫兽的雅称；农民种出的水果蔬菜也是健康无毒的，没有避孕药抹过的黄瓜和福尔马林洗得白白净净的萝卜；商人生产的不是瘦肉精猪肉，不是三聚氰胺奶粉，是放心奶放心肉，工厂生产的机器质量也能和日本、欧美的媲美，而不是一堆垃圾！MADE IN CHINA 不再是低价低品质的代名词。
我有一个中国梦，公权力被真正关进笼子，宪法成为政府活动的最高指南。我们除了有权选举村委会主任外，各级首脑都是由民众选举的，而不是官员在黑屋子里密谋或用钱贿赂买官卖官。军队仅仅是抵御外辱的雄鹰，而不是某一个集团的家兵。政府能真正为民众服务，而不是在他们的大门前挂一个人民政府的招牌，树一个为人民服务牌匾。当人民想进那个挂着人民招牌的大门都不容易。中国的百姓要想见到首长不需要让古代那样下跪，如果有庸官我们用选票把不负责的官员赶下台！政府的官员不再是令人艳羡的职位，因为无处不在的人民监督！官员都是以清正廉洁而自豪，都是以为民众服务而骄傲，而不是以阿谀奉承上司而保住饭碗！官员们升官不意味着发财，而意味着责任和担当！
我有一个中国梦，我们知道自己纳税的每一分钱的走向，而不是纳税的像孙子，用纳税人的钱的人却像爷爷。我们的纳税能社会社区和每一个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不是成了公费旅游，豪华办公楼和官员们的差旅盘缠。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纳税越多越光荣越积极！而不是因为怕被腐败掉，而偷税。中国的企业主，无论是私企、外企、国企，他们都能在同一个平台，商人在经营的时候不会受到有牌照或者无牌照的流氓的干涉和讹诈。
我有一个中国梦，中国不再需要花钱在纽约大街做形象宣传，因为中国人走在外面就代表了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民族，他的国家从内到外都是让人尊敬的，中国人在外国受到欢迎是因为智慧和文化，而不是暴发户似得一掷千金而荣耀！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护照，就能在各国畅通无阻，而不是只在朝鲜和伊朗、古巴通行。中国人走在外国，都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发自内心的骄傲，因为他们有一个让他们骄傲的国家！
我有一个中国梦，中国松掉官员不准经商的紧箍咒，做官的能经商，经商的也能做官，官界和商界犹如水一样自由流通。官商都有好的制度保障，而不是官员寻求商人致富，商人需求官员庇护，中国的官员都能大胆公布自己的财产！中国的官员经商而不是现在这样躲躲闪闪，背地里中饱私囊。官员们都能正大光明的做生意挣钱，中国的民众都不仇官和仇富，官员，商人、民众不再有沟壑，因为他们有公平的平台，健全的制度！富人、官员在中国都成为人们内心敬重的职业和人，而不是现在表面敬畏内心仇恨！
我有一个中国梦，我们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不要借用拼音文字，片假名，平假名来传递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是华夏子孙，不是大和民族！我们所想所言，都不会成为敏感词。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言论而跨省追捕，我们能在家放心的看黄片或者红片。我们能唱自己想唱得歌曲，不管是流行歌曲还是革命歌曲，还是红色歌曲，而不是首长意志所为，我们能看自己愿意看的书，无论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是科幻小说或者日本的耽美小说，抑或巴金、鲁迅、雨果的书，而不是长官指定的经典，更不是红宝书！
我有一个中国梦，我们都会以自己五千年的文化而骄傲，尊敬孔孟思想不再被愤青当做装孙子的泄气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以尊崇自己祖先悠久灿烂的文明而骄傲，而不以反文明自豪，更不是以能发的安格鲁撒克逊或者伦敦音、美国音而自豪，我们的公民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外语，外语只当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和人民以及学生的全部。中国的姑娘也不再以嫁了一个蓝眼睛的男人而傲视国人，也不以嫁了一个非洲兄弟而自豪。中国人既不崇洋媚外，也不盲目排外，他们学识和教养让他们安详从容。而不是像弱国子民为了证明自己的民族行，而去吃兴奋剂获得奖牌，每一位奥运冠军都是靠自己私下兴趣努力获得奖牌，而不是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无数纳税的钱财堆积的无比鲜艳好看的爆米花！
我有一个中国梦，我们立足这个社会，都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凭借我爸爸或者爷爷是谁！我们唯一自豪的是，我是谁！
人活在这个世界，因为有梦想才有期盼，生活也因为有梦想而精彩！总之，我希望，中国是一个能让人有憧憬、有希望的国家，而不是花几十万奋斗几十年拿到绿卡移民国外，不做中国人而自豪！
本文是看了钟清声博友的《我有一个中国梦》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5808750100xlkf.html受到启发而写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中国梦，朋友，您的中国梦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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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转帖]知青大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后天就是党的90岁华诞，写几个字以资纪念。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个无需求证的判断。难道1949年出现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新中国不是共产党建立的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用这个判断注解已经存在了62年的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我已经在上一篇《宪法与宪政》里自以为说清楚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新中国的新，新在哪里？主要是通过同旧中国，也就是与中华民国的比较得出来的。新中国，我们都在其中，多数人是伴随着她长大的，经历过那么多的路线“斗争”，那么多的敏感“事件”，那么多的天灾“人祸”，不可谓不了解。旧中国，今天的人多数没见过，知道的人要么闭嘴什么都不讲，要么胡言乱语“虾球”讲！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新中国，对真实的旧中国则认识甚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可供比较的材料，如何做出理性的鉴别？唯有以新辨旧。我们了解新中国，新中国有的，就是旧中国没有的，譬如：路线“斗争”、敏感“事件”、天灾“人祸”等；新中国没有的，就是旧中国有的，譬如：共和宪政、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然而，这样显得主观、片面，没有事实做依据，难以服人。
此次，组织上安排了集体观看《建党伟业》。《建党伟业》的史实肯定是经过我D宣传部门“审核”的，可能不是胡言乱语“虾球”讲。《建党伟业》用2/3的篇幅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中华民国也就是旧中国前10年的历史画卷。不妨用《建党伟业》告诉我们的旧中国这10年的史实，与新中国的62年做一个比较，看看新、旧两个中国的差别。
旧中国前10年的人物、故事，那时有什么是现在没有的，现在有什么是那时没有的，看过《建党伟业》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因为太敏感，太多敏感，还是您自己去比较吧！
透过那10年的人物、故事和近62年的人物、故事比较，我发现了《建党伟业》的另一个主题，那时的几乎每一个“人物”都在追求的，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是因“他”而发生的，新中国再也没人提起的，似乎被人集体忘记的东西——宪政。那时，宪政还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的状态，但已经成了那时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追求的理想。宪政，那时有人为其牺牲，例如宋教仁；有人因其灭亡，例如袁世凯。新中国，《宪法》从诞生的那一刻就成了被践踏蹂躏的对象。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产生已经57年，从那以前开始，就没有人提过“宪政”，就没有什么人想起过“她”。
建设法治社会，从尊宪也就是从宪政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不懂，吹喇叭抬轿子的法学专家学者是完全应该知道的。
任何法治社会都必须是从宪政开始！也许，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除外？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25fe30c437d303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个无需求证的判断。难道1949年出现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新中国不是共产党建立的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用这个判断注解已经存在了62年的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我已经在上一篇《宪法与宪政》里自以为说清楚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新中国的新，新在哪里？主要是通过同旧中国，也就是与中华民国的比较得出来的。新中国，我们都在其中，多数人是伴随着她长大的，经历过那么多的路线“斗争”，那么多的敏感“事件”，那么多的天灾“人祸”，不可谓不了解。旧中国，今天的人多数没见过，知道的人要么闭嘴什么都不讲，要么胡言乱语“虾球”讲！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新中国，对真实的旧中国则认识甚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可供比较的材料，如何做出理性的鉴别？唯有以新辨旧。我们了解新中国，新中国有的，就是旧中国没有的，譬如：路线“斗争”、敏感“事件”、天灾“人祸”等；新中国没有的，就是旧中国有的，譬如：共和宪政、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然而，这样显得主观、片面，没有事实做依据，难以服人。
此次，组织上安排了集体观看《建党伟业》。《建党伟业》的史实肯定是经过我D宣传部门“审核”的，可能不是胡言乱语“虾球”讲。《建党伟业》用2/3的篇幅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中华民国也就是旧中国前10年的历史画卷。不妨用《建党伟业》告诉我们的旧中国这10年的史实，与新中国的62年做一个比较，看看新、旧两个中国的差别。
旧中国前10年的人物、故事，那时有什么是现在没有的，现在有什么是那时没有的，看过《建党伟业》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因为太敏感，太多敏感，还是您自己去比较吧！
透过那10年的人物、故事和近62年的人物、故事比较，我发现了《建党伟业》的另一个主题，那时的几乎每一个“人物”都在追求的，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是因“他”而发生的，新中国再也没人提起的，似乎被人集体忘记的东西——宪政。那时，宪政还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的状态，但已经成了那时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追求的理想。宪政，那时有人为其牺牲，例如宋教仁；有人因其灭亡，例如袁世凯。新中国，《宪法》从诞生的那一刻就成了被践踏蹂躏的对象。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产生已经57年，从那以前开始，就没有人提过“宪政”，就没有什么人想起过“她”。
建设法治社会，从尊宪也就是从宪政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不懂，吹喇叭抬轿子的法学专家学者是完全应该知道的。
任何法治社会都必须是从宪政开始！也许，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除外？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25fe30c437d3039
(977)[转帖]涂子方:和尚唱红歌和律师唱红歌
网上有照片：和尚穿袈裟唱红歌，律师穿法袍唱红歌。
和尚及其它宗教人士唱红歌，国人感觉很强烈，网上热评很多；但律师唱红歌，国人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了，网上甚少评论就是明证。
讲个笑话先：
农夫挑担大粪，老外看到后问：大爷，这酱多少钱一斤? 农夫不语，老外用手沾了点放进嘴里，心想：你不告诉我多少钱一斤，我也不告诉你你的酱都臭了。
呵呵。
唱红歌的和尚和唱红歌的律师就如同上述笑话中老外的“酱”和农夫的“粪”，虽然叫法不同，其实是一会事儿。
从职业性质上讲，和尚和律师都应该是持有坚定信仰的人。
和尚的信仰是佛教，律师的信仰是法律。
而红歌本质上是反信仰的，红歌所传达的革命造反思想是宗教精神和法律规范的死敌，二者之间水火不相容。
有信仰的人唱反信仰的歌，这是自渎。
从职业道德上讲，和尚和律师应该是藐视世俗，监督权威的，但他们却纷纷向世俗和权威献媚，登台献唱，而且公然穿着袈裟和法袍登台献唱，这使他们身上原本神圣的袈裟和法袍变得一文不值。
或许在当今中国，他们本来就一文不值。
艾神说，“生活是靠细节来完成的。”
细节是生活的真实。
和尚、律师唱红歌这一细节，反映了中国社会最本质的真实：臣服。
这是一种毫无道德底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登峰造极的臣服。
66我老人家就想：
臣服毕竟是被迫的，没有人愿意违背天性甘当权威的孙子。
臣服因其被迫，所以短暂。
江山代有人才出，人世间没有永远的权威，也就没有永远的匍匐于权威的臣服。
只有信仰是永远的。
永远的信仰会永远的记住唱红歌的和尚和唱红歌的律师的丑态——让我们把网上的这些图片收藏起来吧，若干年后再打开来看，我们一定会开怀大笑。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b00234ce16337345
和尚及其它宗教人士唱红歌，国人感觉很强烈，网上热评很多；但律师唱红歌，国人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了，网上甚少评论就是明证。
讲个笑话先：
农夫挑担大粪，老外看到后问：大爷，这酱多少钱一斤? 农夫不语，老外用手沾了点放进嘴里，心想：你不告诉我多少钱一斤，我也不告诉你你的酱都臭了。
呵呵。
唱红歌的和尚和唱红歌的律师就如同上述笑话中老外的“酱”和农夫的“粪”，虽然叫法不同，其实是一会事儿。
从职业性质上讲，和尚和律师都应该是持有坚定信仰的人。
和尚的信仰是佛教，律师的信仰是法律。
而红歌本质上是反信仰的，红歌所传达的革命造反思想是宗教精神和法律规范的死敌，二者之间水火不相容。
有信仰的人唱反信仰的歌，这是自渎。
从职业道德上讲，和尚和律师应该是藐视世俗，监督权威的，但他们却纷纷向世俗和权威献媚，登台献唱，而且公然穿着袈裟和法袍登台献唱，这使他们身上原本神圣的袈裟和法袍变得一文不值。
或许在当今中国，他们本来就一文不值。
艾神说，“生活是靠细节来完成的。”
细节是生活的真实。
和尚、律师唱红歌这一细节，反映了中国社会最本质的真实：臣服。
这是一种毫无道德底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登峰造极的臣服。
66我老人家就想：
臣服毕竟是被迫的，没有人愿意违背天性甘当权威的孙子。
臣服因其被迫，所以短暂。
江山代有人才出，人世间没有永远的权威，也就没有永远的匍匐于权威的臣服。
只有信仰是永远的。
永远的信仰会永远的记住唱红歌的和尚和唱红歌的律师的丑态——让我们把网上的这些图片收藏起来吧，若干年后再打开来看，我们一定会开怀大笑。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b00234ce16337345
(976)[转帖]爱德:我是真理高峰的攀登者
我年轻时不理解登山者。他们爬上一座高山，又爬一座更高的山，若问他们爬山的目的是什么？回答是因为那里有座山。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爬上那座山。
后来看了一部关于登山的电视纪录片，出现一张珠穆拉玛峰顶上一位青年死者的图片。这青年在距离峰最高处不远的地方冻死了，姿势俯卧着，一只手伸向峰顶的位置。电视说这尸体是一位英国青年登山者，他已经死了100多年。
我看了当时感到很震惊！后来感到很敬佩！这登山者背起行囊，离开遮风避雨的家，离开灯红酒绿的城市，离开富裕繁荣的英国，开始了登山之旅。他知道前程多艰险，有狂风暴雨、石落雪崩，他无所畏惧前行了，向着世界最高山峰挺进。攀登高峰需要健壮的体魄和耐力，也需要卓越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一种精神境界。他拥有这一切。
虽然他没能登上珠穆拉玛峰之顶端，冻死在不远之处，但是他的生命永远在那里发光。同辈人早已在地球上消失，而他的身体永存在这世界最高峰上，为人类的坚强意志作见证。
这位登山者的精神给我很大的激励。我没有条件像他那样攀登高山，选择了攀登真理的高峰。我用双手当脚，每写一篇文章就是一个脚印，一直朝着真理高峰走去。我不在乎权贵者的威胁压力，也不大在意别人的评论和网络点击率，更不在意名与利。若问我为什么要攀登真理的山峰，我回答是，因为那里有座真理的山峰！
我的梦想在那真理的最高峰，义无反顾地向上攀登，以增加我对这世界的认知，表达我真实的思想感受。也许某一天我会死在这座山的山下，或者死在山中间，或者像那位英国青年一样死在离峰顶不远的地方。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曾是一位思想自由的人，曾为中国人的自由平等而攀登。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81704cfd2eb51b1
后来看了一部关于登山的电视纪录片，出现一张珠穆拉玛峰顶上一位青年死者的图片。这青年在距离峰最高处不远的地方冻死了，姿势俯卧着，一只手伸向峰顶的位置。电视说这尸体是一位英国青年登山者，他已经死了100多年。
我看了当时感到很震惊！后来感到很敬佩！这登山者背起行囊，离开遮风避雨的家，离开灯红酒绿的城市，离开富裕繁荣的英国，开始了登山之旅。他知道前程多艰险，有狂风暴雨、石落雪崩，他无所畏惧前行了，向着世界最高山峰挺进。攀登高峰需要健壮的体魄和耐力，也需要卓越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一种精神境界。他拥有这一切。
虽然他没能登上珠穆拉玛峰之顶端，冻死在不远之处，但是他的生命永远在那里发光。同辈人早已在地球上消失，而他的身体永存在这世界最高峰上，为人类的坚强意志作见证。
这位登山者的精神给我很大的激励。我没有条件像他那样攀登高山，选择了攀登真理的高峰。我用双手当脚，每写一篇文章就是一个脚印，一直朝着真理高峰走去。我不在乎权贵者的威胁压力，也不大在意别人的评论和网络点击率，更不在意名与利。若问我为什么要攀登真理的山峰，我回答是，因为那里有座真理的山峰！
我的梦想在那真理的最高峰，义无反顾地向上攀登，以增加我对这世界的认知，表达我真实的思想感受。也许某一天我会死在这座山的山下，或者死在山中间，或者像那位英国青年一样死在离峰顶不远的地方。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曾是一位思想自由的人，曾为中国人的自由平等而攀登。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81704cfd2eb51b1
(975)[转帖]李吉诃德:左派下“大棋”
这是前篇《左派战南海》的续篇。续得如此之快并不因我，而是他们的“战略眼光”忽地跨越了南海，进而跨越了从北方四岛直到南海诸岛的所谓“第一岛链”。他们要“和美国玩另一盘大棋”了。
沙盘已经摆好，军事地图也画好了一堆箭头，我们听听“司马大将军”如何讲解这盘“大棋”——
“从北方四岛开始，到中国南海的东缘结束，被称为第一岛链的这个弧形带，对中国来说，它正像一张弓，弓背朝外，只要一上一下系好足够弹性的弓弦，一支箭就可以直插太平洋……”
我先“直插”一句：上回书说到要用“火烧赤壁”的办法阻止美国航母进入黄海，这次“司马大将军”又想到了“弓箭”，真是很“冷兵器”的思维。莫非接着就要“草船借箭”么？
有一个问题：倾倒黄海的石油谁来提供？中石油、中海油大概不会，她们的存货还不够提价所需。也许本山集团可以赞助？再有一个问题：从日本到菲律宾，这条“足够弹性的弓弦”谁来给你系好？“直插太平洋”固然过瘾，但玩多了弹弓的“司马大将军”似乎忽视了弓箭与弹弓的区别。
“司马大将军”继续讲解：“回到弓背那面，那正是美国人的视角，则北起北方四岛南到南海边沿的那张弓就变成了一个浅浅口袋，口袋底朝着美国，只要一北一南找到一条合适长度和韧度的绳子，将口袋收紧，刚好中国这块肥肉就尽在囊中。”
插嘴：“弓箭”之外就是“口袋”，这种路数我们总能在《三国》或者《水浒》里找到。
“司马大将军”口风一调，他告诉我们其实“一切都错了”——“弓箭”与“口袋”都是美国人给中国挖的“陷阱”，“因为没有任何合法合理性的规定显示，中国和美国的战略力量一定要在第一岛链这条地理弧线上进行对抗”，“无论是第一岛链之内，还是第一岛链之外，无论是东海、黄海，还是太平洋，中国的战略力量，中国海军、空军和二炮要追求的都不该是突破它，而是无视其存在的自由往来。”
插嘴：哦——，美国人的确阴险狡诈，竟抛出所谓“第一岛链”的圈套来迷惑中国，就像他们当年拿“星球大战计划”害惨了苏联一样，也幸好我们有“司马大将军”的明察秋毫，指点迷津。其实之前“司马大将军”就险些落入美国人的“陷阱”。试想，假如真向黄海倾倒石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说，要是美国航母中途转向呢？“火烧赤壁”不就黄了？自然不会，以“司马大将军”的军事智慧正是“将计就计”，嘴上说倒石油，实际上只是吐些口水，不大紧要的。
“司马大将军”以为，避免落入美国“陷阱”的唯一办法就是“无视它的存在”——既不要与菲律宾、越南等国进行局部对抗，也不要单以突破“第一岛链”为首要目标而研究对策、研发武器。那样“看似气势汹汹，其实愚不可及”。“司马大将军”认为应该“重新规划中国战略力量和战略利益如何深入太平洋腹地、深入中国南海和深入东南亚地区的大计划”，即所谓“大棋”。
“第一岛链”这个美国人“精心构思、布局了几十年的大棋”就这样被“司马大将军”两招儿拆解了——一招儿是“插入太平洋”，一招儿是主动放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承诺，“选准一两个合适的时机，猛然出击，一举破袭，在这团乱麻局面中轰出它几个大黑洞，重树中国在南海大国独尊的秩序——秩序，你懂吗？”
插嘴：不是很懂。秩序，是不是《漂移族》里陈小春背着的那两个字？“司马大将军”的思路太过漂移，我们都得慢慢适应。我其实最想不清楚的还是“司马大将军”凭什么说“正好可以拿越南练一练战争？”或者把舰艇“开到马尼拉最近海面，直接打炮舰慑”？且不说她们是主权国家，即便是台湾这样的中国领土，我想在“收复”之前也要问一下台湾人的意愿，比如是否欢迎孔庆东之类去做“台湾省书记”等等。哦，我忘了他已经是“越南省书记”了。不过我们还有“司马大将军”，还有网友力荐的什么“张宏良教授”。我不太了解这位教授，估计也是什么“候补书记”的材料吧。
武力打败越南菲律宾没有问题——彻底战胜则很难说——，但“司马大将军”之前既说“不要与菲律宾、越南等国进行局部对抗”乃“大棋”所致，现在又要跑到人家门口放炮，这就不免叫我们糊涂了，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从街头上混出来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下一盘大棋”的话最早出自毛新宇将军。他仿佛很高兴说什么“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之类的句子。尽管我到底也没听清他所谓“大棋”的含义——这也是毛将军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若干的时间里不断说话却最终什么也没说。这点上“司马大将军”要强他一些，他的讲话我至少知道每一次的意思都不一样。
爷爷会下“大棋”，孙子未必就能。它不像权力或者财富那样可以遗传。下“大棋”不仅需要智慧与胆量，更需要常识，这一点就限制了许多人。
我自认只能下下吃饭睡觉之类的“小棋”，但下好了也不容易。中国的左派阵营里多是想下“大棋”的“高手”，即便是含着一根手指他们也会沉思中东的走势。当他们转为思考南海问题时，也就是又换了一根手指。我很佩服他们。自然也有些粉丝一口一个“司马老师”、“孔庆东教授”叫得嘴甜。比如什么“矿工刘义宽”，他说“司马老师，孔庆东教授也不爱打仗”，然后斥我“口若悬河，唾沫星子乱飞”，更是命我“去越南、菲律宾走一趟，把南海要回来”，“要是那样的话，谁敢说你是汉奸，我轮圆了大嘴巴抽他”。
抽就不要抽了，“轮圆”了则更不必。尽管由他们去说，不是他们说我“汉奸”我便是“汉奸”，就像这位什么“义”什么“宽”什么“矿工”也不能说明你的直与正。我倒觉得他很有潜质成为矿长，类似广西河池的那种。
还有什么“左渣左屑”呼吁“国安查一查看，博主是越南人生的汉奸吗？”我想这位是气得搞反了，“越南人生的汉奸”不正是中国左派们最乐于“培植”的么？不正是司马平邦所谓的“亲华人士”么？所以你该骂我“中国人生的越奸”才好证明你的脑子算是脑子。
渐渐我发现中国左派们的左脑一般都不怎么发育，缺少必要的逻辑感。他们更适合利用右脑的图画功能在军事地图上画满箭头，然后认真地下他们的所谓“大棋”，并将自己全部的“爱国”与“正义”之气都献给牛的某个器官。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6291159159.html
沙盘已经摆好，军事地图也画好了一堆箭头，我们听听“司马大将军”如何讲解这盘“大棋”——
“从北方四岛开始，到中国南海的东缘结束，被称为第一岛链的这个弧形带，对中国来说，它正像一张弓，弓背朝外，只要一上一下系好足够弹性的弓弦，一支箭就可以直插太平洋……”
我先“直插”一句：上回书说到要用“火烧赤壁”的办法阻止美国航母进入黄海，这次“司马大将军”又想到了“弓箭”，真是很“冷兵器”的思维。莫非接着就要“草船借箭”么？
有一个问题：倾倒黄海的石油谁来提供？中石油、中海油大概不会，她们的存货还不够提价所需。也许本山集团可以赞助？再有一个问题：从日本到菲律宾，这条“足够弹性的弓弦”谁来给你系好？“直插太平洋”固然过瘾，但玩多了弹弓的“司马大将军”似乎忽视了弓箭与弹弓的区别。
“司马大将军”继续讲解：“回到弓背那面，那正是美国人的视角，则北起北方四岛南到南海边沿的那张弓就变成了一个浅浅口袋，口袋底朝着美国，只要一北一南找到一条合适长度和韧度的绳子，将口袋收紧，刚好中国这块肥肉就尽在囊中。”
插嘴：“弓箭”之外就是“口袋”，这种路数我们总能在《三国》或者《水浒》里找到。
“司马大将军”口风一调，他告诉我们其实“一切都错了”——“弓箭”与“口袋”都是美国人给中国挖的“陷阱”，“因为没有任何合法合理性的规定显示，中国和美国的战略力量一定要在第一岛链这条地理弧线上进行对抗”，“无论是第一岛链之内，还是第一岛链之外，无论是东海、黄海，还是太平洋，中国的战略力量，中国海军、空军和二炮要追求的都不该是突破它，而是无视其存在的自由往来。”
插嘴：哦——，美国人的确阴险狡诈，竟抛出所谓“第一岛链”的圈套来迷惑中国，就像他们当年拿“星球大战计划”害惨了苏联一样，也幸好我们有“司马大将军”的明察秋毫，指点迷津。其实之前“司马大将军”就险些落入美国人的“陷阱”。试想，假如真向黄海倾倒石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说，要是美国航母中途转向呢？“火烧赤壁”不就黄了？自然不会，以“司马大将军”的军事智慧正是“将计就计”，嘴上说倒石油，实际上只是吐些口水，不大紧要的。
“司马大将军”以为，避免落入美国“陷阱”的唯一办法就是“无视它的存在”——既不要与菲律宾、越南等国进行局部对抗，也不要单以突破“第一岛链”为首要目标而研究对策、研发武器。那样“看似气势汹汹，其实愚不可及”。“司马大将军”认为应该“重新规划中国战略力量和战略利益如何深入太平洋腹地、深入中国南海和深入东南亚地区的大计划”，即所谓“大棋”。
“第一岛链”这个美国人“精心构思、布局了几十年的大棋”就这样被“司马大将军”两招儿拆解了——一招儿是“插入太平洋”，一招儿是主动放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承诺，“选准一两个合适的时机，猛然出击，一举破袭，在这团乱麻局面中轰出它几个大黑洞，重树中国在南海大国独尊的秩序——秩序，你懂吗？”
插嘴：不是很懂。秩序，是不是《漂移族》里陈小春背着的那两个字？“司马大将军”的思路太过漂移，我们都得慢慢适应。我其实最想不清楚的还是“司马大将军”凭什么说“正好可以拿越南练一练战争？”或者把舰艇“开到马尼拉最近海面，直接打炮舰慑”？且不说她们是主权国家，即便是台湾这样的中国领土，我想在“收复”之前也要问一下台湾人的意愿，比如是否欢迎孔庆东之类去做“台湾省书记”等等。哦，我忘了他已经是“越南省书记”了。不过我们还有“司马大将军”，还有网友力荐的什么“张宏良教授”。我不太了解这位教授，估计也是什么“候补书记”的材料吧。
武力打败越南菲律宾没有问题——彻底战胜则很难说——，但“司马大将军”之前既说“不要与菲律宾、越南等国进行局部对抗”乃“大棋”所致，现在又要跑到人家门口放炮，这就不免叫我们糊涂了，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从街头上混出来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下一盘大棋”的话最早出自毛新宇将军。他仿佛很高兴说什么“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之类的句子。尽管我到底也没听清他所谓“大棋”的含义——这也是毛将军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若干的时间里不断说话却最终什么也没说。这点上“司马大将军”要强他一些，他的讲话我至少知道每一次的意思都不一样。
爷爷会下“大棋”，孙子未必就能。它不像权力或者财富那样可以遗传。下“大棋”不仅需要智慧与胆量，更需要常识，这一点就限制了许多人。
我自认只能下下吃饭睡觉之类的“小棋”，但下好了也不容易。中国的左派阵营里多是想下“大棋”的“高手”，即便是含着一根手指他们也会沉思中东的走势。当他们转为思考南海问题时，也就是又换了一根手指。我很佩服他们。自然也有些粉丝一口一个“司马老师”、“孔庆东教授”叫得嘴甜。比如什么“矿工刘义宽”，他说“司马老师，孔庆东教授也不爱打仗”，然后斥我“口若悬河，唾沫星子乱飞”，更是命我“去越南、菲律宾走一趟，把南海要回来”，“要是那样的话，谁敢说你是汉奸，我轮圆了大嘴巴抽他”。
抽就不要抽了，“轮圆”了则更不必。尽管由他们去说，不是他们说我“汉奸”我便是“汉奸”，就像这位什么“义”什么“宽”什么“矿工”也不能说明你的直与正。我倒觉得他很有潜质成为矿长，类似广西河池的那种。
还有什么“左渣左屑”呼吁“国安查一查看，博主是越南人生的汉奸吗？”我想这位是气得搞反了，“越南人生的汉奸”不正是中国左派们最乐于“培植”的么？不正是司马平邦所谓的“亲华人士”么？所以你该骂我“中国人生的越奸”才好证明你的脑子算是脑子。
渐渐我发现中国左派们的左脑一般都不怎么发育，缺少必要的逻辑感。他们更适合利用右脑的图画功能在军事地图上画满箭头，然后认真地下他们的所谓“大棋”，并将自己全部的“爱国”与“正义”之气都献给牛的某个器官。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6291159159.html
(974)[转帖]李吉诃德:左派战南海
南海本来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但一到了中国的左派那里，就成了令人蛋疼的事情。
看了司马平邦的山寨版《出师表》——《南海分兵两用，一劳永逸百年》——以及孔庆东的视频谈话，凭他们强烈的主战决心仿佛即刻就要购置军备，整装出发一般。中国的左派一向如此，我要是问“鞋做好了吗？”，他们马上就会嘴上给我一脚说“走你！”。
看了司马平邦的博客，有两点感受不得不说：
一、我从来不以为他的文字很烂，虽然它们的确很烂，但在很烂之上还要硬装出一点风格，这就比烂又多了一点漫——他实在是很天真烂漫的。
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权力，即每个人都有写得很烂的权力。错字错句也是这种权力的一部分，所以司马平邦的文字不必挑剔。但表达的内容则有不同，你不能因为有了写作的权力就脑子胀肚，心智反胃，这样不仅满嘴气话，而且气味还会冲到别人，这就有些不够道德了。
二、其实我是来看评论的。司马平邦的博客最令人感兴趣的不是正文，而是随后的评论，简直高人云集。看到趣处，不免就会大受启发，这一篇便是，我只好掠美。
孔庆东作为北大中文的教授，司马平邦的“左兄”，文字的功夫要好许多。但他真正的功夫还不在文字，而在气质，就是“斜”与“邪”。能把气质写在脸上，挂在嘴上，他算一个典型。
关于南海以及越菲，左派中多是“速战论”且“速胜论”者。不说“灭此朝食”，至少也不想留给什么“74代”。当年，邓小平在确定“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时也承认了智慧不足，难以全美。他说后人的智慧一定胜过前人，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或许他没有想到，“天才”降得如此之快，司马平邦已经把邓小平的主张定为“糊涂”、“蹩脚”，并且“到了该被抛弃的时候”了。他们究竟有什么高招呢？就是一个字：打。
打也不妨，但总要“出师有名”吧？司马平邦说是“保卫国土”，孔庆东说“越南本来就是我们的省，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收复越南”，而且他“愿意做越南省书记”，他的“很多朋友都自告奋勇去担任越南省各个县的领导”。换在任何一个正常人，你一定会当它幽默、调侃，但在中国的左派，却是实实在在的真话。这也是我这些年看出来的，左派们向来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比如你说他们不是男人，他们真就会当场脱了裤子给你证明，可不是玩儿的。若叫孔庆东出任越南省书记，他一定会欣然前往，三把火的第一把就是将“河内”改成“和尚”，第二把就是将“和尚”与平壤结成兄弟城市，第三把就是在巴亭广场给自己塑像立碑，写上“73代”以及“特首”，并向世人展示着某种不甚均衡的审美感。
在孔庆东不甚均衡的眼里，“收复越南”轻而易举，不必全国动员，只叫“广州广西”两地“承包”一下也就够了，说得仿佛某项豆腐渣工程一样。作为博客中国的“准军事专家”，司马平邦的策划倒是比较隆重——他要调动陆军攻打越南，调动飞机军舰攻打菲律宾。“比如，向中越边境集结数十万军队，向国民开放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史，做好长期以陆上打击压迫越南的准备，若有可能，以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控制其北部地区——打过去就不要再撤回来，并求改变其政权，扶植亲华人士。”
司马平邦与孔庆东的一个共识就是1979年中越战争之后中国不该撤兵，司马平邦称为“致命的错误”，孔庆东则遗憾“做得不彻底”。
鼓噪与蛊惑，任性与骄横，说大话使小力，只认“必要”，不顾理法，正是这类左派秀才们的常态。
对越作战是“自卫反击”，而不撤军则是吞并一个主权国家，两件事有本质的区别——没有区别的只是与萨达姆。萨达姆当初也如孔庆东的腔调，认定了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个省，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孔庆东司马平邦等不会是“历史的文盲”，他们只是“历史的流氓”而已。
时代早已不同，你占领任何一个国家，哪怕蕞尔小国也是在对全世界宣战。而“改变其政权，扶植亲华人士”之类蠢招，不过是早年日本人培植汉奸傀儡的伎俩。你有心扶植“越奸”，就要想想汉奸的结局——这是左派左脑里所缺乏的东西，因为他们大多的脑子都用在指骂别人“汉奸”上了。
其实决定现实政策的往往不是当下的人，而是历史。历史反复证明，越南绝非一个可以轻易战胜的国家。小不是弱的别名，小只是流氓眼里的弱而已。你占领了越南，且不论国际社会如何，单就一个越南也会令你陷入泥潭，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占领者一样。“越南省书记”并不好做，搞不好就会由73一下做到84，这是难以预料的事。
司马平邦另辟蹊径，为了宣示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他提议将“南中国海”的称谓改成“中国南海”，以为这样一弄就可以“一劳永逸”另加“百年”了。
这还是个令人蛋疼的观点。仿佛左派们常喜欢这样的文字游戏，就像他们常喜欢排比对仗一样。是名字的事情么？那就不要改成“中国南海”，直接改成“中南海”好了。照此，日本海就归日本，印度洋就归印度，太平洋就归保险公司。
蛋疼的原因不在蛋，全在扯。
中国的左派似乎总有一种误解，以为唾骂反对声越多，便越能证明他们的正确，越是有了胜利感与成就感。司马平邦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是一个团队——或者团伙。单以角色划分，司马平邦更像是一位“大将军”，长于赤“嘴”上阵、空中谈兵；而司马南则像“政委”，长于理论建设、思想动员；“大元帅”一职自然要在孔庆东与毛新宇二位中遴选。两人既是左派，又是嫡孙，算是天然的根基。
毛新宇贵为长孙，却毕竟稚气，难当大任。在中国，即便是做孙子也要做到73代才够韵味，所以我比较看好孔庆东，他的丰富的“文革经历”与“战斗经验”正可以带领“二司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衷望他们组成“前敌委员会”或者“战时三人领导小组”，率领“乌有之乡”的一干将士一路向南，拿下越菲，“一劳永逸”并且“百年”。
我知道左派们大多喜欢用童心思考问题，这也正是他们视战争为儿戏的缘故。若非网友揭秘，我真不知道司马平邦还有向黄海里倒灌石油，以“火烧赤壁”来阻止美国航母的创意。尽管没有考证，但我相信这是他的主意，因为太与他的风格吻合了。司马平邦们的战争大体如此：就是抡圆了给自己一个大嘴巴，跟着怒骂：“叫你‘乍刺咆哮’，服不服？!服不服？!”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服了。在此斗胆声明：我始终认为南海以及诸岛属于中国，我的反对左派与此无关。恳请“司马大将军”、“司马政委”及“孔大元帅”不要封我“汉奸”，兴兵讨伐。还是先以南征为重，越南人民欢迎你。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6261157925.html
看了司马平邦的山寨版《出师表》——《南海分兵两用，一劳永逸百年》——以及孔庆东的视频谈话，凭他们强烈的主战决心仿佛即刻就要购置军备，整装出发一般。中国的左派一向如此，我要是问“鞋做好了吗？”，他们马上就会嘴上给我一脚说“走你！”。
看了司马平邦的博客，有两点感受不得不说：
一、我从来不以为他的文字很烂，虽然它们的确很烂，但在很烂之上还要硬装出一点风格，这就比烂又多了一点漫——他实在是很天真烂漫的。
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权力，即每个人都有写得很烂的权力。错字错句也是这种权力的一部分，所以司马平邦的文字不必挑剔。但表达的内容则有不同，你不能因为有了写作的权力就脑子胀肚，心智反胃，这样不仅满嘴气话，而且气味还会冲到别人，这就有些不够道德了。
二、其实我是来看评论的。司马平邦的博客最令人感兴趣的不是正文，而是随后的评论，简直高人云集。看到趣处，不免就会大受启发，这一篇便是，我只好掠美。
孔庆东作为北大中文的教授，司马平邦的“左兄”，文字的功夫要好许多。但他真正的功夫还不在文字，而在气质，就是“斜”与“邪”。能把气质写在脸上，挂在嘴上，他算一个典型。
关于南海以及越菲，左派中多是“速战论”且“速胜论”者。不说“灭此朝食”，至少也不想留给什么“74代”。当年，邓小平在确定“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时也承认了智慧不足，难以全美。他说后人的智慧一定胜过前人，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或许他没有想到，“天才”降得如此之快，司马平邦已经把邓小平的主张定为“糊涂”、“蹩脚”，并且“到了该被抛弃的时候”了。他们究竟有什么高招呢？就是一个字：打。
打也不妨，但总要“出师有名”吧？司马平邦说是“保卫国土”，孔庆东说“越南本来就是我们的省，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收复越南”，而且他“愿意做越南省书记”，他的“很多朋友都自告奋勇去担任越南省各个县的领导”。换在任何一个正常人，你一定会当它幽默、调侃，但在中国的左派，却是实实在在的真话。这也是我这些年看出来的，左派们向来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比如你说他们不是男人，他们真就会当场脱了裤子给你证明，可不是玩儿的。若叫孔庆东出任越南省书记，他一定会欣然前往，三把火的第一把就是将“河内”改成“和尚”，第二把就是将“和尚”与平壤结成兄弟城市，第三把就是在巴亭广场给自己塑像立碑，写上“73代”以及“特首”，并向世人展示着某种不甚均衡的审美感。
在孔庆东不甚均衡的眼里，“收复越南”轻而易举，不必全国动员，只叫“广州广西”两地“承包”一下也就够了，说得仿佛某项豆腐渣工程一样。作为博客中国的“准军事专家”，司马平邦的策划倒是比较隆重——他要调动陆军攻打越南，调动飞机军舰攻打菲律宾。“比如，向中越边境集结数十万军队，向国民开放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史，做好长期以陆上打击压迫越南的准备，若有可能，以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控制其北部地区——打过去就不要再撤回来，并求改变其政权，扶植亲华人士。”
司马平邦与孔庆东的一个共识就是1979年中越战争之后中国不该撤兵，司马平邦称为“致命的错误”，孔庆东则遗憾“做得不彻底”。
鼓噪与蛊惑，任性与骄横，说大话使小力，只认“必要”，不顾理法，正是这类左派秀才们的常态。
对越作战是“自卫反击”，而不撤军则是吞并一个主权国家，两件事有本质的区别——没有区别的只是与萨达姆。萨达姆当初也如孔庆东的腔调，认定了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个省，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孔庆东司马平邦等不会是“历史的文盲”，他们只是“历史的流氓”而已。
时代早已不同，你占领任何一个国家，哪怕蕞尔小国也是在对全世界宣战。而“改变其政权，扶植亲华人士”之类蠢招，不过是早年日本人培植汉奸傀儡的伎俩。你有心扶植“越奸”，就要想想汉奸的结局——这是左派左脑里所缺乏的东西，因为他们大多的脑子都用在指骂别人“汉奸”上了。
其实决定现实政策的往往不是当下的人，而是历史。历史反复证明，越南绝非一个可以轻易战胜的国家。小不是弱的别名，小只是流氓眼里的弱而已。你占领了越南，且不论国际社会如何，单就一个越南也会令你陷入泥潭，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占领者一样。“越南省书记”并不好做，搞不好就会由73一下做到84，这是难以预料的事。
司马平邦另辟蹊径，为了宣示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他提议将“南中国海”的称谓改成“中国南海”，以为这样一弄就可以“一劳永逸”另加“百年”了。
这还是个令人蛋疼的观点。仿佛左派们常喜欢这样的文字游戏，就像他们常喜欢排比对仗一样。是名字的事情么？那就不要改成“中国南海”，直接改成“中南海”好了。照此，日本海就归日本，印度洋就归印度，太平洋就归保险公司。
蛋疼的原因不在蛋，全在扯。
中国的左派似乎总有一种误解，以为唾骂反对声越多，便越能证明他们的正确，越是有了胜利感与成就感。司马平邦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是一个团队——或者团伙。单以角色划分，司马平邦更像是一位“大将军”，长于赤“嘴”上阵、空中谈兵；而司马南则像“政委”，长于理论建设、思想动员；“大元帅”一职自然要在孔庆东与毛新宇二位中遴选。两人既是左派，又是嫡孙，算是天然的根基。
毛新宇贵为长孙，却毕竟稚气，难当大任。在中国，即便是做孙子也要做到73代才够韵味，所以我比较看好孔庆东，他的丰富的“文革经历”与“战斗经验”正可以带领“二司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衷望他们组成“前敌委员会”或者“战时三人领导小组”，率领“乌有之乡”的一干将士一路向南，拿下越菲，“一劳永逸”并且“百年”。
我知道左派们大多喜欢用童心思考问题，这也正是他们视战争为儿戏的缘故。若非网友揭秘，我真不知道司马平邦还有向黄海里倒灌石油，以“火烧赤壁”来阻止美国航母的创意。尽管没有考证，但我相信这是他的主意，因为太与他的风格吻合了。司马平邦们的战争大体如此：就是抡圆了给自己一个大嘴巴，跟着怒骂：“叫你‘乍刺咆哮’，服不服？!服不服？!”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服了。在此斗胆声明：我始终认为南海以及诸岛属于中国，我的反对左派与此无关。恳请“司马大将军”、“司马政委”及“孔大元帅”不要封我“汉奸”，兴兵讨伐。还是先以南征为重，越南人民欢迎你。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6261157925.html
(973)[转帖]一些有趣的段子(74)
【清 华大学李希光的担忧】“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一亿中国网民听到的或看到的信 息和新 闻都是美国在线这样的网霸过滤过的内容。中国的声音将来会在哪里发出？中国人每日思考和谈论的话题由谁来设定？”
有三个人是我的朋友：爱我的人、恨我的人、以及对我冷漠的人。爱我的人教我温柔；恨我的人教我谨慎；对我冷漠的人教我自立。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
玛莎拉蒂不是奢侈品，爱马仕不是奢侈品，百达翡丽也不是奢侈品，真相才是奢侈品。(@潘欣)
@张书乐：有人告诉我说：中国的高铁技术全球一流！我听罢怎么都觉得不是个味，仔细一想，了然，加上两个字就表述更准了：“中国买来的高铁技术全球一流”
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via:@叶克飞）
@现实中的小鸟：传说北大教授在接他们去台湾的人面前说：我不了解共产党，但我了解国民党，不会再有一个政党更糟糕了！我决定留下！后来他开拓了见识~~~
内蒙古奶协理事声称，中国奶业标准之所以比外国宽松，不像外国看起，是因为要让人人喝上牛奶！
曾因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被国务院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在安徽出入境监督检验局局长任上“屈尊”两年多后，近日已经回京重新赴任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
日前，来自重庆的14支群众演唱队将红歌带到了清华园，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说：“清华大学有着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这跟重庆‘唱读讲传’活动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我们非常欢迎并感谢重庆把宝贵的精神食粮送进清华校园。”
10多年来，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昨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上说，北大校友中的亿万富豪数量，已经连续三年居内地高校首位。
某餐厅厕所有这么一个牌子：“兄弟，你手上握着的是人类的未来，悠着点。”
甲：“现在女生都怎么了，上半身穿棉袄，下半身穿丝袜。” 乙：“这都不懂？鲜奶要保温，火腿要冷藏呀。”
中国人叫官叫“父母官”，叫党叫“母亲”，叫法官叫“青天大老爷”，叫书记叫“一把手”，叫市长、县长乃至镇长、村长叫“老大”，反正当官的都是你的家长，你能咋地？（风雨中的修行者）
陈凯歌曾经说过，无极你们现在看不懂，以后你们会明白的.........1.《无极》里面满神对倾城（张柏芝）说：你永远都得不到真爱，就算得到也会马上失去!2.《无极》里面谢霆锋对倾张柏芝说：你毁了我做一个好人的机会!3.《无极》里面倾城（张柏芝）对百万将士说：“你们想看我脱衣服吗？ 后来大家都看到了。
温家宝和卡梅伦谈人权：我们正在致力于消除社会上存在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致力于保障人权。人权已写在中国宪法中，中国会致力于保障人权，并建设民主法治中国。我们从来不用教训的口吻去教训别人。
@爱眉心情：我一直有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总到外国去讲这些，为啥不在国内巡回讲？
张力奋：温家宝总理访英，先赴莎士比亚故乡看"莎剧"。原本猜测中国领导人今年访英，正值中共建党90周年，是否会在伦敦拜谒马克思墓。1980年代中期，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访英，也去了莎翁故乡。眼下，虽然国内红歌嘹亮，但在国外，领导人还是明白，莎士比亚的包容度更大。
@新京报田颖：有位朋友跟我讨论，对于红十字会的事情警方怎么还不立案。我说：已经立了啊！朋友欣慰又欣喜：看来还是有天理啊，查的怎么样？我说：是红十字报警，警方要查某些诋毁红十字的别有用心的网友。也不知道他们审讯室能不能放下那么多人。
@新京包吴伟：【来，尼姑也给党来唱一个】华藏寺尼姑们唱完《我把党来比母亲》后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阿弥托福！” http://t.cn/aCgqOS
在的黎波里的西方记者昨天被组织参观了一个女子军事培训营的结业典礼。“先杀死所有利比亚人，才能杀死卡扎菲！”持枪的14岁女孩哈桑对记者说，“如果卡扎菲死了，我会自杀。我们所有人都会自杀。”因为“我爷爷告诉我在卡扎菲之前，局势很糟糕，连面包都没有，是卡扎菲救了我们。”
@温云超：接受香港《壹周刊》关于“我受贿了”网站的采访，我说这类网站即使短期存在，也不能说明当局有反腐诚意。当局是否真心反腐，有三个渐进的观察指标：一是官员财产公示；二是开放舆论对腐败的监督；三是从体制入手对产生腐败的权力加以制约。如果一个政府不愿意公示官员财产，讲再多的反腐 也不要相信。
下次知道怎么报警了吗
有人在我们楼行窃，被我看到，便偷偷打了报警电话，但是对方说，现在警力不够，一时半会儿不能到案发现场。几分钟后我再打电话，说我家楼下有人聚众示威游行。2分钟后，来了一大批警察。他们找到我：我们怎么没有看到有人聚众？我说：小偷还在3楼作案呢，你们不上去观摩一下吗？ ——王三表
新华社发文：为什么个税起征点还是3000元？】文章称，起征点从２０００元提高至３０００元后，我国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比重将由２８％下降到１２％左右。若继续提高起征点，纳税人范围会进一步减少，不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也不利于公民纳税意识的培育。
网言网语：一群嫖客去抓另一群嫖客，俗称扫黄；一群流氓去打另一群流氓，俗称打黑；一群贪官去查另一群贪官，俗称反贪；一群屁民去抢另一群屁民，俗称城管；一群造假者去吹捧另一群造假者，俗称学术交流；一群腐败分子去宴请另一群腐败分子，俗称慈善晚会；一群大骗子开会忽悠一群小骗子，俗称红十字内部交流会。
王涌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2011届研究生毕业会上致辞：如果你成为一名法官，请你千万不要被双规，不要在校友贪官录上再增加新的名单，母校的心脏无法承受，母校也无意在这一项目与红歌飘飘的西南政法决一高低……母校希望她的百年校庆像清华大学一样隆重，但那一天，不是高官云集，而是群贤毕至，不是君临天下，而是法治天下。
【红十字会回应审计问题：不存在贪污腐败、假公济私】中国红十字会28日下午。针对国家审计署27日披露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所出现的5个问题，王伟说明，这些问题都是在操作层面和会计核算上出现的疏漏所致，并不存在贪污腐败、假公济私和“小金库”等问题
有三个人是我的朋友：爱我的人、恨我的人、以及对我冷漠的人。爱我的人教我温柔；恨我的人教我谨慎；对我冷漠的人教我自立。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
玛莎拉蒂不是奢侈品，爱马仕不是奢侈品，百达翡丽也不是奢侈品，真相才是奢侈品。(@潘欣)
@张书乐：有人告诉我说：中国的高铁技术全球一流！我听罢怎么都觉得不是个味，仔细一想，了然，加上两个字就表述更准了：“中国买来的高铁技术全球一流”
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via:@叶克飞）
@现实中的小鸟：传说北大教授在接他们去台湾的人面前说：我不了解共产党，但我了解国民党，不会再有一个政党更糟糕了！我决定留下！后来他开拓了见识~~~
内蒙古奶协理事声称，中国奶业标准之所以比外国宽松，不像外国看起，是因为要让人人喝上牛奶！
曾因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被国务院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在安徽出入境监督检验局局长任上“屈尊”两年多后，近日已经回京重新赴任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
日前，来自重庆的14支群众演唱队将红歌带到了清华园，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说：“清华大学有着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这跟重庆‘唱读讲传’活动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我们非常欢迎并感谢重庆把宝贵的精神食粮送进清华校园。”
10多年来，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昨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上说，北大校友中的亿万富豪数量，已经连续三年居内地高校首位。
某餐厅厕所有这么一个牌子：“兄弟，你手上握着的是人类的未来，悠着点。”
甲：“现在女生都怎么了，上半身穿棉袄，下半身穿丝袜。” 乙：“这都不懂？鲜奶要保温，火腿要冷藏呀。”
中国人叫官叫“父母官”，叫党叫“母亲”，叫法官叫“青天大老爷”，叫书记叫“一把手”，叫市长、县长乃至镇长、村长叫“老大”，反正当官的都是你的家长，你能咋地？（风雨中的修行者）
陈凯歌曾经说过，无极你们现在看不懂，以后你们会明白的.........1.《无极》里面满神对倾城（张柏芝）说：你永远都得不到真爱，就算得到也会马上失去!2.《无极》里面谢霆锋对倾张柏芝说：你毁了我做一个好人的机会!3.《无极》里面倾城（张柏芝）对百万将士说：“你们想看我脱衣服吗？ 后来大家都看到了。
温家宝和卡梅伦谈人权：我们正在致力于消除社会上存在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致力于保障人权。人权已写在中国宪法中，中国会致力于保障人权，并建设民主法治中国。我们从来不用教训的口吻去教训别人。
@爱眉心情：我一直有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总到外国去讲这些，为啥不在国内巡回讲？
张力奋：温家宝总理访英，先赴莎士比亚故乡看"莎剧"。原本猜测中国领导人今年访英，正值中共建党90周年，是否会在伦敦拜谒马克思墓。1980年代中期，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访英，也去了莎翁故乡。眼下，虽然国内红歌嘹亮，但在国外，领导人还是明白，莎士比亚的包容度更大。
@新京报田颖：有位朋友跟我讨论，对于红十字会的事情警方怎么还不立案。我说：已经立了啊！朋友欣慰又欣喜：看来还是有天理啊，查的怎么样？我说：是红十字报警，警方要查某些诋毁红十字的别有用心的网友。也不知道他们审讯室能不能放下那么多人。
@新京包吴伟：【来，尼姑也给党来唱一个】华藏寺尼姑们唱完《我把党来比母亲》后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阿弥托福！” http://t.cn/aCg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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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云超：接受香港《壹周刊》关于“我受贿了”网站的采访，我说这类网站即使短期存在，也不能说明当局有反腐诚意。当局是否真心反腐，有三个渐进的观察指标：一是官员财产公示；二是开放舆论对腐败的监督；三是从体制入手对产生腐败的权力加以制约。如果一个政府不愿意公示官员财产，讲再多的反腐 也不要相信。
下次知道怎么报警了吗
有人在我们楼行窃，被我看到，便偷偷打了报警电话，但是对方说，现在警力不够，一时半会儿不能到案发现场。几分钟后我再打电话，说我家楼下有人聚众示威游行。2分钟后，来了一大批警察。他们找到我：我们怎么没有看到有人聚众？我说：小偷还在3楼作案呢，你们不上去观摩一下吗？ ——王三表
新华社发文：为什么个税起征点还是3000元？】文章称，起征点从２０００元提高至３０００元后，我国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比重将由２８％下降到１２％左右。若继续提高起征点，纳税人范围会进一步减少，不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也不利于公民纳税意识的培育。
网言网语：一群嫖客去抓另一群嫖客，俗称扫黄；一群流氓去打另一群流氓，俗称打黑；一群贪官去查另一群贪官，俗称反贪；一群屁民去抢另一群屁民，俗称城管；一群造假者去吹捧另一群造假者，俗称学术交流；一群腐败分子去宴请另一群腐败分子，俗称慈善晚会；一群大骗子开会忽悠一群小骗子，俗称红十字内部交流会。
王涌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2011届研究生毕业会上致辞：如果你成为一名法官，请你千万不要被双规，不要在校友贪官录上再增加新的名单，母校的心脏无法承受，母校也无意在这一项目与红歌飘飘的西南政法决一高低……母校希望她的百年校庆像清华大学一样隆重，但那一天，不是高官云集，而是群贤毕至，不是君临天下，而是法治天下。
【红十字会回应审计问题：不存在贪污腐败、假公济私】中国红十字会28日下午。针对国家审计署27日披露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所出现的5个问题，王伟说明，这些问题都是在操作层面和会计核算上出现的疏漏所致，并不存在贪污腐败、假公济私和“小金库”等问题
(972)[转帖]李承鹏：红十字A股上市
有人问我怎么看郭美美。我说，史将证明这是一个传奇的女子。这双拎过爱玛仕坤包的小嫩手已经打开了一道门，这辆玛莎拉蒂已带我们跑向真相的超跑俱乐部。我觉得郭美美身上具备着建党伟业里小凤仙、拉链门里莱温斯基、潜伏里翠萍的综合素质，以及上述三位不具备的IT素质，在一个技术决定一切的时代，她会用微博。且果真决定了一切。
你看，键盘前我们中的哪一位敢用一条微博就让泰山崩于面亦不动色的红十字连开两次发布会，又让千万计的微博用户成了福尔摩斯和华生，让我们忽然知道了天略、王鼎、商红会、红博会、百达翡丽这些生僻的字符，以及郭子豪不是郭长江儿子更不是郭沫若孙子这个非生物链DNA事实……这季节，官员干了黑社会的工作，情妇干了反贪局的工作。
我不会道德谴责郭美美，只是想讲些故事。红十字会到底是怎样一个会？我认为，这个会就是你需要它时根本找不到它，你不需要它时它却忽然出现……的一个会。前一种情况可参考河北农民孙文辉的故事：为治疗儿子的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孙文辉已欠了三十多万，后来病情恶化，医生说只有换骨髓，不换就死，换得花四十万。可年收入才几千的孙文辉已借无可借，卖掉房子也凑不齐这笔钱。那天上午儿子又开始发烧，听说红十字有个天使基金会可救儿子的病，他奔驰一百多公里来到首都。在这家基金会里他碰到很多天使，可天使都说，这里只治白血病啊不治再生障碍性贫血，即使白血病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救……他跪下了，天使还是不救。后来，他拿出早揣好的一把菜刀架在一个天使脖颈上。再后来，他被赶来的特警一举制服，菜刀飞得老远。
这个故事有个感人的结尾，报纸泄露了这个消息后很多好心人捐来了款。孙文辉也保外就医了。可这些跟红十字没关系，这个会没有出现，它天天有太多的会。
至于后一种情况大家已很熟悉——每当出现大灾大难，这家会就会大量出现，之所以用大量这个词汇，因为这时它会变幻成各种庄严宝相，一会儿是红总会，一会儿是红基会，一会儿是红博会，还有商红会，总之你莫名其妙，也得心领神会，否则单位会计发工资时就自动把你教会。
天底之下只有这个会是在灾难来时才会高调现身。这多少有些不祥。我尝试给它一个准确定位：它是不干事的，垄断经营垄断收费，它全靠别人干活，每回还要提取固定回扣，它对下面态度恶劣，对豪客阿谀奉承，它迎来送往，资金不明，背景神秘，倘你敢说不字，它便告诉你别惹老娘，老娘上面有人……大家知道，这其实就是妈咪，这会其实就是夜总会，下面的那些分舵就是些小姐。这样说对小姐有些不公，想必很多朋友看过一个帖子，说汶川地震那年深圳有一些川籍小姐捐了一百万，有票有收据，央视上那一个亿就有她们的一份子，可是没报纸敢登她们的名字，因觉得这钱来得不干净。这是一个永远证不了真也证不了伪的事情，我只有认为这属于反抗不了妈咪的情况下，大家寄托的一种哀思。
红十会也不要怪我用妈咪、小姐这样庸俗的字眼，因为我也有一个庸俗的故事：今年年初，修女吴丽莎从玉树发帖说，那里有几十个老人没奶喝也没保暖设备。作家李西闽和陈岚联络我一起弄点钱，大家很热血的样子，徐小平一下就捐了六万元，陈坤也捐了不少，出版人张小波还误把两万元当成一万来捐了，一两天下来就有二十多万……我忽觉恐惧，大叫打住。因为突然想到我们没通过红十会，这个数目是可以被当成非法集资的，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标准普法版。这件事的尾巴挺尴尬，我们不甘把这钱通过红十会，这样的话老人们恐怕喝不到牛奶，自行成为红十会的奶牛。至今还有一笔钱只得在几人监督下挂在账上，以徐小平私人借款名义，等到明年再给老人买牛奶。
别怪我庸俗，这样一个慈善信用下，你们有牌照的妈咪，有坐台的小姐，私下募捐的我们是站街打游击的暗娼。我们是这样三位一体的。这样总满意了吧。
凡有人群之处必有爱心，这是人性。可现在大家找不到释放爱心的信任渠道，偶尔做点好事也做贼心虚的样子。前段时间“固特异”请我参加一个活动，介绍道路安全常识和一些普通人事迹，比如60万安全行驶无事故的上海司机戴明明，用双脚跟生命赛跑的消防队员周庆阳，孤独生存于岛上监测海洋气象和核幅射的观测员王仁亮。还可以提供一笔出场费。当时我正想挣笔钱捐给沈阳小贩夏俊峰的儿子学画画，在找了至少十人证明的前提下就去了。可是这笔钱怎么交付是有难度的一件事，我不能分期付款，这样有占利息之嫌，又不敢交给中间机构，怕这机构忽然不见了，直接交给夏妻张晶，她又得交不少的个人所得税。我做贼心虚了很久，最后还是我代交了税再拿给她。可这是很不合理的，交给红十会可以免税，交给其他的就不可以免税。本就垄断的红十会，连免税权都垄断，就是说只有从了这个妈咪才能省下茶水钱。这里面就藏有很多猫腻，比如是否有大户表面在捐款，其实在逃税。
