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小长假，惹得一干红男绿女说要组团香港，去看《3D肉蒲团》，要的就是体验坐在床边看肉搏的感觉。不巧的是,在《3D肉蒲团》上映前的几个月，香港最后一间三级片影院因为难以为继，关门谢客，新人欢呼似乎成了旧人的挽歌。
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时候，看着曾经风光无二的佳人如今零落如斯境地，难免令人唏嘘，港人们开始在网上悼念，和他们一样，一群70后的老男人只能在网上重温那些风花雪月的片段。三级片和录像厅，已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符号。在最后的三级影院——官涌电影院放映最后一场电影里，一颗颗年华老去的白头，如同倒栽的葱头，须发俱白，坐在电影院里，集体怀念曾经的青葱岁月。
从照片上看， 香港最后一间三级影院墙皮剥落，座椅泛着油光，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令人想起了1990年代的县城的录像厅。记忆似乎如同录像厅门帘一样被打开，伴着里面那股烟味汗味和常年不开门窗的霉味混杂在一起，扑面而来。 “三级片”如像一小撮葱花，如果没有这小撮葱花，这群老男人在曾经荷尔蒙无处盛开的岁月，则如同一碗不放葱花的清汤，寡淡无味。
前些日子，一个老葱头——高中老友牛哥，说起当年如何逃票时，话语间充盈着少年般的欢乐和恶作剧的快感。回忆起当年逃票的经历，这根葱头的快乐是如此的真实。
1990年代的县城街头，发廊里玻璃门上的叶玉卿半裸，双手环抱，斜视着街头来来往往的行人，某个阳光的午后，偶尔有一个焦躁的少年会闯进她的眼帘，他一本正经在发廊周边来回走动，眼睛却如做贼般禁不住却在望玻璃门上瞟，叶大姐的胸器如同诱人犯罪的凶器，让少年犯罪的欲望如爆米花般地膨胀起来。
离发廊的几百米录像厅的黑板上，写今晚的片名，偶尔也有卿姐的名字。黑板写着，每场两元，当然如果你连看两场，三块。第一场：香港警匪片，第二场：艳情片，第三场依旧是艳情片，第四场又回到了警匪片。1990年南方的这个小县城黄金地段里，至少集中了5家规模以上录像厅，为了竞争，有些录像厅还开设了通宵场和情侣座，不过一般到了第四场人就寥寥无几了。
现在看来，当时三级片的票价不贵，但对于每个月仅有几块零花钱的学生们来说，这注定他们难以成为录像厅的常客。囊中羞涩而又管不住档中央，各种逃票的方法也就顺理成章地应运而生，荷尔蒙刺激之下，牛哥们迸发出了惊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从而成为一代山寨的先驱。
1990年代的大陆南端的某个小小县城的录像票与香港油麻地的惊人地相似，印刷粗糙，颜色无非有红绿蓝黄几种。
昏黄的灯光下，检票的人站在门口边，闲的时候漫不经心，人多的时候根本顾不过来。给老蒋们可乘之机。他们一张张收集各种颜色的票，一张张粘好。每次去看录像，牛哥们兜里总有一大把五颜六色，类似草纸的录像票。但在混水里不是每次都可以摸到鱼的，也有摸到蛇的时候——那就是被当场识破，这是一种可以想象的尴尬。
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粘票的，但粘票无疑需要耐心和一些技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收集到如此多的票，收集各种颜色和各家录像厅的票需要耐心和毅力。至于我不属于技术流，更不会有足够的耐性小心翼翼地把一张张残票粘好晾干，那不是我的风格。我逃票技术或为老蒋们技术流不屑，然而绝对有效，因为从未有被当场识破的经历，套用1990年代初最流行的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白猫，能逃票的都是好猫”。