我只是讲点故事。郭美美其实讲的不是一个二百五式的炫富女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国家信用破产的故事。大家在一片谣言中顽强直指红十会、青基会一干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会其实什么都不会，却天天装会。另一方面，这里人民的底线一直在退，从高房价退到中石油退到铁道部，现在连红十会这种慈善机构的底线都守不住。我刚知道红十字享受着部级待遇，有些像国企，可国企破产是可以的，国家信用破产不可以。
昨天红十会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么一个吸金无数的垄断机构居然说出“红十会任务繁重，人员和资金又明显不足”这个病句，那个领导一直在红商会和商红会的文字游戏里搅来搅去，这位领导装不记得，我们只好解释为该名总妈咪下面小姐太多，因此都不记得商红会了。写到这里其实我有很大的一个笔误，因为世界上有两种红十字会，一个是红十字会，一个是中国红十字会。跟世界上有足球和中国足球是一样的，跟文学和中国文学也是一样的。小时候在老式战争电影常看到红十字救护队在炮火中向两方士兵大喊“这里是红十字救护队”，炮火便会停止，虽不免有心怀不轨的士兵也开枪开炮，可总得找点借口，这证明各方还是要给些面子给全世界公认的民间、中立的红十字。但假想一下，倘若有天开战，你打着一杆猎猎的“中国红十字会”大旗，难免会成为炮靶子，因为“中国红十字”等于就在表明：来啊，这旗下有政府官员啊，部级的。一炮过来，略等于端了司令部。
我从审计署那里知道中国红十会是既拿财政拨款还提成的。这很像一个妈咪拿着文工团薪水，还要让小姐们交提成。这比喻是有些刻薄，可我的心没红十会那么红，也没黑社会那么黑，我批评即使不是为了建设，侧面也让大家明白拿公务员工资的妈咪这性质，从而更科学地搞好慈善事业建设。昨晚相声演员王自健说起，这事儿最大隐患是，以后没人捐红十字了，红十会将下文从抽烟喝酒吃饭打车里硬扣慈善税，你不交也得交，没辙。因为要保证它的赢利。我们的央企是可以不赢利的，我们的红十会却要赢利。
所以郭美美是一传奇女子，她小宇宙爆发，轻轻一点发送键就把一民间慈善协会的马甲，还原成官办爱心公司。下一步我准备跟著名投资人徐小平、薛蛮子商量，怎样把它包装成红十字股份集团有限公司，A股上市，旗下若干概念股。
来源：李承鹏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17rfn.html
你看，键盘前我们中的哪一位敢用一条微博就让泰山崩于面亦不动色的红十字连开两次发布会，又让千万计的微博用户成了福尔摩斯和华生，让我们忽然知道了天略、王鼎、商红会、红博会、百达翡丽这些生僻的字符，以及郭子豪不是郭长江儿子更不是郭沫若孙子这个非生物链DNA事实……这季节，官员干了黑社会的工作，情妇干了反贪局的工作。
我不会道德谴责郭美美，只是想讲些故事。红十字会到底是怎样一个会？我认为，这个会就是你需要它时根本找不到它，你不需要它时它却忽然出现……的一个会。前一种情况可参考河北农民孙文辉的故事：为治疗儿子的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孙文辉已欠了三十多万，后来病情恶化，医生说只有换骨髓，不换就死，换得花四十万。可年收入才几千的孙文辉已借无可借，卖掉房子也凑不齐这笔钱。那天上午儿子又开始发烧，听说红十字有个天使基金会可救儿子的病，他奔驰一百多公里来到首都。在这家基金会里他碰到很多天使，可天使都说，这里只治白血病啊不治再生障碍性贫血，即使白血病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救……他跪下了，天使还是不救。后来，他拿出早揣好的一把菜刀架在一个天使脖颈上。再后来，他被赶来的特警一举制服，菜刀飞得老远。
这个故事有个感人的结尾，报纸泄露了这个消息后很多好心人捐来了款。孙文辉也保外就医了。可这些跟红十字没关系，这个会没有出现，它天天有太多的会。
至于后一种情况大家已很熟悉——每当出现大灾大难，这家会就会大量出现，之所以用大量这个词汇，因为这时它会变幻成各种庄严宝相，一会儿是红总会，一会儿是红基会，一会儿是红博会，还有商红会，总之你莫名其妙，也得心领神会，否则单位会计发工资时就自动把你教会。
天底之下只有这个会是在灾难来时才会高调现身。这多少有些不祥。我尝试给它一个准确定位：它是不干事的，垄断经营垄断收费，它全靠别人干活，每回还要提取固定回扣，它对下面态度恶劣，对豪客阿谀奉承，它迎来送往，资金不明，背景神秘，倘你敢说不字，它便告诉你别惹老娘，老娘上面有人……大家知道，这其实就是妈咪，这会其实就是夜总会，下面的那些分舵就是些小姐。这样说对小姐有些不公，想必很多朋友看过一个帖子，说汶川地震那年深圳有一些川籍小姐捐了一百万，有票有收据，央视上那一个亿就有她们的一份子，可是没报纸敢登她们的名字，因觉得这钱来得不干净。这是一个永远证不了真也证不了伪的事情，我只有认为这属于反抗不了妈咪的情况下，大家寄托的一种哀思。
红十会也不要怪我用妈咪、小姐这样庸俗的字眼，因为我也有一个庸俗的故事：今年年初，修女吴丽莎从玉树发帖说，那里有几十个老人没奶喝也没保暖设备。作家李西闽和陈岚联络我一起弄点钱，大家很热血的样子，徐小平一下就捐了六万元，陈坤也捐了不少，出版人张小波还误把两万元当成一万来捐了，一两天下来就有二十多万……我忽觉恐惧，大叫打住。因为突然想到我们没通过红十会，这个数目是可以被当成非法集资的，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标准普法版。这件事的尾巴挺尴尬，我们不甘把这钱通过红十会，这样的话老人们恐怕喝不到牛奶，自行成为红十会的奶牛。至今还有一笔钱只得在几人监督下挂在账上，以徐小平私人借款名义，等到明年再给老人买牛奶。
别怪我庸俗，这样一个慈善信用下，你们有牌照的妈咪，有坐台的小姐，私下募捐的我们是站街打游击的暗娼。我们是这样三位一体的。这样总满意了吧。
凡有人群之处必有爱心，这是人性。可现在大家找不到释放爱心的信任渠道，偶尔做点好事也做贼心虚的样子。前段时间“固特异”请我参加一个活动，介绍道路安全常识和一些普通人事迹，比如60万安全行驶无事故的上海司机戴明明，用双脚跟生命赛跑的消防队员周庆阳，孤独生存于岛上监测海洋气象和核幅射的观测员王仁亮。还可以提供一笔出场费。当时我正想挣笔钱捐给沈阳小贩夏俊峰的儿子学画画，在找了至少十人证明的前提下就去了。可是这笔钱怎么交付是有难度的一件事，我不能分期付款，这样有占利息之嫌，又不敢交给中间机构，怕这机构忽然不见了，直接交给夏妻张晶，她又得交不少的个人所得税。我做贼心虚了很久，最后还是我代交了税再拿给她。可这是很不合理的，交给红十会可以免税，交给其他的就不可以免税。本就垄断的红十会，连免税权都垄断，就是说只有从了这个妈咪才能省下茶水钱。这里面就藏有很多猫腻，比如是否有大户表面在捐款，其实在逃税。
我只是讲点故事。郭美美其实讲的不是一个二百五式的炫富女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国家信用破产的故事。大家在一片谣言中顽强直指红十会、青基会一干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会其实什么都不会，却天天装会。另一方面，这里人民的底线一直在退，从高房价退到中石油退到铁道部，现在连红十会这种慈善机构的底线都守不住。我刚知道红十字享受着部级待遇，有些像国企，可国企破产是可以的，国家信用破产不可以。
昨天红十会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么一个吸金无数的垄断机构居然说出“红十会任务繁重，人员和资金又明显不足”这个病句，那个领导一直在红商会和商红会的文字游戏里搅来搅去，这位领导装不记得，我们只好解释为该名总妈咪下面小姐太多，因此都不记得商红会了。写到这里其实我有很大的一个笔误，因为世界上有两种红十字会，一个是红十字会，一个是中国红十字会。跟世界上有足球和中国足球是一样的，跟文学和中国文学也是一样的。小时候在老式战争电影常看到红十字救护队在炮火中向两方士兵大喊“这里是红十字救护队”，炮火便会停止，虽不免有心怀不轨的士兵也开枪开炮，可总得找点借口，这证明各方还是要给些面子给全世界公认的民间、中立的红十字。但假想一下，倘若有天开战，你打着一杆猎猎的“中国红十字会”大旗，难免会成为炮靶子，因为“中国红十字”等于就在表明：来啊，这旗下有政府官员啊，部级的。一炮过来，略等于端了司令部。
我从审计署那里知道中国红十会是既拿财政拨款还提成的。这很像一个妈咪拿着文工团薪水，还要让小姐们交提成。这比喻是有些刻薄，可我的心没红十会那么红，也没黑社会那么黑，我批评即使不是为了建设，侧面也让大家明白拿公务员工资的妈咪这性质，从而更科学地搞好慈善事业建设。昨晚相声演员王自健说起，这事儿最大隐患是，以后没人捐红十字了，红十会将下文从抽烟喝酒吃饭打车里硬扣慈善税，你不交也得交，没辙。因为要保证它的赢利。我们的央企是可以不赢利的，我们的红十会却要赢利。
所以郭美美是一传奇女子，她小宇宙爆发，轻轻一点发送键就把一民间慈善协会的马甲，还原成官办爱心公司。下一步我准备跟著名投资人徐小平、薛蛮子商量，怎样把它包装成红十字股份集团有限公司，A股上市，旗下若干概念股。
来源：李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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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转帖]钟书荣:痛风记 （随笔小札）
公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六，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的痛风复发了。
当晚，我看完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后，便上楼例行上网，我上网时喜欢靠在椅子上把两条腿翘在床上，让白天挤压在鞋子里的脚得以自由自在。可是不久，我发现我的左脚大拇指拐关节有点异样的感觉，开始有点像是蚂蚁爬在上面，痒麻麻的，接着出现了一点淡淡的酡红，里面有丝丝的抽痛，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仍然给好友发出了明天过来喝酒的邀请，此后相安无事，我上我的网，它痒它的麻。10点半熄灯睡觉后，我的整个左脚开始渐渐地绷得越来越紧，大脚趾开始明显地向外扩张鼓胀，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以至于左脚不能触及床面，我只好让妻子把已收藏的被子重又拿出，让我的左脚举之高搁。这一疼，就是整整的一夜，而且是每一分每一秒的剧痛，从不间隙，从不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我依靠我平时聚集的生命的能量，顽强地抵抗着，浑身发热，体汗津津。第二天依然如故，仍然是每一分每一秒的剧痛，我的左脚几乎已不能动作，哪怕是轻轻的触摸一下，也钻心的疼痛，我就这样整整一天躺在床上，享受着这痛心的煎熬，消耗着我不断消耗的生命体能，如同点燃的蜡烛不断耗损自身的膏脂。到了晚上我真的很生气了，于是让妻子给我的朋友朱仲军医生打电话，买来了“秋水仙碱”和“别嘌醇”，8点半按量服用了一次，夜里11点半又服用了一次，可是这疼痛毫不理会，甚至变本加厉地报复我。也许是做溃退前的负隅顽抗，真是疯狂到了极点，直到次日上午9点40，我的疼痛才渐渐地消去，此后虽胀肿如故，红里透紫，但再没有之前的剧痛了。
这三十六个小时的剧痛，狠狠地教训了我，我毫无招架，全身乏力，筋疲力尽，头上如戴了孙悟空的紧箍咒，胀痛欲裂，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想。二十年来，我间隙着复发痛风，有时候不吃药也就抗过去了，可是转眼间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以往的英雄气概斗牛士的精神已荡然无存。真的后悔，如果一开始在我左脚大拇指痒痒酥麻，丝丝抽痛的时候就开始吃药，也不至于遭受这三十六个小时的地狱旅行。
原本消瘦的我现在更加的消瘦，两边的肩骨高高地翘起，如同佩戴的将军肩章，排骨一根一根地裸露，可以给蜗牛当爬行的楼梯，眼眶也深深地凹陷，眼球如鱼目可以混珠。三十六小时，我十多斤的肉不翼而飞，按当下市场价，，每斤肉14元，我140多元就这样平白无辜地打水漂了。我读江弱水的《古典诗的现代性》，学了一句梦窗的“霜饱花腴”，可我现在是雪消石瘦，只剩一把干柴了。以往这干柴还希望遇到烈火，现在恐怕一点微火就会化为灰烬。
其实我得痛风是很冤枉的。痛风病被称为富贵病，是属于豪门高宅里的专利。而我出身寒微，一介书生，只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哪里谈得上什么富有和贵重呢。一般得痛风的人都红光满面，身肥体胖，可是我长得瘦而高，如《陆客台湾》里的舒哥，“像伶仃的豇豆，挂在城市的墙角，摇荡”。这真是窦娥的奇冤了。不过说冤也不冤，今年以来，我老鹅没有少吃，合肥的市场不卖生鹅，熟品鹅要卖到28元一斤，老家产鹅，每斤只卖6、7元左右，于是老家每次来人，总是带鹅，而且一带就是3、4只，我自然大饱口福。除此之外，家门口还有一个卤菜店，专营“吴山贡鹅”，口味鲜美细嫩，吃后欲罢不忍，我们每周都要饕餮一次。加之今年多饮酒，友人来朋友聚，我本酒中仙，哪得不豪饮，故而常常酩酊，时时大醉。鹅是发物，酒含嘌呤，这痛风不发那才是怪事呢。
今年注定是不平常的一年。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共产党建党90周年。今年是我退出“共妻组织”30周年，痛风20周年。
1981年我上大二的时候，曾经看了一篇《苏联布尔什维克干部凭证可随便睡女人》的文章，如是我闻：1917年11月7日，波罗的海舰队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的一声炮响，迎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曙光，也迎来了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男人们“共产共妻”的黄金时代。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布尔什维克在各大城市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实施“共产共妻”制度。
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了10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10个16-20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
总司令伊华谢夫
按照该城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60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学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好多姑娘被抓走，其中4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25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无一幸免。
有一些女孩后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后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军退却时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还有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5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12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如此邪教的“共妻组织”，比痛风更让我疼痛，我自然是要退出的。
今年是我痛风20周年，唯有痛风方能纪念。谨记之。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e09f607b5e88617f
当晚，我看完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后，便上楼例行上网，我上网时喜欢靠在椅子上把两条腿翘在床上，让白天挤压在鞋子里的脚得以自由自在。可是不久，我发现我的左脚大拇指拐关节有点异样的感觉，开始有点像是蚂蚁爬在上面，痒麻麻的，接着出现了一点淡淡的酡红，里面有丝丝的抽痛，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仍然给好友发出了明天过来喝酒的邀请，此后相安无事，我上我的网，它痒它的麻。10点半熄灯睡觉后，我的整个左脚开始渐渐地绷得越来越紧，大脚趾开始明显地向外扩张鼓胀，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以至于左脚不能触及床面，我只好让妻子把已收藏的被子重又拿出，让我的左脚举之高搁。这一疼，就是整整的一夜，而且是每一分每一秒的剧痛，从不间隙，从不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我依靠我平时聚集的生命的能量，顽强地抵抗着，浑身发热，体汗津津。第二天依然如故，仍然是每一分每一秒的剧痛，我的左脚几乎已不能动作，哪怕是轻轻的触摸一下，也钻心的疼痛，我就这样整整一天躺在床上，享受着这痛心的煎熬，消耗着我不断消耗的生命体能，如同点燃的蜡烛不断耗损自身的膏脂。到了晚上我真的很生气了，于是让妻子给我的朋友朱仲军医生打电话，买来了“秋水仙碱”和“别嘌醇”，8点半按量服用了一次，夜里11点半又服用了一次，可是这疼痛毫不理会，甚至变本加厉地报复我。也许是做溃退前的负隅顽抗，真是疯狂到了极点，直到次日上午9点40，我的疼痛才渐渐地消去，此后虽胀肿如故，红里透紫，但再没有之前的剧痛了。
这三十六个小时的剧痛，狠狠地教训了我，我毫无招架，全身乏力，筋疲力尽，头上如戴了孙悟空的紧箍咒，胀痛欲裂，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想。二十年来，我间隙着复发痛风，有时候不吃药也就抗过去了，可是转眼间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以往的英雄气概斗牛士的精神已荡然无存。真的后悔，如果一开始在我左脚大拇指痒痒酥麻，丝丝抽痛的时候就开始吃药，也不至于遭受这三十六个小时的地狱旅行。
原本消瘦的我现在更加的消瘦，两边的肩骨高高地翘起，如同佩戴的将军肩章，排骨一根一根地裸露，可以给蜗牛当爬行的楼梯，眼眶也深深地凹陷，眼球如鱼目可以混珠。三十六小时，我十多斤的肉不翼而飞，按当下市场价，，每斤肉14元，我140多元就这样平白无辜地打水漂了。我读江弱水的《古典诗的现代性》，学了一句梦窗的“霜饱花腴”，可我现在是雪消石瘦，只剩一把干柴了。以往这干柴还希望遇到烈火，现在恐怕一点微火就会化为灰烬。
其实我得痛风是很冤枉的。痛风病被称为富贵病，是属于豪门高宅里的专利。而我出身寒微，一介书生，只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哪里谈得上什么富有和贵重呢。一般得痛风的人都红光满面，身肥体胖，可是我长得瘦而高，如《陆客台湾》里的舒哥，“像伶仃的豇豆，挂在城市的墙角，摇荡”。这真是窦娥的奇冤了。不过说冤也不冤，今年以来，我老鹅没有少吃，合肥的市场不卖生鹅，熟品鹅要卖到28元一斤，老家产鹅，每斤只卖6、7元左右，于是老家每次来人，总是带鹅，而且一带就是3、4只，我自然大饱口福。除此之外，家门口还有一个卤菜店，专营“吴山贡鹅”，口味鲜美细嫩，吃后欲罢不忍，我们每周都要饕餮一次。加之今年多饮酒，友人来朋友聚，我本酒中仙，哪得不豪饮，故而常常酩酊，时时大醉。鹅是发物，酒含嘌呤，这痛风不发那才是怪事呢。
今年注定是不平常的一年。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共产党建党90周年。今年是我退出“共妻组织”30周年，痛风20周年。
1981年我上大二的时候，曾经看了一篇《苏联布尔什维克干部凭证可随便睡女人》的文章，如是我闻：1917年11月7日，波罗的海舰队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的一声炮响，迎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曙光，也迎来了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男人们“共产共妻”的黄金时代。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布尔什维克在各大城市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实施“共产共妻”制度。
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了10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10个16-20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
总司令伊华谢夫
按照该城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60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学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好多姑娘被抓走，其中4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25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无一幸免。
有一些女孩后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后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军退却时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还有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5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12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如此邪教的“共妻组织”，比痛风更让我疼痛，我自然是要退出的。
今年是我痛风20周年，唯有痛风方能纪念。谨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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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转帖]爱德:“红尘”迷漫失净土
中国土地广大，现在却很难找到一块净土。D明里倡导“孔子儒家”文化，暗里行“潜规则”、“丛林规则”，玩“厚黑学”，践踏“普世真理”，已经把中国搞得腐败恶臭，乌七八糟，目不忍睹。原本比较干净的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也被“红尘”污染，都唱起红歌来。
宗教局组织宗教界开展“唱红”活动，“通过传唱红歌，引导提升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的精神及红心向党、与党同心同行的理念。”各地教会纷纷响应D的号召，举办各种表演演活动。佛教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道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伊斯兰教唱《好日子》，基督教唱《党啊！亲爱的妈妈》。
坐在台下的DZ“领导”们高兴无此，手掌都拍肿了。他们从被全国网民痛骂的低落情绪中缓过来，感到不再孤单、沮丧。“唱红”提振了他们的精神，宗教界“唱红”更使他们有了当上帝的感觉。宗教界平时多是赞美上天上帝的。
我本文不讨论D，它在为维护自己专政和利益，为此做什么都是自然的，怎么发疯也都是正常的，因为它快死了。我要探讨宗教界为什么会被“红尘”污染？为什么唱那些令人肉麻的，丧失自己信仰的红歌？
其实，在D长期控制之下，宗教界早已不是宗教的世界了，只不过是D骗人的花瓶而已，像民主党派是花瓶一样。宗教界的房子和资金由D提供，各宗教的“领导”早已经与官僚们建立密切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宗教界早已成为权力、金钱和女色的交易场。
我刚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四川普照寺尼姑买600万豪宅》，作者：林福益 2011-6-10 15:51:04 发表于：博客中国。文中还附有《商品房买卖合同摘要》和当事人释果证的身份证照片，可见证据确凿。
当地宗教局对此解释是：600万是捐款给寺庙的钱，释果证是这寺庙住持。根据国家鼓励寺庙自养政策，经寺庙管委会决定，以释果证名誉买房，出租收取租金。
且不说寺庙这600万元钱的来路，单说尼姑们买房出租赚钱就很荒唐。佛家以善为本，万事皆空，超度自己，普度众生。尼姑有了钱应该救助困苦人，帮助他们从肉体到精神脱离苦海才对。可是，在D的领导下，尼姑也用600万巨资炒房子赚利润，起到抬高房价，使穷人买不起房的作用。
我不是说赚钱买房不对，而是买房的人和钱不对。尼姑们明里讲慈善募捐，暗里炒房收租，这不是和D一样了吗？D就是明里说“为人民服务”，暗里发财抱美女。尼姑既然想赚钱为什么进寺庙？不如去做生意，或者到发廊、按摩院打工，这种钱或许不干净，但不是骗来的。
我知道各教会大多数信众是善良的，“唱红”是教会“领导”组织的活动。可是这些信众为什么要参加演唱？为什么要观看演出？起码可以做到拒绝观看吧？非要参加就说上厕所，公共厕所不干净，要上自己家的。看这些狗“领导”敢怎么样？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相关新闻报道。佛教有许多独具慧眼的大师，眼看佛门遭羞辱，我没听谁站出来说“不”，难道也被红尘迷住了双眼？
我是基督徒，对于其它教会怎样做不在意，而对于基督教很在意。基督教参加“唱红”演出让我很失望。我们信仰的是耶稣基督，祂是唯一真神，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唱歌只能赞美祂，敬拜祂。对于人只能给予爱和尊重，不能敬拜。这是基督教的原则。
基督徒认上帝为天父，在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的时候，等于又认D为母。上帝和D被演唱者弄成夫妻关系，把耶稣和D弄成继母子关系，这不是很荒谬，很可笑吗？。我建议基督徒再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的时候，改成这样唱《党啊！亲爱的干妈》，这就和上帝和耶稣没关系了。叫“干奶、二奶”也行。
现在中国基督教会分成两种，一种是“三自”教会，一种是家庭教会。“三自”教会归宗教局领导和资助，家庭教会像“独立候选人”一样独立自治，因此也常受到D的逼迫打压。北京“守望教会”就是家庭教会，屡次遭受国家机关迫害，在逆境中发展到1000多人的规模。上帝的力量是任何人阻挡不住的，全国家庭教会数量和信徒都增长很快，令人感到欣慰。这些家庭教会没发现有“唱红”的，更没有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的。
基督教的家庭教会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代表。教徒们在家里聚会传播主爱，帮助教友，调解纠纷，起到非常大的社会向善作用，可以说成了当今红黑邪恶潮流的中流砥柱。那里唱的歌都是敬拜赞美主耶稣的圣歌，给人心带来安静和甜美。
“三自”基督教会归属宗教局领导，早已经沦为D的附庸奴才，教会“领导”表面上赞美上帝天父，内心早已认D为父，成为统战工具。他们“唱红”时伸长脖子叫喊，唱完了情绪像个好斗的公鸡。统战、统战，统一起来与上帝作战。“唱红”就是在挑战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必的报应！
我看当前“唱红”现象是D死亡前的回光返照。人将死的时候常常有这种回光返照现象，溃烂得奄奄一息的人突然来了精神，像很快恢复健康的样子，不久腿儿一蹬翻白眼了。D“唱红”引起的滚滚“红尘”如这回光返照一般，不久就会消退，留下D的尸体被推进坑里。到那时，曾经“唱红”的许多人会往坑里丢石头的，中国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他们连自己配偶都不会爱，怎么会爱D，“唱红”是为了得红包，得好处。好处没了就翻脸，想换了一个人似的。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ccbd423b67c7e18a
宗教局组织宗教界开展“唱红”活动，“通过传唱红歌，引导提升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的精神及红心向党、与党同心同行的理念。”各地教会纷纷响应D的号召，举办各种表演演活动。佛教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道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伊斯兰教唱《好日子》，基督教唱《党啊！亲爱的妈妈》。
坐在台下的DZ“领导”们高兴无此，手掌都拍肿了。他们从被全国网民痛骂的低落情绪中缓过来，感到不再孤单、沮丧。“唱红”提振了他们的精神，宗教界“唱红”更使他们有了当上帝的感觉。宗教界平时多是赞美上天上帝的。
我本文不讨论D，它在为维护自己专政和利益，为此做什么都是自然的，怎么发疯也都是正常的，因为它快死了。我要探讨宗教界为什么会被“红尘”污染？为什么唱那些令人肉麻的，丧失自己信仰的红歌？
其实，在D长期控制之下，宗教界早已不是宗教的世界了，只不过是D骗人的花瓶而已，像民主党派是花瓶一样。宗教界的房子和资金由D提供，各宗教的“领导”早已经与官僚们建立密切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宗教界早已成为权力、金钱和女色的交易场。
我刚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四川普照寺尼姑买600万豪宅》，作者：林福益 2011-6-10 15:51:04 发表于：博客中国。文中还附有《商品房买卖合同摘要》和当事人释果证的身份证照片，可见证据确凿。
当地宗教局对此解释是：600万是捐款给寺庙的钱，释果证是这寺庙住持。根据国家鼓励寺庙自养政策，经寺庙管委会决定，以释果证名誉买房，出租收取租金。
且不说寺庙这600万元钱的来路，单说尼姑们买房出租赚钱就很荒唐。佛家以善为本，万事皆空，超度自己，普度众生。尼姑有了钱应该救助困苦人，帮助他们从肉体到精神脱离苦海才对。可是，在D的领导下，尼姑也用600万巨资炒房子赚利润，起到抬高房价，使穷人买不起房的作用。
我不是说赚钱买房不对，而是买房的人和钱不对。尼姑们明里讲慈善募捐，暗里炒房收租，这不是和D一样了吗？D就是明里说“为人民服务”，暗里发财抱美女。尼姑既然想赚钱为什么进寺庙？不如去做生意，或者到发廊、按摩院打工，这种钱或许不干净，但不是骗来的。
我知道各教会大多数信众是善良的，“唱红”是教会“领导”组织的活动。可是这些信众为什么要参加演唱？为什么要观看演出？起码可以做到拒绝观看吧？非要参加就说上厕所，公共厕所不干净，要上自己家的。看这些狗“领导”敢怎么样？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相关新闻报道。佛教有许多独具慧眼的大师，眼看佛门遭羞辱，我没听谁站出来说“不”，难道也被红尘迷住了双眼？
我是基督徒，对于其它教会怎样做不在意，而对于基督教很在意。基督教参加“唱红”演出让我很失望。我们信仰的是耶稣基督，祂是唯一真神，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唱歌只能赞美祂，敬拜祂。对于人只能给予爱和尊重，不能敬拜。这是基督教的原则。
基督徒认上帝为天父，在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的时候，等于又认D为母。上帝和D被演唱者弄成夫妻关系，把耶稣和D弄成继母子关系，这不是很荒谬，很可笑吗？。我建议基督徒再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的时候，改成这样唱《党啊！亲爱的干妈》，这就和上帝和耶稣没关系了。叫“干奶、二奶”也行。
现在中国基督教会分成两种，一种是“三自”教会，一种是家庭教会。“三自”教会归宗教局领导和资助，家庭教会像“独立候选人”一样独立自治，因此也常受到D的逼迫打压。北京“守望教会”就是家庭教会，屡次遭受国家机关迫害，在逆境中发展到1000多人的规模。上帝的力量是任何人阻挡不住的，全国家庭教会数量和信徒都增长很快，令人感到欣慰。这些家庭教会没发现有“唱红”的，更没有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的。
基督教的家庭教会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代表。教徒们在家里聚会传播主爱，帮助教友，调解纠纷，起到非常大的社会向善作用，可以说成了当今红黑邪恶潮流的中流砥柱。那里唱的歌都是敬拜赞美主耶稣的圣歌，给人心带来安静和甜美。
“三自”基督教会归属宗教局领导，早已经沦为D的附庸奴才，教会“领导”表面上赞美上帝天父，内心早已认D为父，成为统战工具。他们“唱红”时伸长脖子叫喊，唱完了情绪像个好斗的公鸡。统战、统战，统一起来与上帝作战。“唱红”就是在挑战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必的报应！
我看当前“唱红”现象是D死亡前的回光返照。人将死的时候常常有这种回光返照现象，溃烂得奄奄一息的人突然来了精神，像很快恢复健康的样子，不久腿儿一蹬翻白眼了。D“唱红”引起的滚滚“红尘”如这回光返照一般，不久就会消退，留下D的尸体被推进坑里。到那时，曾经“唱红”的许多人会往坑里丢石头的，中国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他们连自己配偶都不会爱，怎么会爱D，“唱红”是为了得红包，得好处。好处没了就翻脸，想换了一个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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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转帖]活在衣当下:看建党伟业，学中纪委讲话，感觉很纠结！
九十周年之际，唱红歌，看红片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天朝礼部的盛世庆典华章在打黑唱红主旋律的主导下风生水起，让屁民感动得一塌糊涂。据说现在的80后90后从电影院出来一个个都激情澎湃，面对升学难，就业难的生存环境，每天都低眉顺目做事，夹着尾巴做人，这下终于明白了，噢，原来党就是可以这么建起来的！一个个充满了要干伟业的豪情，原因我不多说你也懂的。和谐社会，耄耋之寿，本是要普天同庆的，所以迎来红歌红片铺天盖地。但此时此刻，一则天朝监察御史衙门公仆老爷的发炎，着实与主旋律格格不如，冲淡了浓厚的喜庆氛围。
天朝监察御史衙门的公仆老爷不耻下答，向某记者解释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迟迟不得推行的原因，让我们广大屁民着实感觉眼前一黑。天朝监察御史衙门的公仆老爷表示，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一定要有一个配套措施和一个水到渠成的环境。“对于财产申报制度，我们感到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会的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公仆老爷说，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比较难。
客观地说，我堂堂天朝的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的确是比较欠缺，我们普通屁民感同身受，不断从各种渠道各个角度各个层面被代表、被关怀、被幸福、被财富，原来真的不是我们的感觉有问题，现在天朝监察御史的公仆老爷也站出来表示了，的确是因为诚信和统计方面还存在问题。不过今天广大屁民已经对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的问题变麻木了，大家更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如此不良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下，鼠目寸光、自私自利、自由散漫、锱铢计较、民智未开的屁民们的个人所得申报纳税制度，在户部的主持下已经切实推行达十年之久，传说中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天朝精英，应该比广大屁民更高瞻远瞩、大公无私、纪律严明、甘于奉献，反而天朝精英们的财产收入难以推行申报制度？难道这些天朝精英们不够精英吗？天朝的公仆老爷们不是公仆吗？
实际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技术上的任何借口都没有多大意义，关键是愿意不愿意申报，向谁申报的问题。我堂堂天朝上承5000年中华文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来都是屁民申报丁亩，乖乖缴银纳粮，没听说过哪朝哪代皇帝老子向屁民出示岁入库银用帑的。现在赶上堂堂天朝体恤民生，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预算决算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小公仆老爷们也向更高一级的大公仆老爷申报个人财产，难道还让所有公仆老爷们斯文扫地接受这些鼠目寸光、自私自利、自由散漫、锱铢计较、民智未开的屁民主人的监督？这不是得寸进尺，给鼻子上脸吗？
应该说，天朝监察御史勤勤恳恳，办了很多大案要案，编制越来越庞大，预算越来越攀升，经验越来越丰富，手段越来越高超，也是全国屁民有目共睹的。但问题是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性质越来越恶劣，别的不说，就是涉案金额达到杀无赦的门槛，这二十年从几十万、几百万到几个亿，呈几何级数陡然增长，已经显示出现有体制根本不能对贪腐有任何震慑和遏制作用，根子虽然出在天朝吏制上，但监督检查制度的缺陷也助纣为虐，不容忽视。正是广大公仆老爷们用公权寻租舞私，加重了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损害了效率，毒化了经济环境，使这些寄生虫有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大的寻租空间，成为天朝现行体制与格局的最强有力捍卫者。监察御史公仆老爷的话言下之意很明白，不改变吏制，申报了也可以作假，作假了也可以查不出来，查出来了也可以不处理，屁民们的轻浮呱噪有什么用？不符合我天朝盛世的舆情！
现在应该明白的看出来了，我堂皇天朝，到底是民智未开，还是官智未开？天朝御史衙门的答记者问与天朝礼部的主旋律太格格不入了，再一次用硬邦邦活生生的现实彻底给了建党伟业的红色基调以当头棒喝，仿佛让屁民们回到了“万恶”的九十年前，逼着屁民拷问，我堂堂天朝圣祖高祖雄才大略创建伟业时所播下的龙种，就是为了收获今天这帮肥头大耳、红得冒油的跳瘙吗？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0d714c2e0498692a
天朝监察御史衙门的公仆老爷不耻下答，向某记者解释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迟迟不得推行的原因，让我们广大屁民着实感觉眼前一黑。天朝监察御史衙门的公仆老爷表示，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一定要有一个配套措施和一个水到渠成的环境。“对于财产申报制度，我们感到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会的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公仆老爷说，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比较难。
客观地说，我堂堂天朝的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的确是比较欠缺，我们普通屁民感同身受，不断从各种渠道各个角度各个层面被代表、被关怀、被幸福、被财富，原来真的不是我们的感觉有问题，现在天朝监察御史的公仆老爷也站出来表示了，的确是因为诚信和统计方面还存在问题。不过今天广大屁民已经对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的问题变麻木了，大家更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如此不良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下，鼠目寸光、自私自利、自由散漫、锱铢计较、民智未开的屁民们的个人所得申报纳税制度，在户部的主持下已经切实推行达十年之久，传说中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天朝精英，应该比广大屁民更高瞻远瞩、大公无私、纪律严明、甘于奉献，反而天朝精英们的财产收入难以推行申报制度？难道这些天朝精英们不够精英吗？天朝的公仆老爷们不是公仆吗？
实际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技术上的任何借口都没有多大意义，关键是愿意不愿意申报，向谁申报的问题。我堂堂天朝上承5000年中华文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来都是屁民申报丁亩，乖乖缴银纳粮，没听说过哪朝哪代皇帝老子向屁民出示岁入库银用帑的。现在赶上堂堂天朝体恤民生，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预算决算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小公仆老爷们也向更高一级的大公仆老爷申报个人财产，难道还让所有公仆老爷们斯文扫地接受这些鼠目寸光、自私自利、自由散漫、锱铢计较、民智未开的屁民主人的监督？这不是得寸进尺，给鼻子上脸吗？
应该说，天朝监察御史勤勤恳恳，办了很多大案要案，编制越来越庞大，预算越来越攀升，经验越来越丰富，手段越来越高超，也是全国屁民有目共睹的。但问题是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性质越来越恶劣，别的不说，就是涉案金额达到杀无赦的门槛，这二十年从几十万、几百万到几个亿，呈几何级数陡然增长，已经显示出现有体制根本不能对贪腐有任何震慑和遏制作用，根子虽然出在天朝吏制上，但监督检查制度的缺陷也助纣为虐，不容忽视。正是广大公仆老爷们用公权寻租舞私，加重了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损害了效率，毒化了经济环境，使这些寄生虫有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大的寻租空间，成为天朝现行体制与格局的最强有力捍卫者。监察御史公仆老爷的话言下之意很明白，不改变吏制，申报了也可以作假，作假了也可以查不出来，查出来了也可以不处理，屁民们的轻浮呱噪有什么用？不符合我天朝盛世的舆情！
现在应该明白的看出来了，我堂皇天朝，到底是民智未开，还是官智未开？天朝御史衙门的答记者问与天朝礼部的主旋律太格格不入了，再一次用硬邦邦活生生的现实彻底给了建党伟业的红色基调以当头棒喝，仿佛让屁民们回到了“万恶”的九十年前，逼着屁民拷问，我堂堂天朝圣祖高祖雄才大略创建伟业时所播下的龙种，就是为了收获今天这帮肥头大耳、红得冒油的跳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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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转帖]信力建:法治国家谁出彩？
研究一下台湾社会转型期领导人的专业背景是件很有意思的事——这或许可以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提供某种思路。
台湾转型最大的标志是民进党上台，成为执政党。那么，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呢？其实，他们大都市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主角。事件发生后，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在此关头，一些律师主动出面为他们做辩护律师，最后组成一个15人的律师团，分别为江鹏坚、郑庆隆、张政雄、郑胜助、吕传胜、尤清、郑冠礼、高瑞铮、郭吉仁、张火源、谢长廷、陈水扁、张俊雄、苏贞昌、李胜雄，每名被告有两名律师协助辩护。美丽岛事件中的主要被告群中的一部份人在民进党执政后，成为党内有相当影响力的领导人，如吕秀莲与陈水扁搭配当选台湾当局首位女性“副总统”，姚嘉文担任“考试院院长”，林义雄为前民进党主席，张俊宏为民进党代理主席、陈菊曾担任“劳委会主委”，并于2006年在历经投票前一夜的黄俊英贿选事件，以及选后的选举诉讼后，当选高雄市长。美丽岛辩护律师方面，当年黄信介的辩护律师之一陈水扁，因台北市长任内政绩斐然，获得绝大部分市民的肯定，且长期经营民进党内人数最多的派系正义连线，民进党为求执政，修改党章图利，陈水扁于是于三强鼎立的大选中，以百分之39的选票成为台湾当局领导人；谢长廷也曾担任民进党主席、高雄市长和“行政院长”；苏贞昌曾任台北县长、“总统府”秘书长、民进党主席及“行政院长”；张俊雄则以高度配合层峰意志的任事态度，两次组阁担任“行政院院长”、民进党秘书长、民进党不分区“立法委员”。更有意思的是：后来将陈水扁送进监牢的马英九，也是学法律出身——马英九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事实上，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就注意到，律师在美国政治精英中广泛存在，而现在这一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奥巴马在1988至1991年间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的许多内阁成员都拥有法律教育背景：国务卿希拉里曾就读于耶鲁法学院(1969至1973年)；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曾就读于哥伦比亚法学院(1973至1976年)；副总统乔•拜登曾就读于雪城大学法学院(1965至1968年)；中情局局长里昂•帕曾就读于圣克拉拉大学法学院(1960至1963年)。此外，在美国国会中，一半以上的参议员有法律从业经验。
为什么领导人需要法学背景？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法律和政治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如何在自由和安全之间进行平衡等等。律师需要具备整理证据、说服陪审团、掌控全局的能力，而这也正是政治舞台所需要的。而且，政坛人物相似的背景更容易产生共鸣。 在选举政治当中，同样会出现相似背景的人聚合在一起的倾向。包括法国、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王朝，在英国，也按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构建起了不同的政治网络。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律师不仅在美国政坛独步天下，它还是全球政治领袖最青睐的职业，根据《经济学家》的调查，现今全球近20%的领导人是律师出身。在德国联邦议院当中，三分之一的议员是律师。在由16人组成的法国萨科齐内阁中，多达9人曾做过律师或是法律专业毕业生，其中包括总统、总理和财长，还有一人曾担任过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主席。
反观我们，建国后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是学法律出身，因而践踏法律，推行党治人治的事层出不穷。不妨聊举几例：从1958年6月23日至8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重点是揭发批判“司法部党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把司法部党组全体成员6人及正司级党员干部3人共9人打成“反党集团”。最后形成的会议文件认为：“司法战线近几年曾犯过违反党的方针的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右倾的错误，而思想受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会议认为，“主张审判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以法抗党，是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借尸还魂。” 会议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特别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公然把党凌驾与法律之上！
正是在这样一些观念的指引下，加上一系列潜规则的运行，在反右派运动中把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大批同志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和给予各种处分，有些被送去劳改、劳教，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以致把整个司法部党组打成“反党集团”也尽在情理之中。正是在这种“以党治国”的体制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一声令下，当年主持政法工作的彭真、罗瑞卿以及高层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也就毫不足奇了。到了此时此刻，刘少奇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围攻他的造反派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但是，打倒刘邓彭罗难道不是“党的决定”？
又比如，1955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补办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人犯法律手续的指示》，其中指出：“近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报告，在今年以来各地逮捕起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中，约有十一万多人（二十六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未履行由人民检察院审批逮捕的法律手续，个别地方未经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而逮捕起来的人犯占全年已逮捕起来的人犯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这是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的。这种情况应引起各级党委充分重视，并迅速加以纠正和改变。为此，中央决定：凡自1955年1月份起由公安机关逮捕起来的人犯未履行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的，应一律补办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 在执政党领导人看来，所谓“依法办事”不过就是办一个法律手续而已。在逮捕的时候未经检察院批准，事后补办一个手续就是合法的了。所谓“程序意识”之类的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是不存在的。如此一来，宪法和法律就纯粹变成了一种摆设，甚至成为掩盖“以党治国”的挡箭牌。
历史教训值得吸取。在今天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需要一大批具有法学背景和法律人思维的官员进入领导层，因为今天的治国，不仅仅是要发展经济，而且要有公正的执法、司法环境，要让每一个人能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和谐发展，而且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就要有公正与秩序。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有经济学历的高层领导人，更要有法学学历的高层领导人，从国家法治建设和长治久安的高度来制定决策、约束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推进法治与宪政的发展。今天，我们可喜地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法学背景的官员出现在部委、省级政府、党委领导人位置上，正表明国家重视有法学学历的高层领导人的培养，重视以法学人才来推进法治建设，它也昭示着今后国家更多的政策与决策的出台，将更有法治的含量，将使各项政策、决策实施更能经受历史的检验。法学教育背景的人担当领导人特别是高层领导人，最大的好处在于，这些人懂得制度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当前向“法治国”迈进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和完善制度，恰恰是最重要的事情。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30f2b742acac2d6
台湾转型最大的标志是民进党上台，成为执政党。那么，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呢？其实，他们大都市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主角。事件发生后，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在此关头，一些律师主动出面为他们做辩护律师，最后组成一个15人的律师团，分别为江鹏坚、郑庆隆、张政雄、郑胜助、吕传胜、尤清、郑冠礼、高瑞铮、郭吉仁、张火源、谢长廷、陈水扁、张俊雄、苏贞昌、李胜雄，每名被告有两名律师协助辩护。美丽岛事件中的主要被告群中的一部份人在民进党执政后，成为党内有相当影响力的领导人，如吕秀莲与陈水扁搭配当选台湾当局首位女性“副总统”，姚嘉文担任“考试院院长”，林义雄为前民进党主席，张俊宏为民进党代理主席、陈菊曾担任“劳委会主委”，并于2006年在历经投票前一夜的黄俊英贿选事件，以及选后的选举诉讼后，当选高雄市长。美丽岛辩护律师方面，当年黄信介的辩护律师之一陈水扁，因台北市长任内政绩斐然，获得绝大部分市民的肯定，且长期经营民进党内人数最多的派系正义连线，民进党为求执政，修改党章图利，陈水扁于是于三强鼎立的大选中，以百分之39的选票成为台湾当局领导人；谢长廷也曾担任民进党主席、高雄市长和“行政院长”；苏贞昌曾任台北县长、“总统府”秘书长、民进党主席及“行政院长”；张俊雄则以高度配合层峰意志的任事态度，两次组阁担任“行政院院长”、民进党秘书长、民进党不分区“立法委员”。更有意思的是：后来将陈水扁送进监牢的马英九，也是学法律出身——马英九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事实上，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就注意到，律师在美国政治精英中广泛存在，而现在这一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奥巴马在1988至1991年间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的许多内阁成员都拥有法律教育背景：国务卿希拉里曾就读于耶鲁法学院(1969至1973年)；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曾就读于哥伦比亚法学院(1973至1976年)；副总统乔•拜登曾就读于雪城大学法学院(1965至1968年)；中情局局长里昂•帕曾就读于圣克拉拉大学法学院(1960至1963年)。此外，在美国国会中，一半以上的参议员有法律从业经验。
为什么领导人需要法学背景？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法律和政治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如何在自由和安全之间进行平衡等等。律师需要具备整理证据、说服陪审团、掌控全局的能力，而这也正是政治舞台所需要的。而且，政坛人物相似的背景更容易产生共鸣。 在选举政治当中，同样会出现相似背景的人聚合在一起的倾向。包括法国、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王朝，在英国，也按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构建起了不同的政治网络。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律师不仅在美国政坛独步天下，它还是全球政治领袖最青睐的职业，根据《经济学家》的调查，现今全球近20%的领导人是律师出身。在德国联邦议院当中，三分之一的议员是律师。在由16人组成的法国萨科齐内阁中，多达9人曾做过律师或是法律专业毕业生，其中包括总统、总理和财长，还有一人曾担任过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主席。
反观我们，建国后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是学法律出身，因而践踏法律，推行党治人治的事层出不穷。不妨聊举几例：从1958年6月23日至8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重点是揭发批判“司法部党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把司法部党组全体成员6人及正司级党员干部3人共9人打成“反党集团”。最后形成的会议文件认为：“司法战线近几年曾犯过违反党的方针的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右倾的错误，而思想受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会议认为，“主张审判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以法抗党，是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借尸还魂。” 会议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特别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公然把党凌驾与法律之上！
正是在这样一些观念的指引下，加上一系列潜规则的运行，在反右派运动中把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大批同志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和给予各种处分，有些被送去劳改、劳教，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以致把整个司法部党组打成“反党集团”也尽在情理之中。正是在这种“以党治国”的体制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一声令下，当年主持政法工作的彭真、罗瑞卿以及高层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也就毫不足奇了。到了此时此刻，刘少奇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围攻他的造反派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但是，打倒刘邓彭罗难道不是“党的决定”？
又比如，1955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补办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人犯法律手续的指示》，其中指出：“近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报告，在今年以来各地逮捕起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中，约有十一万多人（二十六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未履行由人民检察院审批逮捕的法律手续，个别地方未经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而逮捕起来的人犯占全年已逮捕起来的人犯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这是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的。这种情况应引起各级党委充分重视，并迅速加以纠正和改变。为此，中央决定：凡自1955年1月份起由公安机关逮捕起来的人犯未履行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的，应一律补办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 在执政党领导人看来，所谓“依法办事”不过就是办一个法律手续而已。在逮捕的时候未经检察院批准，事后补办一个手续就是合法的了。所谓“程序意识”之类的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是不存在的。如此一来，宪法和法律就纯粹变成了一种摆设，甚至成为掩盖“以党治国”的挡箭牌。
历史教训值得吸取。在今天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需要一大批具有法学背景和法律人思维的官员进入领导层，因为今天的治国，不仅仅是要发展经济，而且要有公正的执法、司法环境，要让每一个人能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和谐发展，而且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就要有公正与秩序。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有经济学历的高层领导人，更要有法学学历的高层领导人，从国家法治建设和长治久安的高度来制定决策、约束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推进法治与宪政的发展。今天，我们可喜地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法学背景的官员出现在部委、省级政府、党委领导人位置上，正表明国家重视有法学学历的高层领导人的培养，重视以法学人才来推进法治建设，它也昭示着今后国家更多的政策与决策的出台，将更有法治的含量，将使各项政策、决策实施更能经受历史的检验。法学教育背景的人担当领导人特别是高层领导人，最大的好处在于，这些人懂得制度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当前向“法治国”迈进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和完善制度，恰恰是最重要的事情。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30f2b742acac2d6
2011年6月28日星期二
(966)[转帖]南方周末方进玉：“希望工程”到底还有没有希望
1 沉默三年，我为什么还要说“希望”？
我是方进玉，原新华社主任记者、原南方周末驻京记者。2002年12月，我曾在网上写过一帖：《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里？——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调查和思考》。
我最初说话的背景，首先因为一宗案件。案件的主角是易晓，十五年前为徐永光竭力“证实”“贪污”200万元，陷身囹圄，多年后一审二审判为死缓，至今还有十五年刑期，而且不准申诉、减刑、假释，不准接见律师与一切敏感人士。2001年，易晓在保外就医期间，与柳杨一道向公众提供徐永光涉嫌腐败的书面证据，旋即被徐永光动用各种力量，以“希望工程遭到恐怖袭击”为由，再次投入监狱，并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大帽子。
其次是因为徐永光及“希望工程”本身。在我关注之前，诸多海内外媒体即已持续报道“工程”及徐永光自身存在的问题。当我得到易晓、柳杨的检举证据，并历经九月之久深入调查、采访之后，才发现事实远比人们报道与料想的严重。为此，我写成《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一文，准备在2002年3月21日用四个版的篇幅在《南方周末》刊登。但20日晚上，报社忽然接到有关部门紧急通知：“各新闻单位对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一律不得报道。”迫不得已之余，我才在网上发表长文《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里》。
而今我在沉默数年之后重新开口，一则因为国家审计署关于中国青基会的审计报告早已出炉，却至今不得公布。二则因为中国青基会原财务部负责人、给我提供徐永光挪用捐款的原始证据、原始单据的柳杨女士，已经身患癌症，卧床不起。
“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何时见天日？”“徐永光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广大捐款者关注，勇敢的揭发者柳杨、易晓更加关注！而其后者，屡被徐永光称作“袭击希望工程的恐怖分子”。然而众所周知，在海内外亿万捐款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是柳杨等人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最先站出来揭发徐永光挪用亿元捐款投资，且投资大多失败！
于公于法，我必须放弃隐忍，重新起身“说话”。于私于情，我必须在柳杨遭遇癌细胞“猛烈袭击”之时，再次公开呼吁：恳请——我党中央——准予公布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让海内外亿万善良人的质疑得到回复，让柔弱且病重的柳杨看到“希望”，让中国的希望工程和慈善事业“揩净身上的污点”，大步向前迈进。
2 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何时见天日？
其实，大声呼喊公告天下，恳请国家审计署对“希望工程”进行审计的，除了全国人大代表，还包括徐永光本人。2002年2月，香港《明报》率先披露：希望工程1亿多元捐款被人违规挪用，且投资项目大多归于失败。当年3月，两会召开，港区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要求“进行审计”，并将结果“予以公告”。徐永光亦大声疾呼。他一面称“希望工程遭到恐怖袭击”，一面说“我们已向国家审计署报告，要求尽快安排审计”。
据悉，2002年5月，李金华派出一名铁腕处长，带领10人审计小组进驻。2002年11月，审计报告大致完成。“李氏审计风暴”，威震四海。可惜，三年多来，敢言敢为的李金华偏偏“压”住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不予公布。
三年多来，我曾私下询问每一位我遇到的、有可能了解内情的人：“它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份受到海内外亿万民众瞩目的审计报告，为何必须列为‘机密’，束之高阁，不予公布？”
不同的消息来源，提供了不同信息：
2003年1月11日，中国青基会公开承认：希望工程在过去“十年的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今后，“希望工程……各项制度将更加完善、严谨”，“捐款的使用去向等都将更加透明”……我以为，这番话等于承认：由徐永光掌管的希望工程，在2003年之前，其各项制度还不够“完善、严谨、透明”，确实存在“问题”。（2003年1月12日《京华时报》）
2003年4月，中南海传出消息：徐永光挪用希望工程巨额捐款，已被列为“特大案件”；同时被列入的还有“中国电力（总）公司高严腐败案”、“河北省委前书记程维高腐败案”。4个月后，程维高案对外公布。贪官高严，则因“失踪”之故，迄今未能处理。
2003年春夏，两位看过中国青基会《审计报告》的人分别向我透露：审计报告所披露的违规事实，触目惊心，违规事项，比香港《明报》和《南方周末》的报道“有过之而无不及”；报告明确指出，该会“财务管理混乱”；按照《审计法》规定，该份《审计报告》已被送至徐永光所在单位，徐本人已经看到。
虽然如此，但是，有关部门对港区人大代表提出“审计并公布结果”的书面议案，竟然不予理睬、不予答复。徐永光则继续被推荐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继续接受内地记者采访。2004年，徐调往中华慈善总会，任副会长。
痛心疾首，莫过于此：号召民众给希望工程捐款时，徐永光公开呼吁、热烈宣传；一旦出现揭发、出现质疑，权威部门又已作出审计，《审计报告》却偏偏见不得“阳光”！
我国《捐赠法》规定，捐赠人“有权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捐款人的查询，徐永光“应当如实答复”；中国青基会“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徐永光“应当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因此我们才说：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何时见天日？
3 观照徐永光近况：他该不该逍遥法外？
2005年6月，《南风窗》刊登《青基会事件的教训和收获》，徐永光在文中针对我的批评，做了较为干脆的“反批评”。就此，我们透过表面的烟幕，来看一看他实质的面目。
其一，徐永光说，2002年3月，方进玉在《南方周末》上撰写、未能公开发表的4个整版的报道，“是一篇有严重误导的不负责任的报道，是方进玉听信了对青基会怀有恶意的人的一面之词”，而且方进玉“根本没有采访过我”，“没有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他这是“恶意的人身攻击”（摘自2005年6月1日《南风窗》，下同）。
我想反问的是，既如此，徐永光为何不去起诉“偏听偏信”的方进玉及《南方周末》？众所周知，1994年，香港《壹周刊》报道徐永光“涉嫌弄丢了”希望工程的7000万捐款。结果，徐聘请香港律师，打了一场耗时6年的马拉松官司。可是2002年，面对“恶意攻击”的方进玉，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法律行动。而且，对于香港《明报》和内地《中国经济时报》的公开报道，他也没有起诉的举措。因此，徐永光强行吞下新闻报道的“苦果”，岂不能够说明点什么？
其二，徐永光说，方进玉“以偏概全”，青基会“也有大量投资成功的案例”，可方进玉“只抓住一些失误的案例不断放大，让人产生错误的印象”，“就算再精明的投资人，谁能一点错误都不犯呢？”
为此，我想要公开采访的问题是：您动用（暂不称“挪用”）希望工程1.6亿元以上的捐款去投资，并有“大量成功案例”，请问，这些赢利项目，具体来说都有哪些？能否昭告天下，逐项公布？此外，您投资赢利的总收入是多少？赢利款是用于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呢，还是“拿回来”放回到“希望工程待拨款”内，下拨给贫困地区的贫苦失学儿童？还有，赢利与亏损“拉平”了计算，中国青基会在阁下领导之下，动用捐款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
其三，徐永光又说，例如“投资辽宁大连那个引进美国樱桃的项目，现在看来完全是个错误，可这毕竟是事后诸葛亮的话，当时，那么多资深专家都写出厚厚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都说会有超值受益，谁知道会是现在的结果呢？”
“美国樱桃”项目的许多细节，我已在2002年的文章中述及。这里，我只是引用几项青基会的财务数据：（1）1989-1994年的五年时间，中国青基会捐款收入累计为1.79亿元（徐永光正式公布数据，不含实物捐赠，不包括各省市自治区青基会接收的捐款捐物，下同）。但是，截止到1994年底，徐永光在全国投资各类长、短线“项目”20多个，其中“短期投资”为621.3万元，“长期投资”为9982.7万元，两项合计1.06亿（柳杨提供，已经核实）。（2）按照“设计”，捐款给希望工程，当年只下拨捐款的1/4或1/5，余下捐款，分为几年，陆续下拨。等待下拨的捐款被称作“待拨款”。至1994年底，徐永光账面上“待拨款”有1.07亿。换言之，这1.07亿的“待拨款”几乎全被徐永光拿走投资了。留给贫困儿童的、真正可以在第二年下拨的“现金”，只有区区100多万元。（3）此后2年，徐永光又不断“看准”好项目，不断拿走海内海外亿万人一点一滴汇聚起的捐款“投入”新项目。因此，至1996年底，“股权投资小计”为5,877万元，“委托管理资金合计（含房地产）”为11,536万元，两者相加，投资总额超过1.6亿元。（4）至1997年底统计，中国青基会累计接收的捐款总额，约为3.5亿。
其四，徐对《南风窗》解释，我为什么要把希望工程的善款，“用于有风险的投资项目”，因为在青基会创办初期，没有办公经费拨款，国家规定也不允许从捐款中提取办公经费，为了团队能够支撑下去，所以不得不“挪用”部分希望工程“待拨捐款”，“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不过是种障眼法：1989-1994年，银行利率高，一年期存款利息高达13-14%；1994年汇率并轨，希望工程收到大笔外汇捐款，并轨后产生溢价收入，溢价收入有2000多万元；希望工程义演100场，相关收入可以充作办公经费，可惜上述义演捐款，居然没有进入捐款主账户；希望工程纪念币的市场兑换溢价，也是一笔不小收入；有多名朋友通过电话、电邮告诉我，曾参加过徐永光的“招待饭局”，档次高、支出大；至2000年统计，11年募捐活动，徐永光领导的青基会花去办公经费8800万元；徐永光还曾大着胆子把部分“一般性捐赠”（没有指定受赠对象的捐款）违规转为“办公经费”。
其五，面对《南风窗》记者，徐永光承认自己“有错误”，但拒不承认自己“有猫腻”，他举例说，譬如有位浙江人，虽说是我同乡，但我发现投资有失败“苗头”，就“毫不含糊地派出追讨人员，尽可能挽回投资损失”，甚至“不惜发起诉讼，尽量降低和挽回投资损失”，徐强调说，“有常识的人，都可以想一想，我徐永光要是从这些人身上拿了一分钱好处，我敢这样做么？”
我的问题是：《南方周末》试图报道之前，您是否告诉过公众，希望工程曾经有过这样一笔“失败投资”，并且这笔投资是给了您的浙江老乡？没有！从来没有！我还想继续追问：这次“失败”，您进行了法律诉讼，那么诉讼结果是什么？您是否胜诉？胜诉之后，被告赔偿的裁定是否得到执行？相关投资和借款，是否全部收回？还有，阁下投资失败、放贷失败的“项目”，数量不少，您是否同样进行了法律诉讼，坚持不懈地一律进行了“顽强追讨”？
其六，一位人大教授也在《南风窗》上发表看法，他说，“徐永光不是一点错误没有，青基会也不是没有管理漏洞，可在中国当时几个基金会中，青基会的管理已经算是很规范的了”，要说“挪用善款投资”，当时中国的几个基金会都这么干，论投资效益，中国青基会还算好的，比如“某某基金会，早年投资搞得血本无归，现在帐还烂着”。
这位教授长期在老徐手下“挂职”担任副理事长，而柳杨提供的证据也显示，1997年前后，这位教授因为撰写《希望工程的调查报告》两本书，曾领取高达78万的“写作经费”。而且，这位教授的“说法”仍待推敲。第一，说青基会“当时的管理很规范”，那么90年初期、中期，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计的同志曾批评徐永光“违规投资”，“违规从捐款之中提取办公经费”，以致“青基会领导很紧张”，这该怎么解释？第二，我们能不能因为其他的基金会投资之后“血本无归”，就允许、宽恕甚或赞扬徐永光做的“很规范”？说徐永光“投资效益还算好”，请问数据在哪里？第三，这位教授的公开“揭发”也很“危险”，因为我只“披露”了徐永光一人的违规投资，而这位教授的说法，则把众多基金会的“家丑”全都曝了光。
现在我们来看看更为开阔的徐永光近况：
三年来，徐多次说：“希望工程的每笔钱，都是大家的血汗钱，你动希望工程的钱，就是摸高压线。做希望工程只有两条路，要么是上天堂，要么是下地狱！”并且说：“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
问题是，徐永光擅自“动用”上亿元的捐款去投资，投资失败的损失动辄以百万、千万计；而且，十多年来徐永光投资失败的“事实”又始终“对外保密”，直到被柳杨、易晓二人揭发出来……古人云：“善欲人见，是为小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徐永光私下投资十多年不敢见阳光，分明就是明知故犯，大错特错！说到底，做慈善最怕“暗箱操作”，最怕慈善机构的“一把手”一手遮天，瞒着领导和公众“乱来”，也最怕慈善机构负责人做错了“死不认账”，被人揪住“辫子”忽又改口说“我不是诸葛亮”！作为失信的“慈善家”、失败的“投资家”，徐永光难道不该引咎辞职？
还好，徐永光至少没能“上天堂”。2005年7月，徐被免去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的重要职务（法人代表），改而担任挂虚职的“副秘书长”。换言之，今天的徐永光，已不再担任希望工程的“总负责人”，改而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2003年，有位朋友打来电话，他是高干子弟，和徐永光很熟。他说徐永光究竟贪污了多少钱、遭害了多少捐款，不是你一个记者能够查出来的；现在你文章也写了，他也知道错了，你就“放他一马”。
是非曲直如何，我仍然用事实说话：
第一，2003年1月21日，新华社报道，影星赵薇接受“全国希望书库爱心之旅”活动形象大使聘书，并向这项公益活动捐款10万人民币，用于为贫困地区购置100套希望书库及配套书架。当时还担任“法人代表”的徐永光说，“我们热切希望社会各界响应赵薇的倡议”，因为“书籍的海洋将托起一叶叶希望的小舟”。
但是，徐永光提供的新闻稿显示，希望书库于1994年3月启动，至赵薇捐赠，已“集中了社会各界捐款3000万元人民币，印制了1万套希望书库”。稍加计算可知，每套希望书库，需捐出3000元人民币。再看赵薇捐赠：10万元，100套希望书库及配套书架……90年代捐赠一套书库需要3000元；2003年，反而1000元钱就够了？我丝毫没有指责赵薇的意思，但我知道，希望书库得到过冰心老人大力支持，也得到柳杨热心支持，她们每个人都捐出了3000元，才领到一份希望书库的光荣捐赠证书。何况柳杨早就揭发：“徐永光把希望书库的1000多万元也拿走投资了，弄出一个大窟窿……”我的担心是：如果希望书库真的“缩水”了，是不是徐永光在用“套”的数量增加，来“遮掩”实际捐款出现的“窟窿”？
第二，2004年1月18日，徐永光委托“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对自己单位2002年度的财务收支，做了一份“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然后，徐又在散发给记者的通稿结尾，加上一段话：“有关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进行了核查，核查工作是全面、严肃和细致的。经过核查，没有发现中国青基会负责人有腐败行为。中国青基会及主要负责人通过了一次严格的检验”。
“核查”这个词用在这里，极其怪异。而且，徐永光忘记告诉记者，他提供的“中天恒”审计报告，与国家审计署做出的“暂不公开”的审计报告，是“彼此”完全不同的两份报告。“中天恒”的审计报告，存在一些明显疏漏：（1）按照中国青基会章程，2002年度的审计报告，应该在2003年3月底之前完成并予以公示。报告“迟到”近一年，徐是否应该对公众做出“解释”和“道歉”？（2）这份报告，只是按财务规定审计了“当年的”财务收支，不过，媒体对徐的质疑、批评，都是2001年底之前的事情。根据02年的审计，怎么能得出徐永光1989年-2001年“没有违规、没有腐败”的结论？（3）报告也指出，1989—2002年，在徐永光领导下，中国青基会接收捐款的累计收入为8.48亿元，同一时期徐永光“委托管理资金”的总额，则高达1.18亿元，且“部分委托项目无收入”！这些“委托管理资金”，就是被徐永光拿走投资、迄今无法收回的捐款！（4）报告又指出：1989年至2002年，徐永光累计花掉办公经费1.26亿元，到2002年底计算，办公经费的结余“-14,304,068.59元”。问题是，“办公经费结余”怎么还能出现“负数”呢？柳杨一针见血地说：徐永光的办公经费花“超”了，只好“挤占”捐款1430万元。我所掌握的证据显示，2002年前，至少有2家会计师事务所都在审计过程中，给徐永光提出过“批评和建议”，只是这些“批评和建议”同样没有对外“公布”。（5）最奇怪的是，徐永光散发的新闻稿还说：“有关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负责人作了全面、细致、严肃的“核查”，没有“发现腐败”……可是，未经核实的消息说，2001年底，“中央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曾对徐永光作过调查，有关调查人员还使用“周天伦”的名片，前往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试图查清徐永光是否在港开设了“捐款（接收）帐户”。据悉，结论是除对徐永光生活作风“有反映”，“未发现其他问题”。那么，这家“有关纪律检查部门”究竟是哪一级纪检机关？2004年公布说徐永光“没有腐败”，与2001年“中直（直属机关）纪委”的调查，是不是一回事？
不容否认，徐永光确实为希望工程付出过努力，做出过贡献。但做到这些，是他必须很好完成的义务。人们当然可以继续为这项著名的慈善事业捐款、捐物、做义工，但是我也必须重申：“迫使”老徐停止违规投资的“功劳”，却应该属于揭发者。揭发、批评徐永光违规投资，绝不等于“打击”希望工程。徐永光出了“问题”，如果非要捂着、盖着，不许质疑批评，那才是“打击希望工程”！
公众、传媒与徐永光的争论，闹腾了三四年。一件本来可以当机立断的事，硬是被“拖延”至今。三四年时间过去了，人们是否看到了徐永光真诚的致歉？没有！是的，我不是检察官，作为一名普通记者，我无法确切“抓住”徐永光贪污的直接证据，但透过他暗箱作业、投资失败的案例，我们已清楚看到，“错误的决策，有时候比贪污更可怕”！而持续百万、千万元的投资失败，倘若没有贪污，那就只能证明徐永光的脑子出了问题！
其实，有关部门当年如果痛下决心，对徐永光的“职务”进行及时“撤换”，对捐款人的质疑“依法”做出较为透彻的解释，那么，三四年时间，善良的捐款者不仅可以借助媒体力量帮助希望工程追回部分“丢失的捐款”，而且，徐的继任者也肯定可以用“三年捐款少”换回中国青基会劝募工作的大发展！
4 悲剧的柳杨和蒙羞的“希望”
有许多朋友向我打听柳杨近况：“柳杨目前人在何处？她的癌症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柳杨在徐永光手下工作多长时间，她究竟揭发了什么？”
柳杨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青基会、追随徐永光开始做希望工程的财务人员，后担任中国青基会财务部副主任（主任空缺）。2002年，她最先勇敢站出来揭发说：徐永光挪用1.6亿元捐款投资，且投资大多失败。柳杨因此被徐称作是“袭击希望工程的恐怖分子”。
2002年6月7日，柳和另一揭发者易晓先生，被公安局拘捕。经讯问，柳杨当晚被释放。在我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柳杨于6月19日携带全部揭发材料，乘坐国航航班，使用本人护照，经上海前往美国的远房亲属家中。
不过，因柳杨拿的是赴美旅游签证，无法在美长期逗留。另外，因惦念留在大陆监狱里的另一“袭击分子”易晓，且柳杨不愿在美申请“政治庇护”，不愿因为“政治庇护”致使事态更加复杂。2003年4月，柳杨执意回到北京。
回国后，柳杨曾多方试图“搭救”二次入狱的易晓。孰料，四川监管方面竟然宣布：根据上级指示，认定易晓已经犯下“危害国家安全”重罪，对易晓“不得假释，不得减刑”。每年两会召开期间，狱方甚至会找出种种理由，将其关入“禁闭室”，直至两会结束，才能“解除禁闭”。
其实，倘若没有传媒“配合”，柳杨、易晓二人“赤手空拳”，又怎能“发动袭击”？也因此，如果非要论罪、治罪，那么，以香港《明报》为首的海外所有华文报纸、杂志，几乎都应“被起诉”。在国内，我本人也曾屡次参与“恐怖袭击”，如果要抓、要关，那就索性一股脑儿全抓进去。
孰知，一家非营利慈善机构的“一把手”，瞒着上级领导，瞒着社会公众，拿了巨额捐款自己去投资，且投资项目大多失败，违规、违法本已大错特错；结果事情败露，他还能恬着脸四处高声去喊：我们的“内部材料”被原财务人员柳杨“窃走”……我们遭到了“恐怖袭击”！
说到底，揭发错误，揭露阴暗，柳杨、易晓及海内外记者参与报道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中国青基会的“阴暗面”继续扩大和蔓延，为了让纯洁、崇高的希望工程，能够在挖出“贪渎者”之后，“揩净身上的污泥”，更好地前进。
可惜，黑白颠倒、独自承受压力的柳杨终于挺不住了。她郁郁寡欢，癌细胞也趁机扩散。
目前，柳杨肺部癌细胞已转移进入小脑，并同时侵袭脊椎之第三、四、五“间隔”，致其完全无法下地行走。得知消息，我曾几次前往医院探望，看着她气喘吁吁地和我握手、向我诉说，我虽倍感痛心，仍需强作欢笑……以至探视出来，不忍也不敢再次前往医院。我听说，每次我离开医院，柳杨都会哭泣；她常常自责，认为是她和易晓的“揭发”，才把我这个记者给“连累”。
罹患癌症，费用高昂。柳杨历经两次手术，父母及她弟弟的全部积蓄，都被拿出来贴补手术费、住院费。我曾在柳杨病榻旁低声询问：“可否由我在网上发起一个小范围募捐，聊补医药费之不足？”柳杨回答：“不必。人家如果捐了钱，或者来医院探视，我就应该致谢。我现在病成这样，连说话力气都没有，如何亲自致谢……”柳杨不肯，只得作罢。
人们都知道，在当代中国，揭发徐永光这样的“光环人物”，必定要冒生命危险。今天，揭发者的生命垂垂矣细若游丝，而柳杨念念不忘者，只有三句：一是“我们绝没有‘袭击’希望工程”；再是“我的揭发，句句属实”；最后是“方先生，你可要多保重” ！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鉴于此，我才公开恳请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领导同志，批准尽快公布国家审计署制作的、针对“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
一个正直的人，爱他的名誉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我希望，柳杨能在人生旅途的最后几步，亲眼看到这份《审计报告》；我希望，柳杨能在弥留之际亲耳听到一个好消息：“党中央说了，你的揭发，全部属实！”
苍生蒙难，苍天在上。临书涕泪，肝肠寸断。
5 不白的冤案与悲情的记者
行文至此，我还想为那位倒霉的贪污犯兼揭发者——易晓——说两句。2002年，我曾专门辟出一章说到易晓的冤案。今天，我还得要说：“易晓贪污200万元”的案子，应该重审。
理由在于：（1）此案发生在1991年，易晓贪污的是希望工程200万“捐款”，可是1991年、2002年、直至2006年的今天，徐永光从未对外“详细介绍”这起贪污案，从不敢公布“恐怖袭击的细节”，这是为什么？（2）此案审理，跌宕起伏。北京中院曾几次以“事实不清”为由，将案卷退回检察机关要求“补充侦查”，最后是在“领导批示”之下强行结案……仅凭这一点，此案难道不该重审？（3）易晓“贪污”的200万捐款，案发后是从国有企业的公开账户上“被起获”。据此可知，就算易晓有贪污之“心”，其贪污过程也没最后完成。根据易晓贪污“企图”给他治罪，是不是构成了“不合法”？（4）经查，1990-1991年，易晓只是徐永光手下“临时聘用人员”，其工作、工资关系，均未正式调入青基会。试问：一名临时应聘者，倘若没有会计、出纳配合，叫他如何贪污？此案只有易晓一人被认定“贪污”（不是盗窃），岂非咄咄怪事？（5）审理易晓案，徐竟然两次出庭，一次证明易晓贪污200万，一次证明易晓收贿5万，结果5万受贿款也是从第三者手中“起获”……天下竟然有这样愚蠢的“贪污犯”、“受贿犯”？205万元的“涉案赃款”，居然全都没有放在自己“手边”！（6）易晓案共有3位关键证人，除徐永光外，还有2位，其中一人从徐永光手里“借走”800万（至今没能归还）；一人干脆“领走”50万。相关原始证据，已由柳杨送到美国放在亲戚家里，记者手头的复印件，徐永光绝不至于否认。（7）2002年1月之前，易晓已办妥“保外就医”手续，获得“自由”。一名贪污犯，如果真的贪污了“捐款”，何必带头“闹事”？易晓偏偏不服，这才引发柳杨搜集证据，2人“合伙”找到传媒揭发，导致对希望工程的“恐怖袭击”（徐永光语）！可是，反向思考，这样的“恐怖分子”兼“贪污犯”，难道不该重新“审查”？（8）有分析说：此案的背景是，1990年，易晓帮助徐永光“搞”到荷兰菲利普公司价值超过1亿元的物品捐赠，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青基会收到的最大一笔实物捐赠。那一年，刚刚开始做希望工程的老徐，曾在事前答应，劝募工作一旦完成，愿意给易晓拨付2%的“工作经费”，约合200万元人民币。孰料，交易完成后，徐看见易晓年轻气盛，趾高气昂，不仅与徐发生“工作分歧”，甚至超过老徐，得到领导赏识……这才把老徐惹火！（9）2002年，党中央并没有因为柳杨揭发、方进玉试图报道，就下令逮捕我们这些“恐怖分子”，但是，易晓却因为上述“贪污”旧案，被全国通缉，押回大牢。每年两会召开，四川雅安监狱都会让他“蹲禁闭”，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防止他在两会期间“闹事”，所以“禁闭关押”通常要等两会结束后……今年两会，即将召开，真不知狱中易晓，是否又会无端遭到“禁闭”？（10）柳杨尚未发现癌症的时候，就曾告诉我：为帮助易晓平反，她四处奔走，甚至找到最高院的领导。他们的答复是：易晓一案，应予重审；无奈徐永光能量很大，平反此案有阻力……
2002年底，我就公开说过：涉嫌贪污的，恐怕不是易晓，恰恰是徐永光！今天，我罗列此案十大疑点，仍要大声疾呼：易晓一案，应当尽快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因为这个“袭击希望工程的贪污犯”，可能正是中国法制进程中的又一个“佘祥林”！
让我来引用几段老调，以结束此文：
2003年，朋友在来信中对我说：“……参加十五大，我曾亲眼看到有人把揭发王雪冰（原中国银行行长）的材料，交给了中央领导，然后，我又眼看着揭发者苦苦等候五年，直到十六大召开前夕，才传出王雪冰终被处理的消息。没有严格的制度和公开的监督，任何部门、任何领域都不可能有所谓的‘净土’……”
2006年，我给老师的信中写道：“……老师所言极是。我所需要防备的，并不是上级领导的党政纪律处分，而是被我揭发、抨击的人。不过，2002年我已公开说了，只要我出事，哪怕是车祸，也请大家注意这个‘徐永光’。学生此种性格，乃与生俱来。家父1953年在上海，因积极主张试行“一长制”改革，遭到贬斥。此后又因“支持右派向党进攻”，遭留党察看二年和行政撤职处分……往事并不如烟，1957年，家父对工农干部说的一句大实话是：‘各位热火朝天学习俄语，精神固然可嘉；不过，各位如果连中文尚未学好，是否首先仍以学习、补习中文为好？’此种耿直基因，或许也会遗传？因为我也坚信：人人说出真话，中国才能进步！……舒服的好日子我享受过，下乡的艰苦我体验过，民不畏死，腐败力量自然不能以死惧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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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世纪中国）
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663620.shtml
我是方进玉，原新华社主任记者、原南方周末驻京记者。2002年12月，我曾在网上写过一帖：《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里？——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调查和思考》。
我最初说话的背景，首先因为一宗案件。案件的主角是易晓，十五年前为徐永光竭力“证实”“贪污”200万元，陷身囹圄，多年后一审二审判为死缓，至今还有十五年刑期，而且不准申诉、减刑、假释，不准接见律师与一切敏感人士。2001年，易晓在保外就医期间，与柳杨一道向公众提供徐永光涉嫌腐败的书面证据，旋即被徐永光动用各种力量，以“希望工程遭到恐怖袭击”为由，再次投入监狱，并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大帽子。
其次是因为徐永光及“希望工程”本身。在我关注之前，诸多海内外媒体即已持续报道“工程”及徐永光自身存在的问题。当我得到易晓、柳杨的检举证据，并历经九月之久深入调查、采访之后，才发现事实远比人们报道与料想的严重。为此，我写成《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一文，准备在2002年3月21日用四个版的篇幅在《南方周末》刊登。但20日晚上，报社忽然接到有关部门紧急通知：“各新闻单位对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一律不得报道。”迫不得已之余，我才在网上发表长文《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里》。
而今我在沉默数年之后重新开口，一则因为国家审计署关于中国青基会的审计报告早已出炉，却至今不得公布。二则因为中国青基会原财务部负责人、给我提供徐永光挪用捐款的原始证据、原始单据的柳杨女士，已经身患癌症，卧床不起。
“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何时见天日？”“徐永光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广大捐款者关注，勇敢的揭发者柳杨、易晓更加关注！而其后者，屡被徐永光称作“袭击希望工程的恐怖分子”。然而众所周知，在海内外亿万捐款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是柳杨等人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最先站出来揭发徐永光挪用亿元捐款投资，且投资大多失败！
于公于法，我必须放弃隐忍，重新起身“说话”。于私于情，我必须在柳杨遭遇癌细胞“猛烈袭击”之时，再次公开呼吁：恳请——我党中央——准予公布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让海内外亿万善良人的质疑得到回复，让柔弱且病重的柳杨看到“希望”，让中国的希望工程和慈善事业“揩净身上的污点”，大步向前迈进。
2 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何时见天日？
其实，大声呼喊公告天下，恳请国家审计署对“希望工程”进行审计的，除了全国人大代表，还包括徐永光本人。2002年2月，香港《明报》率先披露：希望工程1亿多元捐款被人违规挪用，且投资项目大多归于失败。当年3月，两会召开，港区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要求“进行审计”，并将结果“予以公告”。徐永光亦大声疾呼。他一面称“希望工程遭到恐怖袭击”，一面说“我们已向国家审计署报告，要求尽快安排审计”。
据悉，2002年5月，李金华派出一名铁腕处长，带领10人审计小组进驻。2002年11月，审计报告大致完成。“李氏审计风暴”，威震四海。可惜，三年多来，敢言敢为的李金华偏偏“压”住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不予公布。
三年多来，我曾私下询问每一位我遇到的、有可能了解内情的人：“它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份受到海内外亿万民众瞩目的审计报告，为何必须列为‘机密’，束之高阁，不予公布？”
不同的消息来源，提供了不同信息：
2003年1月11日，中国青基会公开承认：希望工程在过去“十年的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今后，“希望工程……各项制度将更加完善、严谨”，“捐款的使用去向等都将更加透明”……我以为，这番话等于承认：由徐永光掌管的希望工程，在2003年之前，其各项制度还不够“完善、严谨、透明”，确实存在“问题”。（2003年1月12日《京华时报》）
2003年4月，中南海传出消息：徐永光挪用希望工程巨额捐款，已被列为“特大案件”；同时被列入的还有“中国电力（总）公司高严腐败案”、“河北省委前书记程维高腐败案”。4个月后，程维高案对外公布。贪官高严，则因“失踪”之故，迄今未能处理。
2003年春夏，两位看过中国青基会《审计报告》的人分别向我透露：审计报告所披露的违规事实，触目惊心，违规事项，比香港《明报》和《南方周末》的报道“有过之而无不及”；报告明确指出，该会“财务管理混乱”；按照《审计法》规定，该份《审计报告》已被送至徐永光所在单位，徐本人已经看到。
虽然如此，但是，有关部门对港区人大代表提出“审计并公布结果”的书面议案，竟然不予理睬、不予答复。徐永光则继续被推荐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继续接受内地记者采访。2004年，徐调往中华慈善总会，任副会长。
痛心疾首，莫过于此：号召民众给希望工程捐款时，徐永光公开呼吁、热烈宣传；一旦出现揭发、出现质疑，权威部门又已作出审计，《审计报告》却偏偏见不得“阳光”！
我国《捐赠法》规定，捐赠人“有权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捐款人的查询，徐永光“应当如实答复”；中国青基会“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徐永光“应当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因此我们才说：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何时见天日？
3 观照徐永光近况：他该不该逍遥法外？
2005年6月，《南风窗》刊登《青基会事件的教训和收获》，徐永光在文中针对我的批评，做了较为干脆的“反批评”。就此，我们透过表面的烟幕，来看一看他实质的面目。
其一，徐永光说，2002年3月，方进玉在《南方周末》上撰写、未能公开发表的4个整版的报道，“是一篇有严重误导的不负责任的报道，是方进玉听信了对青基会怀有恶意的人的一面之词”，而且方进玉“根本没有采访过我”，“没有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他这是“恶意的人身攻击”（摘自2005年6月1日《南风窗》，下同）。
我想反问的是，既如此，徐永光为何不去起诉“偏听偏信”的方进玉及《南方周末》？众所周知，1994年，香港《壹周刊》报道徐永光“涉嫌弄丢了”希望工程的7000万捐款。结果，徐聘请香港律师，打了一场耗时6年的马拉松官司。可是2002年，面对“恶意攻击”的方进玉，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法律行动。而且，对于香港《明报》和内地《中国经济时报》的公开报道，他也没有起诉的举措。因此，徐永光强行吞下新闻报道的“苦果”，岂不能够说明点什么？
其二，徐永光说，方进玉“以偏概全”，青基会“也有大量投资成功的案例”，可方进玉“只抓住一些失误的案例不断放大，让人产生错误的印象”，“就算再精明的投资人，谁能一点错误都不犯呢？”
为此，我想要公开采访的问题是：您动用（暂不称“挪用”）希望工程1.6亿元以上的捐款去投资，并有“大量成功案例”，请问，这些赢利项目，具体来说都有哪些？能否昭告天下，逐项公布？此外，您投资赢利的总收入是多少？赢利款是用于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呢，还是“拿回来”放回到“希望工程待拨款”内，下拨给贫困地区的贫苦失学儿童？还有，赢利与亏损“拉平”了计算，中国青基会在阁下领导之下，动用捐款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
其三，徐永光又说，例如“投资辽宁大连那个引进美国樱桃的项目，现在看来完全是个错误，可这毕竟是事后诸葛亮的话，当时，那么多资深专家都写出厚厚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都说会有超值受益，谁知道会是现在的结果呢？”
“美国樱桃”项目的许多细节，我已在2002年的文章中述及。这里，我只是引用几项青基会的财务数据：（1）1989-1994年的五年时间，中国青基会捐款收入累计为1.79亿元（徐永光正式公布数据，不含实物捐赠，不包括各省市自治区青基会接收的捐款捐物，下同）。但是，截止到1994年底，徐永光在全国投资各类长、短线“项目”20多个，其中“短期投资”为621.3万元，“长期投资”为9982.7万元，两项合计1.06亿（柳杨提供，已经核实）。（2）按照“设计”，捐款给希望工程，当年只下拨捐款的1/4或1/5，余下捐款，分为几年，陆续下拨。等待下拨的捐款被称作“待拨款”。至1994年底，徐永光账面上“待拨款”有1.07亿。换言之，这1.07亿的“待拨款”几乎全被徐永光拿走投资了。留给贫困儿童的、真正可以在第二年下拨的“现金”，只有区区100多万元。（3）此后2年，徐永光又不断“看准”好项目，不断拿走海内海外亿万人一点一滴汇聚起的捐款“投入”新项目。因此，至1996年底，“股权投资小计”为5,877万元，“委托管理资金合计（含房地产）”为11,536万元，两者相加，投资总额超过1.6亿元。（4）至1997年底统计，中国青基会累计接收的捐款总额，约为3.5亿。
其四，徐对《南风窗》解释，我为什么要把希望工程的善款，“用于有风险的投资项目”，因为在青基会创办初期，没有办公经费拨款，国家规定也不允许从捐款中提取办公经费，为了团队能够支撑下去，所以不得不“挪用”部分希望工程“待拨捐款”，“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不过是种障眼法：1989-1994年，银行利率高，一年期存款利息高达13-14%；1994年汇率并轨，希望工程收到大笔外汇捐款，并轨后产生溢价收入，溢价收入有2000多万元；希望工程义演100场，相关收入可以充作办公经费，可惜上述义演捐款，居然没有进入捐款主账户；希望工程纪念币的市场兑换溢价，也是一笔不小收入；有多名朋友通过电话、电邮告诉我，曾参加过徐永光的“招待饭局”，档次高、支出大；至2000年统计，11年募捐活动，徐永光领导的青基会花去办公经费8800万元；徐永光还曾大着胆子把部分“一般性捐赠”（没有指定受赠对象的捐款）违规转为“办公经费”。
其五，面对《南风窗》记者，徐永光承认自己“有错误”，但拒不承认自己“有猫腻”，他举例说，譬如有位浙江人，虽说是我同乡，但我发现投资有失败“苗头”，就“毫不含糊地派出追讨人员，尽可能挽回投资损失”，甚至“不惜发起诉讼，尽量降低和挽回投资损失”，徐强调说，“有常识的人，都可以想一想，我徐永光要是从这些人身上拿了一分钱好处，我敢这样做么？”
我的问题是：《南方周末》试图报道之前，您是否告诉过公众，希望工程曾经有过这样一笔“失败投资”，并且这笔投资是给了您的浙江老乡？没有！从来没有！我还想继续追问：这次“失败”，您进行了法律诉讼，那么诉讼结果是什么？您是否胜诉？胜诉之后，被告赔偿的裁定是否得到执行？相关投资和借款，是否全部收回？还有，阁下投资失败、放贷失败的“项目”，数量不少，您是否同样进行了法律诉讼，坚持不懈地一律进行了“顽强追讨”？
其六，一位人大教授也在《南风窗》上发表看法，他说，“徐永光不是一点错误没有，青基会也不是没有管理漏洞，可在中国当时几个基金会中，青基会的管理已经算是很规范的了”，要说“挪用善款投资”，当时中国的几个基金会都这么干，论投资效益，中国青基会还算好的，比如“某某基金会，早年投资搞得血本无归，现在帐还烂着”。
这位教授长期在老徐手下“挂职”担任副理事长，而柳杨提供的证据也显示，1997年前后，这位教授因为撰写《希望工程的调查报告》两本书，曾领取高达78万的“写作经费”。而且，这位教授的“说法”仍待推敲。第一，说青基会“当时的管理很规范”，那么90年初期、中期，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计的同志曾批评徐永光“违规投资”，“违规从捐款之中提取办公经费”，以致“青基会领导很紧张”，这该怎么解释？第二，我们能不能因为其他的基金会投资之后“血本无归”，就允许、宽恕甚或赞扬徐永光做的“很规范”？说徐永光“投资效益还算好”，请问数据在哪里？第三，这位教授的公开“揭发”也很“危险”，因为我只“披露”了徐永光一人的违规投资，而这位教授的说法，则把众多基金会的“家丑”全都曝了光。
现在我们来看看更为开阔的徐永光近况：
三年来，徐多次说：“希望工程的每笔钱，都是大家的血汗钱，你动希望工程的钱，就是摸高压线。做希望工程只有两条路，要么是上天堂，要么是下地狱！”并且说：“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
问题是，徐永光擅自“动用”上亿元的捐款去投资，投资失败的损失动辄以百万、千万计；而且，十多年来徐永光投资失败的“事实”又始终“对外保密”，直到被柳杨、易晓二人揭发出来……古人云：“善欲人见，是为小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徐永光私下投资十多年不敢见阳光，分明就是明知故犯，大错特错！说到底，做慈善最怕“暗箱操作”，最怕慈善机构的“一把手”一手遮天，瞒着领导和公众“乱来”，也最怕慈善机构负责人做错了“死不认账”，被人揪住“辫子”忽又改口说“我不是诸葛亮”！作为失信的“慈善家”、失败的“投资家”，徐永光难道不该引咎辞职？
还好，徐永光至少没能“上天堂”。2005年7月，徐被免去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的重要职务（法人代表），改而担任挂虚职的“副秘书长”。换言之，今天的徐永光，已不再担任希望工程的“总负责人”，改而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2003年，有位朋友打来电话，他是高干子弟，和徐永光很熟。他说徐永光究竟贪污了多少钱、遭害了多少捐款，不是你一个记者能够查出来的；现在你文章也写了，他也知道错了，你就“放他一马”。
是非曲直如何，我仍然用事实说话：
第一，2003年1月21日，新华社报道，影星赵薇接受“全国希望书库爱心之旅”活动形象大使聘书，并向这项公益活动捐款10万人民币，用于为贫困地区购置100套希望书库及配套书架。当时还担任“法人代表”的徐永光说，“我们热切希望社会各界响应赵薇的倡议”，因为“书籍的海洋将托起一叶叶希望的小舟”。
但是，徐永光提供的新闻稿显示，希望书库于1994年3月启动，至赵薇捐赠，已“集中了社会各界捐款3000万元人民币，印制了1万套希望书库”。稍加计算可知，每套希望书库，需捐出3000元人民币。再看赵薇捐赠：10万元，100套希望书库及配套书架……90年代捐赠一套书库需要3000元；2003年，反而1000元钱就够了？我丝毫没有指责赵薇的意思，但我知道，希望书库得到过冰心老人大力支持，也得到柳杨热心支持，她们每个人都捐出了3000元，才领到一份希望书库的光荣捐赠证书。何况柳杨早就揭发：“徐永光把希望书库的1000多万元也拿走投资了，弄出一个大窟窿……”我的担心是：如果希望书库真的“缩水”了，是不是徐永光在用“套”的数量增加，来“遮掩”实际捐款出现的“窟窿”？
第二，2004年1月18日，徐永光委托“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对自己单位2002年度的财务收支，做了一份“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然后，徐又在散发给记者的通稿结尾，加上一段话：“有关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进行了核查，核查工作是全面、严肃和细致的。经过核查，没有发现中国青基会负责人有腐败行为。中国青基会及主要负责人通过了一次严格的检验”。
“核查”这个词用在这里，极其怪异。而且，徐永光忘记告诉记者，他提供的“中天恒”审计报告，与国家审计署做出的“暂不公开”的审计报告，是“彼此”完全不同的两份报告。“中天恒”的审计报告，存在一些明显疏漏：（1）按照中国青基会章程，2002年度的审计报告，应该在2003年3月底之前完成并予以公示。报告“迟到”近一年，徐是否应该对公众做出“解释”和“道歉”？（2）这份报告，只是按财务规定审计了“当年的”财务收支，不过，媒体对徐的质疑、批评，都是2001年底之前的事情。根据02年的审计，怎么能得出徐永光1989年-2001年“没有违规、没有腐败”的结论？（3）报告也指出，1989—2002年，在徐永光领导下，中国青基会接收捐款的累计收入为8.48亿元，同一时期徐永光“委托管理资金”的总额，则高达1.18亿元，且“部分委托项目无收入”！这些“委托管理资金”，就是被徐永光拿走投资、迄今无法收回的捐款！（4）报告又指出：1989年至2002年，徐永光累计花掉办公经费1.26亿元，到2002年底计算，办公经费的结余“-14,304,068.59元”。问题是，“办公经费结余”怎么还能出现“负数”呢？柳杨一针见血地说：徐永光的办公经费花“超”了，只好“挤占”捐款1430万元。我所掌握的证据显示，2002年前，至少有2家会计师事务所都在审计过程中，给徐永光提出过“批评和建议”，只是这些“批评和建议”同样没有对外“公布”。（5）最奇怪的是，徐永光散发的新闻稿还说：“有关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负责人作了全面、细致、严肃的“核查”，没有“发现腐败”……可是，未经核实的消息说，2001年底，“中央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曾对徐永光作过调查，有关调查人员还使用“周天伦”的名片，前往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试图查清徐永光是否在港开设了“捐款（接收）帐户”。据悉，结论是除对徐永光生活作风“有反映”，“未发现其他问题”。那么，这家“有关纪律检查部门”究竟是哪一级纪检机关？2004年公布说徐永光“没有腐败”，与2001年“中直（直属机关）纪委”的调查，是不是一回事？
不容否认，徐永光确实为希望工程付出过努力，做出过贡献。但做到这些，是他必须很好完成的义务。人们当然可以继续为这项著名的慈善事业捐款、捐物、做义工，但是我也必须重申：“迫使”老徐停止违规投资的“功劳”，却应该属于揭发者。揭发、批评徐永光违规投资，绝不等于“打击”希望工程。徐永光出了“问题”，如果非要捂着、盖着，不许质疑批评，那才是“打击希望工程”！
公众、传媒与徐永光的争论，闹腾了三四年。一件本来可以当机立断的事，硬是被“拖延”至今。三四年时间过去了，人们是否看到了徐永光真诚的致歉？没有！是的，我不是检察官，作为一名普通记者，我无法确切“抓住”徐永光贪污的直接证据，但透过他暗箱作业、投资失败的案例，我们已清楚看到，“错误的决策，有时候比贪污更可怕”！而持续百万、千万元的投资失败，倘若没有贪污，那就只能证明徐永光的脑子出了问题！
其实，有关部门当年如果痛下决心，对徐永光的“职务”进行及时“撤换”，对捐款人的质疑“依法”做出较为透彻的解释，那么，三四年时间，善良的捐款者不仅可以借助媒体力量帮助希望工程追回部分“丢失的捐款”，而且，徐的继任者也肯定可以用“三年捐款少”换回中国青基会劝募工作的大发展！
4 悲剧的柳杨和蒙羞的“希望”
有许多朋友向我打听柳杨近况：“柳杨目前人在何处？她的癌症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柳杨在徐永光手下工作多长时间，她究竟揭发了什么？”
柳杨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青基会、追随徐永光开始做希望工程的财务人员，后担任中国青基会财务部副主任（主任空缺）。2002年，她最先勇敢站出来揭发说：徐永光挪用1.6亿元捐款投资，且投资大多失败。柳杨因此被徐称作是“袭击希望工程的恐怖分子”。
2002年6月7日，柳和另一揭发者易晓先生，被公安局拘捕。经讯问，柳杨当晚被释放。在我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柳杨于6月19日携带全部揭发材料，乘坐国航航班，使用本人护照，经上海前往美国的远房亲属家中。
不过，因柳杨拿的是赴美旅游签证，无法在美长期逗留。另外，因惦念留在大陆监狱里的另一“袭击分子”易晓，且柳杨不愿在美申请“政治庇护”，不愿因为“政治庇护”致使事态更加复杂。2003年4月，柳杨执意回到北京。
回国后，柳杨曾多方试图“搭救”二次入狱的易晓。孰料，四川监管方面竟然宣布：根据上级指示，认定易晓已经犯下“危害国家安全”重罪，对易晓“不得假释，不得减刑”。每年两会召开期间，狱方甚至会找出种种理由，将其关入“禁闭室”，直至两会结束，才能“解除禁闭”。
其实，倘若没有传媒“配合”，柳杨、易晓二人“赤手空拳”，又怎能“发动袭击”？也因此，如果非要论罪、治罪，那么，以香港《明报》为首的海外所有华文报纸、杂志，几乎都应“被起诉”。在国内，我本人也曾屡次参与“恐怖袭击”，如果要抓、要关，那就索性一股脑儿全抓进去。
孰知，一家非营利慈善机构的“一把手”，瞒着上级领导，瞒着社会公众，拿了巨额捐款自己去投资，且投资项目大多失败，违规、违法本已大错特错；结果事情败露，他还能恬着脸四处高声去喊：我们的“内部材料”被原财务人员柳杨“窃走”……我们遭到了“恐怖袭击”！
说到底，揭发错误，揭露阴暗，柳杨、易晓及海内外记者参与报道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中国青基会的“阴暗面”继续扩大和蔓延，为了让纯洁、崇高的希望工程，能够在挖出“贪渎者”之后，“揩净身上的污泥”，更好地前进。
可惜，黑白颠倒、独自承受压力的柳杨终于挺不住了。她郁郁寡欢，癌细胞也趁机扩散。
目前，柳杨肺部癌细胞已转移进入小脑，并同时侵袭脊椎之第三、四、五“间隔”，致其完全无法下地行走。得知消息，我曾几次前往医院探望，看着她气喘吁吁地和我握手、向我诉说，我虽倍感痛心，仍需强作欢笑……以至探视出来，不忍也不敢再次前往医院。我听说，每次我离开医院，柳杨都会哭泣；她常常自责，认为是她和易晓的“揭发”，才把我这个记者给“连累”。
罹患癌症，费用高昂。柳杨历经两次手术，父母及她弟弟的全部积蓄，都被拿出来贴补手术费、住院费。我曾在柳杨病榻旁低声询问：“可否由我在网上发起一个小范围募捐，聊补医药费之不足？”柳杨回答：“不必。人家如果捐了钱，或者来医院探视，我就应该致谢。我现在病成这样，连说话力气都没有，如何亲自致谢……”柳杨不肯，只得作罢。
人们都知道，在当代中国，揭发徐永光这样的“光环人物”，必定要冒生命危险。今天，揭发者的生命垂垂矣细若游丝，而柳杨念念不忘者，只有三句：一是“我们绝没有‘袭击’希望工程”；再是“我的揭发，句句属实”；最后是“方先生，你可要多保重” ！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鉴于此，我才公开恳请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领导同志，批准尽快公布国家审计署制作的、针对“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
一个正直的人，爱他的名誉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我希望，柳杨能在人生旅途的最后几步，亲眼看到这份《审计报告》；我希望，柳杨能在弥留之际亲耳听到一个好消息：“党中央说了，你的揭发，全部属实！”
苍生蒙难，苍天在上。临书涕泪，肝肠寸断。
5 不白的冤案与悲情的记者
行文至此，我还想为那位倒霉的贪污犯兼揭发者——易晓——说两句。2002年，我曾专门辟出一章说到易晓的冤案。今天，我还得要说：“易晓贪污200万元”的案子，应该重审。
理由在于：（1）此案发生在1991年，易晓贪污的是希望工程200万“捐款”，可是1991年、2002年、直至2006年的今天，徐永光从未对外“详细介绍”这起贪污案，从不敢公布“恐怖袭击的细节”，这是为什么？（2）此案审理，跌宕起伏。北京中院曾几次以“事实不清”为由，将案卷退回检察机关要求“补充侦查”，最后是在“领导批示”之下强行结案……仅凭这一点，此案难道不该重审？（3）易晓“贪污”的200万捐款，案发后是从国有企业的公开账户上“被起获”。据此可知，就算易晓有贪污之“心”，其贪污过程也没最后完成。根据易晓贪污“企图”给他治罪，是不是构成了“不合法”？（4）经查，1990-1991年，易晓只是徐永光手下“临时聘用人员”，其工作、工资关系，均未正式调入青基会。试问：一名临时应聘者，倘若没有会计、出纳配合，叫他如何贪污？此案只有易晓一人被认定“贪污”（不是盗窃），岂非咄咄怪事？（5）审理易晓案，徐竟然两次出庭，一次证明易晓贪污200万，一次证明易晓收贿5万，结果5万受贿款也是从第三者手中“起获”……天下竟然有这样愚蠢的“贪污犯”、“受贿犯”？205万元的“涉案赃款”，居然全都没有放在自己“手边”！（6）易晓案共有3位关键证人，除徐永光外，还有2位，其中一人从徐永光手里“借走”800万（至今没能归还）；一人干脆“领走”50万。相关原始证据，已由柳杨送到美国放在亲戚家里，记者手头的复印件，徐永光绝不至于否认。（7）2002年1月之前，易晓已办妥“保外就医”手续，获得“自由”。一名贪污犯，如果真的贪污了“捐款”，何必带头“闹事”？易晓偏偏不服，这才引发柳杨搜集证据，2人“合伙”找到传媒揭发，导致对希望工程的“恐怖袭击”（徐永光语）！可是，反向思考，这样的“恐怖分子”兼“贪污犯”，难道不该重新“审查”？（8）有分析说：此案的背景是，1990年，易晓帮助徐永光“搞”到荷兰菲利普公司价值超过1亿元的物品捐赠，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青基会收到的最大一笔实物捐赠。那一年，刚刚开始做希望工程的老徐，曾在事前答应，劝募工作一旦完成，愿意给易晓拨付2%的“工作经费”，约合200万元人民币。孰料，交易完成后，徐看见易晓年轻气盛，趾高气昂，不仅与徐发生“工作分歧”，甚至超过老徐，得到领导赏识……这才把老徐惹火！（9）2002年，党中央并没有因为柳杨揭发、方进玉试图报道，就下令逮捕我们这些“恐怖分子”，但是，易晓却因为上述“贪污”旧案，被全国通缉，押回大牢。每年两会召开，四川雅安监狱都会让他“蹲禁闭”，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防止他在两会期间“闹事”，所以“禁闭关押”通常要等两会结束后……今年两会，即将召开，真不知狱中易晓，是否又会无端遭到“禁闭”？（10）柳杨尚未发现癌症的时候，就曾告诉我：为帮助易晓平反，她四处奔走，甚至找到最高院的领导。他们的答复是：易晓一案，应予重审；无奈徐永光能量很大，平反此案有阻力……
2002年底，我就公开说过：涉嫌贪污的，恐怕不是易晓，恰恰是徐永光！今天，我罗列此案十大疑点，仍要大声疾呼：易晓一案，应当尽快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因为这个“袭击希望工程的贪污犯”，可能正是中国法制进程中的又一个“佘祥林”！
让我来引用几段老调，以结束此文：
2003年，朋友在来信中对我说：“……参加十五大，我曾亲眼看到有人把揭发王雪冰（原中国银行行长）的材料，交给了中央领导，然后，我又眼看着揭发者苦苦等候五年，直到十六大召开前夕，才传出王雪冰终被处理的消息。没有严格的制度和公开的监督，任何部门、任何领域都不可能有所谓的‘净土’……”
2006年，我给老师的信中写道：“……老师所言极是。我所需要防备的，并不是上级领导的党政纪律处分，而是被我揭发、抨击的人。不过，2002年我已公开说了，只要我出事，哪怕是车祸，也请大家注意这个‘徐永光’。学生此种性格，乃与生俱来。家父1953年在上海，因积极主张试行“一长制”改革，遭到贬斥。此后又因“支持右派向党进攻”，遭留党察看二年和行政撤职处分……往事并不如烟，1957年，家父对工农干部说的一句大实话是：‘各位热火朝天学习俄语，精神固然可嘉；不过，各位如果连中文尚未学好，是否首先仍以学习、补习中文为好？’此种耿直基因，或许也会遗传？因为我也坚信：人人说出真话，中国才能进步！……舒服的好日子我享受过，下乡的艰苦我体验过，民不畏死，腐败力量自然不能以死惧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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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世纪中国）
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663620.shtml
(965)[转帖]陈家坪：昨天我被带进丰盛派出所
博文摘自 http://xuzhiyong.fyfz.cn/blog/xuzhiyong/
（陈家坪是跟拍家长们推动教育平等的志愿者，一年来一直在旁边记录，没想到这次居然也被带进了派出所。这是他写的经过。）
此刻，我刚刚睡醒，躺在家里舒适的床上，享受着早晨所特有的宁静。而昨天的这个时候，我起床，匆匆洗漱完毕，背上摄像包出门乘坐4号地铁线。因为学生家长们在网上约定， 2011年6月23日，是他们第12次去教育部请愿的日子。他们是一群非京籍学生家长，他们当中有人来北京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子，二十多年过去，结婚，生子，一个漂泊者总算有了生活的根。但北京政府不这样看，现在，他们的孩子面临高考，他的户籍在哪儿，就得回哪儿去。对于这些学生家长来说，不是你个人生命的创造决定着你生活的根基，而是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早就限定了你的人生自由。并且，不仅仅是你，一个学生家长，还包括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制度不能及时变革，他们孩子的孩子，一代一代，都走不出户籍制度对他们的人生限制。当然政府会说，你可以通过求学改变你的这种命运，但我要说，能以求学改变命运的幸运儿必竟是少数。而现在的问题是，作为非京籍家长的孩子，他尽管在北京接受了同样的北京教育，却不能同样地在北京参加高考。求学也出现了问题。如果按户籍制度规定，孩子回原籍参加高考，两地教材不统一，加之方言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孩子还得重新去适应老家的高考环境。我想，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顺利地适应。问题关键在于，孩子本来在北京健康成长，为什么非要去接受这样一种人为的挫折呢？因此，一些看透这个问题实质的学生家长，自觉地团结起来，在社会上广泛征集签名，每月一次去教育部递交签名册，呼吁政府尽快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今天同时也是他们请愿活动开展一周年的纪念日，签名人数超过３万，《财新》、《燕赵都市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和香港记者将前来跟踪报道他们的请愿活动。
我如约到了灵镜胡同地铁站Ｄ口，走出来，只见一片开阔地。学生家长还没有到，我先来，便去四周蹓跶。回来时，有两名学生家长到了。接着，陆陆续续，学生家长们开始到来。为了不影响正常上班行走的人们，他们自觉散开，三五成群地站到边角无人行走的位置，等还未到来的学生家长。过一会儿，有的学生家长换上了他们统一制作的体恤衫，胸前写着：教育公平，以人为本。后背写着：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我要高考网及网址www.inpeking.net。这时，有两名警察过来，简单地问了问学生家长们的活动情况，因为一会他们就要从这儿离开，警察跟他们聊了聊天就走了。９点钟去教育部的时间快到了，因为有的学生家长去了他们前几次集合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学生家长们决定，留下几个人等其它没有到的家长，其余的先去教育部。我没有多想就留了下来。不一会儿，再次赶来了2名警察，还带上2名协管。一路上，2名协管非常嚣张，直接骂一位学生家长是娘们，好像就要动手打人的架势。他们直接奔向我，气势汹汹地要我出示身份证。我起初没有加以理会，只是收起摄像机不再继续拍摄。但他们并不就此罢休，而是更为严厉地命令我出示身份证。
我表示：“我不是在犯罪，你们只能去命令那些正在犯罪的人。”
警察说：“《警察法》赋予我权利，我可以随时随地要求任何一位公民出示身份证。”
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警察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警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一定的智力，他得发挥智力，先对人有一定的基本判断，怎么能随时随地任意要求公民怎么样呢？
我因此强调：“我现在不是在犯罪。”
“你有犯罪的嫌疑，你必须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警察这样说。
我知道他们冲着我来就是要把我带去派出所。幸好我没有带身份证，这对成全他们的愿望大有好处。但说实话，我今天出门，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来检查我的身份证。于是我说：“我的身份证留在家里没有带上，你们非要检查的话，我明天给你们送来！”
警察一听我没有带身份证，果然气势高涨：“你没有带身份证，就凭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强行抓起来。”（2003年以前，根据当时的收容遣送制度，我就会被拉去筛沙子啦）
说着，警察真的就伸手过来抓我的手臂。我本能地后退，5、6名学生家长立即上来贴身保护我，并七嘴八舌地与警察辩论个不休。局面就这样僵持下来，表面喧嚣，实质上双方都有一种无可奈何。我想我得回避一下，不然学生家长的请愿活动会被我这件事给拖住。这时正好一位学生家长也低下头来提示我：“你先走。”
我环顾一下四周，早已围上了一些前来观看的行人，警察在对他们发出驱散的声音。我就顺着墙壁一侧，向大街走去。警察立刻警觉到了，大声喝道：“你今天跑不了了，我们必须得把你抓到派出所去。”回头又对学生家长们说：“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再不让开，我马上喊大批警察来把你们一起抓走。”
立即，彼此又是一番抓扯，但学生家长们誓死捍卫着我的安全。我被挤得紧贴住墙壁，5、6个学生家长绕着我围成了半个圈。为了给我力量，一位学生家长握住我的手，轻声说：“别怕！如果去派出所，我们陪你去！”
我听了非常感动，也更加冷静。我想我不能坐以待毙，立即把摄像卡取出来，以跟学生家长握手的方式转移出去。这样一来，什么时候去派出所，我无所谓了。
这时，一个警察头目赶来，态度显得非常具有亲和力：“这是一件小事，咱们没必要把它闹大。”
我也不再坚持什么，由2名学生家长陪同，便一道上了警车。
望着警车远去，有４名学生家长跟着找到丰盛派出所，因为我就被抓到了那儿。
我走进丰盛派出所，才觉得手里提着摄像机不合适宜，站下来，在大厅里把摄像机收进包里。警察催促我要到里面的房间去，不让2名学生家长跟我进，驱散他们离开。当我准备进去，一位学生家长叫我把摄像包留给她，警察不同意，必须得由我带着。
依警察抓我的意思，只要查清楚我的身份就没有事了。但真正核实完身份以后，他们并没有放我走的意思，反而是通过核实我的身份，好像查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只听核查的警察直呼：“不能让他走。”