当然这样的逃票要下些本钱，前提是必须要买一场的票。第一场开场二十分钟后，你可以买第二场的票，看完第二场后，会有人来清场查票，你要做的很简单，你要坐在边上，好让你迅速地起身，你要时时注视着清场人的举动，像狼盯住猎人一样，在查票的人离你还有两三排就的时候，这时你要果断站起来，你虽然在看一些咸湿电影，但是你的样子决不能猥琐，你要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往厕所的走去。你要在厕所边徘徊，你要装出膀胱充盈，偏偏厕所人很多的样子，尽管这时你可能在充血，尽管厕所里可能只有你一个人。你要像怀春少年站在你心仪的小姑娘窗口边一样，徘徊复徘徊，当然，你还要忍住几分钟尿骚味。
几分钟后，你昂首挺胸地回到大厅，让检票员看见你好像了买了3张票的样子。这时检票员已经检查完前排，你要做的只是像领导考察一样，看着那里有空位，坐下去，你记住，席无虚座是个夸张的形容词，即使生意最好的录像厅也不可能坐满。
到这里，恭喜你，逃票成功！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看到第四场，但通常第三场高潮戏结束后我就走人。
不是所有的秘密都可以分享的，即使是你最好的朋友。秘而不宣自有道理。你想想一帮学生摸样的人只在厕所边上徘徊，就是不进厕所，只要智力稍微正常检票员都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再再想，在厕所一群人站在厕所里，提着裤子似乎在拉尿，彼此对视心照不宣地嘿嘿傻笑，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的尴尬，而且最关键的是，座位是有限的。
但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老老实实呆在教室里上晚自习，装模作样把自己当成一个好学生的样子。晚自习结束后在回宿舍的路上，经过到围墙边时，经常听到“扑”的一声闷响，这种声音类似于鸡蛋跌落在坚硬的地面上，不用说，那是看录像夜归人跳墙的声音。
当电影《肖申克救赎》里的安迪一边念叨着“你知道，有些鸟儿永远是关不住的，因为他们的每一片羽毛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这句华丽丽的台词，一边从肖申克监狱的下水道里钻出来，带着一身臭烘烘奔向自由时，爬墙党们正在乐此不疲地从学校的高墙爬上跳下。他们不会想到“自由”、“光辉””这些高贵而富有诗意的字眼，他们只是迫切为自己的荷尔蒙找出口，在本能的驱动下，他们比肖申克更肖申克，他们像刚长出羽毛的鸟儿，心中忐忑从高墙上扑腾而下，有时候落地姿势不正确难免蛋疼。
“你知道，有些的鸟儿是关不住的，因为他们的每一片羽毛上都沾满了荷尔蒙的气息”。然而，自由是需要代价的，为荷尔蒙找出口也需要代价的。
校警李常常拿着他那部傻瓜相机而不是警棍在校园巡逻，爬墙党人的恐惶来自于校警李们。校警李，这个年过半百、长着半秃脑袋的男人见到三三两两的女生就上去，露出有些猥琐笑容说“喂，来一张。”当然这不是白来的，一张5毛，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最早的“五毛党”。校警李的顾客不仅仅只是怀春的少女，还有爬墙党。谁经常爬墙，校警李大概知道一清二楚的，但他没有当场抓现行，他不是傻瓜，因为看到其中的市场机会，于是他就买了一台傻瓜相机。爬墙党人如果不被五毛，估计不久后班主任就会找你谈话或者全校大会上被校长点名。所以他们常常帮衬校警李的生意。这样也好，要不连回忆都无所依托，因为除了毕业集体照之外，如今我想找一张高中时代照片都找不到，早知道如此，多帮衬校警李了，多来几张。
香港最后一间三级片影院关门了，《3D肉蒲团》上映了。为看肉搏，红男绿女们吵吵嚷嚷要从社会主义翻墙到资本主义。虽然同样是翻墙，当年技术活、体力活已经被x日游和签证所代替,那种做贼般快感同时也消失殆尽。
香港影评人汤祯兆不认为从此三级色情片会绝迹，“未来的三级片，一定会以华丽的包装重新杀入主流院线”。如今，籍着电影新技术，三级片咸鱼开始翻生。然而，当年录像厅已遍寻不着，当年的从墙头下跃下的鸟儿已经被驯化成了老公鸡，他们的羽翼如同荷尔蒙一样褪化了，他们带着孵化出来的小鸡，或栖于埘，或在墙根下刨食，偶有闲暇，跃到树上，呆呆望着高墙外四角的天空，回味着当年从高墙奋力飞下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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