说着真怕我逃跑了一样，另外2名警察慌忙着表示要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房间，同时觉得这应该是需要别的人手来一起完成的一件事情。看着他们这个样子，搞得我也东张西望，好像在跟他们一起想办法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好让彼此都早一些获得安宁。可是警察却说：“这儿是派出所，不是你可以随便张望的地方。”
也许我的确是应该老实一点，应该像真正犯了罪的人一样低下头来，等候着他们的传唤。
于是，我被他们带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房间。里面没有桌椅，空空的，只有一张铺着床垫的单人床。床垫上没有床单和被盖，一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靠在窗子底下，看上去像一辆婴儿车。事实上，它是审讯犯人的工具。犯人一旦坐进去，能动的就只有用来签字和按大印的手。但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审讯室还是囚禁室？我表示抗议：“你们怎么能把我带到一个连坐位也没有的地方呢？”
“你可以坐到床上去！”
“你们要把我关在里面吗？”
“只是暂时呆在这儿，一会儿有市局领导要过来对你进行进一步的核查。”
“那你们不要把门关上。”说着，我主动站到门口里面一点的地方。只要他们关门，我就要伸手去制止。他们不在意我站在门口这儿。
这时，我才感觉房间太凉：“这个房间太凉，让人受不了，能不能换一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最好是一个看上去不像关犯人的地方。”
他们把我换到另外一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但房间格局都一样。当一个相同的东西在你面前重复了两次，你不明白也应该好像能明白了一点儿什么。我不再说什么话，任由一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看守着我。
刚才他们要我交出手机，我没有听从，现在可以派上用场。我首先给朋友电话交待：我现在被警察抓进派出所了，我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放在家里的什么地方，请朋友找到后收检好；月底要交房租，如果到时我还没有出来，请帮我把房租交了。我又给另一个会玩微博的朋友打电话，希望她把我现在的情况发布到网上去。电话一打完，我就有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心境，享受着一个暂时失去了自由的人的生活。
审讯的时候，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里。审讯室的大小跟刚才的房间一样，它们是同一条走廊里的不同房间。审讯室里有4把椅子，一把放在办公桌后面，显然是等着审讯我的警察来坐，对面一把椅子就是为被审讯的人准备的，现在它属于我。我坐上去，看见审讯警察左边的椅子上坐着两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他们的表情像是不知道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为什么发生？索性就不去多想，反正跟自己又没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不带身份证？”警察开始讯问我。
“我有身份证，只是没有带在身上而已。”
“没有带在身上就是违法！”警察说。
哦，是这样的吗？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身份证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我指着旁边那两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我说：“我想现在他们的身上也没有身份证，他们也跟我一样违法了吗？我想现在你的身上也没有带身份证，是吧？”
警察说：“我的身份证在上面的办公室里，你要看吗？”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妥当，警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要跟我打一个赌，好以此挽回一点儿什么：“你相信我的身份证就在我的身上吗？如果我马上拿出来，你就承认自己是违法了吗？”
我听了觉得实在搞不懂这是什么逻辑，一时发愣。当然，这种时候我往往会显得有那么一点儿愚蠢。
“你知道法吗？”警察又开始问我。
“法？”我一时摸不到头：“我可能不知道你所要问的是什么法？现在你正好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我私下里认为，那两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一定也跟我一样不知道。
警察说：“不知道法你也敢乱拍？”
“我没有乱拍，我是拍学生家长，而他们也愿意让我拍。”
“你有记者证吗？没有政府的许可，你也敢随便去拍？”
“记者是为了新闻报道，且多是去关注领导的言行和主流社会所发生的事件，而学生家长们是不被关注的一群人，我不拍，记者差不多也没有人敢去拍；作为公民，我做什么不必事事都由政府来决定，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任何人都有个人选择的权利，我拍摄的自由。”
“谁知道你拍摄下来会干什么用呢？”
“是呀，我也还没有想好怎么来处理哩。”
警察又问我：“你知道你拍摄的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吗？”
我说：“我知道，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在北京正常参加高考的权利。”
“政府相关部门知道怎么来解决，不需要他们去争取。”
“怎么会不需要呢？”我说：“当然，政府部门有他们了解问题的渠道和方式，但学生家长们自己把情况反映出来，不是更为直接、客观，更有利于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吗？”
“啊，都这么一大堆人跑到大街上去闹，社会不乱套了吗？”警察说。
“这的确是政府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说：“但学生家长们一直非常理性，他们呼吁，作调研，想解决办法，并不是在闹事！”
“哦，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都这样，今天我看你不顺眼，是不是就可以打你一顿，侮辱你一番呢？”
“这没有可比性吧！”
“一样的嘛，我就是对你不满嘛，所以我可以打你侮辱你。”警察这样说。
我说：“我是觉得你说的不行，但你说的具体是什么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都是不满嘛！”警察固执已见。
“你一个劲地这样来说服我，是不是如果我遇到什么不满就可以随便去打人侮辱人哪？”
我说完后，警察变得沉默了。
过一会，警察又问了我一些非逻辑的话，似乎以此可以得出我在精神上有些毛病。
“你就别绕弯子了！”我不耐烦了：“咱们还是来干点正事吧？”
警察说：“在这儿，不是你来安排我，你只需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于是，姓名，我回答了；年龄，我回答了；民族，我回答了；性别，这个问题太像香港三流电影的台词，我也笑着回答了。
这时，抓我进来的警察头目推门进来，他问审讯我的警察：“审讯得怎么样了？他什么都明白。”说着抬头看着我说：“就这点事，你别绕来绕去，老老实实的，早点说完就完。”
再过一会儿，所谓的市局领导来了两名警察，一个进来后笑呵呵地就要看我拍摄的东西，一个端着摄像机对着我们开始拍摄。
“快快快，让我看看。”感觉是某个好朋友在催促着要看我刚拍摄回来的游玩照片。
“我把摄像卡给扔了。”我不得不对他撒谎。
他好像还很是大度，他也许是这样想：扔了就扔了呗，反正也没有拍上什么东西。因为他就这样呆了一会就走了。
我还继续被看守着。审讯我的警察也许吃午饭去了，留下两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我完全忘记了要吃午饭这回事。
刚才被审讯时，警察中途收去了我的手机，现在手机就摆放在审讯桌上。我起身拿起来翻看信息，有一条信息告诉我：艾未未被放出来，许志永昨晚被抓进去。其中一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命令我马上把手机放回原处。他突然气势汹汹，发音里充满着含混不清的方言，以至于显得词不达意，听上去不是他自己需要发出的那种威严，而是气馁。我能理解他的着急，因为我也是一位说话方言味很重的人。我安抚他，“你不必这么严厉，我看看就放回原处，不会让你为难。”
于是，他坐回到原位；我放下手机，也坐回原位。
再审讯我时，我直接就问：“事情很严重吗？”
警察没有回答我，他好像突然显得有一些深沉，一会仰靠在椅背上，一会凝神思索，不时还用眼睛盯着我看，然后拿起笔在纸上写写画画。我说：“你这个时候看上去像一个画家。”
“你像一个诗人。”他不加思索地这么回了我一句。我大吃一惊，是我的神态让他有这种印象呢，还是他对我已有所了解？
我们顿时像两个神交已久的朋友，各自都体会着一些让人心领神会的东西。他问我有什么样的一些人生经历，问到我父亲时，警察说：“你父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昨天是父亲节知道吗？给你父亲打过电话了吗？”
见我沉默了，警察说我：“不孝啊！”
我是感到有些惭愧！其间，警察先后接到了两次家人来电，他向家人说自己正在办理一个案子。
接下来，警察开始翻看我的摄像包，命令我：“把鞋子脱掉。”
这令我大为不悦。我抗议：“我还不是罪犯，可是你却把我当罪犯一样对待了，你无权乱翻我的私人物品。”
警察不动声色，他表示：“我刚才已给你宣布过了，你涉嫌扰乱公共空间秩序罪。“
我心想，这是什么罪呀，我八辈子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公共空间了，何来扰乱！我对警察说：“我拍摄愿意让我拍摄的人，这扰乱谁了？有人向你们投诉过我吗？反而是你们警察来抓我，引起行人围观，扰乱了街道上行人的正常生活秩序。”
“你素质也太差了，要批评我也要抓到点子嘛！”警察轻视我说：“现在你知道作为一个法盲是多么吃亏了吧？”
“我的确是对你的法了解不多，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犯罪。”我说：“政府在我们接受教育的年龄，只告诉我们警察在文明执法，没有说明警察可以随便翻看一个公民的私人物品，我有隐私权。”
警察说：“我打你了吗？我告诉你，在警察面前公民没有任何隐私。”
是这样的吗？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警察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在我的抗议下，警察把我的摄像机装回到包里，别的，他叫我从身上衣兜里掏出来的钱和杂物，也让我收好。手机还给了我。
警察递给我看审讯记录，三页，他说：“每页都盖上你的手印吧！”
我用中指去按蓝色的印泥，警察制止，比划着教我用食指。其中一个小男孩一样的男保安小声对我说：“以后别到这儿来了。”
呵呵，但这由得了我吗？你听审讯的警察怎么说：“你呆会走的时候，我们再派人跟你一起去扔卡的地方，把卡找回来。”
哦，警察并没有相信我把摄像卡扔掉了，他在摄像包里偷偷寻找呢。佩服！这么一位工作尽心的公务员。如果我真是一名罪犯，他的工作就太完美了！
对我的审讯结束，但还不能走，再去另外一间审讯室里呆着，等市局领导对我作出最后的发落。我离开审讯室，刚走出门口，就碰见一位被带来审讯的学生家长，她叮嘱我：“你别怕，好好配合警察的工作。”
然后，她走进审讯室。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随后我知道，她和另外4名学生家长一直守在丰盛派出所大厅，坚持要派出所把我释放出来，否则他们不会离开。既然是这样，警察就把他们也全部关押起来，一个一个进行审讯。我听见一位学生家长因为饥饿，紧张，周身无力，手开始抽经，疼痛得叫唤起来。
这时，一位不知名的网友发来短信：“我在功权大哥和千帆教授围博上获得你的电话，我们永远支持你，保重！”我顿时感受到，这是我此刻所能听到的全部的声音。当你在高墙之内，一个声音就是全部的声音；当你在高墙之外，众声之中，也许连一个声音你也不能真正地感受到。
从上午8:30分左右我被抓起来，到下午2:44分被释放，我在丰盛派出所被关押了6个小时左右。出来以后，我背着摄像包从一条小街向西单大悦城走去，那儿有一批陆陆续续从二龙路派出所放出来的学生家长。原来，今天，所有的学生家长都被派出所给抓进去了。上午先去教育部的17名学生家长和2名媒体记者，还没有走到教育部门口，就来了数量远多于学生家长的警察，他们扯起警戒线，把学生家长一个一个强行抓上警车，带走。
也就是说，今天政府是用暴力行为阻止了学生家长们去教育部请愿的行为。这让我明白，我在丰盛派出所所经历的关押与审讯，只不过是他们早就编排好了的一幕荒诞剧，剧本台词虽然陈旧，却成功地篡改了学生家长、媒体记者以及我——我们这些公民的集体意志。
显然，政府是胜利者，公民是失败者。我有幸扮演了一个成全政府胜利的角色。
政府胜利的潜台词是：看你们下次谁还敢再来！公民失败的潜台词又是什么呢？
当这一天的幕布徐徐拉下，从派出所放出来的家长们，一个一个神情暗淡，有的悲痛欲绝，有的痛哭无声。直到最后得知2名记者也被释放，学生家长们才各自回家。一辆警车始终在不远处的街边看守着他们。我几次欲伸手去打开摄像机，但另外一种力量阻止我不忍心去拍摄残酷、悲伤和绝望。但我的眼睛已拍摄了这全部的一切；如果要传播它们，我知道，只有靠我们的心灵。
2011.6.24-25
（陈家坪是跟拍家长们推动教育平等的志愿者，一年来一直在旁边记录，没想到这次居然也被带进了派出所。这是他写的经过。）
此刻，我刚刚睡醒，躺在家里舒适的床上，享受着早晨所特有的宁静。而昨天的这个时候，我起床，匆匆洗漱完毕，背上摄像包出门乘坐4号地铁线。因为学生家长们在网上约定， 2011年6月23日，是他们第12次去教育部请愿的日子。他们是一群非京籍学生家长，他们当中有人来北京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子，二十多年过去，结婚，生子，一个漂泊者总算有了生活的根。但北京政府不这样看，现在，他们的孩子面临高考，他的户籍在哪儿，就得回哪儿去。对于这些学生家长来说，不是你个人生命的创造决定着你生活的根基，而是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早就限定了你的人生自由。并且，不仅仅是你，一个学生家长，还包括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制度不能及时变革，他们孩子的孩子，一代一代，都走不出户籍制度对他们的人生限制。当然政府会说，你可以通过求学改变你的这种命运，但我要说，能以求学改变命运的幸运儿必竟是少数。而现在的问题是，作为非京籍家长的孩子，他尽管在北京接受了同样的北京教育，却不能同样地在北京参加高考。求学也出现了问题。如果按户籍制度规定，孩子回原籍参加高考，两地教材不统一，加之方言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孩子还得重新去适应老家的高考环境。我想，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顺利地适应。问题关键在于，孩子本来在北京健康成长，为什么非要去接受这样一种人为的挫折呢？因此，一些看透这个问题实质的学生家长，自觉地团结起来，在社会上广泛征集签名，每月一次去教育部递交签名册，呼吁政府尽快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今天同时也是他们请愿活动开展一周年的纪念日，签名人数超过３万，《财新》、《燕赵都市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和香港记者将前来跟踪报道他们的请愿活动。
我如约到了灵镜胡同地铁站Ｄ口，走出来，只见一片开阔地。学生家长还没有到，我先来，便去四周蹓跶。回来时，有两名学生家长到了。接着，陆陆续续，学生家长们开始到来。为了不影响正常上班行走的人们，他们自觉散开，三五成群地站到边角无人行走的位置，等还未到来的学生家长。过一会儿，有的学生家长换上了他们统一制作的体恤衫，胸前写着：教育公平，以人为本。后背写着：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我要高考网及网址www.inpeking.net。这时，有两名警察过来，简单地问了问学生家长们的活动情况，因为一会他们就要从这儿离开，警察跟他们聊了聊天就走了。９点钟去教育部的时间快到了，因为有的学生家长去了他们前几次集合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学生家长们决定，留下几个人等其它没有到的家长，其余的先去教育部。我没有多想就留了下来。不一会儿，再次赶来了2名警察，还带上2名协管。一路上，2名协管非常嚣张，直接骂一位学生家长是娘们，好像就要动手打人的架势。他们直接奔向我，气势汹汹地要我出示身份证。我起初没有加以理会，只是收起摄像机不再继续拍摄。但他们并不就此罢休，而是更为严厉地命令我出示身份证。
我表示：“我不是在犯罪，你们只能去命令那些正在犯罪的人。”
警察说：“《警察法》赋予我权利，我可以随时随地要求任何一位公民出示身份证。”
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警察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警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一定的智力，他得发挥智力，先对人有一定的基本判断，怎么能随时随地任意要求公民怎么样呢？
我因此强调：“我现在不是在犯罪。”
“你有犯罪的嫌疑，你必须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警察这样说。
我知道他们冲着我来就是要把我带去派出所。幸好我没有带身份证，这对成全他们的愿望大有好处。但说实话，我今天出门，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来检查我的身份证。于是我说：“我的身份证留在家里没有带上，你们非要检查的话，我明天给你们送来！”
警察一听我没有带身份证，果然气势高涨：“你没有带身份证，就凭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强行抓起来。”（2003年以前，根据当时的收容遣送制度，我就会被拉去筛沙子啦）
说着，警察真的就伸手过来抓我的手臂。我本能地后退，5、6名学生家长立即上来贴身保护我，并七嘴八舌地与警察辩论个不休。局面就这样僵持下来，表面喧嚣，实质上双方都有一种无可奈何。我想我得回避一下，不然学生家长的请愿活动会被我这件事给拖住。这时正好一位学生家长也低下头来提示我：“你先走。”
我环顾一下四周，早已围上了一些前来观看的行人，警察在对他们发出驱散的声音。我就顺着墙壁一侧，向大街走去。警察立刻警觉到了，大声喝道：“你今天跑不了了，我们必须得把你抓到派出所去。”回头又对学生家长们说：“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再不让开，我马上喊大批警察来把你们一起抓走。”
立即，彼此又是一番抓扯，但学生家长们誓死捍卫着我的安全。我被挤得紧贴住墙壁，5、6个学生家长绕着我围成了半个圈。为了给我力量，一位学生家长握住我的手，轻声说：“别怕！如果去派出所，我们陪你去！”
我听了非常感动，也更加冷静。我想我不能坐以待毙，立即把摄像卡取出来，以跟学生家长握手的方式转移出去。这样一来，什么时候去派出所，我无所谓了。
这时，一个警察头目赶来，态度显得非常具有亲和力：“这是一件小事，咱们没必要把它闹大。”
我也不再坚持什么，由2名学生家长陪同，便一道上了警车。
望着警车远去，有４名学生家长跟着找到丰盛派出所，因为我就被抓到了那儿。
我走进丰盛派出所，才觉得手里提着摄像机不合适宜，站下来，在大厅里把摄像机收进包里。警察催促我要到里面的房间去，不让2名学生家长跟我进，驱散他们离开。当我准备进去，一位学生家长叫我把摄像包留给她，警察不同意，必须得由我带着。
依警察抓我的意思，只要查清楚我的身份就没有事了。但真正核实完身份以后，他们并没有放我走的意思，反而是通过核实我的身份，好像查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只听核查的警察直呼：“不能让他走。”
说着真怕我逃跑了一样，另外2名警察慌忙着表示要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房间，同时觉得这应该是需要别的人手来一起完成的一件事情。看着他们这个样子，搞得我也东张西望，好像在跟他们一起想办法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好让彼此都早一些获得安宁。可是警察却说：“这儿是派出所，不是你可以随便张望的地方。”
也许我的确是应该老实一点，应该像真正犯了罪的人一样低下头来，等候着他们的传唤。
于是，我被他们带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房间。里面没有桌椅，空空的，只有一张铺着床垫的单人床。床垫上没有床单和被盖，一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靠在窗子底下，看上去像一辆婴儿车。事实上，它是审讯犯人的工具。犯人一旦坐进去，能动的就只有用来签字和按大印的手。但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审讯室还是囚禁室？我表示抗议：“你们怎么能把我带到一个连坐位也没有的地方呢？”
“你可以坐到床上去！”
“你们要把我关在里面吗？”
“只是暂时呆在这儿，一会儿有市局领导要过来对你进行进一步的核查。”
“那你们不要把门关上。”说着，我主动站到门口里面一点的地方。只要他们关门，我就要伸手去制止。他们不在意我站在门口这儿。
这时，我才感觉房间太凉：“这个房间太凉，让人受不了，能不能换一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最好是一个看上去不像关犯人的地方。”
他们把我换到另外一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但房间格局都一样。当一个相同的东西在你面前重复了两次，你不明白也应该好像能明白了一点儿什么。我不再说什么话，任由一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看守着我。
刚才他们要我交出手机，我没有听从，现在可以派上用场。我首先给朋友电话交待：我现在被警察抓进派出所了，我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放在家里的什么地方，请朋友找到后收检好；月底要交房租，如果到时我还没有出来，请帮我把房租交了。我又给另一个会玩微博的朋友打电话，希望她把我现在的情况发布到网上去。电话一打完，我就有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心境，享受着一个暂时失去了自由的人的生活。
审讯的时候，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里。审讯室的大小跟刚才的房间一样，它们是同一条走廊里的不同房间。审讯室里有4把椅子，一把放在办公桌后面，显然是等着审讯我的警察来坐，对面一把椅子就是为被审讯的人准备的，现在它属于我。我坐上去，看见审讯警察左边的椅子上坐着两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他们的表情像是不知道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为什么发生？索性就不去多想，反正跟自己又没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不带身份证？”警察开始讯问我。
“我有身份证，只是没有带在身上而已。”
“没有带在身上就是违法！”警察说。
哦，是这样的吗？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身份证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我指着旁边那两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我说：“我想现在他们的身上也没有身份证，他们也跟我一样违法了吗？我想现在你的身上也没有带身份证，是吧？”
警察说：“我的身份证在上面的办公室里，你要看吗？”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妥当，警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要跟我打一个赌，好以此挽回一点儿什么：“你相信我的身份证就在我的身上吗？如果我马上拿出来，你就承认自己是违法了吗？”
我听了觉得实在搞不懂这是什么逻辑，一时发愣。当然，这种时候我往往会显得有那么一点儿愚蠢。
“你知道法吗？”警察又开始问我。
“法？”我一时摸不到头：“我可能不知道你所要问的是什么法？现在你正好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我私下里认为，那两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一定也跟我一样不知道。
警察说：“不知道法你也敢乱拍？”
“我没有乱拍，我是拍学生家长，而他们也愿意让我拍。”
“你有记者证吗？没有政府的许可，你也敢随便去拍？”
“记者是为了新闻报道，且多是去关注领导的言行和主流社会所发生的事件，而学生家长们是不被关注的一群人，我不拍，记者差不多也没有人敢去拍；作为公民，我做什么不必事事都由政府来决定，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任何人都有个人选择的权利，我拍摄的自由。”
“谁知道你拍摄下来会干什么用呢？”
“是呀，我也还没有想好怎么来处理哩。”
警察又问我：“你知道你拍摄的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吗？”
我说：“我知道，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在北京正常参加高考的权利。”
“政府相关部门知道怎么来解决，不需要他们去争取。”
“怎么会不需要呢？”我说：“当然，政府部门有他们了解问题的渠道和方式，但学生家长们自己把情况反映出来，不是更为直接、客观，更有利于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吗？”
“啊，都这么一大堆人跑到大街上去闹，社会不乱套了吗？”警察说。
“这的确是政府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说：“但学生家长们一直非常理性，他们呼吁，作调研，想解决办法，并不是在闹事！”
“哦，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都这样，今天我看你不顺眼，是不是就可以打你一顿，侮辱你一番呢？”
“这没有可比性吧！”
“一样的嘛，我就是对你不满嘛，所以我可以打你侮辱你。”警察这样说。
我说：“我是觉得你说的不行，但你说的具体是什么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都是不满嘛！”警察固执已见。
“你一个劲地这样来说服我，是不是如果我遇到什么不满就可以随便去打人侮辱人哪？”
我说完后，警察变得沉默了。
过一会，警察又问了我一些非逻辑的话，似乎以此可以得出我在精神上有些毛病。
“你就别绕弯子了！”我不耐烦了：“咱们还是来干点正事吧？”
警察说：“在这儿，不是你来安排我，你只需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于是，姓名，我回答了；年龄，我回答了；民族，我回答了；性别，这个问题太像香港三流电影的台词，我也笑着回答了。
这时，抓我进来的警察头目推门进来，他问审讯我的警察：“审讯得怎么样了？他什么都明白。”说着抬头看着我说：“就这点事，你别绕来绕去，老老实实的，早点说完就完。”
再过一会儿，所谓的市局领导来了两名警察，一个进来后笑呵呵地就要看我拍摄的东西，一个端着摄像机对着我们开始拍摄。
“快快快，让我看看。”感觉是某个好朋友在催促着要看我刚拍摄回来的游玩照片。
“我把摄像卡给扔了。”我不得不对他撒谎。
他好像还很是大度，他也许是这样想：扔了就扔了呗，反正也没有拍上什么东西。因为他就这样呆了一会就走了。
我还继续被看守着。审讯我的警察也许吃午饭去了，留下两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我完全忘记了要吃午饭这回事。
刚才被审讯时，警察中途收去了我的手机，现在手机就摆放在审讯桌上。我起身拿起来翻看信息，有一条信息告诉我：艾未未被放出来，许志永昨晚被抓进去。其中一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命令我马上把手机放回原处。他突然气势汹汹，发音里充满着含混不清的方言，以至于显得词不达意，听上去不是他自己需要发出的那种威严，而是气馁。我能理解他的着急，因为我也是一位说话方言味很重的人。我安抚他，“你不必这么严厉，我看看就放回原处，不会让你为难。”
于是，他坐回到原位；我放下手机，也坐回原位。
再审讯我时，我直接就问：“事情很严重吗？”
警察没有回答我，他好像突然显得有一些深沉，一会仰靠在椅背上，一会凝神思索，不时还用眼睛盯着我看，然后拿起笔在纸上写写画画。我说：“你这个时候看上去像一个画家。”
“你像一个诗人。”他不加思索地这么回了我一句。我大吃一惊，是我的神态让他有这种印象呢，还是他对我已有所了解？
我们顿时像两个神交已久的朋友，各自都体会着一些让人心领神会的东西。他问我有什么样的一些人生经历，问到我父亲时，警察说：“你父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昨天是父亲节知道吗？给你父亲打过电话了吗？”
见我沉默了，警察说我：“不孝啊！”
我是感到有些惭愧！其间，警察先后接到了两次家人来电，他向家人说自己正在办理一个案子。
接下来，警察开始翻看我的摄像包，命令我：“把鞋子脱掉。”
这令我大为不悦。我抗议：“我还不是罪犯，可是你却把我当罪犯一样对待了，你无权乱翻我的私人物品。”
警察不动声色，他表示：“我刚才已给你宣布过了，你涉嫌扰乱公共空间秩序罪。“
我心想，这是什么罪呀，我八辈子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公共空间了，何来扰乱！我对警察说：“我拍摄愿意让我拍摄的人，这扰乱谁了？有人向你们投诉过我吗？反而是你们警察来抓我，引起行人围观，扰乱了街道上行人的正常生活秩序。”
“你素质也太差了，要批评我也要抓到点子嘛！”警察轻视我说：“现在你知道作为一个法盲是多么吃亏了吧？”
“我的确是对你的法了解不多，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犯罪。”我说：“政府在我们接受教育的年龄，只告诉我们警察在文明执法，没有说明警察可以随便翻看一个公民的私人物品，我有隐私权。”
警察说：“我打你了吗？我告诉你，在警察面前公民没有任何隐私。”
是这样的吗？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警察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在我的抗议下，警察把我的摄像机装回到包里，别的，他叫我从身上衣兜里掏出来的钱和杂物，也让我收好。手机还给了我。
警察递给我看审讯记录，三页，他说：“每页都盖上你的手印吧！”
我用中指去按蓝色的印泥，警察制止，比划着教我用食指。其中一个小男孩一样的男保安小声对我说：“以后别到这儿来了。”
呵呵，但这由得了我吗？你听审讯的警察怎么说：“你呆会走的时候，我们再派人跟你一起去扔卡的地方，把卡找回来。”
哦，警察并没有相信我把摄像卡扔掉了，他在摄像包里偷偷寻找呢。佩服！这么一位工作尽心的公务员。如果我真是一名罪犯，他的工作就太完美了！
对我的审讯结束，但还不能走，再去另外一间审讯室里呆着，等市局领导对我作出最后的发落。我离开审讯室，刚走出门口，就碰见一位被带来审讯的学生家长，她叮嘱我：“你别怕，好好配合警察的工作。”
然后，她走进审讯室。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随后我知道，她和另外4名学生家长一直守在丰盛派出所大厅，坚持要派出所把我释放出来，否则他们不会离开。既然是这样，警察就把他们也全部关押起来，一个一个进行审讯。我听见一位学生家长因为饥饿，紧张，周身无力，手开始抽经，疼痛得叫唤起来。
这时，一位不知名的网友发来短信：“我在功权大哥和千帆教授围博上获得你的电话，我们永远支持你，保重！”我顿时感受到，这是我此刻所能听到的全部的声音。当你在高墙之内，一个声音就是全部的声音；当你在高墙之外，众声之中，也许连一个声音你也不能真正地感受到。
从上午8:30分左右我被抓起来，到下午2:44分被释放，我在丰盛派出所被关押了6个小时左右。出来以后，我背着摄像包从一条小街向西单大悦城走去，那儿有一批陆陆续续从二龙路派出所放出来的学生家长。原来，今天，所有的学生家长都被派出所给抓进去了。上午先去教育部的17名学生家长和2名媒体记者，还没有走到教育部门口，就来了数量远多于学生家长的警察，他们扯起警戒线，把学生家长一个一个强行抓上警车，带走。
也就是说，今天政府是用暴力行为阻止了学生家长们去教育部请愿的行为。这让我明白，我在丰盛派出所所经历的关押与审讯，只不过是他们早就编排好了的一幕荒诞剧，剧本台词虽然陈旧，却成功地篡改了学生家长、媒体记者以及我——我们这些公民的集体意志。
显然，政府是胜利者，公民是失败者。我有幸扮演了一个成全政府胜利的角色。
政府胜利的潜台词是：看你们下次谁还敢再来！公民失败的潜台词又是什么呢？
当这一天的幕布徐徐拉下，从派出所放出来的家长们，一个一个神情暗淡，有的悲痛欲绝，有的痛哭无声。直到最后得知2名记者也被释放，学生家长们才各自回家。一辆警车始终在不远处的街边看守着他们。我几次欲伸手去打开摄像机，但另外一种力量阻止我不忍心去拍摄残酷、悲伤和绝望。但我的眼睛已拍摄了这全部的一切；如果要传播它们，我知道，只有靠我们的心灵。
2011.6.24-25
(964)[转帖]斯伟江:律师业，真的孽
一个前现代的司法体制非要配一个现代化的零件，这个零件最后的结果是，破损或者成摆设。
这就是中国刑辩律师的宿命。
毋庸讳言，现在如果一个地方的书记要做成的案子，鲜有做不成的，可谓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律师如想发挥其独立作用，结局：前有李庄，后有北海四律师。律师有没有事，完全看体制内长官的自律谦抑。广西北海，前有许坤村长案，现在再出四律师三证人同时被抓，证明了主政者的强势，现代化的零件在强势长官面前，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冤如故。
其实，92年我刚开始从事律师业时，面对国家公诉人时，我们是国家辩护人，都是国家编制，国家发工资。在小平画圈后，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后，才需要律师为经济建设服务，才有律师下海。
可是，您别忘记了，律师为经济建设服务，没说为维护人权服务。刑辩律师随着民商律师一起市场化了，民商涉外律师对手不是国家，而刑辩律师，即使市场化了，对手仍是国家，而自己，已经不是国家辩护人，是犯罪嫌疑人的律师。这孽债就如此种下了。刑诉法的几次修改，也都本着打击犯罪的效率优先，而保护人权的公平在后。
当市场化的律师面对没有改变的国家司法机器，稍不留神，即被倾轧。得罪公安，公安可以抓人，得罪检察，检察可以抓人，得罪法院，政法委可以抓人。唯一得罪得起的是，自己的当事人，所以，很多律师不做刑案，有的甚至为虎作伥，牺牲自己当事人的利益，如乐清钱云会系列案中的某个律师。
如何能改变这个局面？当杨金柱联络多个律师奔赴北海时，我依稀看到美国民权运动时，芝加哥的著名刑辩律师奔赴各地为民权案子、黑人权益出庭。不同的是，这背后并没有民权运动NGO伴随左右，律师协会在强权面前，其孱弱令人心痛。
当二杨（杨金柱，杨海鹏）拔高刑辩律师的道德时，我不禁想说，不是律师多么高尚，只是这个职业非常必要，要没有这个职业，整个刑事司法体制重新回到现代之前，大老爷明镜高悬，小民罪该万死。上海国土局副局长陶校兴受贿上千万，不要律师，结果就是一个无期。这样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是唱着红歌回到前现代，还是咬咬牙，走向现代化，刑辩律师业，是个风向标。
佛教说，有业才有报。消除这个罪业，根本上，需要整个司法体制向上提升，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火烧眉毛的当下，除了刑辩律师自己小心，看清形势，慎重取证。最关键的，就是动员外地民间的力量，对强势的长官进行异地监督。最大的督抚，也忌讳清议的力量，毕竟朝廷之中也有健康力量。
一旦朝廷要动手，普天之下无异地监督，不过，清议仍有力量，有机会，仍要发声。观念的力量，有时就是扳道工。
至于有些案子，说反华势力干涉我国内政，是否属于异地监督范畴？按说，朝廷以夷制夏，有的是办法，大国都崛起了，还怕个鸟！何况，反华势力这个稻草人用久了，鸟，他妈的，也不怕了。
http://blog.caing.com/article/21657/
这就是中国刑辩律师的宿命。
毋庸讳言，现在如果一个地方的书记要做成的案子，鲜有做不成的，可谓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律师如想发挥其独立作用，结局：前有李庄，后有北海四律师。律师有没有事，完全看体制内长官的自律谦抑。广西北海，前有许坤村长案，现在再出四律师三证人同时被抓，证明了主政者的强势，现代化的零件在强势长官面前，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冤如故。
其实，92年我刚开始从事律师业时，面对国家公诉人时，我们是国家辩护人，都是国家编制，国家发工资。在小平画圈后，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后，才需要律师为经济建设服务，才有律师下海。
可是，您别忘记了，律师为经济建设服务，没说为维护人权服务。刑辩律师随着民商律师一起市场化了，民商涉外律师对手不是国家，而刑辩律师，即使市场化了，对手仍是国家，而自己，已经不是国家辩护人，是犯罪嫌疑人的律师。这孽债就如此种下了。刑诉法的几次修改，也都本着打击犯罪的效率优先，而保护人权的公平在后。
当市场化的律师面对没有改变的国家司法机器，稍不留神，即被倾轧。得罪公安，公安可以抓人，得罪检察，检察可以抓人，得罪法院，政法委可以抓人。唯一得罪得起的是，自己的当事人，所以，很多律师不做刑案，有的甚至为虎作伥，牺牲自己当事人的利益，如乐清钱云会系列案中的某个律师。
如何能改变这个局面？当杨金柱联络多个律师奔赴北海时，我依稀看到美国民权运动时，芝加哥的著名刑辩律师奔赴各地为民权案子、黑人权益出庭。不同的是，这背后并没有民权运动NGO伴随左右，律师协会在强权面前，其孱弱令人心痛。
当二杨（杨金柱，杨海鹏）拔高刑辩律师的道德时，我不禁想说，不是律师多么高尚，只是这个职业非常必要，要没有这个职业，整个刑事司法体制重新回到现代之前，大老爷明镜高悬，小民罪该万死。上海国土局副局长陶校兴受贿上千万，不要律师，结果就是一个无期。这样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是唱着红歌回到前现代，还是咬咬牙，走向现代化，刑辩律师业，是个风向标。
佛教说，有业才有报。消除这个罪业，根本上，需要整个司法体制向上提升，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火烧眉毛的当下，除了刑辩律师自己小心，看清形势，慎重取证。最关键的，就是动员外地民间的力量，对强势的长官进行异地监督。最大的督抚，也忌讳清议的力量，毕竟朝廷之中也有健康力量。
一旦朝廷要动手，普天之下无异地监督，不过，清议仍有力量，有机会，仍要发声。观念的力量，有时就是扳道工。
至于有些案子，说反华势力干涉我国内政，是否属于异地监督范畴？按说，朝廷以夷制夏，有的是办法，大国都崛起了，还怕个鸟！何况，反华势力这个稻草人用久了，鸟，他妈的，也不怕了。
http://blog.caing.com/article/21657/
(963)[转帖]乳业标准：国情与什么有关？
首发于经济观察网：http://www.eeo.com.cn/2011/0623/204436.shtml
郭玉闪/文
一场关于乳品新国标与欧美标准相比太低的讨论，居然也能被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德归结到中国国情，真让人又好笑又生气。
中国人生产不出高标准的生乳吗？
当然不是。欧洲人的标准是每毫升生乳菌落总数不高于10万，中国现在的标准是200万，但广东的标准已经能控制在20万以内，与欧洲人相比虽不中亦不远矣。
中国人愿意消费更不健康的食品吗？
更不是了。否则三聚氰胺之后，为什么国人纷纷转而买洋牛奶？即使洋牛奶通常价格更高，口味未必更合适。不就是图一个安全嘛。
既然中国人有能力生产出高标准的生乳、奶制品；中国人也与全世界人民一样，希望喝到健康安全的牛奶；那这位那达木德秘书长说 “奶业标准是基于国情制定的”，此国情又与什么有关呢？
其实，说破了，无非就是有一大批乳品企业虽然能力不足以给国人提供安全性高的牛奶，但又不愿意被淘汰，于是祭出了中国国情来掩饰，他们的言下之意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差，所以我们这些乳品企业也差的有理，应该继续生存。多可笑的逻辑啊。
国情论的升级版就是民族产业论。因为出于安全考虑，中国人依然可以不买这些国情论企业的账，转而去购买更符合安全的乳品，比如洋乳制品。民族产业论就是为了断绝国人的这一选择权，剥夺国人不选择这些国内不合格产品的权利。想象一下，如果国外乳品企业全部被赶出中国，那就算中国的乳品再差再不健康，中国消费者只要想喝不还得乖乖掏钱买？更何况，除非发生三鹿奶粉这样的大事，否则这些国内乳制品企业都能轻松的动用危机公关将负面新闻影响降低到最低点，以至于消费者根本无从知道所消费产品是否安全。
民族产业论的升级版是国家安全。民族产业是用来消灭来自国外的竞争对手，国家安全则是用来消灭所有的竞争对手。典型的比如石油产业，既禁止民营化，也禁止国外任意进口，即只有由中石油中石化等才有进口权。可是，如果石油对国家安全真的那么重要，为什么不大规模放开进口，让外国人千里迢迢把油运来给中国人用、让中国人占外国便宜呢？这些油既比中国人自己生产的油好，又便宜，最妙的是还不用消耗中国的资源。何乐而不为？
所以，无论国情论、民族产业论甚至国家安全，都不见得真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但一定是为了这些歪瓜裂枣式企业的利益。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不在提高消费者放心度和满意度上努力，而是在利用一些歪门邪道来排斥市场竞争、愚弄老百姓上越走越远。
最可怕的是，这种幼稚的戏法在中国能登堂入室，掌握管制权利的政府部门愿意为他们背书。三鹿企业在出事前有多项国家证书加身，甚至央视不断播放三鹿如何可靠的广告。等三鹿企业出事，天下人都知道三聚氰胺添加剂对人体的毒害后，政府部门居然还出台标准，公开允许婴幼儿配方乳粉中可以含一定量的三聚氰胺！这个荒唐到极点的做法一直持续了561天，直到去年4月份乳品新标准出台才总算将三聚氰胺从标准里去除。
为什么中国总会信任危机？张维迎教授说的好，政府不讲信用要占最重要的原因。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当劣质企业总能绑架政府为之背书，危机就会从一个企业扩散到一个行业，从一个行业扩散到整个社会，于是，什么危机最后都变成政府信任危机了。可不鉴哉？！
郭玉闪/文
一场关于乳品新国标与欧美标准相比太低的讨论，居然也能被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德归结到中国国情，真让人又好笑又生气。
中国人生产不出高标准的生乳吗？
当然不是。欧洲人的标准是每毫升生乳菌落总数不高于10万，中国现在的标准是200万，但广东的标准已经能控制在20万以内，与欧洲人相比虽不中亦不远矣。
中国人愿意消费更不健康的食品吗？
更不是了。否则三聚氰胺之后，为什么国人纷纷转而买洋牛奶？即使洋牛奶通常价格更高，口味未必更合适。不就是图一个安全嘛。
既然中国人有能力生产出高标准的生乳、奶制品；中国人也与全世界人民一样，希望喝到健康安全的牛奶；那这位那达木德秘书长说 “奶业标准是基于国情制定的”，此国情又与什么有关呢？
其实，说破了，无非就是有一大批乳品企业虽然能力不足以给国人提供安全性高的牛奶，但又不愿意被淘汰，于是祭出了中国国情来掩饰，他们的言下之意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差，所以我们这些乳品企业也差的有理，应该继续生存。多可笑的逻辑啊。
国情论的升级版就是民族产业论。因为出于安全考虑，中国人依然可以不买这些国情论企业的账，转而去购买更符合安全的乳品，比如洋乳制品。民族产业论就是为了断绝国人的这一选择权，剥夺国人不选择这些国内不合格产品的权利。想象一下，如果国外乳品企业全部被赶出中国，那就算中国的乳品再差再不健康，中国消费者只要想喝不还得乖乖掏钱买？更何况，除非发生三鹿奶粉这样的大事，否则这些国内乳制品企业都能轻松的动用危机公关将负面新闻影响降低到最低点，以至于消费者根本无从知道所消费产品是否安全。
民族产业论的升级版是国家安全。民族产业是用来消灭来自国外的竞争对手，国家安全则是用来消灭所有的竞争对手。典型的比如石油产业，既禁止民营化，也禁止国外任意进口，即只有由中石油中石化等才有进口权。可是，如果石油对国家安全真的那么重要，为什么不大规模放开进口，让外国人千里迢迢把油运来给中国人用、让中国人占外国便宜呢？这些油既比中国人自己生产的油好，又便宜，最妙的是还不用消耗中国的资源。何乐而不为？
所以，无论国情论、民族产业论甚至国家安全，都不见得真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但一定是为了这些歪瓜裂枣式企业的利益。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不在提高消费者放心度和满意度上努力，而是在利用一些歪门邪道来排斥市场竞争、愚弄老百姓上越走越远。
最可怕的是，这种幼稚的戏法在中国能登堂入室，掌握管制权利的政府部门愿意为他们背书。三鹿企业在出事前有多项国家证书加身，甚至央视不断播放三鹿如何可靠的广告。等三鹿企业出事，天下人都知道三聚氰胺添加剂对人体的毒害后，政府部门居然还出台标准，公开允许婴幼儿配方乳粉中可以含一定量的三聚氰胺！这个荒唐到极点的做法一直持续了561天，直到去年4月份乳品新标准出台才总算将三聚氰胺从标准里去除。
为什么中国总会信任危机？张维迎教授说的好，政府不讲信用要占最重要的原因。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当劣质企业总能绑架政府为之背书，危机就会从一个企业扩散到一个行业，从一个行业扩散到整个社会，于是，什么危机最后都变成政府信任危机了。可不鉴哉？！
(962)[转帖]柏蔚林:告别毛时代：读茅（续）
大约在10年以前，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位大学学友家里读到了茅于轼老先生的几本著作，记得其中包括有《生活中的经济学》和《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两本书，当时就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深为老先生的睿智和犀利叹服不已。后来临别之时我婉言提出可否借阅，以便仔细研读一番。结果被学友识破用心，知道我经常借书如刘备借荆州，当下遭严词拒绝，只好作罢。过了一段时间，单位派去北京学习。在西单的新华书店大楼，我直接向一位工作人员询问有无这几本书，结果被直白告知，“茅于轼的书不让卖”。当时真的很惊讶，没有想到这样的书竟然也在禁止之列。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比较关注老先生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动态。事实上，直到今天，作为当前国内最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仍然是少数最为敢言的学者中的一位。在这次所谓“公诉”事件中，视铺天盖地而来的威胁、毁谤、谩骂如无物，在一次采访中，茅于轼先生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动机，“我只是挑头讨论中国的未来”。在他看来，这个“未来”，就是中国要“走向何方”，是继续毛式的“专政”思维，还是走向“人权民主法制”？
事实远非如很多左派人士所咒骂的那样，老先生除了一贯“恶毒攻击”毛，就什么也没有了。早在2003年的一篇关于毛的评论文章中，他曾经这样肯定毛的历史功绩一面，“基本上是站在穷人立场上想问题作事情的”， “确实为穷人做了不少事”，“一辈子和强势集团作斗争”， “是很了不起的”。在这次所谓“公诉”事件之后，他先后接受了一次采访，发表了一篇“再认识”，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由此可见，他对于毛的评价是一贯的，正面与负面评价兼顾，而并非某些政治派别所认定的那样偏激。在茅老先生的眼中，毛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而是一种文化模式的图腾，对于这种文化模式的态度，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看来，对于茅老先生人身的攻击、辱骂，都陷入了一种泼妇骂街式的报复方式，所谓的“公诉”者们并没有了解茅文所指向的真正目标，也不清楚作者是以何种角度来审视历史和历史人物，更遑论理解他的动机了。结果各种“特务”“汉奸”的帽子满天飞，甚至北京一位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都公开出来说，文章肯定不是茅于轼所作，而是CIA的策划，要来试探中国还有多少毛的支持者。
从他前前后后的几次表述中，具有分析能力的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老先生发声的动机，并不在于仅仅去评判一个已经逝去多年的历史人物，而是在于厘清毛的政治遗产。他希望所有关心这个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来深入地思考毛的历史作用，以及他所建立的体制框架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走出毛的时代。在学界有一种习惯，往往喜欢用某个历史人物的卒年，来作为某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因而1976年之后的中国，往往被称为“后毛”时代或者“邓时代”。然而作为经济学家的茅老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即便是在毛过世30多年后，其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如果不能清楚地了解毛的时代和毛的思想，国家民族就不能走出这一段历史，不真正告别毛的时代，就无法进入“人权民主法制”的新阶段。因而作为一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当毛在别人眼中已经是一个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物之时，（甚至邓都已经去世10余年之久），老先生依然敏锐地意识到了，虽然历史的演进存在着渐变和突变，但路径依赖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毛创建的体制仍然在顽强地左右着今天中国的政局。因此在我看来，老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判者，而是在呼唤着一场新的思想革命，一场倡导“人权民主法制”的新文化，来改变整个社会不断加剧的颓势。
很显然，这个茅呼唤的“新文化”完全不同于那个毛所发动的“文化革命”。近来关于苏联解体的话题很多，很多拥护“文革”的左派人士甚至认为，如果苏联也经历过一场“文革”一样的运动，大概就不会解体了。这样缺乏常识和逻辑的话听起来当然很荒唐可笑了。这里顺带说几句，“文革”并非中国特产，其发明专利权本身就是属于苏共和斯大林的。苏联的“文革”起于1928年，前后大致经历了3-4年，于1931-1932年结束。整个运动由斯大林主导，主要的目的就是进行思想和文化的改造。运动以苏共青年团的青年近卫军和作家协会为主力，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消灭旧的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异质思维方式，在党内和党外培养驯服的新文化精英阶层，鼓励反映劳动阶级生活主题的创作模式，改造旧的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劳动者出身的大学生，教育的内容以理工科教育为主，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思想主导的人文科学。客观而言，这一运动成功地创造了与前辈截然不同的“新”一代苏联人，并取代了经历过旧时代的党内党外的精英阶层，在旧俄与苏联之间竖起一道看不见的高墙，使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牢牢占据了社会思想的主流。在这一运动中培养出的一批干部，后来成为大清洗时代的主力，为斯大林巩固其绝对权力立下了汗马功劳。无庸赘述，苏联经验从20-30年代起，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对于中国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而毛的“文革”就是其结果之一。
从这次“公诉”事件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时代的“文化革命”与茅所呼唤的“新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别。在某些左派人士的眼里，沿袭毛式“文化革命”里阶级斗争永远不会自动熄灭的理论，因而茅于轼及其所代表的势力与他们之间是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斗争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他们才大张旗鼓，在全国各地大造声势，对茅于轼进行所谓“公诉”，要绳之以法，从肉体上消灭这个敌人。而茅老先生所呼吁的“新文化”，并没有把任何一个人视为特定的敌人，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认清毛时代，走出毛时代，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去除“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影响，让“人权民主法制”成为时代主流的话语，从而没有人会是最后的失败者。现在一些人士希望通过恢复所谓的某些红色传统，重新来过一轮造神运动，意在一切高度统一，消除个人思考与活动的能力，以恢复毛时代掌权柄者高高在上，而万众匍匐于其脚下、俯首帖耳的局面。很明显，并非每一个人（包括组织者与参与者）都意识到这些活动的深层文化含义，不少人还天真地以为通过这种运动，可以解决当前社会上的种种问题。但是事实是，当一个人高唱大救星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无意中，把自己置于无思想无自由的可悲境地，彻底否定自己的一切，凡事都要期待着大救星的安排。因而茅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是历史的陈迹，并且在事实上否定了人民应有的主导地位，中国要有未来，没有人需要去膜拜大救星。
很多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美国的社会从小到大都很强调“领导”文化的教育。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所谓“领导”文化的理解，是中美两种文化的重大差别之一。在美国，一个人有政治上或者事业上的抱负，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一大堆人在一起，竞选各级政府职位的画面，而竞选的口号，就集中在竞选人如何能够更好的为国家、人民服务，我做总统、州长更合适，所以请投我一票。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可以说“领导”文化一直是几千年历史的主轴，但却具有着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在美国这些年里，我一直试图理解美国文化里的leadership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始终一直感到困惑。直到后来有一天，去儿子的幼儿园参加活动，看见幼儿园的老师在给小孩子们讲leadership， 忽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高度进步的社会中，“领导”能力实际上指的是组织、协调、合作的能力，而在后进社会中，很大程度上，它就变成了让别人闭嘴，然后少数人自己享受特权的能力。不幸的是，在中国历史几千年里，我们在多数时候看到的是后一种定义的“领导”。毛的时代曾经试图改变这种文化，但可惜由于其内在原因而无可避免地失败了，不仅如此，毛的时代还为特权阶层力量的急剧扩张，打下了体制的基础。直到今天，无论左派右派，谁也无法否认，特权泛滥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境地。
毛时代针对官僚体制的革命何以无果而终呢？其实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角度，就能看得很清楚。记得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早就说过，意识的产生必须通过物质的实践，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对于人的主观意识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还曾经称赞过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具有很高的唯物主义意识：“住在皇宫里的人，和住在茅草屋里的人，所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套用这样的话语，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在其回忆录中，也曾经说过一句高度唯物主义的话：“主席看过很多的古书，古代宫廷里整人的办法，没有不知道的。” 如果回顾这百多年来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推动毛式革命的，并非只有被“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在其中的作用，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我曾经在人民网上看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所写回忆录的介绍，其中有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描述，令人震撼。当时周嚎啕大哭，拉着已经昏厥的毛的手说，“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至此一切就已经很明白了，毛试图改造一种文化，却始终无法跳出这种文化本身的束缚。相比较于以权力斗争为核心的毛式革命，几百年前美国独立战争就是一场完全不同的革命。当时起义者提出的口号，就是“没有代表权，不纳税”。英国不给北美的殖民者应有的议会代表权，北美殖民地因而掀起了独立运动。这同样是一场暴力革命，但所争取的，是人与人平等的权利，而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所以更具有文化上革命的意义。简而言之，茅老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重提毛的历史教训，就是想要提醒大家，中国迫切需要文化上革命性的新思维，不走出毛的时代。就不会有全新的未来。茅不是左派的敌人。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abd633828f4ba53
事实远非如很多左派人士所咒骂的那样，老先生除了一贯“恶毒攻击”毛，就什么也没有了。早在2003年的一篇关于毛的评论文章中，他曾经这样肯定毛的历史功绩一面，“基本上是站在穷人立场上想问题作事情的”， “确实为穷人做了不少事”，“一辈子和强势集团作斗争”， “是很了不起的”。在这次所谓“公诉”事件之后，他先后接受了一次采访，发表了一篇“再认识”，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由此可见，他对于毛的评价是一贯的，正面与负面评价兼顾，而并非某些政治派别所认定的那样偏激。在茅老先生的眼中，毛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而是一种文化模式的图腾，对于这种文化模式的态度，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看来，对于茅老先生人身的攻击、辱骂，都陷入了一种泼妇骂街式的报复方式，所谓的“公诉”者们并没有了解茅文所指向的真正目标，也不清楚作者是以何种角度来审视历史和历史人物，更遑论理解他的动机了。结果各种“特务”“汉奸”的帽子满天飞，甚至北京一位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都公开出来说，文章肯定不是茅于轼所作，而是CIA的策划，要来试探中国还有多少毛的支持者。
从他前前后后的几次表述中，具有分析能力的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老先生发声的动机，并不在于仅仅去评判一个已经逝去多年的历史人物，而是在于厘清毛的政治遗产。他希望所有关心这个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来深入地思考毛的历史作用，以及他所建立的体制框架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走出毛的时代。在学界有一种习惯，往往喜欢用某个历史人物的卒年，来作为某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因而1976年之后的中国，往往被称为“后毛”时代或者“邓时代”。然而作为经济学家的茅老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即便是在毛过世30多年后，其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如果不能清楚地了解毛的时代和毛的思想，国家民族就不能走出这一段历史，不真正告别毛的时代，就无法进入“人权民主法制”的新阶段。因而作为一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当毛在别人眼中已经是一个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物之时，（甚至邓都已经去世10余年之久），老先生依然敏锐地意识到了，虽然历史的演进存在着渐变和突变，但路径依赖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毛创建的体制仍然在顽强地左右着今天中国的政局。因此在我看来，老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判者，而是在呼唤着一场新的思想革命，一场倡导“人权民主法制”的新文化，来改变整个社会不断加剧的颓势。
很显然，这个茅呼唤的“新文化”完全不同于那个毛所发动的“文化革命”。近来关于苏联解体的话题很多，很多拥护“文革”的左派人士甚至认为，如果苏联也经历过一场“文革”一样的运动，大概就不会解体了。这样缺乏常识和逻辑的话听起来当然很荒唐可笑了。这里顺带说几句，“文革”并非中国特产，其发明专利权本身就是属于苏共和斯大林的。苏联的“文革”起于1928年，前后大致经历了3-4年，于1931-1932年结束。整个运动由斯大林主导，主要的目的就是进行思想和文化的改造。运动以苏共青年团的青年近卫军和作家协会为主力，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消灭旧的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异质思维方式，在党内和党外培养驯服的新文化精英阶层，鼓励反映劳动阶级生活主题的创作模式，改造旧的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劳动者出身的大学生，教育的内容以理工科教育为主，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思想主导的人文科学。客观而言，这一运动成功地创造了与前辈截然不同的“新”一代苏联人，并取代了经历过旧时代的党内党外的精英阶层，在旧俄与苏联之间竖起一道看不见的高墙，使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牢牢占据了社会思想的主流。在这一运动中培养出的一批干部，后来成为大清洗时代的主力，为斯大林巩固其绝对权力立下了汗马功劳。无庸赘述，苏联经验从20-30年代起，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对于中国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而毛的“文革”就是其结果之一。
从这次“公诉”事件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时代的“文化革命”与茅所呼唤的“新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别。在某些左派人士的眼里，沿袭毛式“文化革命”里阶级斗争永远不会自动熄灭的理论，因而茅于轼及其所代表的势力与他们之间是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斗争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他们才大张旗鼓，在全国各地大造声势，对茅于轼进行所谓“公诉”，要绳之以法，从肉体上消灭这个敌人。而茅老先生所呼吁的“新文化”，并没有把任何一个人视为特定的敌人，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认清毛时代，走出毛时代，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去除“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影响，让“人权民主法制”成为时代主流的话语，从而没有人会是最后的失败者。现在一些人士希望通过恢复所谓的某些红色传统，重新来过一轮造神运动，意在一切高度统一，消除个人思考与活动的能力，以恢复毛时代掌权柄者高高在上，而万众匍匐于其脚下、俯首帖耳的局面。很明显，并非每一个人（包括组织者与参与者）都意识到这些活动的深层文化含义，不少人还天真地以为通过这种运动，可以解决当前社会上的种种问题。但是事实是，当一个人高唱大救星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无意中，把自己置于无思想无自由的可悲境地，彻底否定自己的一切，凡事都要期待着大救星的安排。因而茅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是历史的陈迹，并且在事实上否定了人民应有的主导地位，中国要有未来，没有人需要去膜拜大救星。
很多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美国的社会从小到大都很强调“领导”文化的教育。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所谓“领导”文化的理解，是中美两种文化的重大差别之一。在美国，一个人有政治上或者事业上的抱负，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一大堆人在一起，竞选各级政府职位的画面，而竞选的口号，就集中在竞选人如何能够更好的为国家、人民服务，我做总统、州长更合适，所以请投我一票。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可以说“领导”文化一直是几千年历史的主轴，但却具有着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在美国这些年里，我一直试图理解美国文化里的leadership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始终一直感到困惑。直到后来有一天，去儿子的幼儿园参加活动，看见幼儿园的老师在给小孩子们讲leadership， 忽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高度进步的社会中，“领导”能力实际上指的是组织、协调、合作的能力，而在后进社会中，很大程度上，它就变成了让别人闭嘴，然后少数人自己享受特权的能力。不幸的是，在中国历史几千年里，我们在多数时候看到的是后一种定义的“领导”。毛的时代曾经试图改变这种文化，但可惜由于其内在原因而无可避免地失败了，不仅如此，毛的时代还为特权阶层力量的急剧扩张，打下了体制的基础。直到今天，无论左派右派，谁也无法否认，特权泛滥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境地。
毛时代针对官僚体制的革命何以无果而终呢？其实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角度，就能看得很清楚。记得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早就说过，意识的产生必须通过物质的实践，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对于人的主观意识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还曾经称赞过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具有很高的唯物主义意识：“住在皇宫里的人，和住在茅草屋里的人，所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套用这样的话语，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在其回忆录中，也曾经说过一句高度唯物主义的话：“主席看过很多的古书，古代宫廷里整人的办法，没有不知道的。” 如果回顾这百多年来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推动毛式革命的，并非只有被“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在其中的作用，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我曾经在人民网上看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所写回忆录的介绍，其中有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描述，令人震撼。当时周嚎啕大哭，拉着已经昏厥的毛的手说，“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至此一切就已经很明白了，毛试图改造一种文化，却始终无法跳出这种文化本身的束缚。相比较于以权力斗争为核心的毛式革命，几百年前美国独立战争就是一场完全不同的革命。当时起义者提出的口号，就是“没有代表权，不纳税”。英国不给北美的殖民者应有的议会代表权，北美殖民地因而掀起了独立运动。这同样是一场暴力革命，但所争取的，是人与人平等的权利，而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所以更具有文化上革命的意义。简而言之，茅老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重提毛的历史教训，就是想要提醒大家，中国迫切需要文化上革命性的新思维，不走出毛的时代。就不会有全新的未来。茅不是左派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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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转帖]蒋曦:黑名单、贪官碑与元祐党人碑
新闻出版署终于来传达上峰的意思，不点名的指出前不久卫生部那搞得沸沸扬扬的“记者黑名单”事件的正误之处，当然要他们低头还是不那么容易的，一纸原本应该堂堂正正的承认错误，予以纠正的告示，居然还要拖上一个因为国际记者学会的指责才肯罢休，顺便还要充满怨气的埋怨一声国内媒体的“过度炒作”，好像在中国实现新闻监督还是因为卖了外国人的面子，而中国的媒体从来就喜欢虚张声势，而那个明着被否定了的黑名单，说不定在某些人物的心理却正好是给这些正在成长过程中的中国媒体的一个“警告”！
在此之前不久，中国有多地的民间自发的树立起了一些个“贪官碑”，成为了声冤无门的星斗小民的一种最无奈的抗争手段，反正怎么着也不能够将糟践自己的贪官污吏给拉下马，那只好用自古中国人就会用的“露布”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从模式上看这一行为的老祖宗可以追溯到夏桀时代那个指着太阳“吾与汝皆亡”的愤怒的奴隶那里去了！
那么黑名单又与贪官碑有什么关系呢？似乎这两份名单正好就是两种相反的意见的表达，同时其表达的主体又正好分别是政府与民众，除了相似的方式最相近的地方就是通过这种表达而传达出来的那种情绪，怎么让人感觉政府与老百姓都觉得自己很无奈，很得不到理解，很需要“被热爱”呢？
难道中间还有一个“第三阶级”的存在，在政府与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故意将这个社会的节奏打乱么？如果有，那么上下之间的怨气就正好都统统都撒向他们了，而任何人都觉得自己的责任可以解脱了，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样的中间阶层是，没有的，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说过，那种西方成熟和按照惯常模式发展的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在这个帝国的秩序中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权贵资本规模庞大的附庸与流氓无产者中最敢于冒险的投机者，具有独立意志的中间者是缺乏的，但是民众选择的“中间人效应”却是依然存在的，上对下与下对上之间的巨大的不信任感都在自己的幻觉中制造出了一个“中间阶层”，并将这个中间阶层当做自己的假想敌！
悲苦的老百姓们假象那些皇帝身边的贪官污吏是造成自己不幸的根源，只要有一个刚正不阿的清官，而清官的品级又正好比那些污吏们大一点就可以来解决自己的痛苦了！觉得无限的委屈与烦恼的政府官员们来说，就是那些从老百姓当中跳出来的不安分分子，打着“记者”、“作家”、“艺术家”的名头在自己与自己的子民中间挑拨着是非，搞得自己很难看，而只需要将这一部分人个堵在门外，那么老百姓们就会什么都不知道而自己的也可以过上清闲的公务员的太平盛世了！
百姓们与官员们都处在一个相互猜忌的环境中，这种相互希望对方的阵营中能够出现给自己解决问题的人物或者机会的思想最终将会因为发现这样的能够承担罪责又解决烦恼的中间阶层的不存在而最终破灭，留给双方的只是又一次失去了对话机会的遗憾！
不要说这样的中间阶层在中国不曾有过，记得有块“元祐党人碑”，说的本来是在北宋元右年间政治斗争失利者们被对手像耻辱柱一般的刻上名字的碑文，而不想风水轮流转，待又一次的政治更迭之后，这又反而成为了一块具有光荣意义的石碑了，这个具有极大地弹性的阶层就是中国的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几千年的中国“正朔”的文化，其实就是在强调这个中间阶层的作用，士大夫阶层岂不正是又能够解决陛下的烦恼又能够承担民众的骂名么？只可惜，不解其中奥秘的那个老人用十年的时间将这个阶层在事实上给消灭了，今年那个老人九十岁了，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为自己的错误道歉了，一再的装模作样的冲喜也仅仅是做做样子罢了，因为真正能够为他写出最好听得祝寿文章的人们都已经不在了，剩下的，只会写挽联罢了！
辛卯 榴月 廿六 双溪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bef7b35b7cd52803
在此之前不久，中国有多地的民间自发的树立起了一些个“贪官碑”，成为了声冤无门的星斗小民的一种最无奈的抗争手段，反正怎么着也不能够将糟践自己的贪官污吏给拉下马，那只好用自古中国人就会用的“露布”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从模式上看这一行为的老祖宗可以追溯到夏桀时代那个指着太阳“吾与汝皆亡”的愤怒的奴隶那里去了！
那么黑名单又与贪官碑有什么关系呢？似乎这两份名单正好就是两种相反的意见的表达，同时其表达的主体又正好分别是政府与民众，除了相似的方式最相近的地方就是通过这种表达而传达出来的那种情绪，怎么让人感觉政府与老百姓都觉得自己很无奈，很得不到理解，很需要“被热爱”呢？
难道中间还有一个“第三阶级”的存在，在政府与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故意将这个社会的节奏打乱么？如果有，那么上下之间的怨气就正好都统统都撒向他们了，而任何人都觉得自己的责任可以解脱了，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样的中间阶层是，没有的，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说过，那种西方成熟和按照惯常模式发展的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在这个帝国的秩序中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权贵资本规模庞大的附庸与流氓无产者中最敢于冒险的投机者，具有独立意志的中间者是缺乏的，但是民众选择的“中间人效应”却是依然存在的，上对下与下对上之间的巨大的不信任感都在自己的幻觉中制造出了一个“中间阶层”，并将这个中间阶层当做自己的假想敌！
悲苦的老百姓们假象那些皇帝身边的贪官污吏是造成自己不幸的根源，只要有一个刚正不阿的清官，而清官的品级又正好比那些污吏们大一点就可以来解决自己的痛苦了！觉得无限的委屈与烦恼的政府官员们来说，就是那些从老百姓当中跳出来的不安分分子，打着“记者”、“作家”、“艺术家”的名头在自己与自己的子民中间挑拨着是非，搞得自己很难看，而只需要将这一部分人个堵在门外，那么老百姓们就会什么都不知道而自己的也可以过上清闲的公务员的太平盛世了！
百姓们与官员们都处在一个相互猜忌的环境中，这种相互希望对方的阵营中能够出现给自己解决问题的人物或者机会的思想最终将会因为发现这样的能够承担罪责又解决烦恼的中间阶层的不存在而最终破灭，留给双方的只是又一次失去了对话机会的遗憾！
不要说这样的中间阶层在中国不曾有过，记得有块“元祐党人碑”，说的本来是在北宋元右年间政治斗争失利者们被对手像耻辱柱一般的刻上名字的碑文，而不想风水轮流转，待又一次的政治更迭之后，这又反而成为了一块具有光荣意义的石碑了，这个具有极大地弹性的阶层就是中国的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几千年的中国“正朔”的文化，其实就是在强调这个中间阶层的作用，士大夫阶层岂不正是又能够解决陛下的烦恼又能够承担民众的骂名么？只可惜，不解其中奥秘的那个老人用十年的时间将这个阶层在事实上给消灭了，今年那个老人九十岁了，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为自己的错误道歉了，一再的装模作样的冲喜也仅仅是做做样子罢了，因为真正能够为他写出最好听得祝寿文章的人们都已经不在了，剩下的，只会写挽联罢了！
辛卯 榴月 廿六 双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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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转帖]苗蛮子:抢救“特权”与特权的犒赏
在网络时代，我们常常感慨于网友的“扒粪”精神。人间之奇事、不平事，都难逃网友的火眼金睛。《柳州日报》6月16日头版的一则消息，10天后被人翻出来传布于网络而“走红”：柳州市工人医院因于今年3月成功抢救身患癌症的融安县纪委书记覃俊，而被市委通报表扬，并获重奖40万元。文章称，覃俊是在创先争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近日，官方回应称，这笔奖励来自存留党费。
医院成功抢救官员获奖40万元，算是奇闻一桩。按常理说，救死扶伤乃医生天职，医生因成功救治病人而被表扬，也实属生活常态。如果这40万元是病人家属自掏腰包，或者当地官方对医院的“谢意”仅仅止于通报表扬。相信，这事儿定然不会惊起一点波澜。
与过往的大多数案例一样，官方在回应公众的质疑时，总能找到其所认为的“合适理由”。柳州这起事件亦然——当地官方以“党费之说”应对公众的“公共财政之说”。不过，所幸的是，当地官方没说这笔钱是某某捐赠或集资，毕竟“党费”还是姓“公”，否则真的神马费用都是浮云了。
但显然，官方的“党费”之说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当地官方声称40万元是“根据党费使用的有关规定”，可遍观相关规定对党员经费使用范围的表述，没有一条符合柳州市委这一“党费奖励医院作出了贡献”的规定。尽管《党费收缴规定》中提出，基层党委可以留存党费，党费的使用要向农村、街道社区和其他有困难的基层党组织倾斜。但这也与柳州市委的决定风马牛不相及。
无论如何，我们都找不到官方重奖医院的正当理由。不难发现，官方的这个重奖决定潜藏着一条荒谬而可怕的逻辑：表面上，因为覃俊是英雄，医院救活了一个濒死的英雄，就是作出了“重要贡献”。实质上，英雄死而复生，就是为××（比如可以填“党”“国家”“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表面上对医院的重赏，其实是对“英雄”的间接重赏。
不可否认，公职人员为公作出重要贡献，按照相关的奖励机制，可以适当的予以奖励。或者说，公职人员因公受伤致病，这属于工伤的范畴内，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医药费，公职人员可以按相关规定向其主管单位报销。但谭俊此次住院显然不是因公所致，更不是为公所作出的“英雄之举”，而是再明显不过的私人行为。因而，当地官方对医院的重奖，所谓的“医院作出贡献”，其实不过是一个幌子，实质是为谭俊“曲线”买单。
进一步说，当地政府的40万公帑，重奖的对象既不是那些“妙手回春”的医护人员，也不是谭俊曾经的“英雄”身份，而是“县纪委书记”这一名头——包括医院倾尽全力的抢救以及这40万“奖励”，都是在为一种特权而服务。这再次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特权不差钱，只有为领导“服务好”，领导才会把你“服务好”。由此反观看院方的抢救行为，也难逃媚权之嫌——报道称，这家医院为了抢救领导，不惜“配备最强的核心技术力量，最优秀的医护人力资源”，而且先后组织了“130人次的专家会诊”。然而，公众并没有品出多少“救死扶伤精神”，而更多的是特权之优渥待遇。试想，假如是一位普通人发生这种情况，医院是否会同样救治？现实地来看，答案显然不尽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权时，当地官方以及报道这事的党报，却并不认为不合适，不被认为是特权表现，而是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常行为，是一则值得大笔书写的正面报道。这显示了特权在这里所具有的安全性。否则，当地政府也不会将这事摆在台面上当成一则佳话，通过地方媒体广为传布。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b63a531ee6d2e26d
医院成功抢救官员获奖40万元，算是奇闻一桩。按常理说，救死扶伤乃医生天职，医生因成功救治病人而被表扬，也实属生活常态。如果这40万元是病人家属自掏腰包，或者当地官方对医院的“谢意”仅仅止于通报表扬。相信，这事儿定然不会惊起一点波澜。
与过往的大多数案例一样，官方在回应公众的质疑时，总能找到其所认为的“合适理由”。柳州这起事件亦然——当地官方以“党费之说”应对公众的“公共财政之说”。不过，所幸的是，当地官方没说这笔钱是某某捐赠或集资，毕竟“党费”还是姓“公”，否则真的神马费用都是浮云了。
但显然，官方的“党费”之说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当地官方声称40万元是“根据党费使用的有关规定”，可遍观相关规定对党员经费使用范围的表述，没有一条符合柳州市委这一“党费奖励医院作出了贡献”的规定。尽管《党费收缴规定》中提出，基层党委可以留存党费，党费的使用要向农村、街道社区和其他有困难的基层党组织倾斜。但这也与柳州市委的决定风马牛不相及。
无论如何，我们都找不到官方重奖医院的正当理由。不难发现，官方的这个重奖决定潜藏着一条荒谬而可怕的逻辑：表面上，因为覃俊是英雄，医院救活了一个濒死的英雄，就是作出了“重要贡献”。实质上，英雄死而复生，就是为××（比如可以填“党”“国家”“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表面上对医院的重赏，其实是对“英雄”的间接重赏。
不可否认，公职人员为公作出重要贡献，按照相关的奖励机制，可以适当的予以奖励。或者说，公职人员因公受伤致病，这属于工伤的范畴内，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医药费，公职人员可以按相关规定向其主管单位报销。但谭俊此次住院显然不是因公所致，更不是为公所作出的“英雄之举”，而是再明显不过的私人行为。因而，当地官方对医院的重奖，所谓的“医院作出贡献”，其实不过是一个幌子，实质是为谭俊“曲线”买单。
进一步说，当地政府的40万公帑，重奖的对象既不是那些“妙手回春”的医护人员，也不是谭俊曾经的“英雄”身份，而是“县纪委书记”这一名头——包括医院倾尽全力的抢救以及这40万“奖励”，都是在为一种特权而服务。这再次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特权不差钱，只有为领导“服务好”，领导才会把你“服务好”。由此反观看院方的抢救行为，也难逃媚权之嫌——报道称，这家医院为了抢救领导，不惜“配备最强的核心技术力量，最优秀的医护人力资源”，而且先后组织了“130人次的专家会诊”。然而，公众并没有品出多少“救死扶伤精神”，而更多的是特权之优渥待遇。试想，假如是一位普通人发生这种情况，医院是否会同样救治？现实地来看，答案显然不尽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权时，当地官方以及报道这事的党报，却并不认为不合适，不被认为是特权表现，而是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常行为，是一则值得大笔书写的正面报道。这显示了特权在这里所具有的安全性。否则，当地政府也不会将这事摆在台面上当成一则佳话，通过地方媒体广为传布。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b63a531ee6d2e26d
(959)[转帖]信力建:谁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1，苏共中央操控建立“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后，苏俄布尔什维克急需打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加强同外部的联系、寻求支持，以巩固新生政权。为此，苏俄开始向国外秘密派遣人员。已经被证实的来华密使有：布尔特曼、波波夫（1917年）、波塔波夫（1917年）、阿加廖夫、威廉斯基（1920年）、马林、魏金斯基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来华密使的任务所知甚少。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历史研究的新发现，来华密使的活动逐渐清晰起来。
波塔波夫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向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宣传苏维埃革命。1918年5月18日，波波夫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自一名俄国无产者的呼吁》。这篇文章抨击了日本政府和北京政府，宣传了苏俄对东方的政策，并声称，“中国人民应当把我们视为使中国无产阶级免遭外国人贪欲和中国当局暴行的保护者”。它实际上是苏俄政府最早在华发表的一份文件。缪勒尔是苏俄军官，1919年初来到中国。他在回忆录中说：“早在我到达以前，布尔曼特已经与天津和北京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同一时期，在中国活动的还有阿加廖夫，他的活动范围在上海。有资料显示，阿加廖夫到上海后，与李汉俊、吕运亨商谈出版中俄双语《劳动》杂志，并同中国倾向苏俄的人士接触，打通了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
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1920年，威廉斯基受列宁派遣，来中国实施四项秘密任务。第一，俄共中央政治局要求他，在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时，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第二，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第三，通过出版刊物、小册子、传单，进行鼓动工作，唤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在北京期间，威廉斯基还召集俄共党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会上，威廉斯基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经具备客观条件”。
1920年4月，“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向中国派遣了全权密使魏金斯基（吴廷康），拟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开展有步骤的组织活动。魏金斯基先到北京会晤李大钊，他对李大钊说，“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随后，他又奔赴上海接触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陈表示同意。5月，“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开始正式操控中国的革命运动。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归纳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共产国际的刊物据此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
俄罗斯解密档案《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说：根据1920年8月17日来自上海的报告，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是，在上海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革命局，其成员是魏金斯基同志和4名中国革命者。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时则说：由于魏金斯基在中国期间的活动，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组织。中国社科院李玉贞研究员认为：魏金斯基的到来，使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被俄国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所取代，逐步影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鉴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共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
1921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和13名中国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出中共中央局三名领导成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在会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先后讲了话。马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尼科尔斯基的建议下，大会拍电报给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告知会议进行情况。后来，中共把一大作为建党的标志，定7月1日为“党的生日”。
综上可见，中国共产党是由苏共中央控制的共产国际一手催生的。1922年，马林在给共产国际做的报告中说，“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成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毛泽东也在1942年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2，苏共中央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表面上，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国际组织，实际上它受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严密领导。苏联解体以后，德国和俄国专家选择公布了关于中国的文件，他们在序言中说，“表面上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它处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严密的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的控制之下。共产国际所有最重大的政治举措和干部的任用，都预先在政治局讨论过并且经过政治局批准，政治局还要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活动”
“苏维埃外交机关活动的特点，在于其外交的总战略和策略和策略都是循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的：通过所有国家贯常的外交机关——外交人民委员部，还通过共产国际”。无疑，共产国际本质上是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一种外交工具。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国际处于领袖、组织者地位，各国共产党也接受其指令和监督。如第十二条规定：“共产国际两次世界大会之间的指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以指令并监督其行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第三国际获取各种援助及形势指导。
（1）、1927年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2）、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操纵下，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秘密召开。（3）、1928年6月以后，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4）、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王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主持主持中央工作，总书记向忠发为傀儡。（5）、1932年，共产国际派德国人李德来华协助营救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1933年，李德自愿申请去苏区，1934年1月，李德化妆成外国传教士进入苏区，并立即成为中共军事委员会核心之一。（6）、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德因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现实情况被撤职，“土共”开始掌权，共产国际逐渐失去了对中共直接控制（也有人认为此条不确，是伪造历史。事实是：中共选举的总书记张闻天，被共产国际解除职务）。（7）、1937年，抗战爆发，王明回国，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是第三国际的嫡系，但王明的靠山米夫后来在苏联被清洗，毛泽东成了共产国际的新宠。王明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遭到批判，在党内失去势力。抗日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因通讯及地域限制不能与中共产生直接领导关系，受第三国际支援和指导。
中国共产党服从苏共中央的绝对领导。中共二大以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都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中共二大甚至还通过决议，否定了加入国民党的议案，只是邀请国民党“互商”。但最后马林却拿出莫斯科的指令，推翻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立即加入国民党。中共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但它却服从更高的权力机关——苏共中央的命令。由此，中共与苏共的隶属关系，可见一斑。
周佛海曾在《寒风集》中回忆：“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仲甫（陈独秀的号）和马林虽然没有见面，意见却不一致。仲甫是一条硬汉，一定要马林认错，才肯见面，而马林却不认错”。“马林托我带一封信给仲甫，竟把第三国际代表的头衔拿出来，信中对仲甫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独秀只好屈服。陈独秀是中共的教父，是党的总记，连他竟然也不能够丝毫对抗第三国际，足见苏联对中共的绝对控制程度。
3，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经费来源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是无业青年，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建党以后，这批青年旋即转化为职业革命家。经费短缺问题也因此突显为中共发展的巨大阻碍。没有钱，不仅职业革命家的生活无以为继，而且出版宣传活动、罢工、举办会议都无法开展。当时也向党员征收党费，但党员人数太少，所能募集到的党费极为有限。按照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十六条：本党的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一）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派捐。（三）党外协助”。当时中共仅有党员159人，若全体党员月薪以五十元计算，每个月能够上缴党费总数也不过八百元。因此，这一时期，中共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境外苏联。
1922年6月30日，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写报告，一开始就提到“党员及经费”：“去年（1921）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馀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五十九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可见，中共早期活动经费完全依赖苏联供给。
1922年12月，共产国际通过《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按照该预算：共产国际每月向中共提供1000金卢布，年提供12000金卢布经费。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做报告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按：讲话的时候是上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这说明，没有共产国际给钱，中共不仅不可能开展活动，甚至连代表大会也开不成。
1924年，中共实际得到共产国际活动经费约36000金卢布。即使有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状况仍很紧张。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魏金斯基写信中仍需请求援助：“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
1925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援助不断增加，中共的经费短缺问题得到缓解。
中共也曾在经费问题上与共产国际发生矛盾。周佛海回忆：“当时共产党经费，是卢布所换的钞票。当时陈独秀被推为委员长，尚在广东，由周佛海以副委员长代行职权。马林每月给生活费八十元，尚略有活动费。九月中旬，陈独秀返沪，与马林大闹意见，不与见面，因马林谓：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款二十馀万，而成绩如此，责中国同志太不努力，而独秀则谓：中国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国际代表任意挥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员长不足两月期间，确经手用去一万二千元，而张国焘所组织之‘劳动组合书记部’经费，直接经领，尚不在内”。
4，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错误和挫折
根据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进展，中共早期的很多错误和遭遇的困难都得到了更好的解释。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真正原因是：莫斯科在华推行“左”倾政策。1926年1月，随着共产党势力在国民党内的壮大，莫斯科欲把国民党变成“人民革命党、工人党”。鲍罗廷遂在国民党中逐步清除异议人士，此举引起蒋介石等人的不满，导致“中山舰事件”。1926年11到12月，联共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左”倾加剧，试图使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导致了国共之间更加尖锐的冲突。1927年3月，莫斯科采取了更加“左”倾的政策，要求采取“坚决方针”，在国民党内“实行排挤右派方针”，“逐步自下而上撤消他们的领导职务”，以至有鲍罗廷参加的武汉政府会议下达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终于导致了四一二事件。
共产国际是中共“左”倾盲动错误的根源。俄罗斯学者根据新解密的档案认为，中共发生“左”倾盲动错误既有罗米纳兹和中共领导的直接责任，还有共产国际的责任。1927年中期，莫斯科试图把武汉国民党变成“雅克宾式党”的政策受挫之后，联共（布）党内发生派系斗争。虽然双方觉得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路线”，但实际上两个方针都是“左”倾的，都认为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这个观点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成为纲领性的东西，直接导致了各国共产党“左”倾宗派主义路线。
二战爆发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共产国际逐渐走向终结。1940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1943年5月15日，苏联为了拉拢西方，联合对抗纳粹德国，命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3b2594a88f13460c
十月革命后，苏俄布尔什维克急需打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加强同外部的联系、寻求支持，以巩固新生政权。为此，苏俄开始向国外秘密派遣人员。已经被证实的来华密使有：布尔特曼、波波夫（1917年）、波塔波夫（1917年）、阿加廖夫、威廉斯基（1920年）、马林、魏金斯基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来华密使的任务所知甚少。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历史研究的新发现，来华密使的活动逐渐清晰起来。
波塔波夫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向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宣传苏维埃革命。1918年5月18日，波波夫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自一名俄国无产者的呼吁》。这篇文章抨击了日本政府和北京政府，宣传了苏俄对东方的政策，并声称，“中国人民应当把我们视为使中国无产阶级免遭外国人贪欲和中国当局暴行的保护者”。它实际上是苏俄政府最早在华发表的一份文件。缪勒尔是苏俄军官，1919年初来到中国。他在回忆录中说：“早在我到达以前，布尔曼特已经与天津和北京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同一时期，在中国活动的还有阿加廖夫，他的活动范围在上海。有资料显示，阿加廖夫到上海后，与李汉俊、吕运亨商谈出版中俄双语《劳动》杂志，并同中国倾向苏俄的人士接触，打通了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
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1920年，威廉斯基受列宁派遣，来中国实施四项秘密任务。第一，俄共中央政治局要求他，在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时，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第二，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第三，通过出版刊物、小册子、传单，进行鼓动工作，唤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在北京期间，威廉斯基还召集俄共党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会上，威廉斯基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经具备客观条件”。
1920年4月，“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向中国派遣了全权密使魏金斯基（吴廷康），拟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开展有步骤的组织活动。魏金斯基先到北京会晤李大钊，他对李大钊说，“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随后，他又奔赴上海接触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陈表示同意。5月，“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开始正式操控中国的革命运动。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归纳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共产国际的刊物据此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
俄罗斯解密档案《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说：根据1920年8月17日来自上海的报告，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是，在上海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革命局，其成员是魏金斯基同志和4名中国革命者。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时则说：由于魏金斯基在中国期间的活动，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组织。中国社科院李玉贞研究员认为：魏金斯基的到来，使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被俄国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所取代，逐步影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鉴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共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
1921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和13名中国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出中共中央局三名领导成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在会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先后讲了话。马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尼科尔斯基的建议下，大会拍电报给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告知会议进行情况。后来，中共把一大作为建党的标志，定7月1日为“党的生日”。
综上可见，中国共产党是由苏共中央控制的共产国际一手催生的。1922年，马林在给共产国际做的报告中说，“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成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毛泽东也在1942年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2，苏共中央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表面上，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国际组织，实际上它受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严密领导。苏联解体以后，德国和俄国专家选择公布了关于中国的文件，他们在序言中说，“表面上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它处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严密的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的控制之下。共产国际所有最重大的政治举措和干部的任用，都预先在政治局讨论过并且经过政治局批准，政治局还要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活动”
“苏维埃外交机关活动的特点，在于其外交的总战略和策略和策略都是循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的：通过所有国家贯常的外交机关——外交人民委员部，还通过共产国际”。无疑，共产国际本质上是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一种外交工具。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国际处于领袖、组织者地位，各国共产党也接受其指令和监督。如第十二条规定：“共产国际两次世界大会之间的指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以指令并监督其行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第三国际获取各种援助及形势指导。
（1）、1927年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2）、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操纵下，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秘密召开。（3）、1928年6月以后，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4）、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王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主持主持中央工作，总书记向忠发为傀儡。（5）、1932年，共产国际派德国人李德来华协助营救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1933年，李德自愿申请去苏区，1934年1月，李德化妆成外国传教士进入苏区，并立即成为中共军事委员会核心之一。（6）、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德因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现实情况被撤职，“土共”开始掌权，共产国际逐渐失去了对中共直接控制（也有人认为此条不确，是伪造历史。事实是：中共选举的总书记张闻天，被共产国际解除职务）。（7）、1937年，抗战爆发，王明回国，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是第三国际的嫡系，但王明的靠山米夫后来在苏联被清洗，毛泽东成了共产国际的新宠。王明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遭到批判，在党内失去势力。抗日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因通讯及地域限制不能与中共产生直接领导关系，受第三国际支援和指导。
中国共产党服从苏共中央的绝对领导。中共二大以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都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中共二大甚至还通过决议，否定了加入国民党的议案，只是邀请国民党“互商”。但最后马林却拿出莫斯科的指令，推翻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立即加入国民党。中共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但它却服从更高的权力机关——苏共中央的命令。由此，中共与苏共的隶属关系，可见一斑。
周佛海曾在《寒风集》中回忆：“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仲甫（陈独秀的号）和马林虽然没有见面，意见却不一致。仲甫是一条硬汉，一定要马林认错，才肯见面，而马林却不认错”。“马林托我带一封信给仲甫，竟把第三国际代表的头衔拿出来，信中对仲甫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独秀只好屈服。陈独秀是中共的教父，是党的总记，连他竟然也不能够丝毫对抗第三国际，足见苏联对中共的绝对控制程度。
3，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经费来源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是无业青年，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建党以后，这批青年旋即转化为职业革命家。经费短缺问题也因此突显为中共发展的巨大阻碍。没有钱，不仅职业革命家的生活无以为继，而且出版宣传活动、罢工、举办会议都无法开展。当时也向党员征收党费，但党员人数太少，所能募集到的党费极为有限。按照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十六条：本党的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一）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派捐。（三）党外协助”。当时中共仅有党员159人，若全体党员月薪以五十元计算，每个月能够上缴党费总数也不过八百元。因此，这一时期，中共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境外苏联。
1922年6月30日，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写报告，一开始就提到“党员及经费”：“去年（1921）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馀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五十九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可见，中共早期活动经费完全依赖苏联供给。
1922年12月，共产国际通过《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按照该预算：共产国际每月向中共提供1000金卢布，年提供12000金卢布经费。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做报告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按：讲话的时候是上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这说明，没有共产国际给钱，中共不仅不可能开展活动，甚至连代表大会也开不成。
1924年，中共实际得到共产国际活动经费约36000金卢布。即使有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状况仍很紧张。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魏金斯基写信中仍需请求援助：“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
1925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援助不断增加，中共的经费短缺问题得到缓解。
中共也曾在经费问题上与共产国际发生矛盾。周佛海回忆：“当时共产党经费，是卢布所换的钞票。当时陈独秀被推为委员长，尚在广东，由周佛海以副委员长代行职权。马林每月给生活费八十元，尚略有活动费。九月中旬，陈独秀返沪，与马林大闹意见，不与见面，因马林谓：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款二十馀万，而成绩如此，责中国同志太不努力，而独秀则谓：中国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国际代表任意挥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员长不足两月期间，确经手用去一万二千元，而张国焘所组织之‘劳动组合书记部’经费，直接经领，尚不在内”。
4，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错误和挫折
根据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进展，中共早期的很多错误和遭遇的困难都得到了更好的解释。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真正原因是：莫斯科在华推行“左”倾政策。1926年1月，随着共产党势力在国民党内的壮大，莫斯科欲把国民党变成“人民革命党、工人党”。鲍罗廷遂在国民党中逐步清除异议人士，此举引起蒋介石等人的不满，导致“中山舰事件”。1926年11到12月，联共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左”倾加剧，试图使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导致了国共之间更加尖锐的冲突。1927年3月，莫斯科采取了更加“左”倾的政策，要求采取“坚决方针”，在国民党内“实行排挤右派方针”，“逐步自下而上撤消他们的领导职务”，以至有鲍罗廷参加的武汉政府会议下达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终于导致了四一二事件。
共产国际是中共“左”倾盲动错误的根源。俄罗斯学者根据新解密的档案认为，中共发生“左”倾盲动错误既有罗米纳兹和中共领导的直接责任，还有共产国际的责任。1927年中期，莫斯科试图把武汉国民党变成“雅克宾式党”的政策受挫之后，联共（布）党内发生派系斗争。虽然双方觉得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路线”，但实际上两个方针都是“左”倾的，都认为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这个观点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成为纲领性的东西，直接导致了各国共产党“左”倾宗派主义路线。
二战爆发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共产国际逐渐走向终结。1940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1943年5月15日，苏联为了拉拢西方，联合对抗纳粹德国，命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3b2594a88f13460c
(958)[转帖]章文:红歌与红会
神州大地一片红，发源于重庆的“唱红运动”扩展到全国，党政机关自不必说，企事业单位也不在话下，令人吃惊的是竟然连宗教界人士也被组织起来唱红歌了，最近精神病院也行动起来了。
实在是令人有时光倒流之感，今昔何年，此身何处？荒诞，却真实地发生着。我的一位律师朋友，被组织去唱红歌，私下里抱怨，唱过后开始在微博上秀自己的“红军照”了。整齐划一的仪式以它的庄严感，往往会使人内心产生敬畏，从而俘虏那些认识模糊的人。当年希特勒的法西斯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获得多数人同意的。
当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的今天，我不相信会重返文革，如果有人作如是想，那真得该送入精神病院了。
但是令人悲哀、失望并愤怒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即便过去全是辉煌，它也不该恋恋不舍，因为明天一定会更好！况且我们的那段过去是那么的不堪回首，而有人却偏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精神的家园。
这实在是怯懦和不自信的表现。90岁的老者应该是虚怀若谷，视名利如浮云，而绝不该还像年轻后生那般好听人表扬，甚至自吹自擂。
仿佛是为了惩罚这违背天道的举动，上天“制造”了红会事件，给嘹亮红歌带去了不和谐的声音。红会即“红十字会”，这些天陷入郭美美炫富引发的腐败风波中，越陷越深，不知伊于胡底了！
这个20岁的美少女，成了最近微博中最红的人物，成了中国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无数人为之耗费大把时间和精力，昨晚为了等到从深圳返京的她，包括本人在内的网友们几乎到凌晨两点才休息。
而郭美美牵连出来的红十字会，处于风暴中心却巍然不动。以至于我党喉舌人民日报以《慈善事业“伤不起”，公众善心更“伤不起”》为题予以批评：尽管红十字会方面三番两次声明与“郭美美”毫无瓜葛，但仍止不住传言。红十字会这样的公益机构，没有隐私可言，恰恰相反，如果仅“声明”而无法“证明”，仅有辟谣而没有自省、改进，就可能引起更大的失信。
诚哉斯言！红十字会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龙头老大，是标杆，是旗帜，其历届名誉会长以及会长均由国家领导人担任。红十字会形象的受损，不是其个人的，而会连累到中国整个慈善事业。近半年来，恰恰是这个老大，就被两次“重创”，一次是万元餐事件，一次则是郭美美事件。
说实话，这两起事件也使我梦醒过来，彻底明白（本该早就明白）了红十字会的本质：不过是打着公益旗号、披着慈善外衣的政府机构而已！它的各级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都是由上面任命的，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既然这一切与行政机关无异，那么又怎能奢望它不患上行政机关的通病呢：暗箱操作，公款私用，钱权色交易，态度傲慢.......
从红歌和红会中，外国人将强烈感受到中国的鲜明特色：和尚尼姑道士向一个世俗组织表忠心，慈善机构充斥着官场中的行为作派和腐败丑闻。
在中共90岁之际，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庆祝自己的生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光辉形象，可谓是别出新裁了。相信环顾世界，很难找到第二家了。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5eef9df83c25aa5
实在是令人有时光倒流之感，今昔何年，此身何处？荒诞，却真实地发生着。我的一位律师朋友，被组织去唱红歌，私下里抱怨，唱过后开始在微博上秀自己的“红军照”了。整齐划一的仪式以它的庄严感，往往会使人内心产生敬畏，从而俘虏那些认识模糊的人。当年希特勒的法西斯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获得多数人同意的。
当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的今天，我不相信会重返文革，如果有人作如是想，那真得该送入精神病院了。
但是令人悲哀、失望并愤怒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即便过去全是辉煌，它也不该恋恋不舍，因为明天一定会更好！况且我们的那段过去是那么的不堪回首，而有人却偏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精神的家园。
这实在是怯懦和不自信的表现。90岁的老者应该是虚怀若谷，视名利如浮云，而绝不该还像年轻后生那般好听人表扬，甚至自吹自擂。
仿佛是为了惩罚这违背天道的举动，上天“制造”了红会事件，给嘹亮红歌带去了不和谐的声音。红会即“红十字会”，这些天陷入郭美美炫富引发的腐败风波中，越陷越深，不知伊于胡底了！
这个20岁的美少女，成了最近微博中最红的人物，成了中国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无数人为之耗费大把时间和精力，昨晚为了等到从深圳返京的她，包括本人在内的网友们几乎到凌晨两点才休息。
而郭美美牵连出来的红十字会，处于风暴中心却巍然不动。以至于我党喉舌人民日报以《慈善事业“伤不起”，公众善心更“伤不起”》为题予以批评：尽管红十字会方面三番两次声明与“郭美美”毫无瓜葛，但仍止不住传言。红十字会这样的公益机构，没有隐私可言，恰恰相反，如果仅“声明”而无法“证明”，仅有辟谣而没有自省、改进，就可能引起更大的失信。
诚哉斯言！红十字会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龙头老大，是标杆，是旗帜，其历届名誉会长以及会长均由国家领导人担任。红十字会形象的受损，不是其个人的，而会连累到中国整个慈善事业。近半年来，恰恰是这个老大，就被两次“重创”，一次是万元餐事件，一次则是郭美美事件。
说实话，这两起事件也使我梦醒过来，彻底明白（本该早就明白）了红十字会的本质：不过是打着公益旗号、披着慈善外衣的政府机构而已！它的各级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都是由上面任命的，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既然这一切与行政机关无异，那么又怎能奢望它不患上行政机关的通病呢：暗箱操作，公款私用，钱权色交易，态度傲慢.......
从红歌和红会中，外国人将强烈感受到中国的鲜明特色：和尚尼姑道士向一个世俗组织表忠心，慈善机构充斥着官场中的行为作派和腐败丑闻。
在中共90岁之际，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庆祝自己的生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光辉形象，可谓是别出新裁了。相信环顾世界，很难找到第二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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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7日星期一
(957)[转帖]一些有趣的段子(73)
往事不必遗憾。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
小时候每当我伤风，妈妈都会为我冲一杯咖啡。她温柔的说：“外国人都是这样的。”可我总是害怕咖啡的味道，酸甜苦涩交错，人生亦如是。如今我走遍两岸、上岛、星巴克都见不到小时候喝的那个牌子，还依稀记得它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板蓝根！
雨水落下来是因为天空无法承受它的重量，眼泪掉下来是因为心再也无法承受那样的伤痛。
无论你的现在和过去如何，你都可以决定你的将来。
【马一浮】 他与梁漱溟、熊十力并称“现代三圣”，还被推崇为“中国书法界泰斗”。蒋介石邀他做官，他拒绝；孙传芳求见，他拒绝；孔祥熙求字，他拒绝。可一生耿介的他晚年向红卫兵低头，被抄家时，他恳求的说“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 ，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
丈夫驻海外公办期间，妻子和四岁的小女儿在家。一天，小女儿跟妻子说：“我想要个小弟弟。”“这是个好主意。”妻子笑着答道。“但是，你不认为应当等你爸爸回来吗？”小女儿的想法更酷，“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他一个惊喜呢……”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四个一定，五个不搞，六六大顺，七窍生烟，八气外露，九九归一。
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小恩小惠感激不尽，却对亲人一辈子的恩情视而不见。（@MindFreaKeat)
日前，安徽淮安市隆重举行宗教界庆祝建党90周年红歌大赛。佛教道教基督教等13支演出队参与。基督教中心堂、王营镇营北基督教会荣获特等奖。大赛全程录相，将刻制光盘发放到各宗教场所，作为对信教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乱世真相】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和清廷水师在镇江江面交战，岸边聚集了大批中国百姓围观，当清军舰船被击沉时，岸上百姓反而发出喝采声，英军登陆后，百姓们还争相将食物和淡水卖给英军。英军指挥官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中国翻译，翻译答曰「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 @董江勇
査良钧：【首先……其次……】近日中国国 防 部 长梁光烈在新加坡的发言值得寻味，在回答什么是解 放 军应该保 卫之核 心利 益时，梁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首先是社 会 主 义制 度，其次是国家领 土主 权完整。
“老板，来盘寂寞。” “对不起先生，本店只剩空虚了。” “开心快乐也没有吗？”“有，是水货。”“真心有吗？”“昨天有买虚情假意的搭给他了。”“情人有吗？”“有。”“来一个，给我加点诺言。”“现在诺言都是假的。”“那知己怎卖？”“这个可贵，一缘一份。”“来一份。”“那你得邂逅。”
真相不在电视上，不在报纸上，也不在大庭广众之中。它在酒桌上，在密室中，在窃窃私语之时。当某词被和谐，你知道，它背后就是真相。当某人庄重的肯定某件事，你知道，它的对立面就是真相。当他愤怒地驳斥某件事，你知道，他否认的就是真相。当某件事越挖越深，人们却忽然闭嘴，你知道，挖到的就是真相。（@慕容雪村）
一个苏联笑话：有个人在红场散发传单，但被警察逮住。警察没收了所有传单，却发现那些传单不过是白纸一张。警察惊叫起来，‘你发的是什么东西？这是空白的，什么都没写！’得到的答案是‘何必要写呢？大家都知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
当下十大爱国：订环球时报，信新闻联播，粉余秋雨，看春晚，找李咏签名，攻打钓鱼岛，公诉茅于轼，唱红歌，上百度，捐红十字。（李承鹏+龚晓跃）
@凤凰李淼：核安全保安院公布了东电通报核事故的文件。海啸、电源失灵、无法冷却，现场争分夺秒的紧迫情势犹在眼前。可惜资料实在太庞大，1万1千页，把它们带回家都很费力气，读完更是需要耐心。日本政府想证明透明度，这显而易见，但至少，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能做到把这么多资料公布出来，交给民众自己去判断。
慈善募捐广告用语：您每捐 10000 元，就可以帮助贫困地区官员给小情人买 LV 皮包一只。（@蔡谦）
@Mini-刘：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编导程健近日在其微博上写到我们近日发起跟西部孩子捐书的活动，找到红会，谁知他们提出需缴纳书款的15%作为服务费，供人员劳务和运输之用。但顺丰已经答应免费投递，红会却说他们有自己的运输渠道，不用顺丰，15%不能少，否则 不做。这就是我们的官办基金会。
@诗风：中华骨髓库，中国红十字会主办，以慈善之名号召志愿者捐献骨髓，取样建库，如果有匹配的患者，再联系志愿者捐献骨髓。多么美好！但是，患者查询中华骨髓库每次收费500元，查到了，要得到骨髓还要再交至少5万元！北大学生激于义愤，成立了民间骨髓库，从查询到移植都是真正免费，起名“阳光骨髓库”。
【希望工程往事：深喉危害国家安全】“易晓陷身囹圄，不准申诉减刑假释，不准见律师与敏感人士。2001年，易晓保外就医，向公众提供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证据，旋即被徐永光动用各种力量，以“希望工程遭到恐怖袭击”为由，再次投入监狱，并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大帽子。 ”http://t.cn/hgo7RI
【费用】“1995年，耿谆等多位花岗惨案的受害者起诉鹿岛公司，日本法院判耿谆方败诉，鹿岛公司拿出5亿日元“慰问金”。中国红十字会最终接收了这笔资金，代转给受害者及家属。中国红十字会扣了2.5亿日元作为“费用”。”http://t.cn/aCXYjU
@秋叶语录：你说围观郭MM，他给你说要尊重个人隐私，你说深挖红花会，他给你说要言论负责，你说公益要透明，他给你说网络营销公司炒作，你说制度太黑暗，他给你说不要搞文革，你说要公开真相，他给你说要面对现实。好吧，我面对现实：【1、我将来只捐物，不捐钱！2、单位摊派我捐最小额度！】
@超级低俗屠夫一世：郭美美事件几个事情是事实：1：黑+会真TMD黑！ 2:摇号上牌是TMD骗人的，是敛财工具。3：文化部那个副处长真TMD色！5：慈善活动都是TMD骗人。6：杨澜和中青基真TMD不要脸！7：没有监督的权力和官员真TMD无法无天。8：做漂亮的女人和当中国的官真TMD好！
@环球企业家杂志：【为王石正名？】现在骂郭美美和红十字会的人，汶川地震时骂过王石没？随着“炫富门”风波愈演愈烈，有网民呼吁为王石平反：当年王石因要求万科普通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遭舆论炮轰，万科也遭税务稽查。现在则有声音称，要学王石力所能及做慈善：“对没有监督也不愿接受监督的机构，哪怕捐10元都多余”
@avb001: 郭美美事件为什么会民愤这么大？因为大家都给这个二奶出了钱，却没睡上，这还了得！
@王小山：联合国邀请@姚晨 到泰国看望难民，姚晨和团队、记者都是自费，但联合国官员到中国考察希望工程，却要@杨澜 用希望工程的钱买机票。中国人的钱在联合国眼里是不是太好花了？中国孩子和泰国难民在联合国看来，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吧？请@联合国 解释。
@coolsunstillrising：我们经常会听到“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说法，如果你以为这是一项非常严厉的处罚，那你就太SB了。在中国，政治权利的内容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言论、通信、出版、集
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 ；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看看吧，这些权利你拥有过吗？
小时候每当我伤风，妈妈都会为我冲一杯咖啡。她温柔的说：“外国人都是这样的。”可我总是害怕咖啡的味道，酸甜苦涩交错，人生亦如是。如今我走遍两岸、上岛、星巴克都见不到小时候喝的那个牌子，还依稀记得它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板蓝根！
雨水落下来是因为天空无法承受它的重量，眼泪掉下来是因为心再也无法承受那样的伤痛。
无论你的现在和过去如何，你都可以决定你的将来。
【马一浮】 他与梁漱溟、熊十力并称“现代三圣”，还被推崇为“中国书法界泰斗”。蒋介石邀他做官，他拒绝；孙传芳求见，他拒绝；孔祥熙求字，他拒绝。可一生耿介的他晚年向红卫兵低头，被抄家时，他恳求的说“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 ，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
丈夫驻海外公办期间，妻子和四岁的小女儿在家。一天，小女儿跟妻子说：“我想要个小弟弟。”“这是个好主意。”妻子笑着答道。“但是，你不认为应当等你爸爸回来吗？”小女儿的想法更酷，“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他一个惊喜呢……”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四个一定，五个不搞，六六大顺，七窍生烟，八气外露，九九归一。
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小恩小惠感激不尽，却对亲人一辈子的恩情视而不见。（@MindFreaKeat)
日前，安徽淮安市隆重举行宗教界庆祝建党90周年红歌大赛。佛教道教基督教等13支演出队参与。基督教中心堂、王营镇营北基督教会荣获特等奖。大赛全程录相，将刻制光盘发放到各宗教场所，作为对信教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乱世真相】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和清廷水师在镇江江面交战，岸边聚集了大批中国百姓围观，当清军舰船被击沉时，岸上百姓反而发出喝采声，英军登陆后，百姓们还争相将食物和淡水卖给英军。英军指挥官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中国翻译，翻译答曰「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 @董江勇
査良钧：【首先……其次……】近日中国国 防 部 长梁光烈在新加坡的发言值得寻味，在回答什么是解 放 军应该保 卫之核 心利 益时，梁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首先是社 会 主 义制 度，其次是国家领 土主 权完整。
“老板，来盘寂寞。” “对不起先生，本店只剩空虚了。” “开心快乐也没有吗？”“有，是水货。”“真心有吗？”“昨天有买虚情假意的搭给他了。”“情人有吗？”“有。”“来一个，给我加点诺言。”“现在诺言都是假的。”“那知己怎卖？”“这个可贵，一缘一份。”“来一份。”“那你得邂逅。”
真相不在电视上，不在报纸上，也不在大庭广众之中。它在酒桌上，在密室中，在窃窃私语之时。当某词被和谐，你知道，它背后就是真相。当某人庄重的肯定某件事，你知道，它的对立面就是真相。当他愤怒地驳斥某件事，你知道，他否认的就是真相。当某件事越挖越深，人们却忽然闭嘴，你知道，挖到的就是真相。（@慕容雪村）
一个苏联笑话：有个人在红场散发传单，但被警察逮住。警察没收了所有传单，却发现那些传单不过是白纸一张。警察惊叫起来，‘你发的是什么东西？这是空白的，什么都没写！’得到的答案是‘何必要写呢？大家都知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
当下十大爱国：订环球时报，信新闻联播，粉余秋雨，看春晚，找李咏签名，攻打钓鱼岛，公诉茅于轼，唱红歌，上百度，捐红十字。（李承鹏+龚晓跃）
@凤凰李淼：核安全保安院公布了东电通报核事故的文件。海啸、电源失灵、无法冷却，现场争分夺秒的紧迫情势犹在眼前。可惜资料实在太庞大，1万1千页，把它们带回家都很费力气，读完更是需要耐心。日本政府想证明透明度，这显而易见，但至少，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能做到把这么多资料公布出来，交给民众自己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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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刘：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编导程健近日在其微博上写到我们近日发起跟西部孩子捐书的活动，找到红会，谁知他们提出需缴纳书款的15%作为服务费，供人员劳务和运输之用。但顺丰已经答应免费投递，红会却说他们有自己的运输渠道，不用顺丰，15%不能少，否则 不做。这就是我们的官办基金会。
@诗风：中华骨髓库，中国红十字会主办，以慈善之名号召志愿者捐献骨髓，取样建库，如果有匹配的患者，再联系志愿者捐献骨髓。多么美好！但是，患者查询中华骨髓库每次收费500元，查到了，要得到骨髓还要再交至少5万元！北大学生激于义愤，成立了民间骨髓库，从查询到移植都是真正免费，起名“阳光骨髓库”。
【希望工程往事：深喉危害国家安全】“易晓陷身囹圄，不准申诉减刑假释，不准见律师与敏感人士。2001年，易晓保外就医，向公众提供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证据，旋即被徐永光动用各种力量，以“希望工程遭到恐怖袭击”为由，再次投入监狱，并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大帽子。 ”http://t.cn/hgo7RI
【费用】“1995年，耿谆等多位花岗惨案的受害者起诉鹿岛公司，日本法院判耿谆方败诉，鹿岛公司拿出5亿日元“慰问金”。中国红十字会最终接收了这笔资金，代转给受害者及家属。中国红十字会扣了2.5亿日元作为“费用”。”http://t.cn/aCXYjU
@秋叶语录：你说围观郭MM，他给你说要尊重个人隐私，你说深挖红花会，他给你说要言论负责，你说公益要透明，他给你说网络营销公司炒作，你说制度太黑暗，他给你说不要搞文革，你说要公开真相，他给你说要面对现实。好吧，我面对现实：【1、我将来只捐物，不捐钱！2、单位摊派我捐最小额度！】
@超级低俗屠夫一世：郭美美事件几个事情是事实：1：黑+会真TMD黑！ 2:摇号上牌是TMD骗人的，是敛财工具。3：文化部那个副处长真TMD色！5：慈善活动都是TMD骗人。6：杨澜和中青基真TMD不要脸！7：没有监督的权力和官员真TMD无法无天。8：做漂亮的女人和当中国的官真TMD好！
@环球企业家杂志：【为王石正名？】现在骂郭美美和红十字会的人，汶川地震时骂过王石没？随着“炫富门”风波愈演愈烈，有网民呼吁为王石平反：当年王石因要求万科普通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遭舆论炮轰，万科也遭税务稽查。现在则有声音称，要学王石力所能及做慈善：“对没有监督也不愿接受监督的机构，哪怕捐10元都多余”
@avb001: 郭美美事件为什么会民愤这么大？因为大家都给这个二奶出了钱，却没睡上，这还了得！
@王小山：联合国邀请@姚晨 到泰国看望难民，姚晨和团队、记者都是自费，但联合国官员到中国考察希望工程，却要@杨澜 用希望工程的钱买机票。中国人的钱在联合国眼里是不是太好花了？中国孩子和泰国难民在联合国看来，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吧？请@联合国 解释。
@coolsunstillrising：我们经常会听到“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说法，如果你以为这是一项非常严厉的处罚，那你就太SB了。在中国，政治权利的内容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言论、通信、出版、集
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 ；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看看吧，这些权利你拥有过吗？
(956)[转帖]谷永强:个人与体制
上周五爆出国内一家央企准备为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动车组准备在米国申请专利，这一消息在东瀛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新闻又一次荣登东瀛主流媒体头版头条，当地媒体纷纷指责中国公司侵犯知识产权，这又是一次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新闻，在国外炒的沸沸扬扬，国内水波不惊。
我开始联系这家央企的宣传部副部长，说明来意后她开始说在我意料之中的套话，耐心听完之后，我问：“公司之前对外宣传时强调新一代动车组是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是不是说中国公司已经掌握了之前宣传的高铁九大核心技术，自己具备了设计和系统集成的能力？”
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一下，她突然很激动地说“我只是宣传部的一个小头目，领导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哪知道到底是哪门子事？你们媒体有本事别向我找茬，去问领导啊，我有一个小兵容易嘛我.....”
我突然有些尴尬，也很意外，我感觉我没问什么出格的问题，之前打交道一直觉的她挺温文尔雅的一个人，采访结果很自然，我又被挂了一次电话。
周五晚上网上遇见了大学同班一个朋友A，聊起了同班同学B，A说最近大家都很担心B，有空的话多和B打打电话，聊聊天，别让他死心眼。
同学B可以说是我们大学系里10个男生中的幸运儿，毕业之后靠自己进入国家某强力部门，几乎每一个北大的毕业生都愿去这个部门工作。毕业不到3年，B所在单位讲究在南方最发达的省会城市市中心为新员工购买了一套房子，首付6万元，之后的房贷单位补贴还款，而当时的房价早已涨到一平2.5万的水准，B一下子步入全面小康社会，去年B得到领导赏识，在一批进入单位的年轻人中第一个享受到了配车的待遇。在我们这些大学同学还在苦苦做房奴而不得的时候，B无疑是大伙最羡慕的一个。
和外人想象的不同，B的工作不不能令他感到开心或有成就感，反而一直觉得内疚和不安，总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有违良知。作为国内最神秘的部门之一，B所在的强力部门一般外人难以觉察，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部门的存在。在毕业后为数不多的聊天中，关于他工作内容的描述中出现最多的词汇是监听，监视，长期拘禁，拷打......而在他看来，一些人本身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有的只是替人维权，有的是为自身维权，有的只是发表一些”民主自由”的言论，而这些在领导看来都是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
在和B聊天中，他多次说道心里不安，觉得自己做的事“终有一天会遭到报应”。很多时候B提及自己的工作时都是支支吾吾，外人并不清楚他日常到底干些什么，能让一个原本开朗朴实的农家子弟变成这个样子。
有时候有些事情之间的联系很难说清。在B看来，他一直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今年4月，自B记事起一直靠在乡下开办小卖铺养家糊口的父亲在一次夜晚进货回家的路上车祸身亡，事发时将近晚上10点，公路上行车不多，一直未能找到证人和肇事司机。在外人看来本事意外的事情，在B看来却成了上天对他的报应。
在B看来，他成了部门为恶的帮手，上天是在用这种办法来警示他。作为一个党员，事发之后他QQ的签名档变成了“我现在特别信命”。
B料理完他父亲后事之后想辞职，走出体制内，但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毕竟在其他人看来，B现在的工作和前途是一片光明，多少人求之不得。
周五晚聊天时和B同在一城工作的大学同学A说B现在的状态很不好，“像变了个人”，或许在别人眼中B只是一个小兵，他只是在完成这个体制赋予他的工作，况且这个体制已经给予了他很多，他有义务做好体制分配给他的内容。
有时候我想B或许就是想得太多，在某些地方工作没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没有自我或许能更好过些。
联想起自己在国企的日子，由于经常与领导打交道，每日都是战战兢兢。在那里能力或认真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揣摩领导的心思，就像一位老同事所说的那样“把领导伺候好，其他都是扯淡”，毕竟体制内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领导手中，不管你是科员，副部长甚或一方诸侯。
“要想清楚领导在想什么，你自己想什么不重要，关键是领导想什么”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刚入职时一位老同事的谆谆教导。
领导也有领导，体制内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哀。体制作恶，个人很难抗拒，更多的只能随波逐流。
或许B错就错在太有自我，或者说想得太多，毕竟这是个闷头发财的时代。
http://blog.caing.com/article/21623/
我开始联系这家央企的宣传部副部长，说明来意后她开始说在我意料之中的套话，耐心听完之后，我问：“公司之前对外宣传时强调新一代动车组是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是不是说中国公司已经掌握了之前宣传的高铁九大核心技术，自己具备了设计和系统集成的能力？”
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一下，她突然很激动地说“我只是宣传部的一个小头目，领导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哪知道到底是哪门子事？你们媒体有本事别向我找茬，去问领导啊，我有一个小兵容易嘛我.....”
我突然有些尴尬，也很意外，我感觉我没问什么出格的问题，之前打交道一直觉的她挺温文尔雅的一个人，采访结果很自然，我又被挂了一次电话。
周五晚上网上遇见了大学同班一个朋友A，聊起了同班同学B，A说最近大家都很担心B，有空的话多和B打打电话，聊聊天，别让他死心眼。
同学B可以说是我们大学系里10个男生中的幸运儿，毕业之后靠自己进入国家某强力部门，几乎每一个北大的毕业生都愿去这个部门工作。毕业不到3年，B所在单位讲究在南方最发达的省会城市市中心为新员工购买了一套房子，首付6万元，之后的房贷单位补贴还款，而当时的房价早已涨到一平2.5万的水准，B一下子步入全面小康社会，去年B得到领导赏识，在一批进入单位的年轻人中第一个享受到了配车的待遇。在我们这些大学同学还在苦苦做房奴而不得的时候，B无疑是大伙最羡慕的一个。
和外人想象的不同，B的工作不不能令他感到开心或有成就感，反而一直觉得内疚和不安，总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有违良知。作为国内最神秘的部门之一，B所在的强力部门一般外人难以觉察，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部门的存在。在毕业后为数不多的聊天中，关于他工作内容的描述中出现最多的词汇是监听，监视，长期拘禁，拷打......而在他看来，一些人本身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有的只是替人维权，有的是为自身维权，有的只是发表一些”民主自由”的言论，而这些在领导看来都是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
在和B聊天中，他多次说道心里不安，觉得自己做的事“终有一天会遭到报应”。很多时候B提及自己的工作时都是支支吾吾，外人并不清楚他日常到底干些什么，能让一个原本开朗朴实的农家子弟变成这个样子。
有时候有些事情之间的联系很难说清。在B看来，他一直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今年4月，自B记事起一直靠在乡下开办小卖铺养家糊口的父亲在一次夜晚进货回家的路上车祸身亡，事发时将近晚上10点，公路上行车不多，一直未能找到证人和肇事司机。在外人看来本事意外的事情，在B看来却成了上天对他的报应。
在B看来，他成了部门为恶的帮手，上天是在用这种办法来警示他。作为一个党员，事发之后他QQ的签名档变成了“我现在特别信命”。
B料理完他父亲后事之后想辞职，走出体制内，但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毕竟在其他人看来，B现在的工作和前途是一片光明，多少人求之不得。
周五晚聊天时和B同在一城工作的大学同学A说B现在的状态很不好，“像变了个人”，或许在别人眼中B只是一个小兵，他只是在完成这个体制赋予他的工作，况且这个体制已经给予了他很多，他有义务做好体制分配给他的内容。
有时候我想B或许就是想得太多，在某些地方工作没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没有自我或许能更好过些。
联想起自己在国企的日子，由于经常与领导打交道，每日都是战战兢兢。在那里能力或认真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揣摩领导的心思，就像一位老同事所说的那样“把领导伺候好，其他都是扯淡”，毕竟体制内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领导手中，不管你是科员，副部长甚或一方诸侯。
“要想清楚领导在想什么，你自己想什么不重要，关键是领导想什么”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刚入职时一位老同事的谆谆教导。
领导也有领导，体制内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哀。体制作恶，个人很难抗拒，更多的只能随波逐流。
或许B错就错在太有自我，或者说想得太多，毕竟这是个闷头发财的时代。
http://blog.caing.com/article/21623/
(955)[转帖]羽戈:郭美美与内外交困的中国慈善
【上周末所作。二日来，此事继续波澜横生。恰好有些话未说完，改日再来说说。】
郭美美与内外交困的中国慈善
郭美美的作用，可比作搅屎棍。这个比喻用在美女（哪怕是人工美女）身上，也许不太雅观，实际上却非常恰切。就算最终被证实，她与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官员毫无关系，然而，她像是一根不由自主的棍子，搅浑了中国慈善的一潭死水，令沉渣泛起，丑闻浮生。
这是一场因炫富而引发的悲剧，对郭美美而言是悲剧，对与其有染，赐其钱物、名位与权力的人而言是悲剧，对活在大染缸里的公众而言同样是悲剧，他们已经见惯了中国慈善制度的种种丑恶症结，可是，他们的眼神和想象力再一次受到了中国特色的严重侮辱，没有最恶，只有更恶，权力之恶与人性之恶的边界，永远在你的想见之外。
为什么是中国红十字会？
在我写作此文的这一刻，郭美美事件依然是一团乱麻；而且我不惮以最大的悲观预测，此事将以疑案收场，涉事的诸名流将如浑水之鱼而悄然遁去，除了郭美美，她很可能沦为唯一的牺牲品，以堵天下悠悠之口。
到时，必定有人说，红颜祸水，咎由自取。然而，这个年仅20岁，从脸到胸都丧失了最起码的真实度的女孩，不过是可悲的玩物，是盛宴之上的沉默羔羊。
我不关心她是谁的养女，或是谁的情妇；是一人之私宠，或为政商两界所资源共享。我甚至不太关心她的爱马仕、玛莎拉蒂跑车、超级豪宅等财产来源——假如不是出身豪门贵胄，其巨额财产从何处而来，其实不难猜出。我只关心她的身份“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之所指，如她解释：“所在的公司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负责与人生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那么这个“红十字商会”与中国红十字会到底有何关系？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官方声明其旗下并无“红十字商会”的机构，公众却找到了与“红十字商会”相近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去年年底，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纪念成立10周年，其中一张合影，前排正中的妩媚女孩即被怀疑为郭美美。
即使这些怀疑最终全部被证伪，即使，已经有人指出，郭美美事件是一起网络炒作，郭本人乃是演员，企图藉此博出位、聚人气，那么，她与她的运营团队，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跳板呢，而非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或者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法学会？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而中国红十字会，及其背后的中国慈善制度，岂止是有一两道裂缝，简直千疮百孔，简直就是一颗臭蛋，令扒粪者趋之若鹜，炒作者甘之若饴。
若行善不自由，则慈善无意义
这些年来，中国慈善一头扎入丑闻的激流，再也未能上岸。丑闻如潮涌，按时轮回，冲击慈善的暗礁。每一次退潮，慈善机构与慈善家身上的裂痕总要暴晒几分于阳光之下。
中国慈善的困境，不是源自某一个点，而是内外交困，如陷入十月围城。这外一面，包括接踵而至的“诈捐”（代表如章子怡、余秋雨、陈光标等，尤其是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被指“诈捐”，极具反讽效果），泰山压顶的“强捐”与“索捐”，以及将慈善事业作为政治投资，或当作一笔生意等。如果说“诈捐”之风行，指向慈善家的个体品行；那么“强捐”与“索捐”之蔓延，则指向这个国家的慈善观念与制度设置。捐款是美德，然而这并不代表拒绝捐款就是恶行；行善应得赞颂，然而不予行善未必就是作恶，就该受千夫所指。“强捐”与“索捐”生出的慈善其实不是慈善，尽管不能说是伪善，这种捐赠，与善无关，却清晰折射出了我们慈善观的狭隘与专制。
慈善与权力捆绑，是“强捐”与“索捐”流行的另一因。当慈善运动为政府所发起，只要你是镶嵌于国家机器之上的一枚螺丝钉，捐赠就将是你不得不履行的政治义务。你若不履行，面临的不是道德的压迫，而是权力的压迫。于此另说一点，慈善是自由的德行，行善是公民的自由抉择，若行善不自由，则慈善无意义。
至于将慈善当作经济与政治投资的路径，除了备受争议的陈光标，前不久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批捕的潘锴红是最生动一例。潘是南京黄埔露灵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市慈善总会副会长。他号称是陈光标的朋友与追随者，“以陈光标为榜样”，为了向陈致敬，连公司名字都改了。但是，潘锴红做慈善的意图，却为揽财。他打出“爱心捐助”的旗号，蛊惑民众购买其公司产品，以成为该公司的“爱心使者会员”（共分四种：爱心仁者、爱心行者、爱心达者、爱心尊者——“尊者”一说，形同笑话）；然后通过联爱计划，以23%的高利息引诱会员投资，非法吸储达400万元之巨。据统计，有255人报案，288名被害人。然而，潘锴红却是知名慈善家，是南京市慈善总会副会长——这实在是对慈善与慈善总会最尖锐的讽刺。
它们何以不再能为公众所信任？
中国慈善内外交困的内一面，正表现为慈善总会等官方机构吸收潘锴红之流入会，并委以重任或崇高的名誉。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官办慈善”，用公权力绑架慈善。这样的时代，任何事由，一旦摊上了官办，等于引火烧身，黑幕、腐败等丑闻，剪不断理还乱。因为“官办慈善”的重点，不在后二字，而在前二字。善款之开支，与慈善无关，而关乎国库收入、政治平衡。
最让人憎恨的一点，在于包藏了一片爱心的善款，却入了腐败者的胃口与私囊。媒体曾曝光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一张餐饮发票，竟高达9859元，人均消费500元以上。善款用于此道，还让人怎么信任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
郭美美一事，除了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搭中国红十字会的裙带关系，还有一个争议点，即她背后的大佬，疑似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二人都姓郭，故有所谓“养女”之说。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及郭会长极力辟谣，但在其社会公信力已经全然沦丧的前提之下，或正应了那句俗谚：“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不要怪世人恶意揣测，而应该追问，它们何以不再能为公众所信任。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http://blog.caing.com/article/21616/
郭美美与内外交困的中国慈善
郭美美的作用，可比作搅屎棍。这个比喻用在美女（哪怕是人工美女）身上，也许不太雅观，实际上却非常恰切。就算最终被证实，她与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官员毫无关系，然而，她像是一根不由自主的棍子，搅浑了中国慈善的一潭死水，令沉渣泛起，丑闻浮生。
这是一场因炫富而引发的悲剧，对郭美美而言是悲剧，对与其有染，赐其钱物、名位与权力的人而言是悲剧，对活在大染缸里的公众而言同样是悲剧，他们已经见惯了中国慈善制度的种种丑恶症结，可是，他们的眼神和想象力再一次受到了中国特色的严重侮辱，没有最恶，只有更恶，权力之恶与人性之恶的边界，永远在你的想见之外。
为什么是中国红十字会？
在我写作此文的这一刻，郭美美事件依然是一团乱麻；而且我不惮以最大的悲观预测，此事将以疑案收场，涉事的诸名流将如浑水之鱼而悄然遁去，除了郭美美，她很可能沦为唯一的牺牲品，以堵天下悠悠之口。
到时，必定有人说，红颜祸水，咎由自取。然而，这个年仅20岁，从脸到胸都丧失了最起码的真实度的女孩，不过是可悲的玩物，是盛宴之上的沉默羔羊。
我不关心她是谁的养女，或是谁的情妇；是一人之私宠，或为政商两界所资源共享。我甚至不太关心她的爱马仕、玛莎拉蒂跑车、超级豪宅等财产来源——假如不是出身豪门贵胄，其巨额财产从何处而来，其实不难猜出。我只关心她的身份“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之所指，如她解释：“所在的公司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负责与人生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那么这个“红十字商会”与中国红十字会到底有何关系？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官方声明其旗下并无“红十字商会”的机构，公众却找到了与“红十字商会”相近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去年年底，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纪念成立10周年，其中一张合影，前排正中的妩媚女孩即被怀疑为郭美美。
即使这些怀疑最终全部被证伪，即使，已经有人指出，郭美美事件是一起网络炒作，郭本人乃是演员，企图藉此博出位、聚人气，那么，她与她的运营团队，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跳板呢，而非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或者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法学会？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而中国红十字会，及其背后的中国慈善制度，岂止是有一两道裂缝，简直千疮百孔，简直就是一颗臭蛋，令扒粪者趋之若鹜，炒作者甘之若饴。
若行善不自由，则慈善无意义
这些年来，中国慈善一头扎入丑闻的激流，再也未能上岸。丑闻如潮涌，按时轮回，冲击慈善的暗礁。每一次退潮，慈善机构与慈善家身上的裂痕总要暴晒几分于阳光之下。
中国慈善的困境，不是源自某一个点，而是内外交困，如陷入十月围城。这外一面，包括接踵而至的“诈捐”（代表如章子怡、余秋雨、陈光标等，尤其是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被指“诈捐”，极具反讽效果），泰山压顶的“强捐”与“索捐”，以及将慈善事业作为政治投资，或当作一笔生意等。如果说“诈捐”之风行，指向慈善家的个体品行；那么“强捐”与“索捐”之蔓延，则指向这个国家的慈善观念与制度设置。捐款是美德，然而这并不代表拒绝捐款就是恶行；行善应得赞颂，然而不予行善未必就是作恶，就该受千夫所指。“强捐”与“索捐”生出的慈善其实不是慈善，尽管不能说是伪善，这种捐赠，与善无关，却清晰折射出了我们慈善观的狭隘与专制。
慈善与权力捆绑，是“强捐”与“索捐”流行的另一因。当慈善运动为政府所发起，只要你是镶嵌于国家机器之上的一枚螺丝钉，捐赠就将是你不得不履行的政治义务。你若不履行，面临的不是道德的压迫，而是权力的压迫。于此另说一点，慈善是自由的德行，行善是公民的自由抉择，若行善不自由，则慈善无意义。
至于将慈善当作经济与政治投资的路径，除了备受争议的陈光标，前不久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批捕的潘锴红是最生动一例。潘是南京黄埔露灵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市慈善总会副会长。他号称是陈光标的朋友与追随者，“以陈光标为榜样”，为了向陈致敬，连公司名字都改了。但是，潘锴红做慈善的意图，却为揽财。他打出“爱心捐助”的旗号，蛊惑民众购买其公司产品，以成为该公司的“爱心使者会员”（共分四种：爱心仁者、爱心行者、爱心达者、爱心尊者——“尊者”一说，形同笑话）；然后通过联爱计划，以23%的高利息引诱会员投资，非法吸储达400万元之巨。据统计，有255人报案，288名被害人。然而，潘锴红却是知名慈善家，是南京市慈善总会副会长——这实在是对慈善与慈善总会最尖锐的讽刺。
它们何以不再能为公众所信任？
中国慈善内外交困的内一面，正表现为慈善总会等官方机构吸收潘锴红之流入会，并委以重任或崇高的名誉。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官办慈善”，用公权力绑架慈善。这样的时代，任何事由，一旦摊上了官办，等于引火烧身，黑幕、腐败等丑闻，剪不断理还乱。因为“官办慈善”的重点，不在后二字，而在前二字。善款之开支，与慈善无关，而关乎国库收入、政治平衡。
最让人憎恨的一点，在于包藏了一片爱心的善款，却入了腐败者的胃口与私囊。媒体曾曝光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一张餐饮发票，竟高达9859元，人均消费500元以上。善款用于此道，还让人怎么信任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
郭美美一事，除了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搭中国红十字会的裙带关系，还有一个争议点，即她背后的大佬，疑似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二人都姓郭，故有所谓“养女”之说。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及郭会长极力辟谣，但在其社会公信力已经全然沦丧的前提之下，或正应了那句俗谚：“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不要怪世人恶意揣测，而应该追问，它们何以不再能为公众所信任。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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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转帖]柳萌:假如你没有这个职务
一位朋友的女儿，有次跟我聊天儿，不知怎么说到茶叶了，她不无感概地说：“我老爸在位那会儿，别人送的茶叶，每年都喝不完；这会儿他退休了，就很少有人送了，有时还得自己买。”这位朋友原来是位编辑，在一家大报编文艺副刊，对于某些作者来说，他掌握的这块地盘，可就非同小可了。
听了朋友女儿的话，我不禁也笑了起来。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做编辑时也遇到过，只是没有人给我送东西，但是那股热乎劲儿，却让人难辨真伪。那时我在《新观察》杂志社，主持杂文版的编辑工作，全国的杂文作者认识不少，可是版面就那么多，要想上一篇文章并非易事，于是有的作者就找上门来，跟我套近乎交朋友，我想，编辑跟作者成为朋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互相之间聊聊天儿，切磋点写作上的事，说不定更会出些好文章。就这样认识了一位作者。后来我调离开这家杂志社，这位作者再见我竟形同陌路，这时我才意识到，他跟我交朋友是考虑，当时我还有点职业权力，并非真的要交我这个朋友。现在我没有发稿权了，在他看来没用了，自然也就没必要搭理。
可是天下的事情，有时就那么凑巧，或者说老天真会捉弄人，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在一家杂志任职，这位作者知道后，特意找上门来跟我叙旧。我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临走的时候，他放下一篇文章，希望我亲自看看，我收下没有表态。他走后我便交给了责任编辑，请他按规矩酌情处理，原因是，人家看重的是我的编辑权力，并不是真的把我当做朋友，我何必要自作多情呢？那就按正常稿件处理程序走嘛。
我上边说的一番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说，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谁都会结交一些朋友，但是每位朋友的想法，却并不完全一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家看重你的人品，通过职业交往认识了，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我管这叫真正的朋友；一类是人家看重你的权力，为了求你给自己办事，所以才跟你交朋友，我管这叫职业朋友。我前边说到的，给朋友送茶叶的人，跟我套近乎的人，都属于职业朋友。我们没有这个职业了，人家用不着你了，当然也就不再跟你交往。这非常正常。
遗憾的是，许多人没有这个自知之明，在位的时候认识不到，因此，也就少不了被利用的可能。别的行业的情况咱们不说，就拿我比较熟悉的文学界来说吧，譬如，原本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家，那时看重你的除了评论家，就是读过你的书的读者，同行们有的并不买你的账；正是因为你不错有机会当了官儿（群众团体的官儿，严格说算不得官儿），于是有的人像苍蝇似的往你身上扑，就连原来瞧不起你的作家，这时都会嘴甜得流蜜，一口一个的什么叫着你，听得人都觉得肉麻。
其实仔细地想想，人家为的什么呢，还不是看重你的职务，可以给他的作品抬高身价，可以让他出国开开洋荤，这些目的人家达到了，照样不会买你的账，说不定还会骂你不是个东西。同样，现在有人吹捧你的作品，也是看重你的职务，你就别当真自己是个大作家，说句不客气的话，要是你没有这个显赫的职务，恐怕连能不能发表都成问题呢。所以在位时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要让官职迷了心窍，把职业朋友当做真正的朋友。
人在得志的时候，最可贵的和最可悲的，就是看你有没有自省能力。如果我们能在得志之时，经常地想想自己没有职务如何，说不定会使自己头脑清醒，起码不至于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俨然是个大人物，甚至于把职业朋友当做真朋友，或者干脆把真正的朋友忘记。我以为人最本质的生活，还是得归真，无论你怎么装腔作势，或者怎样穿“泡沫官袍”，总有一天会回归原样儿，成为过普通生活的百姓。等你没有了这个官封的职务，或者职务不再体现权力，那时你才会拥有真正的斤两，来找你的人才是你真正的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讲，职务是个试“真”石，它既可试出别人友谊的真伪，它又可掂出自己价值的真假。
正在官位上的朋友们，当有人找到你，甜言蜜语地说些什么，请你不妨这样问问自己：“假如我没有这个职务……”
http://blog.caing.com/article/21602/
听了朋友女儿的话，我不禁也笑了起来。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做编辑时也遇到过，只是没有人给我送东西，但是那股热乎劲儿，却让人难辨真伪。那时我在《新观察》杂志社，主持杂文版的编辑工作，全国的杂文作者认识不少，可是版面就那么多，要想上一篇文章并非易事，于是有的作者就找上门来，跟我套近乎交朋友，我想，编辑跟作者成为朋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互相之间聊聊天儿，切磋点写作上的事，说不定更会出些好文章。就这样认识了一位作者。后来我调离开这家杂志社，这位作者再见我竟形同陌路，这时我才意识到，他跟我交朋友是考虑，当时我还有点职业权力，并非真的要交我这个朋友。现在我没有发稿权了，在他看来没用了，自然也就没必要搭理。
可是天下的事情，有时就那么凑巧，或者说老天真会捉弄人，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在一家杂志任职，这位作者知道后，特意找上门来跟我叙旧。我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临走的时候，他放下一篇文章，希望我亲自看看，我收下没有表态。他走后我便交给了责任编辑，请他按规矩酌情处理，原因是，人家看重的是我的编辑权力，并不是真的把我当做朋友，我何必要自作多情呢？那就按正常稿件处理程序走嘛。
我上边说的一番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说，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谁都会结交一些朋友，但是每位朋友的想法，却并不完全一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家看重你的人品，通过职业交往认识了，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我管这叫真正的朋友；一类是人家看重你的权力，为了求你给自己办事，所以才跟你交朋友，我管这叫职业朋友。我前边说到的，给朋友送茶叶的人，跟我套近乎的人，都属于职业朋友。我们没有这个职业了，人家用不着你了，当然也就不再跟你交往。这非常正常。
遗憾的是，许多人没有这个自知之明，在位的时候认识不到，因此，也就少不了被利用的可能。别的行业的情况咱们不说，就拿我比较熟悉的文学界来说吧，譬如，原本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家，那时看重你的除了评论家，就是读过你的书的读者，同行们有的并不买你的账；正是因为你不错有机会当了官儿（群众团体的官儿，严格说算不得官儿），于是有的人像苍蝇似的往你身上扑，就连原来瞧不起你的作家，这时都会嘴甜得流蜜，一口一个的什么叫着你，听得人都觉得肉麻。
其实仔细地想想，人家为的什么呢，还不是看重你的职务，可以给他的作品抬高身价，可以让他出国开开洋荤，这些目的人家达到了，照样不会买你的账，说不定还会骂你不是个东西。同样，现在有人吹捧你的作品，也是看重你的职务，你就别当真自己是个大作家，说句不客气的话，要是你没有这个显赫的职务，恐怕连能不能发表都成问题呢。所以在位时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要让官职迷了心窍，把职业朋友当做真正的朋友。
人在得志的时候，最可贵的和最可悲的，就是看你有没有自省能力。如果我们能在得志之时，经常地想想自己没有职务如何，说不定会使自己头脑清醒，起码不至于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俨然是个大人物，甚至于把职业朋友当做真朋友，或者干脆把真正的朋友忘记。我以为人最本质的生活，还是得归真，无论你怎么装腔作势，或者怎样穿“泡沫官袍”，总有一天会回归原样儿，成为过普通生活的百姓。等你没有了这个官封的职务，或者职务不再体现权力，那时你才会拥有真正的斤两，来找你的人才是你真正的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讲，职务是个试“真”石，它既可试出别人友谊的真伪，它又可掂出自己价值的真假。
正在官位上的朋友们，当有人找到你，甜言蜜语地说些什么，请你不妨这样问问自己：“假如我没有这个职务……”
http://blog.caing.com/article/21602/
(953)[转帖]Imxiaoxie:西化与爱国
“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是熊培云在他的《重新发现社会》里说的一句话，自然，这句话也是一个值得人深思的问题。前不久，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2》引进中国，不料却在国内掀起了一场“抵制文化侵略”的风波，我想大概这是影片制片方所始料不及的。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体，一直在宣扬一种爱国的观点。但是对于“国”究竟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爱却很少有人提及和探讨，就好像“爱国”已经成了一种真理，不言而喻，不证自明，一种每个人都要担当的理所当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这种责任和义务的由来却是模糊隐晦，大家都晓得要爱国，但爱国是什么、为什么要爱、怎么爱就无从提及了。
这不，正因为大家日常都很少思考怎样爱国，于是就出现有人教我们怎样爱国了。早在2008年6月《功夫熊猫》上映时，赵半狄曾举着“不容许好莱坞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的横幅，来到广电总局呼吁抵制其在中国的上映。为什么要禁止人们看一部自己喜欢的外国电影？这中间有一个神奇的词语叫“文化侵略”，在反对“文化侵略”的先知式人物看来，人民是无知的孩童，他们根本不辨善恶，很容易被美国电影洗脑，只有他们才能目光如炬的看到真正的问题——你觉得《孔子》又老套又无聊吗？这就是你被《阿凡达》洗脑的结果。所以，在赵半狄看来，如果你抵制去电影院看《功夫熊猫》，你就是爱国，如果你不仅自己不去看还劝阻别人也不去看，那你就是非常爱国，如果你不仅劝阻大家不去看，还有能力禁止该片引进让所有人都看不了，那你就是完全爱国。
为什么要这么爱国呢？人家已经说了，这是要抵制“文化侵略”。“文化侵略”是一个比较新的词，“文化侵略”的目的最终就是要将中国人西化，用比较左派的观点来说，就是要达到和平演变之不可告人的目的。说到西化，我倒是觉得非常奇怪。每当我想到这个词，再看看周围的国人，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大抵是世界上最矛盾的民族。你说我们骄傲吧，我们的确为我们上下5000年历史文化所骄傲，但你一旦提到近200年的历史，又足以让一个本来趾高气扬的人瞬间黑脸；你说我们包容吧，但事实上中国文化有自己内在的原核，它的确吸引着不同质的东西，但最终都是将不同质的东西同化，而不是与其共存共生，相辅相成。
说实话，比起一百年前的晚清，今天的中国人实在已经不需要再怎么谈“西化”的问题了。因为这一百年来我们已经被“西化”得不成样子了，以至于除了我们这身皮囊和世世代代不变的江山，我们已经很难再发现还有什么东西不是“西化”过来的。政治上，政党制度，代表选举，来自西方，我们早已抛弃了封建专制的外壳，但专制和集权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上，自己原创的三民主义沦为“反动”势力的旗帜共产主义，广泛推广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却全部来自西方，，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手腕是绝不抛弃的。生活方式上，大到上班、上学、逛超市，小到穿西装、T恤、留短发，甚至连结婚，现在还有多少新娘是穿红裙子的？经济上，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大包大干的计划经济，再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一路西化的轨迹清晰可辨。文化上，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社会上流行的时尚、风气和节日，包括时装、电影、网络有几项不是来自西方？您不妨抬起头来看看，身边还有多少东西是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原创，或者从古代先辈那里流传下来的？如果这个时候谁还再说拒绝西化，您大可跟他急，西你个头，你还有啥没有被西化的？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反对了，博主你上面所说的都不叫西化，叫现代化。哈哈，在我看来，所谓的现代化跟西化的概念差不了多少。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近现代都是西方文化领先和原创，我们现在不过是吸收别人的东西而已，但我们自己的东西已所剩无几。有时候，我真希望我们还是能穿回我们的汉服，当然啦款式是要经过改良的。我也真希望我们的建筑不要再一味地求高求新，多点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吧。同时，如果结婚，不说八抬大轿吧，至少能够多看见一些中国的情侣们红妆红服。
回到《功夫熊猫2》的话题，我觉得，我完全支持赵半狄和他的同流孔庆东先生去合伙拍一部反映美国水门事件或911的电影，去“文化侵略”美帝国主义去，当然前提是你们有这个本事。如果没有，你们可以发表你们自己关于该片的观点，也可以做出看或不看该片的决定，但请你们自尊自重不要怂恿、劝阻甚至拿着爱国主义的高帽去抵制别人去看。正如豆瓣电影对《功夫熊猫2》的影评说的那样，有时候你会误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深度入侵美国了。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b69da72334178e4c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体，一直在宣扬一种爱国的观点。但是对于“国”究竟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爱却很少有人提及和探讨，就好像“爱国”已经成了一种真理，不言而喻，不证自明，一种每个人都要担当的理所当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这种责任和义务的由来却是模糊隐晦，大家都晓得要爱国，但爱国是什么、为什么要爱、怎么爱就无从提及了。
这不，正因为大家日常都很少思考怎样爱国，于是就出现有人教我们怎样爱国了。早在2008年6月《功夫熊猫》上映时，赵半狄曾举着“不容许好莱坞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的横幅，来到广电总局呼吁抵制其在中国的上映。为什么要禁止人们看一部自己喜欢的外国电影？这中间有一个神奇的词语叫“文化侵略”，在反对“文化侵略”的先知式人物看来，人民是无知的孩童，他们根本不辨善恶，很容易被美国电影洗脑，只有他们才能目光如炬的看到真正的问题——你觉得《孔子》又老套又无聊吗？这就是你被《阿凡达》洗脑的结果。所以，在赵半狄看来，如果你抵制去电影院看《功夫熊猫》，你就是爱国，如果你不仅自己不去看还劝阻别人也不去看，那你就是非常爱国，如果你不仅劝阻大家不去看，还有能力禁止该片引进让所有人都看不了，那你就是完全爱国。
为什么要这么爱国呢？人家已经说了，这是要抵制“文化侵略”。“文化侵略”是一个比较新的词，“文化侵略”的目的最终就是要将中国人西化，用比较左派的观点来说，就是要达到和平演变之不可告人的目的。说到西化，我倒是觉得非常奇怪。每当我想到这个词，再看看周围的国人，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大抵是世界上最矛盾的民族。你说我们骄傲吧，我们的确为我们上下5000年历史文化所骄傲，但你一旦提到近200年的历史，又足以让一个本来趾高气扬的人瞬间黑脸；你说我们包容吧，但事实上中国文化有自己内在的原核，它的确吸引着不同质的东西，但最终都是将不同质的东西同化，而不是与其共存共生，相辅相成。
说实话，比起一百年前的晚清，今天的中国人实在已经不需要再怎么谈“西化”的问题了。因为这一百年来我们已经被“西化”得不成样子了，以至于除了我们这身皮囊和世世代代不变的江山，我们已经很难再发现还有什么东西不是“西化”过来的。政治上，政党制度，代表选举，来自西方，我们早已抛弃了封建专制的外壳，但专制和集权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上，自己原创的三民主义沦为“反动”势力的旗帜共产主义，广泛推广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却全部来自西方，，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手腕是绝不抛弃的。生活方式上，大到上班、上学、逛超市，小到穿西装、T恤、留短发，甚至连结婚，现在还有多少新娘是穿红裙子的？经济上，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大包大干的计划经济，再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一路西化的轨迹清晰可辨。文化上，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社会上流行的时尚、风气和节日，包括时装、电影、网络有几项不是来自西方？您不妨抬起头来看看，身边还有多少东西是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原创，或者从古代先辈那里流传下来的？如果这个时候谁还再说拒绝西化，您大可跟他急，西你个头，你还有啥没有被西化的？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反对了，博主你上面所说的都不叫西化，叫现代化。哈哈，在我看来，所谓的现代化跟西化的概念差不了多少。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近现代都是西方文化领先和原创，我们现在不过是吸收别人的东西而已，但我们自己的东西已所剩无几。有时候，我真希望我们还是能穿回我们的汉服，当然啦款式是要经过改良的。我也真希望我们的建筑不要再一味地求高求新，多点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吧。同时，如果结婚，不说八抬大轿吧，至少能够多看见一些中国的情侣们红妆红服。
回到《功夫熊猫2》的话题，我觉得，我完全支持赵半狄和他的同流孔庆东先生去合伙拍一部反映美国水门事件或911的电影，去“文化侵略”美帝国主义去，当然前提是你们有这个本事。如果没有，你们可以发表你们自己关于该片的观点，也可以做出看或不看该片的决定，但请你们自尊自重不要怂恿、劝阻甚至拿着爱国主义的高帽去抵制别人去看。正如豆瓣电影对《功夫熊猫2》的影评说的那样，有时候你会误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深度入侵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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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转帖]刘幼民:“对得起人民”的大贪官
原茂名市副市长杨光亮涉嫌受贿人民币1048余万元、港币200万元；涉案不明来源财产折合人民币3464万余元、欧元2.4万元，于2011年6月21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开庭审理。审理过程中，杨光亮赋诗抒怀：“年过半百深陷囹圄，我壮志未酬身先死……”因为激动，杨光亮一度哽咽说不出话来，可是言之将尽之时他坦然表示：“虽然我犯罪了，但是，我还是对得起茂名人民的”。
中国的贪官在全世界都已经是出了名的钱多、皮厚、口气大。杨光亮自称对得起人民，可是人民那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在中国大多数市县，人民对市县长是谁并不关心。他们既不是人民选出来的官员，人民也无权了解他们、监督他们、批评他们、弹劾他们。人民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他们的统治。不关心他们是谁，就是人民唯一可以行使的民主权利。正是基于人民无权受压的现实，李刚的儿子才可以在开车撞飞人后，满不在乎地说我爹是李刚，有本事你们告去。而后又有 “我爸是县长，我爸就是国法”的升级版事件发生。明明是官本位，杨光亮之流有权统治人民，人民则无权要求他们。杨光亮这些个贪官在位时，玩权时，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时，曾几何时考虑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还是对不起人民的问题？然而一朝落马，成了阶下囚接受同僚审判时，杨光亮为何又想起了人民呢？甚至要声言他对得起人民呢？
其实很可笑，在中国人民像是一种图腾，常常被统治者挂在嘴上，虽然被统治、被代表、被修理、被拆迁、被服务，可是他们也被朝拜。毛泽东在世时，就要求他的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过那个时代人民的范围只限于工农兵，地富反坏右则是人民的敌人。工农兵相对于地富反坏右还是有一些权利，他们可以有限地批评官员、有限地监督官员、有限地弹劾官员，却没有权利选举官员、决定官员的任免去留。在毛泽东之后，人民的范围扩大了，基本包括了全部的国民，可是此时人民的权利却缩小了，连有限地批评官员、有限地监督官员、有限地弹劾官员那一点“自由”也没有了，与此相适应的政府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官员们则有了机会利用他们手中掌握到的权力为自己、为家族攫取最大的利益。有权的人就是有钱的人，无权不贪，前腐后继就是对中国官场做出的写生素描。可是，他们无论怎么贪腐，也还明白一个基本道理：想要掌权屁股可以坐稳，就要为自己的掌权找到合法性证明，为人民服务，做人民代表其实就是古今中外一切统治者惯用的一个手法，不管自己是否真的为人民服务，也不管自己是否真的是人民代表，只要打出了这个招牌，谁反对我谁就是反对人民了。
杨光亮赋诗抒怀：“年过半百深陷囹圄，我壮志未酬身先死……”杨光亮的壮志会是什么呢？会是为人民服务吗？一个利用一切机会搞个人发财致富的贪官，深陷囹圄之时却能想到人民，却能大言不惭地宣告自己对得起人民，这算不算是中国特色呢？我们的官员虽然贪权、贪财、贪色，已经沦为罪犯，却依然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他们那怕是在下一刻被判处了死刑，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就要证明自己执政掌权的合法性。我很贪，可是我为茂名的经济发展尽了力，我对得起人民。如果茂名人民没有失语，他们尽可以质问杨光亮，茂名的经济发展与我们有多大的关系？我们买不起房，开不起车，甚至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其实这是中国人民普遍遭遇到的问题。中国的JDP年年增长，中国人民的收入却在下降，30年的辉煌造就了占中国人口比例极少数的富豪阶级，而他们的数量虽少，却掌握了中国社会70%以上的财富。这在全世界都难找到先例。
杨光亮之流的合法性只能自证，也就是只能自说自话。用杨光亮的权力逻辑解释他的犯罪受审，只能认为他是自己撞到了枪口上，是大意失荆州，是一家人内部发生的事件。他不是对得起人民，而是对得起他的各级领导，因为杨光亮既是受贿者，也是行贿者，他的各级领导能够宣称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杨光亮的好处吗？甚至可以说，杨光亮不过是为利益集团冲锋陷阵时堵了枪眼光荣牺牲了！
还是那句老话：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产生极度的腐败。可是人民怎么可以监督政府及其官员呢？这不就是“臭不要脸”吗？中国的官僚体制盘根错节，已经成了气候，人民监督政府及其官员在人民无权做主予夺生杀时，这就是一句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话。从根子上讲，贪腐、蜕变皆因一权独大所致，一权独大，别人就无法替换你，无法监督你。而什么才是最有效的监督呢？权力可以替换就天下最有效的监督！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0065b71ec53a99e
中国的贪官在全世界都已经是出了名的钱多、皮厚、口气大。杨光亮自称对得起人民，可是人民那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在中国大多数市县，人民对市县长是谁并不关心。他们既不是人民选出来的官员，人民也无权了解他们、监督他们、批评他们、弹劾他们。人民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他们的统治。不关心他们是谁，就是人民唯一可以行使的民主权利。正是基于人民无权受压的现实，李刚的儿子才可以在开车撞飞人后，满不在乎地说我爹是李刚，有本事你们告去。而后又有 “我爸是县长，我爸就是国法”的升级版事件发生。明明是官本位，杨光亮之流有权统治人民，人民则无权要求他们。杨光亮这些个贪官在位时，玩权时，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时，曾几何时考虑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还是对不起人民的问题？然而一朝落马，成了阶下囚接受同僚审判时，杨光亮为何又想起了人民呢？甚至要声言他对得起人民呢？
其实很可笑，在中国人民像是一种图腾，常常被统治者挂在嘴上，虽然被统治、被代表、被修理、被拆迁、被服务，可是他们也被朝拜。毛泽东在世时，就要求他的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过那个时代人民的范围只限于工农兵，地富反坏右则是人民的敌人。工农兵相对于地富反坏右还是有一些权利，他们可以有限地批评官员、有限地监督官员、有限地弹劾官员，却没有权利选举官员、决定官员的任免去留。在毛泽东之后，人民的范围扩大了，基本包括了全部的国民，可是此时人民的权利却缩小了，连有限地批评官员、有限地监督官员、有限地弹劾官员那一点“自由”也没有了，与此相适应的政府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官员们则有了机会利用他们手中掌握到的权力为自己、为家族攫取最大的利益。有权的人就是有钱的人，无权不贪，前腐后继就是对中国官场做出的写生素描。可是，他们无论怎么贪腐，也还明白一个基本道理：想要掌权屁股可以坐稳，就要为自己的掌权找到合法性证明，为人民服务，做人民代表其实就是古今中外一切统治者惯用的一个手法，不管自己是否真的为人民服务，也不管自己是否真的是人民代表，只要打出了这个招牌，谁反对我谁就是反对人民了。
杨光亮赋诗抒怀：“年过半百深陷囹圄，我壮志未酬身先死……”杨光亮的壮志会是什么呢？会是为人民服务吗？一个利用一切机会搞个人发财致富的贪官，深陷囹圄之时却能想到人民，却能大言不惭地宣告自己对得起人民，这算不算是中国特色呢？我们的官员虽然贪权、贪财、贪色，已经沦为罪犯，却依然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他们那怕是在下一刻被判处了死刑，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就要证明自己执政掌权的合法性。我很贪，可是我为茂名的经济发展尽了力，我对得起人民。如果茂名人民没有失语，他们尽可以质问杨光亮，茂名的经济发展与我们有多大的关系？我们买不起房，开不起车，甚至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其实这是中国人民普遍遭遇到的问题。中国的JDP年年增长，中国人民的收入却在下降，30年的辉煌造就了占中国人口比例极少数的富豪阶级，而他们的数量虽少，却掌握了中国社会70%以上的财富。这在全世界都难找到先例。
杨光亮之流的合法性只能自证，也就是只能自说自话。用杨光亮的权力逻辑解释他的犯罪受审，只能认为他是自己撞到了枪口上，是大意失荆州，是一家人内部发生的事件。他不是对得起人民，而是对得起他的各级领导，因为杨光亮既是受贿者，也是行贿者，他的各级领导能够宣称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杨光亮的好处吗？甚至可以说，杨光亮不过是为利益集团冲锋陷阵时堵了枪眼光荣牺牲了！
还是那句老话：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产生极度的腐败。可是人民怎么可以监督政府及其官员呢？这不就是“臭不要脸”吗？中国的官僚体制盘根错节，已经成了气候，人民监督政府及其官员在人民无权做主予夺生杀时，这就是一句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话。从根子上讲，贪腐、蜕变皆因一权独大所致，一权独大，别人就无法替换你，无法监督你。而什么才是最有效的监督呢？权力可以替换就天下最有效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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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转帖]韦三皮:范曾的烟斗
听说范曾告人了。或许他老先生以为这又可以让自己大出一把风头，而全国人民也理当站在他老人家身后为他摇旗呐喊助威。不想故事却不是这么展开的。在真实的故事里，这位自封的“大师”的支持者甚寡，是以他不仅没能挽回颜面，反而惹了一身骚。
这件事的分歧点我们拆开来有这么三点：一，郭庆祥的评论到底算不算“名誉侵害”。二，范曾的“流水作画”到底算不算“有辱艺术”。三，范曾到底算不算“大师”。
对于第一点，我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个要看艺术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意见。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范曾诉郭庆祥侵害名誉权案一审判决研讨会”上，专家们已经给出了专业意见，证明郭庆祥的评论不算侵权。然而北京市昌平区法院不公开宣判却为：郭庆祥败诉，须向范曾书面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七万元。不过大家也知道，中国特色的法院么，都那什么。我们只能感慨范曾的确是“上面有人”。再从个人角度说两句，这位郭庆祥先生也委实没什么才气，他的“艺术评论”严格来说也算不上艺术评论，技术含量太低，只不过揭露了一个事实，讲了两句俏皮话而已，就被人告上了法庭，以此也看出范老爷子的脸皮有几两重。
对于第二点，范老先生的代理人称“流水作画”乃其作画风格，就明显是在扯皮了。明明就是要挣钱嘛，又不敢明说，扯什么风格呀。您老先生若是直接承认缺钱花了，我倒还会有点欣赏您的诚实。所以说这不仅是一个艺术风格的事儿，更是一个事关人格的事儿。沈括小人一个，《梦溪笔谈》作的确实不错。范老先生这画够不够《梦溪笔谈》的分量，还得另说。所以这事儿总结起来就是“有辱艺术”还不太确定，但“有辱人格”的大印却是明明白白地印了上去。
第三点我又没有发言权了，如何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大师”呢，恐怕仅靠自己说说不行吧。我总觉得有这么两个条件才能是大师。一，有人说你是大师。二，说你是大师的人里有大师。您自己说自己是大师，这不是循环论证么。
范曾到底是不是大师先不说，仅从个人角度来讲我是很不喜欢这个人。此人不幸正是我校的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所以我也有幸去听了他一场讲座（票还不好搞哦亲）。场面很是宏大，什么文学院副院长、副校长啊的统统到场，而且副校长还做了一个开场白，那叫一个会捧啊亲。但正文开始之后，我们的范老爷子那叫一个语无伦次呦，讲的内容那叫一个空洞无物呦，白白浪费了我两个小时啊亲们。这些都还不是最令我生气的，最令我生气的是老爷子烟斗从不离手，讲两句话吸一口烟，吸烟的姿势那叫一个装逼啊亲！您不装逼能死么，能死么！！！
以上有些话不够尊敬老人，但我真是希望范曾先生您能从电视晚会中走出来，多多在作品上下点功夫。不仅为了咱学校的脸，也为了那些花大价钱买您的画的人。您这样像我国政府印钞一样画画，可不要画成毛主席头像了。到头来只为这世界贡献了一句歇后语：范曾的烟斗——摆设！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9a0bec6b5c30575
这件事的分歧点我们拆开来有这么三点：一，郭庆祥的评论到底算不算“名誉侵害”。二，范曾的“流水作画”到底算不算“有辱艺术”。三，范曾到底算不算“大师”。
对于第一点，我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个要看艺术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意见。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范曾诉郭庆祥侵害名誉权案一审判决研讨会”上，专家们已经给出了专业意见，证明郭庆祥的评论不算侵权。然而北京市昌平区法院不公开宣判却为：郭庆祥败诉，须向范曾书面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七万元。不过大家也知道，中国特色的法院么，都那什么。我们只能感慨范曾的确是“上面有人”。再从个人角度说两句，这位郭庆祥先生也委实没什么才气，他的“艺术评论”严格来说也算不上艺术评论，技术含量太低，只不过揭露了一个事实，讲了两句俏皮话而已，就被人告上了法庭，以此也看出范老爷子的脸皮有几两重。
对于第二点，范老先生的代理人称“流水作画”乃其作画风格，就明显是在扯皮了。明明就是要挣钱嘛，又不敢明说，扯什么风格呀。您老先生若是直接承认缺钱花了，我倒还会有点欣赏您的诚实。所以说这不仅是一个艺术风格的事儿，更是一个事关人格的事儿。沈括小人一个，《梦溪笔谈》作的确实不错。范老先生这画够不够《梦溪笔谈》的分量，还得另说。所以这事儿总结起来就是“有辱艺术”还不太确定，但“有辱人格”的大印却是明明白白地印了上去。
第三点我又没有发言权了，如何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大师”呢，恐怕仅靠自己说说不行吧。我总觉得有这么两个条件才能是大师。一，有人说你是大师。二，说你是大师的人里有大师。您自己说自己是大师，这不是循环论证么。
范曾到底是不是大师先不说，仅从个人角度来讲我是很不喜欢这个人。此人不幸正是我校的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所以我也有幸去听了他一场讲座（票还不好搞哦亲）。场面很是宏大，什么文学院副院长、副校长啊的统统到场，而且副校长还做了一个开场白，那叫一个会捧啊亲。但正文开始之后，我们的范老爷子那叫一个语无伦次呦，讲的内容那叫一个空洞无物呦，白白浪费了我两个小时啊亲们。这些都还不是最令我生气的，最令我生气的是老爷子烟斗从不离手，讲两句话吸一口烟，吸烟的姿势那叫一个装逼啊亲！您不装逼能死么，能死么！！！
以上有些话不够尊敬老人，但我真是希望范曾先生您能从电视晚会中走出来，多多在作品上下点功夫。不仅为了咱学校的脸，也为了那些花大价钱买您的画的人。您这样像我国政府印钞一样画画，可不要画成毛主席头像了。到头来只为这世界贡献了一句歇后语：范曾的烟斗——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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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转帖]美国虎妈，中国鹰爸
虎妈蔡美儿这次到中国来弹了一曲双重奏。在美国，她宣扬严厉教育，培养出了两个优秀的女儿。但是，到了中国她高弹的是，对子女教育要培养其独立思考、颠覆权威的能力。这让中国人很迷惑，这是怎么了，到中国怎么就变调了，莫不是虎妈来到我们这遍地虎妈的地界心虚了？
其实，这种双重奏的事情，在金融大鳄索罗斯老先生那里也发生过一次。索老先生在美国除了玩钱出名，另一个让他出名的是批评资本主义。他用他的“反身性理论”专门写过一本批评资本主义的书。可是当他知道中国要出他的这本批评资本主义的书的时候，他在序里却弹了反调，他说要知道中国出他这本书，他希望在中国先出一本介绍资本主义好的书。别看人家老是在批评资本主义，可人家骨子里却是个资本主义的拥趸。
同样，别看虎妈表面上是严厉的中式教育，可实际上却是西式教育的拥趸，培养孩子独立思考、颠覆权威的能力。
虎妈的二重奏道出一个道理，同样的虎妈在美国大获成功，而在中国确实却没有起什么作用。她们所不同的是她们所处对孩子的教育背景。
西式教育，注重的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开启被教育者的“智慧”。所以，西式教育在大学教育之前，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动手能力。这种教育在我们的教育眼里简直就是在放纵学生不务正业。
这种看似是不务正业放纵学生的教育，却是开启“智慧”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这种教育方式也不是完美无缺，因为，小孩子是缺乏定性与长性的，在这种非常自由的环境下，既能找到真正的兴趣爱好，也会迷失兴趣爱好。这个时候虎妈的作用就发挥了作用，虎妈的作用在于能够让小孩子在一个真正的兴趣爱好上确定下来，并能坚持下去。一个人如果真正发现了兴趣爱好，而且能坚持下来，必定会有成就。
所以，在西式教育的背景下，严厉的虎妈更容易让小孩成才。同样，在中国教育的背景下，只会加速的小孩天性的毁灭，我们想想，我们小时候有多少兴趣爱好的小嫩芽被妈妈们以好好读书的名义给毁灭了。
在中国能教育孩子成才是鹰爸。鹰爸，就是具有老鹰一样敏锐、远大的目光的老爸。
鹰爸具有老鹰一样敏锐、远大的目光，能发现孩子身上的兴趣爱好，并能及时帮助孩子摆脱现有教育牢笼，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最终让孩子的兴趣爱好成为了专长，成为了人才，这种例子，我一说你就知道的有三例。
第一个例子：丁俊晖的老爸，一看小丁丁有打台球的兴趣爱好，结果，自己的生意也不做了，开起了台球房，也不让小丁丁上学了，专门打台球，结果，小丁丁，很小年纪就成了优秀的职业选手，成了中国名片。
第二个例子：朗朗的老爸，一看小朗朗有弹钢琴的兴趣爱好，结果，辞职带着儿子到北京遍访名师，陪着儿子练琴。当然朗朗偷懒的时候也没少做虎妈，结果成就了今天的朗朗。
第三个例子：韩寒的老爸，儿子不想读高中，而且是上海一流的高中，要以写书为生，老爸知道儿子有写作的兴趣爱好，居然同意了，陪着儿子一起办理退学手续。结果，没多久，三重门就出版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小韩童鞋成为了今天可以左右中国人关注点的作家韩寒。
假如，这三个人都落在了中国虎妈手里，丁俊晖继续上学、朗朗继续上学、韩寒继续上学，还会有今天的丁俊晖、朗朗、韩寒吗？
所以，在美国，教育要学虎妈，在中国，教育要学鹰爸。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9c071b9586b64b5
其实，这种双重奏的事情，在金融大鳄索罗斯老先生那里也发生过一次。索老先生在美国除了玩钱出名，另一个让他出名的是批评资本主义。他用他的“反身性理论”专门写过一本批评资本主义的书。可是当他知道中国要出他的这本批评资本主义的书的时候，他在序里却弹了反调，他说要知道中国出他这本书，他希望在中国先出一本介绍资本主义好的书。别看人家老是在批评资本主义，可人家骨子里却是个资本主义的拥趸。
同样，别看虎妈表面上是严厉的中式教育，可实际上却是西式教育的拥趸，培养孩子独立思考、颠覆权威的能力。
虎妈的二重奏道出一个道理，同样的虎妈在美国大获成功，而在中国确实却没有起什么作用。她们所不同的是她们所处对孩子的教育背景。
西式教育，注重的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开启被教育者的“智慧”。所以，西式教育在大学教育之前，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动手能力。这种教育在我们的教育眼里简直就是在放纵学生不务正业。
这种看似是不务正业放纵学生的教育，却是开启“智慧”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这种教育方式也不是完美无缺，因为，小孩子是缺乏定性与长性的，在这种非常自由的环境下，既能找到真正的兴趣爱好，也会迷失兴趣爱好。这个时候虎妈的作用就发挥了作用，虎妈的作用在于能够让小孩子在一个真正的兴趣爱好上确定下来，并能坚持下去。一个人如果真正发现了兴趣爱好，而且能坚持下来，必定会有成就。
所以，在西式教育的背景下，严厉的虎妈更容易让小孩成才。同样，在中国教育的背景下，只会加速的小孩天性的毁灭，我们想想，我们小时候有多少兴趣爱好的小嫩芽被妈妈们以好好读书的名义给毁灭了。
在中国能教育孩子成才是鹰爸。鹰爸，就是具有老鹰一样敏锐、远大的目光的老爸。
鹰爸具有老鹰一样敏锐、远大的目光，能发现孩子身上的兴趣爱好，并能及时帮助孩子摆脱现有教育牢笼，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最终让孩子的兴趣爱好成为了专长，成为了人才，这种例子，我一说你就知道的有三例。
第一个例子：丁俊晖的老爸，一看小丁丁有打台球的兴趣爱好，结果，自己的生意也不做了，开起了台球房，也不让小丁丁上学了，专门打台球，结果，小丁丁，很小年纪就成了优秀的职业选手，成了中国名片。
第二个例子：朗朗的老爸，一看小朗朗有弹钢琴的兴趣爱好，结果，辞职带着儿子到北京遍访名师，陪着儿子练琴。当然朗朗偷懒的时候也没少做虎妈，结果成就了今天的朗朗。
第三个例子：韩寒的老爸，儿子不想读高中，而且是上海一流的高中，要以写书为生，老爸知道儿子有写作的兴趣爱好，居然同意了，陪着儿子一起办理退学手续。结果，没多久，三重门就出版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小韩童鞋成为了今天可以左右中国人关注点的作家韩寒。
假如，这三个人都落在了中国虎妈手里，丁俊晖继续上学、朗朗继续上学、韩寒继续上学，还会有今天的丁俊晖、朗朗、韩寒吗？
所以，在美国，教育要学虎妈，在中国，教育要学鹰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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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转帖]信力建:建党伟业，伟在哪里？
一边是《功夫熊猫2》，一边是《建党伟业》，观众挤爆了功夫加熊猫而且还很二的场子，却着实冷落了星星堆砌起来的建党为爷。老实说，我是很愿意再去功夫一把的，由于前不久已经被熊猫过了，不能再二了，所以鬼使神差坐到了伟业这边。回头一看，就坐着寥寥一二十观众，看来国民的心理素质和欣赏水平真是水涨而船高，这类靠明星脸皮装饰的自吹自擂的片子，实在是调动不起多少人的为爷兴趣。只是不知道，这样一部粗糙的影片如果不靠垄断怎么拉动内需，至于“8亿起步”的说法，还真是得到主旋律的真传。
尽管如此，看完影片，你绞尽脑汁，还是能从影片中找出来一些值得思考的片段。
北洋政府很民主
影片中最为壮观的场面当属“五四”运动之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数以万计的学生身着黑白两色服装聚集于广场，群情激奋，然后在李大钊的一声令下，如潮水般开始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抗议。学生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说，痛斥政府卖国。在如此情况下，总统徐世昌听闻只是说学生很幼稚，却没有派出军队镇压，整个过程只有警察维持秩序，不开枪更没有坦克清场。最后警察仅仅抓了36个学生，也没有玩什么秋后算账的损招。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北京政府已经非常民主。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之规定：人民有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的权利和自由；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有请愿于议会之权。因此执政者在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的情况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任何人。当时政府的行为遵守了国家宪法，保障了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的权利和自由，这在的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更是为“无特殊利益”者之所不容。
另外，北洋政府时期，民国北京政府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从“府院之争”，我们就能看出当时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行政权力的作用。
学生有权力烧他人住宅？
影片中学生火烧赵家楼胡同的曹宅当然有演义的成分，当时的情况是在民族主义刺激下情绪错乱的学生撞倒大门，蜂涌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并未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便放起一把火，把曹宅烧了，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躲藏，当他从锅炉房中跑出，被学生发现，将他痛打了一顿。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人马赶到，逮捕了违法闹事的32名学生。当时的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学生的行为已经不是“侵入”“搜索”这么简单了，而是严重违法，不管你高喊的神马看似“正当”的口号，违法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一点毫无疑问。
李大钊、陈独秀是“一小撮煽风点火的人”
影片多次而详细的刻画了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大佬的一言一行，两人肝胆相照、相濡以沫，宛如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雪夜两人一起吃火锅的桥段。影片中，陈首先阴阳怪气的说：“我预感到中国将有大事发生。”，脸上还伴随着暗喜的笑容，李当然也心知肚明，不过李好像没那么多心计，直接就把话挑明了：“如果和谈成功，则举国欢腾；如果和谈失败，则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所受的屈辱，将会转化为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说完两人相视一笑，心有戚戚焉。其实，两人早就瞅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幸灾乐祸等着好戏的开场。后来的局势变化果如其所料，两人当仁不让站在了浪尖，宣讲错误的信息误导学生，鼓动学生上街游行。为什么说是误导？因为在巴黎和谈中，北京政府并没有在承认日本在中国山东权益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据理力争被算成了卖国，还真亏陈李二人想的出，只要是和谈失败就必定是卖国，这是两人早就预定好了的。在“一小撮煽风点火”的人鼓动下，不明真相的学生成了玩偶，盲目仇恨国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再一次被灌输到了国人心，完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
胡适的远见
面对陈李以俄为师的盲动，胡适公开提出了批评：凡事须以理服人，他们不可以批判吗？马克思的学说只是个理论，岂可东效西颦、邯郸学步。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说明胡适先生的卓越洞见，历史也证明了他的看法。只是历史的灾难还是如期降临在中华大地上，这不是胡适这样摒弃邪教主义的人能呼喊避免的。更为可笑的是“以俄为师”，现如今俄罗斯人不谈共产主义好多年了，马恩列斯这一套东西也已经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可是上当受骗的学生还在玩这套巫术，真是可悲可叹。
工人阶级得到整个世界？
影片最后，“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那条船上共唱“工人阶级砸碎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听得让人哭笑不得。每一个阶级都要砸碎身上的锁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前提是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工人阶级得到整个世界，那其他阶级的人怎么办呢？都该死或者全部同化变成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本身不是罪人，当然也绝不是上帝的义人。所以还是影片中辜鸿铭一段话在理：“老夫的辫子长在脑后，笑我的诸公，辫子却是长在心里”。没有皇帝，但是要千方百计整出领袖；没有一个家族独霸天下，但是某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却要独霸天下。这个辫子就是权力，不是分配权力，而是抢夺权力，抢了权力就成为爷了，这不是文明政治的逻辑，而是强盗流氓逻辑。
斧头还是锤子？
在《建党伟业》的宣传海报上，中共党徽不是“锤子镰刀”而是变成了“斧头镰刀”，被网友称为“斧头帮”再现。导演韩三平和黄建新，日前出席电影首映礼时说，海报设计是为了还原历史，最早的中共党徽就是“斧头镰刀”形象，后来才变成“锤子镰刀”。
1927年9月秋收起义，中共有了自己的第一面旗帜，当时的这面旗帜用一大块鲜红的布制作，旗帜两面的中央各缝着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画着镰刀和斧头。
直到1942年，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中共党旗样式的决议中，还规定党徽是镰刀斧头:“中共党旗样式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
只是对于世人来说，甭管是斧头还是锤子，都会让人产生血腥、暴力、残忍、恐怖的不好联想。
建党为爷，少儿不宜
据香港媒体称，香港影视处解释：《建党伟业》有暗杀、中枪溅血、士兵被炮火炸伤等“暴力场面”，而根据影视处的规定，场面属于“有限度暴力”，因此将套戏评为IIA级；电影中有“使用容易得到的武器进行容易模仿”的危险动作，《建党伟业》表达得太“主动”不够含蓄，因此戏儿童不宜。影片中的人物口口声声宣传的是“暴力方式”、“暴力革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肯定不会起到正面的教育作用，而只会败坏青年。
当然建党伟业真正的“伟大”不在影片内，而在影片外，只允许一小撮特定的人有建党为爷的权力，更多的人不要说建党，连宪法规定之公民权利都不能享有，谁叫别人修炼几十年不仅成爷，还成精了呢？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3e2bf469abeb865
尽管如此，看完影片，你绞尽脑汁，还是能从影片中找出来一些值得思考的片段。
北洋政府很民主
影片中最为壮观的场面当属“五四”运动之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数以万计的学生身着黑白两色服装聚集于广场，群情激奋，然后在李大钊的一声令下，如潮水般开始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抗议。学生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说，痛斥政府卖国。在如此情况下，总统徐世昌听闻只是说学生很幼稚，却没有派出军队镇压，整个过程只有警察维持秩序，不开枪更没有坦克清场。最后警察仅仅抓了36个学生，也没有玩什么秋后算账的损招。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北京政府已经非常民主。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之规定：人民有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的权利和自由；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有请愿于议会之权。因此执政者在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的情况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任何人。当时政府的行为遵守了国家宪法，保障了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的权利和自由，这在的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更是为“无特殊利益”者之所不容。
另外，北洋政府时期，民国北京政府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从“府院之争”，我们就能看出当时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行政权力的作用。
学生有权力烧他人住宅？
影片中学生火烧赵家楼胡同的曹宅当然有演义的成分，当时的情况是在民族主义刺激下情绪错乱的学生撞倒大门，蜂涌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并未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便放起一把火，把曹宅烧了，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躲藏，当他从锅炉房中跑出，被学生发现，将他痛打了一顿。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人马赶到，逮捕了违法闹事的32名学生。当时的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学生的行为已经不是“侵入”“搜索”这么简单了，而是严重违法，不管你高喊的神马看似“正当”的口号，违法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一点毫无疑问。
李大钊、陈独秀是“一小撮煽风点火的人”
影片多次而详细的刻画了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大佬的一言一行，两人肝胆相照、相濡以沫，宛如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雪夜两人一起吃火锅的桥段。影片中，陈首先阴阳怪气的说：“我预感到中国将有大事发生。”，脸上还伴随着暗喜的笑容，李当然也心知肚明，不过李好像没那么多心计，直接就把话挑明了：“如果和谈成功，则举国欢腾；如果和谈失败，则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所受的屈辱，将会转化为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说完两人相视一笑，心有戚戚焉。其实，两人早就瞅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幸灾乐祸等着好戏的开场。后来的局势变化果如其所料，两人当仁不让站在了浪尖，宣讲错误的信息误导学生，鼓动学生上街游行。为什么说是误导？因为在巴黎和谈中，北京政府并没有在承认日本在中国山东权益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据理力争被算成了卖国，还真亏陈李二人想的出，只要是和谈失败就必定是卖国，这是两人早就预定好了的。在“一小撮煽风点火”的人鼓动下，不明真相的学生成了玩偶，盲目仇恨国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再一次被灌输到了国人心，完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
胡适的远见
面对陈李以俄为师的盲动，胡适公开提出了批评：凡事须以理服人，他们不可以批判吗？马克思的学说只是个理论，岂可东效西颦、邯郸学步。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说明胡适先生的卓越洞见，历史也证明了他的看法。只是历史的灾难还是如期降临在中华大地上，这不是胡适这样摒弃邪教主义的人能呼喊避免的。更为可笑的是“以俄为师”，现如今俄罗斯人不谈共产主义好多年了，马恩列斯这一套东西也已经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可是上当受骗的学生还在玩这套巫术，真是可悲可叹。
工人阶级得到整个世界？
影片最后，“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那条船上共唱“工人阶级砸碎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听得让人哭笑不得。每一个阶级都要砸碎身上的锁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前提是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工人阶级得到整个世界，那其他阶级的人怎么办呢？都该死或者全部同化变成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本身不是罪人，当然也绝不是上帝的义人。所以还是影片中辜鸿铭一段话在理：“老夫的辫子长在脑后，笑我的诸公，辫子却是长在心里”。没有皇帝，但是要千方百计整出领袖；没有一个家族独霸天下，但是某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却要独霸天下。这个辫子就是权力，不是分配权力，而是抢夺权力，抢了权力就成为爷了，这不是文明政治的逻辑，而是强盗流氓逻辑。
斧头还是锤子？
在《建党伟业》的宣传海报上，中共党徽不是“锤子镰刀”而是变成了“斧头镰刀”，被网友称为“斧头帮”再现。导演韩三平和黄建新，日前出席电影首映礼时说，海报设计是为了还原历史，最早的中共党徽就是“斧头镰刀”形象，后来才变成“锤子镰刀”。
1927年9月秋收起义，中共有了自己的第一面旗帜，当时的这面旗帜用一大块鲜红的布制作，旗帜两面的中央各缝着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画着镰刀和斧头。
直到1942年，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中共党旗样式的决议中，还规定党徽是镰刀斧头:“中共党旗样式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
只是对于世人来说，甭管是斧头还是锤子，都会让人产生血腥、暴力、残忍、恐怖的不好联想。
建党为爷，少儿不宜
据香港媒体称，香港影视处解释：《建党伟业》有暗杀、中枪溅血、士兵被炮火炸伤等“暴力场面”，而根据影视处的规定，场面属于“有限度暴力”，因此将套戏评为IIA级；电影中有“使用容易得到的武器进行容易模仿”的危险动作，《建党伟业》表达得太“主动”不够含蓄，因此戏儿童不宜。影片中的人物口口声声宣传的是“暴力方式”、“暴力革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肯定不会起到正面的教育作用，而只会败坏青年。
当然建党伟业真正的“伟大”不在影片内，而在影片外，只允许一小撮特定的人有建党为爷的权力，更多的人不要说建党，连宪法规定之公民权利都不能享有，谁叫别人修炼几十年不仅成爷，还成精了呢？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3e2bf469abeb865
(948)[转帖]庄礼伟:利比亚,冷酷政治逻辑下的人道灾难
★ 在利比亚两个政治阵营展开内战的时候，除了双方的军队和积极支持本方军队的民众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第三种人，他们是躲在家中而没有明确政治立场的平民，是无意介入内战而举家出逃的难民（包括大批被战火殃及的外来劳工）。他们不是英雄，也不想做任何一方的英雄，他们只想在这个非常时期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 政治枭雄们所希望的“天下归心”之路，如果是要通过累累白骨来铺就，那么还能剩下多少合法性？那些白骨们会举手同意这种方式的“大历史”吗？
★ 身处利比亚人道灾难现场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也对这种冷酷的政治逻辑提出质疑。与国际红十字会有所不同，“无国界医生”在人为灾难面前一直坚持“绝不沉默”的原则。而政府在惩治那些试图干预政治的NGO时，常用的一招就是宣布后者非法“泄露国家机密”。
【正文】
利比亚战局，一方是“武装分子”、“叛军”、“革命军”、“反对派军队”、“民军”，一方是“政府军”、“支持卡扎菲的军队”，空中则盘旋着“多国联军”、“北约军队”。战局第一季，甲方杀向乙方；第二季，乙方反攻甲方；第三季，甲方反攻乙方……。利比亚内战迄今已胶着了4个月，人们似乎已忘了它在政治上的起源，只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军事竞猜题。
关于战局为何还在持续，一个最强悍的猜想是：这或许是美欧阵营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战局的持续有利于强化对利比亚反对派的锻练，让他们继续积累民望，理清内部关系，筛选出有能力的领导团队并让他们在执掌全国政权之前，先在半壁江山中实习、磨合一个时期；而这一切，当然是为了让西方阵营日后不至于在利比亚陷入类似伊拉克后萨达姆时期的泥潭。美国在伊拉克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没有提前训练、培养出一个兼具威望与能力的替代执政集团。
【战火中的无辜平民】
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利比亚战局为何陷入拉锯也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关注的是：在利比亚两个政治阵营展开内战的时候，除了双方的军队和积极支持本方军队的民众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第三种人，他们是躲在家中而没有明确政治立场的平民，是无意介入内战而举家出逃的难民（包括大批被战火殃及的外来劳工）。他们不是英雄，也不想做任何一方的英雄，他们只想在这个非常时期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他们遭遇着炮火弹雨、病痛、缺医少药、饥饿和无法逃离战火的焦灼。他们往往较少出现在全球传媒的视频和图片当中（他们没有夸张地以街舞身法操持武器向另一方射击），也被参战各方的政客们所漠视（应当说被漠视的只是这些懦弱或中立平民的生命、利益，但政客们从来都不会忘记悲天悯人地谈及他们）。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卡扎菲政权逼迫和驱赶国民和外来劳工上船，试图制造针对欧洲国家的难民潮，从而引发欧洲民众的反战、厌战情绪；另一方面，作为参战方的一些欧洲国家坚决拒收因战事而逃离利比亚的难民。难民成了卡扎菲向欧洲发射的政治火箭，难民也成了有份参与制造难民的强权者踢来踢去的皮球。
在由政治、战争所缔造的历史核心事件中，一个生命、一个家庭的哀痛和种种人道灾难被算作是无法避免的代价。即便是吟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曹操，其实也是一个热衷于用军事手段来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冷酷枭雄。政治枭雄们所希望的“天下归心”之路，如果是要通过累累白骨来铺就，那么还能剩下多少合法性？那些白骨们会举手同意这种方式的“大历史”吗？
身处利比亚人道灾难现场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也对这种冷酷的政治逻辑提出质疑。今年5月19日，“无国界医生”发出公开信，批评参战的欧盟国家一方面声称参战是为了保护平民，一方面又拒绝接收它们参与的战争所制造出来的难民。“无国界医生”提到当今国际法的原则是不能把因战乱而外逃的难民遣返回战区，因此希望参战的欧盟国家彻底履行他们的人道主义原则。
【无国界医生：在人道灾难面前绝不沉默】
另一方面，“无国界医生”也揭露关于卡扎菲军队轰炸平民和人为制造难民的大量事实。该组织一向坚持：“当目睹针对个人或群体、大规模却又被忽略的暴力事件时，无国界医生或会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医疗数据及自身的经验，作出公开表述”。这就是“无国界医生”在接受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致辞中提到的“拒绝缄默”原则。
这篇获奖致辞认为要提供人道救援，就难免要和侵犯人的尊严的国家做斗争，而“缄默，长久以来被误当成中立，并且被说成是人道行动的必须条件。无国界医生从成立之日起就表明不接受这一套。我们虽不敢肯定直言能否挽回生命，但确知缄默足以杀人”。
“无国界医生”自诞生起就一直实践着将人道行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理念，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干预政治。他们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主要有两个：第一，不受政治系统阻挠而自由、及时地接触到需要人道救援的民众；第二，希望政治系统不要制造人道灾难。在这方面“无国界医生”有一个深刻的教训：他们在对亚洲某国进行了几年食物援助工作之后发现，由于无法在不受官方干预的情况下自由、独立地展开救援工作，结果食物援助只是被用来支持一个导致千万人挨饿的制度，即使他们留下来，最困苦无助的人民极可能仍会继续困苦无助。因此他们无奈地选择了退出，并且拒绝缄默，披露了退出的原因。
与国际红十字会不同，“无国界医生”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人道救援组织，也是一个跨国的公民运动组织。“无国界医生”对人道行动的理解是：它不仅仅是慷慨施赠、慈善博爱，它的目的是要在极度反常的处境中创造一点正常的空间，“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提供物质援助，我们更着重的，是协助个人重获人的权利和尊严”。因此，“无国界医生”在提供人道援助的同时，也站出来揭发不公，激发转变；他们也会以直言施压，推动当政者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他们还要求，必须对犯有反人道罪的人绳之以法。
【政治逻辑与人道逻辑】
“无国界医生”时刻面对着一堵政府之墙。该组织缅甸事务负责人最近对笔者谈及当地政府阻挠他们自由接近当地的难民和病人，谈及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加难民，谈及当地的强迫劳动和童工现象，同时他也批评北约国家参与利比亚战事却拒收利比亚难民。自北约介入科索沃事件以来，“无国界医生”一直反对北约将人道行动军事化的做法。
政府信奉以执政权和国际领导权为目标的政治逻辑，非政府、无国界的人道救援组织信奉以生命、尊严为目标的人道逻辑。当“无国界医生”志愿者护送利比亚米苏拉塔的一批重伤病者乘船逃离火线，并在颠簸的船上爬行着为他们注射、换药的时候，政府们优先考虑的是与人命无关的权力争夺和地缘战略问题。
关于政治逻辑和人道逻辑的冲突，在此郑重播报一条旧闻：2011年2月，苏丹政府宣布“无国界医生”涉嫌“间谍活动”并将该组织人员驱逐出境。政治逻辑阵营反击人道逻辑阵营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大概就是动辄宣布后者涉嫌“泄露%国家%机%密”。
6月20日，世界难民日。在利比亚周边和地中海海岛上的难民营里，如果人们仰望星月，将视线投向壮观的沙漠和棕榈树后面的蓝海，也许能在一瞬间忘掉难民营里弥漫着的难闻气息和绝望情绪。然而像“无国界医生”那样的人道主义者们始终在以微弱的声音提醒：这个在太空里看上去非常祥和的蓝色星球，早已是伤痕累累并时刻挨受着种种彻骨之痛，并且，这些伤痛往往源自人类愚蠢却难以遏止的自残行为。
（本文刊于《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6月24日）
★ 政治枭雄们所希望的“天下归心”之路，如果是要通过累累白骨来铺就，那么还能剩下多少合法性？那些白骨们会举手同意这种方式的“大历史”吗？
★ 身处利比亚人道灾难现场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也对这种冷酷的政治逻辑提出质疑。与国际红十字会有所不同，“无国界医生”在人为灾难面前一直坚持“绝不沉默”的原则。而政府在惩治那些试图干预政治的NGO时，常用的一招就是宣布后者非法“泄露国家机密”。
【正文】
利比亚战局，一方是“武装分子”、“叛军”、“革命军”、“反对派军队”、“民军”，一方是“政府军”、“支持卡扎菲的军队”，空中则盘旋着“多国联军”、“北约军队”。战局第一季，甲方杀向乙方；第二季，乙方反攻甲方；第三季，甲方反攻乙方……。利比亚内战迄今已胶着了4个月，人们似乎已忘了它在政治上的起源，只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军事竞猜题。
关于战局为何还在持续，一个最强悍的猜想是：这或许是美欧阵营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战局的持续有利于强化对利比亚反对派的锻练，让他们继续积累民望，理清内部关系，筛选出有能力的领导团队并让他们在执掌全国政权之前，先在半壁江山中实习、磨合一个时期；而这一切，当然是为了让西方阵营日后不至于在利比亚陷入类似伊拉克后萨达姆时期的泥潭。美国在伊拉克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没有提前训练、培养出一个兼具威望与能力的替代执政集团。
【战火中的无辜平民】
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利比亚战局为何陷入拉锯也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关注的是：在利比亚两个政治阵营展开内战的时候，除了双方的军队和积极支持本方军队的民众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第三种人，他们是躲在家中而没有明确政治立场的平民，是无意介入内战而举家出逃的难民（包括大批被战火殃及的外来劳工）。他们不是英雄，也不想做任何一方的英雄，他们只想在这个非常时期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他们遭遇着炮火弹雨、病痛、缺医少药、饥饿和无法逃离战火的焦灼。他们往往较少出现在全球传媒的视频和图片当中（他们没有夸张地以街舞身法操持武器向另一方射击），也被参战各方的政客们所漠视（应当说被漠视的只是这些懦弱或中立平民的生命、利益，但政客们从来都不会忘记悲天悯人地谈及他们）。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卡扎菲政权逼迫和驱赶国民和外来劳工上船，试图制造针对欧洲国家的难民潮，从而引发欧洲民众的反战、厌战情绪；另一方面，作为参战方的一些欧洲国家坚决拒收因战事而逃离利比亚的难民。难民成了卡扎菲向欧洲发射的政治火箭，难民也成了有份参与制造难民的强权者踢来踢去的皮球。
在由政治、战争所缔造的历史核心事件中，一个生命、一个家庭的哀痛和种种人道灾难被算作是无法避免的代价。即便是吟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曹操，其实也是一个热衷于用军事手段来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冷酷枭雄。政治枭雄们所希望的“天下归心”之路，如果是要通过累累白骨来铺就，那么还能剩下多少合法性？那些白骨们会举手同意这种方式的“大历史”吗？
身处利比亚人道灾难现场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也对这种冷酷的政治逻辑提出质疑。今年5月19日，“无国界医生”发出公开信，批评参战的欧盟国家一方面声称参战是为了保护平民，一方面又拒绝接收它们参与的战争所制造出来的难民。“无国界医生”提到当今国际法的原则是不能把因战乱而外逃的难民遣返回战区，因此希望参战的欧盟国家彻底履行他们的人道主义原则。
【无国界医生：在人道灾难面前绝不沉默】
另一方面，“无国界医生”也揭露关于卡扎菲军队轰炸平民和人为制造难民的大量事实。该组织一向坚持：“当目睹针对个人或群体、大规模却又被忽略的暴力事件时，无国界医生或会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医疗数据及自身的经验，作出公开表述”。这就是“无国界医生”在接受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致辞中提到的“拒绝缄默”原则。
这篇获奖致辞认为要提供人道救援，就难免要和侵犯人的尊严的国家做斗争，而“缄默，长久以来被误当成中立，并且被说成是人道行动的必须条件。无国界医生从成立之日起就表明不接受这一套。我们虽不敢肯定直言能否挽回生命，但确知缄默足以杀人”。
“无国界医生”自诞生起就一直实践着将人道行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理念，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干预政治。他们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主要有两个：第一，不受政治系统阻挠而自由、及时地接触到需要人道救援的民众；第二，希望政治系统不要制造人道灾难。在这方面“无国界医生”有一个深刻的教训：他们在对亚洲某国进行了几年食物援助工作之后发现，由于无法在不受官方干预的情况下自由、独立地展开救援工作，结果食物援助只是被用来支持一个导致千万人挨饿的制度，即使他们留下来，最困苦无助的人民极可能仍会继续困苦无助。因此他们无奈地选择了退出，并且拒绝缄默，披露了退出的原因。
与国际红十字会不同，“无国界医生”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人道救援组织，也是一个跨国的公民运动组织。“无国界医生”对人道行动的理解是：它不仅仅是慷慨施赠、慈善博爱，它的目的是要在极度反常的处境中创造一点正常的空间，“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提供物质援助，我们更着重的，是协助个人重获人的权利和尊严”。因此，“无国界医生”在提供人道援助的同时，也站出来揭发不公，激发转变；他们也会以直言施压，推动当政者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他们还要求，必须对犯有反人道罪的人绳之以法。
【政治逻辑与人道逻辑】
“无国界医生”时刻面对着一堵政府之墙。该组织缅甸事务负责人最近对笔者谈及当地政府阻挠他们自由接近当地的难民和病人，谈及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加难民，谈及当地的强迫劳动和童工现象，同时他也批评北约国家参与利比亚战事却拒收利比亚难民。自北约介入科索沃事件以来，“无国界医生”一直反对北约将人道行动军事化的做法。
政府信奉以执政权和国际领导权为目标的政治逻辑，非政府、无国界的人道救援组织信奉以生命、尊严为目标的人道逻辑。当“无国界医生”志愿者护送利比亚米苏拉塔的一批重伤病者乘船逃离火线，并在颠簸的船上爬行着为他们注射、换药的时候，政府们优先考虑的是与人命无关的权力争夺和地缘战略问题。
关于政治逻辑和人道逻辑的冲突，在此郑重播报一条旧闻：2011年2月，苏丹政府宣布“无国界医生”涉嫌“间谍活动”并将该组织人员驱逐出境。政治逻辑阵营反击人道逻辑阵营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大概就是动辄宣布后者涉嫌“泄露%国家%机%密”。
6月20日，世界难民日。在利比亚周边和地中海海岛上的难民营里，如果人们仰望星月，将视线投向壮观的沙漠和棕榈树后面的蓝海，也许能在一瞬间忘掉难民营里弥漫着的难闻气息和绝望情绪。然而像“无国界医生”那样的人道主义者们始终在以微弱的声音提醒：这个在太空里看上去非常祥和的蓝色星球，早已是伤痕累累并时刻挨受着种种彻骨之痛，并且，这些伤痛往往源自人类愚蠢却难以遏止的自残行为。
（本文刊于《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6月24日）
(947)[转帖]韦明:奶业大炮曝内幕：九成奶不是来自草原
“我告诉你个秘密。”
6月21日中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王丁棉偶尔会这么开头，讲些奶企“内幕”，但出于谨慎又让记者不要公开。
王是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因为对奶业的批评大胆直言，被称为奶业“大炮”。几天前，他在一个奶业论坛上“炮轰”奶业新国标，称其为世界最低最差，再度引起关注。
去年底出台的奶业新国家标准要求，奶源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8%，细菌数不超过200万个／毫升。新标准不进反退。1985年制定的旧标准要求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5%，细菌数为不超过50万个／毫升。在国际标准中，这两个数据分别为3%、20万个/毫升。
三聚氰氨事件爆发后，王丁棉等“挺鲜派”一度认为，巴氏奶(用巴氏消毒法处理的鲜奶)将迎来转机，但过去三年，依然在常温奶紧逼下节节败退。
因此他对奶业现状很不乐观：“现在的牛奶真的安全吗？你能保证绝对没有抗生素、药物残留吗？没有病牛产的牛奶充斥进去？没有激素成分？”
标准降低就可收到更多奶源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以前的奶比现在更好吗？
王丁棉：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牛奶很纯洁，很干净，很安全，所有后期添加的东西都不放，那时中国主要是巴氏奶。
牛奶本身就不应该有添加物，不能添加三聚氰胺、水解蛋白。没有这些，是很正常的。现在检查出没有，就说是历史最好时期，这是不客观的，细菌、激素残留和药物残留，这些有没有检查过呢？
现在中国奶业能回到原点已经很不错了。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公开表示，奶业国标的制定已被几家奶企龙头绑架。
王丁棉：伊利、蒙牛参与制定了其中四五个标准，都很要命，包括生奶、常温奶、巴氏奶等。酸牛奶的标准是上海光明制定的，上海光明的酸牛奶技术超前，伊利、蒙牛做不到，就极力反对，在讨论阶段要求降下来，以迁就它们。这次新标准制定过程中，地方奶协和专家提的20条意见，仅有1条被采纳。
伊利、蒙牛为什么要把标准降低呢？他们目的很清楚，标准降低了，可以收到更多的奶源。低标准的奶源全都流到常温奶，巴氏奶这边要求的奶源品质较高，你收不到，就做不了生意了，那市场就归常温奶了。这种市场竞争根本不用价格战来打你，从奶源就把你断了。
经济观察报：反驳你的观点认为，中国很多奶源无法达到旧标准，新国标出台是迁就“国情”。
王丁棉：从牛奶乳房挤出的牛奶细菌数量3000~5000个／毫升，只要在挤奶点附近就近加工，及时加工，或及时降温，并做好各环节的消毒，细菌量就能有效控制。但农民连一套简单的降温设备都没有，这相当于有汽车但没有方向盘。
这些做不到，细菌就会以几何级速度繁殖。实际上很多奶源都是第二天才加工的，当天加工非常少。细菌数200万个／毫升的标准是想当然想出来的。
奶源收购价低，奶农饲喂奶牛的饲料既少又差。其实只要喂奶牛足够的优质牧草等，便可在3天内让从奶牛乳房挤出的奶蛋白质含量更高，和奶牛的体质没有关系。
九成奶不是来自草原
经济观察报：大型奶企为什么热衷于生产常温奶？
王丁棉：巴氏奶用较低温消毒，不能添加任何东西，原汁原味，但缺点是不能长距离运输和长时间保存，只能就近生产、消费。如果装在利乐纸盒中，常温奶可以长距离运输，全国范围内都可以出售，但常温奶用超高温杀菌，营养浪费严重，利乐包不可降解。常温奶就算不变质，随着时间推移，营养越来越低，最后你喝的其实是一些活性物质的尸体。
2000年以前，巴氏奶在中国几近垄断。一般是一家企业控制一小片区域，比如供应一个县城10来万的人口。这些年，常温奶、酸奶、含乳饮料，不停挤占巴氏奶的市场份额。中国常温奶做成常规产品，这很不正常。像美国，常温奶很少生产，只作为战略应急物资。
经济观察报：大企业已经垄断了全国奶源了吗？
王丁棉：直接是在圈地，零成本，当地政府甚至盖好厂房让大企业进来，起点比别人高，这对当地的小企业是不公平的。但大企业就这么四处抢夺奶源，垄断控制全国奶源。蒙牛从福建、广东收奶源，在当地没工厂，拉到湖北去加工，上海的奶源抢到手了就拉到安徽的马鞍山去加工。
全中国90%的牛奶都是到处收购的，并不是来自电视广告中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牧场。
经济观察报：今年以来的奶业大整顿，对整个奶业的格局会带来什么影响？
王丁棉：奶业大整顿后，原来1800余家仅保留1100余家，被取消生产资格的奶企中，有五六百来家是做巴氏奶的。这种一刀切的“斩首行动”弊病很多。整顿清理后腾出的10%市场真空，自然地被常温奶取代，现在巴氏奶的市场份额仅有19%。
好方法应该是外松内紧
经济观察报：2008年三聚氰胺事发至今，奶品安全事故频发，中国的奶业监管是否太过宽容？
王丁棉：更主要是方法有问题，我们习惯大扫荡，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但具体管理其实比较松，外紧内松。好的方法应该是外松内紧，表面不张扬，但在安全问题上使劲地按住企业不放。
经济观察报：在去年全国多地方出现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你写文章呼吁政府部门彻查，后来有结果吗？
王丁棉：我当时对这个事情下的判断是，激素有可能来自奶源。但这么说之后，两天内，4个部门6个领导的电话向我施压。
这当然要彻查清楚，如果是来自奶源，那就严格处理，如果不是，就还奶企清白，但这个事情后来不了了之。
来源：经济观察报
6月21日中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王丁棉偶尔会这么开头，讲些奶企“内幕”，但出于谨慎又让记者不要公开。
王是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因为对奶业的批评大胆直言，被称为奶业“大炮”。几天前，他在一个奶业论坛上“炮轰”奶业新国标，称其为世界最低最差，再度引起关注。
去年底出台的奶业新国家标准要求，奶源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8%，细菌数不超过200万个／毫升。新标准不进反退。1985年制定的旧标准要求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5%，细菌数为不超过50万个／毫升。在国际标准中，这两个数据分别为3%、20万个/毫升。
三聚氰氨事件爆发后，王丁棉等“挺鲜派”一度认为，巴氏奶(用巴氏消毒法处理的鲜奶)将迎来转机，但过去三年，依然在常温奶紧逼下节节败退。
因此他对奶业现状很不乐观：“现在的牛奶真的安全吗？你能保证绝对没有抗生素、药物残留吗？没有病牛产的牛奶充斥进去？没有激素成分？”
标准降低就可收到更多奶源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以前的奶比现在更好吗？
王丁棉：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牛奶很纯洁，很干净，很安全，所有后期添加的东西都不放，那时中国主要是巴氏奶。
牛奶本身就不应该有添加物，不能添加三聚氰胺、水解蛋白。没有这些，是很正常的。现在检查出没有，就说是历史最好时期，这是不客观的，细菌、激素残留和药物残留，这些有没有检查过呢？
现在中国奶业能回到原点已经很不错了。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公开表示，奶业国标的制定已被几家奶企龙头绑架。
王丁棉：伊利、蒙牛参与制定了其中四五个标准，都很要命，包括生奶、常温奶、巴氏奶等。酸牛奶的标准是上海光明制定的，上海光明的酸牛奶技术超前，伊利、蒙牛做不到，就极力反对，在讨论阶段要求降下来，以迁就它们。这次新标准制定过程中，地方奶协和专家提的20条意见，仅有1条被采纳。
伊利、蒙牛为什么要把标准降低呢？他们目的很清楚，标准降低了，可以收到更多的奶源。低标准的奶源全都流到常温奶，巴氏奶这边要求的奶源品质较高，你收不到，就做不了生意了，那市场就归常温奶了。这种市场竞争根本不用价格战来打你，从奶源就把你断了。
经济观察报：反驳你的观点认为，中国很多奶源无法达到旧标准，新国标出台是迁就“国情”。
王丁棉：从牛奶乳房挤出的牛奶细菌数量3000~5000个／毫升，只要在挤奶点附近就近加工，及时加工，或及时降温，并做好各环节的消毒，细菌量就能有效控制。但农民连一套简单的降温设备都没有，这相当于有汽车但没有方向盘。
这些做不到，细菌就会以几何级速度繁殖。实际上很多奶源都是第二天才加工的，当天加工非常少。细菌数200万个／毫升的标准是想当然想出来的。
奶源收购价低，奶农饲喂奶牛的饲料既少又差。其实只要喂奶牛足够的优质牧草等，便可在3天内让从奶牛乳房挤出的奶蛋白质含量更高，和奶牛的体质没有关系。
九成奶不是来自草原
经济观察报：大型奶企为什么热衷于生产常温奶？
王丁棉：巴氏奶用较低温消毒，不能添加任何东西，原汁原味，但缺点是不能长距离运输和长时间保存，只能就近生产、消费。如果装在利乐纸盒中，常温奶可以长距离运输，全国范围内都可以出售，但常温奶用超高温杀菌，营养浪费严重，利乐包不可降解。常温奶就算不变质，随着时间推移，营养越来越低，最后你喝的其实是一些活性物质的尸体。
2000年以前，巴氏奶在中国几近垄断。一般是一家企业控制一小片区域，比如供应一个县城10来万的人口。这些年，常温奶、酸奶、含乳饮料，不停挤占巴氏奶的市场份额。中国常温奶做成常规产品，这很不正常。像美国，常温奶很少生产，只作为战略应急物资。
经济观察报：大企业已经垄断了全国奶源了吗？
王丁棉：直接是在圈地，零成本，当地政府甚至盖好厂房让大企业进来，起点比别人高，这对当地的小企业是不公平的。但大企业就这么四处抢夺奶源，垄断控制全国奶源。蒙牛从福建、广东收奶源，在当地没工厂，拉到湖北去加工，上海的奶源抢到手了就拉到安徽的马鞍山去加工。
全中国90%的牛奶都是到处收购的，并不是来自电视广告中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牧场。
经济观察报：今年以来的奶业大整顿，对整个奶业的格局会带来什么影响？
王丁棉：奶业大整顿后，原来1800余家仅保留1100余家，被取消生产资格的奶企中，有五六百来家是做巴氏奶的。这种一刀切的“斩首行动”弊病很多。整顿清理后腾出的10%市场真空，自然地被常温奶取代，现在巴氏奶的市场份额仅有19%。
好方法应该是外松内紧
经济观察报：2008年三聚氰胺事发至今，奶品安全事故频发，中国的奶业监管是否太过宽容？
王丁棉：更主要是方法有问题，我们习惯大扫荡，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但具体管理其实比较松，外紧内松。好的方法应该是外松内紧，表面不张扬，但在安全问题上使劲地按住企业不放。
经济观察报：在去年全国多地方出现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你写文章呼吁政府部门彻查，后来有结果吗？
王丁棉：我当时对这个事情下的判断是，激素有可能来自奶源。但这么说之后，两天内，4个部门6个领导的电话向我施压。
这当然要彻查清楚，如果是来自奶源，那就严格处理，如果不是，就还奶企清白，但这个事情后来不了了之。
来源：经济观察报
(946)[转帖]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
作者: 翟明磊 余刘文 周浩澜
被愚弄的爱心
上海科洋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先生度过了一个愤怒的国庆节,他们在四川找到公司通过正规希望工程渠道一对一捐助的17名儿童,在一年内只有3名明确收到他们的捐助款。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发现曾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学生来信,有8封是假的,信中称收到捐助也是假的。
“看,这就是那8封假信!”上海科洋公司鞠菟先生告诉记者。
2000年9月,这个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向四川与湖南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各汇去1万元,以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捐助了两省各25名儿童。一对一的方式是捐助者款项专用于一固定儿童,小学期间共400元,每学期资助50元。9月12日与13日,两个基金会寄来收据,确认收到汇款。
科洋公司按发来的受助者名单,给每个孩子写了封信,表示资助意向。一年之内,四川有15个孩子陆续回了信。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13个孩子问,钱什么时候能收到?2001年6月,科洋致电四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查询。
2001年8月,科洋收到了7封四川宣汉县丰城区不同乡的受助儿童来信,都表示收到了钱。这7个信封笔迹完全相同,2001年7月30日8时寄自同一邮局。科洋怀疑信件真实性,请四川青少年基金会查询,不久基金会转来丰城区少工委答复,解释说:“地处山区,大部分学生邮寄书信不方便,有的要步行几十公里,因此由受助学生写了信后由老师在回区学习时统一寄出。”
科洋老总龚文辉本是湖南岳阳的农村孩子,曾有乞讨经历,靠乡亲资助,才完成学业,因此他对贫困儿童别有一番特殊的感情。他决定不仅要帮助他们的学业,而且要面对面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原来他打算让25个四川孩子到上海过国庆,由于联系不畅,加之对7封信心存疑虑,于是决定利用“十一”长假与同事去找这25名儿童。
这一去,扯开了一个黑幕。
捐资者自费调查
“这学期语文得了78分,数学89分,班上第四名。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学习和家庭的帮助。”
这是署名“向兰菊”并标明今年7月26日写的信。
12岁的向兰菊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学生。当龚文辉与同事鞠菟找到她家时,向兰菊残疾的母亲用双掌扒着拖鞋从田里爬了回来。她说,兰菊并没有收到希望工程一分钱,每学期学费一分钱也没少交。她和弟弟妹妹已全部失学。
小兰菊证实:这是一封彻头彻尾的假信。
小兰菊的老师、原校长现任支书的吴庭友告诉龚文辉,如果收到捐助,她绝不会失学。
龚文辉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决定找到所有的小孩,他们雇了两辆双轮摩托,从10月2日找到6日凌晨3时,在四川宣汉县的大山里奔波了5天,几乎每天都是早上7时出发,在泥泞中急驰,有时深夜11时、12时才到人家。由于过于劳累,当地司机拒绝再做生意,中途他们又换了两辆摩托车,总行程600公里。
他们尽力找到的17名受助儿童,确证有8封信是假的,其中除了丰城区统一寄出的那7封外,还有一封假冒天生区胡先锋学生的来信。这说明,假信并不是只发生在一个区的孤例。
署名“胡先锋”的信说:“严老师对我说,已经把我当作救助对象。就这样严老师帮我把书费交了,我终于在开学一周又回到校园。……我非常感谢你们,不然去年我有可能停学一年。”
12岁的受助生胡先锋根本就没有收到科洋公司的希望工程捐助,他停学一年,直到姑姑在外打工给他付了100元学费,今年秋季才复学。信中还把胡先锋从事实的“课代表”提升为“中队长”,至于“期末考数学98分和第一名差一分”,实际上他却在停学期间,根本不可能有成绩。
他们找到的17名受助儿童中,竟只有3名明确收到了他们的钱,辍学的则有3名。李勤,因父亲坐牢母亲逝世,与年过70的奶奶爷爷共同生活,已辍学一个月,从未收到或听说希望工程捐助。
当龚文辉与鞠菟在雨中找到正在山上务农的小李勤时,第一句话是:“孩子,你想不想读书?”小女孩只说了一个字“想”,泪水就夺眶而出,静静地成了泪人。龚文辉和鞠菟再也忍不住了,三人和着雨水泪水汗水,相互凝视。
另一个11岁的资助对象杨学菊,父母双亡,一直是乡里免去学费,去年免费终止,又因为根本不知有希望工程捐款,从未收到一分钱,已去深圳打工了。
“11岁的女孩能打什么工哟!”龚文辉愤怒地说。
记者一赴宣汉
这8封假信,表面看起来都是孩子的笔迹,文笔模拟小学生的口吻,甚至不乏文采,有一封说:“你们那今年闷热吗?我们这可把人热坏了,差不多一个月没下雨了,昨天才稍微下了点雨,总算解暑了。阿姨你要保重呀!可千万别中暑了。”
有的富有情节:“在写这封信之前,我根本就不会写信,就连格式也不知道,但我苦苦央求老师教我写,后来老师教我查字典,写不来的字就给我说,我终于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你了……”
究竟是谁伪造了这些信?
10月中旬,本报记者到四川采访,找到负责这里希望工程款发放的共青团宣汉县委的一个主任李小东,李称,希望工程有关放款的设计是完善的,先由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直接划款给县团委,由县团委直接转账给区教办,区教办希望工程负责人只有凭县团委开出的领条才可以将款转账到各校,在这过程中经办的人都是看不到现金的,从而防止贪污的可能性。
李出示的专用账本与银行汇票显示,科洋公司资助的25个孩子,在2000年9月、2001年3月,以每学期每人50元的额度,已足额发到各区教办的账户,上面有各区负责人签字。
后来,各区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此事。
作假人:“善意的谎言”
记者通过知情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发假信的嫌疑人———丰城区教办德育专干唐纯旭。唐是个外表朴素的青年干部,一见面,他就承认,那7封假信是他弄的。
“今年上半年,上海方面来查问钱的问题,钱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经办人都不是现金过手的,我们分三次及时发了,宣汉县教育负债5000万,学校办公费都是从学杂费中出,可能是班主任直接代领了冲抵学杂费,结果学生与家长有一定情绪,所以学生不大愿意回信。另外,对大多数贫困学生来说,8角钱的邮费确实是个负担,因此我让班主任写了信,统一交给我,再在区里找其他孩子抄写,发出。信封是我买的,是我写的,邮票是我贴的。有些信,孩子的确不知道是班主任代写的,但我们是用心良苦,绝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你可以说是善意的欺骗。”
当记者问为什么孩子已辍学、仍以孩子的名义欺骗好心人呢?唐回答:“每人每学期50元是团省委定的标准。而每个学生每学期学杂费就要200多元,50元的标准只能算减负。的确有希望工程救助的学生失学,这是事实。为了不让资助者失望,我们就谎称在学,拔高成绩、说成班干部也是同样道理。”
当记者问道:“现在是否后悔寄了这些信?”唐激动地说:“我不后悔,要说后悔就是没把工作做得更细。反正不回信是绝对不对的,不回信太没有礼貌了。”
唐还出具了6封假信的学生所在学校开具的证明,说其中5个学生分三期按时收到希望工程款,而失学的向兰菊属自愿失学,其名额已被叫胡萍的学生接替。
由于连天大雨,学校多在山中,记者这趟无法上山,只采访到近便的学生。
记者再赴宣汉
在学校开出的证明上写着:“兹有原凤林乡三年级特困学生向兰菊……该同学读小学四年级时已满14周岁,加之智力偏低,自愿不读书,经多方工作无果,现已外出务工。事后经校行政会议研究决定,将救助款转给特困生胡萍。”
本报第二批记者两个星期后再度赴川查证上次获得的这份证明,发现唐纯旭们已经做了手脚。
搭着摩托经过50公里山路颠簸后,记者悄悄进入凤林乡中心校,找到向兰菊的班主任、校党支书吴庭友老师。他一看见证明,气不打一处来:“全都失实!”并建议我们立刻去向兰菊家求证。
记者赶到向兰菊家,向兰菊生于1989年3月,读四年级时为12周岁,由于无力读书停学一年,功课较差,但在一年级时功课全部在80分以上;智力完全正常;从未外出务工。失学后,只有吴老师到家里来过一次。
向兰菊一家,母亲双脚瘫痪,全家五口只有父亲一个劳力,三个孩子都在学龄期,但全部失学。记者在她们家中看到,被子和泥地是一种颜色,通了电却用不起电。全家每年要上交5口人的农业税1400元,本来向兰菊母亲是可以减免的,可是,向兰菊母亲连办残疾证的50元都拿不出,乡干部对用双手爬来的向兰菊母亲说:“你不是残疾人,因为你没有残疾证!”
吴庭友告诉记者,希望工程资助向兰菊的300元钱,是今年10月10日才下来的,还是现金。如果不是科洋公司国庆查账,还要耽搁多久,没人能说得准。
而顶替向兰菊被资助的学生胡萍,同样是吴庭友的学生,家境在班上属中上等,家中两个孩子。“这些是副校长赵本学决定的,没有经过集体讨论,证明也是赵本学开的。”
当记者离开时,向兰菊的母亲用手爬了出来,哭着向我们告别。
假上作假
天色昏黄时,记者翻过四座山头,终于赶到南坪乡学生张强家。张强母亲证实,直到今年10月31日才领到希望工程现金150元。在灯光下,张强穿着一双烂了帮的鞋,两只大脚拇趾伸在外面。
而南坪乡的校长袁书宏见到记者时,说钱是及时发放的,当初对科洋公司说的“从没有收到希望工程的50元钱”是搞错了。
当记者问他“那10月份150元现金又是怎么回事?”袁校长一会说“150元是上面给的”,一会儿又说“是学校拿的”。记者要求查账。过了约40分钟,校长、会计才从对面的学校拿回了几本账本,里面有2001年元月学校从区教办希望工程领款收据,上面用小字注明“张强100元”字样;张强母亲熊升碧签名的收条:6月10日领到希望工程50元。
难道张强母亲熊升碧向科洋公司和记者说了谎?可22时30分,熊赶来了,坚持说“只在10月31日收到过钱”,双方争执不下。
记者翻看账本,突然发现,这张6月10日的收条并没有订在麻线内而是粘上去的,浆糊还没有干。
“这条是刚粘上去的,你们为什么这么做?”乘袁校长外出之际,记者问会计,会计慌了,说:“是袁校长让我干的!”
袁校长不得不说出实情。“说老实话,上海科洋公司来查账时,我们一片茫然,因为科洋公司的钱早在去年9月到了区教办,我们根本不知道。张强的3次减免,全部是学校出的钱,今年10月在科洋公司调查后,唐纯旭急忙拿出150元让我马上给家长,并要我利用家长不识字,假造3次希望工程收条,让家长在10月31日取钱时签了,再分别粘到已封册的各个账本上。”
那张2001年元月的希望工程领条也是伪造的,这是2000年的结账条,根本没有张强的名额,一行小字是应付查账写上去的。
袁说:“唐纯旭还让学校把希望工程救助与学校自己的救助减免混在一块,若上面检查就说学校减免中含有希望工程款。”
记者了解到,以前希望工程款同学校一年结3次账,唐改为一年一结,将划账到校改为两种方式:欠区教办钱的学校拿不到希望工程现金,冲抵欠款,而不欠区教办的学校在一年后能拿到现金,但不给受助学生名单,结果下面的学校不清楚给谁。
“失踪”的陈立芳
山上的路堆满碎石,时有塌方,记者租的摩托车轮胎一度被山石击破,另一辆摩托离合器断了。
在3个小时车程后,满身灰泥的两位记者赶到桃花乡二中心小学,查询受助学生陈立芳的资金下落。校长不在家,副校长与会计李明玉、班主任赵丽陶接待了记者,当他们听说陈立芳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希望工程学生时,都吃了一惊。
会计李明玉明确地说:“陈立芳不是我们学校的希望工程学生,她的学费近两年来是全免的,资金来源是达州市财政局的一位好心人,作为扶贫结对子单位,他已表示会帮助陈立芳到初中毕业,每学期他拿出180元。另外国际红十字会一次性拿出400元。”
班主任赵丽陶证实,假信是她写的,“校长叫我写信,我就写了”。
可是,记者有科洋公司提供的陈立芳“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卡”,卡号是512000100069。
说谎的雷小琴
当记者找到桃花乡十三村小的雷小琴时,四年级时丧母的她眨着美丽的眼睛说:“希望工程钱是10月份到的。”
当记者拿出那封可疑的来信时,雷小琴看了一眼,马上说:“是我写的。”记者请女孩再想想,雷小琴紧咬着嘴唇,仍然说:“是我写的。”记者当即读了一段,请她默写,发现笔迹全部不对。
“雷小琴,这信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笔直地站在阳光下,雷小琴痛苦地看看老师,眼珠在眼眶中打转,咬着嘴说:“不是我写的。”
“为什么要说自己写的?”————沉默。“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沉默。“这封信以前看到过吗?”“没有。”
当问起随后被请来的爷爷雷文友时,年迈的老人家非常流利地说:“去年7月、12月、(今年)6月拿到的现钱。”边上一位不知内情的新来老师急了:“您是不是10月份拿到的?”老人家不管他催问,坚持回答:“7月,12月,6月。”最后终于别不过那位不识相的老师,承认10月份拿了150元。
记者又在半个小时之后赶到桃花乡中心校,老师王能戒承认,是他从唐纯旭手中亲手拿了150元交给老人家,并交出了领条。但他又说是9月份,不是10月份,把资助时间提前到了2000年初。
经过400公里的调查,记者终于查清:在唐纯旭发出7封假信时,这7个孩子全部没有收到希望工程救助。
记者在一一走访中发现,唐在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电话查询时,他甚至要求辅导员连夜写假信,第二天就交上来;而科洋公司10月2日到宣汉来调查后,10月4日唐就拿出现金,开始发钱;他第一次出示给本报记者的5张证明,也是在科洋调查之后急急忙忙补造的。
唐纯旭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31440
被愚弄的爱心
上海科洋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先生度过了一个愤怒的国庆节,他们在四川找到公司通过正规希望工程渠道一对一捐助的17名儿童,在一年内只有3名明确收到他们的捐助款。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发现曾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学生来信,有8封是假的,信中称收到捐助也是假的。
“看,这就是那8封假信!”上海科洋公司鞠菟先生告诉记者。
2000年9月,这个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向四川与湖南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各汇去1万元,以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捐助了两省各25名儿童。一对一的方式是捐助者款项专用于一固定儿童,小学期间共400元,每学期资助50元。9月12日与13日,两个基金会寄来收据,确认收到汇款。
科洋公司按发来的受助者名单,给每个孩子写了封信,表示资助意向。一年之内,四川有15个孩子陆续回了信。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13个孩子问,钱什么时候能收到?2001年6月,科洋致电四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查询。
2001年8月,科洋收到了7封四川宣汉县丰城区不同乡的受助儿童来信,都表示收到了钱。这7个信封笔迹完全相同,2001年7月30日8时寄自同一邮局。科洋怀疑信件真实性,请四川青少年基金会查询,不久基金会转来丰城区少工委答复,解释说:“地处山区,大部分学生邮寄书信不方便,有的要步行几十公里,因此由受助学生写了信后由老师在回区学习时统一寄出。”
科洋老总龚文辉本是湖南岳阳的农村孩子,曾有乞讨经历,靠乡亲资助,才完成学业,因此他对贫困儿童别有一番特殊的感情。他决定不仅要帮助他们的学业,而且要面对面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原来他打算让25个四川孩子到上海过国庆,由于联系不畅,加之对7封信心存疑虑,于是决定利用“十一”长假与同事去找这25名儿童。
这一去,扯开了一个黑幕。
捐资者自费调查
“这学期语文得了78分,数学89分,班上第四名。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学习和家庭的帮助。”
这是署名“向兰菊”并标明今年7月26日写的信。
12岁的向兰菊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学生。当龚文辉与同事鞠菟找到她家时,向兰菊残疾的母亲用双掌扒着拖鞋从田里爬了回来。她说,兰菊并没有收到希望工程一分钱,每学期学费一分钱也没少交。她和弟弟妹妹已全部失学。
小兰菊证实:这是一封彻头彻尾的假信。
小兰菊的老师、原校长现任支书的吴庭友告诉龚文辉,如果收到捐助,她绝不会失学。
龚文辉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决定找到所有的小孩,他们雇了两辆双轮摩托,从10月2日找到6日凌晨3时,在四川宣汉县的大山里奔波了5天,几乎每天都是早上7时出发,在泥泞中急驰,有时深夜11时、12时才到人家。由于过于劳累,当地司机拒绝再做生意,中途他们又换了两辆摩托车,总行程600公里。
他们尽力找到的17名受助儿童,确证有8封信是假的,其中除了丰城区统一寄出的那7封外,还有一封假冒天生区胡先锋学生的来信。这说明,假信并不是只发生在一个区的孤例。
署名“胡先锋”的信说:“严老师对我说,已经把我当作救助对象。就这样严老师帮我把书费交了,我终于在开学一周又回到校园。……我非常感谢你们,不然去年我有可能停学一年。”
12岁的受助生胡先锋根本就没有收到科洋公司的希望工程捐助,他停学一年,直到姑姑在外打工给他付了100元学费,今年秋季才复学。信中还把胡先锋从事实的“课代表”提升为“中队长”,至于“期末考数学98分和第一名差一分”,实际上他却在停学期间,根本不可能有成绩。
他们找到的17名受助儿童中,竟只有3名明确收到了他们的钱,辍学的则有3名。李勤,因父亲坐牢母亲逝世,与年过70的奶奶爷爷共同生活,已辍学一个月,从未收到或听说希望工程捐助。
当龚文辉与鞠菟在雨中找到正在山上务农的小李勤时,第一句话是:“孩子,你想不想读书?”小女孩只说了一个字“想”,泪水就夺眶而出,静静地成了泪人。龚文辉和鞠菟再也忍不住了,三人和着雨水泪水汗水,相互凝视。
另一个11岁的资助对象杨学菊,父母双亡,一直是乡里免去学费,去年免费终止,又因为根本不知有希望工程捐款,从未收到一分钱,已去深圳打工了。
“11岁的女孩能打什么工哟!”龚文辉愤怒地说。
记者一赴宣汉
这8封假信,表面看起来都是孩子的笔迹,文笔模拟小学生的口吻,甚至不乏文采,有一封说:“你们那今年闷热吗?我们这可把人热坏了,差不多一个月没下雨了,昨天才稍微下了点雨,总算解暑了。阿姨你要保重呀!可千万别中暑了。”
有的富有情节:“在写这封信之前,我根本就不会写信,就连格式也不知道,但我苦苦央求老师教我写,后来老师教我查字典,写不来的字就给我说,我终于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你了……”
究竟是谁伪造了这些信?
10月中旬,本报记者到四川采访,找到负责这里希望工程款发放的共青团宣汉县委的一个主任李小东,李称,希望工程有关放款的设计是完善的,先由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直接划款给县团委,由县团委直接转账给区教办,区教办希望工程负责人只有凭县团委开出的领条才可以将款转账到各校,在这过程中经办的人都是看不到现金的,从而防止贪污的可能性。
李出示的专用账本与银行汇票显示,科洋公司资助的25个孩子,在2000年9月、2001年3月,以每学期每人50元的额度,已足额发到各区教办的账户,上面有各区负责人签字。
后来,各区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此事。
作假人:“善意的谎言”
记者通过知情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发假信的嫌疑人———丰城区教办德育专干唐纯旭。唐是个外表朴素的青年干部,一见面,他就承认,那7封假信是他弄的。
“今年上半年,上海方面来查问钱的问题,钱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经办人都不是现金过手的,我们分三次及时发了,宣汉县教育负债5000万,学校办公费都是从学杂费中出,可能是班主任直接代领了冲抵学杂费,结果学生与家长有一定情绪,所以学生不大愿意回信。另外,对大多数贫困学生来说,8角钱的邮费确实是个负担,因此我让班主任写了信,统一交给我,再在区里找其他孩子抄写,发出。信封是我买的,是我写的,邮票是我贴的。有些信,孩子的确不知道是班主任代写的,但我们是用心良苦,绝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你可以说是善意的欺骗。”
当记者问为什么孩子已辍学、仍以孩子的名义欺骗好心人呢?唐回答:“每人每学期50元是团省委定的标准。而每个学生每学期学杂费就要200多元,50元的标准只能算减负。的确有希望工程救助的学生失学,这是事实。为了不让资助者失望,我们就谎称在学,拔高成绩、说成班干部也是同样道理。”
当记者问道:“现在是否后悔寄了这些信?”唐激动地说:“我不后悔,要说后悔就是没把工作做得更细。反正不回信是绝对不对的,不回信太没有礼貌了。”
唐还出具了6封假信的学生所在学校开具的证明,说其中5个学生分三期按时收到希望工程款,而失学的向兰菊属自愿失学,其名额已被叫胡萍的学生接替。
由于连天大雨,学校多在山中,记者这趟无法上山,只采访到近便的学生。
记者再赴宣汉
在学校开出的证明上写着:“兹有原凤林乡三年级特困学生向兰菊……该同学读小学四年级时已满14周岁,加之智力偏低,自愿不读书,经多方工作无果,现已外出务工。事后经校行政会议研究决定,将救助款转给特困生胡萍。”
本报第二批记者两个星期后再度赴川查证上次获得的这份证明,发现唐纯旭们已经做了手脚。
搭着摩托经过50公里山路颠簸后,记者悄悄进入凤林乡中心校,找到向兰菊的班主任、校党支书吴庭友老师。他一看见证明,气不打一处来:“全都失实!”并建议我们立刻去向兰菊家求证。
记者赶到向兰菊家,向兰菊生于1989年3月,读四年级时为12周岁,由于无力读书停学一年,功课较差,但在一年级时功课全部在80分以上;智力完全正常;从未外出务工。失学后,只有吴老师到家里来过一次。
向兰菊一家,母亲双脚瘫痪,全家五口只有父亲一个劳力,三个孩子都在学龄期,但全部失学。记者在她们家中看到,被子和泥地是一种颜色,通了电却用不起电。全家每年要上交5口人的农业税1400元,本来向兰菊母亲是可以减免的,可是,向兰菊母亲连办残疾证的50元都拿不出,乡干部对用双手爬来的向兰菊母亲说:“你不是残疾人,因为你没有残疾证!”
吴庭友告诉记者,希望工程资助向兰菊的300元钱,是今年10月10日才下来的,还是现金。如果不是科洋公司国庆查账,还要耽搁多久,没人能说得准。
而顶替向兰菊被资助的学生胡萍,同样是吴庭友的学生,家境在班上属中上等,家中两个孩子。“这些是副校长赵本学决定的,没有经过集体讨论,证明也是赵本学开的。”
当记者离开时,向兰菊的母亲用手爬了出来,哭着向我们告别。
假上作假
天色昏黄时,记者翻过四座山头,终于赶到南坪乡学生张强家。张强母亲证实,直到今年10月31日才领到希望工程现金150元。在灯光下,张强穿着一双烂了帮的鞋,两只大脚拇趾伸在外面。
而南坪乡的校长袁书宏见到记者时,说钱是及时发放的,当初对科洋公司说的“从没有收到希望工程的50元钱”是搞错了。
当记者问他“那10月份150元现金又是怎么回事?”袁校长一会说“150元是上面给的”,一会儿又说“是学校拿的”。记者要求查账。过了约40分钟,校长、会计才从对面的学校拿回了几本账本,里面有2001年元月学校从区教办希望工程领款收据,上面用小字注明“张强100元”字样;张强母亲熊升碧签名的收条:6月10日领到希望工程50元。
难道张强母亲熊升碧向科洋公司和记者说了谎?可22时30分,熊赶来了,坚持说“只在10月31日收到过钱”,双方争执不下。
记者翻看账本,突然发现,这张6月10日的收条并没有订在麻线内而是粘上去的,浆糊还没有干。
“这条是刚粘上去的,你们为什么这么做?”乘袁校长外出之际,记者问会计,会计慌了,说:“是袁校长让我干的!”
袁校长不得不说出实情。“说老实话,上海科洋公司来查账时,我们一片茫然,因为科洋公司的钱早在去年9月到了区教办,我们根本不知道。张强的3次减免,全部是学校出的钱,今年10月在科洋公司调查后,唐纯旭急忙拿出150元让我马上给家长,并要我利用家长不识字,假造3次希望工程收条,让家长在10月31日取钱时签了,再分别粘到已封册的各个账本上。”
那张2001年元月的希望工程领条也是伪造的,这是2000年的结账条,根本没有张强的名额,一行小字是应付查账写上去的。
袁说:“唐纯旭还让学校把希望工程救助与学校自己的救助减免混在一块,若上面检查就说学校减免中含有希望工程款。”
记者了解到,以前希望工程款同学校一年结3次账,唐改为一年一结,将划账到校改为两种方式:欠区教办钱的学校拿不到希望工程现金,冲抵欠款,而不欠区教办的学校在一年后能拿到现金,但不给受助学生名单,结果下面的学校不清楚给谁。
“失踪”的陈立芳
山上的路堆满碎石,时有塌方,记者租的摩托车轮胎一度被山石击破,另一辆摩托离合器断了。
在3个小时车程后,满身灰泥的两位记者赶到桃花乡二中心小学,查询受助学生陈立芳的资金下落。校长不在家,副校长与会计李明玉、班主任赵丽陶接待了记者,当他们听说陈立芳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希望工程学生时,都吃了一惊。
会计李明玉明确地说:“陈立芳不是我们学校的希望工程学生,她的学费近两年来是全免的,资金来源是达州市财政局的一位好心人,作为扶贫结对子单位,他已表示会帮助陈立芳到初中毕业,每学期他拿出180元。另外国际红十字会一次性拿出400元。”
班主任赵丽陶证实,假信是她写的,“校长叫我写信,我就写了”。
可是,记者有科洋公司提供的陈立芳“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卡”,卡号是512000100069。
说谎的雷小琴
当记者找到桃花乡十三村小的雷小琴时,四年级时丧母的她眨着美丽的眼睛说:“希望工程钱是10月份到的。”
当记者拿出那封可疑的来信时,雷小琴看了一眼,马上说:“是我写的。”记者请女孩再想想,雷小琴紧咬着嘴唇,仍然说:“是我写的。”记者当即读了一段,请她默写,发现笔迹全部不对。
“雷小琴,这信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笔直地站在阳光下,雷小琴痛苦地看看老师,眼珠在眼眶中打转,咬着嘴说:“不是我写的。”
“为什么要说自己写的?”————沉默。“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沉默。“这封信以前看到过吗?”“没有。”
当问起随后被请来的爷爷雷文友时,年迈的老人家非常流利地说:“去年7月、12月、(今年)6月拿到的现钱。”边上一位不知内情的新来老师急了:“您是不是10月份拿到的?”老人家不管他催问,坚持回答:“7月,12月,6月。”最后终于别不过那位不识相的老师,承认10月份拿了150元。
记者又在半个小时之后赶到桃花乡中心校,老师王能戒承认,是他从唐纯旭手中亲手拿了150元交给老人家,并交出了领条。但他又说是9月份,不是10月份,把资助时间提前到了2000年初。
经过400公里的调查,记者终于查清:在唐纯旭发出7封假信时,这7个孩子全部没有收到希望工程救助。
记者在一一走访中发现,唐在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电话查询时,他甚至要求辅导员连夜写假信,第二天就交上来;而科洋公司10月2日到宣汉来调查后,10月4日唐就拿出现金,开始发钱;他第一次出示给本报记者的5张证明,也是在科洋调查之后急急忙忙补造的。
唐纯旭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3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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